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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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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罪是历史上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中曾使用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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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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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法律中以“反革命”为名或与之有关的法规，以刑事法规为大宗；刑罚中的“反革命”相当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内乱罪”，或所谓的“叛国”、或今日的“间谍”、“泄漏国家机密”。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联席会议”）第22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它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速记录清楚显示，《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完全是为审判北洋湖北督军陈嘉谟和武昌守将刘玉春而制订。1927年2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六时半起床，静坐，批阅，会客。下午看书，会客。汉口联席会定反革命罪各则，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除CP以外，无一非反革命，必欲使我党党员各个击破殆尽。所恨者，本党党员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罪恶比敌尤甚也。”1927年2月19日，蒋中正在南昌的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 _NEWLINE_1928年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反革命罪做了更细致的规定，然而各款内容大体延续。刘恒妏在论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反革命案件”审理程序中，特别采行了陪审制度，而此“党员陪审制”，限定“25岁以上的中国国民党员”具有陪审员资格，仰赖党员对党的忠诚与对党义的认知，去定义反革命。中国国民党方面虽然在1931年初废止相关法令，而代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然而，刑事法规中的“反革命”刑罚仍旧存在，并且，由于“危害民国”与“反革命”法规上的延续以及审判案例的便利考量，《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行后，《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司法上照旧有效，虽废犹存。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个做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4月8日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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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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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2月2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反革命罪是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1950年代初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捕了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人。根据《争鸣》杂志引述“内部调查”结果，文革期间“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_NEWLINE_1979年7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规定在分则第一章，并在第90条为反革命罪规定了如下的定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后来，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已不符合国情；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了该罪名，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革命、造反罪）取而代之。而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8条，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2016年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称1983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仍有“反革命”字样，已不符合现时国情，建议删除。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删除了与反革命有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