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
我最开始写这篇文章原本是想简单谈谈法西斯主义从左派思想的起源，没想到现在一些人开始否定法西斯主义从右派的起源了。这只是一篇小文，限于篇幅没有论述邓南遮的民族冒险主义和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事实上一战时意大利第一批呼吁意大利加入一战的就是未来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诞生的影响，不过就论述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意义已经够了。 法西斯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大部分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理所当然得被绝大部分人望而远之。这在国内对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物上便可看出：国内有大量有关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政权建设、外交和战争的出版物，却鲜有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研究，以及除德国民社党外有关其他国家的法西斯政权（如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法西斯党（如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长枪党、罗马尼亚大天使米哈伊军团）以及对法西斯主义诞生有重大影响的政权或政党（如阜姆政权、法国法兰西行动党）的出版物。 国内法西斯主义研究出版物的缺乏，使得大众对法西斯主义的认知与当前世界上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严重脱节。国内大众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还根植在苏氏社会主义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以正邪二元论的态度，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带有自我毁灭倾向的的、必然会迈向终极邪恶的极其反动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决定论的、凝滞的看待法西斯主义的视角，并不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共识，也与当下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相差甚远。 对比国内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出版物的一元化，外国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就多元许多。这些多元化的看待视角[1]中有许多超越了国内研究的重要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法西斯主义不是带有原罪的意识形态，它可能是充满现代性的民族复兴主义（罗杰·格里芬），可能是对现代性的抵制和反抗（恩斯特·诺克尔），可能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产物（约拿·戈德堡），也可能是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泽夫·斯汤奈尔），但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会成为日后造成极端悲剧的意识形态，从最开始的原法西斯主义，到法西斯工团主义，再到意大利法西斯体制的诞生，最后发展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这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而各个阶段彼此之间又有着许多区别。 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带有决定论和原罪论的思想，有助于让我们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大众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主流观点：墨索里尼在早期是极其激进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而他之后转变为法西斯主义者，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断裂。然而如果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历程，就能认识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转变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过渡，当充满直接行动色彩的激进革命主义与内心的民族主义结合，法西斯的雏形实际上已经在他心中出现，从革命社会主义变为法西斯工团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过渡发展，而不是一种突然的转变；而这种过渡早在几年前就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身上发生过。 将墨索里尼的转变视为断裂而非过渡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直视法西斯主义起源的原因：尽管法西斯主义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激进右翼思想，要首先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同时存在着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思想渊源，否定法西斯主义来自左派的渊源，也就带来法西斯主义重新萌芽的可能性：而这是我们所严重警惕和反对的。 一.最初的合流：法国·法兰西行动党 Action française 国内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拘泥于一战之后，仿佛这是墨索里尼从无到有一人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已经严重落后，早在1963年，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克尔就在他划时代的研究著作《时代的法西斯主义》（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中详细描述了法西斯主义更早的源头：法国的法兰西行动党（Action française）及其领导人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现代的左翼和右翼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其中反对德雷福斯的阵营，其思想已经包含了日后欧洲激进右翼几乎全部的内容：激进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理性主义以及反犹主义。