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残雪自称“中国的卡夫卡”？残雪作品在我国的认知度多低？
余华在《我的写作经历》里总结道： “所以，我想谈谈先锋文学。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在1989年，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题目来自于毕加索的一句话：“艺术家应该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为了表达我心目中的真实，我感到原有的写作方式已经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寻找更为丰富的，更具有变化的叙述。现在，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形式的革命，我不认为是一场革命，它仅仅只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丰富一些而已。 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写作出现了变化，从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它们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有关这样的变化，批评家们已经议论得很多了，但是都和我的写作无关。应该说是叙述指引我写下了这样的作品，我写着写着突然发现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是令我惊喜的发现，而且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的。在此之前我不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粗暴地认为人物都是作者意图的符号，当我发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感同身受的记录者，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因为我时常能够听到人物自身的发言，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比我要让他们说的更加确切和美妙。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就像我喜欢自己九十年代的作品那样，我仍然喜欢自己在八十年代所写下的作品，因为它们对于我是同样的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还将不断地写下去，在我今后的作品中，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会更有意义，我所说的意义是写出拥有灵魂和希望的作品。”  余华的《现实一种》和残雪一样，都是一种寓言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很多的隐喻。所不同的，余华后期摆脱了这种形式，残雪依然在继续。这种形式，必须有活生生的现实或主观真实支撑——比如卡夫卡——否则看起来就是虚伪。 早期的余华和现在的残雪就是这样，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虚伪，他们描写的人性的灰暗和存在的虚伪，只是一种“理想中的范式”，所以他们的文字，就是一种游戏，无法为人的生活提供指导，也无法揭示人真正的性格。这种文字的无意义，也体现在这里。——如果真对人的生存困境做研究，那么社会学家的研究会更好一些，比小说好得多。 寓言故事的体裁，势必都带有荒诞，而荒诞的真实，却来自真正的现实。只有真正的现实，才是人性。先锋小说走得太远，似乎想把现代艺术里的主题幻化到小说中，却无法成功。正如《现实一种》最后的结尾：“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 说白了，文学的真诚，是读者能够感受到的。你的真诚在那一刻，是和叙述技巧、叙述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好的技巧和方式，是让你的真诚能恰如其分、独一无二地表达。正是真诚，使得你的作品能流传下去。 反过来，而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叙述方式的，不讲究叙述方式的人，首先是不真诚的，因为这是一种懒惰，一种不想让故事好好讲出来的懒惰。不想着影响自己的读者。 任何立志于写作的人，当不断尝试。一是脑中的故事要真诚，如果不是人物自己成长的，而自己把它们作为符号硬捏出来，则不可。而它们成长了，你则根据它们的情感、故事，寻找最合适的表述，或荒诞，或癫狂，或冷酷，或平淡，或神秘。 怕就怕自以为天下无敌，开创了一代文风，放之四海千古而皆准。（如乾隆老师，以为自己的诗真的达到了另一种境界，远超汉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