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契卡组织？
先下结论：特殊时期的临时应急机构，权力随着苏俄国运而潮起潮落的怪物部门，苏维埃政权的“盾牌和剑”。 俄历1917年10月25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准备并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向苏维埃移交政权。 然而，有组织的前政府官员的大规模罢工有效的阻止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国家政府、重建新的苏维埃政权。 例如在彼得格勒，官员的破坏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在各个部门我们可以惊讶的发现政府官员都消失了，这些机构近乎瘫痪，而且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官员举行的罢工导致彼得格勒近80000名居民失去生计。 这自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高度警惕，在1917年12月19日，人民委员会议讨论了国家机构官员破坏威胁的问题后，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对采取措施应对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 是的，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民委员会决定由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内务副人民委员的捷尔任斯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1917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议在列宁听取了捷尔任斯基关于该委员会的组织和组成的报告后，决定将其命名为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别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通称“契卡”（ВЧК），并批准了其组成。 很快，契卡及其地方机构从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包括判处死刑（捷尔任斯基认为处决权对契卡来说极为重要）。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契卡是“盾牌和剑”。正如时间所证明的那样，在其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不仅成功地保住了权力，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贯彻了意识形态。 事实上，契卡的任务就是识别、镇压和防止国内反革命与外国情报人员的秘密颠覆活动以及镇压敌对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一言以概之一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初，前线局势急剧恶化。在1918年2月21日，针对德国的进攻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的法令，呼吁苏维埃和其他组织将所有力量投入“革命防御”的事业中，在红军撤退期间摧毁一切通讯、粮食和财产……它还指出，敌方特工、投机者、暴徒、流氓、反革命鼓动者、德国间谍应当现场枪杀。 这得到了契卡的积极响应，1918年2月23日，契卡宣布除了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害虫无情地消灭在犯罪现场之外，它认为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打击他们。 不过，尽管该法令引入了在现场执行死刑的规定，但是很少得到应用，在成立的头七个月里，契卡仅正式判处27人死刑。 还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政治镇压不仅是由契卡进行的，还有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革命法庭、战地法庭、调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委和军事团队等等。 然而，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内战使革命的烈度愈来愈高，局势正在不断“升温”。1918年7月5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要求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使用大规模恐怖手段。 可以采取诸如劫持人质、将“反革命分子”隔离在集中营等斗争措施，换句话说，契卡及其地方机构获得了劫持人质的权利，不过此时的契卡实际上是在套着枷锁起舞。 因为在6月15日，契卡决定组建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代表组成的“三驾马车”，捷尔任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和拉齐斯被批准为“三驾马车”的成员，他们有权决定死刑的执行。 不过，“三驾马车”的死刑判决只能一致通过才能实行，而作为三驾马车一部分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实行死刑的问题上大量参考了他们党的意见，所以“三驾马车”时常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死刑的使用。 一直是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7月6日至7日）发表讲话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一他们被驱逐出契卡，契卡从此独属于布尔什维克。 1918年夏，在外国干涉和愈发剧烈的内战影响下，苏维埃政权根据革命法庭的判决“引入了死刑”一一6月16日，人民司法委员会在一项法令中允许使用任何处罚，虽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处罚（明文规定允许执行死刑要到1921年），但在事实上于法律层面复活了死刑（在此之前苏维埃政权法律层面的最高处罚是十年监禁）。 与此同时，全俄和地方紧急委员会的惩罚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开始实行关于对反革命分子采取特殊惩戒措施的决定。 同时，他们又创造性的引入了另一种“斗争措施”一一劫持人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劫持人质的权利被赋予了契卡及其地方机构），火上浇油的是，发生于1918年8月30日对乌里茨基的暗杀和对列宁的暗杀企图更是大大助长了“红色恐怖”的扩大以应对“白色恐怖”：  1918年，契卡部门的活动材料 通过这些档案文件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劫持人质和大规模处决等“红色恐怖”在全国范围内四处蔓延，规模较之前大大膨胀。 例如在1918年9月24日，巴普洛夫斯克县的契卡报告说：“自建立起，委员会已经枪杀了27人、12名反革命分子、12名资产阶级人质和3名土匪。” 同一时期西方紧急委员会也报告说，在企图杀害前紧急委员会成员米哈伊尔·马尔琴科之后，50名人质被判处死刑，其中12人已被处决。 在莫斯科党委被暗杀未遂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18年9月26日讨论了加强 “红色恐怖”的问题。在会中捷尔任斯基提议，中央委员会不应官方宣布进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而应指示契卡执行这一任务。 