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退还西夏土地，到底发生过没有，以及如果是真实发生的，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宋朝做出了这个政治决定？
元祐时期，在传统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中的一次「小休」。其间牵涉新旧两党党争等种种要素，确切讲，即是高太后临朝期间，旧党对新党政策的全盘否定和反扑。可是，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其主张的弃置新地一事若仅从党派政治或司马光政治观念方面解释似乎也有不妥，值得再做一番考察。 自1038年仁宗朝元昊脱宋称帝起，宋夏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相互征伐。双方且战且停，互有胜负，僵持不下。而伴随着宋夏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熙宁起，朝野上下开始盛行弭兵论，贬低军事胜利的价值，且谴责杀人是种罪行（或许有佛教思想的影响）。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力主的「弃地」外交忍让政策正是弭兵论实践的高峰。 实际上，神宗、哲宗朝的弭兵论是宋初弭兵论的延续，彼时弭兵的背景是宋辽战争。宋辽檀渊之盟，辽归还了遂城及瀛、莫二州。也可以讲，归还侵地，不是没有「国际先例」的。其后，南宋初在军事胜势的情况下，宋廷与金的绍兴合议，归还（实则割让）唐、邓、商、秦数地，坐实了卖国的臭名。 司马光的主张与前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经过外交谈判而主动归还侵地，多少显得懦弱，且无法确认是否可以达到息兵的目的。这也是争议所在。 司马光等旧党反对用兵，避免对夏军事行动升级，藉以安抚党项和恢复双方关系。「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前朝的熙河政策是侵略行径，为弭兵，上策是主动归还侵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旧好。假若受到党项的军事威胁后，才归还侵地，这不单不是仁慈的表现，更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当时，宰执范纯仁、文彦博都是这种外交忍让政策的支持者。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等旧党的主张稍显迂腐，或者说太过理想化。那么，除了反对王安石一党新政和儒家仁政立场外，是否还有现实方面的考量。请看如下曾瑞龙先生《拓边西北》中的一段论述： 此时，宋廷正处于一个两难局面——保卫新领土的代价太大，而事前未经严峻的谈判便归还土地，未免是懦弱的外交姿态。「存之则耗蠹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戎人不请，无缘强与。」 另一方面，如异议者所讲，新占领地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归还土地虽是义政，但放弃领土与保证和平没有必然的关系。 元祐旧党们对于领土归还的问题未能取得共识，最终，他们选择了妥协方案：只归还葭芦、米脂、浮图和安疆寨，保留兰州、义合、吴堡和塞门。 至此，疆界纠纷仍未能圆满解决，宋廷不愿交还兰州等要地，双方表面上恢复了短暂和平，实则敌对情绪仍旧存在。 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新党，恢复对西夏用兵。平夏城之战，大获全胜，迫使西夏臣服宋廷。那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