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未传到中国前，川菜菜系有赖哪些具强烈味感的辛辣刺激性调料支持？
题主不二君这个题目的意思，无非是两个要素：辣椒传入以前，古代四川人吃辣么？如果吃辣的话，用什么作为辣味的调味料，是这样的吧？ 古代川人这个概念，实在是过于笼统，这里为了表述方便，时间上就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上古时代的蚕丛、柏灌、鱼凫（《华阳国志》）等时期抛开不谈；空间上仅讨论巴、蜀二地，周围的川西、中南、汉中等地理单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以下为正文： ------------------------------------------------------------------------------------------------------------------------------------------ 第一个问题，古代川人吃辣么？ 先上结论：最早的川人不吃辣，反而与江浙一带一样喜欢甜食，辛辣味最早在东汉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在唐代逐渐成熟，在北宋时期出现“川菜”这一菜系。元代至清代初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古典川菜消亡，到了清代中期，现代川菜才出现在中华餐饮的世界中。 如果对历史不感兴趣，可跳过下面的记叙，直接拉到下一条下划线。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臭恶犹美——以前古巴蜀烹调的残留 关于古典川菜，从现在所知道的的资料里，最早可见东汉末郑玄在注释《礼记。内则》时说：“今益州有鹿（歹委）”，就是说蜀人捕杀鹿，将鹿肉埋在土里，一直到腐烂发臭才取出来食用。稍后高诱注《吕氏
春秋。本味篇》“臭恶犹美，皆有所以。”时，也说：“若蜀之作羊腊，以臭为美，各有所用也。”他们都听说蜀人嗜腐臭的习俗，可见那时四川地区的部分烹调给全国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估计这种嗜臭的习俗是秦代以前巴蜀地区的下层社会烹调风格在东汉末的残留。这样的饮食习惯在后来的文献里未见到记载，估
计在东汉末中原世族对四川的移民潮里被冲击殆尽，以后在四川的变乱和再次移民潮里完全被消灭了，以至于近代北京、华东、华中声誉很高的臭豆腐也未被四川人所接受。 第二阶段：秦汉时期，“蜀人嗜好甘甜之味” 秦汉以后第一次记录四川地方口味的文献见于魏文帝曹丕的《与朝臣诏》：“新城孟太守道，蜀睹豚鸡骛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驻守新城郡（今湖北房县、竹山一带）的孟达太守说：巴蜀人嫌猪、鸡、鸭的肉味太淡，喜欢在菜肴里加糖和蜜。蜜是古代烹饪里常常使用的
调料，从春秋到宋，蜜都广泛地作为菜肴烹调的重要作料掺合在菜肴里。上一段提到蜀人的肉食烹调里使用大量的蜜，左思《蜀都赋》：“蜜防郁毓被其阜”，盛赞
蜀地漫山遍野都是采蜜的蜂箱，这就为古典川菜大量使用蜜调味提供了物质依据。《老学庵笔记》谈到苏东坡嗜蜜：“一日，与数客过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
乳之类，皆渍蜜食之；每多不能下箸。惟东坡亦嗜蜜，能与之共饱。”估计东坡先生因为青少年时期在四川习惯了食物添加剂中重蜜的口味，后来把这种习惯带到他
宦游和流放的天涯海角，因而使其他地方不习惯重蜜口味的人感到吃惊。 蜜已经在现代中国烹调里几乎消失，在现代川菜里也罕见使
用，它在烹调中的位置被蔗糖或者饴糖所完全取代。但是，今天的中国烹饪里除了苏州菜、无锡菜保持强度很高的甜味以外，其他菜系的甜味并不十分突出，川菜亦
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两宋以后，中国烹调，尤其是四川烹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与蜜类似的调料还有乌梅、茱萸等，它们已经完全在中国烹调，同样在川菜里
绝迹。 秦灭蜀到西汉末年的三百余年间，由于第一次移民以后巴蜀经济的发展，成都的繁荣导致了物产的丰富与饮食业的兴旺，这就是扬雄《蜀都赋》里说的：“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及具有珍稀野禽野兽“五肉七菜”的宴菜。从这几句简短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古典四川菜在西汉晚
