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为什么不能做蒙古大汗?
如果说网上各式各样的奇怪法统论是用华夷秩序去硬套维也纳体系，那这个问题是用君合国继承法硬套华夷秩序。 虽然历史上努尔哈赤本人被蒙古人推尊了阿尔萨兰博格达彻辰合罕这个称号，皇太极继续使用博格达彻臣汗。但是博格达彻臣汗/博格达汗的使用在顺治入关后就基本消失了。蒙古语文档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满语音转的quwangdi。 华夷秩序下的“皇帝”具有排他性的优越性，自然也高于“汗”。即便是称过“天可汗”的唐太宗也认为华夷秩序下的天子是高于可汗，他要“下行可汗事”。入关后的清国自然不例外地接收华夷秩序。一个例证是，丙子胡乱后的三田渡碑上，汉文的“皇帝”被直接翻译成满语的enduringge han（“圣汗”），蒙语的Boγda qaγan。但随着入关，满语中的对皇帝的称呼不再是“xxx han”，而是被huwangdi全面替代。 所以明朝皇帝去当蒙古大汗本身就和华夷秩序不兼容。有的人提出唐太宗的天可汗。且不说近年这个天可汗热点寄托了一些超出历史文本本身的发散性内容，实际上“天可汗”的崇高地位本身就是华夷秩序，是盖在帛书上那些个篆体字赋予的。否则在草原上一茬儿一茬儿的“撑犁可汗”“登利可汗”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即便明朝对蒙古地区有着比历史上有着更高的控制力，我们类比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不去兼任朝鲜的国王呢？  另外个人观点，对Bogda Khan的特殊关注可能还挺西方中心的。俄国的确在一段时期内称清帝为博格达汗，俄国使者斯帕法里(N.G.Spathary) （即汉籍中的尼果赖）对清帝的称呼就是博格达汗。因为早期清俄交往通过蒙古人进行。在清初，一般蒙古人对清帝用“博格达汗”记忆留存也不奇怪。而斯帕法里在北京的记录又是俄国汉学界很重要的材料，大大增加了“博格达汗”的传播力。 实际上随着俄国和西欧的交流，俄国对清国的认识不再仅限通过蒙古人的渠道，大量耶稣会和西欧人的材料也增加了俄国对清国的认识。乾隆朝时俄国对清帝的称呼已改为Император。在《恰克图条约附款》修约时，俄国人也知道，清国人认为han是不够体面的，是低于满语的huwangdi，也是低于imperator/Императо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