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通方言这么多？
版本一：在南通的范围内，历史上曾有名叫 、 、南布洲、东洲、布洲等大大小小的沙洲。这些沙洲从西北向东南渐次并接，与大陆相连，便形成了南通这块平原。 近2000年内，有三次大的并接。第一次约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扶海洲等沙洲与大陆涨接为今如东县境；第二次在唐末到五代初，胡逗洲与其西北的陆地连接，为今南通市市区和通州区西部；第三次约在北宋初， 等沙洲与大陆连接，位置在今 东部，后又大部份坍没；第四次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江口海域中的 沙、连升沙等沙洲形成，陆续与北岸并接，为今 、 两市的南半部分。今天的南通市市区原是胡逗洲。胡逗洲最早见于《 》关于“ ”的记载，南北朝时，东魏大将 投降了南方梁朝，后来东魏与梁通好，梁欲以交出侯景为条件换回被东魏俘虏的将领，于是，梁太清二年（548），侯景起兵叛梁。侯景的叛军攻陷梁都城 （今南京），向四周扩展势力。不久，梁朝将领 、 联合向侯景发起进攻，梁承圣元年（552） 收复建康，侯景兵败向东方逃窜，在沪渎（今上海西部）乘船准备向外海窜逃。座船离岸后，侯景蒙头睡觉，这时他的部下 命水手把船转向上游，驶向京口（今镇江）。船行到原形逗洲时侯景醒来，他发现航向不对，立即叫船靠岸。他找来岸上的人询问情况，岸上的人告诉他，有南兖州刺史兼北台太尉郭元建驻在广陵（今扬州），侯景想去投奔他，与部下发生了争执。羊鹍等人击杀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六世纪中期， 已得到开发，洲上的居民与西边的广陵信息相通。 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位于长江口北侧约有1600平方里左右的大沙洲，沙洲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流人”，他们多数从事盐业生产，因而洲上设有生产盐的 。北宋初乐史所著的《 》中有比较明确的记录。 胡逗洲形成后长江在这里分流，沙洲与大陆间有一宽阔的泓道。其北岸大致在西起如皋江安，东经白蒲到掘港的一线上，南岸大致在平潮经刘桥到石港一线。泓道直到唐末才渐渐淤塞，北宋初它成为一条东通大海的“小江”，还留有一些小湖，西有车马湖，东有高阳荡。 与大陆涨连后，便不再是沙洲了。然而原来沙洲上居民的语言比较独特，即南通话。这种方言流行的区域较小，大致在石港、刘桥一线向南，达南通市区，平潮向东至金沙一带的范围内。这种南通话和 、 一带的语言不同，也与 、如东一带的方言迥异，俨然一个“ ”。这种方言外地人几乎听不懂，那是由于胡逗洲与大陆长期相隔，来自四面八方的居住者各自的方言在沙洲上交混融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方言。 南通地区方言极其复杂，这和南通地区逐渐由水成陆，各时期接受了各地移民的历史有关。 西部、北部的 、 以及 的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属于 -通泰片-泰如片，泰如片又可以分如东本场话和其他地区的两种，可以分别称为如东话和如海话。 区（开发区以 为主）的方言南通话，也常被归入江淮官话-通泰片-南通片，但和泰如片无法交流（故也有人认为应该单独成片），南通话根据发音细微差别还可细分为本土片，寺街片，市郊片，通如片，金通片。 通州区方言较多，主要讲南通话和金沙话，两者可以互通，少数乡镇讲 （属吴方言 片，沙地人称其为 ）和 （属吴方言苏沪嘉片）沙地话又叫启海话或 ，其中金沙话是通东话和南通话的过渡方言，和其他二种吴方言也很难交流，语言学家 经过实地调查认为金沙话属南通话系统。吴方言中沙地话与通东话也交流困难，另外西北 零星地区还有讲泰如话人群 。 大部， 的南部以及 东部沿海地区、通州 及南通开发区主要说属于吴方言苏沪嘉小片的崇明话（本地称 ，启海话）。 启东海门的北部和通州 东灶镇部分地区说通东话。 理论上被归入吴方言- 小片。 南通话的形成和发展还没有权威论述，通东话和启海话被认为是由不同时期的江南拓荒移民带来的。 在上述各种方言交汇的地区，一个人会多种方言，交流中使用对方方言母语的情形并不罕见。 流传于今 、 及 中西部地区的南通话的形成要追溯到隋唐之际。那时候，南通的主要人口构成是来自江南吴语区的移民，可以看成是南通话的雏形。随着古通州所在沙洲与长江北岸的涨接，逐渐和泰如话融合形成了南通话的雏形，现代南通话被归属于江淮官话\通泰片\南通片颇有争议，曾被建议单独划出吴方言区成为一个“ ”。可能具有较浓厚的吴语色彩。南通话可以和属于吴语的金沙话无障碍交流，但在 区内无法于的其它方言交流。 版本二：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南通这座美丽城市，这儿的水光山色、风土人情、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留下永久的记忆，但是，最让您难以忘怀的，恐怕莫过于难懂的南通话了。