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商朝600年统治，历史却几近空白？
这篇回答，追想一下商朝史料在历史长河中如何遗落的过程。很多答主提到了，司马迁在写《殷本纪》时，史料已经相当不足。因此，虽然比较可靠地留下了商朝的君王世系，但600年历史，并没有多少详实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那么，商朝600年中，究竟有没有用心记录的大量史料。答案是肯定的。殷商之时，不但已有成熟文字，（甲骨文不是简简单单的“象形文字”，评论区里的某位朋友请先了解这一点再来反驳）。而且也有记录历史保留文件的意识。《尚书·多士》云：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 这里“五帝之书”的说法系由《左传》所谓“三《坟》五《典》”而来。五帝是否有《典》，姑且不谈，而《多士》年代距殷商很近，说殷商有典，不成问题。 这里的册、典，都是写在竹木简牍上的，其历史文献意义，远比记录占卜结果的甲骨文上的只言片语重要。因为甲骨文太有名，使一些朋友误会商朝的文字就都是刻在甲骨上的，是一大误解。甲骨刻卜辞，商朝人绝不是除了卜辞外就啥也不留文字记录。（评论区有人质疑这一点，有机会再结合甲骨文、金文详细说） 有人说至今没有出土过商朝竹木简牍，因此断定商朝不用竹木简牍，这是另一个误会。就像至今也未出土过西周竹简，并不能因此断定西周不用竹简一样。像《盘庚》《大诰》这样的历史文献，其载体显然不会是甲骨或青铜器。只能出现在典册里。（对《盘庚》的年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比较靠谱的是：虽然《盘庚》并不是一字不变的商代遗文，在留传、转写的过程中会有增饰，但总体上不太偏离原初面貌。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证明了《盘庚》完全是后人编造，也无法据以否定“有典有册”的记载。） 西周的奠基者们，无疑仔细阅读过商代这些历史文献，其用意大约是从中借鉴得失，为本朝政治服务。《尚书·无逸》篇中，周公教导成王时，就引用了许多殷商先王的事迹：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治民祗惧，弗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这段话里侃侃而谈的殷先王事迹，显然不能从甲骨卜辞里看到。而只能从有意记载的史料中。（有人说什么靠“史诗”、“歌谣”，那是把西方的模式死板套用到商周了。商、周都没有古希腊那种长篇叙事史诗。《生民》、《緜》、《公刘》和《商颂》里那些短章，是完全不够用的。而同时期古希腊人也没有古代中国那么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以史为鉴”的精神。类似“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样的话，古希腊人，即使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也是说不出来的。后来的西方也没有古代中国那种种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组成的如此规模庞大的史传体系。文明不同，不好强行套用模板的。至于说什么“口头相传”，所谓“传说时代的历史”，用在唐虞时代还行，用在文字成熟的商代则不可）。那么，这批商代的历史文献，最后去了哪里，又是何时在历史中消亡的，很耐人寻味。 仔细想来，不外乎有两个去处： 1，其中很大一批，可能被作为战利品，被周朝拥有，运往镐京，供周公等人作战利品及参考材料使用。我们简称为“战利品史料”。 2，周武王封武庚、禄父以统殷之遗民，这里可能也保存着一批。我们简称为“武庚史料”。 如果认为周灭商之后会将商朝史料全部掠走，那么，上述第2项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相当小，从对微子启、箕子和已故商容的方法来看，周还不至于如此野蛮） 史料想长期保存下来，必须具备几个条件：1.后人重视保护。2.制作大量副本。3.尽量远离战乱。 造成这些史料凐灭的原因，则有战乱因素、文化变迁因素、时间因素等等，下面分别浅谈。 一  “武庚史料”的的结局 周成王时，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公东征，这场平叛战争中，武庚和支持武庚的商朝“顽民”被杀，连带着自然会毁掉很多的史料。平叛后，周公封微子启于宋，统治殷商的余民。那么，剩余的残缺史料，应该从此被保留在宋国。 宋国在周的分封制体系里，享受着相当高的礼仪地位，所谓“于周为客”。周朝允许他们保留“商颂”，用来祭祀讴歌成汤的功业。 但是，在宋人自己，随着慢慢融入周代诸侯系统中，开始吸纳周文化，而对原本的殷商文化日益淡漠。 一个典型的例子，《左传·僖公十九》记载：宋襄公想争霸，指使邾人将擒获的鄫子用来当人牲祭祀。宋国素有贤名的公子目夷劝谏道： “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杀人祭祀，是殷商常见之事。公子目夷这里的说法，显然不是商文化的传统。也更可见出，在此番宋襄公争霸之前，宋国早已不再像商朝时一样杀人为祭了。宋国虽是商朝人之后，却在渐渐淡化自身的商文明色彩，直至全无。 后来，宋襄公和楚国开战，公子目夷又劝谏道： “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因为宋国人是商朝余民的后代，因此也可自称为商，不过，目夷这里的话，还有更耐人寻味的地方。 