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很多不道德行为是由基因和大脑物质决定的，不是自主做出，那我们为什么要谴责恶行？
谢 @White 邀。  我本来不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一来是因为懒惰，二来是因为 @王昱洲 的回答已经很客观了。但既然是师兄的邀请，我就试着回答一下，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额外的思路。 我倾向于从问题本身入手，而这个提问下很多回答都不是很切题。 可以根据题目的两句话将回答分成两个部分。 1，先看第一句“人类很多不道德行为是由基因和脑类某种物质决定而不是自主做出的选择”。 这句话对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句话目前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这个问题可以继续切割。 （1） 人类的不道德行为是否由基因或脑类物质决定？ （2） 人类的行为是否是自主的选择的？ 对于（1），这是个经验科学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的数据在向（1）这个结论靠拢，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或者承认它。 但是，（1）跟（2）是否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即使人的行为是被决定的，那么行为是否一定是不自主的？ 我们时常能感觉到，我们自己被各种力量包裹着，各种因素促使我们做出决定，即使经验科学展示了一幅环环相扣的强因果链，这里面“自主性”是不是就丧失了？ 我们的“自主性”是否必然要求这个世界的“非决定性”？ 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世界是“非决定”的，会发生什么？ 一个物体受到力可能不会产生形变。因为这种两两之间的影响蕴含了 “决定”——即，“力”决定了受力物体产生形变。 往大一点说，当你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进行，比如想举起一个杯子可能杯子会自己碎掉，想吃一顿饭饭可能会消失，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环环相扣的因果，整个世界是“非决定的”、任意的。 如果你认可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世界其实是彻底的环环相扣的决定性的，那么“自主性”是不是可以不要求对于整个决定论的推翻呢？ 有的哲学家，譬如休谟，认为这种自主性其实必然要求“决定”，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主体才能决定自己的行为，否则我们如何保证我们自己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行为呢？ 当然，自由意志主义者要求的是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非决定”，而是除了“人”之外的“非决定”，即承认物理世界中其他的“决定”，而单单认为人的行为和意志仍然具有某种超脱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以逃脱环环相扣的决定。 这个问题我暂时讨论到这里，我并没有确切的结论，甚至我个人也不好说有什么倾向，但是这里唯一想表明的是，人的“自主性”是否与“决定论”相悖，这并不是一个有了确切答案的问题。 2，第二句问题可以理解为，如果这个世界是决定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谴责恶行？ @王昱洲 说得很中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为什么谴责恶行”是个社会学问题。 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是社会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我下面先试着对问题本身做个切割。 （1），现实世界中，人类谴责恶行的原因是什么？ （2），决定论是否会影响人类谴责恶行的实践？比如让我们不再谴责恶行？ （3），决定论是否应当影响我们谴责恶行这一道德实践？ （1）跟（2）都是“描述性”的问题，即关于“世界本身如何”的问题，这种纯粹的“是什么”的问题跟哲学本身关系不是很大。这类工作现在主要由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学者来做，毕竟这不是armchair坐在椅子上空想就能得出准确答案的问题，无论给出什么样的回答，都需要有一定的经验证据来支撑。 下面我将对（1）先做一个粗浅的回答： 1.1. 第一种观点，基于固有人性 有的哲学家认为，现实世界里，人类谴责他人是基于我们的“人性”，比如说斯特劳森（P.F.Strawson）根据这种共有的“人性”提出“反应性态度”的学说——即怨恨、感激、宽恕等态度，这些态度是面对事情就直接产生出来的态度。 简单来讲，当自己被人打了一拳，或者看到他人被打了一拳，感觉愤怒并且想要责备对方，这是基于人性的自然反应。 有人在这一基础上也给出了进化心理学的支持，认为人进化出类似的功能有利于物种繁衍。 这类回答主要是认为：人类谴责恶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是基于我们固有的本性，不需要额外的原因。 而且历史证据表明，反应性态度在惩罚方式的形成中发挥了持续的作用，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英国刑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那些针对那些容易引起愤怒的罪行（比如暴力袭击，强奸、谋杀、盗窃）的法律条文一经颁布，便都保存了下来。尽管大多数法条不会被撤销，但那些被撤销的法条都与会自然地激起人愤怒的罪行没有紧密的关联。更具体地，这里就有一些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些行为的法条被撤销了（Stephen 1883）： 否认三位一体 缺席礼拜 教唆他人缺席礼拜 出口羊毛 贷款利息超过百分之十 哄抬物价 批发买卖货物 庶民在他人所有的领地狩猎 与暴力袭击、谋杀、盗窃与强奸不同，这些法条缺少那种自然的情绪的支持。 1.2 其实1.1 给出的观点足够说服我了。但我想让大家认真反思一下中国的状况。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人们谴责别人的原因是什么？ 大致是因为对方做了道德上坏的事，或者其他意义上的坏事。 以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在中国， “谴责”这类行为很少涉及到“他是否被决定”这种类型的考虑。 笔者从事实验哲学工作，曾通过实验问卷以及访谈等形式考察中国人对“决定论”与“道德责任”这类问题的直觉与判断，目前的结论是，大部分被试倾向于认为生活中的“谴责”行为只跟既有的社会规范有关。 现在来对（1）的回答做一个总结，人类谴责他人的原因，我指出了存在的两种，可能不够全面。 一是基于固有的人性，人就是会在某些情况下做出谴责这类举动；二是基于既有的规范，当有某种本来达成共识的规范被打破时，人可能会做出谴责的举动。 补充一下，这里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既有的“谴责”原因似乎并不纳入有关“人是否被基因决定”这类考量。 再来探讨一下问题（2），如果决定论为真，是否会影响人类的实践？ 首先我想摆出一些事实， 1，历史上，存在一些主流文化群体认可了决定论为真——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都是如此。虽然他们认可的“宗教宿命论”跟题主所说的“基因和大脑物质决定”不太相同，但重要的特征是一样的——即人类的行为与宿命是完全被决定的。 