有人说，南通话是“难懂话”；还有人说，南通话像外国话，以至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将南通话调侃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不过博主在这里需要告诉你的是，南通话仅分布于南通市区和通州市部分地区，南通郊县的方言与南通话均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因此要想了解南通地域文化就必须了解南通地区的方言构成。 南通地区方言十分复杂，粗略地分大致可分为7种主要方言。除了南通方言外，另外6种方言是：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海启方言。此外，与东台市、姜堰市、泰兴市接壤处，还有人说东台方言、姜堰方言、泰兴方言或这些方言与海安方言或如皋方言的过渡方言(土语)。南通地区7种主要方言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土语)，但通行范围比较小，可以看作是某种方言的变体。 根据鲍明炜、王钧教授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所述，南通地区方言可分为四类： 第一是南通话，是江淮方言的延伸，主要分布在今南通市区，另包括通州市的石港、刘桥、平潮一线以南，石港、兴仁、观河—线以西的地区及如东新店以南的小部分地区。南通话的区域面积约占全市的十分之一，会讲南通话的人数不到全市总人数的七分之一。 第二是如海话，包括如皋话、如东话、海安话，被称为南通的北部三官话，属于江淮方言，具体包括如皋、海安的全部地区以及如东除掘东、兵房等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讲如海话的人数约占全市总人数的七分之三。 第三是海启话（沙地话），属于吴方言，包括海门中南部地区；启东市除秦潭、吕四以西一线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通州南部地区；通州东部临海的三余、海晏、环本—带和如东东南部临海—带地区。讲海启话的人数约占全市总人数的七分之二。 第四是通东话（金沙话是南通话和沙地话的过度方言，一般也被划入通东话范围），是吴方言的延伸，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吴方言与江淮方言交错过渡的种种特性，较多地具有吴方言的特征，是较为特殊的方言小片。分布在从启东市秦潭起经吕四到海门的东兴、包场、余东、四甲、国强，再到通州的二甲、余西、东社、金沙一线地区。 启海话、通东话、金沙话被称为南通南部三吴语。 不过金沙话、通东话被认为是不同时期的江南移民带去的吴语，由于和江南地理位置的隔阂，这两种吴语已经不能与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吴语交流，此两种吴语，明显的带有“南中有北”的特点，例如：吴语特有的否定词“勿”或“弗”，在通东话、金沙话中，全部官化为“不”，具有浓重吴语特色的词汇“面孔”和“汏”，则官化为“脸”和“洗”。 而由清末不断涌入的江南移民（崇明人为主）带入的海启沙地话，仍能与江南吴语交流，两者基本一致。 一、南通话 南通话是南通市的主要方言之一。通行于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及通州市西部石港、刘桥、平潮一线以南，石港、兴仁、观河一线以西地区；如东县新店以南小部分地区也通行南通话。 南通话是受吴语很大影响的江淮方言 南通话“薄病、毒动、共、极技、泽在、闸住”一类字声母读p、t、k、c，明显不符合官话的特征，而与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语和以梅州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方言几乎完全一样！ 官话的声调一般为4－5个，而南通方言有7个声调，与吴语大多数方言几乎一样。 官话的3个主要语音特征中，南通话倒有两个不符合。而韵尾比较少的特点则主要用以区别于南方的一些方言，其实也是吴语的一个普遍的语音特征。因此，若是按照公认的官话标准来看，它不像官话，倒是具有许多的吴语特征。但是从吴语的主要特征来看，它也不能算是吴语。于是有人说，南通话是个方言岛。 上世紀50年代后期，江苏省和上海市联合进行了方言普查，发现西起泰州，东至南通、如东，有一片具有许多共同语言特征的方言区(包括今泰州市、姜堰市、泰兴市、兴化市、东台市、大丰县、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大部分地区、通州市西部和南通市城区、郊区)。1960年，根据此次普查结果编写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这一方言区称为第3区；同年出版的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正式将南通话列入官话范畴，并对官话的定义作了一些调整。 