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适用于现在吗？
历史条件已经变了，但社会本质没有变： 第一轮，治世薄赋期，官家收【1税】。 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又出现了【2费】，【3费】... 苛捐杂税累积之后，这下农民是不堪重负，而且都看不懂这复杂如话费账单的各种税目了。 第二轮，又一个治世薄赋期，官家把【1税2费3费】全部合并为【一税】，不仅压低了税率，而且让农民能看得懂。 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不仅换个名又恢复了等于【2费】的【二费】，等于【3费】的【三费】，还出现了新的【四费】,【五费】...这相当于猫叫了咪，老百姓还没搞明白，又添新税，又收旧税了，合并旧税的基础税还涨了...这下就是民生疾苦了。 第三轮，又一个治世薄赋期，官家把【一税二费三费四费五费】再次全部合并为【A税】，不仅压低了税率，而且再次让农民能看得懂。 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不仅换个名又恢复了等于【2费二费】的【B费】，等于【3费三费】的【C费】,还出现了新的【D费】【E费】...这等于又重新叠加了一层，旧税更高，新税更多，老百姓更看不明白，比第二轮税费更厉害了...这下就是民不聊生了。 现在是工业社会了，这个现象只是变得更隐蔽和复杂。 比如，02年，取消农业税据秦说就是参考了他的观点，本来国家是要像古代那样搞并税，但调研了地方后发现，本来农民交农业税是法律义务，但其他的各种杂费拖欠也就拖欠了，地方上没有什么办法，等于农民只交税，但不按规定交费。等地方上听闻国家要搞并税，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些杂费并到基础税中，就必须一次性全交，否则就是抗税逃税，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了。这样一来，尽管合并之后税费总额有所下降，但实际中农民必须上缴实际税额，相比之前拖欠杂费的状态，反而更多...于是，国家果断放弃并税改革，直接就彻底取消农业税... 然后，后边那些年，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产业，成了知名的暴利行业...农业税没了，种地依然在很多地方是入不敷出风险极大，收入微薄的生计。土地撂荒的情况，依然变多了。之后土地流转04年松绑，14年开始推广...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还是因为工业发展迅速。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务工。税收的重头，是来自于城市的工业生产活动，而不再是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所以，现在国家的重头税是什么？流转税。流转税都包括哪些？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现在流转税的贡献比重超过一半。所得税占比，只有不到四分之一了。 这意味着什么？自然人更多从纳税人变为了负税人。纳税人就是你得拿钱去缴税的。负税人就是，你随便在超市，甚至在地摊儿上买个东西，这个价格里就含着税。你不用去交，生产方和销售方已经先交了，但你花钱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纳税成本给算进去，收回来了。 所以，我们个体感觉到直接纳税的情景越来越少了。但是，每次花钱消费的时候，各种费用已经藏着12345，AECDE了。 所以，农业税取消了，但化肥农药里的税仍然还在... 不消费，就没费，但没人能做到不消费。现在最重的费是什么？最大的大头，人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捐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条件一般的家庭在城里买套房，相当于掏空了家里上一代人的积蓄，还要下一代人给银行打工二三十年才能还？等到第三代继承，还不一定能住到头（70年）...够重了。 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抽的是含在放在房子这种商品中的税，地方抽的是规定时间内（70年）转让土地这种公共所有资源的使用权的租费，也就是土地出让金。可怕的ABCDE，都含在房子这种商品中了。 因为土地共有，我们自己没法买块地，按自己的喜好盖所自己的房子。只能让开发商去长期租赁国有土地，然后再上边盖韭菜盒子，我们买下一格，然后住进去（70年）。这样的高准入门槛，自然会存在垄断性质。城市化最疯狂的年代，这种供给的稀缺与需求的旺盛，供需矛盾造成了其中所有环节的费用都很高...如果我们买的还是市区交通黄金地段，需要拆掉陈年老房的老城区地块的楼盘，实际上，我们还要额外支付该处土著人口几代人积攒的家园的换置成本... 新迁入大城市的人口，本身是具备一定家庭经济实力的，起码也是收入稳定的产业人口，属于中产阶层。但他们的努力，实际在担负现代社会中，隐蔽很深的主要的12345和ABCDE。当然，你把它的价格看成是奢侈品属性，当成面子，会泪中带笑的... 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关税。