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的三观正吗?
（多希望有一双没看过秦六的眼睛。秦六横空出世之后，此文已崩塌，所以本文探讨内容截止到秦五。）  秦时明月不只是三观正，而是在正三观。为何这么说呢？秦时虽众生百态，各行其道，但他却把那些经岁月长河而不朽，历盛衰兴亡而不败的三观交给了我们。  正三观比三观正的优点在于，他给了我们足够的思考与思辨的空间。所以秦时明月没有生硬的灌输，却又完成了文以载道的使命。   一，历史观  秦时包含了宏观史观与微观史观，简言之，秦时对历史的评判既选取了国家与民族发展历程的宏观视角，又考量了古代当时当世的微观背景。例如，在对秦国统一和对六国反秦的立场塑造上，剧中对两个阵营都给出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秦时并不因为秦国统一对华夏产生过重大影响，就反对当时被秦灭国的六国极力反抗：也不因为大秦早夭的事实而完全抹杀秦的意义。  秦时在思索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为我们设想了偶然。如果历史本身有多种可能，一种可能的形成会带来某些益处，那么当失去其他可能之时，是否也会产生相应的弊端？例如，剧中对文字统一的反思，文字统一固然有深远的意义，但当六国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完全消失，随之而逝去的是相应的文化；当专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成时，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单一与活力的丧失。  秦时也同时采取了国家史观与人民史观。大秦帝国与诸子百家的对立可以从几个不同维度来理解，第一种对立是国家利益的对立，也就是七国战争的延续；第二种对立既是治国理念的对立，是儒道墨农等对法家严刑峻制的反抗，也是不得休养生息饱受摧残的民众对暴秦的反抗；第一种对立从根本来说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第二种对立则是官民之争，也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大秦内部真正的矛盾其实是第二种，农墨代表的是大秦最底层的民众，而这些人比起凋零和腐朽的六国贵族才是反秦的真正力量。秦时肯定了大秦作为一个帝国在为国家强盛方面做出的功绩，但同时也强调不能够忽视苍生的福祉。秦时的价值倾向一直是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次序。为何国家与人民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以至于矛盾激化到改朝换代？因为大秦本质是家天下的国家，是一家一姓的天下，秦虽尚法但并非真行“法治”，此法乃王法，王法是一个国家以君主的偏好和利益去统御万民的法则，根本上是为了维系一家之基业，如始皇所言的传至二世三世以至无穷。《曹刿论战》中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说法，顾炎武则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可见，君民本就是离心离德的对立面。所以家天下的贤君强调以民为本，正是为了缓解这样的对立。大秦统一后，反抗大秦的子民便是乱臣贼子吗？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秦朝是如何得国？秦乃窃取周王室之天下而得，那韩赵魏呢，乃三家乱晋而来，还有田氏篡齐之田齐。所以庄子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说法，孟子有“春秋无义战。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的论断。如此说来，七国皆是乱臣贼子，那么大秦又以什么理由来劝说万民归顺自己的统治呢。一个王朝的统治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君权天授，得民心者得天下，都是使政权合法化的一种愚民包装），统治的保障无非武力重压而已，七国之争无非王室贵族间弱肉强食而已，所以草莽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才不绝于耳。国家史观是贵王侯而轻黔首，人民史观则是尊个体重苍生。秦时揭示了家天下的本质以及朝代更迭的原因，并且将民之生机尊严放在首位，而不是只关注帝王将相的生死成败。换言之，芸芸众生从不是帝国的墙砖，他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够被轻视和剥夺。  