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的校史是怎么样的？
校史这事儿相当复杂庞大，而且还牵扯到两个学校……不过这两所学校校史的确非常重合，所以可以一起讲，因为即便是单讲其中某一所的校史也必须要扯到另一所。整理过一个极精简版本，但是贴上来依然觉得神长，有兴趣的盆友可以慢慢看~ 191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于北京成立了“北京美术学校”，中专性质，是中国较早美术学校之一，（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是刘海粟建立的上海美专，私立性质）。彼时的蔡元培已经萌生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这句艺术宣言也成为了此后一百多年间中国艺术教育的滥觞。 该校后来改名“北平美专”，首任校长是郑锦。 这虽然是中国第一所公立艺术学校，被寄托了很多艺术家们的教育理想，却因为遭遇了北洋政府的无理干涉，校长郑锦愤然出走，留下了一个无人接管的烂摊子。 幸运的是，北平美专最终迎来了新校长林风眠。而这一次交接，也打开了后来中国艺术界的风起云涌。 林风眠童年身世坎坷，早年留法学画，在第戎美院学了不久被老师推荐到了当时世界最高艺术学府巴黎美院。他也是在留法期间结实了蔡元培。彼时蔡元培已经在国民政府大学院任院长（教育部部长），跑去欧洲物色杰出的中国留学生，为民国的大学教育寻求人才。同时期留欧的中国艺术家很多——蔡威廉、常玉、潘玉良、徐悲鸿等等等等，蔡元培唯独看中了留法的林风眠。林风眠彼时已经展露出惊人的现代艺术天赋，加之他早年的中国绘画功底——“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是当时的中国所急需的。 蔡元培邀请林风眠回国任教，林风眠除了欣赏蔡元培对艺术的理解，也被蔡元培的诚意所打动，欣然赴任。却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学校，一个濒临溃败的政权。即便如此，他依然积极延揽名师，齐白石也被林风眠纳入麾下成为北平美专的国画教授。 尽管已经做到最好，但林风眠对北平艺依然专极为失望，他曾对当时的美术教育状况感慨道：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统一，动荡了十几年的民国政府终于定都南京。次年，蔡元培在西湖边创立“国立艺术院”，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这两所学校分别是今天中国美术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两校成立的时候都是研究生院，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也兼做国内艺术的统领机构。学校入学门槛高，头两年只招研究生。蔡元培在这里寄托了自己全部的艺术教育理想，重新邀回林风眠出任国立艺术院的校长。在北平被军阀绑手绑脚的林风眠也相信，在这个崭新的学府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离开了林风眠的北平美专就此进入沉沦期，十数年间几乎没有出现在近代艺术史里。这些年里江南一带的学校欣欣向荣，南京的中央大学，上海的复旦、圣约翰，杭州的浙大、之大等等都迈开了现代化教育的脚步，其中当然也包括国立艺术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因为吸引了国内外先进的人才和硬件，很有优势，是民国时期学科最完备、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徐悲鸿也是这个时候回国，顺利地在中央大学的艺术学院谋求到了教职。但中央大学在艺术领域缺乏影响力，徐悲鸿的艺术主张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但徐悲鸿依然积极地投身古典主义艺术教育，慢慢培养了一些古典写实领域的门生，成为中国最早的系统化学习古典艺术的一派。 到杭州后林风眠延揽了法国的油画教授，日本的设计教授……原本国画教授最佳人选是吴昌硕，但吴老年事已高，推荐了自己的徒弟潘天寿。无独有偶，北平艺专的齐白石教授也同样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李苦禅来杭任教。 为了筹备办学，林风眠委托刘开渠和潘天寿为艺术院寻找校舍，最终在蔡元培的帮助下，林风眠以象征性的1块银元从浙大校长蒋梦麟处租借到了西湖罗苑作为校舍。  国立艺术院两年后改名“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 “杭州艺专”，学制从2年变成4年、细化了专业分科，林风眠认为这些更有利于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但是很快，日本攻破上海，所有学校向大西南撤退。撤退中诞生了许许多多故事，最有名的一段故事可能是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合并，称“西南联大”。合并在当时是非常实用的做法，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这两所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学府也在这个时候合并了。 1938年的湖南沅陵，南北两所艺专艰难合并，因艺术观念不同各自不服，林风眠压力之下被迫请辞，政府派了滕固、吕凤子等好几人轮番来当校长，都当不长久。直到留学东京美专回来的陈之佛上任，力主迁校重庆，才得以勉强保存住艺专血脉。 