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神龙政变？
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正月，五十岁的李显第二次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  世事的变幻无常让李显充满了感慨。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春天，母亲武曌悍然发动嗣圣宫变，把登基不过两个月的李显废为庐陵王，贬黜到了荒凉偏远的房陵；二十一年后的这个春天，李显在五大臣的拥护下发动神龙政变，一举终结了母亲武曌的强权统治，把她软禁在了凄清寂寥的上阳宫……  历史漫不经心地兜了一个圈，人间已然几度沧桑巨变。  看见自己年届半百的生命忽然间严霜落尽，繁花似锦，中宗李显不禁百感交集。二月十四这天，他为妻子韦氏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大典，将皇后的凤冠再次戴在了韦氏头上，同日追封她的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亡母崔氏为王妃。  苦尽甘来的皇后韦氏站在太初宫的门楼上，遥望着广袤而壮丽的帝国山河，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臣民，眼里噙满了喜悦而幸福的泪水。  她激动地品味着这份渴望已久的荣耀与尊严，觉得前半生经历的所有苦难，如今总算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偿。  该如何享受上天的这份馈赠呢？  站在早春二月暖暖的阳光下，皇后韦氏眺望着未来的岁月，不禁有些目眩神迷，心旌摇荡。冥冥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女皇武曌曾经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  韦后转过脸去，看着朝阳之下满面红光的皇帝，幽幽地说：「皇上，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那句誓言吗？」  李显微微一怔。  韦后莞尔一笑，说：「『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皇上可还记得这句话？」  慢慢地，李显终于回忆起来了。  他略显尴尬地笑了笑，看见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东都洛阳前往房陵（今湖北房县）的那驾马车依然在他的记忆中辘辘而行。那一年，妻子韦氏已经身怀六甲，那一趟漫长而颠簸的贬黜之旅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痛苦无边的炼狱。李显一路上紧紧拥抱着面无血色的妻子，在心里向上苍发出了至诚至切的呼告，乞求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她们母子平安。  苍天有眼。就在一片四野无人的荒凉山麓，一个美丽的千金公主终于呱呱落地。  李显脱下自己的锦袍小心翼翼地裹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  那一刻他和妻子都忍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取名为「裹儿」。  裹儿是个不幸的孩子，从她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李显一家人的记忆中，幽禁于房陵的十四载岁月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凄风苦雨，他们几乎认定这辈子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李显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每当母亲武曌派出的使臣来到房陵，满怀恐惧的李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自杀。  是妻子韦氏一次次把他从崩溃和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韦氏总是看着李显的眼睛说：「祸福无常，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又何必自戕？」  就是这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让李显和韦氏情爱弥笃，也让李显在无形中对韦氏充满了依赖。（《资治通鉴》卷二 ○ 八）  那些日子里，李显不止一次地从韦氏的目光中看到了温暖和希望。终于有一天，李显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指向苍天，情不自禁地说：  「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  而今，兑现诺言的时刻终于到了。  中宗李显迎着皇后韦氏殷切的目光，轻声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  「垂、帘、听、政。」韦后说。  皇后的册封大典过后，百官朝会的大殿上便多出了一道透明的帷幔。帷幔后面赫然多出了一个女人。  这一幕是多么似曾相识啊！  以五大臣为首的文武百官不无痛苦地发现——阴盛阳衰的李唐王朝即便经历了神龙革命的洗礼，却依旧摆脱不了牝鸡司晨的尴尬。  侍中桓彦范第一个挺身而出，向皇帝递上了一道奏章。他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名言：「牝鸡之辰，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代替公鸡鸣叫，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萧条。他说：「臣见陛下每次主持朝会，皇后都隔着帷幔坐在殿上，参预政事。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跟女人共同执政而不国破身亡的。而且阴在阳上，违背天理；妇人凌驾丈夫，不合人道。伏愿陛下鉴察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主持内职女教，不要出来干预朝政。」  奏章呈上，李显瞥了一眼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每天上朝，桓彦范的眼睛照例要被那一道轻柔而坚固的帷幔深深刺痛。桓彦范百思不得其解，李显明明知道武后当年垂帘听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就不能吸取教训呢？为什么还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桓彦范之所以不理解李显，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李显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李显虽然在五大臣的拥立下复辟了，但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  五大臣中，只有一个崔玄暐曾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四人皆非嫡系。