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如果是其他国家兼并六国，会这么快灭亡么？
谢邀。 我之前写过几个始皇迷喜欢的答案，这里要说个始皇迷可能不大爱听的观点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与秦始皇称帝后的政策失误有直接关系。 没有这样的失误，秦不会这么轻易消失。即使其他战国统一，如果不犯同样的失误，也不会那么快消失。 从两汉到明清，即使清朝封王连封地都没有，起码把中央的宗族力量给撑大了。秦朝却是完全彻底的不封，始皇诸公子连君侯都不是，更别说王了。可以说，秦朝的皇子，除了富有尊贵，但在爵位等级上，并未得到可名正言顺传袭的正式贵族身份，与民无异，真的就是淳于越所说的“匹夫”。所以胡亥和赵高才能实现在几十天内杀死所有的公子公主。淳于越说秦朝一旦有变“何以相救”，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秦朝不仅不封王，而且侯爵也是虚封。当然，统一前的秦国是实封，统一后的秦朝是虚封。以统一为节点，统一前，秦国功侯有封邑。比如吕不韦就“出文信侯就国河南”，从丞相位子上下来了可以去封邑。而同为丞相，同为彻侯，统一后任相的李斯就只能“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从位子上下来的话只能拿着侯印回到故乡。李斯辅佐秦皇所推动的制度，实际上也是向本人所在阶级宣战。所以，包括王翦等因功封侯的旧秦国军事贵族在内，统一之后的侯爵，其实是虚封，无封邑侯国。王翦三代侯爵名称也无秦代城邑可考。而在统一之后北击匈奴建立军功的军事骨干蒙恬，至始皇死还未封侯。 秦朝在历史上是最彻底的一次零分封，是战国、两汉的宗室功侯封邑制度中间的断裂期。众所周知，分封制度是越来越往虚封方向走的，但直到清朝的虚封京王，也没弱到秦朝的零水平。不分封宗室，与家天下时代的社会政治条件是不相符的，有隐患的。 而且始皇更极端的设计是，不仅不封宗室功侯，连皇后和太子都不立。 从周公创定宗法制下的嫡长子继承规则开始，没有哪朝不立太子。两个特例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清朝。可是君主专制最鼎盛的清朝，前期立储制度混乱，后期皇帝独嗣或无嗣不涉立储制度，可中期制定的秘密立储制度，那起码也是立储制度，只不过是不公开的。其实清朝灭亡的直接推动因素之一，也有同治、光绪、宣统三次主少国疑，法统混乱的恶果。 而秦朝，实在是从根本上废除了储君制度，同时废除了后制。相当于皇族全面推翻了礼乐文化确定后，华夏族的承继传统，阉割了宗法制度。这一点其实也是秦始皇改革中的一部分，未免极端失当。这条是人人皆知，却也是指摘始皇个人偏好的兴衰道德论视角下，很容易被忽略其历史意义与严重后果的一项失败改革举措。 秦朝的集权制度，显然是超前的。上边两条不分封、不立嫡储，都是秦始皇这位第一次设计史无前例的大一统集权制度，重要的集权改革措施之一，与书同文、车同轨无异。只是这两项的改革结果，与其他改革措施的成功相比，是失败的，对秦朝命运来说是恶性的。而刘邦采取郡国并行制，表面上看是分封制度的倒退，但其成功过度到汉武帝开创的再次一统状态，恰恰说明这种保留分封制的过渡是必要的，是缓和的，适应当时社会普遍观念和意识的。何况封王一直延续到帝制时代结束，是必要的。 吕后以嫡母权威打击关东庶子诸王，汉文帝分化瓦解强势封国，汉景帝中央赢得七国之乱的定音锤，汉武帝顺势以推恩令彻底弱化封建诸侯国，削去实权，这是一个百年间渐进的过程。而且汉武帝重塑大一统之后，并未抛弃封王制度。两汉一直通过封王制度强化皇族中央，强化宗室对地方的盘控，甚至某种程度上，在地方士族力量产生前，加强了皇族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和舆论影响能力。两汉的末期，宗亲子弟都成为拱卫汉祚存续的中坚力量。