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国古代许多监察官职最后演变成了地方官职？
汉代稳定大一统形成之后，本意在于“监察地方官员”的所谓“监察”官职，确实在一波波地成为新的一级行政官员，这一点已然成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史与官制史的规律：一个朝代早期的地方派驻监察区总是能成为这个朝代中期的新地方行政区。 古之“监察”，其背后的体制是大一统皇权政治，其合法性叙事逻辑是“天命授权、皇帝主政”，天子代理天命行使统治权，“天-天子-天下-百姓”，是一条线。所谓的“监察”官在这条叙事逻辑上，与其说是天子用来“分权制衡”的设置，到不如说是用来“上达天听”的眼线，这就使得“监察官”与原本地方上的中层“行政”官（县官以上），在性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换了一套名义，多了一个手段罢了。监察官与行政官，本身都是在代理经由天命笼罩的天子治权而已，任何职务都不是一套能够在合法性叙事上独立成一个权力体系而与天子治权分庭抗礼。 与其说，古代中国的地方“监察”官是“监察”系统的，倒不如直接说，是皇权以监察名义派驻地方的代理机构罢了，监察口的汉代刺史（州）、军事口的魏晋都督（府）、军事外交口的唐代节度使（镇）、财政口的宋代转运使（路）、行政口的元代行中书省（省）、行政司法军事口的明代三司（省），统统不过是皇权以不同名义不断派驻地方，试图不断集权的手段罢了。前述各项古代官职所谓监察、军事、财政、行政、司法，都不是“某某权”，而是“某某职”，是绝不能用分权制衡的现代思维来看待的。究其本质，不过是帝王为了皇权集中，不惜不断叠床架屋，牺牲效率而在所不惜、前仆后继，以天下为私产之心，昭昭。所谓明君，亦不过是为了家产兢兢业业而已，惠及生民之处，不过是对朴素的“民本”思想的顾忌。 今之“监察”，其背后的体制是民主政治，其合法性叙事逻辑是“公民授权、政府分权”，权力机关通过综合民意，授予不同的行权职能部门以权能。不同职能部门本着效率原则，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组合优化，强调“职、权、责”的统一，以及各部门之间的配合。现代政府为公民服务，是真真正正的“天下为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所以当然更加讲究专业分工与总体效率。因此，监察官就是监察官，和行政了无干系，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地成为新的一级行政官。 综上，古代中国的地方监察官常常演化为新一级地方行政官，是因为监察与行政都是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二者只是名义不同、事由不同的皇权代理手段，是皇权为了一定程度地“英明”而设置的互为眼线的提线木偶。况且，同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除非与武人相比，否则便毫无专业性可言，相互转换并非什么难事。 题外话，魏晋士大夫中出现的那种不以官职为权责职事、而以官职为权位名分的心思，实在是历史上士大夫出任帝国官职最为露骨的一次态度展现。自此而后，士大夫出仕，人人未必有办事之心、人人反而必有荣位之思咯，范仲淹之流终究是少数，那种把自己当做皇权以下特权阶级的心态，似乎才是士大夫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