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影里高智商犯罪分子动手之前都要来段贝多芬或者巴赫的音乐？
大反派与严肃音乐 反差就像催化剂，总能创造出奇妙的效果。 刚刚，加里奥德曼凭借在《至暗时刻》的出色表现，拿下9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可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杀人前将药丸咬得嘎嘎响，听着贝多芬的音乐，痴迷又冷静的样子。贝多芬音乐的严肃，跟他杀人的狂躁，在我心里咯噔一下，忘不了。 不只奥德曼，那些优雅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偏执又聪明、冷静又狂热，在“反社会”的大动作前，都会来一段严肃的古典音乐，或者本人就很痴迷严肃音乐。《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在杀人食肉之际，也爱指挥复调大师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要追溯其源头，斯坦利库布里克1971年的《发条橙》算是个“开山者”。男主是个邪恶的反社会分子，除了好事，什么事都做。他另一的一个特质就是疯狂痴迷贝多芬，最喜欢一边听贝多芬一边奸淫女性。 在一所公寓奸淫女性时，则用的《雨中曲》的音乐与舞蹈。（雨中曲的主演表示难以接受） 在水边戏耍同伴时，画面用的慢动作，像是在跳舞，配以罗西尼皆大欢喜的《贼鹊》。 全片满是画面与动作的强烈反差，当音画脱节的时候，我们便会关注到音乐。欢快、严谨的古典音乐分别给人以欢乐和崇高感，崇高的情绪与“反社会”的画面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奇妙的反应。 就像克拉考尔所讲，这种音画的冲突，带来陌生感。使得人们对背景音乐对画面的敏感度都调动起来，丰富的情感体验使人进入新的广阔的天地中。  与这种现象一同出现的，还有对英雄形象的反动。  那些正义、善良散发着光辉伟岸的英雄形象开始让人觉得虚假甚至“虚伪”。这一变化是人类崇高理想逐渐衰微的渐变过程。尤其以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甚。其强调人的动物本能，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性中阴暗的、丑陋的原始欲望，提出以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这些都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宗教、理性和秩序的尊崇，动摇了人对自己精神归属的自信。那些混合了神性的光辉与兽性的黑暗的饱满的形象更受到人们的青睐，甚至是单纯地展现人性所隐晦的黑暗才让观众感到“真实”与“亲切”。这何尝不是一次“英雄主义”的反弹呢？又或许是人们在这些角色中照见了自己深深压抑的阴暗面。 像《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风头甚至盖过了蝙蝠侠； 《指环王》中被邪恶侵蚀左右摇摆的咕噜； 《七宗罪》里疯狂的信徒等等。 大反派行凶之前，严谨的古典音乐使得反派变得优雅、迷人起来。这与道德、与善良无关。越是“凶残”越是“偏执”的反派，配以超高的智商，或配以超高的品位，这种强烈的反差，就越有种致命的吸引力。 然而，这种“血腥暴力”的画面与“崇高壮美”的音乐除了些许的反差跳脱之外，更多的是美妙的和谐感。 我倾向于做这样的思考，古典音乐的某些精神特质隐藏在“规整，节制，优雅”的旋律与结构之下，而与“暴力，破坏”的精神特质相通。有人将严肃音乐比作音符建成的建筑，有人将之比作数学的宫殿。不论如何，都体现了其严谨的秩序，而充斥其中的便是满满的控制欲了。而“暴力美学”所追求的则是“为暴力赋予美感”，那么将“暴力”装进崇高的音乐盒里，就再合适不过了。被压抑在崇高里的“暴力”，反而有了更强的张力与更优雅的外表。 这种关系，大概就是“欲”在“禁”中吧！    [1][德]齐格弗里德·卡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174页。  [2][德]齐格弗里德·卡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原文章在我的专栏：大反派与严肃音乐的故事 喜欢电影和文字的，欢迎关注我的影评专栏： 支持热爱电影和文字的我继续写下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