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能否吊打同时期的中亚述和加喜特巴比伦？
我直接上结论吧: 亚述打不过殷商和西周，而且差距很大。在商周猛男面前，被西方人吹捧武德的亚述帝国就像兔宝宝一样人畜无害。 原因很简单，首先这里套用公知们常说的一句话:亚述帝国体制有问题。 华夏的军事体系和动员体系胜过中东，几千年都如此。 那些吹捧亚述武德的言论听起来仿佛一本正经:亚述铁的运用比华夏早，青铜如何能与铁打？ 然而这个理由其实非常的无厘头。因为初中化学就足以告诉我们:铁单质是软的。铁这东西碳多了脆碳少了软，不解决控碳问题你光有铁顶个锤子用？ （实际上赫梯人早已搞出切菜都切不动的早期冶铁业，结果还被山地蛮子卡什卡人两次打到接近灭国——铁列平改革之前和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继位之前，最后还是被卡什卡人灭了。真以为冶铁技术上来之前铁比青铜有啥优势不成？） 随便举个例子吧，西周时期车战中步兵和战车是分别配置的。就每乘战车言，配备有甲士十名。《孟子·尽心》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吕氏春秋·简选》亦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记载的就是每乘的甲士数。每乘十名甲士，故三百乘，有甲士三千人，战车五乘组成一队，二十五乘为正偏，一百乘为一师。另外有两倍于车兵的徒卒独立编组，一般在车战中协同战车作战。 周朝一辆战车配10个甲士，甲士就是全副盔甲的重步兵猛男。 反观亚述帝国，在萨尔贡二世时期，弓箭手被分为两大类：轻装弓手和重装弓手，重装弓手又有次重装弓箭手和超重装弓箭手之分。地位最低的轻装弓手没有头盔，除了挂箭筒的横带外，整个上半身都裸露在外，仅着紧身短裤；次重装弓箭手则身着盔甲，下身穿长达膝部的饰以边穗的紧身裙，射箭时有随从在旁掩护，地位相对较高；而地位最高的超重装弓箭手则身穿长袍，长袍外罩着盔甲，且有多名随从保护他免遭攻击：一名随从携带柳条盾，并将其立在队伍之前；一名随从则举圆盾保护弓箭手头部；第三名随从除了携带箭矢外，还手举短矛保卫弓箭手不受袭击。可见，重装弓箭手被视作最重要的步兵，其作用在围攻要塞时更为突出。 亚述人由于文化比较发达，他们的武士都懂早期的哲学，甚至懂诗歌，而且轻视步兵，只愿意当战车兵或者骑兵。 结果就是一个亚述战车会配10个孱弱的贫农弓兵。 如果真打起来的话，以数万计的全副头盔铠甲的西周猛男直接就把亚述那群只会射箭的弓箭手淹没了。 秦朝的军功爵制其实源头就是西周早期的国人制度。没有大地主，文化也不发达，但是富农特别多。君主可以轻易拉出几万全副武装的甲士。可以说未来秦汉的大一统并不是以春秋战国，而是以自上古以来长达2000年的军国主义为基础的。 其实中东古文明遗存下来的金属武备比东亚要少得多，之所以复原做得不错是依赖于大量的碑刻、塑像。这就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重视文化的结果了，相比之下军国主义的夏（这里且把二里头文明视作夏朝）商没有留下大量碑刻自吹自擂，只有少量的甲骨文记载，就很吃亏。那些鼓吹亚述武德的媚洋者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米诺斯文明就有了青铜皮革复合盔，但到1000多年后的新亚述时代（已经是春秋初年了），亚述人的头盔仍然以亚麻盔、皮盔为主。没有军国主义的加持，军事技术的普及之慢令人难以想象。 实际上，比轩辕黄帝更早的良渚更加重视文化，其玉器比埃及人、巴比伦人的石器精美多了，而且哲学、神学和历法都很发达……emmm，结果是因为过于重视文化，被一堆蛮族部落干烂了，华夏文明的核心从长江流域转移到黄河流域，随后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华夏文明就坚定地走军国主义路子了。 文：数学老师 当富丽堂皇的良渚帝国在北方民族迁徙的冲击下轰然崩溃之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们接过了华夏文明传承的指挥棒，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军国主义道路。