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历史教科书有哪些是不符合历史学这门学科常理的？
针对前面 @达维多夫 摘录的秦晖金雁谎言特别指出： 大家都知道，秦晖夫妇俄国革命叙事忽略十月革命而特别强调立宪会议。不过，金雁女士忘记了：（1）十月革命当天的起义不仅发生在彼得格勒，而且发生在莫斯科，而发生在莫斯科的起义就遭到了临时政府方面的镇压；（2）白军和俄国旧统治阶级对俄国革命的反动从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而不是秦晖夫妇一直宣称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之后[1]；（3）克伦斯基被赶出彼得堡之后马上就在普斯科夫召集军队并任命克拉斯诺夫为司令对苏维埃政府发动进攻[2]。卡列金（Kaledin）和顿河哥萨克也是在十月革命当天就发动了叛乱[3]。秦晖夫妇曾经在他们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4]中宣称，高尔察克在立宪会议被解散的时候才“起兵反抗”，但是，秦晖夫妇忘了以下史实：十月革命发生时，高尔察克并不在俄国国内，而是在美国“访问”。他知道十月革命发生之后，马上就表明了反对态度[5]。高尔察克于1917年11月到达日本以后，他直接向英国驻日大使馆报到，准备加入英军。然后高尔察克被英国方面送到了中国北洋政府所在地，在那里高尔察克被告知此时科尔尼洛夫（Kornilov）和阿列克谢耶夫（Alexeyev/Alekseev）在俄罗斯南部组织白军[6]，高尔察克还准备在我国东北地区组织白俄军队。组织白俄军队失败之后，高尔察克准备经白军控制的西伯利亚去克里米亚，在高尔察克抵达鄂木斯克（Omsk）后，他被白方政府任命为司令[7]。很明显，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金雁女士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仅如此，在讨论立宪会议的时候，秦晖夫妇又遗漏了一个历史事实：在几个主要工业城市中布尔什维克都获得了选举胜利[8]。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范围内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农村和军队[9]。另外，在这个时候，社会革命党已经分成了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翼两个部分[10]。不仅如此，秦晖夫妇欣赏青睐的“正统”派亦即孟什维克，不仅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一败涂地[11]，而且孟什维克也承认，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的机关。例如金雁女士曾经引用过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就承认，如果俄国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立宪会议就应该得到支持；如果俄国当时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立宪会议就不应该被召集[12]。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的胜利也被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验证”——所以秦晖先生对苏维埃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换言之，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多数，更准确地说，绝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很明显，俄国革命不是秦晖夫妇的叙事要我们相信的“来自农村”，而是来自城市。如果说，1918年1月被解散时，这个立宪会议还没有来得及表现自己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的话，那么到了萨马拉之后，这个立宪会议通过的承认土地国有化，却把此前在革命中被工人们占领，并被革命政府收归国有的工厂“归还”给工业资本家们的决议[13]充分说明了秦晖夫妇极力回避的，甚至企图用改良主义掩盖的这个立宪会议的“社会”实质。 [1] 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71-76.而且秦晖夫妇对白方内部意识形态状况的描述也未见得成立，见Peter Kenez: The Ideology of the White Movement。  [2] 事实上金雁女士还特别引用了克伦斯基的回忆录，我想克伦斯基总不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吧。  [3]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0日，来自顿河、库班地区和捷列克的哥萨克代表就举行了一次联合反布尔什维克会议（Gregory P. Tschebotarioff：The Cossack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7）。  [4] 金雁、秦晖《“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四期，pp.138。  [5] Charles J. Weeks, Jr. and Joseph O. Baylen: Admiral Kolchak's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0 September-9 November 1917 pp.66  [6] 阿列克谢耶夫在顿河地区组织白军是1917年11月15日（公历，俄历11月2日），科尔尼洛夫随后加入并于1917年12月成为该军队首领。这发生在立宪会议解散之前还是之后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7] M. I. Smirnov: Admiral Kolchak,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11, No. 32 (Jan., 1933), pp. 384-385。  [8] 相关数据见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127，另见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2。Haimson Ibid. pp.468也指出了这个事实，并且提出了相关数据。  [9] 相关数据见Serge Ibid，William Dando: A Map of the Election to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则更为形象。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在俄军中获得的选票比布尔什维克还多一些。按照秦晖夫妇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革命党根本不是个“农民党”，而是个“士兵党”。同样，按照他们的“逻辑”，苏维埃就应该由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实际中的布尔什维克主导。  [10]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1。  [11] Haimson Ibid. pp.468-469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分布与数量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的得票数是29167张，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数是424027张。在莫斯科，孟什维克的得票数是21590张，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数是366148张。在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尔等中央工业区，孟什维克的得票数只有布尔什维克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工业地区，孟什维克的得票比例也高不了多少，甚至更低。孟什维克“获胜”的格鲁吉亚，当地的工人数量并不多。秦晖夫妇特别喜欢提及的“全俄铁总”，正是孟什维克最后的栖身之所，参见Tony Cliff: 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  [12] 转引自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6。而且就笔者所知，关于立宪会议被解散后俄国的状况，Ronald Clark和Orlando Figes的研究结论都和金雁女士不同。  [13] Serge Ibid. pp.283。当然，这个决议也是一纸空文。  