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产业不是古代那种温室小农经济的环境了。全球性的产业分工，产业链与供应链分布，决定了，关税不完全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比如，特离谱一面在国内，不停推减税，一面对世界，不断提关税。可是提高的关税，最终仍会以商品价格的形式，由美国人负担。而且主要的负税人，是美国国内对价格最敏感的穷人...当然，对外提高得关税，主要是用来补对国内减税的窟窿。国内减税有利于哪些人呢？美国个人所得税按收入划分标准： 减税，富人和穷人，到底谁是受益大头呢？税收最终的目的，是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的最直接的政策工具。如果富人的税被减了大头，但国家的公共服务能力并没有实质提升，甚至可能还要损失，到底特离谱是为了谁呢？特离谱的减税中，还有一个重要推动目标，就是取消遗产税...美国的遗产税和中国继承遗产时的所得税不同。中国并没有遗产税。因为中国的家庭文化比较悠久，父死子继的观念深入人心，被视作常理。但能直呼亲爹岳父名字的美国文化不同，美国子女继承遗产的遗产税征收比是： 而且美国的遗产继承要先交遗产税，然后再继承遗产...七旬翁特离谱的子女，将来拿走的财富，还没有联邦拿走的多...他虽然死去原知万事空，但他为了他辛辛苦苦建立的商业帝国权力结构稳定，为了自己的小儿子，恐怕他也想做点什么...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是联邦制，不像我们是国家公有制，国家有资产性收入。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法理上没有太多资产，要转起来还转得快，就必须严格抽现，让国家拥有“现金流”。所以这类国家对待“纳现式”税收征收异常重视和严格。所以，美国现在的税收构成，个人所得税占56.69%，公司所得税占7.58%，其他合计占35.52%，更多还是依靠个人纳税。 但是美国的富裕不仅依靠国内那点存量利益，更重要的是他有霸权基础，靠外部输血。所以，美国那套制度，或者说是西方那套，但凡是用在发展中国家身上，从来没有成功过...一个都没有。就连东方几个经济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它们进入国家腾飞的阶段，都还是威权体制。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美国和欧洲那样外部输血的老本儿。 美国的霸权体系，是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它在全球的军事、产业布局，最终都是服务于它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个是直接薅羊毛，给自己输血的渠道。无论是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后来的石油美元体系，只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那么我们无论自身经济如何努力发展，如何轻徭薄赋，仍必然要囤储大量的美元外汇与美元国债...这是必须且被动的。然后，等到美国人民自己乱搞作死，经济出问题时，他们只要一开动美元印钞机，我们所有储备美元外汇的国家，手上的财富就缩水...无形之中，它本土的美元突然多了，本土货币总量的总体价值自然就升高了。我们的财富，就是这样被无形转移了。像我们这种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等于全面向美国“纳税”了...但没办法，不用美元，买不到石油，做不了国际生意。谁叫美国是霸霸呢...货币单位价值缩水对他本土的影响很小，因为它本土流通的美元在危机之前本来就少，危机之后开了印钞机，本土货币总量大幅提高，总量价值被拉高了。人家美元在国内占比比较小，相当于我们全世界替他挡了超过三分之二，甚至一大半的枪林弹雨，经济危机的代价，而且产业链低端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了打开美国市场，又这么配合给它，输入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对冲通胀，其实人家影响比较小的。当然，人家美国不会直着说薅我们羊毛，人家会文绉绉得把这些用深奥的专业术语说出来，比如把它叫做量化宽松，QE，货币走弱...发明一堆这样的金融专业术语，你要是能看懂，你会自豪的。但是，作为智商很高的羊，以看懂薅羊学而自豪，我觉得这是一种智商高却看不出自己在交智商税的讽刺... 这里为什么要单独提美国呢？因为，税收的本质，是国家机器运作自身所需的收入。无论它叫税，还是费，还是金，还是捐，还是国企的上缴利润...现在的货币是国家强权赋予信用，纸面的价值，是会波动的。所以，真正被拿走的价值，非常隐蔽。纸币时代如果只看票面数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个隐蔽很深的被掇取价值，不仅本国可以拿，连美国这种外国都可以借助它的霸权暗中拿。那么，这种更为复杂的汲取博弈，甚至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我们的国防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金融经济上的。