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的就业形势真的比以往都要严峻很多吗？
很严峻，但意料之中。 主要原因有如下几项： ①近年来按权力分配比率有增长趋势，按实际产出实际贡献分配的比率有所下降，从而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意愿下降，资本积累率下降，也就导致能提供的新增工作岗位减少，而存量岗位因企业亏损或投资下降而失业的增加。 比如，过去很多能够由社会更自由竞争更自由参与的生意和岗位，慢慢变得只有有权力关系才能干，搞权力垄断。那么，即使这些人能力低，人力物力使用效率低，创造的价值低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有更高能力的普通老百姓也不能去干，生产潜力就不能发挥。另一方面，既然像学校食堂之类的生意，权力垄断就能高利润，那么竞争的重点就不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多招人多扩大规模，反正别人也不让来干，那么只要巩固权力垄断，并一定程度少投资少招工，人为造成稀缺，就能利润率更高。 而如果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就不敢这样玩，因为怕别人来占领市场，怕竞争不过别人，就得尽量提高人力物力使用效率，提高消费者需求满足，而不是消费者不满意你也没办法，只能在我这里消费。还得尽量多投资多招工占领更多市场份额，没法搞故意少供应造成稀缺。 但后果就是效率改进速度减慢，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以及招工减少，失业、半失业率越来越高。 比如，对老百姓能罚款就罚款，能多罚就尽量多罚。一方面是导致敢做的事减少，难以预料去做了会不会赚到的远没有被罚款的多，就不敢创业，不敢多做，旧的存量就业也因为害怕而不敢继续做，失业也就来了。另一方面，罚款大幅增加等权力分配比率增长，导致老百姓能投资的资金减少，甚至搞破产，失业率增加。 所以，今天的经济增速减慢和失业，原因在几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就已经能被预判。  我是研究历史和经济的，各国的历史经验就是，一般情况下，当老百姓对权力者越来越信任，权力者危机感下降，改革速度就会放慢，甚至可能反过来权力对老百姓的压迫增长，权力分配比率增长，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比如发展速度减慢和失业。 而随着经济等层面的恶化，老百姓越来越不满，迫使权力者进行改革和退让，增加按能力按贡献分配的比率，减少按权力分配的比率，就会人力物力使用效率越来越高，经济发展加快，失业率下降，社会日益变好。 各国都总是如此循环，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古代社会也是如此循环，不过大多不是通过改革来循环，而是通过战乱通过改朝换代来实现循环。近现代则更多是通过改革。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老百姓对政府很信任，政府权力关系系统也能坚持改革，自我控制，这样老百姓有好日子过，经济发展快，就业率高，而权力系统也能稳定无风险低风险的一直存续下去，是双赢。但难度极高，因为掌握权力者，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难以避免想要扩张权力获益空间，最终造成恶果。 所谓三分利吃饱饭，十分利饿死人。长远来看，以权获益也如此。  我们国家接下来的一般发展状况，应该是老百姓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而不满日益增长，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压力越来越大，就会扭转现在的趋势，进入限制权力分配，增加效率分配，就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那样。所以，大家也不用慌。 变好一段时间后，老百姓越来越满意，然后几十年后又开始逆转，权力分配又逐渐增加，重复今日故事。 这个循环，不是少数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否则也不会遍及全球历史都一直如此。 已经近似于一种“自然现象”了。  ②中国近年来货币政策一直比较紧，并且利率太高。 货币是紧还是松，不是看M2的绝对值，而是看货币供应量与需求量哪个更大。 M2增速再低，只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就是“松”。M2增速再高，只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就是“紧”。 货币的本质是欠条，人们储蓄越高，债务量就越高，对货币的需求量就越高。 疫情以来，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需要的货币量增长极大。 