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班牙总督区基层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既然要谈基层，我们就从最边缘地区的最底层谈起。 关岛首府阿加尼亚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1668年，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迭戈·路易斯·德·圣维托雷斯（Diego Luis de San Vitores）抵达关岛阿加尼亚，会见了当地的查莫罗人酋长基普哈（Kepuha）。 按照西班牙人记载，酋长欣然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并主动献上一块土地用以建设教堂。作为回报，西班牙人任命基普哈作为传教团的保护者，称呼他“堂.基普哈”（Don/Dona在古代西葡意是贵族专属的头衔），并承认基普哈家族世代统治阿加尼亚的权利。 教会和原住民贵族建立的这种合作统治模式，其实就是西班牙殖民地基层组织的核心。 西属关岛的行政上级是菲律宾。今天的菲律宾国家由4万多个叫做“描笼涯”（Barangay）的基层行政单位构成。在殖民地时期，描笼涯是由菲律宾本土贵族（Principalía）统治的半自治村社，这些贵族在前殖民地时期叫拿督（Datu），在殖民地时期叫头人（Cabeza），现代与其对应的职位叫甲必丹（Capitán）。 在美洲和亚洲殖民地，西班牙人相对原住民都是少数群体。而且大多数西班牙人都生活在城镇里，很少接触农村基层，唯一例外就是神职人员。很多原住民一辈子见过的白人只有本村神父，在他们的村庄当中，神职人员也是唯一能代表上层权力的人。 这就是教会-原住民贵族合作统治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 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与天主教会结盟之后，教士系统事实上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教士拥有特权、义务、薪水，广泛参与帝国的政治事务，包括基层治理，因此说底层教士是来自上层的代表并不过分。与此同时，原住民贵族作为地方实权人物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特别是在菲律宾、太平洋岛屿等地区，西班牙人的制度使得当地统治者的权力比原先更大了。 这种情况在殖民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例子是印度的柴明达尔，在英国人到来后直接从包税人变成了地主。同理，西属殖民地的许多土著统治者也在殖民制度当中得到了原先没有的权力和财富。例如基普哈酋长的继承者就突破了岛上母系社会的限制，获得了世袭王权和私有产权。 菲律宾和关岛的制度是从西属美洲移植过来的。承认原住民贵族的权利是西班牙殖民制度的基本方针之一。按照1680年发布的《西印度法典》，原住民贵族对于土地和属民的权利一律得到承认，头衔和荣誉至少相当于西班牙本土的低级贵族（Hidalgo），也就是堂吉诃德那个级别。 以古代世界的标准来看，西属美洲是个城市化率比较高的地区，能达到10%-15%。西属美洲的采用罗马式统治策略，城市网是帝国的基础。但是无论如何，农村依然是殖民地社会的主流，少数城市被包括在原住民村社的汪洋大海当中，农村才是真正的“基层”。 在“描笼涯”等村社之上，帝国的统治单位是自治市镇，但这些城市的议会往往没有实权，只是地方实权人物和上层权力的博弈场所。在靠近上层权力的地区（例如墨西哥和马尼拉周边），这些市镇议会是“改土归流”的工具，通过扶植缺乏根基的原住民领袖，西班牙人可以打压原住民旧贵族的权利。而在上层权力微弱的地区（例如秘鲁和米沙鄢群岛），原住民贵族长期把控着市镇议会。18世纪时墨西哥土著贵族已经式微，但是上下秘鲁的土著贵族依然有强大影响力（例如图帕克.阿玛鲁起义由土著贵族发动，西班牙人镇压起义也多亏了土著贵族的协助）。 另一个重要的基层势力是教会。在原住民缺乏组织、土著领袖影响不强的边疆地区，天主教会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大名鼎鼎的巴拉圭耶稣会传教区，以及各修会在新西班牙北方建立的城镇，今天的洛杉矶（“天使之城”）、旧金山（“圣方济各”）、圣巴巴拉等美国西海岸城市就是教会建立的。 和所有古代国家一样，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基层是个错综复杂的体系，除了原住民贵族、自治市镇和教会以外，还有其它搭建盘踞在上面的网络，例如大家族、大庄园、行会和兄弟会（帮会）。 我在之前的一篇回答当中介绍过拉丁世界的大家族。大家族广泛存在于殖民地社会，凭借血亲、姻亲、干亲和恩庇关系，各家族联手统治着城市与乡村。同20世纪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一样，这些家族可以经营地盘，处理“内部事务”，不必诉诸国家的行政力量。另外与黑帮不同的是，这些家族本身就和地方政府、教会镶嵌在一起，构成基层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大庄园是另一个重要的基层组织。“庄园主在自己的庄园内就是国王，他的话就是法律。”大庄园和种植园的内部管理自成体系，甚至拥有自己的货币和私兵。大庄园的长工、短工往往来自原住民村社，庄园主则是城里的白人或者显贵的原住民领袖，这些人际关系把大庄园和其它的基层体系连接了起来。除了大庄园，制糖厂、纺织厂（Obraje）等经济组织也有相似的特点。 行会是西班牙帝国强大的社会力量之一。在西班牙本土，最重要的行会是全国牧羊人组成的“梅斯塔”（Mesta），每年为政府提供大量税收，而国家也相应地赋予了梅斯塔很多特权。西属美洲没有梅斯塔这样的全国性行会，但是也有很多小型地方行会。特别是在西属美洲的支柱产业采矿业当中，行会是很多矿山的霸主。这些行会由矿主和矿工组成，依靠业缘、血缘和乡缘组织起来，同地方家族、兄弟会难舍难分，经常在争夺资源的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不容许国家干涉他们的基层事务（据说17世纪的一个行会甚至打算刺杀插手矿山事务的秘鲁总督埃斯基拉切亲王）。除了矿山，行会还活跃在其它很多产业当中，例如安第斯山的骡子繁育，委内瑞拉的珍珠捕捞...... 兄弟会（帮会）集中在城市地区，主要纽带是种族和宗教。殖民地城市依靠兄弟会管理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最典型的就是菲律宾的华人和墨西哥城的黑人。殖民地政府允许兄弟会按照自己的传统实施法律，调解彼此间的纠纷，帮自己分担基层治理压力。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兄弟会还可以成为执政者的发泄口和替罪羊。每当西属美洲出现动乱，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突袭并封锁城市里的黑人兄弟会。在菲律宾，对华人的怀疑和迁怒多次演变成无差别的大屠杀。 以上四个例子还不能涵盖西班牙殖民地基层组织的全部，但无需继续补充，帝国基层组织的特点也已经明晰：一是本土网络复杂交缠，二是地方势力力量强大。 也许这是任何帝国都无法改变的底层逻辑——强大如美国，不也没能消灭脚踏赌博业耳通梵蒂冈的关岛黑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