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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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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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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中原王朝传统的体系中，存在与现代不同概念的天下观念。在古人眼里，中国(或中原)是天下的中心，可作为天下的象征。在这种观念里，历代中原王朝自认位于天下的中央，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外缘纳贡称臣的藩属；藩属之外，最外围与中原文化差异极大的部族则被称作蛮夷。中国一词有中央之国，主掌天下各方的意思。一个统治政权，只要能有效统治中原，就能处在天下共主的地位。这种界定与现在对主权界限的认知差异很大。_NEWLINE_周朝以前“国”是各部落盟的封号。，经过演变至周朝时则是成为卫戍王朝的诸侯国名称，在周朝的概念中，“中国”的含义不仅对天子所治理的地域称谓，也有中央之国，主掌天下各方的中心涵意。在先秦以前中国是天下共主所在的地域，随着历朝历代的不同，对中国这个名称的含义也会有所变化。_NEWLINE_自秦朝、汉朝大范围建立中央集权政权后，这种天下观仍延续下去，特别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统一中国后，虽然统治者不是汉族，但大部分时间这一区域都是在一个中央皇朝的主导之下，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一个历史因素。再者，中原王朝的政权易主时便产生朝代更替，新成立的朝代继承前朝正统，而每次朝代更替也都会更改国号， 国号是源自中原王朝所特有的文化，类似于古人的别名，别号，代表着现任统治者法定政权的官方名称，同时也是为了彰显君主的功绩和德行，与西方国号的概念并不尽相同，因此各朝代国号的确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直接以“中国”为国号，“中国”一词并不是用来指称一个政权，而是以各正统王朝为中国代表，绵延时间的政治空间名称。如明朝时明太祖、万历于日本官方文件中自称“中国”。清朝康熙帝在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也以“中国”作为对外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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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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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所见的商代甲骨卜辞，有“中商”而未见有“中国”一词。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并营建东都成周的史实，其涉及“中国”部分铭文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这篇铭文把“中国”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_NEWLINE_在周朝并没有现代的国家概念，而是天下概念，周王以宗室分封各诸侯国做为屏障周王室的藩离，对于周边诸侯国以宗法制与五种等级来服从中央，这种控制越到外围控制力越弱，而至于蛮夷。在天下概念之内，周王室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域，便是中国，同时也代表中原政治文化的中心。。_NEWLINE_在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中也有提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指当时周朝统治下的全国而言。“中国”的含义仅是周朝人民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自中心向外辐射，而四周的部落则分别被他们称为蛮、夷、戎、狄。天子居于中央，所在乃是天下共主所在之处。在周朝长期的封建制度演变下，中国一词成为主掌天下各方的中心意思。《周礼‧司徒》有这种说法：“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又比如《礼记‧王制》写“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文中“中国”是包含所有华夏诸侯，可知“中国”一词最先是一个表示地理意义的词汇（中原与“四方”相对），逐渐变成了文化、政治上的核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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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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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影响力式微，（吴、越、楚三国春秋时代已称王）各诸侯国开始自称都城为“中国”。其中“国”就是各诸侯的封地，国字在上古时代为经过王者所分封各部族联盟所管理的部族土地。直至周朝有两种含义，一是以封建制度下分封制所封的诸侯之地（或称“诸侯国”、“封国”或“王国”），一是指都邑。三代时只有共主可以树立"中"的大旗，代表是中原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作为京师的含义渐渐不用，而作为全国的含义却通行起来。中国的意义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逐渐阔大，_NEWLINE_到战国时期周室衰败，强大诸侯国纷纷僭越称王，自称为“中国”，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取代周天子政治核心的地位。如《孟子》记载了一次齐王的谈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此“中国”为都城之意。“我欲中国”的意思，是齐王打算邀孟子“居国之中”。_NEWLINE_《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描述“中国”为：“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这时间中国也代表中原文化、政治上的核心。。在战国时代至秦汉统一前“中国”成为代表所有诸夏领域的称呼。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夷狄部族和中原部族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也逐渐阔大，后来形成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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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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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中国成为统治王朝的泛称。汉朝时则将其统治的九州地区皆称为“中国”，将治下所统治的子民称为中国人。以“中国”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或相对描述异地民族，如描述安息人为：“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描述新罗人为：“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这种以“中国”并列于世界诸国一员，表示相对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如《隋书第三十六卷》记述：“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唐代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_NEWLINE_汉朝以后，汉族地区以外的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两方均有非我族类的意思。