陶寺文明很可能是试图对良渚帝国的文化遗存进行文艺复兴，结果也因陷入安逸，军备废弛，阶级矛盾加剧而轰然崩溃灭亡，只留下尧舜礼仪的模糊历史记忆。 上古黄河流域的土壤肥沃程度，实在无法与尼罗河流域或者两河流域相比。对于农业技术尚非常原始的华夏粟作先民而言，生存实在是太艰难了。他们被迫封存从良渚人处获得的文化储备以待后世发掘，从黑暗时代开始磨炼自己的武备和战争技艺，实在没有余力去从事太多有关文化的研究。 因此，如果赫梯、亚述这两个两河流域被称作军国主义奉行者的民族能够眼见夏人（二里头）、商人或早期周人“捐褐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语出《资治通鉴》对秦人的描述，秦人是商族后裔，其制度则受周影响）的屠戮场面，必然会以文明人的身份感叹他们从未见过有蛮族如此凶残、嗜血却又纪律严明。 亚述人与商人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其实难以武断地评价其高下（公元前2300年诞生的阿卡德萨尔贡一世青铜头像技艺也很精湛，由于东地中海世界文化与技术的高效传承性，我们并不能认为亚述人的青铜铸造技术倒退了），但个人认为商人的技艺占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是源于常年的军国主义带来的金属崇拜。而中东人的雕塑技艺则更多体现在铭刻神明与先王功业的石雕，这是由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像延续下来的石器崇拜传统（西方在石雕技艺上也确实长期优于东方，古代中东更是留下了大量石质碑刻自吹自擂，在记载上对同期东亚形成了巨大的优势）。 至于赫梯人连橄榄都未必能切开，可以被亚麻甲轻易抵挡的铁器更不值得吹嘘，学过初中化学的人都知道铁单质是柔软的，如果含碳量过高又会过脆而失去韧性，早期铁器的性能事实上是远不如青铜的。直到汉代，冶铁技术发生大发展，百炼钢和炒钢法普及，铁器才对青铜器占绝对优势。而在西方，哪怕是罗马帝国时代，由于优质铁料的产能不足，仍然在大量使用青铜铠甲。 商朝末期的贵族和祭祀阶层严重膨胀，对国家的组织效率形成很大威胁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论。不过，夏、商、周最武德充沛的时代，其大扩张依赖的并不是战技精湛的贵族武士，而是广大的国人阶层，拥有庞大的优质战士来源。这与赫梯、亚述为代表的依赖武士作为军国核心的中东帝国形成鲜明对比。 《孟子·滕文公》一篇对于商汤灭葛有着详细的描述。显然，当时务农的“匹夫匹妇”在商邦中有着不低的地位。按照周代的概念，这些人被称作国人，与西方的公民相类，能够影响国家的决策。如鲁国曹刿见鲁庄公，就是其一例。这样看来，古典时代的公民也并不是多么高大上的概念。 西周时期车战中步兵和战车是分别配置的。就每乘战车言，配备有甲士十名。《孟子·尽心》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吕氏春秋·简选》亦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记载的就是每乘的甲士数。每乘十名甲士，故三百乘，有甲士三千人，战车五乘组成一队，二十五乘为正偏，一百乘为一师。另外有两倍于车兵的徒卒独立编组，一般在车战中协同战车作战。 而这些甲士，来源就是作为国家根本的国人阶层。他们的地位比野人高，属于特权阶层，但并不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一般处于富农这一阶层。征战胜利之后，他们能够获得奴隶在内的战利品，因此对于邦国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同样，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共和国先后被汉尼拔歼灭了接近20万战士，罗马公民家庭几乎家家戴孝，仍能不断补充新血，就是依靠于前仆后继的公民兵。 夏朝、商朝都曾多次迁徙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在洛河流域发现的，而鸣条之战的发生地夏邑则位于山西西南部的汾河流域。