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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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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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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的现代理解是一个新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尽管其他有关概念早已在许多文化中存在。“性骚扰”的术语被用在1973年玛丽·罗向（Rowe Mary）时任麻省理工学院主席和总管撰写了关于各种性别问题的报告《土星环》（Saturn's Rings）中。罗曾表示，她相信自己不是第一次用这个词，因为70年代初马萨诸塞州的妇女团体已讨论到性骚扰，但MIT可能是第一个讨论到该话题并制定相关政策和程序的大型组织（麻省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麻省理工当时也承认针对女性肤色和种族的骚扰，会造成种族和性方面的伤害。麻省主席表示，骚扰（和偏袒）跟大学的任务对立，没人能够容忍。_NEWLINE_在《我们的时代：一场革命的回忆录》（1999）一书中，记者苏珊·布朗米尔援引1975年认为他们创造了性骚扰一词的康奈尔活动家：“我们八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为创作为我们发声的海报的献言献策。我们想到了‘性恐吓’、‘性胁迫’、‘工作上的性剥削’等词。这些称谓似乎都不恰当。我们想要的东西，要涉猎微妙和非微妙持续性行为的整个范围。有人想到了‘骚扰’。‘性骚扰！’瞬间，我们同意了，就是它了。”_NEWLINE_这几位活动家，林·法利、苏珊·迈尔和Karen Sauvigne，组建了妇女工作协会，以及1976年由Freada Klein、Lynn Wehril和伊丽莎白·科恩-斯顿茨组建的反对性胁迫联盟，都是1970年代末期把性骚扰带到公众视线的先锋组织。_NEWLINE_尽管这个词还不是很多人知道，直至1990年代安妮塔·希尔目击并指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由于希尔1991年的作证，美国和加拿大的性骚扰案件数量增加58%，并在稳步攀升。_NEWLINE_总括来说，依照不少国家现行的立法，性骚扰的行为大约归纳为二种基本类型，一是“交换利益性骚扰”，另一为“敌意环境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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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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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构成性骚扰成立，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各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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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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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及“性骚扰防治法”三部不同法律中加以规范。受到性骚扰者可提起申诉，并依照申诉人身份、是否为工作中，分别适用不同处理机制，也依行为的状况最重可提起刑事告诉，及相关民事的求赔偿。_NEWLINE_交换式性骚扰是行为人要求对方以性利益作为工作、教育训练、机会或服务等有关的利益。敌意环境性骚扰则是行为人有贬抑对方人格尊严、使对方感到冒犯或不受其欢迎的环境、或是影响对方的活动或学习、工作等生活的进行。至于在其他场合的违反意愿的骚扰行为，也可能成立，但行为人若有触摸隐私部分将可能成立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之“性触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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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工作平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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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条：本法所称性骚扰，谓下列二款情形之一：_NEWLINE_一、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对其造成敌意性、胁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环境，致侵犯或干扰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或影响其工作表现。_NEWLINE_二、雇主对受雇者或求职者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作为劳务契约成立、存续、变更或分发、配置、报酬、考绩、升迁、降调、奖惩等之交换条件。_NEWLINE_前项性骚扰之认定，应就个案审酌事件发生之背景、工作环境、当事人之关系、行为人之言词、行为及相对人之认知等具体事实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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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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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第4款：性骚扰：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达性侵害之程度者：_NEWLINE_（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从事不受欢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致影响他人之人格尊严、学习、或工作之机会或表现者。_NEWLINE_（二）以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作为自己或他人获得、丧失或减损其学习或工作有关权益之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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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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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和侵犯可以在中学、大学和职场通过教育来进行预防。至少，联谊会针对男生的项目会产生“可持续性行为改变”。_NEWLINE_美国有很多男女生联谊会在成员下保证书的过程中采取措施预防欺辱行为（常常包括性骚扰）。很多希腊社团和全美大学都有反欺辱政策，对某些欺辱行为进行明确定义，并提供了预防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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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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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顾名思义，不需要也不能被容忍。然而，常常有大量有效途径冒犯和伤害到人们所克服的心理影响，遗留或是返回到社会，重新获得私人关系中的健康感情，就当他们受到外界关系的伤害，重获社会认可，恢复教育、工作等环境下集中注意力和制造力的能力时。这可能需要压力管理和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和朋友家人的支持等等。_NEWLINE_建议及时咨询法律和心理，自我治疗可能无法释放压力或消除创伤，轻率地报告给当局可能不会有预期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还会进一步伤害到受害者。有些民间团体，可提供性骚扰受害者相关支持资源，以协助被害人。例如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藉“咨询专线”服务，协助当事人厘清问题，对性骚扰涉及之法律、救济途径权益、事件带来之冲击，提供个别的因应讨论保障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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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反抗性骚扰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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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K.R.扬特做出一项研究，发现女矿工开发出三种主要对策处理工作中的性骚扰：“小姐”、“调情”和“假小子”。老年妇女工人是典型的“小姐”类，她们倾向于脱离男性，跟他们保持距离，使用脏话回避，避免出现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暗示的行为。她们也往往强调外表和身为女人的风度。“小姐”的后果是很少诱惑、挑逗和性骚扰，但他们会接受最少好评及工资最低的工作。_NEWLINE_年轻单身女性最为常见的是“调情”。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她们谎称自己成为性评论的目标时受宠若惊。为此，她们成了被视为“女性刻板印象的实施案例，尤其是缺乏权力，开发工作技能、建立身为矿工的社会和自我认同感的机会最少。_NEWLINE_“假小子”指比“调情”要大的单身女性。她们试图把自己从女性的刻板印象中分开，专注于煤矿工人的地位，试图变得“厚脸皮”。她们用幽默、回击、对自己的性谈论或是交换回应骚扰。因此，她们往往被视为违反了性双重标准的荡妇或性滥交妇女，被男性骚扰的机会愈演愈烈。目前尚未清楚假小子策略是否会导致更好或更坏的工作任务。_NEWLINE_该研究的结果可能是用于其他工作环境，包括工厂、餐厅、写字楼和大学。结论是，个人应对性骚扰策略不太起作用，可能会对职场带来无法预料的不良后果，甚至可能增加性骚扰的风险。不管妇女们如何应付性骚扰，似乎都处在进退两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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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害人的常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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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严重的性骚扰会对受害人构成心理影响，影响人际关系，更时常造成工作、学习上被刁难、处分、甚至失去工作、遭到报复因而引发严重身心及财产的损害，不少受害者因此有强烈阴影甚至会患上忧郁症等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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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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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如常用Facebook，表达个人政治观点时与人争吵。“修例风波”和“元朗暴力”争论期间，何君尧公开要求对方“自慰”。结果引起性骚扰和性别歧视争议，遭网友和媒体热论。何君尧删去部分言论，但未向女性道歉而否认指控，并称：“对曱甴是没有性骚扰的！”。之后，继续与他人政见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