1899年，两个反德雷福斯的青年人，亨利·沃热瓦（Henri Vaugeois）和莫里斯·皮热（Maurice Pujo），组建了“法兰西行动委员会”。夏尔·莫拉斯很快就加入了这个刚成立不久的政党，并成为了该党的灵魂人物。 1868年，莫拉斯出生于普罗旺斯一个天主教保皇党家庭，仅仅两年后，法国便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这场战败让法国对德国的极端复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中流行；同样在战败之后组建起来的第三共和国经常陷入政治动荡和腐败丑闻，这让莫拉斯对当下的共和体制深感失望。于是他理所当然得成为了反德雷福斯派的一员，对他来说，无论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如何，他都无法原谅在这场事件中试图分裂法国、打击军队的煽动性言论，因为这只会让法国的敌人——德国得利。然而莫拉斯比他的同僚更进一步，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共和国体制本身：在它看来，共和国最上层已经被犹太人掌控，而这些犹太人正在与英国和德国两个世界金融中心合作，出卖法国的利益。 莫拉斯将法国视为一位女神，“奇迹中的奇迹”，而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与自由思想，“革命的种子在日内瓦，在维滕堡，在古代的耶路撒冷；他们起源于犹太人的精神”，软弱无力且有害，必须被法国剔除。在他眼中，法国想要恢复曾经的强大和辉煌，就必须重建君主政体，只有君主政体可以给国家带来有机的统一，维持这套制度必须依靠武力，而法兰西行动党本身将成为君主身边出谋划策的少数派精英集团。 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依靠莫拉斯本人的魅力，很快他就将法兰西行动党变为一个支持激进民族主义、反对议会制、反犹以及反对法国大革命遗产的天主教保皇派政党。莫拉斯一整套特别的右翼理论，让这个政党在当时的反德雷福斯派中脱颖而出，其下属的同名报刊《法兰西行动报》，吸引了当时反德雷福斯派的重量级人物，如莱昂·都德，莫里斯·巴雷斯等人撰稿。1908年，法兰西行动党下属的准军事组织国王报商（Camelots du Roi）成立，在许多学者看来，这便是意大利黑衫军和德国冲锋队的前身。 莫拉斯对法西斯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整体民族主义（nationalisme intégral）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根据自然法的内在理性，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个人和政治集团都必须对民族国家和文化保持普遍的忠诚。这个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将来法西斯主义民族理论的先声。虽然如此，莫拉斯本人依然只是一个颇富名气的保皇党人而已，他的理论还不足以支撑起法西斯主义起源的全部，不过到1909年，另一个人物的合作，让法西斯的雏形得以真正出现，他就是乔治·索雷尔。 1847年出生的乔治·索雷尔是一个极其激进、极其崇尚暴力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视社会主义为一个道德问题，因此必须拒绝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他支持直接行动的革命，认为社会需要通过暴力革命从他认为的 "人类滑向颓废的倾向 "中得到拯救和再生。于是，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依靠一场神话式的“总罢工”来实现，革命的群众需要依靠革命的神话来动员，而科学社会主义或者理性都是不必要的，阶级斗争不需要理性或者主义来赋予目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是目的，并能体现出无产阶级才拥有的超凡精神。这种强烈的革命工团主义，也以索雷尔的名字命名，即索雷尔主义（Sorelianism）。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比起社会主义，乔治·索雷尔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因此他对一些支持德雷福斯的阵营成员利用这场事件为自己进入政坛的跳板深感失望，再加上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的退潮，这都让他开始从马克思修正主义转向到更加保守、更加民族主义的右翼领域。1909年索雷尔阅读了莫拉斯的著作《等级制度调查》（Enquête Sur La Monarchie），其中正面论及了他本人。早在1900年，莫拉斯便开始对反民主的社会主义感兴趣，并试图寻求和革命工团主义的合作，而现在，他终于有了机会：1909年4月索雷尔寄给莫拉斯一封感谢信，并在三个月后在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报纸《Il Divenire sociale》上发表了赞扬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党的文章《反议会社会主义者》（Socialistes antiparlementaires），其中称法兰西行动党是“唯一能抗衡民主的力量”。一个月后《法兰西行动报》便转载了这篇文章。 对现存议会民主制度，乃至启蒙运动以及“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将社会视为个人的总和的观点”的强烈反对成为了莫拉斯和索雷尔的共同语言，二人相互欣赏。对于莫拉斯而言，虽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却认可了索雷尔的社会主义，他说：“脱离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如此适合民族主义，就好像做工精美的手套戴在美丽的手上。”他开始支持利用行会法人团体制度取代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团主义将是未来法西斯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轴。在1910年法兰西行动党第三届大会上出席的三百多名代表，除了符合曾经莫拉斯所设想的“君主身旁的少数精英”的军官、律师、教师和教士外，还增加了许多白领工作者、推销员和保险公司代理人等，他们无疑代表的是社会的中下阶层。这些现象都代表了法兰西行动党革命化的倾向。 尽管如此，莫拉斯并没有彻底相信社会主义的作用，他依然是一名保守的保皇党人。