1988年由中国方言学会会长李荣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前述上海市和江苏省的第3方言区正式确定为官话方言区江淮次方言(江淮官话)的一个方言片，称之为泰如方言片。南通方言和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都属这个方言片。 泰如方言片取泰州、如皋两地地名首字命名。这个名称的缺点显而易见，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点。1988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与通泰方言研究》一书中将这一片方言称之为通泰方言。这个名称要比泰如方言片的名称确切得多。 南通话的词语也很有特色。许多词语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也存在，它们是通泰方言共同词语。例如：甚呢(什么)、甚呢门儿(什么原因)、没得(没有、无)、不曾(未曾)、果曾(曾否)、实骨子(其实)、块块(到处)、脚下(地方)、输赢(老是)、高低(到底；毕竟)、家来(回家去)、跟后(接着)、上人(长辈) 、老爹爹(曾祖父)、爹爹(祖父)、爸爸(叔叔)、姨侄(姐妹互称对方的儿子。不说“外甥”)、伢儿(小孩)、女将(女子)、真姑娘(老处女)、老童身(大龄未婚男子)、窝里鸡(亲密朋友)、伴当(伙伴)、帅[shu?i]子(爱出风头的人)、少豪(不良青少年)、化生(败家子)、乖子(机警乖巧之人)、梦枣儿(稀里糊涂的人)、老人头(说话老气的青少年)、老相巴子(好摆老资格的)、稚货(幼稚不懂事的人)、肉头(容易受愚弄的人)、钱锥子(爱钻钱眼子的人)、金刮子(好占他人或公家便宜的人)、纳函[kán]子(咒骂未成年人早死下小棺材)、哭宝儿(好哭的小孩)、赖学宝儿(爱逃学的小孩)、讨汉精(偷汉的女子)、讨饭子(叫花子)、裁衣(裁缝)、刁子(咬舌儿)、矮墩炮(矮而胖的人)、耳头(耳朵)、心官塘儿(心窝)、羊儿风(羊癫风)、传血(血崩)、拉尿[lásuī] (尿床)、发魇(梦中惊叫)、箸笼(筷笼)、搌布(抹布)、槛脚(门坎儿)、儿狗(公狗)、草狗(母狗)、黄猫儿(黄鼠狼)、蟢蟢(蜘蛛)、百脚(蜈蚣)、火萤虫(萤火虫)、樟木虫(蟑螂)、天水虫儿(孑孓)、得蛨[mò]子(蚱蜢)、斫螂(螳螂)、花鱼(鲤鱼)、长鱼(鳗鱼)、蒲芹(芹菜)、牛角瓜(菜瓜)、粯[hàn]子(裸麦磨成的粗粒儿)、米糏(糯米粉)、小麦糏(面粉)、焦麦糏(炒面)、老米饭(粳米饭)、冷飣[zhēng] (嫩裸麦仁炒熟后磨成的食物)、卤肖[shào] (盐；咸)、治[chí]鱼(剖鱼)、棉衤登 [dèng]子(棉袄 )、撂(扔)、沰[tuò]雨(淋雨)、撇油花儿(抽取好处)、挤油(榨取钱财)、觉猜(觉得)、打撬(作梗)、打坝(阻挡)、撬轧(话中带刺)、支翘(形容事情遇到了麻烦)、走滚(走样)、肉疼(心疼；疼爱)、画招(认错)、吃甜(得到好处)、翻毛(发怒)、摆嘴(自夸)、扯野儿(故意说题外话)、绞劳(蛮缠)、绞要[yāo]子(蛮缠)、挑[ti?o]祸(背着人说别人坏话)、说淡话(搬弄是非)、烧阴火(挑唆)、谈闲(闲聊)、劈斫(调解意见)、趁脚跷(跟着表态)、做碍子(小孩吵架)．抢白理(蛮理)、记才(记忆力)、记识(记号)、异怪(肮脏)、麻人(辣)、奘(粗)、木触(迟钝)、刷刮(办事干净利落)、细靠(精致、细巧) 、瘟臭(非常臭)、瘟脏(非常脏)、篾细(十分细)、当仁子(罪过)，等等。 南通话有许多的词儿带有“儿” 尾，如：伢儿、老头儿、猴儿、猫儿、虾儿、螺儿、蚕儿、盘儿、筷儿、钩儿、饼儿、画儿、包儿、枣儿、肉丁儿，等等。这也是通泰方言的共同特点之一。 但是，南通话词语更多的是其他通泰方言所没有。例如：赖(在)、落底(到底)、苦得(好得)、兜根(完全、彻底)、侭数(只顾；老是)、赛如(好比)、大里(到处)、架子(样子)、早番子(从前)、昼心里(正午)、格间(这儿)、葛间(那人)、×得没根＝×得没魂(非常×。如：好得没根、好得没魂)、没魂的×(非常的×。如：没魂的脏)、立等火发(迫不及待地)、自大富(自作主张)、转来(过一回儿)、齐整(漂亮)、安顿(安宁)、低嗒(罗索)、轻而浮屁(轻浮)、啬掐(吝啬)、静办(寂静)、好戏子(好玩儿)、软笃笃(软乎乎)、厚笃笃(形容糊状物比较稠)、滑笃笃(滑溜溜)、绽鼓鼓(鼓鼓的)、胖鼓棱登(胖乎乎)、淡扎扎(味儿淡淡的)、苦叽叽(苦剌吧唧)、不胎孩(不学好、没出息)、娘奶(母亲)、妈妈(伯母)、外爹爹(外公。外，音“未”)、外奶奶(外婆。外，音“未”)、上人(长辈)、奶奶(老婆。前字读上声，后字读轻声。