期时已经初具规模，而且中原烹饪文化的精神-“五味调和”已经成为四川至少上层人士饮食的基调；再就是“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说明了四川烹饪原料不是单纯
就地选取，而是通过水陆运输从长江下游和秦岭以西获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描述暗示了这一时期至少上层饮食还未出现地区性的特征。 第三阶段：汉魏晋时期：尚滋味、好辛香 十六国时期重要的蜀文化著作《华阳国志》谈到蜀人“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虽然唐以前关于巴蜀菜肴的种类和细节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可是这两句高度概括巴蜀烹调风格的简单语句却让我们知道汉魏时期四川菜肴烹调的特点，那就是在重视强烈味感调料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带有刺激性的辛辣香
味。考虑到现代川菜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川菜的主要特征继承了汉魏以来的风格。 三国时，成都作为鼎足而三国家之一的首都，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第二次移民运动促成了巴蜀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在此期间，后主刘禅大兴土木，“颇出
游观，增广声乐”，相应地，在高层饮食水平上有所体现。 
这时候的成都，已经成为“既丽且崇”，“外则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屋。”繁荣的全国大都会了。西晋时，左思根据文献和询问在洛
阳的蜀中人士所写出的《蜀都赋》，盛赞蜀中物产丰富，所谓“蒟蒻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蓲阴敷。”因此才有成都宴会上的“肴槅四陈，觞以清（酉
票）”。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里也谈到蜀都饮食之丰盛：“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尚滋味、好辛香”的烹饪风格与“调夫五味”的精神是冲突的，由此我们结论：魏晋时期的古典川菜显现出与西汉时代风格不同的特色，所以
我们认为，古典巴蜀菜与全国其他菜系的分野，应该在东汉末和魏晋之时，而不是秦汉之际。 东汉建立以后，四川的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它的烹饪文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忠县东汉墓葬中的“庖厨俑”说明了巴蜀烹饪的成熟景象，其中水饺的出现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水饺应该理解为馄饨的变种，两汉时期馄饨被称为“餦馄”，是通称“饼”的一种，或者叫做汤饼。东汉刘熙《释名》
“饼”中已提及“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等饼类，但我们并不能准确理解汤饼的含义，我们只知道，馄饨或者水饺应该是小麦去麸以后的面粉制作
成的，要求面粉加工质量很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至迟在东汉时期，四川地区的农业加工技术和中原地区一样，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阶段。馒头，或称“曼
头”，作为一种方便面食，应该是上面所引《释名》句子里所谓“蒸饼”的一种，在东汉末已经出现了，但为什么要被高承归之于蜀汉诸葛亮的发明？这里除了名人效应以外，可能还因为蜀地曼头首创加入肉馅，而且在形状上略似人首的缘故，和刘熙时的蒸饼当有所不同。魏晋时候可能托名曹操的人写的
《魏武四时食制》谈到当时巴蜀的烹饪，说：“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说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还提到“蒸鲇”，可
见当时巴蜀地方已有清蒸鲶鱼的菜式了。不管怎么说，都说明了巴蜀地区的烹饪水平在东汉末、三国时期有了相当的提高，并且以“喜着饴蜜”为中原所知，后来在东晋时期，再次为常璩《华阳国志》的“尚滋味、好辛香”所确定。 第四阶段： 隋、唐、五代时期巴蜀饮食文化的繁荣 西晋末巴蜀地区的战乱，导致了大批巴蜀地区人民的东迁，使得经济文化遭到一定程