法兰西行动党在争取产业工人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同时它还依靠大型企业和教会的捐款，这让法兰西行动党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对有气无力。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党已经有了未来法西斯主义的诸多特征，并且贡献了许多未来法西斯主义拥有的要素：有机的整体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政治，推崇权力和暴力、并因此拥有现代化的准军事组织，但它依然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身。[2] 二.国家工团主义：法国·蒲鲁东俱乐部 Cercle Proudhon 墨索里尼曾承认乔治·索雷尔对他的影响，“在我是谁这个问题上，我欠索雷尔。（What I am，I owe to Sorel.）”夏尔·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党给出了法西斯党的组建形式，而索雷尔则提供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源泉。索雷尔向整体民族主义的转向，也让许多原本信奉革命工团主义的索雷尔主义者们开始转向国家工团主义思想。 国家工团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之一，尤其是墨索里尼政权采用的“统合主义”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工团主义的修正翻版。国家工团主义支持身为利维坦的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掌控，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支持阶级间的合作；在一些国家工团主义者看来，君主制是体现国家工团体制的好方法，而这也体现了夏尔·莫拉斯对国家工团主义的影响。 1911年，索雷尔的门徒爱德华·伯斯（Édouard Berth）和法兰西行动党成员乔治·瓦卢瓦（Georges Valois）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政治团体，即蒲鲁东俱乐部，讽刺性的以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皮埃尔·蒲鲁东命名，该团体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国家工团主义政治团体，其野心是“将工团主义者转变为君主制支持者”。根据蒲鲁东俱乐部杂志的创刊号，该组织成员全部由民族主义者构成，其主要目的是反对并摧毁剥削劳动者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以重建被民主精神消融的法兰西的国家、家庭和道德。蒲鲁东俱乐部作为一个国家工团主义团体，其意义在于提出了可以将民族主义右翼和工团主义左翼融合的新伦理，作为替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案。 然而，索雷尔和莫拉斯两人出于对该团体缝合的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最终并没有与蒲鲁东俱乐部合作。莫拉斯对蒲鲁东俱乐部的革命思想感到担忧，同时视其为法兰西行动党的竞争对手。索雷尔则在与法兰西行动党的“蜜月”结束后，重新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担忧，当一战爆发后，他反对法国社会党不再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神圣联盟”，并在1917年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从结果上来看，蒲鲁东俱乐部是一个比较失败的政治团体，该组织可能从头到尾都只有约二十名成员，并最终在1925年消融于成员之一乔治·瓦卢瓦组建的法国法西斯党（Faisceau）。法国从未成为国家工团主义的中心，到1917年，连该组织理论来源之一的索雷尔也抛弃了国家工团主义。然而，蒲鲁东俱乐部埋下的左右合流的种子已经种下，并在法国的邻国——意大利发芽，最终结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这个果实。 三.“无产阶级民族”：意大利·意大利民族协会 Associazione Nazionalista Italiana 一战前的法国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合流的土壤：第三共和国强烈的对德复仇主义，让民族主义深深根植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同时法国作为发达工业国家，拥有着欧洲最大的总工会，其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也十分盛行，在两种思潮的碰撞中，诞生了国家工团主义这个难以用左翼或者右翼定义的意识形态——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合适描述这种意识形态的词：第三位置（Third Position），而从意大利法西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到阿根廷的庇隆主义，都可以用这个词形容。 与法国不同，一战前的意大利依然是欧洲贫困的国家之一，意大利的工业稀少、落后且脆弱，农业依然占国民经济巨大的比重；意大利南北经济差异尤其巨大，北方尚且拥有工业发展，而多山的南方地区几乎不存在工业和中产阶级，文盲却占到人口的90%以上。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过于年轻，而在统一之前，意大利民族这个概念甚至能说只存在于纸面之上。因此，意大利社会视构建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民族主义为紧迫的任务，而构建的方法便是遵循帝国主义思想寻求对外扩张。 于是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中，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们甚至在1902年，比索雷尔更早便开始试图建立起同民族主义的联系。许多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者，如阿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阿尔赛斯特·德安布里斯（Alceste De Ambris）、菲利波·科里多尼（Filippo Corridoni）、埃德蒙多·罗索尼（Edmondo Rossoni）和塞尔吉奥·帕农齐奥（Sergio Panunzio）日后皆转变为国家工团主义者，其中后两人甚至成为了墨索里尼政权的理论家，可以算是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创始人。 