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让-保尔·马拉之死？如何评价杀死他的夏洛特·科黛？她究竟是圣女还是一个罪人？
我在此引述一下三十年代的巴金对马拉遇刺的意见。 巴金对于马拉的评价非常明确——马拉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之友”。在大革命的孩子中，马拉最热爱人民、最忠于人民。而“人民之友”的死是巨大的悲剧，是法国大革命难以挽回的损失： ——《<沉默>序》，1934年9月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1939年春 为此，巴金也无法容忍一切来自右派分子的对马拉的攻击和丑化——在他看来右派历史学者和反动作家的种种污蔑构陷是在1793年7月13日之后又将马拉杀死一次。为此巴金亲自披挂上阵，以自己的笔为武器捍卫“人民之友”： ——《<沉默>序》，1934年9月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1939年春 至于科黛，巴金对她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他不否认科黛刺杀马拉时所怀有的真挚的动机，对科黛的死也不免感到惋惜，但他绝对无法原谅科黛刺杀马拉的行为。科黛或许真的相信刺杀马拉可以拯救共和国，但在巴金看来，当这个相信了吉伦特派宣传的少女将利刃刺进马拉的胸膛中时，真正受益的绝非共和国，而是那些每时每刻都意图毁灭共和国的反革命分子。科黛因为自己的刺杀和赴死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殉道者和烈士，但革命和人民却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 ——《<沉默>序》，1934年9月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1939年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将科黛刺杀马拉称为“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巴金一方面对科黛予以充分的同情与惋惜（惋惜于听信吉伦特派的论调而做出了事实上有害于革命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刺杀马拉予以毫不留情的痛斥：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1939年春 在《<沉默>序》中，巴金声称科黛“在七月十五日上断头台时一定会明白她的错误。”——巴金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科黛到死都深信自己为祖国除了一个屠夫。但即便如此，在小说《马拉的死》中，除了塑造一位对人民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对革命忠心耿耿、为共和国鞠躬尽瘁到最后一刻的马拉外，巴金还特意在结尾虚构了科黛刺杀马拉后痛苦地意识到被杀死的人并非屠夫而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自己实际上对革命和人民犯了大罪并为此悔恨不已的情节。与其认为这不过是巴金在异想天开，不如说是巴金试图用手中的笔满足自己一点虚幻的愿望，即两个“卢骚的弟子”能够最终认识到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其实是一致的，从而尽可能地冲淡“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的悲剧性。更进一步说，当巴金塑造了一位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本质、为马拉的死而忏悔的科黛时，他事实上完成了对右派学者所营造的科黛的“女杰”、“圣女”形象的破却和否定，从而最终实现了对一切攻击马拉、吹捧科黛的反动言论的回击（这也正是他创作《马拉的死》的最基本动机）： ——《马拉的死》，1934年5月 巴金对马拉遇刺的观点和论述大致就是如此。虽然巴金并非专门的法国革命史学者，但这位以革命者为底色的文学家（其实相较于舞文弄墨，我相信巴金如果有机会更愿意成为一名安那其主义的革命者）对于马拉的崇敬、对于科黛的惋惜、对于大革命的维护，我是基本赞成的。科黛不过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普通人、一位值得同情和惋惜的少女，然而我们为她感到遗憾并非因为她是法国大革命中向暴君发出致命一击的布鲁图斯，而是因为她在错误观念的指引下，怀着一颗拯救共和国、为自由而献身的心却做了真正危害共和国和人民自由的事——所有人都不会否认，对于广大无套裤汉（他们是大革命的根基，是革命法国的真正缔造者）而言，被科黛刺杀的马拉是最值得信赖和拥戴的领袖（而为了争夺衷心拥戴马拉的无套裤汉、成为“马拉的后继者”，埃贝尔和雅克鲁在马拉死后展开了激烈斗争），“人民之友”从不拒绝群众斗争的诉求与呼唤，并总是以坚决有力的行动回应之、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站在队伍的最前方、英勇无畏地发出人民的声音。 令人感慨的是，1793年7月13日的悲剧同时令科黛和马拉成为超越具体时空环境、拥有永恒历史价值的人物。科黛被捧上了反革命的神坛，反动派以这位“暗杀的天使”为旗帜宣扬自己的保守主张并使出浑身解数攻击革命、扼杀革命；而“人民之友”在他故去两个多世纪后仍然是人民革命的伟岸精神象征，在令旧制度恐惧不已的同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洪流之中：梯也尔分子将巴黎革命军民的奋起归咎于对马拉的记忆，而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则郑重地将甘古特级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改名为“马拉号”。这种奇特的命运反差对于马拉来说是巨大的光荣，对于科黛来说却是彻头彻尾的不幸——正如巴金所说，这个来自诺曼底的少女，也是“卢骚的弟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