若前字读阳去、后字读轻声，称祖母)、父啊(爸爸)、侯(儿子；男孩儿；小伙子)、偷侯(未婚先孕生的男孩)、寡汉子(光棍)、仇对(仇人)、季拐子(左撇子)、童子(巫)、脱骗(骗子)、闯胎生(惹祸精)、嫩笋儿(年轻缺少经验的人)、糯米菩萨(温和、敦厚、不讲原则的人)、老面糊盆(好装糊涂、好和稀泥的人)、挑祸滴子(爱搬弄是非的人)、直呆子(过分爽直的人)、屙脓滴(窝囊废)、蛮绞绞儿(蛮不讲理的人)、竖头众生(骂人是畜生)、麻脚儿瘟(骂人生霍乱)、斗宝侯(野杂种)、丑胎(骂人素质差)、背锹儿(骂未成年人早死)、少年而亡(骂未成年人早死)、搂屎鬼(顽皮捣蛋、好恶作剧的人)、溜打鬼(不守本份者)、新相公(新郎)、论鱼(鳓鱼)、尖子蟹(梭子蟹)、稻雀儿(麻雀)、刮锅(布谷鸟)、白头公公(白头翁)、苦瓜鸟(苦恶鸟)、偷油老鼠(蝙蝠)、筒管娘娘(纺织娘)、蜛蜛(蛐蛐儿)、假力(蝉)、寒虫宪(曲蟮)、水鸭子(蝼蛄)、黄洋菜(大白菜)、茭首(茭白)、黄花儿(金花菜)、小豆(豌豆)、兜心(馅儿)、缸爿(一种表面粘有芝麻的斜四边形的烤饼)、要子(麻花儿)、仁子(花生米)、浆糟酒(江米酒)、肚子窜(泻肚子)、打半日子(发疟子)、兜耳福(痄腮)、锁口子(脐风)、花花(天花)、有身子(怀孕)、出怀(孕妇腹部渐大)、过首(去世)、顶搭子(头发旋儿) 、倒须(刘海儿)、八子(男子阴)、二瓮子(二胡)、二叫子(京胡)、躲猫儿寻(藏老蒙儿。一种儿童游戏)、凉月子(月亮)、家生(无鋬的马桶)、骨捣儿(古董)、泡扣(纽扣儿)、讹事(错事)、水话(谎话)、门儿经(窍门)、瞟(看。瞟，音标)、拈(捡)、戏(玩儿)、跌架子(丢脸)、忐忐忑忑(犹豫不决)、发虚捣鬼(虚张声势)、假儿古董(假惺惺)、擂神(争吵)、斗花色(寻衅)、忽勒人(得罪人)、搪底(支持)、撺唆(唆使)、串挖(串通一气)、告帮(诉说困苦，求帮助)、顶帽子(代人受过)、拉天(吹牛)、放相(放纵地玩)、称狠(充能)、吃米饭(吃丧饭)、啄毛栗子(啄爆栗)、作造(闹鬼)、绞要子(搅蛮)、缠蛮(蛮缠)、讨汉(偷汉子)、突失(唐突)、、吃鲻鱼头(挨批评)、捉花(拾棉花)、告作(浪费；糟蹋)，等等。 这些词语绝大多数在金沙话和通东话中。南通话、金沙话和通东话具有共同的源头，共同的语言特点，是近缘的方言。因此，这些共同词语很可能就是它们共同的原始母方言词语。金沙话和通东话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作为南通地区的优势方言的南通话的很大影响，也可能有一部分南通话的词语传入金沙话和通东话。但是，方言间的影响和渗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一些周边的方言(包括金沙话和通东话)的词语为南通话所吸收。这些词语的存在，对探讨南通话的源头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淮官话具有吴语的底层。通泰方言尤是如此。南通方言有许多吴语词，例如：蛮(很；相当)、睏(睡觉)、推板(差)、结棍(结实)、来事(行)、鲎(虹)、小开(老板的儿子)、大好佬(大人物)、老人卵(好摆老资格的人)、坍铳(丢脸)、拆烂污(比喻不负责任，搞坏了事情)、写意(舒服)、嗲(撒娇)、三脚猫(半瓶醋)、十三点(傻里傻气或言行不合情理之人)、绞七廿三(胡搞)、挜(强予人物或强卖物予人)、搲(用手抓取)、凡尔(阀门)、不搭界(不相干)，等等。尽管，我们在下文将谈到，南通方言是在古代吴语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但其吴语词语并不多，很多都可能从近代上海方言中传入。这同具有同一源头的通东方言不可同日而语。两个种方言在发展过程中，走的不同的道儿，越跑距离越远了。 南通话的语法不像语音和词语那样复杂。但有一点还是有一定的特色的。普通话说“是不是？”、“好不好？”、“来不来？”，南通话通常说“果是？”、“果好？”、“果来？”。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一般说“格是？”、 “格好？”、 “格来？”，二者非常相似。 南通话有助词“的”，这也是官话语法的重要特点。 从主要特征来看，南通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是无疑的，但是它明显地具有许多吴语的特征。用我国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鲍明炜教授的话来说，南通话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亦即变了形的官话。 南通话的形成 南通方言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必须从南通土地的成陆、开发、移民历史和建制沿革、地理变迁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大约从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称之为胡逗洲(壶豆洲)。南朝梁简文帝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兵败逃此，为部下所杀。隋时，胡逗洲属海陵(治今泰州市)。