而货币政策制定者认识是错误的，虽然M2增速加快，被很多人认为是货币政策变松，但相对于需求量而言，需求增速远超货币供应增速，并且银行的放贷模型与经济体系运转的实际需求模型严重不匹配，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实际上货币政策是越来越紧。 也就没法支持资本投资，没法支持员工和企业的债务关系，没法支持新增就业，甚至存量就业关系也容易因此解体。  ③到了经济转型期。 转型一：房地产为代表的行业需求缩小，这些黄昏行业的从业者就会失业，相关专业的从业者和毕业生就会难找工作，需要把这些人平衡的分配到其它行业。 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并且难度很大。所以，一时半会失业率高难以避免。 转型二：外贸关系的波动，造成的失业和毕业生就业困难。 不仅仅是出口订单减少造成的失业，还有一个大项是食品进口风险的增加，导致的宏观就业模型被打破。 中国就业改变的一个主趋向，是农村劳动力分配到二产和三产。而这是要以食品供应增速为基础保障的，否则根本没法城市化，脱产农业，会导致食物短缺。 中国的城市化，比如农民工入城，以及农村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去干农业，一个是靠国内农业增产来支撑，另一个是靠进口国外食品来支撑，接近40％的城市人口，是靠进口食品。 进口粮食加上别的肉类、加工食品等，总共两亿多吨。 光算粮食，进口就占国内产量的25％左右，也就是对外依存度接近20％。而城市居住人口占64％，算得进口粮食占城市消费率的31％。 加上食用油一千万吨左右，肉类进口也有千万吨左右，乳品三四百万吨，加上加工食品以及走私等的进出口的逆差吨数，我说40％城市人口靠进口食品生活，应该没有问题。 但如果真的进口食品变为0，通过节约等手段，能大幅降低。 接下来如果食品进口被美国等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会被打断，不仅农民和农村学生进城就业不再能进行，现有城市人口也得大量返回农村种地增加食品供应，类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时候的毕业生就业率之低，城市失业人口之高，远不是现在能比的，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困难时刻。 政府最近的比如毁林复耕，开垦荒地，改造梯田等等行为，都是为此做准备。 改革农村利益分配机制和生产机制，已经变得很紧迫，急需把弃耕荒地以及虽然耕种但不怎么上心的低产耕地，都利用好。 预估抛荒被重罚，以及被耕种以后进行财政补贴等能增产的政策势在必行。  ④正常的资本利润主要来源，是开发和学习先进新知识带来的人力物力使用效率提高所满足的新增价值。 知识增速越快，资本利润率就越高，投资也就会越高，从而吸纳的就业越多。 中国过去主要是靠学习国外开发的先进知识来提高生产力，刚改开的时候，国内使用的知识与国外差距最大，学习、复制后，能提高的人力物力使用效率最高，因此无论资本利润率还是劳动者工资增速都非常高，投资增速非常高，能吸纳的新增就业就高，失业率不断下降。 而现在，一方面是能学习的国外知识减少，容易学的基本都学会了。二是即使还能学习的，比国内现在用的提升也越来越小，相同资本投资，能够提高的产出越来越小，资本利润率因此越来越低，也就是所谓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人们也就越来越不愿意投资，能吸纳的就业也就日益减少。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的知识封锁越来越严重，中国需要从复制国外知识的学习者，变成自己开发新知识的创新国，发展的根本驱动要由国外知识，变成自己开发新知识。 因此，现在处于发展模式的急剧转型期。但一时之间难以调整到位，甚至如果干得不好，没法由山寨国转为创新国，什么“大国崛起”就是妄想。 而要成为创新国，就必须压制权力分配，增加按知识按效率分配，需要政府对自己动刀，难度很大，即使能做到，也需要较久的时间。 所以，短期困难不可避免。 而如果能够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以中国人的低消费高储蓄特性，能为投资于知识开发、复制所付的代价全球最高，科研投资超过全球一半没有问题。效率不落后，就能达到超过一半的科研创新来自中国，迟早能让中国人均GDP全球第一。 就看是否能把国内制度、文化调整到适合知识的创新与复制。 而且，这个调整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还包括企业内部和大众。三者差不多重要，各占三分之一权重。 比如，企业内部，中国由于过去的发展主要是靠学习复制国外开发和知识，比如，企业只要投资购买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学习国外组织、管理模式，就能复制先进知识，实现劳动效率的巨大提升，从而让股东赚到钱。 因此导致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大多不重视自己开发新知识，不愿意投资科研，不给开发、复制先进知识的员工足够报酬，而是权力分配比率很高，先进知识开发、复制者被剥削严重。 这种模式，过去是能生存能赚钱的，以后不行了，不能通过学习复制国外知识提高生产力以获取利润以后，不能自己开发新知识的国内企业要么会利润很低，要么进入亏损。