比如两汉之交，无论是地方豪强型的南阳刘秀兄弟，河北刘林，还是绿林赤眉等农民军拥戴的刘玄、刘盆子，都是汉室宗亲。无论哪方胜利，都很大可能出现后汉。刘秀继位后，仍旧通过分封皇子来强化皇族中央。 封王制度，直到明朝，还一度出现藩王掌兵的实封。而其他虚封朝代，京王们总能以王族之亲脉网络，充实中央，屏卫皇族。虽然，王族壮大，或会威胁皇权和皇帝本人。但王族不存，皇帝子弟连君侯都不是，宗室不兴，那威胁的是帝制时代以血脉作为延续基础的当朝政权了。 秦始皇一生，被祖父抛弃，被父亲抛弃，被祖母背叛（李开元推），被亲弟背叛，被母亲背叛，被妻子背叛（李开元推），甚至在扶苏苦劝他改变政策时，他愤怒的认为这也是儿子的背叛。过度防范亲人，抑制宗室，或是源自他内心的一个无法逾越的痛苦体验与独特经验。 封建制度，即封邦建国，是历史逆流。但封王制度，是整个家天下时代，护佑统一政权稳定的，正当且必须的条件。秦朝没有做到。这是制度设计上，对东周乱因矫枉过正的失误。 秦始皇统一后废谥号，以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这表明始皇对秦朝国祚延续能力的自信。 其实他也没理由不自信。先秦的贵族，那是原生贵族，是史前原始社会传承而来，从未间断的。比如三代的夏、商、周，夏亡之后，夏王族后人仍享有邦国，奉夏祚。商亡之后，殷商仍旧有宋国奉祀。秦国宗室自己，也一直是秦部族的领导贵族。部族无论怎么迁徙，贵族的宗祀从未断绝。先秦普遍流行存亡继续，不赶尽杀绝，秦始皇要集权，也没有屠杀降王。秦始皇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这秦朝传到二世屁股没坐热就倒台了，而且皇室基本亡族灭种了，而且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竟然是翻遍先秦史料闻所未闻的由庶民建立的政权。以秦始皇那个年代的历史视野来看，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天下，已经不是三代历史可以追寻到常例的了。他面对的是前任从未深入过的历史无人区。 秦始皇把自己变成了最后一支唯一的贵族、王族，天下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连传统强国都能推灭的秦廷军事能力，如何应对不了松散的局部反叛？事实上秦始皇没死，畅巡天下，除了暗杀之流，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军事暴动。秦始皇也许意识得到的反对势力的暗流涌动，但没想到在明处的秦朝中央会那般不堪一击。这是他异常成功的过往经验决定的局限。 秦的苛政，也是与先秦的阶级结构有关。天子-诸侯-大夫-国人-奴隶，这个结构比起后世的皇帝与官僚体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层层归属，而不是层层隶属。归属是产权层面的所有权，隶属仅仅是职权层面的指挥权。所以先秦的诸侯国，诸侯直接对大夫施压，大夫可以最大限度调动依附于自己的基层力量。像秦朝修长城，不过是进一步补充连接起秦赵燕等旧诸侯国的长城。而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大国，无一国不具备在境内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动员能力。就与这种贵族驱使庶族的天然驱民观念有关。战国七雄可以说无一国不强驱民力，只是那时各国都有紧迫的外部矛盾，这种动员驱使师出有名，也有封建制度下，阶级结构决定的基层控制力和灵活性作为经济托底。毕竟那时国土面积小，管理难度低，仍有直控庶民的封君士大夫存在。秦始皇在统一之初，相当自信，任谁做到这样前无古人的事情大概都会信心爆棚，他仍旧没能走出贵族数千年来，视民如私产的驱民观念，所以才会有动辄数十万人征伐、迁徙、徭役的举措。 