商朝更是曾经八迁其都，著名的都城有商丘、殷、嚣（即二里岗）、朝歌（未正式建都，但确实是商末实际统治中心）等。 这证明夏王朝和商王朝虽然本质上仍然是邦国联盟（巴比伦、赫梯、亚述也是如此，仅有古埃及是例外），但对于疆域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能够在疆域内营建新都。 由于上古时代农业条件的限制，一个地区很容易在开垦后耗尽土壤肥力，因此迁徙就成为必然。在迁徙的过程中，贵族和大地主将失去他们的优势，君主则可以摆脱旧势力的束缚，重新构建强大的国人集团。这想必也是夏、商能够保持长期强盛的原因。（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朝的话，夏人群体里面连阶级分化程度都很低） 而赫梯和亚述都多次由于上层腐化而衰落，赫梯人长期困扰于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蛮族卡什卡人，最终也被卡什卡人攻陷都城哈图萨而灭亡。亚述人则曾被海民、阿拉米人和乌拉尔图人屡次击败，最后被降服了斯基泰蛮族的米底人（斯基泰人近亲）所灭。相比之下，商王朝对于北方诸方，东方的东夷，都保持了长达数百年的压迫力。 从著名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大帝时代的情况，以及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看，由原始公社而来的两河文明早期也拥有着数量可观的城邦公民群体，但由于两河流域优渥的条件导致土壤肥力能够长期保持，城邦轻易不需要迁徙，贵族阶级势力就快速膨胀，他们重视文化，热爱奢靡享受，促进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并影响到后来的希腊文明，但也导致作为邦国柱石的公民阶层解体而被贵族武士取代。 由新亚述著名君主萨尔贡二世时代对于弓箭手的重视来看，亚述人当时已经极其缺乏优秀的近战步兵，贵族武士都只愿意担任战车兵或者骑兵。因此，亚述君主们不得不组建弓兵小队这种非驴非马的战术单位，但他们面对舍生忘死的公民甲士无疑仍是不堪一击的。事实上，即便是装备简陋的乌拉尔图山民战士都曾经给予亚述人极大的困扰，而乌拉尔图山民的财力绝不是拥有大片土地和议政权的商周富农国人可比的。 事实上，即便是商朝主力东击东夷，牧野之战仍然是一场实力极为悬殊的战斗。《孟子》载“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史记》里面后面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这是司马迁画蛇添足加的，按周制一车配甲士10人，所以这里的“虎贲”就是甲士。即便算上弓手等辅助部队，算上盟军的周军兵力仍然很难超过万人。 但由于当时商王朝的国人阶层已经衰朽，不得不大量征募贫民乃至奴隶入伍，结果就是周国的国人军队击败了由少量商贵族武士作为核心的规模庞大的乌合之众。事实上，亚述人所谓所向无敌的军队，也无非是商朝晚期这种乌合之众的水平。史圈老混子 @关毛 想当然地认为商朝末期军事力量已经非常虚弱，这是想当然，末期商朝的实力仍然是周国的数十倍。 牧野之战属于一场斩首性质的突袭战争，此后商的残余势力仍然庞大无比。击杀纣王，接管了商王畿的资源之后，周武王马上调兵遣将，“遂征四方，凡灭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后来周成王时代，周公旦发动二次东征，讨伐商朝残余势力，又“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逸周书》）。 可见，由于商王朝城邦联盟的性质，周人突袭一举成功，控制了商朝中枢之后，凭借强悍的国人军队对于商疆域内的各邦国各个击破，这是实打实的蚂蚁吞噬巨象的战争，对于中东那些所谓的帝国如赫梯、亚述而言，都是无法想象的。 相比商王朝，周王朝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玉器和漆器的生产量大增，用器变得日益精美。以周礼周易为肇始，华夏文化步入了高速发展期。