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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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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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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_NEWLINE_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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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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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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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求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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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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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农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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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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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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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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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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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可分作左右二派。其中学者为聂豹、邹守益，是为江右学派，传至黄宗羲、刘宗周，是为右派。左派者可分又浙中学派、泰州学派，泰州学派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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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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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聂豹、邹守益、徐阶、张居正、黄宗羲、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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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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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钱德洪、王畿、唐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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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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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王艮、李贽、何心隐、颜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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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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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汉字为“陽明学”，平假名形式为“ようめいがく”。_NEWLINE_阳明学自明朝中后期传入日本（据称时87岁高龄的日本高僧会庵为首个传播者），当时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后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并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著名学者如有“近江圣人”之称的中江藤树（一般认为是日本阳明学的鼻祖）。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东渡日本，进一步传播了阳明学。_NEWLINE_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有著名之阳明学者三轮执斋，著有《标注传习录》（卷上、中、下及附录，共四册） 。幕末时期有佐藤一斋，著有《传习录栏外书》 。_NEWLINE_阳明学对近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影响很大。_NEWLINE_阳明学于明治维新时期成为日本的显学，对明治维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很多著名政治人物，兵学者均是阳明学追随者，著名的如日本“武圣”东乡平八郎，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倒幕魁首”西乡隆盛，其他的倒幕健将如：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河井継之助、佐久间象山等等。_NEWLINE_此外，日本二战后的领军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_NEWLINE_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著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详述阳明学从江户到明治时期的传承。此外，学者高瀬武次郎著有《日本之阳明学》，列出从江户到明治时期的31位日本阳明学者的生平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