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塑造的陈独秀是偏激进的，为什么最后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各位要是有空，可以到江津的陈独秀故居看看。里面展出了很多陈独秀后期（被开除出党后）的作品。 仲甫先生是个阶段论者，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独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革命胜利后，还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还指责当时的中共是一群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抛开他对主席这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指责不说，单说他对中国革命的定性，和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判，应当说是有道理的。然而在他的这个预判之下，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这场革命中的定位，他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很多答主都提到，陈独秀事实上一直在反对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但他对苏联指挥棒的抵制，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激进的，或者说他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就是错的。他只是认为：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应当有其特殊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应是大革命的“督战队”，而非鲍罗廷所宣扬的国民党的“苦力”,党不应当也无法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而应当注重积累在工、农、兵等基层群众中的力量，当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脱离革命的大方向时，通过群众的力量迫使其回到正规，该硬的时候(督战的时候）要硬，他对国民党尖锐的批评一度令孙中山十分不满；但同样的，他认为该软的时候（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时候）要软。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然而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限令已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否则开除党籍。他在9月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声称“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 我们先不论陈独秀的策略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主张和主席、总理那一代领导人完全不同，在主席他们眼里，陈独秀的路线就是右倾投降。八七会议的时候，主席的发言是这么说这个问题的： “国民党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主席赞成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可以获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他即反对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处处退让，同样反对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而主张在国民党党内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成为国民党这个“空房子”的主人。 和主席对国民党“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的判断相反，陈独秀坚定的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也是基于这个判断。在29年8月至中央的信中他仍严厉批判了“把国民党当做是一种各阶级的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后知后觉的我们很清楚，主席是正确的，仲甫先生错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他谁都代表不了，和孔、宋搅在一起后勉强能代表买办。 仲甫先生在这封信里认为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虽然失败了，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却是成功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正处在两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期。他认为，党的革命对象应以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为主，而不应再强调封建主义，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会自然地让封建主义消亡。为此，他批评党当时的土地政策中对富农过于犹豫，富农这种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应当是农村革命的对象，指责党“幻想和富农联合反对地主阶级”是机会主义。而我们知道，保护富农这一政策恰恰是主席所主张，并破除重重阻力，最终说服中央同意。这时候，仲甫先生反倒与王明派很有共同语言，比主席激进得多。 总之，仲甫先生其实一生都是1919年那个激进的仲甫先生。他的错误，根源在于对国民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党在革命中的任务发生了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