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洪承畴最后只被封轻车都尉？
太长不看版：  洪承畴之封爵，在清代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这个特别不是说特别高的殊荣，或者说特别低的羞辱，而是特殊在：他作为一个“旗人”，却长期以“汉官”的身份享受各种待遇；临到退休，又给了他一个放在旗人里毫不起眼的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有多不起眼呢？ 论等级，清代异姓功臣世爵分为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八等二十四级，“三等阿达哈哈番”也就是后来的“三等轻车都尉”是第六等第三级。 论数量，据《钦定八旗通志》中的记录，从清初到乾隆年间，共封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271人，后三等世职2203人[1]。 论袭次，清代确实存在将袭替次数的多少与世职爵位的高低相挂钩的制度设计，三等阿达哈哈番袭四次是正常标准。但实际上早期很多汉官投降时得到的武爵敕书上写的就是“世袭罔替”，而且顺治年间又曾数次大规模恩赏（ @刘承哲 所贴的大清会典截图就提到了这一点，但他似乎没有注意），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袭罔替者不在少数。 另外，同在《贰臣传》的王鳌永，其传末有这样的记载： 洪承畴的后人可是没有这样的待遇，可以说明乾隆虽然并不刻意贬低洪承畴的功劳，但也完全没有什么对功臣的追加认可。 至于某些回答里什么“两个牛录”“400人的主人”“佐领世职”“千分之二的战斗力”，以此来论证洪承畴得到的待遇有多好，只能说是非但不愿意读书查资料，甚至连基本的数字概念都没有。区区第六等的“轻车都尉”就要分走千分之二，那整个八旗够几个人分的？顺治末年的汉军佐领一共只有200个左右[3]，但顺治五年一次性就给降清汉官封了300个世职。即便不考虑数量够不够分，那难道封一次爵就要把八旗汉军的职位换个遍吗？还什么“顺治皇帝割肉”，即便皇帝愿意割给洪家，那原来的佐领怎么办，赶走吗？？ 清代的“世职”，它就是爵位，或者一定要区分那就是较低等的爵位，而不是什么爵位的附属待遇，也不意味着世代承袭某个职位，更不可能类比为什么“家兵部曲”。 洪承畴所在的镶黄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三佐领，确实有他的后代担任过佐领，但细看《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就知道这绝不是什么世袭： 像这种“内有异姓管理”的佐领，叫“公中佐领”。而一姓世代担任佐领的，叫“世管佐领”。@司马懿 所引史料中的“原管佐领”，就应该视为“世管佐领”中家道中落的特例。我很好奇他都不仔细看的嘛？一边强调洪承畴“自己手里没有实力”全靠“赐给人户”，一边置史料中的“原管”“原立”于不顾。洪家在这个这个佐领显然不是什么“原立”，倒不如说王家的人更可能凭借这条规定把他们赶走。 何况，即便是“世管佐领”的“股东”如祖家，到了康熙年间显然也不可能掌握什么“军力”，更何况洪承畴这个半路出家、只袭四代的爵位呢？  那么，洪承畴的爵位低，是不是因为他是“文官”，“军功”不够过硬呢？答案都是否定的。 清代封爵确实更看重军功，这一点与以往的朝代没有本质区别，但文官当然也是可以立军功的。至于坐镇指挥之功是不是在武人看来比不上亲自搏杀，那都不重要，他们说了又不算。其实一个制度完善的政权，又怎么会没有相关考量呢？比如顺治五年就规定统兵大臣若能“出奇制胜，遣发军士攻城克敌者，虽未亲身临阵，亦照所得军功等第议叙”[5]。事实上高品官员在军功分配上永远是占有优势的，这也是古今同理，不可能单单因为离一线远就不认。 而且即便没有军功，也有其他的封爵途径。顺治中期以前，实录中多有“以考满称职”而授爵、升爵的记载，而且一次就是一大批人，从六部尚书到启心郎（翻译）、理事官（六部郎中）都有份。此后普遍性的考满升爵不再有，但对个别政绩优秀的文官授爵以酬功的例子仍然时有。 实际上，清代封爵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远超前代，即便文官在其中占的比例不是很高，总数仍然不少。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洪承畴这个爵位特别稀罕，那是因为只把目光放在同时期的汉人大臣里去比较。爵位的最大障碍，不是“文官”而是“汉人”，更准确地来说是“旗外汉人”或者“民人”的身份，因为清代世爵本来就是建立在八旗体系基础上的。 如果拿洪承畴去跟其他的汉军旗文官比较，他不光是比不过范文程这个级别的人，而是几乎随便一个老资格的汉军旗文官，爵位都至少跟他同级，比如早洪承畴一年去世的南赣巡抚苏弘祖，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物，早在顺治中期就已经是“三等阿达哈哈番”了。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固然有时间、资历等缘故，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洪承畴本质上是一个夹缝中的人物。 @季退思查内姆叄世 的答案已经提到，洪承畴最初是镶黄旗的包衣。事实上直到顺治八年皇帝亲政之后，他才借此良机，自请“准臣入镶黄旗乌金绰哈固山牛录下”[6]。