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及所谓的“陆扬的时代”？
1.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晚唐史研究，大体是基于陈寅恪、内藤湖南的范式而展开，主要是进一步推敲、完善、深化、修正陈、内藤等学者提出的命题与假说。并没有学者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完全取代陈、内藤范式的框架。郝若贝的中叶转型（750-1550）的框架可谓高屋建瓴，但其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在于接续两宋与明清，其中唐宋转型的部分大体是对内藤湖南框架的接受与再阐释。 陆扬希望以“清流文化”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勾勒出历史“局部”之间的纽带，重新构建由唐至宋的历史脉络。“陆扬的时代”是前辈学者对其胆识与尝试的赞许与恭维。然而，以“清流文化”来把握中晚唐至于宋初的许多变化，有太多局限（详下）。我想，陆扬的时代是不会到来了。其实，更准确地说，在唐宋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陆扬时代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淘汰了。 2. 在我个人看来，陆扬的代表性论文有两篇。一是《解读〈 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国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二是《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作出开创性的贡献，这奠定了陆扬的地位。他的视角、方法本身，并不能说很新——至少对于欧洲史、日本史的学者来说，可能是比较熟悉的取径。但我想，这两篇文章最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将新的视角注入传统观佛教史、政治史的肌理。我们知道，完全借鉴新文化史的思路，在中国史领域开拓身体史、医疗史、性别史等前人完全忽略的研究，这当然很有意义；但同时，这些“新史学”的研究与传统政治史、社会史之间，似乎总有一道次元壁。陆扬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打通了这一次元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传统国史领域的年轻学生来说，陆扬代表着新的可能。 3. 对我个人而言，《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则是一本非常令人失望的书。陈志坚有一篇书评，讲的非常中肯，当然批评也比较隐晦。简单说，陈志坚肯定了其中一些文章的学术史意义，但也指出了“清流文化”这个概念的根本问题。我个人认为，“清流文化”这个概念，内涵外延就不清楚；即使未来能够澄清，也不能肩负起陆扬呈现唐帝国全景的目标。 细读《序论》，其中有一句话很有趣： 这点讲得非常好。问题也呼之欲出了：清流词臣只是中晚唐以来的一个群体；清流文化，只是词臣服膺的一种文化。以一小部分人的一种文化，来梳理整个中晚唐以来的政治、社会、文化，显然会有很大的问题。就社会史而言，陆扬强烈反对内藤湖南、孙国栋、郝若贝等人的取径，主张词臣世宦这个现象的特殊性。问题是词臣只是当时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比如，仇鹿鸣在其《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中，梳理了南阳张的兴衰。其中提到，“安史之乱前后发迹的一批张姓新贵仍纷纷选择以南阳为郡望。”这样的现象，其实反映出中古门阀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对于晚唐至于宋初的社会至关重要。但如果我们只将目光局限于清流词臣与他们的清流文化，我们根本看不到整个社会的基本脉动。 就文化史、政治史而言也是如此。清流词臣说到底就是写一些公文，显然他们会说自己做的事情对天下国家是很重要的——如果当时厨师写的文字能保留下来的话，他们一定会说庖丁解牛、大国小鲜，烹饪对于天下国家是非常重要的。陆扬之前还做个一个报告，通过王处直墓葬壁画，来讲清流文化如何影响了王处直这样的武人。有趣的是，最后陆扬并没有将这篇文章收入书中——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严谨。但我觉得，这个视角代表了陆扬看待中晚唐的方式。其中局限，陈志坚已经有所讨论，这里就不重复了。 4. 说到底，清流词臣把自己司职的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观察并不新颖。事实上，包弼德（Peter Bol）的《斯文》早就注意到了“文”这个观念在唐宋间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此外，陈弱水对于中古之“文”，也有深入的阐发。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陆扬书全然没有提及包弼德的贡献，我觉得全书的一大遗憾——因为陆扬很熟悉包弼德的研究，不可能失引，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太好。包弼德认为清流观念到了八世纪中就已经动摇，而陆扬认为恰恰在晚唐五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我个人认为这两点并不矛盾，而包说更为基础；正是因为清流文化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词臣才必须不断强调自己坚守的文化；这一点反映在墓志中，就是好陆扬讲的，词臣家族构建自己家族神话。而陆扬书正是基于包弼德的洞见而展开。 对于陆扬试图完全绕开包弼德等学者，虽然无关抄袭剽窃，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一做法颇为可耻。未来学术史上，也必是一件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