因此，我们的财政还要隐性兼顾得抵抗外力在不知不觉中，过分夺取财富... 黄宗羲看待税收，是像中国传统史观那样，把古代中国的税收当做孤立封闭的温室研究对象。他总结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永远都会存在，但对中国下独有之恶的结论有失偏颇。因为税收博弈永远不会消失，它是此消彼长，处在动态平衡中。 秦也在原文中提到，税费改革是必须的，但不应该提“治本之策”。他也认为这很难有一劳永逸的制度方案。不过，秦其人虽往往极力保持客观视角，但仍是不时透漏出鲜明立场。他不止一次提过“无代表，不纳税”，他认为税收博弈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议会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收... 我们有个邻居老奶奶，经常听到新闻说我们外交，对某个小国进行投资和援助，就愤愤不平，认为与其这样撒钱，不如直接发给老百姓。可10块钱发到手上，顶多多吃二两肉，或者根本没有感觉，甚至老百姓也懒得念一句国家好。但集中起来几十亿美元，投资到重要的合作伙伴国，能换来的是战略空间，外交杠杆，技术转移，贸易渠道，油气通道，外汇储备，工作岗位，消化产能...讽刺的就是，这个奶奶的儿子是个国企工人，00年代工厂效益低，生活很拮据。在最近几年，他儿子收入翻倍，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为国外生产重工业产品订单...她儿子参与生产的许多订单，就是她所说的被撒钱的国家下的单...我听到这种论调，其实觉得挺后怕的。如果这种民意占了上风，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中国？ 西方的议会制度，让他们的社会不断在【高税收-稳固保障】的左派观点，和【低税收-自由竞争】的右派观点间摇摆，这仿佛是摆脱了古代中国那样的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独立于世界，孤立存在于地球的。公共需求就在那放着，原子化的多数的普通人，不可能做到天然的集体理性。所以，西方的制度实际只是缩短了税收博弈的摇摆周期，把博弈限制在制度框架内，并没有根本性消弭这种博弈。希腊的财政危机，就是这一套高频短期税收博弈玩脱的结果。个体想要国家少税收的轻松和自由，又想要国家巨大的支出来保证福利。保障意味着更多的干预，自由意味着更少的管理，这本身是取衡的事情。他们倒是有议会，人民可以表达诉求，可政客一味讨好低税高支，要求鱼与熊掌必须兼得的短视民意，又因为有欧元背书，民众一时无法察觉问题，社会对货币危机的敏感度相对独立货币的国家要低很多，等到积重难返的时候，已然成了重大的国家灾难...所以说它治本，我并不认同。否则，西方也不会出现，最支持特离谱的那批人，是贸易战中最先成为炮灰的那批人。最痛恨美国精英圈的那批人，报复性投给特离谱，却成为特离谱的税收政策直接盘削的那批人...当然，他们主要是为了跟着特离谱的谎言，骂一个他们个人无法确定位置是否和美国接壤的敌国，那个很带劲儿...至于税收，他们似乎没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应该说，一旦追求左或者右，任何结论都会是错的。因为永远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舆论，没有一成不变的需求...博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群体的存在。黄宗羲与秦一眼千年的看税收，得出了几百年周期的中国式冗胀特征。几百年，多少国家根本活不过几百年，那种横征暴敛时的崩裂程度，不会理解2000年前就造出“轻徭薄赋”这个词的中国是如何保持历史克制，才有了几百年的这个周期。财政供养人员的冗余，是税收博弈微观面的动因...但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发展，对社会管理人员的缺口也在变大。发达的社会，财政供养人员的可代替性也强。之所以是博弈，是因为它是不同社会群体彼此推动变化的。薄赋期的出现，像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的并税改革出现，都是结合着比如巨大的白银顺差贸易这样的外因，和比如内部推广考成法裁撤三分之一官员总数这样的内因，通过不同群体博弈而推动成功。它们都发生在王朝中前期、中后期阶段，并不完全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所以，冗员现象是税收博弈的微观动因，它仅是随不同时而变化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有很多群体，比如有希望保房价的业主群体，有希望跌房价的刚需群体，有希望涨房价的二套多套群体，他们都是人民，需求彼此矛盾，国家向着谁？他们都有与自己立场相同的舆论发声者和代言者。即使舆论发声能力最弱的农民工群体，也有三农问题专家，在给国家提供调研后的农民工群体的需求、问题与形势的专业建议。国家，不能偏向于某个群体，而是要开放群体博弈，开放所有群体表达诉求，然后综合制定国家政策。这个最终政策，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代表的甚至不是处在收入均值的群体利益，而是处在收入中值的群体利益。