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陶渊明、屈原、李白、杜甫他们是伟大的诗人，而苏轼是偶尔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
浅谈苏轼作为文学家的接受史 先说结论，苏轼的伟大没有任何问题，强行抬陶屈李杜，或降苏轼的成色来达成某种文化文学史观上的“逻辑自洽”都是半桶水的行为。 评价一个诗人的文学成就，一定要在接受的层面上思考，否则就是流于文学爱好者的水平，泛泛而谈，空无所依。 苏轼远比义务教育阶段和“豪放派”的形象复杂多了。对其文学接受大致有几段，在宋一代几乎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上至帝王宰辅，下至州道府县的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把苏轼当成“致命杀器”，整个国家精英对苏轼其人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 用不恰当的比方，苏轼是党人领袖，蜀学领袖，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死了，灵魂还在，就像被白酒泡透了的眼镜王蛇，也能窜起来咬下致命的一口。一部分人对苏轼的恐惧之情，要远盖过了对他诗文的的欣赏。 为什么会这样呢？看苏轼和兄弟的原话就了解了。 这是苏辙给苏轼的一生评语，别的诗文先不提，把他哥这三个著作挨个挑明—— 《易传》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 《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 《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 这三本，简直夸成了武侠秘籍，和九阴真经一样重要。 苏轼无论是跟好友吹牛，还是渡海遇险，都把这三本书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也表达过文章乃人生末等事情，写写就得的观点， 按他这个排列方式，文章次一等，诗再次，书法再次，小令几乎是最次，占苏轼这个cup算力的最小部分，然后就这最小部分，也是强到不得了，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为什么苏轼自己这么推崇的，视为命根子的三本著作，没有给今天的人带来多深刻的印象，也没有他的诗词出名呢？ 因为苏轼不仅是个诗人和文学家，他还是政治家和哲学领袖。 在《易传》中，其实就遍布了他对于党政与变法革新的看法，灌注了自己的所有政治观点， 要知道在封建时代，周易里每一卦都有非常大的现实含义，比如对“九五”的阐释，那就是和统治者的直接对话，对“噬嗑卦”上火下雷，阴阳暴烈的看法，那就是对党政不同派别的拆解…… 所以《易传》，就是苏轼政治生命和学术生涯的延续，其他两本《论语说》和《书传》当然也不遑多让。 在晁补之《祭端明苏公文》中，记叙的最为详尽—— 先总结孔子的德，然后把苏轼譬喻为知孔子圣，是能述起微言，承其道统的存在，这在封建社会，比文学家要不知道高多少个段位了， 苏轼倾其所有，做出一个巨大的政治博弈，拿自己的身后名当赌注。 然而他没赌赢，“继孟轲于五百年”这个愿望没实现。 也就是说，“九死南荒吾不恨”的那段时光，对苏轼其人固然是一个难过的时段，但苏轼去世后的1103-1126年这二十多年，才是苏轼文学本体真正的“至暗时刻”。 苏轼一直都对自己思想能达到的上限葆有憧憬，但这样的憧憬最终连累了作为文学家的苏轼， 直到1130年，苏轼死后29年后，被后世尊为“朱子”的朱熹才出生，并在苏轼《书传》中，看到苏轼用《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解《尚书·虞书·大禹谟第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章得到了启发，构建了属于他的一套体系。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有多重要，不用我多说了。 