可是，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暐，在经过这场改天换地的政变之后，其身份也已从「旧部」变成了「功臣」，所以李显对他的防范自然要多于信任。  除了崔玄暐外，原本朝中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也是李显的东宫旧属，一个是魏元忠，一个是杨再思，都曾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属官。只可惜，魏元忠早在二张得势的时候就遭到陷害，被贬到了岭南，杨再思则是在二张垮台的时候被赶出了东都朝廷，到长安去坐西京留守的冷板凳去了。所以，现在李显的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大臣。  李显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  除了孤独，他还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不但没有贴心的大臣，而且身边还有两个让他颇为忌惮的人物。他们就是李显的同胞骨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先说李旦。尽管他生性淡泊，不喜欢当皇帝，但这并不等于别人不会拥立他当皇帝。事实上在李显看来，李旦似乎比他更有资格戴上这顶帝王冕旒。因为在李显被贬到房陵的十四年里，李旦始终是东宫的主人。虽说李旦也长期处在母亲武曌的严厉控制之下，但名义上毕竟是帝国的皇嗣，论资历、论声望、论朝中人脉、论政治影响力，李旦都远胜于李显。而李显唯一的优势，也许就是比李旦年长、更符合「立嫡以长」的继位原则而已。  但是这样的优势显然也是脆弱的。因为从大唐立国至今，当皇帝的都不是嫡长子。太宗不是，高宗不是，中宗李显自己也不是。所以，李显实在有理由担心——哪天五大臣要是看他不顺眼了，完全有可能再搞一场革命，把他轰下台，把弟弟李旦拱上去！  再来看太平公主。她虽是一介女流，而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但显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小到大，太平一直就是母亲武曌的心肝宝贝。据《旧唐书》称：「（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也就是说，太平公主不管是身材、长相还是性格都酷似母亲，所以武曌最疼爱这个小女儿，常常让她参预各种朝廷机密。  参政的机会多了，太平自然就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其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公主可比。神龙政变后，太平公主因功被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稍后，中宗又专门派出禁军卫队进驻太平公主的府邸负责警卫，在其府邸周围遍置岗哨，还有全副武装的卫队日夜巡逻，其警卫规格等同皇宫。只此一点，便足以见出太平公主在中宗一朝的地位之高。  除了政治上的强势之外，太平公主还具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优势。  那就是她的经济实力。  按照高宗时代的制度规定，亲王一般可以获封食邑八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可以获封三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所谓食邑，也叫汤沐邑，只有皇亲国戚和功臣元勋才可获享。获得多少封邑，就意味着有多少户人家的赋税不用上缴国库，而是直接进入获封者的私人腰包，相当于就是在自己家里开了一家税务分局）。那么，太平公主的食邑有多少呢？  她首次获封就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达到了一千二百户，后来又加到三千户；神龙政变后，李显论功行赏，又将她的食邑加到了五千户。此外，太平与薛绍生有二男二女，改嫁武攸暨后又生下二男一女，这七个儿女全部都有封邑，加上武攸暨名下的一千户，太平公主一家获享的封邑至少达到了八千户。再加上她在高宗和武周时期先后获得的不计其数的各种财物赏赐，说太平一家富甲天下，一点也不算夸张。假如当时有胡润财富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太平公主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上榜首富。  有身份，有头脑，有地位，有财力，这样的女人对帝国政坛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许多朝臣纷纷投靠在她门下，通过她的运作和举荐步步高升。此外，民间的文人墨客和年轻士子也闻风而至，争先恐后地递帖子，拜码头，当门客。太平公主也摆出了一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姿态，十分热情地接纳天下士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寒落魄的读书人，太平公主更是屡屡慷慨解囊，馈赠金帛，让这些寒士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便在人前人后拼命称颂太平公主的美德。久而久之，太平公主「折节下士」的品德和事迹就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  眼见太平公主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气指数迅速攀升，中宗李显自然感到了极度不安。  他不止一次地从太平公主的脸上看见了一种东西。  那是一种对权力不可遏止的野心和梦想，就跟当年的母亲武曌一模一样。  很显然，无论是以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还是跟李显一母同胞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拥有异常强大的政治能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李显构成了威胁。  在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李显当然不能无所作为。让韦后垂帘听政，其实就是李显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走出的第一着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韦后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帝国政治，以便增强自身的实力，跟这些威胁皇权的势力抗衡。  