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杰瑞集团高管被指性侵养女 4 年事件？
4月11日更新：‍今天凌晨，烟台市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关于一女子控告鲍某某性侵一案，我局已组成工作专班，并商请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对前期芝罘公安分局侦办的案件事实及公众关注的相关问题正在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4月10日早更： 最新消息：据@芝罘警官在线通报：2019年4月8日，一女子到我局报案称，其三年多来被“养父”鲍某某多次性侵，我局于次日立案，并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经侦查，综合各种证据，认为鲍某某不构成犯罪，遂于2019年4月26日决定撤销此案，并通知了当事人。后根据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的一些新的线索，我局于2019年10月9日决定再次立案，并在本地及其他涉案地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目前侦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我局将严格依法办案，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4月9日晚，杰瑞集团官方微信发布声明，称已与鲍毓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4月10日早，中兴通讯官方微博发布通告称，公司董事会已收到鲍毓明辞去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的申请。 以下为南风窗记者的调查报道，为受害者发声！ 1972年生的鲍某明，一米九左右，200斤上下，又高又壮像座山一样。 他是一个擅长与孩子打交道的人。 李星星的母亲回忆与鲍某明认识的过程。2015年4月份，两人通过网友介绍，相互认识了。鲍某明先是说，一直都想有个孩子，过不久，他又说希望和自己母女“组成家庭”。 见了面之后，她发现对方年过四十而未婚，有些动摇。 但大概只花了半年的时间，鲍某明就彻底取得了李星星母女的信任。他的关怀倍至，以及律师、名校毕业生的身份，让李星星的母亲相信，鲍某明“可靠”，“确实就像个爸爸”，他的学问高，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强。 2015年11月，鲍某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李星星，到北京上学。 2016年，鲍某明出任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2018年又兼任国内另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独立董事。而李星星，却从14岁开始了自己的噩梦，她近3年处于半失学状态，期间多次自杀未遂。 2019年4月9日，烟台市芝罘区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由李星星报案，掀开了这张父亲的“画皮”。 血已经止住了，但李星星的下体一直疼痛。她安静了好些天，鲍某明终于把手机还给她。 2016年初，刚满14岁的李星星拿到手机，在百度上查询“下体疼痛的原因”，弹出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看头像是一位“医生奶奶”。李星星告诉医生发痛的起因。 “你被强暴了。” 这是李星星人生第一次直面这句话。 她想了一会儿，是什么意思，然后听从“医生奶奶”的指导，报警了。 先打110的电话，然后又听从指引，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李星星向警察讲述了包明对她的伤害。 第一次是在鲍某明的老家天津，2015年12月31日。跨年那天晚上，“爸爸”鲍某明把灯关了，却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他指示女儿，不要做作业，过来坐下，看电视。 坐下。 黑暗中，鲍某明突然一把抱住了她。本能地推开，但当时只有70多斤的李星星，与近200斤的鲍某明，根本无法抗衡。她用尽力气，“爸爸”却像铁桶一样箍住她，摸她。“穿衣服睡觉不健康”，鲍某明一边说，一边强行脱掉李星星的衣服，然后侵犯她。巨痛，从下体一直冲到肚子里来，她流血了。 李星星一整夜没有睡。 第二天，肚子还是痛，去洗手间一看，又流血了，她懵了。 鲍某明没有给她时间清醒。他给李星星洗澡，收走她的手机，把她从天津又带回了北京，整天关在家里。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给李星星播放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里面有很多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 鲍某明说， “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别人家都是这样，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直到多天后意外的报警。 警察到家里搜东西，却几乎什么都没搜到。 鲍某明从家里“消失”了。 消失了多久，李星星不记得，她也不确定：鲍某明是不是被警察带走了？ 懵懂的她只记得，鲍某明再次回到家时，自己非常恐惧，但是鲍某明对“报警”只字不提，好像从没过发生任何不愉快。反而，他又变回了刚认识时候的样子，和蔼开朗，认真地照料她，“真的就像个爸爸”。 随后的2015农历年假，鲍某明把李星星带去了外地旅游，没有让她回老家陪妈妈。 “他到底犯罪了吗？”李星星想不清楚。 他如果犯罪了，警察叔叔为什么不抓他？如果没犯罪，那我怎么还是觉得被伤害了？她不知道为什么鲍某明曾经那样对待她，如今又变得这么好。 李星星不敢追究。 悄悄地，鲍某明暂停了李星星的课业，不再送她去学校上课。原本说好的，鲍某明的父母会经常来照料这个“小孙女”，却也几乎从未来过。亲生妈妈经常的来电，她只能在鲍某明的注视下接听。鲍某明给李星星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里面只加了一个好友，不是妈妈，而是“爸爸”。 慢慢地，李星星掉进了一个“只有鲍某明”的世界。 2016年4月左右，鲍某明获得了一份新工作，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他带着李星星离开北京，搬家到了这座海滨小城，美丽的山东烟台。 烟台的天空湛蓝湛蓝，时常干净得没有一丝云彩。但是李星星从来不往窗外看。她说：“没有意义。” “父亲”鲍某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拥有“两幅面孔”的人。 但凡身边有一个大人时，鲍某明都是开朗、得体、有学识的，而独自面对李星星时，就瞬间换了一副样子。 最开始，鲍某明不让她出门，随时收走她的手机，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不许她哭，也不许她问为什么。 刚满14岁的李星星，还没有发育，个子也瘦小。但是鲍某明会突然掀开她的衣服，嗲着声音，叫李星星“妈妈”，说自己是“宝宝”。很多次，鲍某明坐在李星星的肚子上，压得她怎么也起不来。她出血，晕厥。这些画面，是李星星日后半夜常至的噩梦。 