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其实学界早有定论，但坊间却一直喋喋不休的历史问题？
这种事民族史一直是重灾区啊，而且还牵连着北朝史、元史、清史的大量魔幻主义段子。而且不说西北史地、边疆的搞不清楚，就是汉地、中原也是扯不清楚。比如元史比较经典的儒户地位问题，“九儒十丐”的流传范围依旧很广。当然九儒十丐这个段子也不是现代网络发达之后才出现的，在宋末遗民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流传开来，不过其真实性也是值得讨论的。元代儒户地位到底如何，史学界是有比较经典的论述的。萧启庆先生的《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回望了从大蒙古国建国到至元中后期儒户最终确立的过程，就其中蒙古统治者如何看待儒学（儒教）、儒籍的选定与考核、对于江南地区儒籍的政策等问题依次进行了展开讨论。随后讨论对元代儒户的数目问题，对江南地区儒户的数额进行了一次推算，认为大致在十万户左右；指出了元代南北儒户数量差异巨大，并且就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政策和财政上做出了推测。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元代儒户的义务和权利，首先指出元代儒户与宗教户计一样承担精神义务；儒户子弟有就学的义务并且享有免除差役的权利；说明了元代儒户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义务，指出这与个人年龄和学历有关；其次说明了元代儒户的权利，该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经济特权，主要在于生员支取廪给和儒户免除部分赋役。此后继续就元代儒人的出路问题进行了说明，主要就元代儒户出仕问题进行了分析。 该文指出元代儒户主要的出路有两条，第一是补吏、经岁贡儒士的方式进入仕途，第二是经由充任教官。该部分指出了元代儒户仕途不顺不仅仅表现为岗位数量不足，而主要在于职位的“质”以及升迁缓慢，因此士人永沉下僚。该部分最后提出了元代儒户在科举中存在优势，这一优势与元代儒户的家学渊源以及赋役优待有关。同时该部分也指出了因为元代儒户仕途不顺，存在有荒废本业的情况，儒户养育人才的功能实际上大打折扣。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首先该文与元代诸色户计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指出元代儒户的待遇、地位都较高，甚至还有冒认儒户的情况。因此前人对于元代儒户地位低下的判断有些属于夸张，回应了关于儒户在元代地位的问题；其次指出了元代儒士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了几个优崇的身份团体之一，指出了元代儒士地位在演进过程中的特殊性。该文于1978年发表，虽然其中也略有一些漏洞，例如对于儒户数据的推论使用部分道、路、府的平均儒户率推论江南地区总体儒户数量比较的草率。或如儒士出路部分提到元代儒户由学官入仕，其中统计了元代学官的额数，统计教授到直学的六种学官。但是元代地方官学、书院还有一些学职，如训导、斋谕、学宾等未能穷尽等。但是基本的解释框架，学界相对而言还都是采纳的。因此，与其黑大元儒户地位低下，不如换个角度说大元的儒士相比于大宋是如何的地位下滑。不过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下，敢于正面评价（“被爆吹”）大宋的，我还是会佩服其勇气的。 再有就是关于元代的基层。贵乎经典叙（bao）事（lun）就是“元代皇权不下省”以及“直接放弃基层管理”。 基层管理这是历代都有的一个问题，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教训和不足，哪怕今天。因此以某些事情的无力论述施政的方针是有失妥当的。 而且对于基层社会的研究，在学术界也算是逐次下移正在建设和展示的部分。元代的基层社会绝对不是放任的，对元代基层社会的研究也是有很多成果的。 比较经典的论文是杨讷先生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该文就社设置的背景、以及互助生产、教化治安的经济、政治功能做出了讨论，并且讨论了社制下社长地位、产生等的问题，是关于社制比较全面和经典的论述。在该文中，杨先生也提到关于社学的问题尚未梳理清晰。这个问题伴随着学界讨论的继续深入，也已经得到了回答。蔡师在《元代社学与乡村童蒙教育的开展》（《河北学刊》2018）一文中就社会设立的背景、社学运转中关于教学内容设置、生员来源、教师身份、经费来源，社学与民间义塾的关系，社学在元代开办的兴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施克灿先生在《古代社学沿革与性质考》（《教育学报》2013）中就元代社学的“准官学”性质进行了讨论。熊明安先生在《元明时期设社学开创了我国普及初等教育的先例》（2009年《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中从教育发展的理论层面也剖析了社学的性质。 关于元代的基层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鲁西奇先生在《元代乡里制度及其运行中的南北方差异》（2019《思想战线》）一文中就乡里正、社长之间的关系再进行了讨论，指出北方乡的功能并不明朗，在村社之上出现了镇、堡、市等地域管辖，在乡村主要发挥征发、行政与社会管理功能的还是村社。指出南方的社不仅仅是基层管理组织，也是民间信仰组织。并且说明了元代在南北方分别沿袭金代制度和宋代制度的情况。同样是鲁西奇先生在《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201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文中通过对于买地券史料的使用，展示了城中厢、坊的性质、沿革，以及社的广泛存在、宋金元时期华北、江南、川陕等地乡里组织、区划和沿革。陈衍德先生在《元代基层组织与赋役制度》（199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文指出了作为互助经济组织的社、作为赋役征调单位的社的发展与变化，讨论了社长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社制的民间自治互助和基层政府设施的双重性质。马晓林老师的《从国都到村社：元代社稷礼制考》以礼制、祭祀为出发点，对元代基层社会的社稷祭祀提出了讨论，对于元代民间的礼学实践和元代士人的多元化礼学观念提出了一些看法。 以上只是学界关于元代基层社会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很多从不同视角展开的讨论，如经理田土、水利开发、地方性研究等等，不能一一列举。虽然观点并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可以看出元代对于基层的政治控制、治安、经济、教化、文化等领域绝对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并且尝试进行组织和控制的。考虑到地域差异等原因，各地效果难以穷尽说明，但是不论如何，认为元政府直接放弃基层恐怕过于奔放了。 当然，搞影射史学的再另当别论，这事怕是得归政治学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