商末周初，太湖地区的先民将青铜技术和犁耕技术结合起来，发明了青铜犁，并且将它们传播到中原地区，显然，良渚文明的遗存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周文化的兴盛，也是良渚文化的文艺复兴。 由于农业的发展，周王朝得以形成像古埃及那样连绵成大片的人口聚居带，即所谓的西周“王畿千里”，相较商朝的城邦联盟形式，组织上更进一步。 周王朝凭借富饶的王畿，组建了宗周六师、成周八师，每师3000人，合计4.2万人，这是足以横扫同期任何中东帝国的力量。加上周人带着周礼殖民四方，以礼乐辅征伐，对周遭的人群进行同化，周王朝的疆域获得了远胜商人的增长速度。 《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就肯定了周礼的文化同化奠定了后世大一统的基础。相比商人纯粹以武力来维持疆域，邦国叛离是家常便饭，周人不再是纯粹的军国主义，而辅以文化，扩张就更有效率也更加稳定。 在各诸侯国，周人作为一等公民，原来的天下共主商族则作为二等公民拉拢重用，这种情况在各国的墓葬中都有体现。这种结构下，商人的力量被快速吸收到了周帝国的体制中，有利于周的对外征服。 然而，重视文化容易带来的耽于安逸也是毋庸讳言的。加上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周王朝不再需要像商人那样经常迁徙都城，国人阶层的财富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富有者成为贵族，穷困者作为国人的特权则名存实亡，天子所依赖的兵源体系逐渐崩溃，宗周六师、成周八师快速瓦解，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尚能维持国人阶层的诸侯国。事实上，西周被犬戎所灭之前，仍然拥有庞大的王畿，但王畿内部的土地兼并导致兵源匮乏才是其不堪一击的主因。 不过，周分封出的诸多诸侯国，正是周的军国主义精神的延续。秦的军功爵制，也极大受周制影响。郡县制的推行，解决了国人数量有限的问题，国人阶层与被征服邦国族群的矛盾不复存在。新时代的军国主义不再依托于国人这样的特权阶层，而是以法家制度把国家变成一架精密合缝的战争机器，秦汉军国主义在上古军国主义的肌体中蜕变而出。 —————————— 亚述帝国碾压西周军队？缺乏自耕农的弓手部队，如何抵抗国人甲士  从考古研究上看，亚述人确实有着很明确的兵种分工。他们比东方更早建立了成体系的骑兵部队，经过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改革，还建立了工兵和辎重兵队伍。他们也比周人更早开始使用铁器。由于亚述人喜欢用各种碑刻吹嘘其武功，他们的军事体系比较容易通过考古来研究。   ▲亚述浮雕上的骑兵 然而，我们如果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比起商周军队，亚述军队步兵的主体，竟然是弓箭手而非近战步兵！身着亚麻甲的重装弓箭手被视作亚述军队的精华。号称善战嗜血的亚述人，为何如此不重视近战呢？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储存的泥板图书 和很多人想象中的纯军国主义国家相反，亚述人实际上非常重视文化，亚述雄主亚述巴尼拔就兴建了著名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他曾说过：“我，亚述巴尼拔，受到纳布智慧神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我可以从它学到射、御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当然，由于受到古埃及影响，当时的西亚强国普遍重视文化，其贵族阶层热衷于哲学和神学的研究。由于中东各邦贵族、祭祀、大地主阶层绵延数千年的盘根错节的势力，亚述人在征服的时候虽然也曾有残酷的杀戮，但更多是采取安抚的手段，尊重当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这样一来，土地兼并问题就延续下来，帝国无法获得充足的自耕农兵源，而贵族们只愿意充当地位高的战车兵或骑兵（虽然由于优质马匹来源的限制等原因，所谓的亚述长矛骑兵后来面对斯基泰游牧骑兵不堪一击），不愿意充当步兵。   ▲亚述著名君主亚述巴尼拔 贵族的奢靡享乐占用了帝国大部分的资源，限制了帝国冶铁和青铜产业的规模，因此即便弓兵是亚述帝国步兵的主体，他们仍大量使用石制、骨制的箭头，只有地位高的重装弓箭手能用上铜铁制的箭头。因为缺乏能够舍生忘死先登攻城的近战兵源，亚述人才更加重视攻城武器，他们在进攻要塞时经常让弓手站在攻城车上与敌人城头的弓箭手对射。   相比之下，西周军队又是怎么样的呢？其他方面且不论，我们来讨论作为国之柱石的重装步兵。西周时期车战中步兵和战车是分别配置的。就每乘战车言，配备有甲士十名。《孟子·尽心》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吕氏春秋·简选》亦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记载的就是每乘的甲士数。每乘十名甲士，故三百乘，有甲士三千人，战车五乘组成一队，二十五乘为正偏，一百乘为一师。另外有两倍于车兵的徒卒独立编组，一般在车战中协同战车作战。   ▲曹刿论战即国人发挥其议政权力的例子 显然，西周是有充足的甲士来辅助战车部队的，这就是来源于西周的国人阶层。他们类似古希腊的公民，地位比野人高，属于特权阶层，但不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一般处于富农阶层。通过战争，他们能够获得奴隶在内的战利品，因此对国家有很强的认同。   ▲有人将国人暴动视作贵族政变，这是不合理的，国人更类似希腊罗马的公民 周厉王专断独裁，引发国人暴动，随后周公、召公、共伯和一同在国人的推戴下，建立了一段时间的共和政治，这就与西方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非常相似了，共伯和的地位就如同希腊罗马的执政官。可以看出，商周时期，君主的权力实际上还较为有限，必须与国人联合治政。    西周王朝仅仅是王畿就拥有宗周六师、成周八师，每师3000人，合计4.2万人，其中战车1400乘，甲士1.4万人，这还不算各诸侯国的力量。众所周知，在西周时期，齐、楚、晋都拥有千乘之国的水平。     而牧野之战及周公东征之后，周王朝的武德主要通过各诸侯国体现，毕竟诸侯国也都采用与周王室类似的制度，包括国人制度。西周的分封，其实是武装殖民。诸夏在西周时期，逐步地把中原腹地的夷狄部落消化。到了春秋中后期，楚国向南，晋国向北，秦国向西，齐国向东，华夏族的基本盘基本奠定，这就显示出了以大量甲士为基础的，敢于肉搏死斗的国人军队的可怕扩张能力。     而亚述帝国即便是巅峰时代，举国之兵也很难达到十万人。而且，亚述虽然在新亚述时代组织体系有所进步，不再是城邦联盟的性质，但由于境内民族众多，管理体系却跟不上来，对很多边区的控制力还比不上周王室对于诸侯国。     即便不讨论动员能力的差距，以军队的组织而言，也很难想象亚述的弓手部队能够挡住西周的甲士冲锋。至于亚述人聊胜于无的骑兵优势，笔者只能说，骑兵在战争史上获得决定性地位时，亚述已经尸骨无存了。 —————————— 早期铁质对青铜冷兵器有多大优势？西周对上亚述帝国是否会被屠杀 有人提出观点，认为西周同期，亚述人已经普及铁制武器，而西周仍在使用青铜武器，铁器对于青铜器是降维打击，如果两者相遇，西周哪怕有组织体系优势也将因为武器的代差不堪一击，是这样吗？ 亚述帝国大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705年在位）修的都城杜尔舍鲁金（豪尔萨巴德遗址）的宫殿里出土了160000公斤铁器和铁锭，也就是整整160吨冶好的铁。铁器主要是实用工具，这常常被引为亚述冶铁业发达，远超东亚的证据。   但笔者必须指出，亚述的核心地区——上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发达的冶铁业。亚述对于铁资源的获取非常不稳定，用某个朋友的话说，基本就是签到流。其来源主要有二，第一是对叙利亚地区城邦的武力索贡，第二是对赫梯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小亚细亚各邦的战争掠夺。