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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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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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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实，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_NEWLINE_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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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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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但把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元代王充耘（字与耕，吉水人，元统甲戌进士），“以《书经》登第，其用功甚深，此乃所作经义程式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_NEWLINE_例如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充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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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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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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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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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历代解经之作很多，科举考试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沈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而以《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四书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发，独出新论，毫无独立思考的余地。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门人的话，则必须模拟语意，即使是三桓、阳虎、荷蓧丈人、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也要设身处地，肖其口吻。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模拟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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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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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的字数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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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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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_NEWLINE_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_NEWLINE_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_NEWLINE_大部分与明代类似，但将八股中最后可以发挥己意的大结改为三、四句收束，不能发挥己意思，又叫收结或落下。_NEWLINE_字数在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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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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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四书》《五经》这一标准化的教科书，士大夫阶层容易形成一致价值观，共通的语言降低上下级官员间沟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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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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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也扼杀了读书人的自由意志。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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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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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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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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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杭州市高级中学在新版的语文教材中收录了王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及曾国藩《与诸弟书》三篇八股文并引发社会关于八股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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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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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1：近人蔡元培认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上两句，把题目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_NEWLINE_注解2：初场主要是以儒学典籍来测验士子对于经学义理的理解能力，并进而阐发微言大义，以“代圣人立言”；次场则以朝廷文告写作以及法令的裁判，来测验士子对于古今朝廷事务之了解，以及对于辞汇掌握之能力；第三场则以古今治道、学术之演变及其良莠，来测验士子对于历史事件的递嬗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杨慎即认为：“初场在通经而明礼，次场在通古而瞻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