税收原则，更是如此。 实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征。想让事物永恒，就必须把它当做一个温室里的对象，维系着外部变量永远恒定的理想态。但没有事物能够永恒，包括国家，包括制度。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让老奶奶们去决定国家的收入资源，可能自己锅里刚省下两口，就又让美元给一把薅掉了羊毛，岂非得不偿失？税收这个问题，不是自己能不能给孩子省出两口粮食的纯内因问题，还存在老鼠会不会偷吃粮食的外部变量。甚至有可能，因为图个多省几口粮食，导致家里大门年久失修不结实了，最后让强盗破门而入，抢走了所有粮食... 不能把税收当做一个孤立的内部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补全中高端的全产业链战略...中国这代几人一直都在争取外部增量利益，而不仅仅是内部存量博弈。这一代人，没有选择逃避，敢于追求和实现追求，就是合格的。动口谋万世，毕于一役的，言必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反而往往是连眼前之事都闹不清，搞不好的。其实这种人一般思维比较僵化，总是谋求稳定的框架来寻求安全感。 在社会追求上，笼统一点反而比具体数字指标更好，因为数字是虚的，今年30块能买一斤大肉，20年后，说不定只能买一口大肉。笼统一点，说我们想过上顿顿都能吃肉的日子，其实更好...我个人就很喜欢，奔个小康，有车有房，这样的提法...尽管有车有房了，人还想有更多的东西。但那可能是另一代人的追求了。“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古人比数字更朴素却通用的追求。笼统一点好，就是因为它是对生活畅想的共识，而不是纯数字化的标的。数字的价值会变。制度也会随着时代需求的变迁而作用变异，制度之外潜规则更会滋生，制度功能可能会最终丧失。只有共识，才是能够长存的。比如，杀人者死，这是人类社会普遍且坚定的共识，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约束力。这样的强大共识下，杀人者就算很富有，就算说破天，也难混淆视听为自己翻案，甚至富人也同样高度认同这个共识，所以普遍也不会利用资源去干预执法。一旦形成全民共识，约束力是惊人的。制度，契合于共识，才能是高效制度，才有稳固的基础。 对于税收而言，什么样的共识更合适呢？不是什么所有人自决共决，而是回归到它的本质：调节经济，调节分配。 富人的钱，只要取之有道，也是多劳多得，一点点积攒而来，没错。但是财富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也会让富人无形之中拥有更多事半功倍的社会资源。这是公正却不公平的。多得者多缴税，少得者少缴税，让富人担负更大比例的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成本，也就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不为过，应是共识。美国的所得税、遗产税，都是这样的原则。但是，特离谱这类富人，当他们开始哄骗“老奶奶们”，嘴上说减税是为了她们，实际上是为了小儿子...这时，这种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的先进制度，反而正在抛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真正先进的精神。所以，形式是次要的，共识才是重要的。那种无限抬高个体在任何事务方面的优先地位的思维方式，历史正在证明它们的局限。这就像是，美国是最大贸易国时，它不管它有规模优势，它和你谈自由贸易，从不让利。当美国不是最大的贸易国了，它却开始跟你谈公平贸易了，因为他嫌你有规模优势，你得让利。人和国家，作为群体都是有立场的。能暂时压住立场的，只有深入人心的共识。 中国那些古代的王朝，之所以激烈的败亡，并不是因为税收不让平民参与制定，它们也有过薄赋期。也不是因为地方税收占比过低过低过高，国家与地方在制度面的需求博弈，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也依然。甚至不是因为财政供养人员的冗余，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发展，对社会管理人员的缺口也在变大，新兴阶层也会冲击固有的冗员结构。发达的社会，财政供养人员的可代替性也强。古代王朝的崩裂，更多是因为“能者多责”的共识没能建立，富人不愿承担更重的纳税责任，转嫁给中下阶层。而国家违背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宗旨——调节与分配，就意味着失灵，就会被历史淘汰。比如明朝，那边江南依靠河运便利与海洋贸易，繁华独好，但主要税源却不在这里地绅富贾身上，而是在天灾四起，哀嚎遍地的内陆小农那里。放着赚的盆满钵溢的矿税商业税不收，偏偏打着“以农为本”的旗号，去压榨白银流通量匮乏的农村，在税收之外更是由于货币的变革，把变相加重的税收成本也压在农民身上...一条鞭法的初衷变了味，原本好的制度，几十年后也就变成了坏的制度。如果不知社会整体责任，集体利益，集体理性为何物，精英们人人都打着保护个体物权的旗号，只想保一家利益，那么清朝入关后，有些江南士绅望族欠大明的税，最终不过是用命还给大清了... 