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学校」的存在？
首先，我觉得衡水中学这类学校是学历主义的必然后果。
以前看阮一峰介绍过PAUL GRAHAM 的 AFTER CREDENTIALS。 （After Credentials），我翻译了一个完整版的：
学历证书的终结 December 2008几个月前我读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 关于韩国的补习学校。 文章里说，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韩国青年来说，高考不是成就他，就是毁了他 。一位母亲补充道：“ 在我国，大学入学考试可以决定一个人70-80% 的未来。这听起来令人震惊的过时。 不过， 当我还在读高中时，在美国这种情况也相差不远。 这说明我们这里一定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比起25年前， 美国人的生活道路似乎更少地被学历决定， 而更多取决于他的工作表现。 你读了哪个大学还是有影响的， 但不那么重要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通过学术表现来判断一个人， 在一定时代里是个进步。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与中国。 从公元587年开始， 官职的候选人必须参加古典文学的考试。 这也是关于财富的考试， 因为考察的知识是很专业的， 所以要通过考试就需要多年的昂贵训练。 但虽然财富是通过考试的必要条件， 却不是充分条件。 按照公元587年世界上其它部分的标准来说， 中国的这种制度还是很开明的。 欧洲人直到十九世纪才引进正式的文官考试， 而且这似乎也是受了中国榜样的影响。 
 在学历出现之前， 政府职位主要是靠家庭影响取得的， 如果不是靠直接行贿的话。 用考试中的表现来判断一个人， 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这决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当你用这种方法来甄别人才时， 补习学校就接踵而至—就像中国明朝、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韩国一样。 
 补习学校实质上是封口上的漏洞。 对学历的使用是尝试着封死代际间的权力直接交接， 而补习学校说明，权力在这个封口里已经找到了漏洞。 补习学校把这代人的财富变成了下代人的学历。 
 这种现象很难防止， 因为不管考试考查的是什么， 学校就会想法调整来适应它。  如果考试的内容范围狭窄而且可以预测， 补习学校就会是那种经典的模式， 就像那些用来预备考上桑德赫斯特学院（英国的西点），或美国学生们用来提高SAT成绩所用的那种。 但如果考试的范围变广了， 学校也随之而变。 准备中国古代的科举要花多年的时间， 如今的补习学校也一样。 但这些机构存在的目的都一样： 钻制度之空。 _____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 一个社会的繁荣程度， 和它防止父母们直接影响他们后代的成功程度是成正比的。 父母间接地帮助他们的孩子是件好事----比如， 帮助他们变得更聪明或更自律， 靠这些素质再帮助他们更成功。 但是， 当父母使用直接的方法时， 问题就来了：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财富或权力，来作为孩子个人素质的替代品。 
 如果可能， 父母会倾向于这样做。 父母愿意为他们的孩子付出生命， 所以如果他们为了孩子抛开道德上的顾虑， 也不足为怪。 特别是如果其他父母正在这么做的话。 
 杜绝这种行为有双重的好处。 不仅一个社会因此得到了“职位上最适任的人选”， 而且父母的雄心也会被从直接手段引导到间接的上面-----切实把他们的孩子培养好
 但可以预期得到， 要阻止父母们努力为他们的孩子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是件难事。 我们可是在对付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我们不能指望有什么单纯的解决方法， 就像我们不能指望有从监狱中驱除海洛因的单纯方法一样。 _____ 解决这个问题最明显的方法， 就是让学历变得更好。 如果一个社会使用的考试是可以被像黑客一样破解的， 我们就可以研究人们破解它们的方法，并尽量弥补漏洞。 你可以利用补习学校来告诉你大多数漏洞在哪里。 当你成功地弥补漏洞时， 补习学校也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那就是这些学校变得不太流行的时候。 更通用的方法是推进透明度的提高， 特别是关于类似大学录取考试这样的关键性社会瓶颈。  在美国这个过程仍然有很多明显的腐败现象。 通过逐步消除对学历制度的滥用， 你也许可以使得它们变得更严密。 但这会是很长的战斗。 特别是当主管考试的机构并不真心想要把它们变紧密。 _____ 幸运的是，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权力在代际间的直接转移。 除了试图让学历制度变得更难以破解外， 我们还可以让这个制度变得无足轻重。 
 让我们想想， 到底学历制度的目地何在。 从功能上来说， 它们是一种用来预言效能的方法。 如果你能够衡量实际的工作效能的话， 你就不需要学历了。 
 那为什么会演变出学历制度呢？ 为什么我们就没法衡量实际效能呢？ 想想学历证书最早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出现的： 为大机构选择候选人。 在大型机构中， 个人的表现是很难衡量的。 而越难衡量， 预测表现的重要性就越高。 如果一个组织能够既迅速又经济地鉴别出新招募者的效能， 它就不必要再去检查他们的学历了。 组织就可以先来者不拒， 再把好的人留下来。 
