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愿意的话，当年的明朝有能力在东南亚建立殖民统治吗？
明初其实是有在东南亚-印度洋建立过类似西方殖民统治机构的，只不过明宣宗停止下西洋以后全部废弃了而已。国内学术界对“殖民”“霸权”很忌讳，往往略而不谈，结果造成了大众对此问题的不了解。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官厂”的性质，一个是海外华侨机构的性质。 永乐下西洋，在东南亚-印度洋设立了好几个“官厂”，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剌加官厂。《瀛涯胜览》记载： 《瀛涯胜览》作者马欢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通事（翻译），这段记载其实写的是明朝第一次在马六甲建官厂时的情形（因为满剌加国王并没有每次都跟船去中国朝觐，“到彼，则立”显然不能理解为每次都重盖的临时建筑），时平认为设立满剌加官厂是在永乐八年（1410年），郑永常认为是在永乐十年（1412年）。此后满剌加官厂即作为明朝下西洋的“外府”，《西洋番国志》记载： “厂”是明代太监管理的机构名称（比如“东厂”）。从这段记载看，各分舰队往来各国，钱粮都要先后入存满剌加官厂，最后撤离时也是先在马六甲汇合，再集体回国，因此号称“外府”。有两重城寨，建筑结构是排栅+墙垣，开四个城门，设有更鼓楼，驻兵巡逻。在下西洋期间，官厂应该持续有军队驻扎并由太监管理。 《武备志》郑和航海图记有两处官厂，一个在满剌加河口对岸，一个在苏门答剌海峡中的一个小岛上： 对官厂的另一条重要记载见于《宝日堂初集》， 榜葛剌即今孟加拉国，察地港即今吉大港。《星槎胜览》记载： 对照可知，“立抽分之所”即察地港“官厂”。抽分所即税务关卡。从“葬其东门”看察地港官厂应当也盖有城寨，城外山上还有墓地。“一太监指其地曰”从文意看应当不是指侯显郑和这样的正使大太监，可能是常驻官厂事务工作的下层太监。可见官厂是下西洋时设在海外类似机构的通称，并不仅指航海图上有标注的马六甲和苏门答腊两处。郑永常认为原本苏门答剌是“西洋总路头”，由于政局动荡（内战，后郑和发兵攻灭其伪王），明朝才将官厂迁往满剌加，郑对局势的解读比较合理，但苏门答剌官厂应该并没有废弃，只是重要性下降了而已。 明朝在海外还有不少商站，在下西洋的重要节点古里、忽鲁谟斯等都有据点，从孟加拉的情况看当时用的汉字名称应该也是“官厂”。葡萄牙占领南印度的卡利卡特，即在原本明朝留下的废墟基础上重建城堡。葡萄牙史料里记载： 林梅村《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引此处插图注“葡萄牙人16世纪绘制古里中国城堡”，这个城就是葡萄牙人在明朝的古里官厂废墟上重建的，古里官厂原本的建筑形制已经很难考证了。由葡萄牙史料可知，官厂内有明朝军民住宅，而且在印度海岸还有多处商站。 对于官厂的性质，Geoff Wade认为是类似CIA的海外军事基地或殖民地。对此有学者反驳说官厂只是临时仓库性质，但这种说法显然与史料不符。不过，官厂设置于相对忠诚于明朝的属国，并不管理当地民政，即使像察地港官厂那样设有“抽分所”，应该也只是对商船收税，跟后来的西方殖民地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跟现代美军基地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一致，比如美军基地不管侨务也不收税，法律上美军基地是向当地主权国家租用，而明朝人眼里官厂是直接设置在属国，属国一样在皇帝管辖之下。 明朝停下西洋以后，从葡萄牙人的记载看，古里官厂成为废墟。马六甲官厂则可能仍有华侨居住，现建有郑和文化馆，为避免“友邦惊诧”把“官厂”改成“官仓遗址”。具体范围则存在争议，有认为到三宝山都是郑和驻军区，蔡丽珠认为官厂在后来的华人聚居区，因为1685年华人甲必丹李为经购山时仍为荒山，作为华人公墓，不过考虑到官厂规模巨大、也可能包含墓地，后世荒废的可能性也存在。网上有个日本人画的官厂推测，转载作为示意图（左边是现代地图，古马六甲河口远比现在宽，因此在右图涂蓝，红点即郑和博物馆，可能是官厂的核心区、后世华侨住宅区，黄色是官厂范围，红色是郑和以降扩展范围）： 又，《海语》记载满剌加“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余屋皆僭拟殿宇，以锡箔为饰”，有学者解读为官厂废弃后满剌加王取废墟之瓦修建王宫，其实“遗”是送的意思，满剌加独立原本就是明朝扶持的结果，这条史料写的是郑和军队提供瓦片援建王宫。官厂规模巨大，其实相当于城市了，满剌加建国的时候全国（其实是马六甲城的土著）就几千人，而官厂人多的时候有几万人。有的学者把官厂解释为“官仓”，其实如果“厂”得名自仓库的话，明朝各地直接叫某仓某库的多的是，为什么要叫厂？其实汉字厂的本意是指没有墙壁的屋子，演变为工业作坊，然后皇室又大量用宦官掌管国营手工业，结果宦官机构也叫厂，然后宦官在海外建的据点就也叫厂。