所以，比良好的制度更可贵的，是良好的共识。是掌握社会资源的人明明可以拒绝，却也打心底接受的，明明可以轻松越线，却偏偏不越雷池半步的，属于全民的共识。而“杀人者死”“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牢固的共识，需要太长久的历史打磨了...“耕者有其田”，也不过才深入人心几十年。现在仍容易被带节奏的良好税收共识：“多得多缴”“能者多责”“损有余而补不足”，明显还差得远...让富人作为代表制定税制，很难让他们向自己的财富挥刀。同样，如果穷人也只是期待自己富余，而不是真心把“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制精神当做铁律，当他们轮替变成新的富人时，黄宗羲定律依然还会顽固存在...历史从来不缺屠龙者，而是缺所有人都拒绝成为恶龙的共识。共识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对更长远的群体利益的权衡和落实。因为违逆自然良律，只是个别群体贪图一时之利。长期来看，历史最终积重难返时，仍会激烈得报复所有人，包括曾经的受益者。 发达国家，多数以财产税为主，生产税为辅。要论损有余而补不足，明显前者收富人的税，为作为多数群体的穷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符合天道。但中国却是生产税占比为主。像房产税这种财产税中的大头，在中国一直都难以实施。我们为什么非要搞流通税呢？因为我们的税以生产税为主，但从财产中生出的财产“费”，却一点也不少。土地制度下，土地都是国家的，又谈什么向只有70年租赁使用权的“租户”收税呢？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会直接碰触我们特有的法理雷区：房屋不动产所用到的土地，到底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公共的财产...我们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大量的土地、企业、重资产，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谁才是中国最大的财产拥有者，是某个人吗？ 实际上，掌握土地产权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让出土地产权后再征收房产税带来的受益。我们为一套70年使用权房子所在的土地，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已经超过我们当下的收入和GDP水平了，这难道就比房产税更少吗？为什么中国城市遍地得高容积率高层住宅楼，为什么我们不像同样人均住宅用地资源紧张的日本那样在城市里有很多的独栋一户建？因为全世界罕见的“立体城市”，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取土地收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城市中普遍的独栋住宅建筑规划做得很好，而中国的城中村却满是乱搭乱建的棚户，城中村住宅建筑品质甚至即将落后于偏远郊县的乡村？是因为城里的棚户区住户或城中村村民比郊县农民更穷？不，是因为城市扩张更快，土地随时被征用，房屋随时会被拆迁，而且没有拒绝的权利，所以越是大城市的城中村，屋主对自己住宅建筑进行品质提升和改造，都是风险极大，机会成本极高的赌博，根本不划算，宁可让它看一直起来很乱很差...即使不谈现在，70年后，土地续租，以及日积月累的物业垄断带来的收益，难道比房产税更少吗？这些潜在的土地收益，或者公共建设得低成本优势，就是黄宗羲定律中所指的“费”啊。我不叫它是税，它就不在税收统计里占比而已...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奇迹，其实都是创造这个经济奇迹的几代人的额外付出带来的。即使我们走对了路，也仍然需要勒着裤腰带走。 黄宗羲定律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解决它，似乎当代的制度都显得无力，就像在飞机发明以前，人类想要翱翔天际，只能是幻想而已。“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实现，无论富余阶层还是不足阶层，都能起码像尊重“杀人者死”一样去尊重这种税收共识，说不定还差几千上万年的历史磨合。关注这种话题的人，已经是罕见了。所以我这答案，评论区大家说看了感觉有道理，但依然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也是进化的。进化是用长期大量的个体失败和死亡筛汰出来的，是天道和自然的残酷选择，不是个人或者某一代有限群体的主观选择。所以，共识，不一定针对在座活着的人而讨论，我们知道它好，不代表我们能立刻实现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不是所有的回答，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都能够解决问题。更多的人能明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已经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