不改革就会被那些能激励新知识开发的企业所淘汰 但这个转变也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且这些不利于创新的企业被淘汰，也会造成大量失业和再就业。不过，只要资本投资率足够高，再就业就比较容易。 创新企业取代不创新企业，是必然。因此，在不投资、激励创新的企业工作的人，需要擦亮眼睛，在还没失业前，最好就能跳槽到创新企业，哪怕工资暂时下降也要去。  ⑤国企为代表的权力垄断行业，自16年以来，通过供给侧改革等，控制规模和取缔私营竞争者，从而人为造成稀缺，利润率急速抬升。 举例：严重缺煤而导致企业停工甚至居民生活用电都要断电的那个时期，应该很多人还有印象。 大部分应该都不知道，在缺煤造成大问题之前，煤价已经因为供给侧改革从底部涨价几倍，已经是供不应求而暴利了。 但行政系统还在想办法减少供应和取缔私营煤矿，以提高垄断程度。结果进一步加剧供不应求，再叠加同期国外也能源供应短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而且不止煤炭行业如此，而是国企行业普遍如此，普遍主动人为控制规模减少产量以实现高利润。 但赚钱后不太投资，而是分配到消费上，导致一方面是改进知识提高生产效率受阻，另一方面是造成吸纳的就业减少。 后果就是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和失业。 而国企产品高价，就导致民营经济成本大幅上升，亏损比率增加，亏损额扩大，以及即使还赚钱那部分，也利润大幅下降。从而没有能力投资，能吸纳的新增就业减少，存量就业也因民营经济的困难而裁员造成失业。 现在的状况是，国企有能力投资但人为的不投，而民企是即使想投也没钱投资了，何况种种原因导致的哪怕有钱的民企也不敢投。  ⑥近些年来的扶贫攻坚占用的资金，自然会减少投资于创造工作岗位，也是现在失业严重的一个原因。扶贫是有重大经济成本，经济损失的。 类似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产业内移等，把资源用到虽然重要但增长产出的能力低甚至会降低产出，从而使得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资本投资数量不足，新增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城市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只能让几千万工人返乡，并让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找活路。 扶贫攻坚不仅占用可投资资金，还大量占用政府的人力，过去用于比如招商引资，用于服务企业，用于促进就业等等的政府人力，被用去扶贫了。导致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政府正面作用减弱。 但权力系统从企业这里分配的比率不变甚至增长。过去是政府权力系统（公务员及其裙带关系）与企业是协作提高产出，大家一起分配，按当时政府的服务水平，分 政府分走那部分产出后，企业还有足够能力进行高额投资，使得不仅能支持存量就业所使用的资本内含知识高增长，还能有额外剩余资本去吸纳农村人口和城市新增人口以及过去城市的失业人口进行就业。因此能够每年吸纳两千万左右新增就业。 而扶贫攻坚以后，政府对企业界增长的贡献下降较大，但分配增长，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出问题后，更是大幅增加了多企业界的压榨，利润大幅下降。企业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都因此下降，严重的甚至放弃了，破产倒闭。 扶贫在政绩考核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经济和就业在考核中的占比下降，也导致政府系统对经济增速和就业的重视程度下降，导致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贡献下降。 这些都是扶贫攻坚会造成的经济、就业成本。 如果是其它时候，扶贫的代价不会这么大。但最近刚好各项不利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要素同期叠加，连锁恶性循环，互相放大对方恶果，造成了现在的比较困难的局面。 我预估，可能接下来政府会在扶贫攻坚上减少部分投入，先顾经济和就业。  ⑦对资本的仇视不断加重，投资者担忧增加而减少投资甚至想办法移民或资金出国，潜在的外资投资也因此而大幅减少，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的重要原因。  ⑧疫情造成的影响。  这些原因一起叠加，导致现在的就业困难。主要原因都是几年前就存在的，因此，现在这种状况没什么意外之处，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不过，远远达不到题主说的比以往都要严峻。 比如知青上山下乡时代，到90年代的下岗潮时代，都比现在要严峻很多，失业、半失业比率和后果都不是现在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