二，是非与立场  秦时塑造剧情的方法并非现实主义，而是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秦时对真实的历史和人性始终有所取舍，在对待诸子百家时，谈儒家取“杀身成仁，仁者爱人”，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谈墨家取“兼爱非攻尚贤”，舍“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谈法家取“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舍“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秦时倡百家之言，皆有扬长避短之倾向，同时，对人物的塑造也有隐恶扬善的特点。 秦时中的人物和信念究竟谁好谁坏，孰是孰非呢？ 首先谈人物，单以善恶好坏的二元对立法来判断一个人，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一共有两个问题。第一，评价善恶的标准由谁决定，标准的本身是否公正。如果标准本身有问题，那么评价将失去意义。第二，人的内心与行为复杂多变，究竟是论迹又论心，还是论迹不论心，是论全部还是论部分。显然，如果我们将一个人定义为好人，那么这个人是否终身都做好事，一件恶事也没做过呢？这个人的内心是否都是善念，一丝恶念也没有过呢？这个人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好的，但他的行为对别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处理善恶是非好坏，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秦时中派系林立，诸国纷争，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更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所以，秦时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没有对与错的世界，有的只有不同的立场？这种说法本身较之二元对立有了一定的反思，但这是秦时要告诉我们的吗？秦时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没有对错，只有立场吗？  秦时其实一共为观众呈现了三观的三个层次：看黑是黑，看白是白；看黑不是黑，看白不是白；看黑还是黑，看白还是白。第二个层次后，还隐藏着第三个层次。  没有对错只有立场是第二个层次，第二层次甚至比简单二元论的第一层次有更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正邪善恶，岂不说明人类社会的唯一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没有正邪，何以胜利者要抢占正义之名？如果没有善恶，何以小人多以君子自居？人类社会可以剥离价值评判和伦理道德而存在吗？而事实，并非如此。善恶正邪划定界限的模糊和困难，不等于善恶正邪本身是不存在且无意义的。世有人人皆可为圣贤之大同世界，如若不得，则望是非明辨，泾渭分明；若再不得，但盼良莠混杂、指鹿为马、各执一词之时，尚可知善明恶，守正祛邪。  秦时中墨家的口号是“天下皆白，唯我独黑。非攻墨门，兼爱平生。”这句口号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源自《墨子·非攻》中的一段话，“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墨子以逻辑轻易戳穿了为世道所扭曲的价值，不是世间真无黑白，而是许多人不辨黑白，以黑为白。在第四部君子之道一集中，荀子出面引《孟子·尽心上》之言，“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让伏念无法反驳，为何呢？这便是任何人也难以驳倒的至理，也是最基础的伦理道德。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后，曾尽废秦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法虽简，却充分体现了社会公约的基本精神，也是道德的底线，可见是非善恶从来不是虚无。所以，天地众生都有其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人都是不义的。我们以他人自由的边界为自我自由的边界，以他人权利的边界为自我权利的边界。这是一个不容撼动的标准。 下面我们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从个人层面，我们是否可以用好坏来评价一个人？这里我们先排除动机，仅以行为而言。我们只需考察这个人是否做了侵犯另一个人权利的行为，一切恃强凌弱之人，一切轻贱生命之人，都是不义的。基于战争频仍，法理失效的年代，乱世之人的道德底线普遍很低，但这不能改变善恶是非的界限。  从社会层面来看，正与邪的划分又会产生哪些困难？秦时中评价不同国家和派别的正邪立场，又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呢？  