 大型组织没法这么做。 但在市场上的一些小企业差不多可以做的到。 一个市场会接纳所有的组织， 然后只把好的组织留下来。 当组织变小时， 这就接近了接纳所有人再留下适者的方法。 所以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一个社会有越多越小的组织， 就越不会那么在意学历。 _____ 这就是发生在美国的情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来自韩国的访谈听起来那么过时的原因。文章开头 所谈的情况发生于类似几十年前的美国那样的经济体里， 当时美国经济由几家大公司来主宰。 在那样的环境下， 实现雄心的途径就是加入其中一家， 然后往上爬。 在那时学历很重要。 在大公司文化里， 精英学校的谱系就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种方式在小公司里不会奏效。 即使你的同事们对你的学历印象深刻， 如果你的工作表现配不上学历的话， 他们也会很快离开你， 因为公司很快就会破产，员工都会四散。 
 在一个小公司的世界里， 效能是所有人关注的一切。 为创业公司招募员工的人不会在意你是否有从大学毕业， 更不用说从哪一间了。他们只关注你能做什么。 这事实上就是一切的关键， 即使在大企业里。 学历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声望， 是因为迄今为止大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是最强大的。 但至少在当今的美国， 大企业不再像以前一样独揽权力，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衡量（也因此无法酬报）个人的效能。 如果你能直接从市场上得到回报， 谁会花20年去攀爬公司的等级阶梯呢？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变化版本会比其他人更强烈一些。 作为一家早期风投公司的合伙人， 我就像是把人们从看重学历的旧社会铲入看重效能的新社会的跳伞指挥员。 事实上我是我看到的变化的反应试剂之一。 但我不认为我是在凭空想象这种变化。 25年前，一位富有雄心的人很难选择去让市场来直接判断。 你不得不通过老板， 而他们会受你上过什么样的学校这一因素的影响。 _____ 在美国是什么使小机构取得成功呢？ 我不能完全肯定。 创业公司当然是其中的一大部分原因。 小机构可以比大机构更快的想出新主意， 而且新主意越来越宝贵了。 
 但我觉得创业公司并不能全部解释从学历主义到衡量为重的这种转移。我的朋友JULIAN WEBER跟我说， 当他在五十年代替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得到的报酬比现在律所助理们得到的少多了。 那时的律所根本不想做出按工作成绩付酬的伪装。 待遇是以年资为基础的。 年轻的雇员正在履行责任，反正他们未来会得到应当的酬报的。 
 产业公司里也盛行着同样的原则。 当我父亲70年代在西屋公司工作时， 有的部下比他挣得还多， 因为他们在公司里待得更久。 
 现在公司越来越被迫按市场标准给予员工报酬了。 原因之一就是雇员不再相信公司会给予他们延迟的回报：为什么要为公司累积起来的延迟回报工作呢？这样的公司可能会破产， 也可能会在被并购后公司内所有的默认的义务被一扫而光？
 给年轻员工高额报酬。特别是对于咨询、法律和金融业， 这造就了雅痞的现象。 这个词现在用得不多了， 因为看到25岁的有钱人不再让人惊奇， 但在1985年看到一个25岁的职业人士买得起宝马还是让人跌破眼镜的，因此出现了这个新词。 他不为大家伙们工作，而是在替大家伙们打理收购业务的律所或处理股票的投行工作。 创业公司和雅痞差不多是同时进入美国人的概念里，大约是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样子。 我觉得这不是随机的巧合。创业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科技开始发展得太快， 大企业再也没办法捂住盖子不让小企业出头了。 我想雅痞并不是因此兴起的； 这更像是管理大公司运作的社会观念（也许还有法律）发生了变化。 但这两个现象横快融合到了一起， 产生了一种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原则： 按市场标准给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付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应的高绩效。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从笼罩着七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停滞中一飞冲天。 这其中有关联么？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有这种感觉。　当时有巨大的能量被释放出来。 _____ 担心它们的竞争能力的国家，会关心他们国内出现的创业公司的数量，　这是正确的。　但如果他们能检验其中蕴含的原则的话，　就会表现得更好。　他们是否让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能够按市场水平取得工作报酬？年轻一代就是考试标准，　因为如果人们不是按绩效取酬的话，　他们必然就会按照年资取酬了。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经济中建立几个按绩效付酬的滩头阵地。　衡量标准会像火一般迅速传播。　如果社会中的某部分在衡量上做得比起其他部分为好的话，　它就会推动其他部分去改善。　如果聪明努力的年轻人通过建立自己的公司，　可以比给现有的公司打工挣得更多，　现存的公司就只好付给他们更多，以便包住员工。　这样，　市场标准就会渗透进每个机构，包括政府。　