_NEWLINE_“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这里的中国一词，与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北宋对海外也自称中国，如召见日本僧奝然，与丞相谈到有关日本国君万世一系的感叹，而日本僧人奝然用隶书给宋太宗的文章中以中国称呼宋朝：“（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四时寒暑，大类中国。宋代则视五代十国是分裂的中国，并且极力主张自身的正统性。如北宋著名学者“石介”撰写专以“中国”为题的著名政治论文《中国论》，该著作对中华文化、道统和时政进行论述。_NEWLINE_五胡乱华，晋室偏安江南，晋人仍称中原为中国，“江左地促，不如中国。”，“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时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谟独谓不然”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汉地北部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虽是沙陀族建立的，但当时沙陀族已与汉族无异，被视为汉族，后唐也被称为“汉国”，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族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但“十国之封爵、朝贡，不如夷狄，则无以书之。书如夷狄，则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十国放在世家，而契丹、奚、吐谷浑、达靼、党项、突厥等外族则放在附录方面，此处欧阳修所说的中国是指“五代之君”，另外在《旧五代史》中，汉地南部的汉族政权是放在世袭列传及僭伪列传，而契丹、回鹘、高丽各民族国家则放在外国列传。_NEWLINE_南宋时，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区，《宋史·儒林六》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而非指占据中原的金国）。韩愈认为中国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而用了夷礼的中国诸侯再返用中国礼仪“则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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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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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皇帝忽必烈称大元为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政权，各元朝统治者亦以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者以及“中国”、“区夏”和“华夏”自居：_NEWLINE_“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_NEWLINE_“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 华夏一统。”_NEWLINE_“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_NEWLINE_忽必烈在接见日本平民塔二郎、弥二郎厚赐匹帛，以中国自称：“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宋濂于讨元檄文中描述元末，以中国之民广称元朝所统治子民：“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_NEWLINE_日本史学家杉山正明说：“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民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他指出，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朝、唐朝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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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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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于官方文件中也以"中国"自称，如明太祖赐日本国书中有：“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明朝万历皇帝给丰臣秀吉的诏书中称：“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 : 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宝 : 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 : 熙皡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与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先后有随行人员写了出国见闻录，如马欢与瀛涯胜览描述中，对外也多自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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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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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朝前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约三千年以上的使用历史，作为一种地域（指中原地区）或朝代正统的标志，“外国”对等并称。但从不曾将“中国”两字作为政权的直接名称。自清军入主中原以来，统治者皆强调以“中国”自称。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中，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与“俄罗斯”相对。晚清时候清廷在与外国交际往来或签定条约时，“中国”一词的使用非常普遍。许多官方正式文书上亦将“大清”与“中国”混合使用。_NEWLINE_康熙帝为了测绘中国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属于“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且将满洲地区称之为“中国地方”的“东北一带”，当中的“中国”亦包含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_NEWLINE_“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_NEWLINE_康熙十三年，由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在乾隆朝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里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为其全部统治区域。康熙朝晚年，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_NEWLINE_雍正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书中批驳华夷之辨思想，指出满洲人就是中国人，不应有华夷之分_NEWLINE_乾隆帝则明令：_NEWLINE_“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_NEWLINE_1767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第二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上同样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幅图的“图说”部分经学者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后于1799年公开出版。