厂的本意是敞棚的，跟封闭仓库正好相反，史料上看官厂的仓库也只在内城小城里面而已；而如果说是工厂的意思，明朝在东北的吉林船厂确实有在造船，但史料上看马六甲官厂似乎没写有造船之类的工业活动，就算有也不是得名的原因。加上孟加拉官厂明确写了有太监在，官厂得名的最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宦官。部分学者担心“友邦惊诧”，强行改“官厂”为“官仓”，不敢提属国国王要跪接圣旨而强行说成“友好、平等”，只敢提经济贸易，而不敢提军事政治，也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了。 此外，郑和航海图还有两处“官屿”在新加坡、马尔代夫（又叫官坞，马尔代夫在明代被称作弱水三千，形容其岛屿多、浮力弱、易沉船，或许明朝在此有修船所），新加坡附近的“官屿”有推测可能是棋樟山岛，出土有明代的碎瓷片，可能也是明初下西洋时的据点。 另一类是海外华侨机构。最有名的是旧港宣慰司。但旧港其实并没有非常特殊，明初南洋半官方的华侨机构还有不少，比如吕宋总督许柴佬： 当然此总督跟后来的总督应该不是一回事，更接近华侨社区的领事之类的职务。不过当时东南亚是曼陀罗体制，各社区独立性很强，实质都是自治政权。明朝下西洋也加强了对这些华侨社区的管理，比如《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郑和任命“哈芝”黄达京管理占城华人穆斯林社区，又任命颜英祖从吕宋调任爪哇的杜板。不过由于南洋华侨主体是商人，和当地政权始终关系暧昧，比如前述颜英祖也从满者伯夷受封“阿鲁耶”头衔（人名均为音译）。这些社区本质和旧港一样，只不过旧港在明朝的官位最大，有正式的土司封号罢了。我另一个回复里有写： 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整理这些侨务机构的关系和传承： 明朝停下西洋以后，南海各个华侨社区跟中国的联系日渐疏远，《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从黄瑞和开始“没有事事与中国联系”、“采用爪哇语”，时间大致是1450-1475年。旧港华侨应该也是这一时期逐渐跟爪哇人同化。明初对旧港的定位是土司，有正式的土司封号，而这些华侨社区的“官员”虽然在家谱和本地华人编年史里有明朝封的官职，但不见于明朝官方记载，他们更多应该是“吏”或“绅”，而非正式的“朝廷命官”。 旧港之所以受封土司，是因为明朝对旧港态度特殊。旧港原本是三佛齐国，朱元璋时三佛齐国王试图摆脱爪哇控制而倒向明朝，结果被爪哇灭国，朱元璋鉴于元朝征爪哇失败的教训没有发兵讨伐。爪哇扶持当地华侨陈祖义自治，原三佛齐王室逃亡满剌加，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派重兵下西洋，扶持满剌加建国，灭陈祖义，任命亲明华侨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然而《明史》载“进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后来“满剌加国王矫朝命”索要旧港，爪哇疑虑，明朝安抚说“比闻满剌加国索旧港之地，王甚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何疑焉”，事实上承认旧港跟爪哇的臣属关系。三佛齐事件在明初经营南洋问题上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原因之一，明朝最初设立旧港宣慰司时，可能有过加以重用的想法，但最终由于当地华侨跟爪哇的暧昧关系而失望，仅限维持现状而已。不过有趣的是，按清末中国融入西方国际法的标准，羁縻土司算主权、朝贡属国算宗主权，明朝虽然更看重满剌加，但满剌加是外蕃，而明朝虽然对旧港态度复杂，但旧港是土司，严格来说按今天的标准，旧港是应该要画入明朝版图的。 明初的东南亚华侨，其实是以唐宋以来控制南海商道的汉化的阿拉伯-波斯人后裔为主，按今天标准是回族。这个群体至迟到宋代就已经高度汉化，讲汉语、用汉字、对内对外都被视为华人。宋代南海华侨似乎就已经有这样的半自治机构了，比如见于文莱穆斯林墓葬的南洋最早的华人墓碑，铭文“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东南亚历史译丛》第3集），南宋景定甲子即1264年，很容易联想到宋末元初的蒲寿庚，“蒲”可能来自阿拉伯语常用人名Abu的音译（也有说是阿訇），未必是同一家族，“泉州判院”可能是赠官，这个蒲公应该类似明初的许柴佬、黄达京，是当地华侨社区半官方的官员。这类华侨机构虽然也有来自中国的任命，但跟西方的殖民统治显然很不一样，强行类比的话，有点接近于明朝后期的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状况。晚明以及清代在东南亚的华侨以闽粤汉人移民为主，这些华侨组织也是自治的，有名的比如兰芳公司甚至也有被叫作兰芳共和国，跟明初的区别大概只在于他们跟中国几乎没有官方从属关系，而明初的东南亚半自治华侨机构似乎也要听命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