 对效能的衡量，甚至会迫使发放文凭的机构也要就范。　当我还是孩子时，　我喜欢命令我的妹妹做她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来逗她生气。　随着效能衡量取代学历主义，　前看门人能做的最好期望，就是找到类似的作用。　一旦学历颁发机构不再能做到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只好更加努力，希望能预言未来了。 _____ 学历是超越贿赂和影响的一步，　但决不是最后一步。　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阻挡权力在代际间的私相授受：鼓励那股由更多更小的单位组成的经济的趋势。　那么，　你就可以衡量学历仅仅能大致预言的东西。　
 没有人喜欢权力在代际间的私相授受，不管左翼还是右翼。　但比起左翼不得不依赖的学历主义，　右翼偏爱的市场力量已经证明更能起阻止作用。　
 在二十世纪后期，当大机构的权力达到顶峰时，　学历主义的时代开始终结。　我们现在好像开始进入一个建立在衡量基础上的新时期。　新模式前进的这么快的原因，　正在于它运作得好的多。　这种竞争，　还没有放缓的迹象。　其次， 从K.K.的《技术元素》来想， 可以认为这类中学是高考制度的一种黑客： 近在读KK的《技术元素》。忽然想到， 衡水中学实质上就是一个黑客，　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中作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所谓黑客，　就是长于用技巧来打破规则或在规则中作弊。　 《技术元素》里说：　每个生物和每个技术都在扰动现有系统， 试图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中找到捷径，并破坏规则。 没有哪种方法无耻到不能用。秩序不停被扰乱，会带来不断的破坏、效率降低、不可避免的颠覆，以及高度的多样化。 衡水中学的最大特点是升学率高，这也是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那中国还有什么样的学校以考试通过率高闻名呢？　当然是新东方了。 在《中国合伙人》里，　美国人指责新梦想违法拿了他们的托福真题给学生练习，　所以新梦想学生的成绩做不得数。　为了反驳这一点，　成东青就表演了一下背诵法律条文，　然后说明因为中国学生高考竞争激烈，所以他们擅长背诵和做题。　呃，　从表面的规则来说也许没错。但我们要考虑到，　托福考试的初衷肯定是要客观测试学生的英语实际能力　，当然不能说测试效果就很准。　但新东方这种针对性的预备学校出现后，　这种测试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大家都听说过一些故事，　比如美国学生做托福卷没有新东方学生好啦，　新东方的学生可以在基础差的情况下多久就达到合格的成绩，但到了美国上课还是听不懂什么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新东方的能力，
体现在通过对考试内容的研究，　使得学员可以在实际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取得不相称的较高的分数，这样在实质上就扭曲了托福想达到的效果。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托福只能在有限的笔试加听力的情况下来测试，　对考生来说，　对以前的考题越熟悉，就越占便宜。　所以新东方实际上是破解托福考试规则的黑客，它也是因此发财的。如果托福的主管机构想通了这点，
就会认识到新东方大大削弱了托福考试的公信力， 使得美国高校被误导吸收了不少实际上没达到应有水准的人， 这对没有这类补习机构的其他非英语国家的留学生也是不公平的。 衡水中学也是一样，通过把学生的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到高考，　扭曲了高考选拔人才的初衷。　对于其他学校的孩子来说，也造成了不公平的优势。　在１５－１８岁之间，　正常的孩子除了花一些时间完成学校的学业外，　应当开始关注社会和人生问题，　对哲学和异性感兴趣，　给自己一生的志向和兴趣奠定基础。但是，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衡水中学的学生却都在增强考试实力。　到了高考成绩出来，　你就是知识面宽，对美术和音乐有鉴赏力，　言谈风趣，　还会编点程，那又如何？　还不如多背几次课本。高考虽然大家诟病很多，　但究其初心，肯定是要给高校选拔适合下一步成长的人才，而不是长于做题的人。
所以， 衡水中学这类学校越大越多， 高考选拔到合适人才的可能性就越低，
高考对能力的证明力就越低。 那一天高考出题的水平能达到让这些超级中学读书的学生也占不到便宜， 才说明人才甄别的客观。 就像APP STORE的下载软件排行榜吧。 目标肯定是要选出人气最高的APP推给大家。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刷榜者， 虽然严格说他们也没违法， 但这就把排行榜的公信力给削弱了。 而且其他的APP， 即使本身就不错， 也得去参与刷榜才能呆的住。淘宝的刷销量也是这样。 这就是衡水中学给人感到的悲哀之处。　就像墨西哥工人为了和中国工人竞争美国市场，　只好降低本就不高的工资水平一样，　非衡水的孩子在高考规矩面前，也只好放弃让人生幸福和饱满的一切，　挽起袖子投入备考。　这也是一种学生时代的劣币驱逐良币吧。　衡水中学的模式，　也许对那些个最后考上大学的学生有点用处，　但从小里说，　毁坏了那些排名在后的学生的自尊，从大里说，　通过放大效应强迫大量的孩子更深地陷入应试教育的题海中。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