而战国七雄中，很多君王都是这样的天然驱民意识，任哪国统一，如果没有经验看出帝制时代的基层形态已经与先秦不同，在遇到棘手问题时，也许依旧会优先以驱使民力为手段。毕竟封邑内庶民，产权是归封邑大夫所有，诸侯对大夫下令，不需要考虑郡县制下的行政链全局细节，只考虑大夫责任与完成度即可，不用考虑其封邑庶民。而中央集权制度，恰恰提供了更为强大的顶层支配动员能力，却习惯性忽略庶民阶层的耐力。而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也不会像贵族大夫那样去主动替治地民力耐力考虑。历史上，秦、隋两个长久分裂后的统一，都是亡于过度透支这种动员能力，造成了广泛的民变。分裂时期图存之下，政权不得已而强化国家机器的全局发动能力，也师出有名，民间在亡国乱命的恐惧下，能够接受。中央更易察觉小面积国土内的局部异动，赢得统一的政权基本都能把握好这个度。在地理跨度巨大的大一统和平时期，全局驱使的成本更大，难度更高，如果依旧依赖这种政策惯性，势必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却不适应而过敏的朝代。秦隋为紧跟的汉唐竖起了一个典型的反例，催动文治政治理念的转型。 秦始皇保有旧贵族的驱民意识，所以在《秦始皇本纪》中，那些秦朝的铭文中，只歌颂并国止乱，法令出一的统一之功，多是施恩家仆的感觉，而没有爱民如子的思想存在，这是因为秦始皇本就出身于视民如产的王族贵族。秦朝提到百姓：“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烹灭彊暴，振救黔首”“黎庶无繇，天下咸抚”“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亲巡远方黎民”... 在皇族为平民属性的西汉建立后，刘邦一生戎马，真正开创汉朝文治基调的是太宗汉文帝。《孝文本纪》的诏书留文，与《秦始皇本纪》所体现的政治价值观和对皇权存在的逻辑解释，截然不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不为百姓，朕甚愧之”“无害於民”“忧苦万民”“便万民之利”“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以眇眇之身讬于天下君王之上”... 秦亡汉兴，与帝制时代所需要的这种重新定位君与民的政治逻辑，也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被塑造为黔首百姓的大救星。他仍旧是身份等级高高在上的贵族主人。汉文帝，则亲自把自己塑造为黎民百姓的君父。他是慈悲体谅的父亲。汉朝皇室并无传统贵族的精神负担。秦始皇没有意识到，这种驱民的贵族自信，给了他后来应对国政压力一个不好的基调。秦与西汉，差得还有一个集权制度下的克制。汉武晚年对被自己再次唤醒的大一统集权制度巨大动员能力的反噬，算是恍然间反应过来了。 秦始皇真的是很自信，统一后连郡县城防都不准备要了。可以想象，如果统一之初那些被拆除的大量县城城墙还存在，陈胜、吴广是否能拿着锄头就夺掉地方武库？刘邦、项羽还能不能在纵横三千里大地上一月转三圈，仅4年就建立王业，8年就建立帝业？如果秦朝还留着每座小城池的城防，还有坚壁清野的鏖战可能性，那些郡守县令等秦吏们还会不会轻易投降或被诛？如果夷城政策继续持续，可能刘邦已经并入沛县的老家，丰邑城墙不久也就没了，刘邦当沛公难度也大了。夷城政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可考，但这项政策必然是后来关东反对势力，以历史仅有的风雷速度推进的原因之一。秦京畿关中防御再坚固，也抵不住一个整合划一的大关东啊。 