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里有哪些部分是已被现代考古推翻的？
 大致看了一下之前的回答，绝大多数不是“考古”推翻“史书”，而是新的出土文献中的信息与传世文献有矛盾的情况下，前者更被认可。较真儿的话，这其实与考古关系不是很大。 像里耶秦简、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银雀山汉墓竹简、虎溪山汉墓逐渐、孔仁玉墓墓志等等，可以算考古发掘成果，其他的比如清华简、北大汉简赵正书等则是盗掘产物，和考古没有关系，敦煌文书的发现同样很难说是考古。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在“推翻”的逻辑论证中，考古背景的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单纯就是依靠新史料的解读，这是王国维原本意义上的“二重证据法”的使用，与历史上的孔壁古文经书、竹书纪年的发现增加了新史料是类似的，可以说甲史书“推翻”乙史书，不能说考古“推翻”史书。 有一类回答相对切题，就是对古代遗迹具体位置和性质的指认，很多古人的认识是错的，现代考古工作能够更好地认识它们。 之前回答已经指出的例子如： 陕西咸阳周陵镇的“周王陵”（地表有封土），古人以为是西周王陵，具体来说是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考古勘探工作证实为战国晚期秦陵，真正的西周王陵其实还未发现。 隋炀帝陵（墓），古人以为在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地表有封土），考古发掘证实在扬州邗江区曹庄。 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古人以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 类似这样的发现很多，而且可以说是普遍化的现象。例如清代毕沅给十几座“周墓”立过碑，周邠公刘墓、周太王陵、周王季陵、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周成王陵、周康王陵、周共王陵、元圣周公之墓、鲁公伯禽之墓、齐太公之墓、周老子墓，晋卿赵文子墓、晋公孙义士杵臼墓、晋程婴义士墓，这些先秦人物与墓的对应，以现代考古知识看就没有一个对的，两汉时期的毕沅碑，安陵、平陵、渭陵、康陵、义陵的位置也都搞错了。一个对金石学颇有研究、完成了《关中胜迹图志》和《关中金石记》、对古迹碑刻保护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人物，认识尚且如此！古代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 古代没有考古学，对于很多过去的葬俗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不知道随葬俑和殉人谁先谁后，本来是好人的“始作俑者”却成了骂人的话。又如不知道春秋以前的陵墓没有封土，常把晚近历史时期的高大封土冠以夏商周时期某人物的墓。如果记载某个遗迹的具体位置，年代偏早的史书中地望一般描述较宽泛可能问题还不大，到了晚近的时代把遗存位置附会得越具体越容易错。 其他例子比如： 陕西神木石峁，有地方志记载是唐宁国公主府邸和葬地所在，号“宅门墕堡”，俗传是女王城，考古工作证实这里是龙山时期遗址，“宅门墕堡”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皇城台。（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石峁古城不是新石器时代而是十六国时期的：如何评价《石峁古城建造年代再探索》一文认为“石峁古城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至少60年代以来就被考订为“郐国故城”（郐国是西周的一个封国，大致在郑密之间，春秋初年被郑国灭）。城墙高耸于地表上10余米，90年代发掘后才得知城墙是龙山时期的。 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中有一个高出地表的土丘，地方志记载为“周勃墓”，其实勘探和发掘后发现是商代建筑基址。（中国的夏和古埃及同时期，古埃及有金字塔，为什么夏朝只有几个简单的草房子，没有类似那样的宏伟建筑？）有专家根据夯土结构和“木骨”柱网结构等方面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商代三层高台建筑，如果推测属实，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高台建筑之一。 郑州紫荆山是郑州旧城之外的一个高大土丘，地方志以为这是因旧城故址自然形成的沙丘，“日久积沙而渐厚者也，不可谓山”，其实它是残存的郑州商城内城北城墙的一部分。同样，史书从未把郑州旧城的历史追溯到商代，考古发掘证实其为商代城墙（商代之后有过加筑），而且范围还比旧城大得多。 像这种地表之上引人注目的人工遗迹，现在有的，古人自然也能发现，地方志多有记录，但对于年代久远者，几乎不可能科学认识到是谁、什么时候建的建筑。 古墓葬的情况也是类似： 徐州市铜山区洞山村，北洞山汉墓附近的一个石室墓，历史上就是旅游胜地，石壁上满载宋、元、明、清时期文人墨客的题字及诗文，古人认为是桓魋墓（春秋晚期宋国人），其实从形制看是西汉崖墓无疑。 山东巨野金山的一个石室墓情况类似，宋代以来被称为“清凉洞“、”秦王避暑洞”等并开辟为佛寺，也是西汉崖墓。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旧传为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而《太平寰宇记》则记载此处为西汉长沙王刘发葬程唐二姬的墓地，号曰“双女坟”，后地方志皆沿袭此说。其实是汉墓。 河北沽源梳妆楼元墓，地表现存一座砖构建筑，地方志记载为辽代萧太后的梳妆楼，但这可能只是享堂之类的墓上建筑，墓主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 西汉文帝霸陵，元代骆天骧在其《类编长安志》中说“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塬北凤凰嘴下”，考古工作证实霸陵是在江村大墓，相隔约2公里，而凤凰嘴经勘探就没有古墓葬。 东汉光武帝原陵，即使现在也不能肯定具体对应邙山东汉陵区中的哪座墓（或认为是大汉冢，或认为是朱仓M722），不过古人以为的孟津县白鹤镇铁谢村黄河边上的“刘秀坟”，现在一般认为这可能是北魏孝文帝行幸河阴并建造的祭地方泽坛。根据《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祠碑》和明清时期的碑刻，最迟到宋初已被误认为是光武帝陵了。 一般来说像这种问题，遗存年代和首次被文献记载的年代差别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大。看历史地图集，好像文献中的地名都能“落实”，实际深究起来问题很多：有的是文献中有但考古未发现，有的则是考古有发现，但定名的根据并不一定可靠，很多时候不是依据自名而是晚出的文献（但如前所述，文献中的地望描述经常出问题）。 用考古学家的话说： 秦汉时期尚且如此，先秦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种细节问题经过考古工作之后，相比于传统政治史、帝王将相史之类，更容易得到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