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会死吗？
文学没死，但长篇小说遭遇了危机  深陷词语秘境，在现实中又被文学圈规训的作家，潜意识里疏远大众，连文字也在刻意求险求生僻，求一种专业的腔调。但和乔伊斯这类人不同的是，它不是浑然天成的，噼里啪啦怼天怼地的，不是有自己独特的辨识度的，它是媚雅的，像一个急着要老师表扬的孩子，“看，我有多高级！”于是，出来了许许多多仿科塔萨尔、仿博尔赫斯、仿马尔克斯、仿卡尔维诺等，但作者自己的灵魂消失了，作者只能通过已经被认可的权威话语来确立自己的归属感，可这恰恰是他内心不安的一种体现。如今，当我回顾那些天才作家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哪怕只是随手翻一页，都给予我“王炸”的气息，让我知道，它是不同的，是捕捉到人性微暗深处的火。这是被教养出来的媚雅者所不具备的，读后者的小说，大多是“你很努力，很高级，但无法触碰我的心灵”。   在一期《十三邀》里，许知远和张艺谋谈起了文学和影视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相比起八十年代，今天的文学明显衰落了，尤其是长篇小说，年轻一代小说家的长篇创作力似乎远不如莫言、贾平凹、余华、陈忠实这一拨人。这并不只是许知远和张艺谋的忧虑，八月初《腾讯·大家》的文章《作家的病，别让时代背锅》也谈到了文学在今天的尴尬，而笔者在和出版社编辑聊天时，他们也很担心，说这一拨老作家写不动了，现在的青年人能接班吗？现在的小说数量虽然越来越多，可像《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样浑厚有力的大部头，怎么就越来越少了呢？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作家能力的下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浇灌厚重长篇的土壤已经越来越稀薄，在一个史诗消亡的年代，创作厚重长篇成为“不合时宜之事”。今天的长篇其实很多但多是预备影视开发的商业产品严肃文学期刊的编辑感慨长篇难产，但如果把网络文学纳入考虑版图，长篇的创作数量其实有增无减。在各大网络文学平台，写手们的小说动辄百万，一次穿越都能写上几百章，写作字数，连向来以创作高产的小说家张炜都会汗颜。但是，为什么这一批网络小说除了个别精品，大部分都成为速朽的爽文，而缺乏如《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般经久耐磨的品质？ 作者:  [苏联]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作名: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译者: 钱诚 这和网文的生产规律有关。一般网文写手在更新前，都会签一个合同，规定每天至少更新多少字，如果没有达到更新量会有违约风险。同时，由于网文世界过于庞杂，又以市场反应为第一参考，以影视改编为理想愿景，作者在写作时，既要不加节制地更新，又要处处考虑大众喜好、影视趣味，所以我们会看到，成百上千的网文，扑面而来“快找我改编”的气息，它们本质上是定位明确的商品，臣服于快速消费的逻辑，要这些作者生产出厚重长篇，便如同缘木求鱼。不过说句公道话，网络文学才发展了二十年左右，现在就苛责它，有些强人所难。许多人感慨的，更多还是严肃文学圈子（虽然如此划分，有些粗线条）的青年作家，难以产出厚重长篇。近几年，有这种气势的《繁花》《山本》等作品，创作者金宇澄、贾平凹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而青年作家的长篇尝试，放到整个文学谱系里，它们的力量和深度都是不够的。与长篇相比，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写作反而大步向前，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弋舟的《随园》《出警》、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有孙频、张怡微、沈诞琦、文珍等人的中短篇，都各有各的特色。他们在技巧上并不逊色于前辈，甚至在知识水平上超越了前辈，但是，这似乎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创作出更加厚重的作品。他们或是如张爱玲般，主动选择逃离厚重，书写细微的日常生活；或是尝试厚重长篇却力有不逮，总而言之，从他们的写作道路来看，今天的青年作家无法产出厚重长篇，与小说家的写作技巧问题关系不大。 作者:  金宇澄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年: 2013-3-1反而是整个环境，对书写厚重长篇的小说家太不友好，才让很多青年人望而却步。写作长篇小说，尤其是有史诗气质的大部头，是一件消耗很大的事情，需要作家有足够长的沉淀，但“沉淀”是一个在当代很难得的事情，不只是因为人心的浮躁，还因为当代生活的紊乱和密集。乡村消亡，而城市人的生活却被压榨到分分秒秒，手机、电脑、多媒体、广场屏幕，时刻滚动的热点，随时到来的工作安排，让作者们很难空出一段足够的沉淀期，来完成厚重长篇。即便是被作协供养的专职作家，他也要面临大大小小的应酬。作者们周旋其中，只觉疲惫不堪，或者虚无乏力，急于缩进自己的小世界避难，所谓的“千千万万人”之关怀，便无暇顾及。更世俗的原因是，写作厚重长篇给今天写作者的回报过于低廉。如果不是在圈内掌握大社资源，被评论家和出版社护着捧着的大作家，你去写长篇，大概率石沉大海，无人问津。长篇作为一项漫长的艺术，它不像抖音、快手乃至公众号热点文章，能够瞬间高密度的给予接受者快感，它往往要有漫长的铺垫，才能迎来一个击中内心深处的高潮点，这对当代读者来说难以忍受，如果没有社会事件加持（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或奖项、权威的站台，长篇几乎沦为一个人的苦旅。由于生存的艰难，原本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将不得不把他们未完成的大部头搁在一边，转而生产出轻盈而适合都市人阅读的文字。我们的周遭不缺乏小村上春树、小张爱玲甚至小安妮宝贝，但你很少听说有人来模仿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来写东西，《追忆似水年华》如果交给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出版中介，对方将给普鲁斯特发一个黑人问号，然后告诉他：“你开头废话那么多，意义是什么？”