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为什么要分为春秋和战国？
春秋和战国之所以是两个分期，在表面上是从争霸到兼并的转变，在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制度的极大变化。 首先交代一点背景资料。商朝后期开始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度。商纣王就是因为是嫡长子（据说，他同父同母的哥哥微子启因为出生时母亲不是王后而只是庶子）才被立为帝。周朝灭商是以小国克大国，极大的借用了姜姓的力量。比如周朝祖先重要的一个祖母“大姜”，武王伐纣时的军事统帅姜太公。周公旦企图搞天人合一，引爆三监之乱。平定三监过程中，周公旦带领一批诸侯东迁。营建了号称地理中心的洛邑，形成了主管东方的齐国、主管北方的卫国，以及号称传习周礼的鲁国。后来，参与联合攻打商朝的楚国因为周朝的排斥而决裂，周朝通过黄国等国限制楚国发展。此后，在西周时代，周王室屡次兴衰，但是周王室的兴衰总是与西戎存在某种关联。周朝能够控制西戎的时候，周朝就中兴起来，镇压东方和南方。周朝不能控制西戎的时候，周朝就会衰落下去。其中周宣王时代号称中兴，就是凭借所谓“南土”之师。南土之师就是南申国的军队，南申国的开国之君公子诚，是周宣王的母舅，是周厉王的妻舅，也是西北的申国的公子，自己被封在了河南南部。楚国北伐时常常动用申息之兵，其中的申就是指南申国故地（楚国后来把南申国灭了）。西北的申国本身就是西戎。值得一提的是，古文字里面，申、神、电都是一个字。导致西周灭亡、东周建立的关键事件，历史上所记载的烽火戏诸侯事件中，周幽王就是被申国带领西戎杀死的。东周和郑国交战的时候，郑庄公都不敢彻底击败周朝，而申国却敢于杀死周幽王。事后，申国与鲁、许等国开会，决定立周幽王与申后所生王子为王，这就是周平王。而忠于周幽王的力量则在携地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公子余臣为周王（据说真名是公子余，也有人说就是周幽王后来所立太子），被称为周携王。周朝的卿士郑武公护送周平王放弃镐京、东迁洛邑。至此，周朝再无西周时代经营西戎、东山再起的历史。晋文侯后来攻灭了周携王。 以上是背景。以下正文。 一、春秋时代的政治形势 从周平王东迁开始，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初期，周天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力。但是诸侯国还不敢彻底抛弃旧的政治体系。比如说，郑庄公攻灭了许国，但却不敢吞并。郑庄公击败了周军，却要摆出一副见好就收的样子。宋国蠢蠢欲动，却只敢以扶持郑国亲宋政权的形式动手（因为郑国名义上是周朝的卿士，可以借用周朝的权威）。就连齐国也想干涉郑国内政。后来齐桓公在管仲的支持下，另辟蹊径，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从此形成了“周朝振兴与周朝无关”的奇景。随后各国围绕“尊王攘夷”、以楚国为假想敌进行了两百多年的斗争。这一时期在欧洲其实有类似的时期，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欧洲出现的欧洲宪兵、三皇同盟时代。俄国充当欧洲宪兵、俄德奥三皇同盟的这个时代，就是维持旧秩序的时代。春秋时代，其实就是郑、齐、晋、秦以及宋、楚等国，一面维持旧秩序、一面扩张本国势力的时代。其中，宋、楚作为周朝政治体系的外邦，一直谋求在中原鸠占鹊巢、借壳上市、借尸还魂、重建霸权。楚国的理由是自己祖先在淮泗一带活动（后来楚国打到宋国去祭祖），宋国的理由则是自己本来就是商朝后裔（虽然是叛徒）。秦则作为后起的诸侯，祖上也是商朝的忠臣，获封于平王东迁之时，其职责就是背叛周朝与申国的盟约，攻灭申国。所以秦国代替了周朝原本的西土/本土力量。秦国的商朝遗民属性，以及攻灭了周朝原本的重要同盟军申国的特殊历史，与中原齐晋等国明显不同，最终被视为蛮夷。实际上就是取消了秦国尊王攘夷的政治权利。 春秋时代的中原就好像是欧洲宪兵三皇同盟的欧洲。也有些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欧洲。晋国以旧秩序维护者自居，以楚国为假想敌，号称保卫周朝体系，与谋求北上的楚国对峙。楚国则对周朝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比如，楚国的县公是终身制的，但不是世袭制的。而周朝的诸侯不但是终身制的，还是世袭制的。后来楚国封君世袭制的情况也加强了。 二、春秋末期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作为旧秩序维护者的晋国崩溃了。晋国早在晋文公之后就迅速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晋文公之死本身很离奇。崤之战爆发前，秦国积极东进，试图争夺中原霸权。晋文公在此时突然暴毙，出殡时，晋文公的棺材里发出了类似于牛的吼声（左传记载：“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学者研究称，如果有人在木头箱子里大声叫喊，在外面听起来就像是牛的吼声。所以，晋文公似乎是被活埋的。