_NEWLINE_1869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著作《中国与中国人》中，有清楚描述到中国人讲起自己的国名，最常用的是“中国”，发音是“Chung-Kwoh”；时至清末，不只在日常习惯上，在官方颁布的重大条例，法规等，以“中国”为现代正式国家名称的用法不仅相当普及而且正式，如在清朝法律明文规定，凡涉及中外国际交涉部分，称本国为“中国”，并本国人为“中国人”、“中国人民”等条文。又如教育法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有诸多使用：_NEWLINE_“…外府师范学堂，则只可聘在中国学成之师范生为教员。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在中国今日情形，亦为最要，并宜接续速办。…至学堂内讲习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于中国有益者采之，于中国不相宜者置之，此乃博学无方，因时制宜之道。……” _NEWLINE_1909年，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清朝颁布中国第一部成文国籍法，明确地以现代法律形式自称为“中国”，首次在法律上赋予了现代国籍法的意义。_NEWLINE_中国大陆学者黄兴涛及新清史学派学者、东亚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清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现代“中国”的概念，正是来自于清朝所塑造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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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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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从帝制转型为一个共和制主权国家，“中国”这一称谓具有了现代法律上的意义，并为中华民国的通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在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中，“中国”逐渐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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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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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上，中华、华夏、（诸）华、（诸）夏、中夏、区夏、方夏、函夏、海内、禹域、禹迹、禹甸、九州、九牧、九区、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赤县神州（或者赤县、神州）等都是指“中国”。最初指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随华夏族以及之后的汉族活动地区的扩大，以及民族融合的加深，对其统治地区一概称之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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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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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时期，“华”和“夏”是两个氏族的名字。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汉族的始祖。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夏大禹治水有功，继位于舜当了中原各部落之共主，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_NEWLINE_夏朝在上古为中央大国。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族人，称为华人、夏人，通称为诸华、诸夏。周人自称为夏人后裔，因而把分封的诸侯也称为“夏”（即有夏）。原商朝朝歌地区则称为“东夏”。这样由夏商周三个古代部族加上入居中原的其他部族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共同体的雏形，称为“夏”。《说文》将此“夏人”解释为“中国之人”，“华夏”即为中国的代名词。_NEWLINE_目前中国可信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伪孔传将其解释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中国人的服饰很美，故作“华”。_NEWLINE__NEWLINE_按周朝的定义，“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可见先秦时期的华夏主要是指周朝的“王母弟甥舅”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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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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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作为地域概念的时候，等同于中国，是“中国”与“华夏”两词结合而成，最早始于魏晋时期，亦称“中夏”。虽然目前“中华”一词早已演化为对中国文化、地理、民族、饮食等方面的泛称，但直到20世纪中国才开始出现该词汇的现代意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正式将“中华”纳入国名，英文表述为Republic of China；而后出现的中华帝国及中华共和国等政权亦采用了类似的命名方法。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把“中华”纳入到了国家名称之中。_NEWLINE_古代汉族最初多建都于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其位居四方之中，文化美盛，故称其地为“中华”。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辖地，皆称为“中华”。 《晋书》 桓温请还都洛阳疏：“彊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_NEWLINE_在日本，常以“中华”表示源自中国，例如中华料理、中华民族。_NEWLINE_以华人为主的台湾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合称为大中华地区，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属于华人较多且曾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有时也被认为是大中华地区。许多商业机构和跨国企业都采用“大中华地区”或“大中华区”一词于自身的商务运作当中，而以此为名所设立的公司业务部门则主要负责处理台湾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两岸三地之间业务来往的管理事项，偶尔也兼有负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新马”（旧称“星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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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赤县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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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或“赤县神州”是汉族先民自古以来对古代中国的泛称。这个称呼最早出自战国时的邹衍。后逐渐简化为“赤县”或“神州”来称呼中国。_NEWLINE_先秦时期的楚国也存在有九州的概念。_NEWLINE_在汉族的神话及道教里，相传上古时，炎帝以火德王，炎帝统辖的土地叫赤县；黄帝以土德王，黄帝统辖的土地叫神州。黄帝打败了炎帝后，统一起来就称作“赤县神州”。