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俄罗斯文化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这一论著中,把东西方文化分为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以罪恶感约束欲望,以维持道德平衡;而东方的耻感文化以差耻作为欲望约束机制，以此作为维持人际和谐的手段。罪感文化的人在犯罪后，通过忏悔坦白可以减轻罪恶感而耻感文化的人在犯罪后,知道他罪孽的人越多他就越痛苦。 西方罪感文化的渊源，主要来自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因违背神的旨意，被上帝逐出伊甸乐园，此即人类的“原罪”。而上帝为拯救世人，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充当救世主。耶稣基督为替人类赎罪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鲜血洗净世人的罪。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人类心灵的“十字架" ,是西方“罪感”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俄罗斯的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支。与西方国家的天主教以及新教相比,东正教是更加虔诚的宗救相信基督的“复活" ,带有更多的迷信色彩。 基督教的伦理,具有以罪恶感约束人的欲望行为的机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更把苦难升华为能够清洗罪恶的情感。所以在极度虔诚的民族中,有着崇拜苦难的倾向。人们或者以杀生祭祀上帝,或者自我折磨，以禁食、鞭打、旷野修行等受难方式清洗罪恶，让上帝息怒，与上帝和解。正如黑格尔所说“基督教中出现人类与上帝的统治。人类必须将自然性与有限性扬弃,将自己提升到上帝的地位,我们在这种上帝观念中发现人类苦难与受苦的调和。此后,内心受苦便看做实现人类与上帝统的必须手段。" 与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情怀和忏悔意识主要规范在理性范畴不同,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形成如基督教在西方的情势一足以和世俗政权抗衡。 在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一直没有摆脱专制制度的工具和附庸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事物的逻辑是:没有得到全面发展的东西,往往会朝着某一方面超常规发展，情形同某些残疾人有特殊技能一样。 罪感情怀和忏悔意识以及苦难素拜就是东正教中超常规发展的宗教情感。俄罗斯人的圣母情结也与这种罪感情怀相关。俄罗斯历史上的圣徒，都是些极度宽容顺从不抵抗者。他们面对迫害默默忍受,遭遇凌辱大度宽容,屠刀面前引颈就戮。俄罗斯历史高度评价这样的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把这种与苦难相关的宽容忍耐，顺从上升为真正的俄罗斯精神,并把它看做俄罗斯的希望所在。 在这样的历史与文化的根养之中，罪感与忏悔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呈现。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19世纪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罪恶感”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情绪，许多人受其困扰。当时各种矛盾激烈尖锐,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其中,残暴的专制制度与普通民众的矛盾最为突出，还有贵族阶级与平民年轻一代的进步变革要求与俄罗斯社会传统之间欧洲影响下自由反叛的追求与“国粹”派的冲突等。这些矛盾在俄罗斯形成各种张力和冲突使得19世纪的俄罗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面对底层民众惨烈的生存状况，他们的仇恨和愤怒，以及这种愤怒可能被点燃后的可怕破坏力,俄罗斯贵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中伴着强烈的负罪感。 19世纪俄罗斯贵族的罪感意识首先体现在他们对于金钱、财产等的罪恶感进一步发展为对于奢侈的生活，甚至对于细致的美感等都产生罪恶感。托尔斯泰后期状况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放弃稿费,放弃地租,过农民式的简朴生活,甚至像一个农民那样耕地种田。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获得心灵的安宁，直至离家出走,最终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托尔斯泰的“平民化”, 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在他感召下,当时的俄罗斯掀起了一股热潮:到边疆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当时的俄罗斯知识青年,没有政府的号召,没有行政强制，自觉自愿地到艰苦的边疆。托尔斯泰也因此成为俄罗斯的“精神沙皇”。 19世纪俄罗斯贵族最大的忏悔行为应该是12月革命党人的起义。俄国的贵族从此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财富,头衔、名誉等一切幸福都是有罪的,他们维护和依靠的沙皇专职和农奴制度是邪恶的、可耻的是应该被推翻的。12 月党人的忏悔意识贯穿了整个19世纪。贵族阶级本来是专制制度与农奴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贵族青年宁愿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谋求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其精神境界之高尚,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反叛主人公的反叛与罪恶感,与19世纪俄罗斯的现实状况，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反抗冲动来自心灵，现实，理想三个层面。 面对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面对耶稣基督的牺牲与鲜血被基督教文化浸润已久的社会中,年轻一代往往有这样的心灵冲动:反抗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恶感和心灵上沉重的十字架。