度的破坏，到了隋唐时期，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使得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经济大恢复与生活富裕下的文化充实始于隋占领巴蜀地区以后，隋徙封成都
的越王杨秀在成都大兴土木，扩建成都城垣，说明至隋统一中国时，巴蜀地区的人口增加，蜀汉时成都城区规模已不敷居住。杨秀“渐奢侈”
对成都饮食消闲文化起到了表率作用。其后自安史之乱起，巴蜀成为唐王朝的后院，成都曾短暂地被改名为“南京”，随后成都在中唐和晚唐再次经由韦皋和高骈进
行两次扩城，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城市了。唐中后期的动乱里，四川一直是世族、著名文人避难的地方，这就为文化交流，包括饮食水平的提高创造了
条件。 这一时期的巴蜀饮食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唐人诗里有所反映，例如杜甫在四川夔府时，曾作《槐叶冷淘》诗：
“青青高槐叶，采掇会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冷淘”是一种凉面，早在南北朝时期
即已出现其雏形，盛唐时成为宫廷宴会的时令饮食，杜甫能在夔府吃到冷淘，说明京师盛宴里的佳肴业已流传到四川民间。杜甫又曾对四川绵
州“饔子左右挥霜刀，鲂鱼金盘白雪高”的烹鱼技术非常欣赏。繁荣的巴蜀经济、商品的交流给了地区性饮食文化以充分的支持，张籍在《成都曲》中有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陶雍“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如长安”的描述。李商隐有“美酒成都堪送老，当炉仍是卓文君” 的句子都描述了当时四川饮食的丰盛。 特别在第三次移民后的五代时期，前后两蜀的经济文化达到了又一个高潮。这是因为迁徙到四川的高文化素质的世族人士在数量上超过了前两次，使巴蜀成为当时全国中原世族避难的两个地区之一。《清异录》载：“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曲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 
从《齐民要术》里，我们看到直接用酒处理肉类的烹饪只有蒸缶（下四点水）小猪，緋羊的制作方法似发扬了此种方法，现代的“东坡肉”也继承了这一
方法，用酒处理猪肉。从花蕊夫人的宫词里，我们知道当时饮宴方式丰富多彩，有了“船宴”。《食典》以其高达一百卷的数量，应该是隋唐至五代期间
内容最浩大的食谱书，虽然它仅反映了皇家御厨的厨艺，但可以窥探出巴蜀烹饪文化在五代时期的五彩缤纷。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失传了的孟蜀《食典》的具体内容，只能从花蕊夫人的宫词里可以窥探到当时四川高层人士宴会种类的新奇和饮食方式的精巧与别开生面。 第五阶段： 两宋时期，古典川菜成为全国的一大菜系 两宋四川继续保持经济文化的繁荣。北宋时，成都游宴之风甚炽，北宋仁宗时宋祁知成都，更把游宴活动开展得多彩多姿。宋祁著《益部方物略记》，第一个向四川以外的地区详细介绍四川奇异的土特产和部分烹饪技巧。以后，苏轼第一个身体力行，创造性把四川烹饪发扬光大到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关
于苏轼的烹饪实践，我们可以从多本他的诗词、词话和宋人笔记里发现。 业余烹调爱好者，浙江人陆游长期在四川为官，对川菜兴味
浓厚。唐安的薏米，新津的韭黄，彭山的烧鳖，成都的蒸鸡，新都的蔬菜，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离蜀多年后还念念不忘。晚年曾在《蔬食戏作》中咏出“还吴此味那复有”的动情诗句，在《饭罢戏作》一诗中，他说：“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彘”即“猪”，“彘
骨”是猪排。排骨用加有橙薤等香料拌和的酸酱烹制或蘸美至极。此外在诗中称道了四川的韭黄、粽子、甲鱼羹等食品。陆游的《剑南诗稿》谈到四川饮食的竟达
50多首，他的作品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四川各地民间美食的绚丽。 两宋四川饮食的重大成就，就在于其烹饪开始被送到境
外，让境外的川人和不是川人的普通人能在专门的食店里吃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饮食，这是四川菜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烹调体系的伊始。这就是所谓北宋的“川
