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水量是怎么造成那么严重的灾患的？
黄河经过黄土高原之后，裹挟着泥沙奔流向大海。可是这些泥沙很快就会堵塞河道，让黄河难以稳定地在一条河道上流淌，往往溢流改道，四处蔓延。 出三门峡以后的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黄河的水量是怎么造成那么严重的灾患的？请看今天的文章为大家介绍黄河入海口谦让的往事。  1938年黄泛区示意图  好在近代以来，黄河虽然还偶有泛滥，大规模的改道却已经很少见了。现代黄河稳定地向着山东东营的出海口进发，每年为东营贡献着全国最大的城市面积增长量。  但这个现状，其实并非必然如此。当黄河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道时，晚清政府有过机会让黄河从苏北入海，却最终没有实施。  黄河直北千余里 寃气苍茫成黒云  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在清政府眼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马远《水图》-黄河逆流  出于对黄河的高度重视，清政府把河务作为中央专管的领域，设置了河道总督，专门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沿途牵扯的河道众多，泛滥时影响的地区既多且广，到了清代中后期，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南河总督专管苏北淮河流域；东河总督负责山东境内的黄河；北河总督则由直隶总督兼领，防备河北水患。  三大河道总督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清代前期国库充盈、资源丰沛时，河道总督能起到的作用很大。他们能够绕开封疆大吏的控制，以皇帝的名义治理水患。由于治理河务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这类官员一般任期还比较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技术官僚。在他们的治理下，黄河虽然时不时耍耍脾气，倒还在控制之中。  然而河道总督的作用到了晚清却很难再体现出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黄河突然在晚清反复泛滥。十九世纪以后，由于夺淮河入海的黄河下游河道淤废不堪，水流日渐高悬，决口自然连年发生。决口河段从黄河入海口开始向上游追溯，以淮安至河口段河患最为频繁。  黄河故道沿线诸城在今天看来 似乎都已不是繁荣富庶之地 他们都曾饱受黄河水灾之苦  到了咸丰年间，黄河在1841年至1843年连续3年大决口，1851年又在丰县北岸溃决。抢修耗尽了河工预算。在水灾的连番冲击下，河道总督对堤坝沟渠的修复作用也难以体现。  清代黄河图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海陆军建设的烧钱运动让中央国库空虚，拿不出钱给河道总督调配。面对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只能四面出击，这也就意味着河工预算不断被克扣。  太平天国对长江流域的破坏 极大削弱了清廷的经济资源  等到了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从夺淮河而来的故道向北改道，横穿山东西北部入海，告别了苏北和鲁南。原本镇守入海口的南河总督连黄河都见不到，河工部门的存在感也算是到头了。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裁撤了这些河政机构，标志着中央正式撤出了河务管理。  再次决口之后 黄河一头扎进山东  代表中央意志的河道总督一旦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意味着黄河的治理成为了地方官的职责。尽管以山东巡抚为首的各地父母官对治河毫无兴趣，却也只能无奈地接收治河变成自己分内事的现实。围绕着黄河河道问题的无尽扯皮，也就开始了。  山东人从此可就算摊上黄河了 尤其是鲁西北和鲁西南  一方黑照三方紫 黄河冰合鱼龙死  其实一开始接替了中央河务部门，勇敢承担治水大任的，是基层官绅。他们对水患的体会远比坐镇省城的巡抚们深切，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切身利益，都有很强的动力维护黄河河道的稳定。  这黄河要是一摆动 两岸的乡绅就只能看海了 （下图为黄河梁山-平阴之间河段）  现有史料可查的治河士绅为数众多。山东济宁直隶州知州宗稷辰“劝民筑埝”；平阴县知县张鹭立“率民筑沿河堤捻”；菏泽士绅谷韫琢“率众堵防，又会集各村沿河筑堤”；东明县士绅李恒“督修堤堰城赖以亡恙者数年”。  他们不光组织民众治河，还自己筹措经费修筑堤坝，可谓不问国家要一分钱。比如惠民“知县凌寿柏出银四百两倡捐修筑”，长清县“集灾区丁壮兴筑，不必筹款，即碾动该县仓谷以工代赈”。  在这个南北变动的过程中 南北之间的三角地带是受灾最严重的  在地方士绅的努力下，铜瓦厢决口之后数年“张秋以东，自鱼山至利津海口，地方官劝筑民埝逐年补救，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  但是水务治理毕竟是系统工程，尤其是黄河这样脾气暴烈的河流，并非单点修筑堤坝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某县的堤坝修得再好，临县一旦决堤，水流还是会让该县遭殃。  铜瓦厢决口处  若要彻底解决黄河问题，还是要权力更大的地方官出手。  可是没有了中央的统一调度，哪个地方官还愿意摊上这档子烂事呢。以后来的记载看，为了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山东政府不得已在一年之内调用了疏浚其他河道、购置机械、修筑防护堤、添置闸门甚至修建炮台的银两。  挪用银两勉强治河，严重影响了治理当地的民生状况，眼看着黄河改道进入山东的山东官员当然不愿意。思前想后，山东官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黄河复归故道，仍然从苏北淮徐入海，减轻山东的治水压力。  相互谦让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山东巡抚丁宝桢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他提出了四条理由，每一条看上去都很有道理：  第一，让黄河重归故道，可以不用另外迁移民众；第二，黄河故道本就有沿岸堤防，不用另起炉灶；第三，南河总督手下的人都还在，随时可以调用；第四，复归故道的黄河可以不影响大运河的漕运。  