1907年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们——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二者都深受索雷尔影响——组建了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Unione Sindacale Italiana, USI）,这里成为了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的大本营。在这里，革命工团主义者们发展出一系列与民族主义融合的理论，其中以拉布里奥拉最为重要，他在这里提出了国家工团主义版本的“法团主义”的雏形，即主张发展意大利资本主义，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革命运动的前提，赞成与农民和工人进行跨阶级合作。 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的理论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意大利民族主义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和他的意大利民族协会。1865年出生的科拉迪尼是一名记者、作家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1903年他创办了民族主义报刊《王国（Il Marzocco）》，在该报刊上他鼓吹意大利的扩张，反对意大利的议会和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就是民主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与平等应为服从和纪律所替代。1910年他组建了民族主义组织意大利民族协会，该协会本质上属于上流社会的精英组织，不过随着一些国家工团主义者的加入，他们对科拉迪尼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拉迪尼在意大利民族协会中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融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既然有奉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那就必然有奉行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民族；正如无产阶级懂得阶级斗争的价值，无产阶级民族必须懂得国际斗争的价值，“要是国际斗争意味着战争，那就让战争来吧！”在1910年12月写就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宣言上，科拉迪尼宣称“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我们便是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意大利从道德和物质上都属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意大利是国际社会的被压迫者，而英法两国是富裕的有产国家，因此意大利必须与其斗争。 虽然科拉迪尼在他的理论中“借鉴”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概念，但他本质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他视社会主义同时是民族主义的老师和对手。他同时认为，只有上层最优秀的人的领导下，意大利才能在国际上的斗争才能体现出意大利的伟大精神。他否认人人平等，反对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贵族才能做好公共政府的工作。这些政治主张都能体现出科拉迪尼极其浓厚的右翼色彩。 “无产阶级民族”理论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重大理论来源，并在日后被墨索里尼频繁使用。其创造性在于，与国家工团主义不同，科拉迪尼彻底将左翼思想从他的理论中剔除，其来自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实际上全部是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服务；法西斯主义的原型，在科拉迪尼手中彻底脱离了左翼的革命性，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在未来看到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了。 然而科拉迪尼的思想此时还没有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国家工团主义依然是早期法西斯运动的潮流，并在1915年正式引出“法西斯主义”一词。  四.法西斯的诞生：意大利·革命行动的法西斯 Fascio d'Azione Rivoluzionaria[3] 1914年10月，身为《前进报》总编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表了社论《从绝对中立到积极中立（Dalla neutralità assoluta alla neutralità attiva ed operante）》，赞同意大利加入一战，他因此辞去总编一职，并在晚些时候被开除出党。这篇文章代表墨索里尼正式成为一个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smo），此前他曾反对过意大利对北非的战争。这场转变并非突然，无论对于当时意大利的左翼环境还是墨索里尼本人，都存在着转变的土壤。 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墨索里尼属于最激进、最赞同革命的一部分人，他是社会党内改良主义派最大的反对者，正是根据他的建议社会党内的右派领袖在1912年被开除出党。1914年6月，他成为了意大利一场大规模革命运动——“红色周”（Settimana rossa）——的主角，在军队枪杀三名反对战争的工人示威者后，安科纳陷入大规模的左翼抗议游行，墨索里尼与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和时意大利共和党人彼得罗·南尼合作，领导这场革命运动。当时身为全国最大的左翼报刊《前进报》总编的墨索里尼，利用报刊的优势，试图煽动一场总罢工：“意大利的无产者！听从我们的呼吁：总罢工！”原本议会派和改良主义者占多数的社会党和最大工会不支持这场革命运动，然而墨索里尼的行动迫使二者转变立场支持总罢工。然而，仅仅在48小时后，劳动总联合会再次转变立场，呼吁总罢工已经结束，让工人回到岗位。 事后，墨索里尼直接视社会党的改革派和劳动总联合会“结束罢工，他们背叛了革命。”他和社会党中的同僚兼革命工团主义者菲利波·科里多尼共同行动，上街呼吁工人革命，并因此遭到警察的毒打，而社会党却对他的背后插入一刀。这场事件最终加大了墨索里尼与社会党间本就存在的裂痕，同时加深了他与革命工团主义者间的友谊。而当革命工团主义者们成为意大利第一批支持加入一战的左翼干涉主义者后，不难理解他们对墨索里尼的影响。 