丁天缺先生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这一段往事： 学校跌跌撞撞等到了抗战胜利，艺专大部师生等待复原，有一些选择留在了当地，比如后来做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李霖灿，就离开了艺专留在云南研究纳西文化，最后去了台湾。有的则去了延安（如中央美院油画主任罗工柳等）参加了延安鲁艺。他们的作品不像典型的苏派风格，而是柔和了很多表现主义的风格在里面，这跟他们早年在杭州、西南的求学经历有关。 1945年，抗战结束，教育部令：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保留校名，“该校永久地址，业经决定，迁设杭州”。至此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正式合并，校址迁回杭州，沿用校名“国立艺专”，国美和央美的共同校史也于此完结，此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南北两校虽有矛盾，却也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携手前行，当中也发生了诸多温暖的小故事。抗战胜利后，谢海燕先生辞国立艺专教务长职，复员回沪。行前，请潘韵先生绘制了《磐溪艺苑图》，并请林风眠、吕凤子、陈之佛、李超士、潘天寿诸先生题跋。  在北平美专大部南迁的岁月中，也有一些师生留在北平，归顺了日伪政府，中央美院后来继承的也正是北平美专留守的这一支血脉。 原“北平美专”一分为二，南迁的大部合并进杭州的“国立艺专”，剩余部分恢复为了日后的“北平艺专”。国美央美两校都继承了北平美专的一部分，但中国美院没有把自己的校史连到1918年的北平美专，因为中国美院的主体承袭自1928年的“国立艺术院”，合并进来的“北平美专”部分并未对国立艺专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中央美院所承袭的，除了留京的北平艺专部分之外，更多则是来自延安的“鲁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延安“鲁艺”一直作为根据地的艺术宣传机构，承担了主旋律题材的创作任务，当中清一色的左翼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院校调整后，构成了后来中央美院的主心骨。 徐悲鸿接手了中央美院的组建工作，他将北平艺专和延安来的这支红色队伍进行整合，整合过程中也接收了不少留学回来的年轻艺术家。吴冠中就是当时的年轻海归之一： 后来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吴冠中这样明显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画家都被边缘化，有的甚至被直接打倒。但不管怎么说，徐悲鸿的艺术主张终于获得了领导的肯定，成为了后来统治中国30年的艺术大方向，徐悲鸿的名字也随着时代的洪流变得家喻户晓。 骨子里徐悲鸿的艺术理想也是资产阶级的。徐在法国学的是古典主义绘画，这原本就是贵族们的娱乐消遣，但古典的写实技术正好适应了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可以用来表现工农兵形象，跟苏派的写实风格容易衔接，于是两者不谋而合，统治了艺术界后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期，杭州艺专建筑科分出，并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油画系毕业生胡一川先是北上参与组建了中央美院，之后又南下组建了广州美院，并担任广美第一任院长，胡一川在艺专的同窗沈福文留日回国，来到重庆，成为四川美院的院长。杭州艺专音乐科在重庆青木关时已经并入国立上海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另有部分学生跟随国民政府迁台，接手了台湾艺术大学与台师大美术系……杭州国立艺专这所民国艺术的代表学府，最终帮助建立了海峡两岸最重要的几所美院，艺专剩下的主体则成为了日后的浙江美院。 除了国立艺专，其他艺术院校也都被拆了并并了拆，比如稍差一点的苏州美专去了南京，和上海美专以及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了今天的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南师大的美术、音乐系。又比如广州美专去了武汉，变成了现在的湖北美院，鲁艺的另外一个分支则调去了东北，变成今天的鲁迅美院……除了学习苏联按照专业类别划分学校之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打散民国时期的重要学府，建设新中国自己的重点大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原本的教育中心从江南转移到了北京，北京在很短时间内快速组建了一批中央院校，获得了极大的资源优势。 1950年，应文化部指示，南北两校统一改名，北京的原“国立美院”改称“中央美术学院”，杭州的原“国立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名称做了统一，但两校依然各为独立法人，并无实质上的从属关系。有类似情形的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上海戏剧学院）等等，出于学习苏联院系设置的考虑，也出于当时的很多地方对中央院校的认可度较低，彼时的教育方针鼓励将中央直属的院校都进行整合统一，扩大影响力。