拉斯科尔尼科夫们首先要反叛祖祖辈辈的东正教信仰,他们要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这种冲动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与反抗落后的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相联系,获得现实的情绪呼应;而当时俄国打开国门以后欧洲文化个人主义与追求自由等特质，成为这股心灵冲动的理想目标和理论支撑,形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们“为所欲为”的超人理念，这样,原始的心灵冲动获得了现实的支撑，对现实不满与理想的召唤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文化现象，甚至体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某种本质特点:质疑信仰,追求自由,希望确立人在现实中的主体地位。但他们的探索带着典型的俄罗斯易走极端的气质,要做“人神”,不但要摆脱宗教与专制制度的束缚,还要废除所有道德规范，追求“极致的自由”。这正是导致19世纪中期俄罗斯社会伦理失序，道德瓦解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些评论家眼中的“罪之源"。 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这一思想的两个代表。 对平民化追求充分体现在托尔斯泰晚年名著《复活》中。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贵族阶级的忏悔录,集中展示了贵族阶级对于平民的罪恶。贵族青年聂赫留多夫诱奸、遗弃了平民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把她从一个纯洁、善良、美丽的少女,变成了堕落、麻木的妓女。托尔斯泰以他天才的手笔,显示聂赫留多夫对玛丝洛娃所犯的”罪”,不过是贵族青年极其平常习见的行为。8年后两人再相遇,聂赫留多夫继续充当玛丝洛娃的“罪人”:因为以他为首的陪审团的疏忽，导致玛丝洛娃虽然没有犯罪,却被判服苦役。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领地上农民的生活已陷入赤贫状态,真正是一无所有,而原因是农民没有一寸赖以生存的土地。聂赫留多夫由此认识到自己出身阶层的罪恶本质,意识到对于现实中平民的苦难,贵族阶层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开始忏悔赎罪,减轻农民的赋税，把一些土地送给农民; 为卡秋莎玛丝洛娃的案件找关系,改善她在监狱中的待遇;甚至为了给她的官司上诉改判,到大理司奔走;直至在案子无法改判的情况下，跟着囚车,陪同她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并准备跟她结婚。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忏悔行为 ,聂赫留多夫的灵魂不断升华,心灵复苏,在宗教中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和寄托。 聂赫留多夫所代表的忏悔贵族的价值观表现出对整个贵族阶层生活方式的否定。在他们的意识中,贵族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像这样的罪恶感和忏悔意识，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大量存在。甚至在19世纪其他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中,也存在着这种罪感意识和忏悔文化。 托尔斯泰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显示了“末平民化”前的俄国贵族精神上的困境,列文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差点自杀。他的灵魂拯救者是一个平民。 最后他在农民卡拉塔耶夫那里,得到了最简单的答案:人是为上帝活着,从此才得到了心灵的安宁。 如果说托尔斯泰表达的是“贵族之罪”,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忏悔的则是“平民之罪”。托尔斯泰忏悔的是贵族所拥有的财富及堕落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忏悔的则是平民的骄傲及对信仰的怀疑。后者更接近基督教关于人类原罪的学说,所以,人们通常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更加具有宗教色彩。 在几乎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都有一类年轻人,具有这样“骄傲与不信”的特质。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等。这些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反抗主人公”系列。这些人因为反叛信仰,导致自我膨胀，认为既然没有上帝，那么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他们或者杀人，或者怂恿别人杀人。在他们犯罪后,深深的罪恶感令他们无法获得心灵安宁,最后,只能通过坦白.自首等方式，忏悔自己的罪孽，获得心灵的复苏。 按照基督教的观点，骄傲与不信是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所犯下的”原罪”。所以,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首的反抗主人公,他们欲成为“人神”的信念正是人类”原罪”的代表。他们的犯罪，也正如亚当与夏娃的犯罪,有其必然性。而因为他们承担着时代的需求,呼应着社会的情绪,他们的反抗成为现实中强有力的力量。他们代表着现实中的革命性要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作品《群魔》中显示了成长的”反抗者”们，往前走一步就是暗杀,就是革命。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系列，“多余人系列" ,都有忏悔意识与罪感情怀。前者鞭挞官僚与贵族的冷酷与残忍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崇拜苦难思想，可以看做是罪感情怀的衍生品;后者则带着深深的罪恶感,对贵族阶级反省与反思。 补充阅读 一、罪感与忏悔的民族历史渊源 1.伊凡雷帝杀子 罪感情怀和忏悔意识，是俄罗斯民族非理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中最有特色的情结,就是他们感性的冲动造成严重后果后的罪感和忏悔。不管是沙皇还是俄罗斯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非常残酷可怕的暴力事件,如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伊凡雷帝,在盛怒之下,用手杖打死了自己的儿子一皇位继承人伊凡。 与伊凡雷帝的盛怒相似,他的忏悔也同样强烈并带有明显的民族印记。他悲痛欲绝，下令举国服丧，自己也到修道院忏悔,还为以前被处决的贵族和官吏昭雪。这事件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有着深刻的代表性和象征意味。伊凡雷帝的震怒,不单杀了亲生儿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改变了历史;而他的忏悔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影响甚大。  