而秦朝，秦始皇，没有意识到，他兼并和改革出的那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以及那套全新的集权制职业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旧有的贵族社会观念、政治逻辑已经严重脱节了。这个初生只有几年的集权制度，其实是不成熟的。秦始皇的自信，在秦始皇三十一年的这个节点上，大致就开始崩溃了。我们今天所有可以诟病他的暴君行径，都集中发生 在最后这几年。首先引爆的，是国家经济，是旧有的土地制度。 秦始皇三十一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这是战国授田制向西汉名田制的过渡。秦始皇在这一年下令，国家不再按既往制度进行授田，黔首需自己想办法充实田产，但仍需遵循国家规定所在户爵的土地数额限制。这意味着战国时期的授田制度已然崩溃，土地买卖被开放。这一年，国家不再进行授田，土地田产的稀缺性骤显，当年粮价应势飙升至峰值，“米石千六百”。 也正是从次年开始，已经止战数年的秦始皇，开始主动发动晚年的大规模征伐战争，征发超级工程徭役。 为什么会在三十一年这一年之后，秦始皇频繁发动南北大规模战争与关中超级工程徭役呢？与授田制度的崩溃有关。授田制的崩溃，背后是军功授爵制的崩溃。而秦国军功授爵制的崩溃，背后是统一战争结束后，军事掠夺性的经济方式，将国外存量转化为国内增量的经济逻辑的崩溃。国家授田的田产来源已经枯竭，也没有被动收紧资源分配的战败国再去承担来自失地者的负面压力。和平时期没有巨大的壮丁损失，全国人口增长较快。昔日根本不用顾及的敌国庶民，现在也是大秦必须考虑生计的子民。新增的成丁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回收授田的速度，那么既无军功可立，无战争掠夺之田资可赏，国家也没有多余田亩可授，黔首阶级怎么办？“使黔首自实田”后，田产买卖被解禁。粮食随供不应求的经济预期而暴涨。此时，国家经济已然是走入困局，秦始皇个人感受到的国政压力应当是日趋激烈。 秦始皇制定了三个政策方向应对： 1、战争。通过南北战争，开疆拓土，增加全国可供给田亩。做大增量是缓解存量分配危机的最直接方式。河南地、岭南也有大片可耕之地。庞大人数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已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军垦自足。 2、徭役。而且是针对关东地区。关东是统一战争中被兼并的一方，并无秦国功爵，关东庶民过去的授田只是基本数额。大量徭役、迁徙对象都是针对关东地区人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关东的农田已经不够分，所以把关东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以徙谪名义疏散关东人口到边疆，在塞北、河南地修建长城，在岭南屯垦开荒。或以徭役名义迁徙人口，在关中修造宫殿、陵寝，直接吃国家饭。这是一个全国层面通过国家税赋进行再分配的思维，所以保证国家税赋和强化大迁徙可操作性，可能是睡虎地秦简里尚显温和的秦法，最终变得严苛的目的。 3、文化管制。秦始皇在最后几年一改以往的包容态度，发动焚书坑儒（此儒无论是术士还是儒生，都是诵法孔子的诸生），尊吏为师等运动。那个竹简与刀笔才能成书，读书成本异常昂贵的年代，什么人通常有书，能够读书，而且是六国之书？关东贵族。针对六国内容的禁书令，固然有控制关东舆论的考虑，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是通过这些在牵连打击旧有的关东六国旧贵族。而也是最后这几年，关东地区开始大肆制造“祖龙死而地分”一类的诅咒舆论，秦始皇是暴死，健康问题不至于这么早被看出。这其实是表现了关东贵族与秦政权关系急转直下的敌对态度。秦始皇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延续成百上千年的旧贵族地主家族？