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作为大革命的维护者，为什么不效仿华盛顿做总统而是称帝？
实习摸鱼，随手写一点东西，顺着临冬城卡夫卡公爵的回答说一点自己的想法，以下内容比较零散，是我最近阅读的一些想法，最后会简要回归到拿破仑本身。 我最近阅读近代史的一个观察在于，中国和欧美对于“共和”这个词的理解其实是有差异的，国内对于共和的认知偏向于制度维度，从某种意义上“共和”就是“非君主”，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外是梁启超在1906年的大论战中提到：“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当然，用“自治”和“公益”去理解“共和”仍然有一些不准确。但是在欧美的历史背景下，“共和”和“君主”并不是对立的关系的，比如英国革命前夕，下议院的议员们反复提及：“人们更应该敬重其国家而非君主……因为国家与共和国在国王之上。”在这里共和国与君主制并不矛盾，共和国指向的是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而那些参与者则以公民的身份共同构成了共和国，而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是否是君主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大革命时代的思想资源很多直接承袭于古典时代，对于共和的理解同样如此，一个古典学的大佬之前和我提过，res publica 就本意的而言指的是“罗马人的集合”，所以奥古斯都时代从罗马共和到罗马帝国的转变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震撼，甚至奥古斯都本人是以罗马传统的光复者自居，同样的心态也发生在拜占庭，卡尔得利斯通过研究拜占庭的“共和”话语和政治传统，认为拜占庭在行为模式和心态上从未发生过断裂，罗马始终是res publica的罗马，无论他的领袖是元老院、第一公民还是罗马皇帝。 只有理解了上述欧美世界的思想背景，我们才能探究革命时代的心态，更何况拿破仑本身就是凯撒和奥古斯都狂热的模仿者。在革命前夕，法国人其实就对英美所谓“平衡体制”表达过批评，他们认为英国充满着贪婪和私利，维持党派和利益平衡的英国宪法不过是派系之争和暴力的来源，在法国人眼中，英国在经济上是贸易公司和雇佣兵的牺牲品，政治上则被派系和政党撕裂，他们甚至嘲笑道：“什么样的体制会如此轻易地就饱受民众之害，甚至犯下不可想象的弑君之罪？”（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了）与此同时，极力鼓吹自由贸易的重农学派杜尔哥在与英国激进派领袖普莱斯通信中提及：“美国获得独立以后处于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原本有机会提供一个宪法的样板，以证明人如何享有自己的权利，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接受自然、理性和正义的统治；但是，美国各州宪法却并不令人满意，把本应集中于一个中心机构的全部权力，分别赋予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这三个机构；这无异于模仿英国体制，而在一个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这样做完全是不必要的。”换句话说，在今日被我们视为典范的三权分立模式，在法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基于此，大革命呈现出与英美完全不同的制度建构，在中央层面，他们否决了两院制，同时也没有采取总统制，在处死路易十六后，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于国民公会，以及有其产生的救国委员会，从某种程度上救国委员会可以看成粗糙版的内阁，但是救国委员会中没有总理，只有轮流主席，其人员本身也是流动的，丹东呼吁宽容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被踹出了救国委员会，在此之前他是恐怖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而在地方层面，他们坚定的反对联邦制，联邦主义是和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并列的九头蛇象征，罗伯斯庇尔不止一次攻击布里索和吉伦特派试图制造联邦制，而布里索们则坚决否认，这说明无论雅各宾派和吉伦特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他们都相信神圣而统一的法国是毋庸置疑的。 说的再远一些，临冬城卡夫卡公爵的回答给我最大的启发的一点在于，对于当时的革命者而言，总统制本身就是对于联邦地方分权的一种代偿，如果在坚持单一制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总统制，那么这种总统无非是有任期、不世袭的皇帝罢了，而民国的政治实践正展现出了这种威权政治倾向。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了领导分散的南方，将民国确定为总统制，在南北议和之后，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约法转变为责任内阁制，但是这种转变并不彻底，大总统保有“总揽政务”“任免文武职员”“统帅全国海陆军队”等职权，这使得总统与国务总理之间权责不明，在民国历史上呈现出两种权力模式，一种类似于传统政治，内阁只是总统的幕僚机构，如赵秉钧之于袁世凯，钱能训之于徐世昌，另一种则是双头政治，最终引发府院之争，如段祺瑞和黎元洪，段祺瑞和冯国璋，而无论是哪一种都与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大相径庭，尤为讽刺的是，在安福国会被实质解散后，责任内阁制的民国竟然出现有内阁无国会的神奇景象。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可能并不准确，因为严格来说，“西方制度”在中国从未被真正实施过。 然而，中西对于“共和”的不同理解，也导致双方对于“复辟”的不同态度，拿破仑称帝一事，一方面体现出热月政变后秩序党保守思潮的复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被废弃，拿破仑、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共享了“自由与秩序”的宣言，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西方世界对于元首本身并不那么敏感——既然罗马人对第一公民无动于衷，为什么要反对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呢？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由于共和被强烈的联系到“非君主”，那么共和话语自然严厉的抵制了复辟，从这个角度而言，袁世凯和拿破仑的不同结局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差异，也是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思潮导向的结果。就此而言，我们也难说中国对“共和”话语的宣传是错误或肤浅的。 最后回到问题本身，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不能简单的把拿破仑定义成大革命的维护者，他一方面在当地推行革命理念，比如废除封建制、明确法律平等、推行民法典，但是另一方面他恢复了奴隶制、重申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在事实上放弃了马赛曲、关闭了巴黎73家报社中的60家，拿破仑表示：“如果我让他们自由活动，我估计我在位不会超过三个月。”甚至被认为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民法典中，他再一次强化了父权，私生子不再合法，父亲可以将16-21岁的孩子监禁最多六个月，女性不能拥有财产、不能订立债务合同、不能工作，也不能未经丈夫统一订立遗嘱，通奸上也适用了双重标准，至于教育，拿破仑曾表示：“公共教育不适合她们……婚姻是她们的全部宿命。”所谓“大革命的维护者”这一身份，也只是在百日王朝时期他才打出的旗号，在此之前他畏惧雅各宾派可比保王党多得多，就我个人而言，拿破仑对于大革命最多有四分继承、六分反对。 当然，题主在简介中特意留了个PS，“他本人明明并非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别想太多，他就是。 假装有条分割线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姜源的回答，关于美国视角的很好补充。我在本回答中对于美国体制的观点实际是复述大革命前夕革命者的观点，并非对美国政治环境的实然描述，想要说明的则是法国的思想环境，而非美国本身。简单的说，就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而言，革命者对于英美通过制度平衡构建的共和体制表示怀疑，他们倾向于更加直接、更加纯粹的共和国，这引导了他们国会中心制的政治实践，也与拿破仑的上位分享了相同的思想资源，这是考察拿破仑需要关注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