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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 (文革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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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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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大量产生，最早于1966年7月出现在北京。当时已经被“打倒”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被关进设在北京郊区昌平县清华大学200号（即清华分校，当时所谓保密专业的代号）附近一个叫做“反修堡”的地方。与此同时，“牛棚”的雏形也在北京大学出现。它由“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擅自设立，被拘禁者动辄受到随意的辱骂、殴打、批斗。在1966年7月至9月期间，北大被监管劳动的“牛鬼蛇神”晚上还被允许回家、回宿舍；但是从9月27日开始，出现了全天候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地点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附近一个叫做“太平庄”的地方。北京大学前副校长郝斌在回忆历北大史系教授向达《我要有个三长两短》、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以及《老来忆“牛棚”》等文以及《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2013年，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中，对1966年至1968年太平庄“牛棚”里的反人道内幕作了详实的记录。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季羡林著有《牛棚杂忆》，该书记述的是1968年建于校园内的北大规模最大的“牛棚”里发生的种种恶行。。“牛棚”在1969年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及高校教师被下放后不复存在。“下放”与“牛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拘禁者包括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所谓有“问题”的人。“牛鬼”的认定（定义、判定、审批），多少带有随意性。它是一种对被打入另册者监督、专政、进行思想和劳动双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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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监狱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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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被管辖者、羁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强制限制权看，与监狱无异，带有准监狱性质。但它既不像监狱那样有成套的规章制度，牛棚相对地较松散(有时甚至可以说毫无规章可言)，却又比监狱对人的处置更随意、更残忍、更血腥：可随意连续“提审”，用尽体罚强令被羁押者按提审者的要求指证。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监狱的看管者不认识被监管者，也不负责审讯(即使是互相认识,狱监的看管者亦无权也不可擅自施行此程序)。这里的看管者认识被监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经常性的审讯针对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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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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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管理，批斗时随叫随到，也为了让拘禁者学习、检讨，改造思想，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圈到一个办公室、教室、仓库、寺庙，或废弃不用、狭小阴湿的暗房之类的公用建筑里，一天24小时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此。剥夺其自由支配非工作时间、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预的处置权。_NEWLINE_牛棚生活由劳动和侮辱、折磨（包括批斗、写检讨、接受带有既定结论的外调等）组成。上、下午都在工人安排、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搬砖、运沙、抬煤、大田农活等后勤）。同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连不断。检讨、思想汇报不是要让当事人过关，而是作为挑刺、寻找打击目标的突破口，稍有前后不一、措辞不当的表述都会成为撒谎、反攻倒算的口实，遭到严厉追究、拷打。在指定时间里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用别人罗织的罪名诅咒自己。强迫抄录、背毛语录，错一个字就要挨训斥、打耳光。连通信都要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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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牛棚的身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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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文革当中关过牛棚成为一种身份见证，说明被关者有学问、有资历、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受过迫害，一定是好人，因此有人把这种经历当成了一种可以向人夸耀、炫示的资本。_NEWLINE_其实被关进牛棚的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后者不是因为坏才被关进牛棚，而是进了牛棚以后，常常为了给自己换得一点较好的待遇而出卖别人。因此，牛棚里告密的事情时有发生。进了牛棚的人都受迫害，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之外还要承受告密者的进一步陷害，则是蹲牛棚者最难以容忍的事。_NEWLINE_剧作家陈白尘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详细记载过自己长达七年的“牛棚”生涯，即1966年9月11日被“‘解押’回京”至1973年“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前“半幽禁”的经历。日记原有11册，经整理出版（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题为《牛棚日记》。该书记叙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广狭义两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