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作家在某些重大题材上集体失声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谢谢邀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现代文学的起源说起。 卡夫卡算是现代文学头一人，他跟之前的作家很不一样。过去作家可以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神曲》是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巴黎圣母院》恨不得装下整座城市，《双城记》一开头就摆出打算描写整个时代的架势：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是怎么开始的呢： 这些作家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确信。他们相信自己是某问题的专家，是民众的导师，他们对自己要讲述的东西、要描绘的世道无比确定，坚信自己发现了某种值得分享的真理。 再看看卡夫卡是什么样子呢？ 他看起来弱小，畏葸，游移，思虑过重。 不光无法给别人一个确定的回答，自己的生活都一塌糊涂。 《城堡》的开篇，充满克苏鲁的味道，主人公命运未知，被无情地甩进一个强悍、陌生、坚硬、极不友好的世界里： 托尔斯泰是巨人，生命力旺盛，昂扬勃发，文字里显出一种明朗而多欲的气质。 而关于卡夫卡最经典的画像则是一位连名字都是代号的、习惯于躲在洞穴里进行近乎病态遐想的死宅。卡夫卡自己就塑造过穴居人式的文学形象，另外如果你觉得卡夫卡晦涩，可以读一下安部公房的《砂女》，也是这一类的人物。 这种强烈的差异对照，并非无关宏旨，而是有着一种关乎现代文学气质的东西。 那就是：现代文学跟过去的作品不同，它迎来了自身的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不亚于相对论之于物理学。 过去文学关心外部世界，现代之后的文学却是极度关心个体体验，内在的潜流的东西。这种体验经常是纵深的、边缘的，未必共通的，猎奇异样的，有时近乎是病态的。 这种写作，可以用庄子的两句话描绘：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进一步解释，某个题材之所以“重大”，不是因为它隶属于某种重大叙事，而是它对作者个体而言极端重要。它是作者个体视角所照出来的“大”，而作者经常是敏感的，病态的，无所适从的，这种不安感恰恰促使其更敏锐地感知自己所要描绘的题材。 现代文学的万神殿里供奉的并不是那种对万事都能给出答案的人，恰恰是连自身的存在都成问题的人。是病人。 他们通过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怪异，进而发现整个世界的陌生。 这一点只需要在现代文学的前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一节里面就能看出端倪。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起步很晚，但起点非常高，那就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诞生的背景是文学革命，是文学也是启蒙，但单纯就文学论它也不俗。它本身的特质极为先锋： 因狂人也恰恰正是生活于梦魇之中、发现这个世界陌生的可怜鬼。 这一点上，鲁迅和卡夫卡诸人的体验、写作有颇多近似之处。 鲁迅其实也是病人。是个多疑者，不安的人，虚无主义者，尼采的拥趸。 而作品其间的含义，或者说狂人所存活其中的世界背景，也绝非简简单单一个“封建社会”所能概括。那种怪异感，特别是“熟悉里发见的陌生”，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消退： 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就一路高开高走，后面的发展历程其实有点急转直下的意思。 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一种宣传媒介，在那时倒确实触及了某些旁观者以为的“重大题材”，但就文学本身品质而言却乏善可陈，不过是命题作文罢了。 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谓“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规定好重大题材，写出来未必是重要作品，倒经常是遵命文学。 更遑论率先规定好哪些是人民、哪些形象应该怎样、故事应该如何发展了。 这种规定不仅不能助人升级大脑，把甲改造成乙，也丝毫无异于文学本身的跃进。 再说当代的作品。 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比较关切的题材。关注现实并通过个人写作回应现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创作机制。只不过究竟怎么样的题材算是“重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一部分“重大题材”，是我们能发现、而作家们也同样以为重大的。 但即便如此，他也未必能给出一个令你心安理得的正确答案——正如前面所说，现代文学的万神殿里，坐落的都是卡夫卡这样的病人，而不是哲人、导师、无所不知的通达之士。 他们是以病态而敏锐的直觉发现世界的怪异的，却并不是给受无间苦的世人开药方的。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他们彷佛反而觉得普通人活得太心安理得了，以至于非制造点不适不可，提醒读者索多玛已经没有义人了。譬如纳博科夫经常关注的道德问题的“戏剧性”，讲出来的时候经常是令人不安的，乃至于极度不适的。 说具体的当代作家。 比如说改开历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题材了吧？ 阎连科就有过相关的创作。比如他写过这么一个故事，某村子的创富历程中，曾涌现过这么一对男女，带领其他人一起走向富裕。男的发现经过村子的火车可以创造大额财富，就带领村民靠铁路吃铁路，在火车经过时偷货。女的发现去城里从事XX服务很挣钱，就带着小姐妹到城里卖X。男女代表不同家族，通过自己的方式傍上外部高发展的大潮，让乡亲们享受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家族在村子里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个创富过程也伴随着光怪陆离的堕落和沉沦。 如何评价阎连科的《炸裂志》? 这算不算是重大题材呢？毫无疑问算是。但你绝对不能指望从中捕捉到礼赞，或者类似的东西。他觉得具有戏剧性的东西，值得倾注心力的东西，并不是大时代的辉煌，而是个体内心、或者说安放思想之处所发生的异化。对这种异化，个体不仅无力抵抗，甚至无处可躲，而只能随之失智。现代作家很少有发自肺腑地赞美什么东西，或者从某种宗教、宏大叙事里获得平静、慰藉，他们经常是不安的，远比普通人为甚。 阎连科描绘过一种景象，大意是说某个村子里，人的血液像水管里的水一样，经由管道流向一个地方，一打开水龙头就可以流出来。后面他确实写出了类似的故事，荒诞吗？非常荒诞。真实吗？无比真实。 而且世界上确实有一个村庄，人靠血液为生，乃至于完成财富原始积累，修建起了房子，并最终受到了咒诅。 那种故事真实得令人难以直视，以至于唯有在荒诞的语境里，才能曲折地被讲述。 并且一出口就是错。 到这个时候，确实可以算是失声了。 在过去急剧变化的几十年中，人追着时代跑，眼界和心灵受到严重的震荡，其间也涌现出不少相关作品。或者通过勾勒村镇传奇反映权力交替、创富神话（李佩甫《羊的门》），或者通过独特视角见证市井心酸、炎凉百态（毕飞宇《推拿》），又或者重新勾勒父祖传奇、进行文化寻根（莫言《红高粱》），乃至于像林白、马原这样，跑到边陲世界，探索边缘心灵。这些作品，可能很多读者听都没听过，听说了也不定能打开，打开后也会觉得读得很累。 只有极少一部分，比如说像余华的作品，能够给普通读者也带来一种阅读快感，让你巴适地消化一些看起来有点深刻、又好像难以尽言的思想。 我很喜欢《活着》里的一个段落： 它平易又深刻，又无情又温情，令人想起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余华的人物经常非常抗造，橡皮人一般，渡尽劫波。但并不因此而麻木，他们又常常是珍惜自己的。道是无情却有情。 这让他的作品又好读又新鲜。 当然，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甚至不是同步的。文坛的评价体系、作家的受教育影响，还是会规训很多人从事于非常规范的现实主义式的创作，比如鼓励他们去找一些大题材，找“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写那种很有跨度、看起来很“厚重”的故事。很多拿了茅盾文学奖作品就是这样，具体书单，自己对着奖项一百度就知道了。 另外提醒一点：如果要找的是不那么主流的作品，兴许不好找，但要找一些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管文学还是电影、电视剧，其实都不难找。 因为我们经常实在是太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