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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貯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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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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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初期，甫设立不久的台湾总督府仍以平定全岛抗日势力为优先，并未积极建立台湾本岛金融市场；当时仅有大阪中立银行来台设立办事处，在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暂时代行日本国库业务。有鉴于此，1897年，日本政府公布《台湾银行法》，1899年9月正式设立台湾银行，首要任务是整顿台湾货币制度，在台湾总督府辖内具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地位，与日本中央银行并立，反映台湾之于大日本帝国的特殊处境。_NEWLINE_随着台湾日治初期第一种官方货币“台湾银行券”发行，台湾金融市场才有了可靠的交易媒介；加上1898年9月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大藏大臣松田正久以敕令发布第205号公告，宣布日本的《银行条例》、《贮蓄银行条例》及《银行合并法》在台适用，为民营银行创造法律空间，台湾民营银行才得以出现。1899年6月27日，荒井泰治、贺田金三郎、金子圭介、山下秀实等11位在台日籍资本家召开发起人会议，推动设立台湾贮蓄银行。同年11月12日，发起人召开成立大会，12月23日于台北地方法院完成法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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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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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贮蓄银行如其名称，系以经营存款业务为主的银行；客户可以选择用定期存款或活期存款方式，将资金存入银行账户收取利息。当时的台湾人对“银行”这种金融机构仍很陌生，台湾贮蓄银行提供利息的做法有助于降低戒心，鼓励民众储蓄。刚创立时的台湾贮蓄银行资本额为15万日圆，在日本、台湾同类型的银行中，排名位居前30%，可见其资本规模。_NEWLINE_考察台湾贮蓄银行的资本结构组成，1899年创立时，在3,000股的股份中，有超过2,000股由11位发起人持有，而且都是日本人。剩余股份则由一般大众认购，根据1899年11月25日的《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当时林本源、李春生、辜显荣、王庆忠、陈浴、李秉钧、陈志诚等重要的台湾商人、地主都有认购股份。至1912年银行合并时，板桥林家和李春生两位股东甚至也晋升为大股东之列，可见台湾籍资本家随着时间发展，日渐熟悉银行体系，而投入更多资金于银行业，促成台湾金融资本流动。_NEWLINE_1899年12月25日，台湾贮蓄银行正式开业，首日吸引249名客户存款，总额为9593.62日圆，超过该行成立时的实收资本额37,500日圆的四分之一。不过，该行开业后，台湾籍客户人数及存款总额发展缓慢，银行客户仍以日本人为主。当时主管台湾金融事务的台湾总督府财务局认为，原因出在日治初期的台湾人对银行体系认识有限，缺乏信任，大多数人仍宁可把钱藏在自家床底或埋进地下，而不愿把钱交给银行。_NEWLINE_虽然如此，在日本人客户（尤其是领有固定薪资的铁道部职工）的支持下，银行的业务规模仍日趋成长。1911年该行的存款总额接近90万日圆，虽因嘉义银行、彰化银行与台湾商工银行竞争，于台湾银行业的市占比例并不高，仍是台湾当时的主要银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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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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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贮蓄银行筹备时，股东对于日本人能否在台湾成功经营企业，仍抱有悲观态度；但在银行经营期间，台湾贮蓄银行每期结算都有数千日圆至2万多日圆的盈余，偶尔还会有8%至15%不等的年股息给股东分红，可说经营稳定。1901年9月《台湾日日新报》即报导该行有意增资至30万或50万日圆，以转型为普通银行，并兼营储蓄业务。不过，由于日俄战争爆发，该行客户大量提领存款以购买国库债券，导致银行存款总额减少，此一提议便暂时搁置。_NEWLINE_日俄战争结束后，银行存款逐渐回流，银行高层也再度推动“增资转型”。1910年，台湾贮蓄银行的几位大股东合资筹备“阿缑银行”，性质为普通银行。由于两家银行的董监事会成员极度雷同，阿缑银行可说是台湾贮蓄银行的延伸。其后，台湾贮蓄银行行长荒井泰治与阿缑银行发起人桑原伊十郎在东京商谈合并事宜。1910年3月，“阿缑银行”发起人将银行名称改为“台湾商工银行”，向台湾总督府申请设立；其2万股的股份中，有6,000股将由解散后的台湾贮蓄银行认购。对此，主管机关大藏省与台湾总督府均表示支持，“台湾商工银行”股票亦随之上涨，每股达到14.50日圆。_NEWLINE_1912年5月，台湾贮蓄银行与台湾商工银行达成合并协议，6月两家银行的股东会通过合并案，6月29日签订合并契约书，8月14日大藏省核备通过。至此，开业12年多的台湾贮蓄银行顺利完成“增资转型”，以“台湾商工银行”之名继续存在，也是今日的第一商业银行之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