唐初，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胡逗洲，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盐官，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时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 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了。日本大友皇子之孙真人元开在其所作《大唐和上东征记》一书中就记述了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扬州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的事。根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了(按：唐制1里约合0.56公里)。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其东的南布洲连成一片,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了大致今海门市北部包场镇一带。根据文献记载，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时，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宋人史乐的《太平寰宇记》亦有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的记载。所谓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了。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启东和海门两市北部和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么，胡逗洲方言当是吴语应该也是无疑的了。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静海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间(1041－1048)始与通州东南境相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征。南通方言具有许多吴语特征，这是因为其源于古吴语的缘故。当胡逗洲方言(准确地说，其时应称静海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的一些吴语语言特征仍然被保留下来。根《资治通鉴·后梁纪》和明、清通州志书记载：唐末军阀姚存制(一作姚存)据胡逗、东布二洲，为东洲镇遏使。五代初，姚氏附吴，姚存制之子姚廷为东洲静海军使。大约即在此前后，胡逗洲与北岸砂嘴涨接。公元937年南唐代吴，立静海都镇制置院，以姚廷之子姚彦洪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公元956年二月，后周军队入淮南，姚彦洪眼看在这一带已无立足之地，便带着家属及军士等一万多人离开静海投奔吴越去了(《资治通鉴·后周纪》、《十国春秋》)。姚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氏家族统治静海(胡逗洲)与东洲(东布洲)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军士与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两地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吴兴、常州两地毗连，其方言大体相近，因此，静海与东洲两地方言可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五年(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置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隶海陵郡。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隶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此。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定居，再加上通州人(南通人)与江南上海等地人民的来往亦日趋频繁，这对通州方言及今天的南通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建国以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南通方言正在经历着向普通话逐渐靠拢的过程，今天的南通方言已今非昔比了。 从以上介绍的方言演变的历史来看，我们与其说南通话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倒毋宁说是一种“蜕变了的吴语”，是一种具有吴语底层的江淮方言。 