要他们手里囤积数代人的土地！ 但是这三个对策，实际上引爆了秦朝更多的问题。 战争，令秦朝在军事上，30万主力在塞北，50万南征军驻岭南。内部有变，竟然是临时以20万刑徒之人临时成军平叛...这时的秦朝军事部署，已经是典型的强枝弱干，守外虚内，走钢丝式的打战争冒险牌。即使匈奴、百越都远不能对抗秦的军事能力，也存在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内忧隐患。为什么50万南征秦军最后在岭南，在秦朝遇变后，心甘情愿跟着赵佗就封关锁国，不期盼回到家乡呢？任嚣与赵佗为什么又轻易看准南越可以割据一方的形势？包括隋炀帝扬州兵变在内的因远离兵源乡土发生的兵变不少，岭南的50万北方军人与数十万刑徒为什么轻易得就脱离华夏政权？因为他们多数已经在岭南安家。为什么安家？秦始皇的战争目的，很大程度就是缓解全国土地与人口的分配不均衡。秦始皇在世时，在政策上就鼓励他们安家。后来南越国的建立，是有秦朝移民国策的推助的。 徭役，让秦朝在政治上，处于舆论下风。古代的迁徙成本之高，应当是以人命为计算单位的。那个交通与生产力水平之下，大规模的驱使农民离开家乡，即使政策有缓解经济压力的考虑，必然被众口铄金，口诛笔伐。当然，秦始皇的驰道、直道设施，可能也存在为这种大迁徙考虑的因素。众多超级工程突然集中上马，秦朝中央遇到的舆论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甚至引发了持怀柔倾向的扶苏被贬，继承人问题也因此被推到高危水平。 文化管制，更不用说，对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都是巨大损失。而且此举激化了关东地区大地主后来全面支持复辟势力。那些刻意制造的始皇死而土地裂的谶语，多少是为迎合关东大地主阶级对秦朝高压政策结束的期盼。 这几个方面的制度、政策制定，激化了秦朝的内部矛盾。是秦亡的催熟剂。虽然说，如果胡亥不立，这个压力值可以被降下去不少。但是在这些制度和高压态势之下，整个官僚系统内部的路线之争也必然激烈，继承问题的爆发，也是大概率事件了。所以说，秦朝的迅速灭亡，与秦始皇称帝后的政策失误有直接关系。 秦汉之变，到西汉稳定下来，父子暴尸于路，人口剧减，关东旧贵族在新兴军阀互相无底线的掠夺中已然耗尽实力。刘邦令刘敬继续迁徙人口素质较高的关东贵族入关。秦朝面临的分配不均之经济压力威胁，才因死难而消失。甚至可以说，六国之亡，是亡于六国已经收缩到无法提振民生，来自民间的负面压力一直对着六国贵族拥戴的政府。而秦朝之亡，也仍然是亡于关东局面。秦朝兼并的不只是国家和国土，纳入的还有数百年封建制的积弊与集权文化的不适应。秦朝面对关东的土地不均衡局面，一时无力解决民生与田产分配问题。即使秦始皇的权威也无法在十年内对积弊数百年的土地分配进行彻底革命。徭役是古代庶民对国家的义务，秦始皇加重徭役与徙谪只是制度层面的运作，而不是全盘破立。相反，秦始皇的兼并战争，从未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歼灭战。秦始皇的政治目的很明确，要的是统一，是一个完整的天下，而不是消灭。他其实承担起了关东区域的制度改革的历史重任，健康与事业都被这非常重的重任压垮了。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有限生存资料下，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是战国与秦朝连为一体的历史周期律，是战争人口巨耗。 历来，改革者没有不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秦始皇作为最后的王族，第一个皇帝，想要化解那些新旧时代的制度脱节，必然要付出代价。