综上，苏轼自己发起的《书》《易》《论语》的宏伟事业，随着北宋末年的败亡之象殉葬掉了，不然他会如黑格尔之于马克思那样启迪朱熹，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留下一个同样煊赫的位置。 之前讲了宋朝对苏轼这个人的复杂情感，庙堂朝臣几乎不可能以以一个词人和文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苏轼， “死掉的苏轼才是好苏轼”他们没准这样想。 而到了元以降，由于不再是赵家天下，人们又可以从文学视角审视苏轼了， 回到文学家阵营的苏轼，就好比打完沙鲁，回到地球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孙悟空。 我实在是没得赘述了，各位随便找一下苏轼“二赋一词”接受史自己看一遍，也会咋舌于苏轼的统治地位。 所谓两赋一词，就是《赤壁赋》*2+《念奴娇·赤壁怀古》 追和次韵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首词的受欢迎程度，好比“翻唱”的数量，288这个次数就实在是太多了， 其他还能体现流传度的佐证，比如传抄过程的讹变次数，录入宋至清末的宋词辑录次数，等等等等，再说就好比饭圈行为了，数多少周在榜，专辑销量之类的事情。 总之，两赋一词整个的接受史可以用碾压三代来形容，算上民国和新中国，那就是五代，毫不为过。 甚至从元至清，诞生了以苏轼为主人公的29本戏剧，有5部直接就是以苏轼夜游赤壁为题材写的“赤壁戏”，这简直就离大谱了。 综上，单论两赋一词，苏轼在文学接受史上的地位就真了不得了， 抛开两赋一词和文学接受， 哪怕只论文学价值，拿着放大镜设置条款，也找不出来苏轼诗词的什么毛病， 假如说，唐诗雄浑，宋诗义理，那《琴诗》可谓义理之王， 假如说，苏轼写诗文太过恣肆，不够“老味”，《和董传留别》也不服对吧， 那个调调简直呛嗓子，跟灰堆里扒拉出来的一样。 总之苏轼的诗词接受是特别无聊的一项研究，就好比探讨周杰伦的流行程度一样，根本聊不完也没什么意思聊，再质疑这一节那就纯是抬杠国家队选手了， 我想讨论的是，到底是谁把苏轼的文学形象给“脸谱化”了？以至于他突然就不“伟大”了。 “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是评价曹丕曹植两兄弟文学成就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论断，意思是说，曹丕的才华因为他是魏王而不显，曹植因为世人感慨他的际遇，连带着也拔擢了他的文章，这恰恰反映了朴素的文学接受理论。 在苏轼这里，也一样如此，但是拧了，苏轼以势窘反而贬值了。 上文说了，早在元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里面，已经把整个《赤壁赋》的前因后果敷衍成了一大坨戏， 最逗比的情节莫过于，王安石的夫人长得天仙容貌，仰慕苏轼才学许久，在王安石家宴宴请苏轼的时候扮成侍女，结果苏轼喝得醉眼朦胧，诗兴（色心）大发，写了个“满庭芳” 我倒真喜欢“报道金钗坠也”这句，多理番，多黄油啊， 调戏上司的老婆，可想而知，day2，酒醒的苏轼已经在蹲苦窑的路上了…… 而后《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里，王安石倒是没把媳妇贡献出来，但苏轼‘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一句话又把小心眼王安石给搞不爽了，打发苏轼去黄州赏菊了， 拥苏轼而贬王安石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套路，苏轼愈是豪放不羁，就越能衬托王安石心眼小， 就好像每一个奋力救球的前锋，每一个单刀进球的球员，背后都有傅欢和武磊躺着中枪，是一个道理。 元杂剧当然会给苏轼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也不管历史上苏轼多老才回去，反正在剧里，苏轼吟完赤壁诗立刻官复原职，蟒袍玉带一个不落，跟圣斗士星矢一样捯饬一新回到了权力中央。 这体现了老百姓爱才子，神烦王安石的朴素情感。 但也因为此， 苏轼其人的多面性格，就被窄化了，不管什么诗文均以恃才放旷、讥讽时政，然后被历任宰辅相继打压，兀自意难平这种视角来解读，就未免过于浅显了。 