二、如海话（北部三官话） 北部三官话指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通行于南通市北部海安县、如皋市和如东县3市、县和南部通州市局部地区。由于三种官话相对地来说，其间差别不大，因此，有人将它们合并为一种方言，称之为如海话(《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但这不免失之粗疏，也与人们的习惯概念不相符。事实上，三种方言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例如： ⑴如东方言有7个声调( 通同统痛动秃独)，去声分阴、阳( 痛≠动)，古全浊上声字、去声字和次浊去声字读阳去调(动＝洞≠通；义≠衣)，与南通方言相同；如皋方言、海安方言只有6个声调(通同统痛秃独)，古全浊上声字、去声字和次浊去声字读阴平(动＝洞＝通；义＝衣)，具有通泰方言的典型特点。 ⑵海安方言只有一个“我”字声母读ng，没有其他ng声母字；如东方言和如皋方言声母ng比较多(丫伢哑掗；哀捱矮爱；爊熬袄懊；欧藕沤；饿鹅我；肮昂；雁眼晏；恩硬；恶；扼额；压齾)，与南通方言比较接近。 ⑶普通话的韵母ou(谋否斗头漏周抽手柔狗口藕后)，海安方言读eu，如东方言和如皋方言声母读ei。 ⑷海安方言没有韵母ing，普通话韵母为ing或in的字，与韵母为ian的字分不清(建＝敬进；烟＝音英)。 当然，3种方言的差异远不止这些，它们不是同一种方言。 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分别以海安、如皋和如东3市(县)治地，即海安镇、如城镇和掘港镇为分布中心和代表点。3种方言的分界与行政区的界线并不完全一致。两种相邻方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过渡地带。在同一个方言内部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如东县西部、通州市北部以及如皋市与泰兴市边界线如皋一侧部分地区，都有两套舌尖音，即z、c、s和zh、ch、sh两套声母。它们能否构成独立的方言尚有待调查。 海安、如皋和如东属古海陵地。3地的方言都是在古海陵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那么，古海陵方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地理学家、地质工作者对本地区的实际查勘和考古研究证明：今海安县西部和如皋市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这一带属邗国地。春秋时，吴王夫差灭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国语·吴语》)。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九年)，吴、楚交战，破郢城(今湖北江陵县东)，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左传·哀公十二年》：“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说的就是公元前483年秋天鲁国国君鲁哀公和卫国国君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在吴国的郧地，即今海安县立发乡商谈三国结盟的事。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一带，他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并逐渐形成最初的海陵方言――早期海陵方言。至三国时期，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 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属于广陵郡的海陵居民亦随之内移，海陵几成隙地，海陵方言消亡殆尽。公元241年，东吴大司马、如皋人吕岱(160－256)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人口才重新有了增长。晋时续有一些居民从今山东等地迁来海陵，并在这一带建立侨县或侨乡。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避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及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之多。按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的人口猛增几十倍。