但匮乏资料的史书没有记载他所面临的国政压力，很多人记住了他同历史上每个改革者一样独断专行的逆流特征，却都忽略了，这个千古一帝，他其实也是一个明显的改革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改革家。 秦始皇是最早的大一统局面下的郡县制度设计者。秦朝在制度面上的君主专制程度不及明清，但始皇个人权威非常盛，尤其是采取限制宗亲分权的一切可能。秦朝，地方既无西汉的宗王，又无魏晋到唐的士族，更无宋明清的缙绅。秦朝在封建旧贵族地主转化豪强地主的起点上，新生中央集权的是高度唯指令性的。中央对基层人口和庶民阶级的统治抓力，看起来指令化程度高，很先进，其实是外强中干的脆弱状态，上下纤细连接，一触即断。 秦朝的集权体制是初生期，新兴官僚集团的阶层力量、渠道源头也并不强壮。明清的集权之盛，是建立在以科举制为依托的原子化寒门士族崛起后，相对宋以前更高的士族、贵族流动频率之上。秦始皇这个时期，连官僚选拔渠道都不通常，才会有后来激烈得儒法道路之争，以及以吏为师，独尊法家的无奈之举。 始皇后期，全国四十余郡。他每天必须透支体力批阅大量奏牍，奔波巡视，牺牲健康。这种过度依赖中央指令的初生集权制度，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西汉从无为到有为，那样长久演化调补出来的，既超前也不成熟。西汉面对新兴豪强集团，也一直采取迁徙政策，但对象主要是对旧贵族地主和后期豪强地主，而不是再是针对黔首庶民。同样集权的汉武帝，毕其一生半个多世纪的皇帝生涯，硬生生是造出了一座比长安城人口规模还大，容纳着司马迁、董仲舒、司马相如等诸多名流的茂陵邑。而明清时期，相权被历代分化，行省一级大区的出现，又把郡县制进行了大范围的整合，与持续分化的相权上下合和互补，形成更加制度性的集权功能体系，加强了中央对广域疆土的控制力，虽然君主更加专制，但集权的难度反而小了，皇权也更加稳定安全。即使繁复的体制一定程度牺牲掉了唐朝以前的国家强大的动员支配能力。但秦汉唐之时，那种集权能力也需要贤君政治去克制。秦朝作为首创者，高度的集权意味着更大的失灵失控风险。它的集权制度构架是较为粗放的。因为秦始皇的设计把权力竞争者全部排除在外，缺乏最高权力制衡。最终整个权力体系，都系于最高权力自身能够保持克制与理性。七尺烛台灯下黑，这个集权体系真正的隐患盲点，恰恰在这不受制度牵衡，又没有下层成熟稳固的官僚系统托底的金字塔顶尖。 秦国的集权制度是局部成熟的内侧版；秦朝的集权制度是BUG暴露的公测版；汉朝的集权制度是从构架成熟到逐渐单调的1.0版；魏晋是口碑不佳、新功能繁锁冗厄的1.5版；唐宋是集权制度再创口碑，又逐渐功能混乱的2.0版；元明是换了开发思路，加入最新配套技术的3.0版；清朝，则是修复了所有BUG的3.5版，集权制度完善达到功能顶峰，却避免不了任何一款游戏，最终落后于新出大作，寿命到头的产品周期结局... 无论是七雄哪一个统一天下，都会面临幅员激增后的制度性不适应。而秦国之所以能统一，恰是因为秦国的集权政治实践，本身在战国里就是践行得最深化的，才有了最为巨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后勤能力，可以统一。且不说别国没有秦国这么高的连挑六局全面战争的能力，就是统一了，面临对地方控制力的问题，难度也只会比秦国大，出事的可能性不会小。 秦速亡，有众多客观现实问题的激化，主观决策的路径依赖，人事上的意外恶劣政治事件，共同作用。但秦亡不是必然，起码速亡，速到十几年内，不是必然。可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后，秦朝可以说已经是处在高压线耐力峰值上了，稍触即发，大规模暴动是大概率事件了。如果胡亥停止既往高压路线，采取怀柔政策，局面或许不同。也或许关东依然会因土地积弊爆，发以与“暴政”不同的其他名义反叛发难。但怀柔转型显然没有发生，因为胡亥是法家赵高的弟子，及高压改革路线的总设计师，法家李斯推上位的。