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5 日国家提出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将带来哪些影响？
看到这个新闻，第一感觉是：怎么有点眼熟啊！ 不如就回顾一下20年前的高考扩招，以史为鉴，也许能给今天的硕士研究生扩招这个问题带来一点思考。 20多年前，也就是我这一代人刚刚上大学的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一个文件，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010年，把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9%，提高到15%。 这个文件是教育部门的心血来潮吗？当然不是。还有来自经济学家的建议。 事实上，这个政策出台的背后有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果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当时的这个扩招决议，是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的。 当时在政治上，我们国家出台了“科教兴国”战略，外部是国与国之间聚焦于人才的竞争。而在经济上，90年代的中后期（95后们那会还只是个宝宝），国家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成为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东南亚的经济风暴使我国的海外市场遭遇重创，促进消费对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当年人们热衷于储蓄，居民储蓄量达到创纪录的6万亿元。 所以，当时ZF的宏观经济调控重点，从过多压制经济过热，不得不转变为“确保GDP年度增长不低于8%”。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提出了高校扩招的建议：如果3年后高校扩招一倍，那么就可以在增加学费的基础上拉动服务业、建筑业这些相关行业投资，最终会促进上千亿人民币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每年可在到0.5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1999年正逢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大批国企工人下岗，扩招也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的客观压力。 总之，这个扩招政策实施了近10年之后，2008年，我国基本实际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不到10年的时间达到这个效果，称得上是“超常规的发展”。 但是有一点别忘了，高等教育既然成为了一种投资策略，那么，增加它的投入必然存在两种效应：溢出效应和挤占效应。至于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则要看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的结果[1]。 扩招10多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的大学生有多人呢？ ——增长了3倍。高等学校学生的在学规模从 1999年的939.86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3559万人； 应届毕业生又增加了多少呢？ ——增长了7倍。毕业生人数已经由1999年的84.7万人 发展到2013年的638.72万人，增加了近7倍； 大学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1倍。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也从1999年1071所增长到2013年的 2491所，数量增长了1倍多[2]。 这个政策在为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回顾这个政策的出台背景，当时是为了“应付困境”而产生“困境决策”。困境决策在短期带来利好的同时，也会埋下长期的隐患。 就在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的那个2003年夏天，在西安市长安区一间血水横流，腥气刺鼻的猪肉铺里，陆步轩手持香烟，身着白色背心，拿出自己的毕业证书，向记者证明着自己的确是一名北大的毕业生。 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现在看起来，确实如此，20年后的今天，这位身家过亿的“北大屠夫”赚了18亿，重回社会热点。 但在当年，这条新闻引起了特别大的热议。还衍生出了很多类似“名校养猪论”的热点话题，以及包括零工资就业、港校报考热、疯狂的公务员考试热、大学生技校回炉、教育部严查就业率造假......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大学生就业有多难。 那么，大学生就业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扩招后，大学生数量快速膨胀，大众教育的趋势来临了，但我们的大学依然沿用的是传统“精英教育”的那套人才培养模式。大学的教育还是传统的那个大学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内涵上，在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上，并没有同步地“发展扩容”。 精英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重理论科研，轻技术应用。这导致当年一大波应届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对口的就业岗位 ，高不成，低不就，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失业。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大学的教育没同步跟上，还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缺乏。这时，就出现了一个略为尴尬的现象：一方面，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专门人才特别缺乏。 可以看到，20年前的高校扩招，对短期经济增长确实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是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但显然也存在消极的“挤占效应”，而且，这两种效应的效果都很明显。 过了20年，如果再度扩招，相关部门应该得提前想好，如何在硕士研究生扩招后的3-4年里，尽可能地减少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挤占效应”，确保20年前的扩招带来的问题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