饭”，这些川饭店，主要经销“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南宋的“川饭分茶”。从上述两书的内容可
以发现，川菜出川主要经营大众化的饮食，尤其是面食，而面食里占主要成分的品种是面条，附带也有一些快餐类肉食。今日上海、杭州面条里的“燠面”或“沃面”很可能是川饭面条的遗存，因为我们在《东京梦华录》里找不到第二处有记载燠面的地方，根据《都城纪胜。食店》，南渡以后的南食店和川饭分茶事实上成了
面食店的代称，因此北宋开封川饭店的燠面在南渡一百五十年以后很可能变成一种固定的江南面条了。而我们知道，现代的燠面已经和现代川菜面条大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烹调的具体调味特色，而且没有发现其厚味、辛香的特色。从《梦梁录》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川饭的出现原因是，在北宋时期，为照
顾在汴京居住的蜀中士大夫的口味，“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一百五十年以后，这些随南渡开设到临安的川饭店，已经“无南北之分矣”，说明这些川味面食曾
与中原烹调有较大差异。 换句话说，只有到了北宋，川菜才单独成为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菜系。我们可以总结到，古典川菜肇始于东汉末与魏晋之交时期，定型同时达到高峰是在北宋时期，定型过程几乎花费了一千年时间。 第六阶段：元到清中期时四川饮食文化的衰落和萧条 由于南宋末蒙古军队对四川的入侵，在长达51年的战争里，四川的经济、文化遭到
严重摧残，人口从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的1290万减少到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的16.5万，大批人民和世族逃亡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使得南宋以前繁荣一时的四川亚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虽然明初有两湖、下江地区对四
川的移民，这些移民成分多属于下层，且人数很有限，到明后期的万历六年（1578 
AD）才恢复到310万，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06。明末清初张献忠部队对四川的入侵以及与明残余部队、清军的长期交战，，又使四
川的人口进一步减少到50万人。清初以后，清政府组织了对四川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到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却仍然不能达到南宋中期的人口数目，而且，清代中期以前虽然有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
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此四川文化仍然处于全国落后的地位，根本不能同汉、唐、两
宋繁荣的亚文化相比。 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川的烹饪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我们在已知的明清文献里查不到两宋
首都开设的川饭食店在北京开设的记录，也未发现多少叙述从元到清中期之前川菜特色的文章。这并不奇怪，晚明张瀚西游成都时就看到一遍萧条冷清，
落后的景象，推测精致烹饪文化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到了清中期时，涌进四川的移民主要成分来自湖广、陕西、两广、江西、福建等地，他们占据了川
西、川南、川东、川北最富庶地区，而将残存的少数土著居民挤到盆地边缘，由于这些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下层，不可能带来精致的外地饮食技艺，那时四川的经济还正在酝酿腾飞之际，这就使得四川直到清咸丰、同治以前，饮食文化与文化本身不可能出现大的恢复和新的飞跃。 第七阶段：清中期现代川菜的诞生（1861-1905） 清乾隆时期，宦游浙江的四川罗江人李化楠在做官的多年期间，注意在闲暇时间收集家厨、主妇的烹饪经验。后来，他的儿子李调元将他收集的厨艺经验整理出