胡亥上位之后就对以扶苏为首的怀柔路线一方进行清洗。而且他对制度和中央执政信用的破坏力，如果秦始皇知道了可能都会目瞪口呆。秦始皇即使焚书坑儒，依然要儒家与法家进行廷议并持续下议，通过正当程序后才最终做出决策。秦始皇要杀人，也是需要发起大案来牵连打击的。而胡亥杀死所有身为公子、公主的骨肉血亲，罪名可以是莫须有...他是那种真的能“给朕托出去斩了”的昏主。这样的中央连黔首听闻都“震恐”，陈胜甚至不忘在反抗旗帜里加上为公子扶苏报仇。在秦始皇的集权设计下，其身后的这些继任者与官僚，眼中只看到表面上首脑对手脚的肆意指挥，却已经连权力体系能够维系，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背后的规则本质都不清楚了。章邯投敌，也是中央起码信誉的丧失，法治规则失去制约能力与公信力的后果。秦始皇之死，其个人声望权威的消失，是压倒骆驼的倒数第二根稻草，而继承人之变的恶劣结果，是最后一根稻草。 秦始皇面临陌生的大一统局面瓶颈，整个秦廷官僚系统都缺乏更合适的应对经验。李斯提供了利于自己法家官僚渠道利益的高压路线昏招。秦始皇也选择了这种最刚性，最堵截式，而不是疏导式的方式——压制。当秦始皇选择这条路，采取了风险极大的制度设定、政策思路时，秦朝已经是随时脱轨的列车了。秦始皇的车头重，压得住，胡亥可比不了。而且胡亥还喜欢玩“死飞”。 秦始皇废嫡长子继承制，不立后，不立储，因此沙丘之变就是制度结下的恶果。秦始皇废分封制，宗室无权，诸皇子在统治系统内部皆无名分，结果胡亥借相权力量得到皇权，并轻而易举诛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为首的官僚系统默认支持，因为这些胡亥的竞争者，也是潜在的改变路线的皇权替代者。这背后是路线之争，李斯集团的成败。后世几乎没有一个皇帝，能在登基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杀死所有的宗室竞争者。这其实是毫无牵制的粗放集权制度下，疯狂且不成熟的皇权，与疯狂且不成熟的官僚集团，共同进行的狂魔乱舞。透支了起码的国家公信力。此时，秦朝的朝堂，已经先于朝代死了。而最终胡亥的皇权，又消殒于被赵高粗暴夺取的，左右新兴官僚集团的相权...始皇死后脱缰而疯狂的皇权与相权二者，终于在内部混乱中玉石俱焚。陪葬的，是整个秦朝。 章邯对二世的信任程度，还不如与项羽...章邯最终投降，成就了项楚系刘项的辉煌，其根本原因在秦的庙堂失灵。秦人自己都不愿救这秦了。如果章邯不是畏惧庙堂的猜疑和诛杀，二十万秦军能够退入关中转入底线的守势，如果秦廷能够重振次年便成为刘邦基本盘的旧秦国境，如果北征军三十万的主帅蒙恬没有死，如果秦廷运作正常，南越五十万秦军能够积极策应... 二世实在是一个丑陋的意外。纵然秦始皇晚年失策与暴亡，已经把秦朝推到了高危警戒值上，但如果扶苏能够正常继位，官僚系统顶层能够正常运作，像秦统一战争时那样高效对蒙恬、章邯、王离军进行补给和支持，如果扶苏能够实践他对关东的怀柔政策理念，甚至适度重启宗亲分封（从胡亥对始皇二十余子的紧迫杀戮，有理由猜测扶苏与始皇诸公子，很可能已经持一定程度重启分封的政治立场，分封本身就是怀柔与高压两个路线的政策交火点），或者只要提振中央皇族宗室在驾驭官僚系统时的力量，结局或许都不至于此...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不能说如果，但是二世冠绝中华历史的没有下线，以及竟然能够做到这没有下线，实在是比我的假设和如果还无厘头...我想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朝代遇上这主儿，都不会超过20年。从这个角度讲，秦朝灭亡，胡亥有最大最直接的责任。 但胡亥这个主儿，怎么就上位了呢？这就又要说回到秦始皇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方向上了。 