2.拿破仑战争引起的民族反省 在俄国历史上,战胜拿破仑与彼得改革是同等大事。这引发了俄罗斯民族空前的民族自觉与爱国主义，全民参与到一个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念之中。但打开国门后,与欧洲的对比不可避免。对比之下，俄国的混乱、污秽、贫穷效率低下，野蛮极度漫无秩序就令人格外难堪。一部分知识青年对此痛心疾首， 决心改革自己的家园，哪怕牺牲自身的利益。这就是12月党人起义的历史背景。当时即使俄国最麻木不仁的富员，对于国家的落后也有种道德上的不安。  二、19世纪知识阶层的观念、理想狂热症、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阶层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他们深信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要完成一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康德的“绝对命令”。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都认为自己身负历史使命:去找到这个形而上的“存在”,并解救俄罗斯的危机!使命的伟大、任务的艰巨使他们对自己十分苛刻,深怕因为个人的局限有负这一伟大的历史机遇。这样伟大的自我期许就会让作家们因为自己身上的种种弱点而产生深深的罪恶感。有时甚至一点正常的娱乐都会让他们内疚， 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使他们到了老年还在不停地自我反省自我提升。 俄罗斯人的罪恶感，与19世纪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与贵族们反省农奴制与专制制度的罪恶相连，与年轻-代摆脱传统追求自由相连,这种罪恶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有着深重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19世纪俄罗斯社会深深的罪恶感的,是探讨民族出路的焦虑心态，“谁之 罪”和“怎么办”是这一时代的关键词。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情绪。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对于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反叛，主要来自人们心中对于自由的向往。正如普希金的诗中所说“要想看到帝王的头 上/没有人民的痛苦压积/那只有当神圣的自由/和强大的法理结合一起。”而当自由主义没有明确的制度指向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中都有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托尔斯泰对于东正教教会和沙皇专制政府没有丝毫的信任,他不相信任何外在的管教束缚。压抑可以改造人性,可以对人产生积极的影响。陀氏那系列反叛主人公,代表的是他思想中渴望自由的诉求，而19世纪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它来自对沙皇专制主义的反抗是情绪性的，而非理智的。所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激进时,他的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具备可操作性。 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是感性的冲动的，没有节制的。阿克萨耶夫在论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时说“俄罗斯的民族性就是自由地不受权威和官方限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质也就是自由。一种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自由。所以，俄罗斯的政治是两个极端。" 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但每个俄罗斯人，却缺乏个体的自主精神。真正的俄罗斯人是崇尚兄弟情谊的，是喜爱生活在温暖的集体大家庭中的。所以，俄罗斯人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为了个人争得实质的自由，他们需要的是自由的“感觉" ,然后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自由。所以, 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中的“自由”冲动是虚假的非本质的。与其说他们追求自由,不如说他们具有一种对自由的“焦虑”。他们惧怕自由、逃避自由,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最后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宗教大法官这一形象揭示的民众随时准备拿他们的自由去兑换面包。 对于自由的焦虑,最终指向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专制"。因为无论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们那种带有自我封闭倾向的道德自我完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们把自我当成上帝,二者只能造就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正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前者自我封闭，后者则是极力扩张自我，把别人作为自我实现的工具。这两种情势走到极端就是社会的沙漠化，每个人都不相信别人，整个社会就没有了秩序没有了凝聚力,最终导致人人都没有安全感。这时整个社会就会产生对于秩序的渴望,社会就会呼唤强有力的统治者,一位铁腕人物就应运而生了,他用刚性的统治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古代中国常有所谓的“乱世用重典”,世界历史也一再证明,革命后,在混乱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是一一个“专制”政府，只是专制的主体与对象不同罢了。 所以19世纪俄罗斯文化界的精英们,极力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却准备以新的专制来代替这种专制，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罪恶感 ”正是19世纪俄罗斯人潜意识中追求专制的心理表现。根据现代心理学原理,罪恶感重的人有受虐狂倾向，而且这样的人尤其不能承受自由。他们随时准备把自我交付给某种强权势力,这样,他们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罪恶感和焦虑可以减轻。 