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
次帝国主义是个非常好的概念，大概就是那种“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表达。一看到这个词，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描述的某种现象，现在可算有了切口。 说来奇怪，Sub-Imperialism这个词在外文当中已经应用了差不多五十年，但是几乎没有进入中文世界，在网上搜“次帝国主义”也查不到什么东西。这个词一般散落在外文译著的只言片语当中，有时候也叫做“次生帝国主义”。我觉得哪种翻译都说得通，问题还是中文资料太少了。 次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内涵有点复杂，它代表的是这样一种体制、政策、意识形态——它既是帝国主义秩序的参与者、衍生物，又是帝国主义秩序的挑战者、牺牲品。次帝国主义压迫弱者，同时也是被压迫的弱者。 次帝国主义并不是“二流帝国主义”或者“比较弱的帝国主义”。19-20世纪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是“二流帝国主义”但不是次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脱胎于帝国主义。荷西葡就算再弱，也是原生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次帝国主义不同。 因此，用英文搜索次帝国主义，你会发现，登场频率最高的四个国家是巴西、南非、印度、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的共性是都当过殖民地，在各自地区都施展过霸权行径，有长期延续的霸权诉求。它们才是典型的次帝国主义。 那么次帝国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大体有两种解释，我在以前的文章中都提到过。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次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秩序不可缺少的组件。从冲突论的角度来看，次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组矛盾互动转化的结果。 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理论范式不同，出发点不同，但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两个理论对现实都有解释力，在社会科学当中都是可取的。 而且分析一下历史的话，这两种解释也可以兼容。 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任何殖民者都无法单独凭借自己的力量统治殖民地，他们必须寻求其它人群的合作。而这些合作的人群，就是次帝国主义的摇篮。 殖民政权在殖民地可寻求合作的人群有三个，当地精英、外族移民/少数族裔、本土化殖民者/混血儿。不同殖民地的对象选择不同，依赖程度不一样，但都跳不出这个框。 对于殖民政权来说，这三个合作对象各有优缺点。这里做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类人群是当地精英，包括传统的头人、酋长、官僚、国王等地主奴隶主阶层，以及随着殖民地发展产生的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等新兴中产阶层。这群人的优点很明显，就是具备传统权威、熟稔本地的统治方式、和民众融合度高，适合作为政权代理人，能最大程度降低统治成本。但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对殖民政权的依附性低（中产阶层诞生早期比较依附殖民者，但发展壮大之后也会反水），对殖民政权来说，是不得不依靠，但又靠不住的合作对象。 殖民者和当地精英合作的典型案例是英属印度和西属美洲。英印维护统治的方式就是早期拼命拉拢土邦王公，后期努力安抚资产阶级，同时积极采取分化手段。西属美洲早期很注重印第安贵族的合作，皮萨罗进入库斯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所有印加贵族地位和特权，阿兹特克的贵族们还得到了爵位乃至联姻。但是英国和西班牙殖民者都知道，当地精英并不可靠，所以他们也和第二类、第三类人群积极开展合作。 第二类人群是外族移民/少数族裔，这些人的优点就是高度依赖殖民政权，在当地没有根基，也不容易和当地人沆瀣一气造反。殖民政权一般安排他们当商人、雇佣兵、警察、基层公务员。这些人的缺点当然也很明显，一是缺乏当地经验，二是虽然依赖殖民政权，但也没有什么忠诚可言。 前边说过的英属印度，扶植帕西人、伊拉克犹太人等商人群体，用旁遮普人、廓尔喀人组建军队，充分利用印度族裔多样性平衡当地精英。西属美洲也引入葡萄牙商人（17世纪初）、法国官僚（18世纪）协助统治，最有名的案例是特立尼达岛，在18世纪下半叶基本全靠法国人运营。 在印度以外的英帝国，印度移民是殖民统治的最佳工具。印度为英国在加勒比、东非、东南亚、太平洋的统治提供了大量商人、劳工、基层公务员、警察、军人。英国在缅甸还用克伦人、克钦人等少数族裔组建军队，就像荷兰人在锡兰用瑞士雇佣兵一样。此外，所有殖民帝国在东南亚都重用华人，如果没有中国商人，东南亚各个殖民地根本没法运作。这些手法还被后来的日本人学去，于是就有了伪满洲国的朝鲜警察。 第三类人群是本土化殖民者/混血儿，他们综合了前两类的优点，扎根本地，依赖殖民政权，还往往比较忠诚。