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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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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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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各朝各代的朝廷都有着长期对外交涉的传统，在与来华朝贡的使者交涉的过程中以及往来书信的读写过程中，有必要培训精通外文和汉文的翻译人才，兼用于接待来华使者并负责安排其在华的伙食住宿等问题。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在大都（今北京）设立了会同馆，负责口译。明朝洪武年间，在南京应天府的原南京公馆馆内设会同馆。永乐六年（1408年）在北京顺天府重设会同馆。正统六年（1441年）按照馆址位置分为南北二馆，南馆三所，北馆六所。而后该馆不断扩增，截至明朝成化五年（1469年）已有附属馆十八处，包括朝鲜馆（朝鲜语）、日本馆（日语）、琉球馆（琉球语）、安南馆（越南语）、真腊馆（高棉语）、暹罗馆（泰语）、占城馆（占语）、爪哇馆（爪哇语）、苏门答喇馆（亚齐语）、满剌加馆（马来语）、达达馆（蒙古语）、回回馆（波斯语）、畏兀儿馆（察合台语）、西番馆（藏语）、河西馆（河西语）、缅甸馆（缅甸语）和云南百夷馆（云南傣语）。_NEWLINE_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在北京顺天府首设四夷馆，专门负责笔译，隶属翰林院，选取国子监生培训。下分八馆：鞑靼馆（蒙古语）、女直馆（女真语）、西番馆（藏语）、西天馆（梵语）、回回馆（波斯语）、高昌馆（察合台语）、百夷馆（傣语）、缅甸馆（缅甸语）。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泰沅语），万历七年（1579年）增设暹罗馆（泰语），共为四夷馆十馆。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人入关，将四夷馆更名为“四译馆”，百夷馆更名“百译馆”，因女真语早已演变为满语，且朝廷上的满族人多通晓蒙古语，所以撤销鞑靼馆和女直馆，剩下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译、缅甸、八百、暹罗八馆。乾隆十三年农历九月（1748年）乾隆皇帝在学习藏文的过程中审阅《西番译语》，下令合并会同馆、四译馆为“会同四译馆”，并按照收词量高且较全面的四译馆版《西番译语》，重新编纂各馆《译语》。会同四译馆下分西域馆、百译馆二馆，前者包括原西番、西天、回回、高昌四馆，后者包括原百译、缅甸、八百、暹罗四馆。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趁苏禄苏丹国使者来华，增设苏禄馆（苏禄语）。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增南掌馆（老挝语）。苏禄、南掌二馆隶属百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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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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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编纂的各种《华夷译语》记录了今中国境内以及周边国家，包括近代汉语在内的各种语言的14世纪至19世纪的词汇和语音，对于语言学和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珍贵的资料库。在语音方面，虽然《译语》和《杂字》在记录词汇语音方面使用了不科学的汉字拟音，但因其是官方用于正式对外交涉的书物，又是由精通夷汉双语的人才编写的，且在几百年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几经修改，其汉字拟音系统是有一定的科学规律的。在词汇学方面，譬如《高昌馆杂字》记录了明朝永乐时期，吐鲁番一带的察合台语（或讹称作“回鹘语”、“高昌语”）。察合台语是今日维吾尔语以及乌兹别克语的原语，而高昌馆所记录的语言当更接近今日的维吾尔语东部的吐鲁番方言。永乐年间的察合台语尚在使用回鹘文字书写，而不是被伊斯兰化后的阿拉伯文字。在记录的词汇中多见“僧人”、“寺庙”等佛教词汇，说明在永乐时期，吐鲁番一带尚未被伊斯兰化，或伊斯兰化程度较小。许多词语都与今日维吾尔语有所差别，如“天”译作“腾克力”（ᠲᠡᠨᠭᠷᠢ），即其原蒙古语借词，而不是后来使用的被伊斯兰化后的波斯语借词“阿思曼”（اسمان‎）。_NEWLINE_各种《译语》、《杂字》所记载的语言，因时间的推移，使得其中的语言不易当今学者分辨，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会尝试到当地进行田野考察，作语言对比，往往则可确定《译语》中所记录的语言或方言。目前中外各地所藏《华夷译语》百余本，包括故宫藏本在内的许多藏本尚未被整理研究，此外可能还有一些私人搜藏的各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