西汉有没有类似继承人昏弱的情况？有。刘盈孱弱，但有强势的吕氏外戚托底。少帝年幼，吕后方死，地方大乱将起，但有强壮的功臣集团组建的中央官僚系统，推选出辈高老成的新皇汉文帝，平稳度过可能发生的乱局危机。而且，在地方宗王、外戚、功臣集团内部各派系的多方制衡之下，周勃没有也无法架空新皇帝。 再说汉宣帝继位。霍光敢废刘贺，敢把住政权不放，却不敢僭越，为什么？武帝之后，地方的诸侯王虽然被卸了实权，但那是因为有中央。如果汉家大宗的中央不在了，这便形成赋予刘姓诸侯重拾地方军政实权的天然民意，天晓得东汉建国时，地方上那种诸刘竞赛的局面是不是会提前到来。霍光懂政治形势，或许李斯也懂。李斯以为赵高和胡亥应该也懂，会在游戏规则下与他竞技。他没想到，这二人不懂，是践踏规则去莫须有的粗暴杀人，搞垮整个权力信誉体系，打破砂锅只为取当下一餐饭。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被玩坏的是秦朝，还有李斯放低底线仅为坚守政治路线的初衷。 实权藩王确实对中央皇族是大患。出镇军镇的西晋八王之乱，明初的靖难之变，都是例子。但封王至少对政权延续来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政权耐变。两汉中央遭变后，地方的宗亲总是一线复辟力量。汉明皇帝绝嗣时，权臣架不住皇权，藩王入京仍有实权。西晋八王夺权都乱成那样了，还是西晋自家的事情，政权强撑半个世纪。永嘉之难后，晋朝地方还有宗室能保个东晋存苗。明朝靖难之役后连京师都迁了，官僚系统除了骨干大员还是那个集团。如果秦始皇当年采取分封制了，结果好的话，像西汉一样过度到大一统。因为社会交通、文化、生产力基本达到统一条件了，秦始皇种得好因也该结好果了，像西汉那样。结果差的话，社会阶层瓶颈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像魏晋南北朝那些国家一样，跌跌撞撞半个世纪，也不无可能... 如果秦始皇立储，沙丘之变没有那么容易得逞，会减小皇帝猝死引发乱局的隐忧概率，成熟的军队主帅没有那么容易冤死。法家与儒家政治路线斗争没有达到白热化，李斯那么多皇子女婿，或许也不用挺而走险去追随胡亥个二货。哪怕秦始皇立后，昏弱的新皇有外戚力量辅助皇权，至少不会让赵高那么快就达到指鹿为马的程度了... 如果秦始皇也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那么硬性对关东黔首、贵族施压，寻求一个渐进，关东叛火也许不会那么迅速燎原...当然，我这段话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土地分配、土地革命，历来是世界性政治难题。族六国者，关东也。族秦者，关东也。六国区域是浸润数百年封建土地制度的烫手山芋。秦国军功授田制度又已然因土地分配饱和而崩溃时，人口与土地的比例，终于还是交给了残忍血腥的历史规律...秦始皇即使怀柔，也无法迅速改变导致多数朝代垮塌的土地分配问题，何况秦是周朝八百年拓荒时代结束后第一个遇到土地与人口分配问题，没有战争外力掩盖阶级内病的统一朝代。即使没有暴政，关东黔首、贵族依然会感受到失地与生存的压力而反抗。秦始皇或者他正常继任的儿子，无非是像周武王后的周公旦一样，再进行一次更彻底得血洗东方...而秦始皇是改革家，他不愿向分权妥协，他要携威重独自迎难而上...（秦二世其实也有机会的，但二世自欺欺人的快速平叛关东战略与急躁的对章邯施压，葬送了秦国本可保境的最后主力。） 然而，一切都没有如果。只有代价。秦朝之速亡，亡于庙堂失灵。有必然的免疫系统衰竭状态，一点小的感染就可能触碰死亡警戒值。有偶然的发炎引起病灶，在低免疫防御的状态下迅速扩散病原，加重病情而死。当然，本来有一支对症的抗生素放在面前，注射后就能缓解和稳定病情，但选错了，打了一针过期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