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很难，是什么支撑着诸葛亮和姜维北伐？
先说结论：武侯和姜维选择北伐是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压力驱动的，对外益州疲敝、联盟破裂，唯有北伐能够扩大生存空间，对内蜀汉本土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于汉室的共同记忆日渐消弥，若不能早日完成北伐将再无翻身之地。 对于武侯北伐以及主政策略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建安十三年后赤壁之战天下三分的国际格局之中，如果说从董卓乱政到赤壁之战的历史属于“汉末”的话，那么建安十三年后“三国”时代才真正开始。 就外部格局而言，随着襄樊之战与夷陵之战的相继失败，在白帝城托孤时武侯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襄樊危机的失败导致蜀汉失去了继续向东发展的突破机会，并且直接导致孙吴联盟的破裂，蜀汉政权被限制在西南方面，面对强大的曹魏政权，生存压力极大。而曹魏政权内部，随着曹操、曹丕的先后逝世与汉魏易代所产生的动荡，曹魏对外征伐的脚步放缓，内部局势成为朝廷最为关心的问题，曹魏政权的动荡恰恰为武侯的北伐提供了窗口期，北伐策略此时更像是以退为进，唯有北伐才能让蜀汉获得生存空间、不被吞并。 而更为重要的是，建安时代的结束与三足鼎立格局的开启也意味着世人对于汉室的记忆与认同开始逐渐消亡，而对于汉室的认同恰恰是蜀汉政权得以成立的根基，因而武侯必须在人们对于汉室的认同彻底消亡前完成北伐、还于旧都。更进一步说，任何一个外来政权都会面临身份认同的两难境地，这直接影响着政权的政策走向，对于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分析已经讨论了很多，其实蜀汉政权同样如此，在先主入主成都时其人员构成是以元从势力与荆襄势力为上层核心，而以本地人士为中下层骨干，然而随着元从势力的逝世，益州本地人士也必然逐渐进入政治上层，这必然会影响到蜀汉的政策选择，换句话说，此时的蜀汉面临着“汉”政权与“蜀”政权的认同困境，随着局势的变迁，以先主、武侯为代表立志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汉政权正在被只图偏安一方的“蜀”政权所取代，因而武侯必须利用这样一个汉室记忆尚未完全散尽、曹魏内部有可乘之机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完成北伐，否则便将再无机会。 在武侯死后，蜀汉政权本土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谯周的《仇国论》，【今我与肇见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高祖】，这一说法一方面体现出随着益州本地人士当政，蜀汉政权日趋保守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点出随着三国政权都日渐稳定，蜀汉北伐的窗口期已经完全消失，最终蜀汉政权走向了投降迎敌的道路。 其实严格来讲，很难说当武侯决定北伐时他是否真的相信能够成功，否则他也不会带着决绝之心写下“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可能他早已知道了北伐难以成功的结局，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正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品格么？建兴五年，诸葛亮北屯汉中，着手第一次北伐，从此再没回过成都，再没回过巴蜀。在他死后，他把遗骸葬在了定军山，他用自己的余生做出了回答，“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青龙三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安乐公刘禅带领蜀汉众臣入京朝见，而在朝堂上叩首谢恩的人群中，没有诸葛亮的子孙。 最后做一个总结，武侯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基于内外两部分的考量，在外部蜀汉的政治局势十分危机，若不能主动出击必将无以自保，而曹魏政权内部的动荡则为武侯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同时就内部的身份认同而言，本地势力的崛起和汉室认同的消散，使得武侯更陷入“时不我与”的困境之中，正是这一内一外、一实一虚的困境，迫使武侯坚定的走向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