很多人质疑墨家反秦的立场，只因燕丹在位期间，墨家巨子是燕国太子，而墨家头领多是燕国旧部，所以墨家已经被燕国裹挟，名为天下实为复国。许多人指责墨家根本不代表正义，但我们不妨细想一下，墨家如果代表了燕国，燕国与秦国同为诸侯国，秦国自认是为了天下而吞并六国就是正义吗？燕国若为了天下反对秦国又有何不妥吗？如果秦朝治下有人反对秦国即为乱臣，那么秦国难道不是周朝的乱臣吗？所以，不难看出，这样的逻辑根本分不出孰是孰非，嬴姓江山和姬姓江山对万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一个家天下王朝的统治从不依先来后到，而是“水则载之，水则覆之。”  为何秦时有侠王两道之分，侠王二道背后的分歧是什么？侠者为公王者为私，侠者只为正义，而王者最终却囊天下于私。所以每一个行王道之人，背后代表的都是一个宗室家族的利益；而侠道之人则代表的是天下苍生的利益。一个是少数人的私利，一个是多数人的公利。一个是享受万世百姓膏血庇荫子孙的皇帝，一个则是争取平民衣食温饱舍生取义的侠客。一个代表的是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而另一个则是合理的生存利益。为何每一对侠王二道对立的人都注定殊途？如昔日的嬴政与盖聂，未来的项羽与天明，纵横的本质其实也是侠道与王道之争。侠道与王道的冲突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立场本身就有着深层次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家天下的大背景下，侠道只能向王道妥协，王道如能保境安民，强国富民，则可受万民拥戴，坐享天下。  所以，秦时中的立场和人物从来就有正邪之辨，善恶之别，只是没有直接告诉观众，而是等待观众自己去挖掘。何为正邪善恶？无非是舍己为人匡扶天下大公无私，还是伤人利己倚强凌弱假公济私的区别。而诸侯列国，诸子百家，究竟谁为公？谁为私？则交由观众自行甄别。  既然判定是非的客观标准有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能够分辨谁正谁邪了吗？很遗憾，仍然很难分辨。为什么呢？人性尚且善恶交织，那么一个组织（国家或派别）就是单一而纯粹的吗？显然不是。以墨家为例，六指黑侠的墨家、燕丹的墨家、天明的墨家是同一种墨家吗？燕丹领导的墨家可能存在复国之私，而六指黑侠和天明所领导的墨家则纯粹是践行非攻兼爱的理想。所以，同一个门派，不同的领导可以改变门派的本质。同理，韩非的法家流沙和卫庄的法家流沙也是有区别的，天行九歌中的韩非认为侠有凶侠与义侠之分，不能一概而论；而韩非死后，卫庄的流沙则接下了暗杀六指黑侠的任务推翻了韩非的观点。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秦时的道家分裂成天人两宗，所以没有一种思想是能够完全统一且丝毫不做改变的。嬴政在位之时的秦朝和胡亥继位后的秦朝同样是有区别的。所以，万事万物皆在变化之中，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一个国家或派别的内部情况往往错综复杂，秦国内部有忠君护国的蒙恬和章邯，有宽厚仁爱的扶苏和钟离眛，也有祸国殃民唯恐天下不乱的赵高和胡亥，而这些天差地别的人居然都同属一个阵营。诸子百家中比较复杂的是农家，农家有心怀苍生之人，也有只顾私利不知公义之人，还有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投机之人。所以，这些群体都绝不能用一个名词一种底色来概括，以至于当这些阵营之间发生冲突时，价值评判也会十分困难。 存不存在如一些人所说的，秦时的每个人都在依自己的信念而行，每个坚守信念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所以这些人的互相争较也就无所谓正邪善恶之分。秦时确实存在这种特殊情况，但前提是，当两种信念都是基于良善的动机，只是效果有差异，且彼此间不能够相容时，才会产生这种困境。比如六指黑侠、荆轲以及盖聂的冲突，三个人对荆轲刺秦事件的态度产生了三种观点的碰撞，并且很难说孰对孰错。六指黑侠和荆轲都是非攻思想，两人都主张反对秦国侵犯燕国，但六指黑侠认为刺秦无益，反而有害，嬴政不管是否死亡，燕国都难逃一劫，而如果嬴政因荆轲而亡，燕国遭受的祸患还会更大。而荆轲则认为杀掉或者胁迫嬴政，就能阻止战争，挽救燕国以至天下。盖聂则认为七国纷争必须通过统一来解决，否则坐视分裂，伤亡会更大。如果是遭遇了这种道德困境，虽然这种对立令人遗憾，但任何一方都是值得敬重的。 但除此之外呢，信念的对立都是没有对错只有立场的吗？这种说法显然以偏概全，不能自洽：第一，两种信念在道德上都无可指摘只是选择不同，且能够并行不悖，那么秉持一种信念与秉持另一种信念的人为什么会发生冲撞呢？一个人喜欢吃米饭，一个人喜欢吃馒头，本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他们怎么会打起来呢！除非喜欢吃米饭的人说，天下间只有米饭是最好吃的东西，我不允许任何人吃馒头，并且他还很极端甚至要把吃馒头的人杀掉。