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当今中国大陆施行的汉语拼音方案？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的正式颁布。让我们来看看它诞生前后发生的故事：  民族化还是拉丁字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终于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之前有不同意见的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走到了一起，集中双方力量，酝酿和设计一个新的方案。  还记得吗？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最初就是从汉语拼音运动开始的，可是汉语拼音运动却是走得最慢的。白话文运动不用多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成功。剩下三个，在 1955 年 10 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汉字简化方案》基本定稿，马上要投入推行；推广普通话已经在进行当中，也有国语运动留下来的一些底子；唯独汉语拼音方面，只交出了 6 个草案的草案，甚至都没资格提交给大会审议。  为什么汉语拼音的进度那么慢呢？因为直到这时候，都还没确定到底选哪一种字母的形式。是类似注音字母的汉字笔画式，还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字母？如果用通行字母，那么是用苏联的西里尔字母，还是全世界用得更广泛的拉丁字母？  这个决策，主要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意见有关。  1952 年，性质为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解散，改在官方行政系统内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置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下。在成立大会上，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拼音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  在已经有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情况下，突然回头去搞民族形式，还是挺让人意外的。据周有光说，这是因为毛泽东 1950 年访苏的时候，斯大林说中国是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太过戏剧化。这跟 1955 年苏联来华协助拼音工作的顾问强烈建议采用西里尔字母也对不上号。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 1952 年成立大会上郭沫若的发言里找到端倪。郭沫若提到了一个名字：祁建华。祁建华是西南军区的一位战士，参军前当过小学教员。在部队里，他看到大多数战士都不认字儿，扫盲的效果也不咋地，就自己琢磨，利用注音字母来帮助识字，总结出了一套「速成识字法」，2 天就能学会拼音，15 天就能认 1500 个汉字，快速脱盲。这套办法很快从贵州军区推广到西南军区，再推广到全军，然后用于全社会，在 1952 年前后搞得轰轰烈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成人扫盲运动里的一大高潮。祁建华本人也因此荣获特等功。更可能是祁建华的成功，给了毛泽东采用民族形式字母的信心。  然而，民族形式搞来搞去搞了 2 年多，搞不出个结果来。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都是几百上千年过来的，每个字母的外形在长久的书写过程中已经经过了一番优胜劣汰，达到了相对合适的状态。民族形式等于是从头造字母，又要方便书写，又要方便记忆，还得达成共识，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民族形式也未必比拉丁字母看着亲切。    （图注：文改会曾试验过的民族形式字母，长得有点儿像朝鲜谚文）  1954 年，周恩来提议，把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组为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并指示，也可以采用拉丁化。1955 年 10 月的全国文改会议上，文改会交出的 6 个草案的草案里，有 4 个是民族形式，1 个西里尔字母，1 个拉丁字母。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  汉语拼音就此敲定，采用拉丁字母。  15 位「汉语拼音之父」    在 1955 年 10 月的全国文改会议上，文改会交出的 6 个草案的草案，都出自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当民主，虽然有主任，但每个礼拜开一次会，每次会议都由各位委员轮值主席，大家进行讨论，有时候意见不能立刻统一，就要从早上一直开到半夜。刚成立时，总共有 11 位委员，后来增补 1 位，后来又增补了 3 位。今天，一些媒体常常会将「汉语拼音之父」的头衔冠在某个个体身上。讲道理，非要说有什么「汉语拼音之父」，也应该由这 15 位委员共享：  首先是文改会主任 吴玉章 ，副主任 胡愈之 ，教育部副部长 韦悫 （què），文化部副部长 丁西林 ，教育部副部长 林汉达 。汉语拼音需要其他行政部门的支持，比如胡愈之在任出版总署署长时大力推行汉字横排，这是使用拉丁字母拼音的必要基础，而汉语拼音的制订也必须考虑到教育、扫盲、出版、新闻等领域的意见。此外，他们也都长期参与拼音运动，比如吴玉章就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人之一，胡愈之和韦悫都参与过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运动，林汉达曾研制过一套调和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折中方案。  与几位行政部门负责人相对的，是学术界的研究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 ，研究员 陆志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力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国语运动干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黎锦熙 。他们后来都当选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为拼音方案提供了学界的意见。  以上几位都是兼任委员，在文改会专职工作的是以下三位。 叶籁士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率先向国内介绍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现在他担任文改会秘书长，成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具体组织者。 倪海曙 在上海难民收容所里教拉丁化新文字的故事我们在开头已经说过了，他写的第一本书就叫《新文字教师手册》，一线教学推广经验丰富，同时也是汉语拼音历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学者。文改会内部还缺一个偏向方案设计的人，就在全国文改会议前从上海调来了 周有光 ，他曾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发表过许多关于拼音字母的文章。  到了拼音方案出台的最后时刻，拼音方案委员会又增补了 3 位委员一同商议。 胡乔木 是中共中央委员，由中央指定领导文字改革工作。 吕叔湘 是中科院语言所副所长， 魏建功 是北京大学教授，两人分别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首任主编。这三位也都是社科院学部委员。文科后来从中科院分出去，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以中科院历史上只出过 64 位「文科院士」，拼音方案委员会就占了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