而且，晋文公的棺材里发出牛叫声的时候，晋国大臣的解释是，这是神灵在保佑我们伏击秦军获胜，大家赶紧跪拜。然后就把棺材埋掉了。随后晋军伏击了秦军。从此秦国失去了东进的可能。秦穆公通过扶持晋君获得东进机会的策略经过多次尝试之后终于彻底失败（此前秦穆公扶持了晋惠公，晋惠公到了晋国以后就变成反秦人士了。晋文公不打算变成反秦人士，活埋了）。晋襄公在后来设立了同时执掌军政大权的“正卿”。于是一个晋国就出现了两个“国君”，一个是名义上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国君，一个是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大臣。第一个正卿就是赵衰。后来晋景公通过政变，杀了赵家主枝。晋国国君的力量后来变得很弱，晋国的六卿直接将自家子弟送进原本应该只培养公族子弟的学校里学习。晋国实际上早就灭亡了，只是维持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周王朝一样。由于六卿的实力越来越强，各自的独立性越来越大，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内合作了，于是晋国爆发内战。最终，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所有的土地，命令周天子公开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三家分晋，以及三家建国，旧的维持周朝体系的力量至此基本消失，周朝旧政治体系的至此基本终结。 在三家分晋之后，唯一可能继续维持周朝旧政治体系的只有齐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是周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时代，齐国多次尝试与郑国联姻、获得政治资源，被郑昭公坚决拒绝。最后齐国走了“我用你的名义但你不要参与”的“尊王攘夷”的路子（就像现代社会上，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美英法中俄德六国参加，但是只有伊朗不能参加。尊王攘夷也是这样，除了周王本人，谁都可以尊王攘夷）。齐国也面临着田氏代齐的危机。等到田氏代齐成功，来自于虞舜后裔陈国的田氏成为齐国国君，能够有资格维持旧体制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齐晋的崩溃已经宣告了周朝旧体制的终结，但是依然有人落后于时代。 三、战国初年的变化 东周时代有一些来自于魏国的历史资料，令史学家很感兴趣。这些资料包括汲冢古书、逸周书（逸周书有人认为是被孔子删掉的尚书内容，也有人认为是汲冢古书的内容。现代研究认为应该包含了西周时代乃至汉代的内容）等内容。有人认为这些内容是魏国史官保存下来的书籍，也有人认为是魏国为了制造舆论取代周王朝而准备的材料。真相如何尚无定论，但是在战国初年的历史上，魏国的表现非常诡异。 首先，魏国是战国初期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的国家。李悝、吴起对魏国进行了改造。老子的传人似乎就是魏国的段干木、李悝等人。研究老子历史的时候我注意到，历史上李姓名人集中出现于三晋地区，并且集中出现于战国时代。传说中李姓的早期祖先商代李利贞，这名字一点也不像商周时代的名字，尽管他用的是周易八卦的名词儿。因为商代以后一直到三家分晋，从未见到李姓名人出现。而三家分晋以后，大批李姓突然爆炸式出现。李悝李牧李信突然闪耀起来。有研究称魏国名人段干木就是李克，并且认为李克就是李悝。一些资料认为，老聃和李耳的关系就是去掉了聃国国名里的冉字，并且将老改成了李。因为汉字偏旁有一对左右耳朵旁，实际上最初的写法就是左阜右邑。阜指山，邑指城。聃国恰恰就在土山上。而且聃国所在地实际上就是冉国，这里至今仍是冉姓聚居地。曾经有冉家的人找我给他们族谱写序，所以我调查了一下，这里还保持着旧地名。孔子的弟子就有很多冉姓人士。老聃-李耳的联系过度紧密，看得出来就是故意转写的，和陈国后裔将陈的中间抽出来改成“田”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玩法不同罢了。就像冉姓突然爆发式出现在孔子门下一样，李姓的爆发式出现，应该也是有特殊机缘的。那么最早出现李姓就不应该是在商周之际，而应该是在战国之际。这样说起来道家的起源似乎也应该是在子夏讲学西河时间附近，也许原本也是儒家的一派，但是与儒家分道扬镳、彻底闹崩了。 其次，魏国更多的将精力用于中原地区，谋求各国承认。魏惠王时代，魏国已经定都大梁，重心放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处于四战之地。这一战略布局仅仅有利于扩大交流，但不利于应对战争。魏惠王两次吃了围魏救赵的苦头，统一三晋的战争两次在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功败垂成，就是因为都城位置不佳。 有观点认为，魏国在战国初期依然谋求成为春秋式的霸主。但是这一时期魏国攻克了邯郸，谋求统一全晋，结果遭到以齐国为首的各国围攻。被打得焦头烂额的魏国最终不得不选择屈服。于是发生了徐州相王事件。