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超 4 万人请愿别让贝索斯重返地球？
在传统价值中，每个人一出生就处于一系列的社会义务的网路中，作为儿子你对父母有义务，作为兄弟你对同胞有义务，作为丈夫你对妻子有义务，作为父亲你对子女有义务，作为国民你对国家有义务，作为信徒你对主有义务，作为士兵你对你个人的荣誉和同袍的生命抱有义务。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义务的存在，每个人都认真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家和民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去，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尽自己的义务。 而有钱人则大多数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一个人处于一系列的义务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分割的整体，这就最后或明或暗的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你有钱时就对同一国家和民族中贫穷的人抱有义务，而这种义务削减了他们的福利。 一份前几年美国做了一个关于“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钱才能够自由的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概需要10亿美元。 不幸的是，大部分富人的钱仍然低于这个水准，也就是说，大部分富人的钱“不够花”。 这个时候如果对他们征税或者要求他们对社会和国家尽义务无疑会削减他们的福利。 于是这些低于10亿的富人们乐于相信这样的一种观点： 国家、民族都是虚构的、抽象的、不存在的东西，构成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人。 而每一个孤立的人都有自由的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力，如果国家、民族这些杂碎东西试图在“人”追求个人幸福的道路上设置条条框框，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是邪恶的，应该起来摧毁他们。 所有的自由主义都会演化出享乐主义和对颓废艺术的崇拜。 因为当他们否定了一系列人类社会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崇高的理念之后，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在道德上已经是一个空壳，于是他们就疯狂的拔高“自由”这个理念，他们高喊：“啊！自由你真伟大！啊！自由你真崇高！啊！自由，你从一个奇点制造了宇宙！ 然后又制造了一个霍金来思考奇点是什么？ 啊！自由你让猴子摆脱了长毛和尾巴，从此可以自由的行走，从此成为宇宙的灵长！” 但是当你追问他们什么是自由时，他们左右言它，说自由是来自于人类的天性，自由是让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明天的关键。如果一定要逼问出“自由”有什么最具体的表现，他们只好红着脸说，“自由就是一个人有权利随心所欲的支配自己的财富，当然为了维持公共服务而纳税他们是支持的，但是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 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当然不能超过法律的范畴，只要法律不反对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然后你又问：“谁在制定征税的标准？” “是议会。” “谁在制定法律？” “也是议会。” “那么议会里是些什么人？” “是我们——社会上的有钱人。” 于是乎真相显而易见，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让有钱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于是自由主义必然滋生出享乐主义。 而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除了享乐之外，在道德上出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有渴望树立自己在道德上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要摧毁传统的道德性，抬高所谓“自由”。 另一方面要玩一些“很炫”、“很酷”，一般人看不懂的东西——比如艺术。而自由主义的享乐倾向在他们追求艺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入到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上，他们追捧那种放纵的、抽象的、癫狂的、直接挑逗精神和感官的东西，他们为各种颓废艺术付钱，以便让让酒鬼、瘾君子、艾滋病患者从事艺术活动。 另一方面，为了扩大自由主义的粉丝，他们开始鼓励纵欲、吸毒、性解放、和各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并把这些和对颓废艺术的推崇结合起来，把当做一种潮流和趋势来运用。 美国的问题和当年大英帝国问题也是一样，18世纪晚期，英国希望北美分担帝国的防务费用，然后美国独立了，19世纪中期，希望加拿大分担帝国费用，然后加拿大也表示要效仿美国，在后来英国就再也不敢对任何一个白人殖民地提这样的要求。全部英帝国费用都是本土和印度，以及后来的埃及负担的，所以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要求停止印度为大英帝国买单之后，英国就没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而是谁来承当这些对殖民地的投资，和捍卫殖民帝国不受外来侵犯的防务费用。 当时的人也是有这个意识的，看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就知道，这是当时的英国决策者非常了解的原理。印度的铁路系统基本上都是在殖民时代建立的，孟买在之前只是不大的渔村。 比如美国人援助非洲人医疗药品，等非洲人口爆炸后他们的粮食就可以很方便的卖过去。 无论今天的全球化还是过去的“日不落化”，不仅要让本国的富人发财，而且也要让当地人的上层发财，这样才能降低统治成本。 殖民历史上最大的争议是，到底殖民地变得更穷了，还是更富了。 