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打压塞族到底是帮了还是害了南斯拉夫？
7.6 更新 关于Ante Trumbić的那句“名言” 6.25更新 ①关于斯泰皮纳茨和二战期间的克罗地亚天主教会 ②关于民族认同 此答案的坑，目测短期是填不满了，道个歉先。 ———————————————————— 多谢 邀请。 好尖锐的问题，忍不住还是先答两句。题主问了好几个问题，而每一个很复杂，我会一点一点填坑。 首先应当澄清，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不是“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黑山族、马其顿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和穆斯林族（1971年获得承认），是南斯拉夫的六个构成民族（konstitutivni narod）。塞族跟中国汉族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中国只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是按照民族来设置的，而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都是根据民族原则设置的。 再说铁托。没错，铁托出生在克罗地亚。但是从他一生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行为，他不是一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个出生在克罗地亚、有斯洛文尼亚血统、二战期间在波黑打游击、身后葬在贝尔格莱德、曾经令黑山首都以其命名的人，是南斯拉夫精神最好的象征。他那一代共产党领袖（吉拉斯、卡尔德利），可能除了兰科维奇之外，“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要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更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身份认同。铁托的中立身份是捏合南斯拉夫的重要因素，但悲剧也正体现于此：铁托去世后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都不是“南斯拉夫人”，而是“来自某个共和国/自治省以及某个民族的”领导人。铁托之后，再无人能代表整个南斯拉夫。提到这些，主要是想说明，铁托压制塞尔维亚（族）跟他的族裔（ethnicity）没什么关系。 铁托打压塞尔维亚共和国/塞族并不是立国之初就有的政策，而是发生在60年代中期之后。历史背景既有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塞克矛盾，也有南共三号人物兰科维奇倒台，后者更为重要。 兰科维奇是南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塞尔维亚族。战后任内务部部长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兰科维奇代表了南共五六十年代主张中央集权、专制的一派。兰科维奇基本控制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大权，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践踏科索沃的自治权。1963年两个自治省扩大自治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限制兰科维奇。1966年兰科维奇东窗事发（在铁托寝室安装窃听器），同情他的派别遭到清洗，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共产党成为替罪羊。南共内部的分权主义势头上升。此后十年是去中心化的高潮，作为共同身份认同的南斯拉夫主义被放弃。 ———————————————————— 感谢 提到斯泰皮纳茨（Alojzije Stepinac；拉丁语Aloysius Stepinac）。斯泰皮纳茨1938至1960年任天主教会萨格勒布大主教。 二战中，南斯拉夫王国瓦解，在纳粹扶植下，民族主义的乌斯塔沙运动上台，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斯泰皮纳茨公开场合支持乌斯塔沙统治（南斯拉夫王国给克族造成的阴影太深）；但得知塞族和犹太人遭遇种族屠杀之后，他多次私下向政府抗议，谴责种族压迫，并参与营救犹太人。 战后对他的审判，罪名包括通敌、与乌斯塔沙政权合作、背叛南斯拉夫政府（似乎指的是支持战后乌斯塔沙的抵抗运动）、强迫塞族东正教徒改宗天主教等。 强迫改宗（和种族屠杀）是乌斯塔沙政权的行为，是他们种族清洗、建立同质（homogeneous；不知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克罗地亚天主教会内部有不少牧师支持乌斯塔沙的强迫改宗，甚至参与了种族屠杀。也有部分牧师反对种族压迫，斯泰皮纳茨就是其中之一。但更复杂的是，斯泰皮纳茨（以及其他保护犹太人和塞族的天主教牧师）只保护了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和塞族。这既可以理解为处于保护犹太人和塞族的权宜之计，但也可以解释为“天主教会认为只有改宗者才值得保护”，以色列学者Menachem Shelah曾有分析认为保护力度不够。 小结：战后对他的审判是一场审判秀（show trial）。斯泰皮纳茨在二战中的克罗地亚宗教人士里是比较温和的，将乌斯塔沙的卑劣罪行全部安在他头上是不公正的。这样严厉的审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教会领袖身份，目的是起到威慑作用。私以为，斯泰皮纳茨没有像梵蒂冈宣传的那般高尚，但仍值得尊敬。 参考： Biondich, Mark. "Religion and Nation in Wartime Croatia: Reflections on the Ustaša Policy of Forced Religious Conversions, 1941-194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5): 71-116. Biondich, Mark.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artime Croatia, 1941–45."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7.4 (2006): 429-457. Phayer, Michael.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1930-196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克族、塞族这些民族划分并不是铁托创造的，但也不是自古以来、客观的、天然存在的固定群体。拿nation-building这个词作比喻很好，语言、宗教、地域、民俗都只是建筑材料，需要有人来建构才会有现代的政治民族身份。 19世纪的波黑村庄里的东正教徒自称”东正教徒”或者“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是“塞族”；19世纪伏伊伏丁那的塞族知识分子也不认同贝尔格莱德的王国政府；20世纪初波黑穆斯林中有不少人投入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应该说，直到20世纪早期，有很多人强烈的认同自己是塞族或者克族，于是有压迫政策有大屠杀；但也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城市里有自认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乡村里有只知道自己的信仰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邻居东正教徒不一样的农民。过去的民族认同是非常流动的。 而无论是南斯拉夫王国，还是联邦，还是解体之后的各共和国，无论他们是采取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是民族自治主义又或是分离主义，都在把“流动”的认同固定下来，建立同质的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南联邦）。 ———————————————————— （强烈推荐去看他的答案，比我的系统得多。）提到安泰·特伦比奇（Ante Trumbić）的那段话 为不少研究巴尔干历史和民族关系的著作引用。 然而这段谈话却并不发生在1914年，也不是在南斯拉夫王国建立之初，而是在1935年： (Tanner, Marcus. Croatia: a nation forged in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特伦比奇对塞族的贬损并非毫无来由的种族歧视，而是源自塞尔维亚王室统治下专制、压迫的政治局势。当年力促塞克合作的老政治家绝望了。 （绝望的又何止克族政治家呢？克罗地亚塞族领袖斯韦托扎尔·普利比切维奇（Svetozar Pribićević/Светозар Прибићевић）1918年时强烈要求无条件与塞尔维亚王国合并，1929年之后因为反对国王独裁而被迫流亡海外，死于他乡。） ———————————————————— 待续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