换而言之，无论是叙利亚，还是小亚细亚，冶铁业都比亚述帝国的核心区——上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上游，今伊拉克北部）要发达得多。   亚述国王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年－公元前859年）攻占叙利亚地区的卡尔赫米什城时，其国王桑卡拉缴纳了大量贡赋，包括250塔兰特（1塔兰特=26.19公斤）的铁；后来沙尔马纳塞尔三世(公元前858年～公元前824年)又从大马士革掠夺了大量的铁，多达5000塔兰特。只是，早期的铁器对于青铜兵器真的有什么优势吗？事实上，第一个铁器帝国是赫梯帝国（详见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赫梯帝国：我们是娘炮？卡迭石之战见识下世界上第一个三人战车》）。赫梯帝国体量与埃及新王朝基本相当，然而使用铁器的赫梯军队并没能在埃及军队面前占到多大优势。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个基本的化学常识，虽然这本质上是初中化学内容。铁单质是柔软的，但含碳量过高又会导致太脆，因此在早期冶铁业当中产生的铁器要么过软要么过脆，绝大部分性能都远不如冶炼技术已经成熟的青铜器，只能充作农具等。无疑，这也是亚述并没有在京畿区发展出规模较大的冶铁业的原因。萨尔贡二世宫殿中的160吨铁，并不能代表亚述的产能，而是萨尔贡二世一生东征西讨到处抢劫索贡的战利品。由于这些铁品质有限，绝大部分被用于打造实用工具，且比起青铜工具也未必有什么决定性优势。   ▲汉代炒钢法示意图 日后的东亚，冶炼技术水平和冶铁业规模都在汉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汉朝所谓的“一汉当五胡”，是以炒钢法、百炼钢技术等高超的冶铁技术为基础，并不是随便的铁料都能做优质兵器的，当时绝大部分铁料只能做农具等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使用炒钢法，在工业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怀着极大的热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不管怎样赞许也不会夸大了这一革新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冶铁技术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认为早期简陋的冶铁技术就能对青铜武器形成降维打击，无疑是天方夜谭。   从考古上看，亚述人的箭支箭杆既细且直，大概是用芦苇或某种轻而坚韧的木料制成。箭头是用青铜、镍、铁等金属制成，甚至还在亚述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些石箭头。这足以证明，亚述军队的质量参差不齐，石制箭头确然在亚述军队中广泛使用。   这里还可以展开说下，某些人曾经宣称波斯帝国开创者居鲁士在普特里亚战役中发明了横队，压制了吕底亚人的纵队（目前笔者没有找到相关出处，也有可能是历史发明）。但随即又在另一篇雄文中宣称，“亚述军队还逐步改变了初代文明所秉持的全军纵队布阵，将同等数量的士兵拉长为正面横队，更利于在交锋中形成两翼夹击态势”。啪的一下，很快啊，横队的发明又被某西方历史爱好者群体提前了600多年…… 某些人又否认亚述人使用亚麻甲，吹嘘亚述人使用鳞甲和札甲。且不说亚述札甲论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且看所谓的鳞甲——亚述人的铠甲，大小有三种型号和两种不同结构。早期的铠甲较长，有的可达足部，有的达到膝盖。这一时期的铠甲只是把铁鳞片和铜片一排排地缝在亚麻布或毡制的衣服上。后期的铠甲，长度不过腰部……   ▲晚商青铜甲 众所周知，商朝晚期就已经有了半身青铜甲，相比之下哪怕是亚述武士的亚麻鳞甲也显得太简陋了。