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哪些展现出『工匠精神』的人物事迹？
耗费36年，在所有人都遗忘的情况下完成国家任务算吗？ 2012年4月，车洪才带着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几页已排好版的样稿以及主编人的简历，独身一人乘坐公交，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中出发，经两次换乘，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他推门进入，却不知道该找谁。 “你来这里干什么？”门卫问。车洪才答，“我要出一本书。”得知车洪才要出的书是外文类，门卫建议他前往外文室。这是车洪才在1978年以后，第一次来到商务印书馆。 其间走错一次门，等车洪才寻对位置，编辑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车洪才说，要出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对方一时没有听明白。在听车洪才提到词典的字数是200多万字后，小姑娘起身叫来编辑室主任。 “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车洪才将带来的材料一并交给闻讯赶来的编辑室主任，两人交谈了约30分钟，这位主任当场表示，会认真研讨车洪才带来的材料。 在阐述编写过程的材料中，车洪才提到词典经过商务印书馆立项。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随后在馆内资料室查询，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记录的确在档，时间是1978年。 早期工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 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我（中）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下一些任务。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 商务印书馆将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 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任务中断 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任务重启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就做了出来——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任务时间跨度近36年，中间经历中断，又被车洪才再度重启。2012年，词典编纂任务初步完成。 交稿出版 2014年4月，车洪才教授花36年完成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这项国家任务始于1975年的全国辞书会议；1978年，受命的商务印书馆将它委托给了车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共同编纂的20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曾经国家还有这样一项工作。 2015年3月，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和外交官张敏主编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正式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他的事件被报道后，有媒体称车洪才用半生时间完成了“被遗忘的国家任务”。他表示，媒体的说法他并不认同，无人问津他完全可以理解。 记者：36年的时间里，真的没有人问过词典的编著工作吗？ 车洪才：“是的。但这也不能就说是国家忘记了这件事。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可能是媒体报道需要一个读者关注的角度吧。我认为编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不是当年我所在的传媒大学交给我的任务，这是我从北京广播电台带来的任务。两个单位领导可能没有衔接好，加上我被外交部借调，校领导的更替，新的领导要完成他现有的任务。所以，没有人过问，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国士无双。 ————————我是认真的分割线—————— 评论区好多人说老爷爷好帅，我也是这么觉得，特地附上车洪才老爷爷（左）和张敏老爷爷（右）年轻时在阿富汗求学时的帅照，希望老人家身体健康(ღ˘⌣˘ღ) 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有木有？！ 大声告诉我帅不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