文化部也建议各“兄弟院校”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多做些学术交流。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庞熏琹开始积极运作调任北京的事宜：1952年庞熏琹向中央提送工艺美院的建院计划，获得周总理批准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拆分出自己的实用美术系整体搬迁北京，合并了“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庞熏琹担任第一副院长。 中央工艺美院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第一次开始建设工艺美术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清华美院前身来自南北两所美院的设计专业，而南北两校又共同源于民国时期的“国立艺专”。今天的所谓“三大美院”同根同源、皆出一脉，大量知名校友在三校共同挂名，共同奠定了中国美术的最高基准，撑起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半壁江山。 如果说民国美术史就是中国美院校史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初期的30年里，中央美院则成为了中国美术的代表，有着完全的统治地位。当时全国风行苏派写实技法，而其中中央美院又是写实画的最好的。靳尚谊等人日后也成为中国美术界的权威人士。央美的毕业生不但被调配到各艺术相关用人单位，也被美协、画院广泛吸收，同时还很受其他美院的欢迎，一些优秀青年教员被调派到了各个地方美院任教。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美协领导央美的占了半壁江山，各个地方院校也都有很多写实派的老教授是从央美毕业。   国美则因为潘天寿的领导，走上了另一条路。 1958年，学校改名浙江美院，虽然南北两校原本就各自独立，但浙美依然主动在名称上切断了与中央美院的联系，划清界限，原本迁址上海的提议也被无限期搁置。次年，潘天寿婉拒了中央政府的邀请，没有赴京担任中国美协主席，而是二度主持浙江美院（后美协主席由何香凝代任）。潘天寿与其他以西画见长的校长不同，因为自己对国画的重视，同时也因为对林风眠的治校方式有不同意见，努力地发展美院的国画学科，浙美带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国画系，系内又分出不同画种，篆刻等技术也被正式引入国画教学，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也带动了其他院校的院系调整。潘天寿晚年很重要的工作是抵抗社会主义写实风格清洗国画领域，他培养的一批青年教师成为了后来名噪一时的浙派人物画代表。现在中国美院在水墨画方面的成就，很多人都认为这主要是潘天寿的功劳。 因为两校治学方式不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美院重油画，中国美院重国画的观感。 新中国初期的30年里，苏派绘画在浙江美院始终适应不良，这可能是因为早先的文人传统与欧洲现代主义对浙美的影响太深。但苏派技巧在中央美院、鲁迅美院这样的红色院校里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在文化部和教育部“分家”之前，央美和浙美是唯一的两所文化部直属美院，但是文化部对两所学院的定位相当不同。 鉴于浙美过去表现出的现代主义倾向，加上央美根正苗红的出身，每每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且政治正确的艺术交流活动，都安排在央美，比如知名的“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简称“马训班”，影响了央美当时的一批中青年骨干，其中就包括靳尚谊、詹健俊等人，他们时至今日，依然对当时这个来自老大哥苏联的油画培训班津津乐道。而每当遇到一些政治上拿捏不准，或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时，浙美就成了唯一的试验场，包括“博巴油画训练班”、“万曼壁挂研究所”、“赵无极短训班”等，都进一步加深了浙美原本就顽固的自由主义风气。 北有方力钧落榜浙美，去了央美，南有张培力落榜央美，去了浙美。 不是北京干燥凌冽的气候，可能方力钧画不出如此辛辣泼皮的作品；不是浙美开化的风气，可能张培力也不会那么早使用影像这一媒介，更不会在日后成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特殊年代，两校虽然注定要遗憾错失很多好苗子，但也都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生，将学院精神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全国院校都面临西方文化涌入的现实，不得不做出转型，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风格一时间像摧枯拉朽一样退出了主流艺术圈，各个美院纷纷把着力点转向当代艺术和现代设计。从浙江美院那段“卖了校长专车给学生买外国书籍，启蒙了85新潮”的轶闻开始，全国各个院校前前后后都开始瞄准当代艺术这个新鲜事物，高等艺术教育面临着新的机会。 以重新招生为契机，各个美院都用各种方法进行现代化转型。