一战爆发后，第一批支持战争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们，包括科里多尼和德安布里斯（他也参加了红色周）。革命工团主义者们认为欧洲的无产者们都首先相信祖国而不是国际主义，“德国的无产者宣称他们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我们此前不知的事实。”（科里多尼）。1914年10月，在安杰洛·奥利维蒂（Angelo Olivetti）的推动下，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们签署了一份干预主义宣言： “国际行动的革命法西斯”（Fascio Rivoluzionario d'Azione Internazionalista）。在意大利语中，fasci一词意为“一捆”，引申意为“联盟”、“团体”；此时“法西斯”一词还未带有极端民族主义与集权政治的意思，而“法西斯”与古罗马的束棒联系到一起，是要到意大利法西斯党成立之后的事情了。 在宣言中，革命工团主义者宣称世界大战是有德国和奥匈帝国两个资产阶级国家挑起的战争，二国都反对“每一个光明的文明和每一个进步的要素”，而德奥的社会主义都没有站出来反对本国的战争行为；英国、法国和俄国是为了文明而战，而意大利所恪守的中立，不会让意大利免去战争的危险，还让它成为反革命的帮凶。宣言公然宣称：民族革命不结束，民族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阶级运动的正常发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进步和胜利的环境就没有形成。”因此，“为了劳动人民能有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工人的事业和社会主义能够胜利，为了人民间的美好情谊以及所有为能终结一切战争的人的努力”，意大利工人必须支持意大利加入战争。 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在辞去《前进报》的工作后，创办了新的报刊《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日后意大利法西斯的党报），鼓吹意大利加入战争。拿破仑的名言“革命是找到了刺刀的思想”被写在《意大利人民报》第一期的版头。在受到“国际行动的革命法西斯”宣言的启发后，墨索里尼加入了革命工团主义者的事业，他们一拍即合，1914年12月11日，在德安布里斯、奥利维蒂和墨索里尼的推动下，以宣言为纲领、团结左翼干涉主义的组织——革命行动法西斯诞生了。 在1915年1月组织的会议上，革命行动法西斯提出：“为了正义和自由的理想，被压迫的人民必须拥有能够回到他们所属的民族社会的权力。”解放意大利人占多数的区域（特伦蒂诺和伊斯特里亚），乃至于扩大意大利的领土（达尔马提亚），成为了法西斯的目标。1915年4月，墨索里尼在他的《意大利人民报》上，创造了 “法西斯主义”一词。法西斯主义——虽然此时这个词的意思与未来的法西斯主义相差巨大——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因为意大利政府加入协约国的进程缓慢，此时的法西斯甚至会抨击议会的当时的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莱三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写到：“为了意大利的健康，我们应当射杀几十名一员，至少将几位部长关入大牢；不仅如此，我更深信意大利的议会是一个瘟疫，必须铲除。”1915年5月，意大利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革命行动法西斯的成员们纷纷加入军队，组织的活动实质性结束。 从1914年12月到1915年5月，革命行动法西斯作为组织只短短活动了六个月，尽管如此，这个组织对法西斯运动极其重要，一方面而言革命行动法西斯的成员几乎都参与未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浪潮，尤其是1919年圣墓广场宣言（sansepolcrismo）的签署和意大利战斗者法西斯（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的成立；另一方面，革命行动法西斯的纲领，其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淡薄：民族主义的要求被放置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之前，认为不完成民族的革命便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为此甚至需要与议会和国王的合作。不难想象，一战之后不久法西斯主义便剥去了社会主义这层元素，彻底成为激进的右翼意识形态了。 五.结论 不可否认，法西斯主义思想同时存在来自社会主义左翼和民族主义右翼的渊源，从法兰西行动党到意大利革命行动法西斯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西斯主义经历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元素的融合到逐渐剥去社会主义的阶级革命要素、从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到容忍资产阶级政府的变化。这些与未来掌握政权后的法西斯主义有较大区别的法西斯主义一般被称为“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m）。一战前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依靠国家工团主义运动的力量，其纲领仍然拥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要素，然而其社会主义土壤是极其脆弱的，而它反议会、反君主制、反自由主义的要素也引起了国家统治阶级的恐惧和反对。一战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一战大大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俄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更深的恐惧；战争中的士兵，在战场上习惯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军事化的等级制服从和管理，以及军人式的友谊和荣誉，战争结束后他们成为各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普遍反对社会主义，在加入法西斯主义运动后大大加速了法西斯主义去社会主义化的进程；战争带来的伤痛与苦难普遍引起了群众对一战前社会的理性与进步的怀疑，反现代的运动在各国社会中兴起，而法西斯主义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在这一系列要素的影响下，处于不稳定态的战前法西斯主义最终蜕变成支持独裁、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右翼意识形态，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