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哪些逆天的文物？
【子乔按：在文末补充了铭文的拓本图片、铭文照片和X光相片，以及箭尾照片和线图。】 “作册般鼋”有人提到过吗？答案太多看不完，不知是否有人说过，我先说说吧。这是一只商代晚期青铜制成的鼋，也就是大王八，是否算逆天不清楚，反正十分有趣。因为其铭文的主题是拍马屁，是中国有关拍马屁的最早文字记录。以下是我10年前的一篇旧作（此次贴出时略有修改）： 一只大王八的悲惨命运——商代臣子是怎样拍马屁的 作者：子乔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文物》（现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05年第1期，封面） 照片中的大王八叫“作册般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征集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造型奇特，十分罕见。 这只大王八的原型如果活到今天，应该有3000多岁了，它本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洹水中（今河南洹河），不想某日祸从天降，竟遭四箭穿身，死于非命。什么人如此暴戾，公然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来头可不小，是商代晚期的一位国王。 铜鼋背上有铭文4行32字，讲述了大王八的悲惨命运： 丙申，王过于洹，获。王射，■射三，率无废矢。王令寝馗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母宝。 【子乔按：据李学勤、朱凤瀚、王冠英、裘锡圭等先生释文，择善而从。如无根本性分歧，则优先选择便于输入、显示的字。另说33字，作“王一射，■射三”。见 、 。】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丙申日，王来到洹水上，捕获【此鼋】。【当时】，王【先】射【了一箭】，又射了三箭，全部【命中】而没有一箭浪费。王命令寝馗【将鼋】赏赐给作册般，【并对他】说：“【将我捕获此鼋的事迹】铭记在纪念品上。”【般因此】制作了【这件献给】母亲的宝物。 （图片来源： ） 铜鼋的主人叫”作册般“，”般“是私名，”作册“是官名，负责掌管简册，宣读诰命等。“寝”是服务于王宫的官员，王的近臣，“馗”是私名。“奏于庸”的另一种释读是，将此事谱写成乐曲在“镛”上“演奏”。“母”有的学者读为“女（汝）”，也即这是商王的话：“作为你（指般）的宝物”。但这些分歧都与我们的故事关系不大。 大王有令，“般”不敢怠慢。他大概觉得其它造型的纪念品都无法体现商王的箭法精妙、膂力过人，于是独出心裁，用写实手法制作了这件奇特的东西，连商王射在大王八身上的四箭都照做不误。这四箭乍看象是箭头，细看实是箭尾，铭文则特别强调“率无废矢”。瞧这马屁拍的，无半句肉麻的媚辞，却能沁人心脾，怎一个“强”字了得！ “般”这小子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官儿，不过他留下的“作册般鼋”对于研究中国马屁史倒是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它应该是反映我国马屁事业最早的文字材料和实物材料了，从中可见其起点之高。 铭文“王射，■射三”的“■”字，李学勤先生读为“赞”训为“助”，认为后三箭是随员帮助商王射的。王冠英先生读为“般”，也即铜鼋的主人。裘锡圭先生则认为难以释读，但也觉得从上下文看可能有“赞助”的意思，或者指商王的随员。以上诸家都认为商王只射了一箭，只有朱凤瀚先生独具慧眼，认为这四箭都是商王射的，“■”字读为“狃”训为“复”，是说商王射了一箭之后，又连射三箭。 笔者认为朱说无疑是不易之论。试想，如果商王只射了一箭，那么铭文强调“率无废矢”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更重要的是，铜鼋上的四箭都只露箭尾和少许箭杆儿，射入身体的深度几乎相同。如果有三箭是别人所射，那还怎么突出商王的孔武有力呢？这马屁不是拍到马蹄子上了吗？应该把这三箭的箭杆儿做得更长一些，有别于商王射的那一箭嘛！ 可见，朱说虽有缺陷——铭文为何不直说“王射四”？——但却更加符合铭文主旨和铜鼋造型，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当为最佳解释。至于不说“射四”，可能是中间有停顿：商王射了一箭后，发现大王八未死，正要逃跑，才又连射三箭，够狠！ 这只可怜的大王八虽然突遭横祸，尸骨无存，但却有人为其铸造铜像，湮没千载之后，终得重见天日，陈列于国家博物馆供人瞻仰，也算不枉此生了。 正是：破浪又乘风，大王引宝弓，碧涛寻白羽，没在鼋甲中！ 2006年9月23日 2016年10月11日，修改 【附记】 因为作册般鼋的造型实在奇特，又不是直接得自田野发掘，而是从社会上征集的，所以有一位署名“求实”的先生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证据包括造型不合理、没有神韵、铜质和锈色可疑、字形拙劣、词句与商代晚期的语法和历史不符等等（求实：《 》）。 此说一出，立即受到王冠英和“求正”两位先生的反驳（王冠英：《 》；求正：《 》）。我个人倾向于此器为真，比较赞同以上两位及其引用的几位学者的说法，特别是铭文词句并不象质疑者说的那样，与商代晚期的语法和历史不符。 我个人补充的意见如下： 造型不应成为疑点，因为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商代的人就不会有这种设计思路。其实在这些方面，古人和今人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而且造型与铭文相符，并无自相矛盾之处。 质疑者的潜在前提就很难成立——似乎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字形必然都是精美而具有“神韵”的——要知道就是现在也有粗糙的工艺品。质疑者还说，作册般鼋的字形与同属作册般的作册般甗比较，“实乃天壤之别。尤其是作器者的名字‘般’字，二者差别很大，作册般铜鼋的‘般’字拙劣到几不可识。”这也太夸张了，差别是有的，但还没有大到“天壤之别”的程度。况且，某个字在同一人同一时期所做的青铜器上有差别很大的形体，也不是罕见的现象。 典型的如燕侯克器铭文，罍腹的“对”字是标准体，而罍盖、盉盖、盉腹是讹变体，尤其是后两者，若不参照罍腹，按质疑者的说法，也是“拙劣到几不可识”。又铭文第九字，盉盖、盉腹、罍盖近于“心”，而罍腹近于“鬯”。这还是铭文内容完全相同的四件青铜器呢。那些青铜器的主人或铭文文本的写作者虽然是同一人（如“般”、“克”），但实际制作者却不一定是同一人。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就造成了字形差异。 不过，读者可以比较一下“作册般鼋”铭文的拓本和实体照片，不难发现，实体照片要比拓本美观，根本谈不上“拙劣”。拓本是把铜鼋背部的其他痕迹和铭文一起记录下来了，都是黑白的，乍一看有些乱，而实体照片则更准确地反映了原貌，铭文比较清晰。 更关键的是，如果是作伪，为何不作常见的鼎、簋之类，而非要构思这么一个故事，作这么一件离奇的东西，给人质疑的机会？如果作伪者有这个心思和工夫，那他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使铭文字形接近于真品（技术上应该不难，就是临摹），那样现在就不会有人质疑了。质疑者也说作伪者是参照了真品铭文，自相矛盾。 至于质疑者提出的锈色问题，王冠英和求正两位先生都没有提及。这需要实际鉴定经验，我一无所知，还望高人指教。 2006年9月23日 【子乔按：以下图片均采自《中国历史文物》（现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05年第1期，其中箭尾线图采自朱凤瀚先生的文章。】 作册般鼋铭文拓本： 作册般鼋铭文照片和X光相片： 作册般鼋底视图： 作册般鼋箭尾照片和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