《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史臣曰：“禹画九州，周分六服，断长补短，止方七千，国赋之所均，王教之所备，此谓华夏者也。”《古今通论》：“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羹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混元圣纪》：“昔在神州，以神仙之道教化天下，上自三皇，次及五帝，修之皆得神仙”；《太清金液神丹经》：“但古圣人以中国神州，以九州配八卦，上当辰极，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耳”。_NEWLINE_神州俗称“神州大地”。中土为神州，黄帝为中央天神。黄帝以土德王，相传黄帝统辖的土地称为神州，赤帝统辖的土地称为赤县，赤县和神州合称“神州赤县”或“赤县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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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和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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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最初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普天之下惟一的地方，因此称“天下”，后逐渐演变成对中国的别称，政权的更替也称之为“得天下”或“失天下”。这一称呼也意味着中国的皇帝在传统上是整个世界的领袖，而非简单的一国之君。与“天下”并称的是“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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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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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的用意与天下相似，常用于表示维护或者更替政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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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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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中国人认为自己地处东南西北四方的中央，故称“中土”，有时地处中原的王朝也称“中朝”。_NEWLINE_与“天下”并称的是“四海”，用以表示帝王所能统治的最大限度范围；其他相同含义的词还有“海内”和“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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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文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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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一词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国地区，不一定特指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_NEWLINE_有一种流传较广观点认为“China”是来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国古代瓷器的主要产地之一。但事实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个东方国家，用“china”来指代瓷器则是晚近的用法。_NEWLINE_据考证，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梵文文献中，对中国的称呼是“Shina”或“Cīna”，汉语翻译为支那、脂那、至那等；另外也可以叫做“Cīna-sthāna”、“Cīna-rattha”，汉语翻译为震旦、真丹、真旦、振旦等，或有Mahā-cīna-sthāna，汉译为摩诃震旦。唐玄奘等僧侣赴印度取经时，就曾将古印度对中国的呼称“Mahachinasthana”音译成了“摩诃脂那国”、“摩诃至那国”、“摩诃震旦”等。梵文“Mahachinasthana”中的“Maha”乃“大”的意思；“sthana”读作“斯坦”，乃“国境”的意思；“china”则为“秦”的语音。因此“Mahachinasthana”的意译应为“大秦国”。根据后汉书记载，大秦是汉朝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当时汉朝使节到的应是罗马帝国的埃及行省。_NEWLINE_欧洲各种语言对中国的称呼，主要有以中文“秦”音为基础的China体系，和以中文“契丹”音为基础的Китай（Kita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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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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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语中，原来很少称中国为“中国”而直呼各朝国名，如大唐或混用中华、中国、天朝等称呼。根据日本学者考证，除了以历代王朝的国号来称呼中原王朝，早年的日本古籍中曾重复出现“日本与中国”的记载，并清楚明白地将日本与中国并列成相对的两者。 直到江戸时代中国一词在日本仍是一字多用。    有如北宋时，日本僧人奝然以隶书与 宋太宗对答时以中国称宋朝。 有如明朝政府于日本官方文件中有如明太祖赐日本国书，明神宗予丰臣秀吉的诏书也以"中国"自称。_NEWLINE_另外，从10世纪开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阳、山阴地区也叫做“中国地方”，当时日本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有如日本在回应于明太祖的国书中曾多次提及“中华”的称呼。 怀良亲王回应明太祖的国书中“天朝”称呼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由于西化影响，渐渐出现借用佛教经典中的称呼“支那（Sina）”来指称中国。这种称呼到了清代晚期逐渐带有贬义。二战后日本停止将“支那”一词称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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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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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古有些文化优秀的民族，每视其本国为世界之中心，故自称“中国”，对他国则称“边国”。在印度，Madhya-deśa音译是末睇提舍，意译即中国，原本是指位于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此地即是婆罗门文明之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区建立其坚固之基础，又称为婆罗门国、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时代，中国则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区为行化重心，当时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为印度新兴势力之中心，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之“旧中国”，故也称其为“新中国”。另据贤愚经卷七记载，“中国”又指罗悦祇、舍卫、王舍城等地，其数众多，不能具说。故在佛教与佛典中的“中国”，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国家与区域。于是而有中国难生，如来难遇等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