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语言文学里没有像《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这样的长篇史诗？
因为题主无意中混淆了史诗的古今含义。 原初意义上ἐπικός史诗这个概念，并不是由诗歌内容界定的，而是一种格律（体裁当然对内容选题会有影响，但不是最重要的限定性特征），是和悲剧诗、喜剧诗、抒情诗、长短格诗、哀歌诗、讽刺诗、田园诗、酒神颂等其他格律相对立而存在的范畴。《伊利亚特》之所以是史诗，不是因为阿喀琉斯武德充沛，而是因为它是用六音步长短短格念诵的。如果非要从内容上较劲，那根本就分不清史诗和悲剧，很多希腊悲剧就是从荷马史诗里选材的，这两种体裁更多只能从形式的层面区分，比如史诗篇幅更长啊，可以穿插戏中戏啊，等等（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 如果遵循这种定义，那严格来说除了希腊人，没人能写出“史诗”。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就好比问“为什么非汉文化圈的地方没有七律”一样，是很可笑的。真正“原创”的史诗只有荷马史诗（当然你也可以追溯荷马的史前史，比如有学者认为它受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都是近东—印欧文化圈内部的问题）。 后来，首先是有了后世希腊诗人模仿荷马的史诗，比如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然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人也开始模仿这种体裁，首先是把荷马史诗翻译成拉丁语，然后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比如维吉尔、卢坎。当然格律要改造成适合自己语言的，但还是Dactylic hexameter，也继承了其他形式和内容特征。说这些模仿希腊人的作品是“史诗”，问题不大。 再后来，文艺复兴之后，西欧人开始模仿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典范，用民族语言写自己的史诗（也有直接用拉丁语写的），比如意大利的阿里奥斯托、塔索，英国的弥尔顿、蒲柏等等。当然，体裁在发展中会产生各种变体，有正面模仿也会有“戏仿”，就是所谓的滑稽史诗。总的来说，这种体裁到十九世纪还有活力，后面生态位被小说取代，就很少有人写了。说这些受古典文明文学传统影响下的作品是“史诗”，也问题不大。 但是随着近代东方学兴起之后，问题就大了。东方学者开始把他们在殖民地看到的长篇的、叙事性的歌谣也叫做“史诗”，符不符合格律，有没有来自荷马的影响链条就不管了，也不管当地人对这些歌谣的界定是不是“史诗”。所以《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就成了史诗，《吉尔伽美什》也成了史诗，《格萨尔王》也成了史诗。当然，严格来说这还不算太过分，毕竟荷马的迈锡尼人文明到印度文明大致还是在同一个圈子里，印欧文明的底层成分里就有游吟诗人口传诗歌的传统，也有一些共通的母题，可能在上古确实同根同源。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凑不进这个圈子的。 顺便一提，这种新的广义史诗观不仅驯化了第三世界，对西方自己的文学史谱系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比如说中世纪法国的武功歌、日耳曼人的古代传奇（在古典主义时代不登大雅之堂的《罗兰之歌》《贝奥武甫》《埃达》《尼伯龙根》这类，在浪漫主义时代出于“民族发明”的需要被重新发现）也成了“史诗”，一些抒情兼叙事的小说也成了“史诗”，再比如说有时候分不清Romance和Epic。英美新批评花了很大功夫重新捋清这些体裁的内外概念。 更要命的是，“史诗”这个词在各种语言里已经发展出的引申义，就是作为形容词表示“宏大叙事的”“壮丽的”。以至于现在小说，电影之类的其他体裁的作品也可以随便称之为史诗巨著（epic），仿佛史诗这种体裁的“肉身”虽然已经死在了十九世纪的平民化时代，但是它的“幽灵”一直在徘徊。 因此，题主这个问题必须得在捋清“史诗”范畴的基础上回答： （一）.按照原教旨史诗的定义（源自希腊人，采用或仿制特定的格律和形式特征），中国没有史诗，原因是因为希腊文化没有在古代中国成为典范性的文化。 （二）.按照多元文化时代扩展了的史诗定义（描写英雄的叙事性长篇诗歌），中国的史诗不发达，有一些存疑的作品（诗经里的一部分雅颂，一部分乐府，地方性的民间叙事诗，明清宝卷......）。这种不发达的原因，是本题里唯一值得探究的选题，不过很难给出实证性的答案。事实上，这又可以分为几个小问题： （1）从文本生产的角度，为什么中国上古和后来民间社会生产这种叙事诗的能力较弱。可以从底层传统，语言特征，社会阶层等角度看。 （2）从古代文本编纂和接受史的角度，为什么长篇民间叙事诗没有被传统文化精英阶层记录并接纳为文化正典的一部分，并规范化为一种文人创作的体裁。可以从传统文化精英的反民间性质（文化被官方化垄断得过早），早期书写材料的限制，思想史意识形态等角度看。 （3）为什么近代的民族主义者、企图与西方文体概念对标的新文学研究者没有重新发掘，甚至伪造“中国史诗”，而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规避这一体裁（“中国没有史诗”是梁启超最先最先提出的，他认为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补足了这个体裁，这本身就是个思想史命题），甚至将该命题上升到中西文学传统对立这样的“民族性”高度。 第三个分问题我认为是最有意思，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答： 1.中国新文学产生的时间已经过了欧洲民间史诗再发掘的高潮期（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欧洲重新涌现了一大批民间诗歌，甚至不乏伪造，比如Osian诗的公案。但是20世纪初，小说在西方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国人觉得没必要再去学史诗。 2.中国新文学观对传统文学的再发现是以小说（四大名著）和抒情诗（唐诗宋词）为主轴的，特别是明清小说。小说在西方看来相比于史诗，是更民主化、现代化的体裁，史诗则是古典主义的、贵族的体裁。受进步主义思想的影响，晚清民国的第一批文学研究者们更重视传统小说而非史诗的发掘，导致后者在接受史上出现断层。 （三）.按照“史诗”作为形容词引申了的含义，那你可以管所有你觉得“燃”“厚重感”的玩意是“史诗”，《白鹿原》可以，《孤勇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