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说一个著名演讲稿的历史翻译错误，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丹东的这篇著名演说 说一下背景，在八月十日推翻王政事件后，大革命将“夸张”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民众、党派、甚至著名的革命家都时刻为无所不在的“阴谋”所困扰，但到底是谁在策划阴谋，有谁在实施 阴谋，他们谁也搞不清楚也说不明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或者对随时会降临的危难充满着强烈的恐惧感，或者利用这种恐惧感来界定大革命的各种对立面，来自我认定敌人。 为了防患于未然，立法议会也采取了行动。8月26日，议会颁布决议，宣布将未宣誓的教士驱逐处境； 8月28日，议会又通过《搜查法令》，授权地方政府搜捕反革命的“嫌疑分子”。 9月2日一早，又传来凡尔登被反法同盟包围的消息，整个巴黎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人们惊慌失措，反革命准备屠杀爱国者的小道消息不翼而飞，到处流传。下午2点，丹东突然出现在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人民的一部分将奔赴边境，另一些人将挖掘战壕，第三部分人将手持长矛在内部保卫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要求你们任命一些特派员来协助我们引导这场崇高的人民运动，我们要求无论什么人，凡是拒绝服役或放下武器的将处以死刑。我们要求对公民下达指令以领导他们的运动，我们要求向各省派出信使告知你们将颁布的决议。将要鸣响的钟声并不是警报的信号，而是对祖国敌人的冲锋号。先生们，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大胆（audace）、再大胆，始终大胆，祖国才能得救。”[1] 丹东的这段演讲为我们所熟知，在于它对法国革命面临的危难局势确实产生了作用。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中文译本都将丹东所使用的audace一词翻译为“勇敢”。Audace也确实有“勇敢”、“果断”、“大胆”的含义。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audace一词几乎全部都用于贬义，都是与反革命、叛徒、暴君、敌人的言行相联系，即鲁莽、无礼、厚颜、放肆。 例如：罗伯斯庇尔在8月16日指责“阿登省政府已经狂妄地通过一个决定，反对国民议会的决议（le directoire du département des Ardennes a eu l'audace de faire un arrêté contre un décre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2]“宣布祖国在危急中会增长敌人的鲁莽（La déclaration de la patrie en danger augmente l'audace de ses ennemis）。”[3]“敌人的军队在法兰西的国土上肆意地推进（Les armées ennemies s'avançaient avec audace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4]这一类表达也比比皆是。正因为audace在那个时代的本义如此，在1793年12月3日（共和元年霜月13日）的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提翁维尔的梅林就以丹东这段演讲来指责丹东：“以‘大胆、大胆、再大胆’这样的措辞来拯救共和国，这就是丹东！”[5] 多提一嘴——那么，究竟应该“大胆”到什么程度呢？言者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听者却心领神会。8月19日，一贯坚持使用暴力的马拉就建议屠杀囚徒。他在《人民之友》中写道：“人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应该做出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效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携带武器去阿贝耶监狱，清空那里的叛徒，尤其是瑞士军官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剑刺死他们。想要起诉他们是多么地荒唐！就该这么办。你们已经从他们对抗祖国的手中夺取了武器，你们已经屠杀了士兵，为什么要宽容那些罪恶更深重的军官？”[6]8月27日，他又告诫志愿军：“在奔赴前线之前，请完成这个约定：应该保证不在我们身后留下任何危险、任何叛徒、任何阴谋家。”[7]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认为，这些恐怖的措施既不属于革命的手段，也不是革命的目的，更不是革命的必然。他指出：“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畏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8]我们知道，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是1793年恐怖的预演，正是制造“九月大屠杀”的同一批人推行了1793到1794年的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