例如，在十月革命期间，除了秦晖夫妇指出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运动之外，也出现了工人自发占领、夺取工厂运动，以及芬兰工人革命[1]。 这一点在秦晖夫妇的叙事里完全消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俄国工人在秦晖夫妇那里除了否定布尔什维克的时候[2]闪现一下之外根本不存在。 [1] 参见David Kirby: The Finn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Bolsheviks。当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发生了革命，并短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秦晖夫妇对此只是用所谓“帝国后遗症”一笔带过。根据笔者在JSTOR上搜索的结果，早在1921年，就有西方学者指出了十月革命中的工人占领工厂这个问题（The Russian Bolshevik Revolution. By Edward Alsworth Ross），评论上述著作的学者Geroid Tanquary Robinson也指出了任何反对工人占领工厂的措施和机构都不可能长久这一事实（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37, No. 3 (Sep., 1922), pp. 520-523），所以金雁女士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实在让人费解。  [2] 比如十月革命前的施略普尼科夫在秦晖夫妇那里是不存在的。秦晖夫妇对布尔什维克历史的叙事是自相矛盾的。秦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思想谱系的划分（《共同的底线》 pp.19）也是错误的。这里仅举一个问题：列宁正是在流亡瑞士期间读到了黑格尔的著作（见《哲学笔记》）之后彻底和第二国际右翼和中派分道扬镳的，卢卡奇和葛兰西这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强调的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传统以对抗第二国际右翼与中派的机械唯物主义（参见Kevin Anderso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葛兰西的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正是对十月革命的欢呼。   另外：秦晖先生在赞扬孟什维克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忘记了：饶尔丹尼亚邀请英军和德军干涉革命。 孟什维克国际派也承认，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群众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参见Leopold Haimson: The Menshevik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ussian Review, Vol. 38, No. 4 pp.458-459）。孟什维克被工人抛弃的过程参见Ziva Galili y Garcia： Workers, Industrialists, and Mensheviks。  金雁女士的十月革命叙事还刻意回避了当时彼得格勒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见S.A. Smith: Red Petrograd   而且，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俄国移开，考察更加广泛范围内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立宪会议”决没有秦晖夫妇设想的那么神奇的作用。从历史角度说，列宁之前的上一次“立宪会议”是1848年的法国和卡芬雅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列宁同时期的“立宪会议”情况又如何呢？一战之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欧乃至西欧的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工人运动和革命的浪潮。例如德国和奥地利（如前所述，和1917年的俄国一样），都涌现了“工人委员会”等组织。德国革命者甚至短暂地建立了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倒是按照秦晖先生的教导镇压了革命，驯化了工人委员会，参加了立宪会议和之后的政治活动[2]。但是，1933年在德国，1934年在奥地利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无论秦晖夫妇为这些事件寻找怎样的理由——比如所谓“帝国后遗症”，这些事件至少能够证明，秦晖夫妇青睐的“立宪会议”对资产阶级也好、老式权贵也罢，或者右翼运动，并没有什么约束作用。而且，无论在（没有所谓“帝国后遗症”的）意大利，还是在德国，都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直接转向法西斯和纳粹[3]。不仅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德国和奥地利开始往东，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是“小希特勒”进行统治，两次大战之间也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右翼运动的高峰[4]，俄国右翼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5]。那么，秦晖夫妇有什么理由保证，有什么依据保证，俄国的自由主义也好，右翼也罢，不会像他们的西欧与中东欧同侪那样[6]，进一步转向法西斯和纳粹呢？ [1] 秦晖夫妇自己就提及过。  [2] 关于德国的情况，可看Pierre Broue: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Victor Serge: Witness to German Revolution。关于奥地利，参见Janek Wasserman: Black Vienna，Helmut Gruber: Red Vienna等。  [3] 比如秦晖先生多次引用的意大利帕累托（见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比如大量违背秦先生教导，转向纳粹的德国自由主义选民（见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p.112表格）。还有一个著名的人士Ludwig von Mises。而且我们看不到秦晖先生对自由主义者违反、破坏“共同的底线”片言只字的谴责和批评。  [4] 见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5] 例如，金雁女士一个时期以来颇为赞赏的白俄中的一部分人，正是从纳粹诞生一开始就和纳粹密切合作的，见Michael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维特”和“斯托雷平”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金雁女士认为的那么大，普鲁士德国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不是一个理论设想，金雁女士自己在谈及列宁和十月革命以外的事件时不经意地承认，立宪会议在西伯利亚的残余已经被高尔察克驱散——当然她没有提及，这是在英国的最少默许下进行的。这种农民政党+工业资本家+老式权贵的组合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东欧各国相当“流行”，其结局也是无一例外地倒向小希特勒们的统治（见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俄国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多少“例外”的可能。  [6] Martin  Blinkhorn, (ed.),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Karina Urbach: European Aristocr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1918-1939 。另外前述Martin Conway对天主教运动的研究也可以参考。  另外，Shlyapnikov，施略普尼科夫就是布尔什维克内负责组织工人运动的人物之一，一战期间他就回到沙俄组织地下工运，二月到十月期间他也是俄国工人领袖之一，也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之一。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人运动关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