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北方移民，其方言与当地的方言融合，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以后又陆续分化形成了今天的通泰片诸方言；迁移至今赣北、赣中的北方人与当地居民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语诸方言。以后，赣人又南迁赣东南、闽西、两广、四川等地，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我们在前边提到，南通方言(也是整个通泰方言)、赣语、客家话声母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它们都是在西晋末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缘故，它们具有共同的源头。 古海陵方言作为古代海陵地区的优势方言，曾对其周边地区，尤其是下辖地区的方言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海安距古海陵方言的腹地泰县比较近，今天海安县的大部分地区曾经为泰县(治泰州)地，直到1940年始析东台、泰县、如皋3县地置紫石县，1948年改海安县，因此其方言与姜堰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对它的影响比较小；而如皋方言受吴语的影响要大得多。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燕王靖难之乱，都有大批江南士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些江南商贾及手工业者纷至沓来如皋经商或避难定居，如皋方言受到吴语较大的影响。著名如皋籍语言学家丁邦新教授将如皋方言与南京方言作了全面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如皋话以吴语为基本，加上下江官话的部分影响而成的，所以吴语的色彩较浓，下江官话的色彩较淡，成为这两个方言区域之间的中间方言。” (《如皋方言的音韵》)。他这里所说的下江官话就是通常所说的江淮官话，是传统概念的江淮官话，不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泰如方言。 如东方言是北部三种官话中最具吴语色彩的方言。它有7个声调，与南通方言几乎完全一样。很可能历史上有一部分通州的移民参加过如东地区的开发，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古海门人移居到那里。他们将通州话和古海门话带到那里，久之与当地的方言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如东方言。 三、南部三吴语 南通市乃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汇地。除了南通方言与前面提到的3种江淮官话方言外，还有3种吴语，即通东话、金沙话和海启话。苏北地区有4种吴方言，即靖江话、通东话、金沙话和启海话，其中3种主要分布在南通市境内。 通东方言主要通行于通东地区。通东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它习惯上指启东市北部、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东北三余地区除外)地区，具体地说包括启东市吕四港镇（包括原茅家港镇、秦潭镇）、天汾镇，海门市东灶港镇（包括原东灶乡、东兴乡）、刘浩镇（原刘浩乡地区）、包场镇、正余镇、余东镇、树勋镇、王浩镇、货隆镇、四甲镇（包括原国强镇）、万年镇（西北部），通州市二甲镇（包括旧袁灶乡、余西乡、余北乡）、金沙镇东南部（原金余乡）和东社镇东南部（原东社乡）、三余镇西南部（原忠义乡）、五甲镇东部（原五甲乡地区）。历史上它曾是通州(南通)的一部分，因地处通州(南通)东乡，故习称通东地区。通州市东北部除通行海启方言外，也有人使用通东方言，尤其是与海门市接壤区。这个地区大多数人兼通两种方言。 金沙方言通行于通州市治地金沙镇大部分地区（东南部原金余乡地区除外）、正场镇大部分地区、东社镇西北(原唐洪乡地区)、五甲镇西北(原庆丰乡地区)和十总镇(原十总乡、二窎乡)，是南通市分布区域最小和使用人数最少的方言。 海启方言主要通行于启东、海门、通州三市南部和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及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沿江海启方言带)，以及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及如东县掘东地区(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 。