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超 1 万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具有哪些意义？
我妈上班的医院曾经有一位红军出身的食堂主任。这位主任讲话有特色：“办好食堂，体现了制度优越性。台湾还没解放，亚非拉人民还在受苦。我们的食堂办的好，既是支持本单位的革命工作，还能让受压迫的人民看到我们的优势，心生向往，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就更好办一些。”他每次教育食堂的“部下”都是这么开篇。 主任参加红军的时候年龄不小了（按当时的标准），据说快三十岁了。他经历几次扫盲，还是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据说还能读懂些简单的文字和账目。他因为年纪大了上不了战场，在红军一直做伙夫、马夫之类，传说在延安给主席牵过马。他当食堂主任期间，各家单位的食堂都是差不多的收费与伙食标准，唯独他的食堂每年的“结余”较丰富，春节的时候能分给全院的职工几斤面粉一斤肉，让大家过年包水饺。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在“工人老大哥”面前矮一头，个别后勤工人面对医务人员缺少服务精神。但是他当食堂主任的时候，坚持让炊事员把夜餐送到病房，送到值班一线，运动期间也是如此。他还特别提出，即便是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只要还在医院工作，来打饭的时候就不能给脸色看——“不管是谁，只要还在工作岗位上，是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吃饭就不是给自己吃的，是给革命吃的。要让人吃饱吃好，这才有力气干工作”。 现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超过1万美元，仅仅是超过了全球平均数。但是，超过全球平均数也意味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胜过了全球一半人口。考虑到全球贫富差距导致全球收入中位数可能低于平均数许多，或许我们已经处在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界限。此时，我们有实力让我们的人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出生活水准的优越性。前文提到的食堂主任生前没能看到香港、台湾回归祖国。我以香港为例，看看香港人均GDP超过全球平均数以后都发生了什么： 1962年，香港人均GDP487美元，超过了当时全球人均GDP482美元。 1964年，香港人均GDP629美元，超过全球人均GDP548美元14.7%。同年，香港发布了《香港医疗服务发展》白皮书，公布港府医疗政策：“直接或间接向不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医疗服务的广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费的医疗及个人健康服务”。 1974年，香港人均GDP2144美元，超过全球人均GDP61.8%。同年，《香港医疗卫生服务的进一步发展》白皮书问世，修订后的医疗政策是“保障及促进整体的公共健康，以及确保向香港市民提供医疗及个人健康设施，特别是那些须依赖资助医疗服务的广大市民”。此时，香港基本建成提供了全港医疗服务90%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该服务体系的运营成本，仅有15%~20%是直接向市民收取，主要经费来自于港府。现在香港各项健康指标位居全世界前列。 1972年，香港人均GDP1384美元，超过全球人均GDP977美元41.6%。这一年，港府正式推出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十年建屋计划”，计划10年（至1981年）推出可供180万港人——即当时全港4成人口居住的廉租住房。虽然该计划及后续的公屋建设一再跳票，延期五年至1986年还是比原计划少提供了30万人的住所，但是现在仍有29%的港人居住在港府提供的政策性长租住房中。 1978年，香港人均GDP3923美元，高出全球人均GDP1968美元一倍。时年，港府针对买不起商品房、又瞧不起公租房品质的“中间层”中产者，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即限制交易、业主和港府共享产权的共有产权房。“居屋”计划的房屋质量较高，满足了社会中层的居住需求。 （港英时期的义务教育体现了殖民地教育的低标准，香港人均GDP超出全球人均GDP一倍的时候才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有史以来首次在华夏大地上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在解决了绝对贫困的同时，仍然有许多同胞的生活相对不富裕，发展不均衡问题与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存在冲突。我们应当总结全民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扩充“两不愁、三保障”的内涵。实现人民幸福生活既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实现各条战线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在我们建成现代化强国之际，全体人民应当育幼、养老“两不愁”，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三保障”。这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任务。 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超 1 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解决了全体人民的小康生活之后，有能力也应当有自觉，有意识的加快实现我们日益美好的生活。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生活，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为世界人民提供可供借鉴的、有价值的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