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在惠施建议下，放下尊严，带领诸侯在徐州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周朝只允许蛮夷称王，而且外交会面时不承认），就也尊魏惠王为王。至此，周朝诸侯公然称王，周天子在制度上的特殊地位已经完全丧失。 在徐州相王事件后，齐楚秦燕赵魏韩七大国全部称王（后来还有称王的国家，但是没坚持到秦朝初年早早就被灭了）。并且各国纷纷开始改革，尝试甩掉周朝时代的旧制度。 到了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人可以用维护旧制度的名义（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度、分封制度）来充当世界宪兵了。 春秋战国时代的转变至此彻底完成。 四、整体转变过程 在春秋战国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春秋时代重点是借壳上市，比如晋国六卿架空国君，却依旧在旧的框架内继续发展。春秋战国转折期的重点是撕去伪装，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旧的框架已经彻底失去了价值。再比如说魏国李悝改革、楚国吴起变法、齐国齐威王纳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各国都在进行改革。传承自周朝的各项制度都面临着重大革新。在这个环境下，改革成了主流。 这一时期，法家成为君主推动改革的利器，儒家成为旧贵族对抗改革的武器。拼命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儒家面临着不断游说君王、获得赞誉一片、却始终不能得到重用的窘境。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前期的儒家拼命加强君权、抑制贵族，后期的儒家拼命维护贵族、反对君权主导下的平民崛起，表现出了鲜明的两面性，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滞后性。最终，改革最彻底、受儒家影响最小的秦国消灭了东部地区所有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 东周时代以东周命名，是因为名义上这还是周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下。春秋时代命名借用了《春秋》这部书。春秋时代的社会运转，还是以贵族为主体的。不论是儒家的加强君权削弱贵族权力，还是后来儒家的维护贵族削弱君权，本质上都是以维护贵族政体。孔夫子打击贵族加强君权的主因也是贵族离心力量太强，已经发展到了突破旧框架的地步，所以要开历史倒车。后来的儒家要削弱君权保护贵族，也是因为君权已经站到了新时代的领路人位置上，旧贵族成了维持旧框架的“中梗阻”，所以儒家要维护旧贵族。 春秋战国的划分，关键原因就是春秋时代的诸国所比较的是谁在利用周朝旧制度崩溃时机获得的利益最大、战国时代诸国所比较的是谁在摆脱周朝旧制度的基础上走得最好。 从内在逻辑性上来说，春秋战国之际内部质变转变成外在表现的关键点，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在这一个关键点上，三家分晋是主要部分，田氏代齐是最终部分。因为晋国是春秋时代最后淘汰出来的、假借维护周朝旧体系谋取利益最成功的选手。而齐国是发起这一借壳上市行动、并在晋国崩溃后成为了最后一个具有这一能力的大国的选手。所以这两个节点都可以作为转折关键点。考虑到主要矛盾决定主要性质，三家分晋更主要一些，所以三家分晋作为时间节点更合理一些。三家分晋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公元前453年赵魏韩瓜分六卿所有实力。而周天子承认现实彻底放弃旧秩序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403年承认赵魏韩为诸侯。 但是从历史传承上来说，由于历来的史家大多以周天子为正统，忽略了东周中期以后周天子已经基本对国际体系失去干预能力、沦为图章的问题，仍然以周王更替作为主要事件标志，一般仍然以周敬王之死作为时间点。这就好像研究现代历史的时候，以国联的存废作为旧时代开始和结束的标志而不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冷战的重要时间节点作为分水岭。以周天子交替为时间点的选择，重点是维护君权进而维护治权的考虑。同时由于这一时间点避开了一些重大事件，有利于保持事件记录的完整性，具有一定的好处。就好像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界限尽量划在海洋中一样。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是合理的。这是现在通行的节点的合理性所在。这个节点的问题就在于节点本身和时代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很容易让人疑惑为什么要划分春秋和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