如果从直觉上看明显变得更穷了，在英帝国的统治下，爱尔兰因为饥荒而背井离乡，印度人被饿死，非洲在人吃人。 但是从统计数据上，却是殖民地更富裕了，被英国剥削了200年之后，印度有了塔塔集团。 最终指向的结论不是殖民地变得更穷了，而是殖民地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 在爱尔兰闹饥荒的那些年里，爱尔兰对英国的牛肉和小麦出口创造新高，因为最好的耕地和牧场都在大地主手里，普通农民土地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在山坡地上种植一些马铃薯维持生活，当马铃薯发生病虫害时，他们就面临生存威胁。 同样印度人被饿死时，还在为欧洲出口大量棉花和茶叶，非洲人在人吃人时还在为英国餐桌供应咖啡和可可——因为种植园都是属于少数人的。 无论全球化还是“日不落化”，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培养出一个全球化的精英阶级，去统治全球的平民阶级。 平民阶级如果不抗争，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年的爱尔兰人、印度人和非洲人一样。 民族主义的好处就是，它把原来正在融为一体的各国精英阶级割裂开，强迫他们互相对立，这样他们实行联合统治的能力就降低了。 而平民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团结起来，提高了自己的话语权，所以全球化遭遇民族主义是一种人类“生态系统”的自发平衡，全球化虚伪的普世价值必须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来平衡，如果不如此，人类社会就必然毁灭——要么人类社会在全球化的精英统治中彻底毁灭，要么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毁灭。 今天美国人给穷国援助，给盟友军事保护，对流氓国家开战，花的钱都是全体纳税人的钱，但是赚钱的却是少数富人，他们从全球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性市场中获利。所以美国的全球化没法持续下去，最终会出现一个“特朗普”。 就今天来开，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是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所谓全球化已经走过来头，普世价值和所谓的政治正确也走过了头，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平民阶级在自我挽救，也是挽救整个人类社会。 当游戏进行到这个时候，那么就没法在进行下去。除了个子最高的一小部分人之外，其他人都会要求重新制定规则。但是制定怎样的规则，不同身高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看法。2.5米高的希望能制定对自己身高更有利的规则，1.8米高的希望能更适合自己参加，而且1.6米高的说任何对高个子有利的规则一律不公平。 这种争吵越是持续不断，僵持的时间越长，那么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时候经常会有人提议“让我们把个子最高的那几个腿打断，然后扔到场地外面吧！”（美国超 4 万人请愿别让贝索斯重返地球）这种提议总是让绝大多数人赞同——在重新制定规则的时候，往往个子最高的一小部分人，处境最危险。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第一批被打断腿扔出去的是法国的宫廷权贵们；第二批是大贵族和金融家的立宪派；然后第三批代表工商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也被扔了出去。 正是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就会有了所谓“富豪民粹主义”，社会上最富有的一小批人跑去和民粹运动结盟。希特勒的纳粹党的崛起离不开工业财阀们的资助，现在美国的特朗普也绝非自己一个人，他的背后也有为数不少的超级富豪在若隐若现。 这种“富豪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尔良公爵。作为波旁王朝最显赫的家族，他却当时一些列煽动家的资助人和保护人，没有他的资助和保护，后来雅各宾派很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快的崛起。他拥有的罗亚尔宫巴黎警察不能入内，所以变成了各种煽动家们的庇护所——这里甚至后来被称为法国的革命的发源地。 他参加过攻占巴士底狱，第一个脱离自己的阶级参加第三等级会议，共和国时期第一个放弃贵族头衔，有了“平等者路易”的称号。他是哪个时代为自己家族赢得法国王冠的两个家族之一——波拿巴家族和奥尔良家族。当1830年，当法国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被废之后，巴黎人把他的儿子拥上王位，开启了法国的七月王朝。一直到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都存在一个势力很强大的奥尔良派，要求奥尔良家族继续充当法国国王。 教科书往往简单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释阶级问题，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奴隶社会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实际上可以用“六阶级法”来处理问题。不同的阶级之间可以互相结盟来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套方法大体可以解决近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大部分问题。 关于游戏规则的重组是一个大问题，历史上有几次典型的经历，比如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还有二次大战本身也是一次。 另一个可以借鉴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城邦故事，它是很小的范围内，信息通达的商业社会中发生的。 对于这个历史，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了这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既是一本历史书，又是一本政治学的启蒙书，通过历史描述诠释了国家、民族、阶级等人类社会政治中最永恒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