来，刻版为食经书《醒园录》。《醒园录》是一部清代重要的食书，不同于同时和以前清朝类似书的概略，它详细记载了烹调的原料选择和烹饪操作程序，对于后来
家厨和主妇中馈技艺的提高帮助极大。我们知道，从西周到宋以前，中国烹饪的实践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 
宫厨；2）家厨，只有在宋代以后，餐饮业才有规模地介入到烹饪发展之中，但直至晚清以前，餐饮业仍然未能主导中国饮食的潮流。在上述两种类型的烹饪划分
里，家厨对烹饪发展所起的作用应远超过宫厨。家厨又分为两大类：1）富贵大家雇佣或奴使的专门厨师或尚食侍妾；2）中馈，中馈就是平民百姓，也包括一部分
勤俭持家的官吏、知识分子家庭里母亲和妻子所操持的厨房料理。应该说，中国烹饪文化是长在千家万户日常中馈活动的丰沃土壤上的花朵，而专门家厨不过是中馈
被职业化以后的高手。自从餐饮业在宋代蓬勃发展起来以后，餐饮业的烹调经验始终处于师徒授受的继承中，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失传率较大以及影响面不大。站在这
个高度看待古代食经，包括北魏崔浩记录母亲中馈经验的《食经》与《齐民要术》饮食卷，就能理解它们的意义，也因此，《醒园录》对于促进江浙和四川烹调的意
义就非同寻常了。 这个时候的四川经济还处于腾飞前夕，烹饪技艺简单、粗糙，它受到来自湖广、江西和陕西移民带进川
的下层饮食风格的影响，实际上是各地中馈风味的混合，其精致者以“肉八碗”、“九大碗”为代表。所谓肉八碗、九大碗，是指：大杂烩、红烧肉、姜
汁鸡、烩酥肉、烧明笋、粉蒸肉、咸烧白、夹沙肉、蒸肘子。这九样菜里，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受鲁菜影响下的风格，它们实际上是满汉全席在民间的简易化，而古
典川菜的特色大约只在姜汁鸡和夹沙肉里还保持着，前者充分利用了川姜的辛香，后者突出了甜腻，古典川菜里的麻味至少已经不突出了。这就是历史学
家蒙文通认为的，现代川菜的初期受鲁菜影响很大的理由。四川乡土作家李劼人在《说丧葬》里向读者提供了他保存的其祖上在祭祀
中的几份清单，一份道光二十一年（1829）的食品采购单上罗列了在丧葬的祭祀和宴请来宾里所购买的所有食物原料和调料，其中没有一样是辣椒或
辣椒制品。另一份同治元年（1862）年的席单上详细列出了菜品，也没有一样含辣的菜，其中列在前面的是“京品”-大杂办，这个“京品”正是受鲁菜影响下
发展的北京菜式，而事实上，它们正是满汉全席在民间的简化版。满汉全席是驻防旗人和满族官员带进四川的，但不久以后，由于不符合现代川菜从下层崛起的方向
而式微和消失了。 《醒园录》中系统地搜集了江浙家厨和中馈菜的38种烹调方法，如炒、滑、爆、煸、溜、炝、炸、煮、烫、糁、
煎、蒙、贴、酿、卷、蒸、烧、焖、炖、摊、煨、烩、淖、烤、烘、粘、汆、糟、醉、冲等，以及冷菜类的拌、卤、熏、腌、腊、冻、酱等。因为这些名
目繁多的烹调方法密切地同中下层烹调紧密相联系，显然对后来崛起的现代川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醒园录》使现代川菜在中下层上受到来自于江浙菜系的影
响。 一般说来，现代川菜的酝酿时期大约可确定为1861-1905，它开始于清咸丰、同治时期。这时候对四川的移民高潮已经
结束，四川人口已经超过南宋中期的数量，达到4千4百多万人。清政府平定李蓝起义以后，四川在随后五十年的承平环境下，由于远离沿海，受到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较小，出现了普遍的繁荣景象，曾经引起了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注意，李希霍芬在他的通信集里写道：“在正常情况下，四川
显得处处存在着对生活物资充裕的满足和幸福，这在中国其他省份是不常见的（注62）”。这一时期，起初是因为东南战事，下江农业残败，四川第一次取代两
湖，成为清政府最大的粮赋省，因此清政府开始重视四川，向四川派出了有影响的官员，如丁宝桢、张之洞、芩春煊、锡良等人，他们在四川开始了初期洋务运动和
新政、兴学，使这一时期四川的学术文化活动出现了自从南宋末以来，沉寂了七百年以后第一次飞跃，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正是由于清末来
川的北方和江浙官员的提倡和南馆在成渝两地的开设而使现代上层川菜演进得到强化。 总之，现代川菜的诞生，是和四川文化在晚清的起飞分不开的，它主要由移民烹饪文化的混合，并在上层示范文化的鼓励下，包括烹饪学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 第二个问题，古典川菜的辣味调味料是什么？ 还是先上结论：古典川菜中有辣味调味料，主要是姜、花椒、茱萸、芥末、大蒜、胡椒等调味料。 辣椒是在明末从美洲传入中国的，但起初只是作为观赏作物和药物，进入中国菜谱的时间并不太长。进入中国后，辣椒才有了蕃椒、地胡椒、斑椒、狗椒、黔椒、辣枚、海椒、辣子、茄椒、辣角、辣、秦椒等名称。 现在最新研究表明，辣椒可能最先传入江浙、两广、贵州、湖南等地，后又流布于西南等地区。清初，最先开始食用辣椒的是贵州及其相邻地区。在盐缺乏的贵州，康熙年间（１６６２年—１７２２年）“土苗用以代盐”，辣椒起了代盐的作用，可见与生活
