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心理疾病？
我尝试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解读心理/精神障碍不是“进化”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这个角度很偏，但在临床工作中却很有启发。 我非常有幸学习过两遍精神病学这门课，第一遍是大学期间，我们的老师，同时也是当地精神病院副院长，他将我们课程体系中的变态心理学删去，改成更系统的精神病学；第二遍是我毕业若干年后，接受本地安定医院的一系列连续培训。 两段学习都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八九十年代，医院里面来的都是精神分裂症；但到了2000年后，抑郁障碍渐渐多了起来。 联想到今天，网络上不仅有确诊的抑郁障碍患者，更有一大批“云抑郁”，因为自己产生了抑郁情绪，而给自己贴上“抑郁障碍”或“抑郁症”的标签。 似乎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精神/心理障碍[1]，来替我们表达什么。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精神/心理障碍不是进化出来的东西，而是某个时代需要的东西。我们将一部分人，定义成精神/心理障碍。 所以我们发现，精神疾病是有时代性和文化性的。 比如曾经有一种诊断叫做【旅途精神病[4]】，它常见于绿皮车厢的常见旅行，由于疲劳和车厢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导致个体产生意识、思维、情感障碍。但随着交通状况的好转，这种疾病越来越罕见，且已被归入短暂精神病性障碍当中，成为一个分支。 旅途精神病，专属于那个绿皮火车的时代。而缩阳症[5]，则专属于特定的文化群体。在广东和海南一带，人们相信“阳缩入腹则死”，加之个体易受暗示性，即便在“大、小便时，一股风吹过阴部，局部阴冷、发麻，随即一种疑病观念出现，表现出焦虑恐惧发作”。 当然，最出名的便是弗洛伊德时代的癔症（Hysteria）。这个词直译有“子宫游走”的意思，似乎是一种女性特有的疾病。这很容易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避而不谈，很多女性即便意识到自己有生理需要，都会感到极其难堪。 这个黄段子你肯定听过，它之所以能流行，至少说明我们今天的文化是能够谈论性的，而且还能允许我们享受它[6]。所以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不复存在，我们也就无需创造出一整套癔症体系来象征性表达自己的生理需要。 那些不能被言说的、混乱的心理活动，会被我们压抑；而被压抑的东西，会以症状的形式展现出来。 可是今天你想一想，有哪些肮脏、邪恶的东西是不能触碰的，以至于要压抑到潜意识中吗？ 看看日本小电影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真的禁忌是不能被意识的[7]。 从弗洛伊德到福柯，他们的框架下总有明显的“你我”之分。例如弗洛伊德就将那些不能被意识接纳的东西，压抑到潜意识，并建立起一道被称为前意识的墙，用其监察机制来判定哪些东西可以进入意识。而福柯则关注了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态度，患者是“你”，你不同于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规训，因此也用一堵墙，将他们关在疯人院，门口一个门卫大爷做“监察机制”。 这种思维模型清晰划分了敌我，划分了正常与异类，因此产生了符合那个时代的典型精神障碍，即精神分裂症。（我们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分裂，而且很清楚他们与我们已经不同了，并在这种不同中定义出大量的症状）。 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福柯式的社会来界定和规训异类，而产生了一种更复杂的手法，让我们自己来规训自己。这种社会被称为“绩效社会”。我们不再需要压抑什么，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 无论你是职场人还是学生，你肯定体验过被“绩效”支配的恐惧，甚至很多小伙伴已经沉迷其中，自己做自己的监察机制。比如成绩一定要高、挣得一定要多、体重一定要达到多少、包包一定要花多少钱。 我们无数次超越自己，却发现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摆在前面。 三舅为什么治不好你的精神内耗？因为你没想好治完了病去干什么。如果治疗精神内耗是为了继续追求你的绩效，那很不幸，你的内耗再次复发了。 精神分析对抑郁做出了一个内驱力的描述，抑郁是因为一个人足够“自恋”[9]，自恋到连攻击性都不愿意释放给别人，全都留给了自己。因此抑郁状态会有大量的自我否定、绝望、不允许自己体验快感和成就[10]。 抑郁典型症状之一，便是意志行为减退。我在很多长假之前都采访过职场人，假期最想干什么？她们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想“通宵熬夜打游戏，转天睡到自然起，外卖啤酒配炸鸡，可乐空调爱奇艺”。 他们虽然没有抑郁，但在行为上已经象征性表达了意志行为减退的症状——如果可以，我要彻底放飞自我，放飞自我的手段，就是一种类似抑郁的行为表现。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抑郁，同时还有那么多人希望自己抑郁。在今天不断要求我们绩效的情况下，唯有抑郁才是真的放松，因为我们虽然“身未动”，但是我们“心已远”，当你允许自己不去看书不去工作，只去投入游戏和电影时，你就已经暂时放掉内心的枷锁了。 当然，事后怎么后悔、上班时怎么出现综合症，那就是后话了。 所以我们很难单纯从进化和生理的角度完全理解精神/心理障碍，因为有时候它们并不一定符合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而是我们为了表达今天的某种诉求，产生的一系列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