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
王安石变法是著名的历史公案，宋世以来争议不断，延绵至今，誉之者以为是开近代财政国家体制之先，辟千古未有之局。毁之者以为是天朝专制集权流毒的源头，断送了宋太祖开创的和谐政风。虽然现代经济和政治学的观点对于把握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有，但个人以为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应超越事件所处的历史现实。 王安石的变法的成功与否应该从变法的初衷目以及当时的现实社会效应来看。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富国”与“强兵”， “富国”即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理天下之财以奉天下”，激活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观能动性，对国家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从士大夫官僚，权贵与豪商巨贾手中收取部分利益以资公共基础建设并弥合社会矛盾。 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均意在此，其成效应该说是十分显著的： 在不增赋税的情况下元丰库积累了大量的战备物资，提升了全国官禄吏禄，同时根据《文献通考》载，元丰年间天下垦田数比治平年间多了20余万顷。 毕仲游于元佑元年（1086）《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 “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积贫积弱局面的改观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王安石“富国”的着眼点其实在于“强兵”。王安石在进入中央着手变法伊始就开始构思“恢复汉唐旧境”的宏伟战略规划：先取西夏，徐图契丹。王安石对这一构想做了极其细致与扎实的准备与部署，具体来说即是将国家兵制从募兵过渡到民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辅以将帅的选拔制度，改变冗兵弱旅指挥无序的混乱军事国防系统。 保甲法，将兵法皆由此出。并在其任内与王韶配合完成了河湟之役的全面胜利。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史称：“宋几振矣！”但是，神宗对于国家兵制的改革是不支持的，终宋一代都因将弼兵之策作为立国之本而对国防建设态度消极。元丰五年伐夏永乐城战役的失败反证出宋王朝如欲强振军事，对于兵制与军制的战略性改革的必要性（将令不一，投机冒进，缺少理性规划）。 在王安石的眼中“富国”是“强兵”的基础，通过强兵使得宋政府统一中国，恢复三代之治是王安石最高的政治愿景，看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在行使变法过程中的执拗与顽强，因为在王安石看来自己与保守派的差别只在手段上，而自己的手段才能实现士大夫的宏愿。 从这两个出发点看变法本身是部分成功的，熙宁到元丰间国库丰饶，收复失地，军声微振。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急骏变法自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在反对新法的浪潮中，王安石不理性的采取了因言废人的举措，甚至不惜架空谏台，破坏“异论相搅”的政治空气，都被时人与后人广为诟病。但需要指出的是，在11世纪的中国，这一切并无关民主，王安石正是要解决当时士大夫官僚政府的低效甚至无效以及逐渐衰弱找不到出路的因循状态。 但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眼中，新旧法之争是儒家与法家的国体之争。他们视王安石为商鞅，桑弘羊，因此司马光上台后不分好坏去新法如去流毒，连苏轼等都看不下去，上书希望保留免役法。其废除新法的论点更是被章惇“一一点破”（朱熹语）。司马光对王安石有提携之恩，王安石也素敬司马光为人，二人之争纯在事上。安石殁后，司马光虽然将其政治贡献一概抹杀，却对他的人格做了高度肯定，他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着眼于现实战略的自上而下的经济，军事，政治教育全面变革，带有浓重的法家色彩，但应该看到，王安石本人对于这场变法的归宿依然是儒家的治世理想，他的现实路线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并且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发展（北宋末到南宋开始直至明清高度集权）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许多人会批判他把中国社会拖入专制深渊，其实王安石只是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想要在彼时的重重危机中为国家民生寻一条出路而已。从今人的眼光无视当时的社会危机而评价王安石变法无疑是不公正的。 ——————————————————————————————————————————— 补充： 关于王安石与地方社会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实干派官僚，在熙宁变法入主中央前，他具有长期的地方管理经验，他的变法主张多是在地方官时期形成的。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授淮南节度判官。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期间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以助其度过时艰。。嘉佑三年(1058)，改任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在熙宁年间变法实行中，王安石由于久居中央，未能对法度细则再做深入而全面的回访调查也是事实。 关于王安石与商品经济 王安石在任鄞县时，有反对榷茶法之议。他对茶有深刻的认识,评价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王安石认为“国家专营的榷法不宜过多，而应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只有商品流通的渠道顺畅之后，国家税收才会增加。王安石的这一思想由于当时具体条件的限制，未能形成具体的改革方案，但在茶法、盐法、酒法中还是有所体现。 他说“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为了做到在商业繁荣时，不要影响到农业生产，当商业发展缓慢时，也不至于影响商品正常流通，国家应该因时制宜地采取促进和限制两种手段，使商业适度发展。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国家控制豪商巨贾操纵物资、物价的专门法规。足见他对民间商品经济发展的支持态度，在轻视商业的农本社会中有如此认识已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