之密切。从乾隆年间（１７３６年—１７９５年）开始，贵州地区大量食用辣椒了。乾隆年间与贵州相邻的云南镇雄和贵州东部的湖南辰州府也开始食辣子。嘉庆（１７９６年—１８２０年）以后，黔、湘、川、赣几省辣椒种植普遍起来，嘉庆时有记载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已经开始“种以为蔬”了。道光年间（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贵州北部已经是“顿顿之食每物必蕃椒”，同治时（１８６２年—１８７４年）贵州人是“四时以食”海椒。清代末年贵州地区盛行的包谷饭，其菜多用豆花，便是用水泡盐块加海椒，用作蘸水，有点像今天四川富顺豆花的海椒蘸水。湖南一些地区在嘉庆年间食辣并不十分普遍，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间，湖南食用辣椒已较普遍了。据清代末年《清稗类钞》记载：“滇、黔、湘、蜀人嗜
辛辣品”、“（湘鄂人）喜辛辣品”，“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说明清代末年湖南、湖北人食辣已经成性，连汤都要放辣椒了。 四川地区食用辣椒的记载稍晚。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都没有种植和食用辣椒的记载，目前见于记载的最早可能是在嘉庆年间。从四川嘉庆年间种植和
食用辣椒的地区来看，主要在成都平原和川南、川西南和川、鄂、陕交界的大巴山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四川食用辣椒开始普遍起来，以至辣椒在四川“山野
遍种之”。光绪以后，四川食用辣椒更为普遍，除在民间广泛食用外，经典菜谱中已经有了大量食辣椒的记载。清代末年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各种菜
肴达１３２８种之多，辣椒已经成为川菜中主要的作料之一，有热油海椒、海椒面等，特别是川菜中的回锅肉正式见于书面记载了。在清代末年，食椒已经成为四川
人饮食的重要特色，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记载：“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 由上文可知，辣椒仅存在于近代川菜中，古典川菜的辣味来源绝不是辣椒。 接下来，题主最关心的内容终于到了：古典川菜的辣味调味料都有什么呢？ 一、 姜 早在战国末，《吕氏春秋》已经记载了蜀地的姜驰名于中原，而姜在春秋以前是中原烹饪里的主要调料之一。蜀国所产优良生姜的声誉一直保持到三国时
期，东晋葛洪《神仙传》里说：“吴主闻蜀使来，有蜀姜作齑甚好，恨时无此。象曰：‘蜀姜岂不易得？愿羌所使者，并付直。’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
象书一符，以着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竹，竹止，便买姜。此人承其言，骑竹须臾已至成都。”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权闻蜀汉使者出使东吴，决定用鱼鲙招待他，而
烹饪鱼鲙需要使用蜀地的姜粉作为调料，却苦于节令不对，在江南市场上无法购得。吴国著名术士介象为孙权想出了一个办法，派遣一个人骑上竹杖，在法术的驱使
下飞往成都买回蜀姜。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向我们提示了三条重要线索：  1） 魏晋时期的巴蜀菜里使用姜作为作料之一； 2） 蜀地所产的姜质量遐迩闻名江南地区；  3） 农产品市场在三国时期已经跨国形成，孙权说“恨时无此”，换句话说，只要时令 符合，江南地区还是能够买到四川地区产的姜的。 这个故事印证了《吕氏春秋》的结论，而今天四川一些地区的生姜仍然以优质享誉全国。 二、花椒 花椒是古代烹饪里的重要作料，花椒的使用最早见于《诗。陈风。东门之枌》： “谷旦于逝，越以酸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这首诗指出了花椒是古代祭祀神的贡饭中的香料。花椒作为作料，在我国烹调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花椒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栽种，至今除了四川菜最广泛地使用花
