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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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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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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深切出生于南投草屯。其生父母张狮、曾钳，因家贫于1908 年过继给草鞋墩（今草屯镇玉峰里）樟脑仕商张玉书做养子。1911 年入学私塾，由鹿港地方名儒洪月樵、施梅樵等授业。三年后入草鞋墩公学校，但因五年级时说台湾话受罚而发难，反被日籍教师殴打逐出校门。1917 年 8 月随父栎社诗友林献堂赴日读书，就读东京传通院砾川小学校、丰山中学等，期间转学东京府立化学工业学校，更一度返台，后于1922 年插班到基督教学校青山学院中学部三年级。在台湾及日本的求学经验，不断刺激其反日殖的自我民族认同，张深切在东京台人聚住的高砂寮结识台籍社运要角如彭华英、范本梁、林呈禄等，也因此受左翼民族主义之浪潮影响。_NEWLINE_1923 年 9 月，因关东大地震校舍严重损毁转赴中国上海，隔（1924）年就读新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国语师范学校（吴稚晖为创校校长）；同年加入上海台湾留学生许乃昌、蔡惠如等创立的“上海台湾青年会”，在“国耻纪念日”演讲会抵制台湾总督府“始政纪念”并揭露台湾民众的悲惨情状，又与谢雪红、蔡孝乾等在上海共同成立以台湾民主自治为诉求的“台湾自治协会”，1925 年 10 月与李春哮等筹组“草屯炎峰青年会”倡议三民主义。同年 11 月发表日文短篇小说《总灭》。_NEWLINE_1926 年 9 月 15 日，因上海经商失败转至广州，思想从主义转奉国家民族，誓为“孤独的野人”，加入张秀哲、郭德金、林文腾、李友邦等就读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地台籍留学生于同年12 月 16 日组成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委员；隔（1927）年 2 月 15 日，台湾学生联合会由张秀哲带队，参观黄埔军校的活动，随后 3 月 27 日秘密组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主张重建台独革命旗帜，以“弱小民族”联合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甫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法科政治系的张深切，同张秀哲、郭德金等与时任教授兼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往来，在其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文艺工作，更因被推选为青年团“宣传部部长”，故热衷参与政治文艺活动，创刊《台湾先锋》。_NEWLINE_1927 年 4 月国民党展开清党，同时间张深切为筹款回台，因涉入指导策划５ 月“台中一中学生罢课事件”（炊事件）被捕入狱 ，后虽无罪开释，但随后再以涉嫌“广东事件”被捕判刑两年，直到 1930 年才出狱。狱中期间大量阅读东西思想经典，再次自我批判对主义与国族之思想，著有《狱中记》。出狱后推展文化启蒙运动，以实践其“文艺大众化，须从演剧做起”的信念。1930 年 8 月与何集璧等人在台中兴业组合楼上举行“台湾演剧研究会”发会式，随后11月公演《论语博士》、《暗地》、《接木花》等剧但因过分社会写实而遭禁。1932年1月前往上海，3月赴孙文秘书山田纯三郎创办《江南正报》担任副刊编辑。次年返台进“东亚共荣协会”的《台中新报》（后改为《东亚新报》）任编辑。1934 年 5 月于台中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并担任委员长，发行《台湾文艺》。_NEWLINE_1938 到 1940 年间，张深切先赴东北，后往北平，在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统治下工作，与鲁迅弟周作人有来往。在北平期间曾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职兼训育主任，也在新民书院教授日语。1939 年 9 月创办《中国文艺》担任主编及发行人，后来则转到“新民印书馆”任事。1945 年曾遭日本特务拘捕随获释，战后曾协助滞留北京台籍军伕返台。1946 年携眷回台，9 月应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校长洪炎秋邀请出任教务主任。二二八事变，张深切遭指控协助谢雪红反抗国民政府，因而不得不逃到南投中竂山区藏匿半年，期间写下《我与我的思想》、《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话》等。一年后获平反，但此后长期遭到特务之跟监。虽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陈仪曾邀请担任《中央日报》或《台湾新生报》社长一职，但张深切却对公职已不再感兴趣，沈潜于中国古代哲学世界、文艺戏剧创作及著述活动。1951 年发表〈雾社樱花遍地红〉、随后1954 年《孔子哲学评论》一出版即因内容遭禁。_NEWLINE_1957 年投入影剧事业，与刘启光、林快青等人合组“艺林影业公司”。张深切编剧《人间与地狱》、《生死门》、《婚变》、《荔镜传》等，并拍摄自编自导台语片《邱罔舍》（同年9月21日首映），1962 年获颁第一届金马奖故事类特别奖。尽管获得肯定，但因投资失利耗去其大部分积蓄。1961 年在台中开“圣林咖啡厅”进而结识徐复观，后往返林业事务，又开“古典咖啡厅”，同年出版自传《里程碑》，又叫《黑色的太阳》共四册。1965 年 11 月 8 日因肺癌逝世。同年 12 月 31 日，《台湾风物》邀陈重光、洪炎秋、徐复观、陈逸松、王锦江等著文，出版“张深切纪念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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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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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深切一生辗转自变动的东亚，思想也不断随之变化，惟不变的是一“反”字。挚友洪炎秋题挽联“生来就带反骨，老跟恶势力争斗，死去长留正气，永供好朋友怀思”，可算是为其思想体系定调。总的而言，其思想体系可略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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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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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深切的文艺作品举凡小说、编剧、散论，从《鸭母》、《落阴》到《邱罔舍》等，可窥觅其左翼写实主义跟民族主义的拉扯，尤其是殖民社会中不同民族在阶级拉扯的表现。张深切主张“文艺大众化”路线，早先在《台湾新民报》即发表〈观台湾乡土文学战后的杂感〉，一方面认为台湾话文跟台湾乡土文学应分开讨论，就文学事业不可脱离社会现实、沦为空谈，另外一方面则是台湾话文的一致，尤其是词语跟腔调些微差异带来的影响。于《台湾文艺》发表〈台湾文艺的使命〉则主张：“我台湾文艺带有启蒙运动的特别使命，不仅要为发表咱们的意愿，同时也要有启导大众的义务，任重而道远”，而〈对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两篇力陈文学应灵活不落抽象、观念的教条，从自有的风土民情开展真实丰富的创作；于台中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则是激发各种文学的主张，对台湾新文学有所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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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的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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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文艺作品如〈总灭〉、〈二人の杀人犯〉等，张深切就展现了浓厚的道家思想关怀 ，也于《我与我的思想》自述“平素喜欢老庄学说”。晚期发表哲学研究著作《孔子哲学评论》即遭查禁，故《老子哲学研究》亦生前未能完成，仅能从《孔子哲学评论》中窥觅其思想体系。张深切将老子视为“实际、积极、革命”的辩证唯物论者─道家的自然论更接近社会科学的本体论─而非一般俗论误解为消极无为的虚无主义。反之，从中国哲学史的文献考证，张深切批判孔孟学说的“仁”、“中恕”、“中庸”等核心理念为唯人主义、唯心论，并以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将孔孟学说与道家思想进行比较，提出继汉儒独尊等偏废老庄思想的唯物自然观，使中国文明受孔孟学说影响而受制于人格权威的伦理观，无法提出现代政治与科学的超越性。《孔子哲学评论》一书表现出非传统中国学者的儒学论述，反而开展出以“台湾哲学史”观点就中国哲学研究的先驱地位 。然而，在当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拉扯下的时空背景，张深切并无法酝酿出成熟的思想体系，反而借由老庄思想开展出对抗权威的逃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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