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到底有多难？
不掉书袋子了，讲点真实的普通人普通事。 从徐州到南京、沿着长江到武汉，之后到湖南，又一路向西到贵州，我在地图上看了看，大约是2000多公里的行程，我的爷爷走了七年，或者准确说，是逃了七年。 武汉会战时，爷爷在汉阳带走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我奶奶。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跟着当兵的一起走，无疑是最安全的上上策。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奶奶的选择真的没错。 爷爷的头顶有一条好几厘米长的凹槽，那是流弹擦过头顶的伤疤。再向下几毫米，就会要了他的命。 在湖南的时候，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姑妈。因为当时驻守在湘桂铁路旁，所以给姑妈取名“湘桂”。 再后来，湖南也守不住了，他们沿着湘桂线撤退。 爷爷挑了一付挑子，一头装着简单的家当，一头装着年幼的姑妈。走到半路，奶奶突发重病，眼看不行了。爷爷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将奶奶安置在那里，惟愿她万一不幸离世，也晚一点丢失尊严。 爷爷咬咬牙，带着姑妈继续上路。走出一天之后，终究还是狠不下心，又倒回来找到奶奶。真是苍天有眼，奶奶的病居然好了，于是又一家人继续赶路到了贵州。 日本人到达贵州最南部的独山的时候，抗战总算结束了。 爷爷过世的时候，我才上小学。那时候还不都懂得多和他聊聊天，听他讲讲那惨绝的七年中，到底发生过什么。 后来爷爷赶马车求生活，不管空车重车，路程远近，他都不会坐在马车上。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打仗时马都是拖火炮的，很辛苦也很重要。 在他看来，马不是畜生，是战友，是伙伴。唯有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洗礼，才有无比敬畏的内心空间。 明白被欺侮的苦难有多痛，才懂得复兴的目标有多重！加油，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