她给记者看一些残存的照片，照片上，鲍某明脱了衣服正在粘胶带，准备给她使用的成人性用品，还有一些床单，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烂。 在李星星的口中，鲍某明到了烟台之后，日益的喜怒无常。 2017年，家里换了一个新马桶，鲍某明很高兴，叫李星星去试。李星星说现在没有，还不想上厕所。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间，扒下她的裤子，按坐在马桶上。 李星星没有隐私。上厕所，鲍某明不允许她关门。他随时会登陆李星星的微信、QQ。鲍某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 李星星给《南风窗》记者听一些语音。 在这些语音里，鲍某明大声呵斥李星星不应该在朋友圈诉说自己的痛苦，“微信发完朋友圈发，你就不能不说吗！”他告诉李星星，“沉默是金啊！” “他不让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他都不让我说出来。就算我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要我说。”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 李星星的抵抗情绪，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包围、瓦解。 鲍某明一开始说，“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后来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最后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你。” 他反复纠正李星星说话的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 这一套具有体系功能的话语，消解李星星的意志，让她不敢离开。 类似的话，还有鲍某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星星回忆一些场景。 她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鲍某明问她，“你是不是喜欢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种事’”；她去动物园，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鲍某明悄悄凑过来，说，“人和动物也能做”；李星星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鲍某明也告诉她：“你妈妈和你也能做”。 李星星很喜欢一只洋娃娃，鲍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时，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处。李星星有一阵子很认真学习，鲍某明就对她发脾气，“弄个学习都比我重要！” 小女孩的一切爱好、热情，都逐渐臭了，死了。 李星星后来写下过一句话，“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鲍某明好像就是对的。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业顺风顺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国内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董事。 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后来会“发病”，按照鲍某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但清醒过来后，又感到痛苦。 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很正常”“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这一套话，鲍某明就像“背书”一样，只要说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这些话是牢笼，是炭火。 她感到被炙烤。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烟台自杀，被他人救下，送警。 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 “高烧”、“经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4月9日，李星星在烟台市芝罘区某派出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当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 鲍某明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 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 很快，烟台市芝罘区刑警大队几名刑警来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笔录。 李星星不再愿意喊鲍某明叫“爸爸”，而是代称为“坏蛋”。 但她仍旧保留着很多13岁时的习惯，总是很尊敬地称呼其他每一个人，“警察叔叔”“阿姨”“哥哥”。 李星星向《南风窗》记者回忆做笔录时的场景。 在正式笔录之前有一个小笔录，之后还有一个补充笔录。办案区的铁门关上了，她和几个警察叔叔在里面，中间有叔叔在抽烟，也有别的叔叔偶尔进来。 一位警察叔叔问她，“鲍某明打你了吗？” 李星星说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一只手突然过来，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问李星星，“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回忆到这里，李星星突然哭出声来，“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坏蛋掐我的感受。” 4月9日后来的记忆是有一些混沌的。 李星星只记得快做完笔录的时候，芝罘区检察院也来了一位刘检察官，是位“阿姨”。 2020年3月25日，芝罘区检察院一女性检察官在电话中，向李星星证实，对这一案件，当时实行了检察院提前介入。 再后来，她发烧难以支撑，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她却睡着了。 她醒来之后，鲍某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 鲍某明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他向李星星挨过来，李星星向旁边让，他又靠过来，连续靠过来两三次，李星星还是让。她很惊恐，抬头望向对面的“警察叔叔”。 李星星记得，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当时正坐在对面，一切看在眼中，没有出口制止。 鲍某明开始细数自己对李星星的好，“我是对她最好的人”。 