但这类人的缺点是数量少，特别在亚洲和非洲那些原住民众多的殖民地，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早在殖民活动初期，葡萄牙的阿尔布克尔克（在印度）、西班牙的科尔特斯（在墨西哥）、法国的尚普兰（在加拿大）就不约而同地提议鼓励种族通婚，用混血儿统治庞大的海外帝国。在之后三个世纪当中，混血儿（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逐步成为法西葡等帝国美洲殖民地的支柱，在英荷葡等帝国亚洲殖民地当中也崭露头角（在这里他们名叫欧亚人）。英属印度、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葡属果阿、葡属澳门，欧亚人都是商人和公务员群体的可靠来源。 在原住民稀少且受排斥的殖民地，例如英属北美、澳大利亚，占优势地位的是本土化殖民者。这些人对殖民政权的认同程度、依赖程度都很高，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也会建立起地方认同，重新审视自己和宗主国的关系。 所有殖民政权，都靠和这三个群体的合作维持统治。如果分化、制衡的技巧掌握得好，帝国也可以维系很久。但是，殖民主义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弱点，这个弱点预示了殖民主义的必然消解，它就是“不平衡”。 无论殖民主义采取什么形式、依靠什么群体，它一定是不平衡的，一定要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创造不平衡，让上位者取得资源和文化优势。殖民主义必须依赖殖民地精英的合作，又必须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维持不平衡，而后者必然导致前者的破裂。 破裂的产物之一，就是民族主义。 网上有些观点把民族叙事和阶级叙事对立起来，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维度。这种说法忽略了民族主义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诞生之初，其信奉者主要是中小地主（大地主和农民一般是传统乃至反动的），后来民族主义才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主张。在殖民地社会，民族主义萌生于殖民地中产阶级，也就是殖民政权既得合作又不得不打压的那些群体。 第一类人群，当地精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反抗者、20世纪亚非去殖民化运动的主力军。殖民主义为了统治培养起他们，就像是在亲手挖掘自己的坟墓。 第二类人群，外族移民/少数族裔，正如殖民者所料，他们更难参与殖民地当地的反抗。但是，远距民族主义在他们当中诞生，他们会反哺家乡的民族主义事业。例如东非、南非是印度民族主义的重要传播节点（也是甘地早年活动的地方），东南亚成了清末革命党人的财政来源和大后方。 第三类人群，本土化殖民者/混血儿，需要更长时间来形塑自己的认同。很多时候，这个过程是在殖民地独立之后才慢慢完成的。但是，模糊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足够激发他们和宗主国割席，发动北美和拉美独立战争，以及1964年南罗德西亚（津巴布韦）的白人暴动。 殖民地精英的民族主义来源于两类共同经验，一是共同忍受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待遇，二是共同在帝国主义秩序当中与殖民者合作。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的观点，就是精英们围绕殖民地首府活动产生的“朝圣体验”。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异体同构、一体两面，既有冲突又有合作，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这组矛盾源于殖民主义的现实。 次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现实，或者说这样一组矛盾的结果。 独立巴西继承了葡属巴西的主张，渴望占领亚马逊河全流域以及巴拉那河东岸。 海地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起两次远征，只因为邻国独立前也曾是法国领土。 印度渴望继承英帝国的内湖印度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把英国的太平洋前殖民地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独立后的越南还想管理老挝和柬埔寨。爪哇人接替了荷兰人，继续在雅加达控制印度尼西亚外岛，还索要过西巴布亚、东帝汶、马来西亚和安达曼群岛。 在南非人眼里，南部非洲就等于南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继承了法国人对阿拉伯-柏柏尔关系的安排，继续打压少数族裔。 乌兹别克人统治中亚，雅库特人统治北亚，是帝俄定下的规矩。布干达能在英属东非内部扩张，埃及作为保护国竟和英国“共管”苏丹。 利比里亚的“美裔黑人”奴役“非裔黑人”。菲律宾在西班牙时代、美国时代、现代都向摩洛人发起战争。 美国和以色列曾经也是殖民地。 这些不是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故事，现实当中没有那些脸谱化的角色。次帝国主义既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 纸老虎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制造纸老虎的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