苏轼写完《赤壁赋》，虽然得意，但还是嘱咐友人“多事畏人，幸无轻出”，意思是最近事情多，盯着我的人也多，不要轻易给别人看，说明苏轼自己是非常识时务的，他的写作，包括后世最为推崇的“黄州诗”，文学创作的表达欲是其次，主要是苏轼在用文学创作分散精力，就和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要下棋是一个道理， 文学创作是他政治生涯中绝望的一种自我慰藉和自我疗愈，是吊命用的。 凭空创造出一个“过分豪放”或者“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只爱红烧肉”的苏东坡形象，然后用他来娱乐濒临崩溃的自己，好写自己的三部书，在另一个层面企图达成自己的思想抱负。 很多人拿“黄州诗”“惠州海南诗”的一种“症候”来附会和阐释苏轼的整个文学价值，就属于把一种不正常状态下的应激反应，当做苏轼素来如此的常态，拎着锤子则看什么都像钉子。 比如文征明临写赤壁赋的时候，看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等句，还不忘加上自己的解读“言曹孟德气势皆已消灭无余，讥当时用事者”，还是把苏轼想象成发牢骚的样子， 可见这种刻板印象从元明以后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苏轼也就慢慢成为了一个因言获罪，管不住这嘴的孟浪形象了，在中老年眼里，是需要被敲打的晚生后辈， 在年轻人眼里，或又成了明哲自保，了此残生的躺平形象， 总之两边都得罪，因而他的诗文也就跟着贬值了，反而没有得到曹植因势窘而溢价的待遇。 等市民文化进一步兴盛，苏轼又因为和儒释道都沾边，又比较符合“诙谐才子”的人物模板，所以被拿来就编排， 《醒世恒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新人npc，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上线，跟过家家似的， 妹夫秦观比较憨批，表白嘴笨，对联脑子不灵，洞房找不到门，苏轼就自告奋勇在里面当搅屎棍，大舅子跟妹夫一条心； 《喻世明言》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把苏轼编排成上辈子犯淫戒转世的五戒禅师，佛印上辈子是明悟禅师，把种种公案小故事和本生小说，换个马甲都安插在苏轼身上了，已经流于俚俗，甚至沾点毁谤。 包括前一阵爆火的，怀民亦未寝的梗， 其实都是后人出于对苏轼其人的喜爱，或因苏轼实在名头太大，特意从他身上提炼出某些特制加以阐释，或干脆把很多段子硬塞给他，最终影响了苏轼文学接受的一些状况， 总之，历经宋元明清乃至现代人的不断演绎，当下对苏轼的接受视角，不管是娱乐的也好，学术半桶水也好，都光顾着解构和瞎叽霸阐发，也不好好回归文本，饭圈粉丝对苏轼的拉抬又不得法，吹来吹去还是反而加深了刻板印象，一通组合拳下来，慢慢让苏轼偶尔脱出“伟大”的阵营。 止步于义务教育阶段阅读量的，会对苏轼有“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豪放印象； 而稍微加一点探究，会觉得他是个逗比，因为他不带伞吟啸徐行后，感冒发烧病倒了，算是装叉一时爽的典范； 不入流的解读者拿他附会历代政治得失和探讨市民文化兴盛，酒神与日神精神的演变，其实都是自说自话， 实际上苏轼远比文学家复杂，他是少年得志的天才少年，是一应制诏文皆出自他手的中枢重臣，是蜀学开宗领袖，执天下学术牛耳几十年进一步可作圣人第二，然后他才是一个文学家，教育家，美食家，大宋乐子人，腹黑段子手，怀民美梦打断者，一个旷达乐天百折不挠，起码嘴上没输过的苏东坡， 他是搞政治的人里文笔最好的， 同时也是文学家里，唯一真正尝试过的，下过重注赌一把的， 只不过他没成功。 那他也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更配得上个伟大的文学家，没什么可质疑的空间。  参考文献：《东坡易传与苏轼的道家政治观》梁博宇 《试论冯梦龙“三言”对苏轼的传播与接受》李 新 ，韩松言 《苏轼哲学思想北宋接受简论》 杨松冀 《苏轼 “ 二赋一词 ” 接受史》孙玉祥 《朱熹对苏轼《易传》《书传》不同评价原因的探析》 段天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