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进行火炬最终传递的这几位火炬手是什么水平的运动员？
考虑到冬奥会的闭环管理，杨扬在夏天给家里的阿姨放了个长假，又在冬奥会前申请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日程表满得快要溢出时间轴，她想珍惜这几天陪伴家人的时光，毕竟对她来说，这是和家人分开最久的一次。 虽然这次去的地方不远，就在北京。但杨扬知道，为了这次“家门口的”北京冬奥之行，她已经准备了7年的时间。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杨扬曾经背着孩子飞往世界各地参加国际奥委会的各项活动，也曾通过越洋电话指导手忙脚乱的丈夫给孩子换尿布。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兴奋、紧张、如雪花般洋洋洒洒的工作量，凝成肉眼可见的冬奥氛围，就像98年首次踏上奥运赛场一样。 “我都不太敢在朋友圈发自己在哪。” 杨扬开玩笑道。 16年前，杨扬宣布退役。不用多久，人们将很快淡忘她的59个世界冠军、02年的初次退役、两年后临危受命式的复出和象征句号的那枚1000米速滑铜牌，就像无数运动名宿那样，只留下“中国冬奥首枚金牌得主”和“斩获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人”这两个鲜明的印记。 但，记忆消散的催化剂并不只有时间这一种——国际奥委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冰上运动场馆负责人、“冠军基金”创始人...... 杨扬以收割金牌的速度积累出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而这段人生也折射出了完全不同于运动员生涯的光芒，对杨扬来说，前者所占人生的比例越小，说明她给自己之后人生划出的空间就越大，人们就越难用简单的概念定义她。 不过在杨扬看来，无论做什么，自己从未脱离一个冬奥运动员的身份背景，“其实很多人会说你跟当初的刚退役的运动员状态差不多，我没有把它做过切割” 杨扬说，“相信体育，因为它从来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曾经的运动员，杨扬无比清楚大型赛事对于运动员的意义。而奥运会又不同于其他所有任何赛事。杨扬清晰地记得，1998年自己在长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手足无措的样子，哪怕一年前在同一个场馆里她以统治者的身份连拿三枚金牌。 “只觉得呼吸也不对了，好像走路也不对劲了，人是慌的，什么都感觉状态不对劲，赛前训练打个趔趄什么的，都非常敏感。” 到了4年之后的盐湖城，紧张又增添了新的种类，因为911恐怖阴云未散，坐飞机飞向美国成了让人不安的紧张之旅，“我们队友甚至都要写遗书什么的，” 多年以后杨扬看着这一切似乎云淡风轻，但谈笑间更多还是对同行的理解，“冒那么大的风险还是要去，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些运动员，他们对奥运会，是只要是能办，我肯定要来那种心态。” 退役后丰富的人生经历，注定了杨扬会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眼前的问题，多年海外求学的经历，在各大体育机构协会任职的经验，也让她在对很多细节的把控上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和新冠病毒反复肆虐的背景下，她的桥梁作用愈发突出。 “大量的细节都细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怎么定义密接，然后如何去做隔离，各国对于疫苗接种的法律法规差异，怎么给运动员做解释……然后各国航班的协调，要知道现在都属于熔断的状态，我们如何去把这些运动员能够运到一个地方，再再弄过来，各种方式……” “真是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开的会一个都没落下。” 这是一份让人焦头烂额的工作，每一个提案，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包含着难以想象的信息量。长期以来，中国人给人印象都没有在国际组织中表现出足够的话语权，对规则的改变经常只能被动的接收。 而对于这一点，杨扬有深刻体会，她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速滑规则大会时被韩国队点醒的那一刻：当时在会上，韩国代表提出了一个修改起跑规则的提案，杨扬起初听得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但茶歇时自己比划了两下之后，杨扬马上就明白了这个规则有利于起跑爆发力弱一些的韩国运动员，而之前起跑是中国队的强项。 “这就是专业人士在这个领域需要做的事……” 杨扬说，“推动一件事前进，需要的是大量的前期准备……就算是有影响力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投票时也只有一票，而所谓的话语权，也是通过前期准备，最后落实到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2018年平昌奥运会，中国速滑队遭遇了9次判罚，这件事在网络上激起了极大的舆论争议，一时间关于规则的讨论铺天盖地，运动员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是适应还是对抗，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开大会的时候总结，以往的奥运会我们差不多犯规率在大概在30%左右上下，奥运会会高一点，因为它更加激烈，但是那一届奥运会我们的犯规率达到60%以上。