椒以外，全国许多地方的菜肴也使用花椒，然而不同地方种植的花椒的香味和麻味差异极大，且在菜肴里放入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可以说四川菜和河北菜都使用花
椒，我们却只能说四川菜有麻味而河北菜却没有麻味。 四川地区在很早以前就以川椒（蜀椒）驰名全国，三国时陆玑《毛诗草木疏》：“椒聊之实……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叶以为香。今成皋诸山间有椒
谓之竹叶椒，其状亦如蜀椒，少毒热，不中合药也。可著饮食中，又用蒸鸡肠最佳香。”后来，南宋贾似道后人写的《始丰稿。贾氏族谱》：“蜀多美椒，汉州解官
归，携其种蒔之，其味辛烈不减蜀椒，至今人称汉州椒云。”这段文字说，贾似道的先祖曾在四川汉州做官，解官后将四川优质花椒种带回浙江（天台地区），后来
那里所产汉州椒的香麻程度不减川产，由于蜀椒在古代的影响，我们可以推测古代江浙菜调味也是追求麻味的。从南宋吴氏的《中馈录》、清李化楠的《醒园录》、
 民初冲斋居士的《越乡中馈录》里，我们可以发现民国以前江浙家庭菜里一直都使用花椒作为调味香料。 然而奇怪的是，今天全国各菜系里除了川菜（和川菜的亚系--云南菜与贵州菜）以外，其他菜系的品味里，已经没有“麻”味的概念了。据研究，古代平均有四分
之一的食品中都要加花椒，远大于今天中国菜谱中花椒入谱的比例，从北魏开始到唐，使用花椒的比例逐渐增大，最高的唐代达五分之二，两宋继续保持这个比例，
明代稍有下降，达三分之一。以上事实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调味之一，也是“五辛”之一--花椒及其所产生的麻味，只有在今天的川菜里才被保持
并被 三、芥末 另一样四川和全国共有的调味品可能是芥末，芥末就是芥菜的果实磨成的
粉末，它具有强烈的刺激味，并不属于“五辛”之一，是宋代广泛视为“辣”味的调料，在浦江吴氏的《中馈录》里有“芥辣”的说法，《东京梦华录》里
的“辣菜”应该指用芥末调味的小菜。芥菜早已为我国人民所知，西汉《尹都尉书》是最早记载种植芥菜的书，东汉《四时月令》也讲到其栽培法，三国华佗弟子所
著书《吴氏本草》第一次出现“蜀芥”的名称。《本草纲目》讲芥菜分为蜀芥（大芥菜）和小芥菜，其中，小芥菜就是雪里蕻。虽然现代川菜较少使用芥末作为辛辣
调味品，但根据蜀芥在全国的知名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川菜烹调里是用到芥末的。 四、茱萸 茱萸有三种，即吴茱萸、 山茱萸和食茱萸。只有食茱萸才是药食兼用的本草。食茱萸有好几种名称。《礼记》称它为“藙”，《广雅》又称它为“樾椒”。中药书上则称它为“欓子”（《本草拾遗》）、“辣子”（《本草纲目》）。古代四川人用“艾子’来称呼它。 食茱萸与花椒、姜并列为自古相尚的“三香”，很早就有种植。左思《蜀都赋》曾描述过蜀中“其圃则有蒟蒻茱萸……众献而储。”作为香辛调料，古典川菜有下列用法： 一是将食茱萸果实煎熬成膏状，做牛羊猪肉菜的调味料。《礼记&#8226;内则》言“三牲用藙”，注疏解释说：“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
其枝，连其实，广长四五寸。一升实可和十升膏，名为藙也。” 
一是用整粒做羹臛的调味料。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言“蜀人每进羹臛以一二粒投之，少顷香满盂盏”。宋祁还说“作为膏尤良”，称赞“绿实若萸，味辛香苾。投
粒羹臛，椒桂匹敌”，竟可以与花椒、桂子相匹敌。 一是做酒的味料。北宋赵抃《成都古今记》载：“蜀人每进酒，辄以艾子一粒投之，少顷香满盂盏。” 至明中叶时，食茱萸已成为四川食物中广泛使用的调味品。《本草纲目》记，食茱萸“味辛而苦，土人（此处‘土人’指四川湖北一带）八月采，捣滤取汁，入石灰搅成，名曰艾油，亦曰辣米油。味辛辣，入食物中用。” 从上述所引史料可见，食茱萸也是古典川菜继承春秋烹饪作料的重要例子，而且当食茱萸在全国其他菜肴制作里已经绝迹的时候，古典川菜仍然坚持食茱萸的使用，
一直到明末清初以后，食茱萸才在以移民为主体的当时四川居民的烹饪调味里消失了。两百年以后，到了清咸丰同治时期，另一种后起的辛香作料辣椒才重新接过食
茱萸的班，有趣的是，食茱萸的辛辣味略似辣椒。 五、大蒜 不用说，大蒜是现代中国烹饪里最重要
的作料之一，它最广泛地被用在北方饮食调味里，却在华东烹调里较少使用。相传大蒜是在汉代，由张骞从西域引入中国陕西关中地区，以后遍及全国。东汉章帝
