如果利用他人著作並註明出處，例如標示原著作權人、著作名稱、出版社名稱、利用之部分等，是不是就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64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時，應明示其出處。所謂明示出處，意味著除了不具名的著作或著作人不明的情形外，利用他人著作者應以合理的方式標示著作人的姓名或名稱。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更作成函釋說明，合理使用的主張，除了必須符合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利用方式及範圍外，更必須要註明出處，才能主張合理使用，但並非任何情形只要註明出處即得主張合理使用。換言之，如果利用行為與著作權法條所規定的合理利用方式及範圍未符，已經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權，此時縱使有註明出處，也無法因此而免責，仍然必須負擔侵害著作權之相關民、刑事責任。（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99年1月7日電子郵件990107d號函、民國101年11月7日電子郵件1011107號函）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函釋，若要構成合理使用，應該要清楚地註明出處，但並不是只要註明出處就可以主張合理使用，仍然必須符合著作權法就合理使用所規定的相關要件，才有可能成功地主張合理使用。
依據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判斷是否成立合理使用時，雖應審酌一切情狀，但法條所列舉之四項考量因素，更為判斷的重要依據。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過往法院於判斷利用之目的及性質時，多半以商業營利目的與非商業營利的二分方式判斷，因此，單就本考量因素而言，若經判斷屬於商業營利目的時，將傾向得出不成立合理使用的結論。然而，後經最高法院強調利用目的之判斷，應該以「使用者的使用目的及性質是否對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文化發展有所助益」判斷之（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127號刑事判決），而逐漸影響法院認定之標準。
在是否對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文化發展有所助益的判斷標準下，縱使使用者的使用目的是為了營利，但只要對於文化發展的公益有所幫助，即仍可能導向正面並成立合理使用的評價。反之，縱使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並未獲有任何利益，但使用者的使用行為並未有利於其他更重要之利益時，此時較傾向認定不容許犧牲著作權人之利益去容許該使用行為，而傾向予以負面並不成立合理使用的評價。
二、著作之性質：
所謂著作之性質，是指被利用著作的性質而言，如果被利用的著作創作性越高，所獲得的保護也應該越高，反之，如果被利用的著作創作性越低，所獲得的保護也就越低。例如，一般而言，法院傾向認為美術著作較語文著作有更高的創作性，從而美術著作的利用較不容易成立合理使用，反之，語文著作的利用較容易成立合理使用。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本項考量因素是指應考量利用的質與量，例如倘若利用的是他人著作中的精華或核心部分，那麼成立合理使用的機會會較小。反之，如果利用的是他人著作中較為邊緣的部分，或利用的質量佔著作比例很少，那麼較容易成立合理使用。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最後，則考量行為人的使用行為對於現在市場的經濟損害如何，並應考量對市場未來的潛在市場影響如何。如果利用結果將會影響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者，例如雙方是屬於同一行業並具有競爭關係時，較難成立合理使用。反之，如果利用結果並不會影響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者，那麼成立合理使用的機會將會比較高。
看完了以上的說明，或許會因為越來越多抽象概念的出現，而有越看反而越不懂的問題，這是由於立法者在訂定合理使用及其各項考量因素的條文時，為了避免過度僵化而沒辦法應付多元、變化快速的各種利用方法，所以設計了大量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供法院於日後認定時能夠保有一定的解釋彈性，而避免萬事皆必須日後再透過冗長、繁複的立法程序重新立法。由於這樣的原因，致使合理利用在認定時會有一定的開放性及模糊空間，而須由司法機關調查個案情形認定之，難以作通案性的認定。也正因為如此，建議未來若有利用他人著作之可能時，仍請先行嘗試取得他人同意，不宜誤以合理使用為免死金牌，而貿然利用他人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