然而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支持，中央委员会最终决定不将这项工作与契卡的正常活动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布尔什维克除了要从物理意义上与“白色恐怖”针锋相对，还想要通过恐吓来实现“红色恐怖”的全面胜利： 在这一时期，契卡副主席拉齐斯已经开始试图论证大规模“清算”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不要在案件中寻找有关他是否使用武器或言语反抗的定罪证据。首先，你应该问他属于什么阶层，出身如何，受过什么教育，从事什么职业。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决定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 然而，“红色恐怖”扩大的同时带来的是契卡权力的急剧膨胀，这自然而然的引起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极度不安，到了10月，契卡的权力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1918年10月28日的《契卡条例》赋予省契卡将人送去强制劳动的权利，并在被宣布为戒严或围困的地方，只有在契卡合议庭作出裁决后才能使用死刑。 更准确的说，相关规定赋予了契卡的特殊部门将人从前线驱逐出去的权利和其他行政措施，直至并包括死刑。但想要使用死刑，需要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合议庭，且其人员组成需得到了契卡主席团的批准（特别边境保护局和地区运输局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1918年11月6日，第六届全俄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大赦决议，布尔什维克决定释放所有被监禁的人，同时，地方紧急委员会扣押人质的权利被撤销，只由契卡保留。 1919年1月8日，加米涅夫给列宁送去了一份关于改革革命法庭的决议草案，其中设想清算契卡及其所有地方机构。建议将打击反革命的职能移交给革命法庭，其总体监督将集中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特别部门。 不久之后，在1919年1月20日，彼得斯向列宁提交了关于全俄特别委员会和省级契卡的条例，并证实了1918年10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契卡活动原则。 这两份草案都被提交给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在1919年2月4日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指示由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和卡梅涅夫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一份关于契卡和革命法庭的条例。 1919年2月17日，在捷尔任斯基的报告之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契卡和革命法庭的宣判权》的决议。 根据该法令，特别委员会的活动集中于发现和镇压苏维埃政权敌人的秘密颠覆活动。安全机关保留了对武装叛乱分子进行直接反击的权利。在宣布戒严的地方和宣布戒严的法令中规定的其他罪行，特别委员会也保留同样的权利。 该决议通过后，由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内战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是恢复契卡先前权利的原因。 1919年4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对《契卡条例》的补充，根据该条例，契卡保留了在发生武装叛乱时直接进行政治镇压的权利。在宣布戒严的地区，契卡也保留了同样的权利。此外，契卡被授予在集中营中监禁的权利。 1919年10月21日，人民委员会更是通过了一项法令，在契卡下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革命法庭，以审理大规模投机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革命法庭是公开的，它的判决拥有最终权，不能上诉到最高法院。在其工作中，特别革命法庭完全以革命的利益为指导，不受任何程序性规范的约束。 这一立法行为混淆了契卡的法外权力和司法权力的概念，同时也极大的侵犯了其他司法部门的职权。 1919年底，红军打败了主要的反革命力量，再次改变了党内领导层的意见平衡，政治局决定剥夺契卡判处死刑的权利。 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除了全俄契卡及其机构以及革命法庭的死刑。 但很快随着苏波战争的爆发，5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再次授予契卡及其机构对所有危害国家军事安全的罪行进行政治镇压的特殊权力，并又一次引入了死刑。 不难看出，作为紧急状态时期的特别部门，契卡的权力与苏维埃政权的形势密切相关，越是形势危急，其的权力也就越大，侵占的部门职权也就越多。 而正如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设想那样，每当形势得到缓解时，布尔什维克都会有改革契卡的想法，希望审查其职能和权限，并将其工作限制在政治边界范围之内。 同时，列宁根据打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反革命和情报机构的颠覆活动的经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必要长期存在一个专门的相关国家安全机构来保护其安全。 1918年11月，列宁在契卡员工的集会音乐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了他对契卡这一国家安全机关的定义和愿景： “契卡直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在这方面，他们的作用是无价的。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放群众。这就是契卡所做的，这是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功劳。” 事实上，契卡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密切联系，不断通知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关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及具体措施。 而列宁本人不仅确定了契卡活动的主要方向，并在许多时候直接控制了契卡机关的活动，以此来打击苏维埃内外敌人的武装起义。 并就如何开展行动，如镇压国内资产阶级情报人员和反革命分子的敌对活动等等给出了具体指示，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只有列宁本人及他的“小圈子”才指挥的动契卡，其余的部门契卡就连斯维尔德洛夫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不被放在眼里。 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如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对紧急委员会的共产党员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契卡是作为党的直接机关，根据党的指示并在党的控制下建立、存在和工作的。” 那么到了1922年，作为特殊时期的临时应急机构一一不仅履行调查职能，还履行法庭职能，被赋予了非常广泛的权力的契卡，随着战争的结束，苏维埃政权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改善，对其存在的需求也就随之消失了，甚至，有些碍眼。 在此时契卡迎来一次认真的改革，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