时，李恂任兖州刺史，将蒜种带到住所种植，后又分赠下属、家眷，从而相传相种，渐渐地从兖州发展至周围各郡、县，成为齐鲁菜的重要作料。以后，大蒜成了
“五辛”之一，估计也是古典川菜的辛香调味品之一。今天，川菜的凉拌菜里大蒜仍然扮演了麻辣以外最重要的角色，这是与江浙菜显著不同的地方之一，
从这里我们看到现代川菜受到北方菜系的深刻影响。 六、胡椒、肉桂、八角、草果 胡椒早在北魏时候就被中国知道，那
是西域一种对羊肉加工的作料之一。胡椒变成中国烹饪调味的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宋代，元马可&#8226;波罗谈到杭州的市集异常繁荣，仅
仅胡椒一项，每天就销售44担。我们不清楚两宋时候的川菜里是否出现过胡椒。 肉桂，肉桂主要产地在两广、福建、云南，肉桂在春秋烹饪里已经出现。宋祁《益部方物略记》透露了早在北宋时期，肉桂已出现在四川烹饪里。 八角、豆蔻（草果），在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草木》里谈到广西出产的情况，现代川菜里也使用，不清楚古典川菜里是否使用过。橘皮、乌梅（白梅）在《齐民要术》里屡次出现，前者现在仍然在中国烹调，包括四川烹调里出现，后者现已不用。 最后再附赠几个非辛辣味的古典川菜调味料： 一、葅 春秋时期和更早，中国烹饪里就有“葅”的说法，葅就是泡菜，或酸菜。《齐民要术》引《食经》介绍蜀人的腌酸瓜，称赞其味“美好”。又
有“芥葅”，就是用芥菜做的酸菜。用芥菜制作酸菜的历史可能远到秦汉以前，至今四川泡菜的主要原料之一还是蜀芥。最早为其他地区所知的四川特产
蔬菜，还是这个蜀芥，蜀芥在南北各地都有栽种，但只有四川产的蜀芥质量为上乘。今天，全国各地都有酸菜，一般说来，这些酸菜的种类都很有限，例如东北用大
白菜（古代叫做“菘”）做的酸菜，其他地方用芥菜、罗卜、芜青（大头菜）做酸菜，且制作工艺都很简单，只有四川发扬光大了春秋战国烹饪里的制葅工艺，对多
种蔬菜进行复杂的酸菜制作，因此，川菜在这方面，发展了古代中原地区的传统烹饪技术。 二、 豆豉 豆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调味品，早在秦汉以前就成了中原诸侯国烹调的主要作料，古歌曰：“美豉出鲁门”，《楚辞．招魂》：“大苦酸咸，辛甘行”指
的就是豆豉。古代豆豉最常见的种类是所谓“咸豉”，咸豉是一种有浓厚咸味的豆豉，它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风味。在秦汉以前，以山东齐鲁所产最佳，到了魏晋
时期，南方人对豆豉的嗜好已经超过了中原，估计原因在气候的变迁。由于古代文献里未曾提及四川地区有豆豉作为烹调作料，我们不敢遽然
断定古典川菜调料里有豆豉，但从豆豉应用的广泛和古代四川与外地的文化交流大致可以推定豆豉也是古典川菜里的调料。西晋张华《博物志》说：“外国有豉法，
以苦酒溲豆，暴令急燥，以油麻蒸迄复暴，三过乃止，然后细捣椒屑筛下，随多少合投之。”张华介绍了非中原某地人民的一种豆豉制作法，以醋来浸泡豆子，经过
暴晒，干后再用油和芝麻反复处理，最后随意撒上花椒粉。一种观点认为《博物志》是后人假托张华撰写的，但问题是，无论张华还是其他人撰写，《博物志》谈豆
豉是什么时候？假设是书谈及豆豉时是魏灭蜀以前，则“外国”就很可能指的是蜀汉，这是由于其中提到了使用花椒，因此可能是巴蜀的一种豆豉做法。 现在，豆豉依然是中国烹饪里重要的调味品，各地都产，尤以南方所产为佳．现代很多菜肴都有豆豉调和其中．粤菜和川菜可能是豆豉用得最广泛的菜系了。现代川菜的麻婆豆腐，回锅肉，川北凉粉，二姐兔丁都离不开豆豉的参与。 三、 酱 《论语》说：“不得其酱不食”，可见酱在先秦以前的烹饪中的重要地位了。秦汉以后，酱的种类更是有增无已，《齐民要术》里提到的“豆酱汁”和“豉汁”可
能是现代酱油的前身。古代酱的种类远多于现代，包括植物做的酱，其中豆酱一直到现代还在用；也包括了动物做成的酱，如肉酱和鱼酱，现代中国烹饪里已经没有
了。古典川菜里应该是有酱参与的，如陆游诗里就称赞过“醢酱点橙薤”。古代酱除了作为调味品以外，也被用来作为菜肴，这是与现代人之利用酱是不
同的。现代川菜在酝酿阶段，酱参与的成分并不很重要，如注59所引清道光年间的宴会菜肴作料里未见酱单独出现，仅有酱油和酱腌（大头）菜，制酱的质量也不
高，但在后来对酱的应用上却颇有声色。 综上所述，战国以后的川菜具有中国当时菜肴调味的一些共性，这些共性是来自四川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的川菜仍然保持了古典川菜其中一些共性，如麻味和酸菜的制作，而全国其他地区的菜肴制作里，不是式微，便是绝迹了。 就酱。 资料来源：《华阳国志》  《川菜发展史的断裂及其背景》《中国辛辣文化与辣椒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