80年代之后的故事已有大量文献，对于当时的艺术环境，从中可窥一二：  1988年，浙江美院六十周年校庆之际，一些校友提出“浙江美院”的称呼与学校所具有的地位不符，该校成立之初的“国立艺术院”就作为中国最高艺术学府而存在，是国内第一所研究型的高等艺术学府，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与中央美院同为文化部直属的两所艺术高校之一，倡议将美院正名为“中国美术学院”。该倡议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大量校友的支持，其中不乏许多在美协、教育系统工作的老领导们。 其实改名的种子在50年代之初早已埋下： 改名“国美”的倡议在提交教育委员会之后，遭到了中央美院师生的强烈反对。央美师生认为，中国已经有一所代表“中央”的美术学院，就不需要另外一所代表“中国”的美术学院了。一部分观点较为激烈的央美师生声称：就算改名，依然会以“浙美”称之，拒不接受“中国美院”之名。该事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在全国美术系统中引发了广泛讨论。 经过长达5年的征求意见之后，199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育委员会”发文“文化部”，指示浙江美院应当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同年12月文化部正式签发改名文件。 就在国美更名后不久，杭州日报见文《“中国美术”失窃》，起因是国美校门口的铸铜校名“中国美术”四字被人盗走。恰逢改名争议刚刚尘埃落定，有人开玩笑说会不会是央美师生所为，此后该故事以讹传讹，坊间传言国美新校门把烫金校名挂在高处，就是为了防止央美师生再来撬走。当然传言只是传言，这次事件却成为了国美、央美争夺资源的伊始，在往后的日子里，两校互相竞争的势头也日益升温。 改革开放后到千禧年的20年间，中央美院发展得并不尽如人意，原本坐拥北京中心区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长期享受中央部委的政策红利，却缺接连错过了“85新潮”等当代艺术发展契机。甚至在后期丢失了位于北京市中心的老校园，被迫搬迁到了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望京花家地。央美搬迁一事一直是个公案，师生们传言，当年徐悲鸿遗孀廖静文在学校反对院长靳尚谊的搬迁决策，认为靳尚谊出卖学校利益，闹得沸沸扬扬。 2001年，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退任，中国美院院长潘公凯调任中央美院，担任院长，这是中国美院院长第三次执掌中央美院（上两任为刘开渠与江丰）。潘公凯的调任一方面促进了两校的交流发展，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办学理念，将央美原先的7个系合并为5个学院，扩大办学，将金字塔尖的美术教育普及给更多求知若渴的美术学子。 随潘公凯一同赴任的还有国美的国画教授唐勇力（后任央美中国画学院院长），他们给央美带来了60年代之后国内主流的潘天寿国画教学体系。 潘院长执掌央美期间，力排众议邀请了建筑师矶崎新为央美美术馆进行设计。很多眼力不甚通达的央美教职员工觉得矶崎新早已过气。直到8年后矶崎新年近九旬摘得普利兹克，央美在潘院长手上完成了史上性价比最高的一次工程招标。在普利兹克领奖台上，潘公凯也成为了矶崎新唯一邀请的中国观礼嘉宾。 就在矶崎新获奖的7年之前，中国美院建筑学院王澍教授获得普利兹克，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国美象山校园一跃成为普利兹克得奖建筑，尝到甜头的国美一边豪掷5亿买下了百年包豪斯系列收藏，一边邀请了普利兹克奖得主隈研吾、西扎为其设计民艺博物馆、国际设计博物馆，还请到了普利兹克评委、哈佛建筑系主任张永和主持设计良渚新校园。同时国美还主办了“DIA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一时间在设计领域搞得风声水起。 中央美院则是联合中国音乐学院主办了“世界艺术管理教育大会筹备会”，主持了“国际美术教育大会”，参与了一系列70周年庆典工作及相关重大项目，包括70周年活动标识、国家荣誉奖章、群众彩车的设计以及领袖像的绘制等等。2019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落成，其整体规划也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完成。矶崎新的获奖如同锦上添花，展现了央美在设计教育领域同样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同时期的各个美院也都积极进行院系改革，通过扩招的方式增强学院的影响力。21世纪的头20年也是中国美术教育事业高速发展的20年，八大美院的举措深刻影响了艺术教育在国内的地位，各个综合类大学纷纷效仿开设了艺术设计课程，艺术考生从原来的全国几万人一跃上升为百万级别。虽然招生人数的扩张也带来一些乱象，但不可否认，新世纪的头20年中国艺术事业飞速发展，艺术相关产业已经大幅超越众多老牌发达国家，中国的绘画作品、设计产品也正在对全世界进行越来越深的文化输出。国美和央美在其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两校交流依然频繁，最近的一次人员调动，国美跨媒体学院邱志杰教授调任央美实验艺术学院任院长一职： 希望两所学院能在网络时代抓住机会、越办越好，既能看到更多更新颖的艺术作品，也能在产业中看到更多的两校学子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