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为什么说这句话有阶级局限性？
人道主义？ 地主还乡团把抗租农民、妇女干部剥皮、铡腰、点天灯的时候，怎么不讲人道主义？ 买办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联手镇压反抗民众的时候，怎么不讲人道主义？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苏区民众，搞“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时候，怎么不讲人道主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潍县人民写给许世友的那封信吧：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描写过国民党还乡团对民众的残酷屠杀： 阶级矛盾，说的太文雅了，那是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说：“一旦他们（中国农民）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 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写过一段解放区群众看《白毛女》戏剧演出的场面： 还记得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描述火车上那一段吗？有人说“红军什么都好，就是杀人太多了……”一个老先生接口说：“杀得不够”…… 如果我们对法西斯匪徒讲人道主义，就是在断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把这些反人类的法西斯匪徒消灭干净，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