4月9号，就这样过去了。 鲍某明被放回家了。 后来的事，对于李星星来说，每况愈下。 几天后，警方告诉她，找不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李星星说自己知道在哪里，去指给警察看。她和妈妈去了派出所，对方却告诉她，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 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对方没有给她。 她要求再次报警，该派出所没有接受。 直到4月中下旬，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李星星，叫她去领《撤案决定书》。 李星星拒绝。 但这份《撤案决定书》，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时，还是给到了她的手上。 6月份，警方再无回音，李星星不想活了。 她跑去派出所门口闹，民警叫她去找鲍某明。 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马上就死了”，心一横，一个人跑去找鲍某明。她想叫鲍某明承认错误，“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 在鲍某明的家里，他们厮打起来。 两人又被带到了芝罘区该派出所。 这件事的结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鲍某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从派出所出来后不久，李星星跳进了黄海。 她又被人捞了起来。 从6月起，她开始住院。她的妈妈把她带回了老家东南某省会，接受治疗。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 李星星的妈妈周娟，从4月8号接到警方的第一个来电“惊雷”后，立刻从外地赶到烟台。她告诉《南风窗》记者，当时自己不想活了，“想拿把刀劈了鲍某明算了”。 但等她见到女儿时，只想先让女儿活下来。 4月份报警失败之后，李星星频繁地试图自杀，每一次都折磨着周娟。她生性内向，不善交际。女儿闹自杀的时候，她经常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女儿去哪里她就去哪里，跟在身后，跟着就自己在后面哭。 周娟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几乎阻碍正常沟通。她带着女儿去南山路派出所、芝罘区刑警大队、检察院，找信访部门、找律师、找人大代表，到处找人帮忙请求再次立案。 她们还找到了鲍某明的父母、亲人和公司老板，有人报以谩骂，有人回馈以善意，但终究石沉大海。 异乡母女，再立案之路十分艰辛。 周娟回忆说，“人都在，就是告诉我不上班”“我打了好多电话，都不接”。她们母女俩不断地跑、等、求，四处碰壁。 后来，一位曾经对她们表达过善意的民警直言说，“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 直到6月份李星星那一次跳海，周娟才意识到，女儿已经病了，必须接受治疗。 在烟台治病，人生地不熟，又处处害怕，她只能带女儿回老家。她辞掉月薪本不高的工作，专门料理女儿。 此后母女俩人反复在老家、烟台之间往返，李星星的反复崩溃，催着她们拼命维权。一开始，她们坐高铁去烟台，后来觉得高铁太贵了，就改坐大巴，“半年下来，十几趟”。 “撤案没有道理”，她们希望再次立案。 终于在8月份的时候，她们找到了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李律师。 李律师回忆初次见到李星星母女的场景，在济南河西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小姑娘还只有17岁，但是脸上土黄色的，很憔悴。类似于面黄肌瘦的那一种。妈妈话也不多，看起来情绪很低落。” 李律师听了李星星的讲述之后，跟烟台市芝罘区办案的派出所进行了联系沟通，“确认基本属实的情况下，我们才决定去代理这个案件。” 9月6日，李律师和同事一起去到烟台，先后辗转多个部门，向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和一份《立案申请书》。 终于，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决定立案侦查。” 这份盖有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书》上如此写道。 随后，李星星在派出所连续做了两个周的笔录，事无巨细。期间，她多次崩溃，在派出所里甩自己巴掌，但坚持配合，做完了笔录。 她之前认识的一些有类似经历的病友，在她每夜做完笔录，回到家里时，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 这些病友，有时候比医生和警察还活跃一些。她们陪伴李星星至今，也记录着这个小女孩近一年来的遭遇，和心路历程。 罗希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她在中学时被老师性侵。她的老师对她说，“我伤害你，你反抗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性侵，但我用我的方式让你不能反抗，那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她知道李星星和自己不一样，李星星手里保留了很多证据，她鼓励李星星说出来。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子，她告诉李星星自己从小被邻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类”，帮助李星星很多。 她告诉李星星，“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在两周笔录中，李星星向警方提交了手头上所有的证据：另一袋带有血迹、精液的卫生纸、卫生巾，还有录音、照片、聊天记录。 这里面有几张鲍某明的手机QQ浏览记录的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上显示，在当年2月18日，鲍某明连续访问了近数名“送养”“送养小孩”“送养女宝宝”的用户空间。 李星星告诉记者，“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孩儿，现在我受伤害，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 警方为李星星开具了一页接收清单。 这一次，希望来了吗？ 事实上，从二次立案到现在，已经6个月过去了，除了这个漫长的笔录，李星星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 从2020年新年之后，李星星本人、律师多次联系办案刑警臧警官，但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拨通。 2020年4月1日，《南风窗》记者打通了鲍某明的电话。正在取保候审中的鲍某明，获知记者身份后，立刻将电话挂断，再也无法拨通。 《南风窗》记者会持续追踪此案。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陈舟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GINNY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