所以说，如果有人以为李显让老婆垂帘听政纯粹是出于夫妻情深，或者纯粹是为了兑现当初的诺言，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而桓彦范恰恰就在这里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他反对女人干政的那套大道理李显又何尝不懂？他强调的「牝鸡司晨」的历史教训李显又何尝不明白？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孤掌难鸣的李显要想保住刚刚失而复得的皇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突围，一如当年的高宗李治不得不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一样。  这才是李显的当务之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李显根本来不及去思考。退一步讲，就算李显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宁可把大权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宰相。  在这一点上，中宗李显的思维方式显然跟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李治和李显的出生顺位都那么靠后呢？当初要不是因为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夺嫡大战中打得两败俱伤，也轮不到李治当皇帝；同样的道理，要不是因为武后一路拼命「摘瓜」，把李弘和李贤先后送进了鬼门关，皇帝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第三条「黄瓜」李显的头上。所以说，李治和李显的帝王资格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势的功臣（宰相）集团。  因此，当他们上位之后，也必然要面临同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时，一般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种，也是最好的结果——功臣主动引退，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相安无事。后两种则都是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坐大，变成权臣，最终架空（甚至篡夺）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与功臣集团抗衡，待时机成熟，再出手将其铲除。  当年的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不得不痛下杀手。而如今的五大臣集团，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们是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还是步长孙无忌之后尘，任手中的权力日渐膨胀，最终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很不幸，答案是后者。   神龙政变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仿佛都陶醉在了成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功高震主」的危险境地。尤其是桓彦范，不仅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把手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后，他又拜相，又封爵，又赐食邑，本来已经赢了个钵满盆满，可还不满足，又奏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靠谱。当时赵履温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当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夕也没听说他回过洛阳，他如何参与谋划？这不是忽悠人吗？  李显大为窝火。  可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五大臣翻脸的时候，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把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为司农少卿。  赵履温乐坏了，一上任就赶紧给妹夫桓彦范送去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  在赵履温这件事上，李显算是给足了桓彦范面子。  他相信，桓彦范也会还他一个面子。  可李显错了。  桓彦范丝毫没有领他的情。  这位仁兄一边拉着大舅子升官发财（顺便还笑纳了两位美女），一边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词严地数落李显不应该让韦后垂帘听政。  李显顿时火冒三丈。  哦，只许你桓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儿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儿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桓彦范？  好像是为了跟桓彦范较劲，李显把老婆推上金銮殿后，紧接着又提拔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还有惯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尚衣奉御叶静能等人。  在五大臣眼中，这些人显然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尤以胡僧慧范最让他们看不顺眼。这个外国和尚几年前来到洛阳，别的事没干，只一心一意交结权贵，不久就攀上了高枝，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政变之后，这个胡僧慧范不仅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夫妇奉若上宾，混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慧范的借口居然跟桓彦范推荐赵履温的理由一模一样，说他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以此借口，中宗不仅加封慧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给了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而且中宗本人还经常微服出行，屈尊到慧范的府上做客，好像成心要刺激五大臣似的。  