那就是，宋襄公的争霸，和齐桓、晋文那种“尊王攘夷”，借拥戴周王室为名义不同，他更大的野心，是以做诸侯盟主的方式，重振殷商。因此，他重新捡起“人牲”的行为，也很好理解了。 这个目标，显然难以实现。目夷那句“天之弃商久矣”，可以代表当时宋国人的一般观念。殷商灭亡到此时已经过了整个西周和东周早期，“武庚史料”在这样的氛围下，保存下来的还有多少，很值得怀疑了。在接受了周文化的宋国人看来，殷商的祖先商汤等贤王固然是永恒的光荣，而600年漫长岁月里复杂的历史，却是一个无心也不愿回首的过去。 岂止是天在弃商呢？认定“天之弃商久矣”的宋国人，自己也早已在文明色彩上弃商。 有趣的是，宋襄公战败受伤后那一番“不重伤，不禽二毛”的仁义的辩解，压根不是商朝作风。连这位立志兴商的人，也已经不大了解商朝的军队作风了。 宋襄公之后，很多年，不再有人想要“兴商”。宋国建立时遗存的商代史料，那些竹简，随着几个世纪的缺少整理和维护，恐怕也早已朽烂了。宋国人记得的，大约不过是《商颂》里歌颂来歌颂去的几个先代贤王的传说。 昔有成汤， 自彼氐羌， 莫敢不来享， 莫敢不来王， 曰商是常。 喂喂，你们别光顾着歌颂成汤，留点讯息让我们了解了解从中丁到河亶甲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啊！ 到春秋末期，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关于礼制的文献尚且已不足，则史料可想而知。而孔子作为殷人的后代，在文化上，却选择了“吾从周”，以文王、周公为偶像，也是殷商文化和史料到春秋末期已消失殆尽的体现之一吧。 总结一下这批史料的失传的几大因素： 1.武庚叛乱和被镇压过程中的破坏。 2.竹简随时间流逝逐渐衰朽消失。 3.作为殷后人的宋国人在思想文化上逐渐“弃商”“从周”导致的对文献缺少传承与保护。 二  “战利品史料”的结局 被周人作为战利品运走的那批史料。应该在颇为长久的时期里存在西周的藏书处。不过，经历过西周初叶的动荡期，经历过“成康之治”的太平时期，周人对这些史料还有多少研究兴趣，很值得怀疑。西周后期，有人愤怒地喊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来警醒周朝统治者，可知当时上层对从商代史料中汲取经验教训，已经不像周初这么用心了。 不用心就不会重视，不重视就会缺少保护。像现在很被重视的“清朝大内档案”一样，民国时是差一点被随意抛弃的。当时如果真没了，也就彻底没了。 与后世想还原历史的努力不同，在进入编年史时代之前，周朝人并没有保留对历史逐年发生的大事的详细记载的意识。他们更喜欢保存伟人在历史重大场合的发言。从中找到某些指导思想上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能看到完整的《盘庚》三篇，能看到周初那几篇重要的《诰》，而在位长达55年的周穆王时代前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只有浑沦一片。（哪怕加上《穆天子传》）比较一下，看看进入编年史时代之后，鲁隐公在位的短短十年，便有多少丰富的内容。 虽然《汉书·艺文志》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但是，古代究竟从何时开始有了《春秋》那般编年记事的史书，还是个谜。而以“记言”为主的《尚书》，显然，留给我们的，只能是小部分丰富的历史片段，以及这片段之间的大面积空白。 即使周人掌握了殷商的大量史料，他们也没有意识编写一部完整的殷商史书。至多，是从中择取些像《盘庚》、《高宗肜日》那样的片段，以为“后王”参考。入选的史料份量，一定会少于没有入选的。 古代有孔子删《书》之说，后世学者多不相信。不过，儒家保留下来的《尚书》，一定远远少于当时类似的史料本身。试看《尚书》最后一篇为秦穆公的《秦誓》，春秋时如此多的争战会盟，岂能仅仅流传下这一篇誓词呢？只是在儒家编选者看来，不如这篇的话有指导意义，因此没有入选罢了。（《逸周书》及非儒家的学派引用的《书》和《竹书纪年》的问题比较复杂，待有时间再细说。） 大量没有入选如《尚书》这般“经典”的史料，不会被大量复制、保护，只能随记载它们的竹简一起，慢慢朽烂消失。更何况中间的战乱与动荡呢？ 周幽王末年，犬戎攻破镐京。当时周朝自己的许多宝物尚不能保，更何况早已不大有人问津的商代史料呢？周平王东迁之时，纵使旧京还有大量商朝和西周史料的残余，恐怕也无心整理运载过去了。 古代每场战乱，都会导致史料、书籍的大规模损失，尤其在印刷术诞生前的时代，损失会更惨重，因为缺少副本的存在。汉末董卓之乱，洛阳藏书及大量档案毁于一旦。更何况是在千年以前更为蛮荒的西周末期？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平王东迁之后，“战利品史料”也已几乎不复存在，商朝的典册，已经几乎扫地净尽了。 再总结一下这批史料失传的几大因素： 因此，当司马迁写《殷本纪》时，能供其参考的，《世本》、《尚书》的相关部分，《左传》、《国语》和诸子百家中涉及的一些零碎、未收入《尚书》的一些逸篇断章、真伪莫辨的一些传说而已。 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殷商史著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出土文献。甲骨文虽然只是简短的卜辞，但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消息。不过，即使如此，现在的商史研究，很多时候也很像在努力拼图或是在猜谜。曾有位上古史专家，出版过殷商史专著的历史系学者告诉我，研究殷商史，非常依赖于想象力，由他这句话，也可见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