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熊培云的文章《死刑是个笑话》？
死刑从来不是笑话。 著名的生物学家贾雷德·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观察极乐鸟期间，住在一个小岛上。 这个小岛在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初）成为了白人的殖民地，此前岛上的居民都是未开化的土著民，在21世纪初，这些在100年前还在刀耕火种的岛民已经过起了现代人的生活。 戴蒙德在岛上进行鸟类观察，经常要从岛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他请了几个向导为自己引路，这些向导都来自同一个村子，我们称之为A村。 在横穿小岛森林的时候，A村的向导非常警惕，在经过另一个村子B村的时候小心翼翼、快速通过。这让戴蒙德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岛上不论A村还是B村，村民都非常友善，大方好客，为什么A村的人们在接近B村的时候如临大敌呢？ A村的老人告诉戴蒙德，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A村和B村曾经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起因无人记得，可能是A村妇女在采摘农作物的时候“偷”了B村的产物，在数次冲突升级之后，B村有人在冲突中被失手打死。整个B村都是死者的亲戚，他们开始为死者复仇，在突袭中杀死了A村的凶手。而死掉的凶手又是A村所有人的亲戚，于是A村的复仇计划开始了。 你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个纯自然、未受干扰、人们以血缘聚居的小岛上，A村和B村之间的仇杀变成了周而复始的冤冤相报。在自然状态下，血亲复仇是被鼓励的，任何部落和个人都会为了自身的安全，将血亲复仇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就这样一次偶然的冲突，造成了两个村子数百年的仇杀，按照戴蒙德的计算，虽然几百年来因此死去的人也就几十人，但是相对于小岛上稀薄的人口来说，这个死亡率是远高于世界大战的。 这样的仇杀似乎无休无止。当白人殖民者来到岛上的时候，殖民者向岛民展示了火枪的威力，只需要一枪就可以杀死最强壮的人，同时殖民者还告诉岛民，杀人的人会被这把枪打个透心凉心飞扬。 自此，两个村子数百年不息的仇杀戛然而止。AB两个村虽然仍有敌意，但是已经不会一言不合就发动突袭了，村子里长期的守卫也得到了解放，不再需要为了战争而储备粮食，距离村庄较远的土地也获得了开发。 戴蒙德还提到，就在他住在岛上期间，一位B村的村民在开车时无意中撞死了A村村民，而A村村民并未找他寻仇，反而是跑到当地警察局寻求公道。 发生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村民们相信: 雷蒙德·戴蒙德将这个案例记录在自己的民族志类书籍《昨日之前的世界》中，kindle就可以买到。 这个有趣的案例告诉我们死刑实际上的作用，死刑的作用从一开始就不是威慑，而是报复。死刑的执行者——即执法者作为超聚落的、无人格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保证报复的绝对被执行，另一方面也不必担心在执行报复之后受到报复——报复链条在执法者这里被终结。正因为此，执法机构才得以被人们所信赖，人们将自己报复的权力交予可信赖的执法机构，由执法机构代为进行报复，来自执法机构的报复无法阻挡，同时自己也没有因为复仇而被报复的担忧。 这是执法机构的权力源泉，即执法机构或者叫公权力持有的暴力的合法性来源，一旦这个来源枯竭，执法机构的权力基础就可能发生动摇。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出现在马里奥普佐名垂青史的小说《教父》和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同名经典电影中： 殡仪馆老板博纳塞拉的女儿被两个美国上层家庭出身的登徒子在酒后施以暴力，被打得面骨碎裂。博纳塞拉作为一个西西里新移民，全心全意地信任美国的司法机构，希望法庭让那两个年轻人吃苦头。但是两个暴徒的父母在法庭上向法官施加压力，法官判处两个暴徒缓刑。 “他们甚至连牢都不用坐。” 最后，博纳塞拉找到纽约黑手党柯里昂家族的教父维托，向他“祈求正义”，而维托则要求博纳塞拉献上“自己的友谊”，也就是要求这位殡仪馆老板向他效忠。在获得了满意的效忠之后，维托就派出两个小混混，将暴徒打得半死。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博纳塞拉要求的“正义”实际上是“公平的报复”，而他所相信的美国司法部并没有给他”正义“，他则通过效忠能够为他带来”正义“的维托柯里昂获得了他想要的”正义“。这种效忠实际上是”授权“。 正义永远不会伸张自己。在《教父》的例子中，无法为博纳塞拉带来“正义”的司法部门自然也无法得到博纳塞拉的“授权”，教父的地下王朝实际上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博纳塞拉这样的人授予的权力构成的。 而这种“正义”最极端也是最终极的方式，就是生命的终结，在生命终结之后，所有支撑受害者复仇的动因就会终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死刑这件工具带来的结果并不是让死亡“消失”，而是将这件工具转移到了另一个人或组织手上——以死亡进行报复的需求永远存在，你不去做自然有人去做。 从个人的角度上说，我认为死刑工具掌握在公权力手中比掌握在其他暴力组织手中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