约瑟夫就曾经把他们观点如此描述：“色尼派坚称，命运支配着一切，除了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会降临于人”（约瑟夫，《古代史》 13，172）。 在早期的伊斯兰教中，雅巴利人相信上帝决定着一切（汤普森 1950，215；《古兰经》 1984，41）。 加尔文教徒坚称我们的命运皆是注定的。加尔文这样写道：“我们所说的宿命便是上帝的永恒法令，他凭此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了一切人的命运。人并不是被平等地创造，有人生来便被命定为永恒，其他人则万劫不复”（加尔文，《法典》，第三版，第21章，第五节）。 这些接受了决定论为真的群体，从不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 2，哲学家群体当中，有相当大的“相容论”群体（洛克，莱布尼茨，霍布斯，休谟，帕斯卡，法兰克福，苏珊哈克，斯特劳森，丹尼特……），数目绝不亚于“强决定论者”。 （强决定论者就是那些接受决定论并且认为人不负道德责任的人。） 这里并不是想说，人数多就是对的，只是想表明，哲学家群体中有很多人都会认同相容论，仅此而已。 3，实验哲学家的跨文化研究中有两个结论值得注意。 （1） 那些认为世界是决定论的被试，大多数持相容论立场（即承诺存在道德责任）。（Sarkissian et al. 2010) （2） 当向人们假定现有的世界是决定论的，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人们存在道德责任。（Roskies & Nichols 2008） 4，前面提到，笔者本人在中国也做过实验哲学的研究，目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直觉倾向于认为，道德责任跟决定论无关，这个世界是否被决定不影响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主要取决于既有的社会规范。 对于问题（2），目前的经验证据更倾向于，即便决定论为真，人们的关于道德责任的实践也不会发生改变。 下面考察最吊诡的问题（3），决定论为真的情况下，这一点是否应当影响我们关于“谴责”的道德实践？ 这是第二部分中唯一涉及的哲学问题，迄今当代的哲学家还在为此争论不休。 1，这个问题下的现有回答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持功利主义态度。 即道德实践最重要的或者主要关乎的是功利（效益）。 功利主义是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粗暴的回应方式，也是一种“相容论”，因为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责任跟决定论无关，一切的实践目标都指向社会的效益。 并且，社会效益似乎要求我们保有“谴责”这类实践。 我对于功利主义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很了解，只能这样简单概括一下。 2，认为决定论与道德责任不相容的大多数是非功利主义态度，即某种形式的义务论或者应得论者。 这帮人的大致思路是这样的， a. 道德责任要求人有某种形式的自由意志 b. 这种形式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 c. 因此道德责任与决定论不相容 @王昱洲 提到过，这个领域令人望而却步，争论非常多，我不准备做过多的介绍，但是大体上的争论都是围绕上述思路而展开的，例如“道德责任要求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意志”或者“道德责任要求什么样的充分条件”，“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条件与决定论是否相容”……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人的行为由基因和大脑决定”跟“人有精神病所以行为混乱”以及“人被外力强迫做坏事”这三者是否是本质上相同的？ 这里触及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决定论的”跟我们日常实践中削弱道德责任的理由是否是同一个东西？ 例如， （1）我们听说一个罪犯从小到大受到了种种虐待，可能会因此同情他并且削弱他的道德责任吗？ （2）我们听说这个世界是决定论的，会想到每个罪犯都是由基因或者环境决定的，从而削弱他的道德责任吗？ 无论你对这两个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我想问的是，这两个问题是否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3，讲一些个人的观点。我是倾向于斯特劳森式的立场的。 这个立场认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应得论”都将道德责任这个问题过度智能化(over-intellectualizing)了。 人类本身的实践既不会完全地“功利化”，也不会完全地遵循“应得论”。 人类本身有处理这类问题的内部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考虑“决定论”是彻底的外部建议，对“道德责任”这个问题是无效的。 就算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持有“决定论会使道德责任不存在”，这也不会影响人类的道德责任实践。 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否成立”无关。 尽管斯特劳森这里的“内部”与“外部”区分并不明朗，但是仍然点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将关于“决定论”的考虑置于外部无效的空间里，人类是否能做出相对合理的道德实践？ 这似乎是肯定的。 人们仍然会削弱被控制者、精神病患者和小孩的道德责任。 并且有些文化，诸如中国文化，并没有将“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勾连的传统，这也不能表明这些文化的道德实践都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除非预设了“道德责任要求决定论为假”，否则这并不会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这个预设，其正确性尚不清晰。  参考资料： Adina L. Roskies and Shaun Nichols: Bring Moral Responsibility down to Earth[J].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8(105):376. Shaun Nichols (eds.), Boun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haun Nichols and Joshua Knobe,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Determinism: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Folk Intuitions[J]. Nos, 2007(41):13. Eddy Nahmias, D.Justin Coates, Trevor Kvaran: Free Will,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Mechanism: Experiments on Folk Intuitions [J].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2007(31):222. Strawson, Peter F. 1962. Freedom and Resen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