更何况由于亚述的巨大贫富差距，金属亚麻甲主要只能供应武士（包括战车武士和骑兵）使用，绝大部分弓手显然只能使用纯粹的亚麻甲，重装弓箭手或许能获得一件皮甲……   ▲南俄草原的斯基泰武士 最后提一嘴，新亚述最伟大的君主之一阿萨尔哈东（前681年~前668年在位，此君平定了埃及）时代，来自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从高加索山脉入侵亚述，一路向南扫荡打到巴勒斯坦地区，烧杀抢掠，屠城无数，其屈辱远胜明朝被也先和俺答打到北京城下。最后亚述王阿萨尔哈东被迫和亲纳贡，来争取这群斯基泰游牧民去攻打背叛亚述的米底王朝（此前亚述军队在镇压米底叛乱时也没占到便宜），这就是亚述的真实武德水平…… —————————— 亚述人有轻重骑兵，西周还在用战车！中国骑兵最早什么时候出现？ 甲骨文当中多有对于骑兵的描写，如“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三百骑兵）、“马其先”（疑似侦查兵作用）、“来告方大出，伐我师，唯马小臣（投入作战了）”、“共马乎伐（灭）”（于省吾、王宇信等专家认为已经开始短兵相接）、“贞唯马亚乎执”、“三十马允其幸羌”（骑马猎奴，追击敌人）、“贞令马卫于北”“贞令马卫，亡盖”（巡逻队）、“其射豕，唯多马”、“其令马亚射麋”、“唯多马乎射，擒”（骑射狩猎）等。   关于商朝骑兵，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有文章《商朝古墓里的军事大发现！中国拥有骑兵竟然比斯基泰人还早？》加以解说，认为商代骑兵虽然仍处于散骑的水平，但战斗力和规模都远大于同期（公元前11-13世纪）迈锡尼人和阿拉米人的散骑。   由此而言，考虑到斯基泰人的祖先安德罗诺沃文明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一度使用战车，斯基泰人的骑兵使用也很可能事实上是受西亚影响。然而，乌克兰草原、北高加索、中亚草原草场丰沛的特质，使得他们很快转型为游牧民族（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拥有了大量的马匹。   ▲南俄草原和中亚草原至今是重要的粮食产区 比起蒙古高原，西方的游牧民族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他们也存在规模不小的农业生产。南俄草原和中亚草原虽然纬度较高，但南俄草原因黑海的蒸发作用而降雨充沛，中亚则有锡尔河与阿姆河的灌溉，因此农业和牧业可以互相补充。当时生活在乌克兰的斯基泰人甚至有多余的粮食用于出口给希腊各城邦。大量的粮食储备下，就可以用粮食喂马来培育马种，乃至训练冲击骑兵与重骑兵。实际上，早期文明大量使用战车，也是早期马种体格矮小，无法负人冲锋的结果。   早期斯基泰骑兵持鹤嘴斧和弓箭作战，但很快出现了有持矛格斗能力的长矛骑兵。在《早期铁质对青铜冷兵器有多大优势？西周对上亚述帝国是否会被屠杀》一文中，笔者已经提到亚述人对上斯基泰人屡战屡败，所以亚述长矛骑兵更可能是被斯基泰人打败后吸收斯基泰战术的产物（勒内·格鲁塞就持此观点）。   ▲亚述弓骑兵浮雕 当然，这一时期的长矛骑兵是否有冲锋能力还两说。他们更可能的作战方式是把马驻定了对打或者直接下马作战。亚述人可能发明了最早的马鞍，但非常原始，实际上就是鞍布，用一条肚带绑缚在马的腹部和臀部。面对亚述军队，斯基泰人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斯基泰人拥有多得多的战马，以及不少高头大马。亚述则养马业并不发达，需要从境外进口马匹补充。   ▲三角弓亚述战士 面对大量的斯基泰骑射手，亚述战车显得机动力低下。由于自耕农阶层的削弱导致公民兵传统的崩溃，亚述步兵又变得缺乏近战能力，倘若他们以远射方式对抗斯基泰骑射手，则会被披甲的斯基泰武士凑近来以近战打垮，而亚述弓兵使用的三角复合弓虽然精度不低，破甲能力却不如商朝的反曲弓。   由于亚述正规骑兵部队出现在与斯基泰人同期的新亚述时代，某些人声称在公元前1237年的尼赫里亚战役中“新崛起的亚述军队，却已经开始将成建制的骑兵纳入作战体系”。这又是纯粹的历史发明，中亚述时代有没有骑兵不好说，即便有，也是规模极小的散骑。   亚述人在阿萨尔哈东时代，由于被斯基泰骑兵打击而进一步进行骑兵改革。到亚述巴尼拔时代，战车地位下降，骑兵数量大大增加，有了明确的划分——轻骑兵，由亚述帝国统治下的游牧民族组成，装备弓箭和标枪；骑弓手，身穿硬皮甲；重骑兵，装备长矛和剑，负责近战接敌。