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研者可以不问政治吗？
没有科研工作者能挣脱开政治的枷锁。 美国人亦是如此。 我认识一位亦师亦友的老教授，今年七十五岁了。 之前我就写过一些他的故事。 他人生中的很多起起伏伏，背后都有政治的影子。 他跟我说，自己当年phd有一阵很郁闷，做不出来东西，非常想要退学。 但是，一个“小意外”发生了。 美国开始强势介入越战，并对全社会广泛征兵，每个不在学校的青年男子都有被送到战场的可能。 于是他意识到了一点，学业再苦再难，也要努力挺下去。 搞数学卡住确实不开心，但肯定比去热带雨林送死强。 讲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elt that math is a life and death issue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数学是事关生死的）。 他刚毕业的时候，教职找得没有那么顺利。 他做的数论实在是有些小众。而且他做的还是当时数论里最小众的项目———分解质因数，所以真的是没什么人在意。 然后，著名的以分解质因数为基础的密码学系统RSA横空出世，他的项目一下子成了当红炸子鸡。 而且当时美苏争霸正酣，军方和国会对于密码学相关的项目真的是无比上心。 他的项目资金申请一下子从无人问津变成了畅通无阻，之后也顺理成章地跳槽到了更好的学校。 但是美苏争霸对他也不是只有正面影响。 大家都知道，苏联和东欧的数学搞得相当不错（数学也是现在俄罗斯少有的还拿得出手的东西了），所以他当时也和一些铁幕另一边的数学家有书信往来，甚至还和一些成了好朋友。 这些学术关系在rsa出来之前真的没什么人感兴趣。 但是rsa密码系统出来之后，当局就盯上他了，尤其是他当时所在的大学管理层还有点政治挂帅的意思。 所以他隔三差五就得交报告，和人面谈解释自己和那些俄罗斯数学家的关系。 他不堪其扰，最终离开了那所学校，辗转许久后在现在的学校安顿了下来。 他对此是如此评价的：driving 15 hours with all your belongings is really not fun. (开十五个小时的车把所有家底搬一遍实在是坑） 所以，他对于冷战结束还是非常开心的： I finally did not need to deal with endless paperworks. And I could finally start talking to those friends again. （我终于可以不用处理那些成堆的报告了。我也终于可以和那些朋友交流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概是17年。 他和我说： Your generation is so lucky. Politics do not get much in your way. （你们这一代好幸运。政治因素没有那么多了）。 可惜啊，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发展。 最起码对于我们这些在美中国科研工作者来说。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签证越卡越紧，我已经很久不敢回家了。 我接下来的人生估计会重走我老教授的路，甚至会遇到更多问题。 就像他说的： I do not care about politics. But politics never leave me alone. （我不在意政治，但是政治从来不会让我独善其身）。 两耳不闻窗外事，大概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