俄罗斯历史走到19世纪的后期,在改革现实的渴望中,不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倡导革命,就连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反对暴力革命者的思維逻辑里,也包含着革命的冲动。 托尔斯泰晚年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其实是改造过的东正教教义。其主要思想有三条:爱他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心目中的“绝对精神"就是“兄弟般的友爱”。但是,他并没能把这种品质具体化。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还是复活》中的聂赫留多夫，与人群是疏离的,无法达到兄弟般的情谊。所以，托尔斯泰的绝对精神，只能是抽象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可以爱全世界,但无法爱自己的邻人。托尔斯泰虽然努力像一个农民那样生活,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平民，“托尔斯泰主义”还是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思想领域,无法改造丑恶的现实。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拉斯科尔尼科夫叛逆的灵魂，只有在基督之爱中找到出路。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虔诚的索尼娅的引导下,认罪.忏悔,走向新生. 很显然，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这两位文学思想大家，都选择了“宗教”作为人类灵魂自我拯救的福音。 把“爱’、宽恕” 、“坚忍”作为对抗黑暗、清洗罪恶的手段和力量托尔斯泰主义”一度在俄罗斯产生很大影响,不少追随者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学说生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与现实中的“斯拉夫主义”呼应，成为19世纪俄罗斯思想文化界的风向标。但他们对于宗教的拯救功能。显然并不是坚定相信的。所以。《白痴》中的梅希金公爵,这个基督的代言人，在邪恶的现实面前，只能疯狂《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阿辽沙,是“爱的使者”,从小在修道院里长大。当他听到现实中有农奴主当着母亲的面，让自己的狼狗撕咬孩子时,善良的阿辽沙也承认。对付这样的人。宗教是不行的,爱也无能为力“枪毙 ”是阿辽沙给出的答案,这是导力的甚至革命性的答案!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精神领袖;虽然在理性层面上,开出宗教救赎的救世药方,但他们在无意识中对平民的膜拜,却彰显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从“同情平民”到“膜拜平民"以至于走向“平民专制”。 拉斯科尔尼科夫忏悔自己罪孽时，是在广场上，当众下跪，亲吻土地。用这种低到与土地相近的姿态来忏悔自己的骄傲之罪。这样一种回归人群 亲近土地的方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体系中，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俄罗斯的民族性中，土地和人民是其本质力量。土地与俄罗斯人民具有同样的性质:因为质朴而伟大,并且具有无限的救赎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贫民优越。陀氏认为，未来的俄罗斯靠的就是贫贱者的坚忍、善良顺从,甚至说“俄罗斯人越卑贱， 越伟大。”这是俄罗斯力量的代表，是俄罗斯的希望所在。面对现实的贫富差异、阶级对立,托尔斯泰则认为,清除贵族罪恶的唯一出路是贵 族放弃财产,做一个平民，让全社会“平民化”是解决19世纪俄罗斯社会尖锐矛盾的唯一出路。 但是贵族“平民化”能否真的泯灭矛盾与仇视?或者能否通过“平民化”消灭阶级差异,让社会“大同”。托尔斯泰的探索是很有意味的,他晚年的代表作《复活》似乎给出了否定性的筲案。 正如《复活》中的情节所揭示，聂赫留多夫的平民化并没有解决什么实质问题,玛丝洛娃最终也没有选择与他在一起。阶级矛盾与阶级对立,不是一两个地主老爷的善行可以改变的。聂赫留多夫在庄园上进行土地改革,以此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但农民以为是地主老爷新的剥削花招,双方无法取得信任，改革也就不了了之;而聂赫留多夫与玛丝洛娃的关系,最能揭示贵族与平民关系的实质。一个最好的贵族,在平民玛丝洛娃一生的命运中 ,也只能充当压迫者迫害者,甚至在双方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贵族阶级还是成了平民苦难的“推手”。 聂赫留多夫的赎罪之举,只能作用于玛丝洛娃的心灵对于她的现实处境，不可能产生根本的改变。托尔斯泰虽然反对革命，否定暴力,但他的探索并没有找到出路，所以只能走向内心，走向自我修炼。 不过，托尔斯泰在俄罗斯大地上播种了改变“玛丝洛娃"们命运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陀氏的思想比托尔斯泰更加矛盾、复杂。他坚持认为土地、人民与东正教是俄罗斯的三大基石，俄罗斯可以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但是面对现实罪恶“怎么办? ”宗教所倡导的宽容、坚忍，平民阶层在道德上的牺牲精神,能够改变现实吗?能够消灭罪恶吗?陀氏显然不能给予肯定的筲复。 所以，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中迷漫着一种膜拜平民的气氛。按照19世纪俄罗斯思想界的精神特质，他们在寻找一一个形而上的、涵盖一切、统率一切的东西。从现实的可能性来说它或者是“宗教专制" ,或者是“平民专制”。而就俄罗斯的文化精英们的探索情形来看,可以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形而上的力量，只能是“平民专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平民专制”的可能性。 19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在前进的过程中,从贵族的罪恶感.从知识分子对于信仰的怀疑与对自由的追求,从无政府主义到对自由的焦虑,各方力量熏染撞击、相互作用,最终产生出新的“专制期待":他们渴望摆脱专制的沙皇,却准备迎接新的“救世主”的专制。 19世纪，是俄罗斯历史文化转折的关键时期。正如历史上的伊凡雷帝“杀子”走向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 ,农奴制时代的沙皇专制、贵族压迫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广场政治，平民专制。  注： 部分观点参考自索洛维约夫《俄罗斯思想》； 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期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