但是一个悲伤的事实是，这一时期的亚述军队可能更弱了。马匹数量和质量均不足限制了他们的骑兵战斗力，也许惟一的好处是亚述军队机动性增强，可以迅速行军镇压各地的叛乱。而米底王朝的雄主基亚克萨雷斯击败收编了斯基泰人之后，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以碾压亚述帝国。   ▲与亚述缠斗多年的乌拉尔图王国，最后被米底帝国所灭 亚述巴尼拔去世之后，亚述曾经的敌人乌拉尔图、埃及均不计前嫌，发兵支援亚述，以抵御米底-新巴比伦同盟的扩张。由于米底-新巴比伦同盟展现出的高度攻击性，叙利亚等地的城邦也基本维持了对亚述的忠诚，但在米底人的狂暴攻势下，亚述阵营仍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可见打铁还需自身硬，在骑兵体系尚非常孱弱时就贸然抛弃战车体系而重视骑兵体系，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由此而言，西周考虑到马种水平不高，没有贸然进行骑兵改革，骑兵长期停留在散骑的状态，反而是正确的决策。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也优先强化步兵，然后才考虑到骑兵。由于早期的马匹品种改良是由游牧民族负责的，富于粮食储备的南俄草原和中亚草原的斯基泰人与马萨格泰人总能拥有更好的马种。他们武装出最早的具装骑兵，也对持矛冲锋的改进颇有贡献。   ▲斯基泰重骑兵出现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后，但他们的矛一般不超过两米 居鲁士大帝的波斯帝国，近战步兵的水平已经远远胜过亚述帝国时代，但仍败亡于斯基泰人。这正是因为斯基泰骑马武士通过冲锋，迅速突破了波斯人单薄的步兵矛线之后，冲垮弓手队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对居鲁士的斩首所致。不过，波斯人发现面对希腊人的厚实方阵，长矛骑兵冲锋很难奏效，因此波斯骑兵很长时间仍以骑射和投掷标枪作为主要作战方式。   亚历山大麾下的伙友骑兵和色萨利骑兵的装甲比波斯骑兵要轻，一般不披马铠，但他们持很长的绪斯同骑枪，注重一往无前的决心（或许也拥有不少良马，马其顿很容易从南俄草原获得优质马种）。吴起说过“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畏惧近战的波斯骑兵反而在他们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了。   ▲伙友骑兵 后来萨尔马提亚人击败斯基泰人征服南俄草原，也是由于萨尔马提亚武士使用更长的骑枪，更善于冲锋。当然，马种的不断改良也是持矛冲锋战术得到完善的关键。最后提一下某西方历史爱好者群体的言论，他们认为“西周打不过亚述，国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不一样。亚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西周还是分封制。周王室只能控制京畿地区，远一些的诸侯就控制不住了 ”。   但实际上，亚述的军国主义程度远比不上商人大规模的杀俘祭神。他们的核心地区——上美索不达米亚又要比周的王畿千里，人口要少得多。   ▲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成功驱逐了亚述人 叙利亚等地长期处于城邦分立的状态，米底、波西斯地区只能维持松散的羁縻，新征服的埃及虽然驻扎重兵仍然反叛不断，在亚述巴尼拔在世时便赶走亚述人重获独立；即便是两河流域下游的巴比伦地区，也以类似分封的形式交给了亚述巴尼拔之弟沙马舒姆金镇守，与西周封管叔蔡叔如出一辙。而沙马舒姆金也勾结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掀起叛乱，严重损害了亚述帝国的国力。   ▲亚述帝国的核心区仅有上美索不达米亚 由此而言，对于认为亚述的国家组织比起西周更紧密高效的人，大家笑笑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