但表面身份的变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统治者对他的定位，直到顺治十年，他仍然被皇帝明确归为“汉官”： 总而言之，终归不是“自己人”。当然我们可以给统治者找很多借口，比如他是被俘之后才投降而不是主动归降，比如他脱离包衣身份太晚没有赶上顺治初年大加封赏、考满授爵的好时候。但与他在经略五省期间受到的高度信任和立下的汗马功劳相比，这些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如果拿洪承畴去跟八旗以外的其他汉人文官相比，同样能体现出这个爵位的“含金量”。  洪承畴封爵是在顺治十八年六月己丑，而在此之前两个月，还有一个人也受封同样的爵位： 这里的“李之春”实应为“李之椿”，名列天崇五才子，长期在江南与鲁王政权来往联络，密谋反清。顺治十四年因家仆出卖被捕。这位家仆的名字，据査继佐《鲁春秋·监国纪》记载，就是谢国宝。而他自己在奏疏中是这么说的： 则即便不能认定他就是李氏家仆，至少可以确定此前并没有任何职位，只凭出卖之功，就当上了盐运使，得封与洪承畴同样的爵位。公平地来说，洪承畴虽然私德有亏，至少没有太对不起崇祯，也不至于跟这种背主求荣之小人同列，何况功劳呢？ 往后数两个月，又有一个文官，凭军功获封此爵： 黄熙缵是顺治十一年的举人，这个守城的功劳诚然是比谢国宝要实在，但洪承畴所守则何止一城？ 而到了雍正年间，更是有两位汉人大学士，既非旗籍，也无军功，只凭苦劳和皇帝的信任，就得封比洪承畴更高的爵位： 其中张廷玉在乾隆即位之后，又加封一等阿达哈哈番，两爵合并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三等子），乾隆三年又比照鄂尔泰而直升三等伯。较之洪承畴，何啻天渊？ 而且上面提到的四个人中，只有谢国宝原为白身，有一定可能是在北上告密之后入了汉军旗，然后才授爵的，黄熙缵和张廷玉蒋廷锡显然都是直接授爵，论破格程度，也更甚于洪承畴。因为对此时的汉人文官来讲，入旗不是什么殊荣，而是惩罚， 前面与洪承畴并列的陈名夏就是这样“隶旗下”的： 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会羡慕八旗的“铁杆庄稼”，但对于汉人士大夫来说，汉军旗能有什么吸引力呢？“爵位再小也总比没有强“，对一个原大明武将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但对一个原大明的总督呢？他曾经的同僚，在入关之后降清的大多保有了荣华富贵，甚至家族成为当地望族，但洪承畴呢？就算谈不上什么文人风骨，他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宗族诗书传家、世代功名吗？再退一步说他满足于让子孙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那他就不在乎自己死后都不能归葬故土吗？与其幻想什么“首辅大臣见到洪承畴的子孙也要下跪称主人”，不如反过来设想一下，你洪家子孙就算当了军机大臣也要向佐领磕头？[13] @司马懿 的回答还说“洪家的后人出过不少进士”，我不知道有何史料依据。从民国《南安县志》的记载来看，洪承畴的后代只有儿子洪士铭是顺治十二年进士，其孙洪奕沔、五世孙洪哲燕都担任的是武职，而洪哲燕应该是洪家最后一位三等轻车都尉，再往后县志上就没有记载了。 如果拿洪承畴跟他顺治年间的内阁汉人同僚相比，论爵位当然是他独一份，但若论后代功名、官职、文学艺术成就，他显然都是排不上号的。官职方面，虽然爵位会有助力，但清代恩荫比明代宽松得多，以大学士的级别来说，有没有三等阿达哈哈番这个爵位实在是差别不大，至少儿孙两代是这样的。比如大学士宋权的儿子宋荦就是靠恩荫出仕，做到吏部尚书；大学士李霨之孙李敏启，就因为是“旧臣后嗣”，一道旨意从工部主事越级提拔为太常寺少卿[14]，跟洪承畴的儿子洪士铭一样的。功名方面相对公平一些，但地方上世家大族的环境显然更加有利，如宋权的三代子孙中就有三个进士两个举人。文学艺术成就更不用说，宋荦、冯铨之子冯源济都是著名诗画家，王永吉之子王明德是律学家，其他即便谈不上什么大家，也都是地方志里留下不少作品的。成克巩之曾孙成文光，虽无功名也无官职，但却能凭借诗文和方苞这样的人物来往[15]。而洪家唯一一个进士，有什么文名笔墨吗？ 有人说对洪承畴这种文官来说封爵不重要，谥号才重要，那他会觉得从孙子开始家族无人获取功名甚至可能都不是读书人，五世孙担任一个游击，这是很光荣的事情吗？  清代封爵体系，十分繁密，而且中间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演变。一般人不愿意去仔细了解，只根据最容易类比的乾隆定型版本去谈论爵轻爵重，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就洪承畴这个案例来说，结论也相差不远，三等轻车都尉确实不怎么样。就算错把康熙年间的封爵和乾隆年间的入《贰臣传》混在一起谈，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反倒是另外一些人，同样不了解制度细节，却敢于摆出一副“澄清历史”“揭示坏人有好报的残酷真相”的姿态，把洪承畴后代的待遇吹到天上去；避而不谈大清对汉臣的种种限制，却敢于把康熙初年政权建设已经十分完善的大清形容成一个近乎欧洲中世纪的充满封臣的国家，我真不知道这是辩白还是抹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