丁宝桢同志（左） 和之后即将出场的潘季驯同志（右）  但其实当时距离黄河改道已经过去了17年，丁宝桢给出的前三个理由早就不成其为理由了。真正让同治皇帝眼前一亮的，是最后一个理由。  黄河铜瓦厢决堤之前，运河是由长江过淮河经黄河至京师；决堤之后，运河则需经山东黄河段向北进发，山东中西部地区成为黄运交汇处。  然而，此地地势低洼，黄河一旦泛滥就会连累周围所有的河道一起遭殃，原本就有高度相关性的黄河和运河水灾于是被进一步加强。而漕运直接关系着北京的稳定，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   牺牲淮河流域保北京安危，历史上就不乏例子。明嘉靖年间，治河官员潘季驯就遵照圣意，把黄河北岸的长堤“着实用功”地修筑一遍。  从此，黄河下游只要泛滥，倒霉的就是淮河流域。从紧挨着淮河的盐城、淮安等地，到位于淮南的凤阳、泗州，都在皇帝一声令下变成水乡，有时连泰州南通等地也不能幸免。黄泛区真是名副其实。  这南北待遇不一样啊  在丁宝桢的建议下，好不容易摆脱黄河支配恐惧的黄河两岸民众，眼看着就又要回到过去的噩梦中了。  已孤苍生望 空见黄河流  拯救了淮河沿岸人民的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尽管这两位素来不和，尽管他们被人编排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对联，但这两位南方官员在保护家乡民众方面还是联手挺身而出，反驳了山东地方官的建议。  李鸿章同志（左）与翁同龢同志（右）  丁宝桢的建议提出次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指出三条理由反对黄河归故道：第一，淮徐旧道在黄河改道之后成为了山东难民的聚居地，已经不具备容纳河流的空间；第二，即使修复旧道，漕运也很难快速恢复到原样；第三，是捻军骚扰江北多年，黄河还能作为京师和捻军之间的天险。  其实捻军也时常跨过黄河 骚扰直隶 （纵横肆虐的捻军真是厉害了）  李鸿章的建议，既有保护江南家乡的考虑，也有防止捻军进入直隶地面的考虑。这一点没有瞒过皇室的眼睛，因此他的建议一开始就被搁置了。  这一仗，捻军把疲惫的敌人 杀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 （新时代叙述）  不过清政府忙于内外军政，也没有财力实施丁宝桢的复道计划，这一拖就又拖了十几年。  真正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帝师翁同龢。他和来自苏州的高官潘祖荫联合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历数黄河复归故道的缺点，其实和当年李鸿章说得没有太大区别。凭借和光绪皇帝的过硬交情，翁同龢成功让皇室下了保留现有黄河水道的决心，黄河由此确定在山东入海，一场持续30年的争论就此平息。  山东的黄河入海口 可以放心得持续生长了....  可是由于双方在河道问题上互不相让，治河方案也就在修筑堤坝稳固现有河道和疏通故道两边犹豫不决。京城朝廷上的争论没有结果不要紧，山东黄河新河道附近的遭灾百姓可吃尽了苦头。在这30年的争论里，山东百姓无人关照，独自面对着汹涌的黄河水。  治河是个系统活儿 （图为系统工程的一个角落）  这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两地官员为了挽回局势，而以百姓身家性命做筹码的行为。例如山东巡抚文彬为了驱河南流，只在北侧修堤以防漫水，结果南侧决口形成一片泽国。  继任山东巡抚的张曜见南河旧道规复无望，要求将曹州所属濮州、荷泽起至运河口的二百里泛滥最严重的河道，拔归东河总督管理,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双方又是一阵扯皮，这段泛滥河道的工事当然也就无人主持修建。  孤单的张曜同志  终于，在中央政府的躲闪和当地百姓的哭诉中，山东地方官担起了责任。未能把河工推掉的张曜，组织安排了由省府指挥的抢险队伍，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很快完成了堤坝的修建。  清廷对此当然乐见其效，还成功地把治河负担彻底甩给了地方，鼓励地方性的治河机构与规章形成。晚清的陈朽衰败，由此亦可见一斑。    黄河泛滥，固然是一场天灾。可清朝官员的地域之见和推诿责任，却在天灾之外横添一道人祸，让晚清的山东充满血泪。河道治理也由此从清朝初年的立国之本，成为了晚清边缘化的地方事务。这样的糟糕局面，已经预示着这个风雨飘摇的老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  处在危难关头，究竟是先党争出高下，还是先着手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显然也正是一个政权长久与否的差异所在。  哪个朝代没被黄河考验过...   参考文献： 王林, 万金凤. 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4): 88-93. 张小云. 利益集团视角下清代治理黄河三角洲地区水患思想的分析[J].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 2015, 29(4): 71-74. 高中华. 山东巡抚与黄河治理——兼论晚清时期河政体制的变化[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4(1): 35-40. 方建春. 铜瓦厢改道后的河政之争[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1996 (4): 45-49. 夏明方. 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J]. 清史研究, 1995, 4: 40-51. 席会东.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以 “黄河改道图” 的绘制运用为中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3 (2013 年 03): 142-150. 贾国静, 王凤青. 选择的无奈: 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8(5): 146-150. 马俊亚. 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008, 45(2): 114-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