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摩根大通证券将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将会对中国证券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这里还是直接引入王孟源先生的文章 昨天读者“wl5624492”在留言栏发问，说“可否请王先生解读一下这则消息？【摩根大通证券将成中国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证券公司】。这是出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考量，还是对自己的监管有十足的把握不怕他兴风作浪？很难理解中央的步调为何如此之大，直接让华尔街大鳄以全资控股的方式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真担心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金融危机中，美国会透过这些破口把中国拉下水。”刚好这是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做了比较详细的回答，顺便发表为正文，供大家参考。  中方发展新产业，其实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找到完美的公式来套；这是因爲每个产业的特性都略有不同，随著时代演变和整体科技发展，难关重点也逐步转移，所以可行的策略必须是高层级的抽象原则，不能只拿十年、二十年前的案例细节来依样画葫芦，结果就和“摸著石头过河”的治国方针有所抵触。尤其改开早年，产业发展的重心不是消费性行业就是要追赶落后了四五代的技术，所以养成了放任地方野蛮生长和对外交流引入抄袭两个很大的坏习惯，等到自己进入第二梯队，国际领头企业开始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自然会多方面地不配合或甚至明里暗里想方设法来破坏引进技术的企图，再加上几十年来对国内私有资本的监管远远赶不上他们纍积的速度（所以最近这年的政策转向，实在来得及时，不能再拖了），各式各样商业诈骗、寻租、钻漏洞的行爲大行其道，如果“刷单”都可以形成一个规模产业，那么骗补当然是更加流行。内部有了这样的地方政府和奸商随时准备扭曲中央产业政策以自肥，如何与他们斗争反而成爲制定产业政策的头号考虑。  中国工业发展到足够高度，必须在国际领先企业的防范下，试图引入最尖端技术来完成超赶任务的最关键一步，其实只是最近20年的事。最早的案例是高铁，但那个成功除了得益于铁腕集中管理之外，也拜了头一个吃螃蟹、所以当时外国人的疑虑程度还不是太高的福，并不容易複制。结果与其同期要引进汽车和半导体产业的企图反过来走市场路綫，就自然成爲反面案例。等到2010年代汽车电动化的潮流兴起，中方认识到那是弥补错误的百年不遇良机，监管单位决定必须抢占核心技术（亦即动力电池）的高地，然而这时管理的对象不是两家国企（北车和南车），而是部分还不存在的无数中小型企业，那么就只好步步爲营，交替拿出红萝卜和棍子，不断尝试/修正/扭转政策，其Micro-management的程度，其实与发展高铁不相上下。  你问引入JP Morgan，我却大谈高铁和动力电池，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个对比其实是问题的核心，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很快便知分晓。  到了2018年，中国已经养成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等等大型电池厂商，在技术上也坐稳了第二梯队，下一阶段任务在于淘汰整并弱小企业，并且逼迫胜出的少数几家大公司继续加速研发。刚好国际上技术领先的Tesla，其业务核心不是供应电池，而在于更下游的电动汽车生产销售和品牌创建，给予了合作的空间，于是中央决定以优惠条件开放Tesla进入中国市场。这里的幕后考虑不是美式经济学那套市场万能、自然优化的胡扯，而是在重点产业（动力电池，不是电动汽车）发展的特定关键环节，用针对性的间接手段去倒逼行业进一步集中和升级。  这次在投行这个“产业”，引入JP Morgan和其他后续的外国机构，最正面的脚本就是类比引入Tesla，来倒逼国内企业提高技能、改进效率。我相信在监管单位和更高层的内部讨论中，这正是推动此项政策的核心理由。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检验执行细节和背景条件，就会发现这个类比有很多、很大的潜在问题。  首先，在实际执行上，科技部对动力电池的发展，如前面所提，是以很高的专业水准、投入极大的时间精力来做微观管理，随时准备调整政策；而且其最终目的一直很明确，就是要创造世界领先的电池厂商，不是要把电动汽车行业自由化。换句话説，引入Tesla，是战术级别的小手段，随时可以修改或扭转；Tesla自己也明白，所以才会乖乖合作，不玩什么花样。相对的，中国的金融主管单位，虽然也有值得尊敬的专业能力，但在纪律和思想上却有著颇让人忧心的前科记录。个别官员图利谋私，一直是个严重的隐患，但是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出身美式经济体系，迷信绝对自由市场主义，为开放而开放，那么和科技部的动力电池产业政策对比，就刚好相反。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金融本身的特殊性：它与动力电池这样的实业也是刚好相反的，并没有实际的产出，完全只管分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最大邪恶，在于前期的竞争必然是爲了最终的独占，而独占的目的，是爲了方便寻租，寻租才能迅速提高利润，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纍积和集中。社会主义政府在管理实业的时候，可以相对简单地在维持高产能和高效率的同时，禁止或减低寻租行爲；但是金融业的核心作业原本就是寻租，所以不论什么先进技术或者能力改进，本身就在于提高寻租的效率。即使是电脑化这么明显简单的效率助力，都很快在程序交易上被滥用（我自己是发明人，所以体会最深：程序交易一旦频率高过人手人眼，亦即大约1Hz，就不再是正面的效率提高，而是反过来内捲、割韭菜的利器；而美国最新的系统已经达到GHz的阶段），更别提那些金融衍生工具了。既然金融业的特性，正是新技术、新产品都只能浅尝即止，一旦複杂化或批量化，实际贡献就立刻转爲负值，那么真正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反而是传统的官僚人事管理；但这需要引进美国投行来学习吗？  至于什么与国际对接，以方便人民币国际化，这里也有好几个重要的疑问，必须先获得诚实明确的解答：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固然是个合理的目标，但值得放弃立国以来70多年的社会主义理念，对最纯粹的国际金融资本做出投降，放任他们来收割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出吗？其次，中国在金融方面的战略需要，在于推翻美元的霸权，而不在于取而代之；事实上，如果中国只是想要在当前实际统治世界的英美金融寡头之中，换上几个黄面孔，那么对不起，我没有兴趣继续提供无偿的努力。此外，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市场额分，还差美元近两个数量级（额分这种百分比，x%，不能简单取对数log（x），而必须考虑log（x/(100-x)）；参见我以前讨论预测难度的衡量标准），而中美博弈早已进入紧要关头，任何需要十年以上的步骤，都缓不济急，所以我才会一再推荐支持欧元；引入美国投行，开放人民币，就能在十年内取代美元吗？  总之，引入外籍投行的正面意义，必须只是如同引入Tesla一样来倒逼国内企业进行升级，以获得世界领先的科技产业。然而，从金融业的本质、人民币的地位、管理单位的记录来看，既没有正确的目标、也没有足够的手段，所以我的建议是浅尝即止、早早收紧，千万不能成爲放任不管的藉口，任由美国人（包括精神上的）将中国经济也金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