你一旦一个项目有这么高频次的犯规，就说明运动员对犯规的尺度他并不清楚，裁判有的时候他也会混淆，那么因此就会给观众带来了更大的迷惑” 为了这件事，杨扬专门写了一封邮件询问处罚规则和原因。而得到官方的回复后，她就马上着手工作引导中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尽量避开规则上的雷区和可能出问题的盲点。 同时，她也着手开始准备，为未来给新的规则修改意见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空间。 “首先需要正视问题，把所有矛头对准规则和裁判，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较劲没有好结果……规则它是每两年修订一次，我们应该拿出我们的专业精神，在要修改规则的时候去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作为中国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它有这样的底气，我们真正的去发自内心的要为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去提一些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而四年后，再谈到北京冬奥会的规则和裁判工作时，杨扬已经游刃有余： “这次比赛我们也有中国的裁判，我们当年队友小杨阳也会作为这个男子组的副裁判长出现，我觉得将这些也希望能够打消网友们的一些顾虑，然后能够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公正。” 以全新的方式，杨扬重新投入这届家门口的冬奥会，这或许也象征着一种圆满：多年前她实现了中国人在冬奥会历史上金牌0的突破，之后她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历史上第一个女旗手，如今她又在北京冬奥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不同的维度下，杨扬给中国冬奥留下了自己难以磨灭的印记。而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围观尺度，现在杨扬都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 在这次成为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之后，杨扬牵头整理出了一份运动员建议书，从数百份运动员提出的建议里筛选出48条，逐一提交给运营团队。赵宏博提出“花样滑冰服装会破裂（服装不及时修补，会导致比赛时的扣分），建议准备好针线包”，李妮娜表示“奥运会场地应准备足够的轮椅，否则受伤的选手只能坐超市的手推车”，还有运动员建议准备无麸质的套餐、改进坐便器高度以便于更快捷地穿脱滑雪服......各种细致入微的建议让主办方大开眼界，也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运动员视角的比赛世界。 杨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希望在场馆里留下运动员们的名字、记号，这样等他们若干年后重返故地，还能找回自己当年奋斗过的痕迹。这个建议也来源于杨扬自己的经历，她曾带着孩子们来到当年夺冠的场馆，想找一找当时的印记。但这座场馆却已经成了一座篮球馆，别说夺冠的痕迹，就连进入场馆都做不到。杨扬只能作为游客站在场外，带着东张西望的孩子们回味曾经的辉煌。 她想起了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巴塞罗那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外，她看到了冠军们的手印。当年统治撑杆跳的布勃卡，现在就是她的奥委会同事。 单向流逝的时间在这里交错回溯，跨越时空的归属感让人倍感亲切，杨扬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放大运动员们的影响力：“那些来这里训练的人会看到，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冠军们带给人的振奋、鼓舞的力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这不是杨扬第一次为运动员发声，也不是她第一次提到“冠军的力量”。退役后，杨扬把八万元的铜牌奖金捐给了公益机构，随即受邀前往非洲参加公益活动，孩子们在临时平整过的黄土操场上，对着砖头搭起来的球门兴奋地开大脚。 杨扬就像打开了另一扇世界之窗，没人在乎她拿了几个冠军，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集体运动带起了整个社区的基建环境、孩子们的饮食条件，也让康复中心的小病人离康复更近一步：“忽然间你会发现，这就是运动的本质，在那么贫穷的地方，可以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冰雪的梦想以不同的方式具象化，杨扬的愿景也在一点点兑现。就像一个小女孩踩着老旧的冰鞋，硬挺着脚脖子，从七台河凌厉的风雪中滑到北京，又从中国走向世界。她超越了一个又一个身影，也留下过遗憾、悔恨。她畅游大千世界，寻找自己的初心，享受闯关的成就感，把一个个新颖的概念落成现实。从冰场、会场到职场，从单纯的运动员到为运动员提供服务的人。杨扬有着无数重身份，但她始终是那个张着好奇的双眸，在大千世界中张开双臂、在风暴中迎接蜕变的追梦人。  （首发于界外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