所以，由于市场缩减，以及众所周知的政治的原因，书写厚重长篇的青年作者大幅减少了。留下的，只是一些受政府补贴的老作家，或者对权威奖项投其所好的作者，对伟大作品粗糙模仿。说书人困境长篇的故事价值被削弱 作者:  沈从文 / 黄永玉 / 绘者 卓雅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年: 2002-4厚重长篇的消亡，也和“说书人”的危机有关。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说书人从远方而来，对故人娓娓道来异邦的传说。猎奇、新颖、直击人性，这是故事原始的魅力，也是贩夫走卒购买故事的动力，因为这些故事他们闻所未闻，这些想象慰藉了他们干枯的内心，像《一千零一夜》《聊斋志异》等，都是以“说书人”的形式展开的，乃至离我们近一些的沈从文，大众为什么爱看他的小说？除了文学性之外，隐藏于迷雾中的湘西世界——它本身的神秘和异质性也成为读者想象的对象，而沈从文幸运地了解这一神秘地域的肌理纹路，他也像远古的说书人一般，把新奇故事说给都市人听。但网络席卷了一切。耶路撒冷出现恐怖袭击、美国校园爆发枪击案、特朗普和艳星有染、机长的生死抉择......这些惊奇见闻都可以在一瞬之间通过网络传到你的眼前，视频、新闻乃至段子，大众再不必等待说书人的姗姗来迟。视频的冲击力比漫长的小说、戏剧等更直接，也更节省时间成本，长篇原本意味着一个新奇世界，赋予读者未知的快感。但如今，网络大大消解了异邦的神秘，久而久之钝化了公众对“故事”的向往，说书人自然走在危险的十字路口。王国维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传统的文学媒介已不符合当下的要求，而浸润于传统写作培育模式中的作者还无法真正体察今天。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作家应当为他那一代青年执笔，而将作品留给下一代评论家和未来的中学校长们去评说。”但由于权威评论席还掌握在上一代人手里，投身纯文学的青年作者为了出头，为了占据本就少得可怜的版面，只能去迎合前网络时代的审美趣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成悲悯的农村娃儿。久而久之，文学圈和大众越来越疏远了，和前沿的知识也疏远了。许多作家文学知识深厚，在历史、政治、哲学、经济、法学、人类学等领悟的积累却十分浅薄，文学圈子愈发熟练于关起门来过日子，清净，和睦，岁月静好。一个桎梏是，深陷词语秘境，在现实中又被文学圈规训的作家，潜意识里疏远大众，连文字也在刻意求险求生僻，求一种专业的腔调。但和乔伊斯这类人不同的是，它不是浑然天成的，噼里啪啦怼天怼地的，不是有自己独特的辨识度的，它是媚雅的，像一个急着要老师表扬的孩子，“看，我有多高级！”于是，出来了许许多多仿科塔萨尔、仿博尔赫斯、仿马尔克斯、仿卡尔维诺等，但作者自己的灵魂消失了，作者只能通过已经被认可的权威话语来确立自己的归属感，可这恰恰是他内心不安的一种体现。如今，当我回顾那些天才作家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哪怕只是随手翻一页，都给予我“王炸”的气息，让我知道，它是不同的，是捕捉到人性微暗深处的火。这是被教养出来的媚雅者所不具备的，读后者的小说，大多是“你很努力，很高级，但无法触碰我的心灵”。同质化生活家族与历史感的消亡和莫言、余华、贾平凹、陈忠实那一代作家相比，成长了市场经济时期的作家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国际写作班的熏陶，甚至熟读西方乃至南美的前沿著作，但他们生活的质感和丰富度是不如上一代人的。上一代作家经历了土改、文革、改革开放，是共和国巨变再巨变的见证者，且他们大多生长于乡土社会，对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家庭关系较为了解，这些都成为他们丰富的写作素材。和年轻作家相比，他们在理论上也许略逊一筹，但在讲故事上，他们有熟练的本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大多出生于都市、原子化家庭的年轻作家，明显陷入了“写作同质化”的困境。一样的都市，一样的教育，一样的观看媒介，一样的热点，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远方曾是解救的温床，慰藉说书人的行囊，但发达的网络宣告它的破产。一次次的游记，运来的不再是萨哈林和古拉格，而是中产阶级的诗和远方，治愈无聊上班生活的迷魂汤。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引经据典，可以写出一些精美的小句子，但在更大的命题前，他们不免捉襟见肘。当然，有天才作家可以凭借想象力突围，但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举世寥寥，从整体的角度而言，同质化生活对作家的磨损是很大的。 这尤其体现在家族小说的消亡上，当代青年作家极少涉及长篇家族小说的写作。但家族小说其实是中国文学里最容易出精品长篇的一个品种，《红楼梦》《金瓶梅》《白鹿原》里，无不运用了家庭的框架，来浓缩中国某个局部的人情世故、价值冲突。家国家国，中国社会文化以“家”为支撑点绵延开来，所以家族小说很适合作为一种中国的隐喻，然而，当代社会里，传统家族已迅速消亡，大都市里放眼望去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家族的消亡让作家失去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家族小说的难产也就不可避免了。与家族消亡并行的，是大部分当代人历史感的丧失。过去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关心的只是现世的确幸。历史成为随意修改的编码，游戏、影视对历史的肢解重组成为时代景观。当代人很难建立起历史感，那种对时间和历史事件的严肃认知。然而，写作厚重长篇恰恰需要历史感，我们去阅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师们弹奏起命运交响曲，将我们包裹在时间的苍凉中。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小确幸，而是席卷一切的时间，因为这种意识，小说被赋予了长远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