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和很多大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予以毁灭禁止？
我先说个罗马的故事。 据说，公元1世纪有位工匠，他发明出一种节约人力劳动的机器，献给了韦斯巴芗皇帝。 韦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闻名的君主，下令重赏工匠， 然后命令他再也不许制造这种混账东西。 韦斯巴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个代表。这群人或许愚昧，但并不愚蠢。 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 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率提升，那么我想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问题在于，技术必然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 而且怎么个影响法，是难以预测的。 这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情。 17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翻山越岭，终于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雅·翁萨。 传教士向国王建议说：修建公路和运河吧！陛下的王国将会空前富饶，我也不至于如此艰辛。 苏里雅·翁萨笑着回答说，那样外敌和叛军就会畅行无阻，所以我看，现在这样挺好的。 19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建议他打开国门。 狡黠的独裁者给解放者回信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 20世纪中，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同行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就写信说： “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他们正在你修的路上开着车来反对你。” 他还不忘得意洋洋地补充说：“我统治扎伊尔二十年，就没修过一条路！” 从最智慧的明君到最残酷的暴君，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技术会带来财富。 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 玩脱了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还是拿罗马来说一个。 不过这一次不是古罗马，而是罗马教廷。 为了给漂亮的西斯廷礼拜堂筹集建筑经费，15世纪下半叶的罗马教会正在大举兜售赎罪券。 赎罪劵卖的太多了，但教士们还想卖的更多。 贪婪让他们放松了警惕，让他们接纳了一种来自德国的新技术——印刷机。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因为印刷机里翻滚而出的可不只有赎罪券， 还有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亡羊补牢的教会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出版审查——历史将会证明，它的生命力比印刷机更顽强。 但是印刷机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幸运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见证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且成功把火苗闷死在了柴垛里。 1492年，当流亡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土耳其时，伊斯兰教士阶层及时地发布了命令。 在之后二百多年当中，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者土耳其文印刷的书。 土耳其的统治者愚蠢吗？并不，他们反而是太聪明了。 他们维护了伊斯兰的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和内斗。 至于18世纪之后，效率在世界上竟然变得比稳定还重要，这种事谁能预料到呢？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世界，或者说，受马尔萨斯-李嘉图定律支配的世界。 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零和博弈。 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但是任何增量都会迅速被人口增长平抑。 结果就是，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所有国家的财富都是温饱线乘人口数。 随便发生点什么事，对人口的影响都比技术来得猛烈。那么技术不是“旁门左道”还能是什么？ 对于古代国家来说，持久稳定比技术创新靠谱太多了。 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从来没有变过。 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是差不多的，四千年了路一直是那么破。 汉武帝和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是差不多的，都不过20%，不能再高了。 哈伦.拉希德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用的也都是旱厕。 查士丁尼一世和苏莱曼一世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人口是差不多的，所有人平均寿命都是35岁。 如果有个汉朝人穿越到了明朝，请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因为他很快就能适应新生活。 所以，古代人是真的不明白，技术有什么要紧的啊？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如果有的话）。 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古埃及人看到神话重演，日本人相信皇国永续，伊朗人相信斗争不灭。 佛教徒、古希腊人相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说：“末日近了。” 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看上去没有变过的世界，他一定是疯了。 所以，当新技术带着影响分配、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警惕的。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 19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大举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发现，机器没有让他们过得更好，反而是更糟了。 机器带来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多的失业。 一百五十年后，在英国老爷们离开印度的那个夜晚，甘地正在用手工纺布，表达自己的不满。 甘地并不比推崇工业化的尼赫鲁愚蠢，他只是清楚地看到，孟加拉工人过的比小农更惨。 实事求是来说，古代社会恐惧技术进步的，并非只有统治者，人民群众也是一样。 在中国第一条铁路面前，“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 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并不比八旗勋贵更能接受新技术，他们的恐惧是一致的。 印度老百姓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仅仅是因为愚昧吗？ 他们痛恨的不是室内厕所，而是室内厕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主义。 喀麦隆老百姓拒绝接种疫苗，仅仅是因为迷信吗？ 他们仍然记得，法国殖民者是如何用打疫苗的名义，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的。 在技术创新常态化，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披上了“中立”“普善”的外衣。 然而事实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感受到，技术和阶层力量是绑定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部分。 当然，整体评价来说，技术是伟大的。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就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如此，我们也就无需疑惑，为什么古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恐惧技术。 毕竟，他们享受不了技术引领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福利，又得吃技术破坏社会稳定的苦头。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转基因、核技术充满这样那样的恐惧。 回到看什么都是巫术的古代，这种心态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