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南宁分行某高管利用职权转走储户 2.5 亿元存款，一审法院认定银行不担责，储户该如何维权？
这又是一个标题党，一审法院根本没有认定银行不用承担任何赔付责任。 不想看图片的我简单的概况一下本案的情况： 原告诉请法院请求工行南宁民族支行、工行南宁分行向原告兑付存单本金2530万元及支付利息（可能存在多个类似的案件，总额会更大）——法院认为两份编号为南公南公捕字［2019］00043号、南公南公捕字［2019］00044号《逮捕证》内容显示，梁建红、时蓓涉嫌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南宁市公安局已对其二人执行逮捕，上述刑事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而梁建红、时蓓参与了本案存单开户、提取等事宜，故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据报道称（没看到判决书），刑事一审判决梁建红一审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万元；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0万元；犯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万元；最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320万元。——至于银行责任——判决书中表示，“梁建红原所属单位是否是退赔责任主体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本院不予评判。” 理一理法院的裁判逻辑是：本案梁建红、时蓓涉嫌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存单可能也是假的、钱也被骗了——由公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未对银行是否需要担责作出评价 评析：本案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的案件，刑民交叉案件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原因在于，原本并行的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相互干预（往往是刑事案件对民事案件的干预较多），使得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事实认定、程序进展、法律适用等相互交织在一起，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局面。 我国司法实践中，历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当然，在立法上即最高院的认识上是有变迁过程的。 本案民事审判阶段存在的问题在于—— 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直接裁定驳回起诉——而事实上，本案的法人即工行南宁分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若要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来认定，即梁某、时某存单、开户是否存在伪造、是否利用职权，则直接裁定驳回起诉显然不当。本案的被告并非梁、时二人，而是法人——应当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继续审理——进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5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后，再行确定法人的责任。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过于机械，亦不属于应予适用的情形。应当正确理解第十一条和第十条的关系，区分是否为同一法律关系（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九民纪要写得很清楚了，就不赘述了） 第二，诉求的问题。诉求的是兑付责任，是否考虑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分别审理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争议焦点也可避开存单是否为真实，而主要围绕银行是否担责（当然，一切还是要以证据为主）——即《九民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三款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则应当分别审理——当然，本案的兑付责任其实适用本条也并无不当 正如《九民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所言，“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本案就属于典型的应予纠正的情形。  谈谈可能的救济途径（许多人挺关心这个问题的）：第一，对本案申请再审；第二，另案起诉，诉请银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由，追加银行为被告。 本案中，从报道上看刑事判决书并未对银行责任作出处理，因此当事人可能并未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法院刑事一审判决针对的是梁某、时某二人的盗窃罪、诈骗罪等犯罪问题进行审理，与法人本就无关，不予评价也算正常。 大家都对案件的实体可能的审理非常的关注，就是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承担多大责任。 说实话，每个我们没有实际接触的案件，没有看到证据材料的案件，是很难去作出准确的判断的。你很难想象背后的证据链反映出的事实是怎么样的？如果仅凭一方的说法，那无疑是葫芦僧判葫芦案。 所以，那些问你直接告诉我承担什么责任的，我只能跟你说没看到证据之前，我不做判断。 笔者有看到一篇报道有载明部分法院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裁判文书网没搜到 刑事判决载明的事实是民事审理的重要依据，我们也借此来谈谈从实体上银行负有的义务，以及举证责任的问题。——进而探讨下其可能的责任 因此，对于储户来说，银行主要有以下几种义务： （一）给付义务——也就是能取得出钱来 (二)  审慎义务——就是银行应根据专业技术条件对交易过程中的单据、卡片、纸质信息进行全面的审查 （三）其它附属义务——包括通知义务、保密义务、保护义务及协助义务 因此，本案若进入实体审理，可能存在的一个重要争议焦点就是银行是否尽到足够的管理职责，是否尽到严格的注意资金安全的义务。也就是说，倘若银行未尽到管理职责和注意资金安全义务，则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本案实体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谁负有举证责任（是要由原告（储户）来证明银行是否存在管理疏忽和注意义务还是由银行自己来证明，这个完全有可能极大的影响判决）——这里个人倾向于应当由银行来证明其尽到义务，以更好的保护储户的利益，即银行应当证明其已经尽到足够管理职责和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理由主要为：银行与储户的交易地位明显处于优势，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所有的交易凭证、平台、记录、单据凭证等证据均留存于银行系统内，当然从公平责任出发，银行也比储户更具有抗风险能力（有钱）。 从媒体上看到的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里，笔者有注意到这么几个问题——“判决书显示，除了银行正常的办理流程及规定外，梁建红向莫某等人以及被害人苏某、石某等人提出其个人的四点要求：一是大额存单的密码必须设置成企业方指定的密码；二是存单必须要在梁建红和企业方、客户方在场的情况下用信封封存，在三方见证下用信封封存好后，三方在封口上签字；三是存单到期后，必须要在三方见证下打开之前封存的信封，由企业方陪同取款；四是将存单封存后，客户要将身份证交给梁建红或企业方代表去核实客户身份。”；“企业愿意给存款人付资金成本，企业额外给利息，一般是月息的4%”“要求被害人按时蓓提供的密码设置存单密码”——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在实体认定（责任判定）的时候，因为存在前述几个问题，按企业指定密码存储（相当于把密码直接告知了骗子）；不寻常的4%的利息等，极有可能法院会认为受害人存在过错，应当自担一定的责任。——银行的责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据判断。——是否能成立表见代理，或是按照责任分成(看双方各自承担多少的责任)等。  我是 @法律人陈雨南，坐标厦门。  点个关注，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