所以吃馒头和吃米饭的人打起来了，你能说他们之间任何人都没有过错吗？比如道家的天人之争，各执一词是没有关系的，但一方想要消灭另一方就是有问题的。又比如诸子百家中有一家想要文化专制罢黜百家，这显然更是站不住脚的。有人坚定地认为其他人就应该吃米饭而不能吃馒头，试问想吃馒头的人究竟何错之有呢？只能说，认为非要吃米饭才行的，是通过卖米获利的，而其他人的自由选择会破坏他的利益。第二，两种信念本身就存在高下与好坏之别，只是比较隐蔽。例如儒法，就秦朝的治国方针而言，儒法两家是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儒家主张恢复宗法重建分封，而法家主张立郡县君主专制，并且文化上提议焚诗书废私学，与儒家水火不容。两家实则各有进步与局限，儒家认同的分封经春秋战国之后已经再难维持大一统的格局，而法家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较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世卿世禄的确先进，这里不再做进一步的展开，只从《史记》李斯列传里的一段文字来看儒法两家政治理念的最根本分歧，李斯说：“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姿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从这段话不难看出，李斯一语道破法家本质。儒家虽尊卑有别，但却轻君贵民，而法家正好相反，法家尊君抑民，贵君轻民，视特权为尊贵的象征，将民众当做可供驱使奴役的工具。所以儒法相去甚远，势不两立。百代皆行秦制，自汉武帝后儒表法里，然而每个朝代都会走向上奢下贪、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终至灭亡。论及儒法之争的根本，我们很难说两种学说的价值取向没有分别。尤其是当民生凋敝、生灵倒悬时，儒法孰是孰非已无需多言。同理的还有法墨之争，也就是流沙与墨家世代为仇的根源，因为法家维护皇权与贵族的利益，而墨家则是维护平民的利益，所以法家绝不可能容忍墨家的存在。 即便理清了人物的信念和动机到底是好是坏，也很难用这些标准去评价一个人。为何呢？因为他们是密切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而秦时中大量无法轻易评判的人物正是政治人物，那么为何政治人物不能以好坏来概括呢！第一，数个群体中无法有一个能够制约所有人的权威公约，这时群体间的规则其实是一种毫无道德性的丛林法则，但每个群体都会视自己的利益为“正义”，且将其神圣化。另外，一个群体的权力集中之处律法难以制约，只因法皆出于上，上层既是立法者也是执法者，所以越是上层，受到律法的约束越小，君权更是毫无约束。以至于上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上层对下层的侵犯皆容易丧失底线，所以政治人物往往只能以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为行为约束。于是，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绝大多数一言难尽。而“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则表明了，上层与下层分裂出了巨大的鸿沟，上层将自身凌驾于法理甚至道德之外，以至于杀一人者为罪，屠万人者为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只用普通人遵守的道德原则来评价政治人物呢。这里就涉及到了下一个问题。第二，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往往涉及到了众多人的利益，难分公私。以家天下为例，君主为国家之主，君主与国家为一体，所以君主的行为动机就算是为保家族宗室的私利，但在客观上也必然会维护民众的利益。而君主本人不受王法约束，他时常会越过伦理道德的框架。当公私为一体，价值评判也就很难剥离。所以当一个私德有亏的政治人物，做了有益公众之事时；当一个政治人物与现今政治利益有重大瓜葛时；当一个政治人物在其当世造成了巨大灾难，却对后世产生裨益时。不同的利益主体，会有不同的价值倾向，产生不同的评价标准，导致不同的结论，这是历史的困局。秦时里有一个人，入秦十载，助秦一统，却在大秦横扫六合后离秦而去，半生所求转瞬成空，只因秦国并非他心中的理想国度，换言之，一个家天下的国度注定不可能是理想的，一个守护君主和贵族利益的围城，对于民众而言只是囚牢而已。只有随着公私的分离，随着集体与个人的权利义务边界不断明晰，随着法律能够覆盖到不使一人凌驾于上逃离之外，随着每个人权利意识以及自由意志的觉醒，才能逐步走出时代的困境。 儒存仁义、墨主兼爱、道尚无为、法不阿贵、农有君民同耕、兵有不战屈人，诸子百家灿若星辰。华夏千载，皆以信念为风骨，视道德若生命。创天下之大同，留浩气于天地，此谓中华之精神，亦是秦时明月之神髓，天长地久，不朽不灭。  附加关于秦时剧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