桓彦范再次上疏，声称慧范以旁门左道乱政，请求中宗将其诛杀。  李显看着他的奏疏，唯一的答复就是报以几声冷笑。  不久，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擢升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这两个职位通常都是由硕学鸿儒担任的。比如贞观时期，魏徵、虞世南、颜师古都曾出任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则是孔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竟然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不禁让朝臣们大跌眼镜。桓彦范再度上疏，称郑、叶二人纯属「方伎庸流」，说中宗这么做是「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旧唐书·桓彦范传》）  奏疏呈上后，中宗李显照旧置若罔闻。  其实，李显并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这些和尚道士不可能帮他治理朝政。  李显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此。  他之所以擢用他们，无非是想利用这些人在宗教界和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广泛的统治基础而已。就像当年武曌以周代唐之际，也曾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增强她的政权合法性一样。  明智的统治者从来都很清楚宗教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宗教虽不一定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但却一定有助于强化他们的统治。  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本来就已经让五大臣感到愤愤不平了，而他接下来重用的这个人，则无疑让五大臣在极度悲愤的同时又感到了极度惊愕。  这个人就是武三思。  早在神龙政变爆发后不久，洛州长史薛季昶就曾向张柬之他们发出警告：「二张虽已诛除，可吕产、吕禄（西汉初年的外戚，借指武三思一党）还在，斩草不除根，终当复生！」  张柬之等人却不以为然：「大局已定，他们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还能有何作为？况且，血已经流得够多了，该适可而止了。」  薛季昶仰天长叹，忽然说了一句让张柬之等人莫名其妙的话——「我不知自己将葬身何处！」  过后，又有一个叫刘幽求的朝邑县尉直言不讳地对桓彦范等人说：「武三思还在，诸公恐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早点动手，到时候必定追悔莫及。」  后来的事实证明，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忧是对的——武三思一朝咸鱼翻身，五大臣果然都死得很难看。  可张柬之等人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薛、刘的警告当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替中宗李显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手中又握有宰相大权，天底下再没有谁动得了他们。况且武周王朝已经玩完，武三思彻底失去了靠山，能留着一条命苟延残喘已属不易了，还能翻得了什么大浪？然而，五大臣错了。  单凭武三思个人的力量确实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加上中宗李显的力量，五大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一直以来，武氏集团无疑都是李唐皇族最主要的政敌，如今好不容易把武家势力打趴下了，李显为什么还要重新起用武三思呢？  原因有二：一、他需要一支老牌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五大臣。在李显看来，无论是妻子韦后还是胡僧慧范等人，在朝中都没什么根基，要想和五大臣斗，他们都太嫩了，力量明显不足。而武三思则不同，自从上元元年（公元 674 年）和武承嗣一起被召回朝廷后，他和武承嗣就成了诸武的当然代表，数十年来深深地介入了帝国政治。武承嗣死后，武三思就成了诸武唯一的领头羊，在政坛上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虽然神龙政变后武家失势，但是李显一旦重新起用武三思，他原本的人脉关系必定会迅速恢复，从而形成一股堪与五大臣匹敌的政治力量；二、众所周知，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是神龙政变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五大臣自然成了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政治法则，李显当然有理由把五大臣的敌人武三思变成自己的盟友，然后充分利用武三思对五大臣的仇恨，来逐步削弱功臣集团的力量，最终将他们铲除。  神龙元年二月，也就是武周王朝覆灭的短短一个月后，武三思就重新活跃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武三思之所以这么快就东山再起，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中宗李显在政治上需要他，但是在武三思咸鱼翻身的过程中，却有另外几个人给他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那是三个女人。  第一个是中宗的小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  当年女皇武曌亲自主婚，把她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正是因为这层亲家关系，安乐公主就成了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的第一联络人。前文说过，安乐公主是李显夫妻在贬黜途中所生，其诞生的过程颇为惊险，而且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荒凉的房陵度过的，从一出生就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直到十五岁跟随李显回到东都，才获得了一个公主应有的尊严和待遇。所以李显一直对这个小女儿心怀歉疚，因而也就对她宠爱有加。有了这个李裹儿在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牵线搭桥，双方自然就容易接近。  给武三思提供助力的第二个女人，就是唐朝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