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也人说海启方言(角斜――旧场海启方言岛)。 通东方言是通东地区的土著方言。它是在古海门方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吴语。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因此，具有许多江淮官话，特别是南通方言的特征。 金沙方言是古海门方言与通州方言融合产生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的过渡方言。其声母具有吴语的特点，而韵母与词汇则更多地具有南通方言的特征。因此，它是一种江淮话化了的吴语，是一种边缘方言。 海启方言或称启海话，又称沙地话。它是崇明移民使用的方言，与崇明方言差异极小。二者可视为同一种方言，它们之间的差异可看作是同一方言的内部差异。 海启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是南通市最大的方言；金沙方言是南通市使用人口最少，分布地域最小的方言。 3种吴语具有吴语的许多共同特征，但彼此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比较接近，而与海启方言有着较大的差异。金沙方言与海启方言的差异则更大。 3种吴语都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差异。相对地来说，海启方言的内部差异比较小；通东方言则明显地存在着东部与西部的差异，这是因为东、西之间受南通方言影响的程度不同的缘故；金沙方言因为分布地域较小，因此，其内部差异也比较小。 3种吴语之间以及这3种吴语与南通的其他4种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或者叫做土语。 那么，地处长江以北一隅的南通地区怎么会出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的吴语的呢？这就必须从南通地区的形成、地理变迁、建制沿革、遗民史等诸方面来考查。 大约公元7世纪初，胡逗洲(壶豆洲)以东和东南长江口黃海上相继出现了南布洲、布洲、东洲等几个较大的沙洲。其中南布洲约当今通州市金沙镇以东至通州市忠义乡一带；布洲则约当今启东市北部吕四港迤南一带；东洲在布洲以南，原地已坍没，约当今海门市东南部和启东市西南部。到了公元9世纪后期，布洲与东洲涨接，始称东布洲。唐末，东布洲为东洲镇遏使姚存制割据。五代属吴，姚氏家族继续统治着长江口上诸岛。由于军事地位的重要，东布洲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吴和吴越两国交战，吴越攻占常州东洲镇。不久，吴军救东洲，大破吴越军，收复了东洲。南唐代吴，海门岛成为南唐地。公元956年，后周与南唐交战，周兵大破唐兵于东布洲，这一带成了后周地。显德五年(958年)，周师克淮南，据南唐长江以北地，始置海门县，治东洲镇，改隶通州。从《太平寰宇记》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和《舆地记胜》谓宋初海门岛仍为人犯煎盐苦役之所的记载推测，东布洲当亦为犯人流放之地。由于东布洲的形成与开发较晚，它一开始即属江南常州管辖，因此，最初的流人当主要来源于古代常州一带。最初的东布洲方言基本上是一种古吴方言，与融合古吴方言和古江淮方言而形成的胡逗洲方言当具有一定的差异。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静海岛)与大陆涨接，不久改属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县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公元1041-1048年间始与通州东南境涨接，在古代交通相对闭塞的情况下，岛上居民与岛外来往比较地少，因而方言并未受到江淮方言的直接影响，始终保持了吴方言的特色。 公元14世纪中叶，海门曾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壮县。公元14-15世纪间，由于地球气候一度转暖，海面上升，长江主泓曾一度北移，引起了北岸的大坍削。元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海门县开始坍削，县治地迁礼安乡。明洪武八年(13？？年)，大潮泛濫，吕四场被淹，三万余盐丁淹死，盐灶被迫停火，国库收入减少，于是明太祖便将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强迁至海门吕四，以补盐丁之不足。他们于常熟白茆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茆抽丁”。这些江南移民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方言，使古老的海门方言有了新的发展。明正德七年(1512年)七月，海潮泛滥，溺死千余人。是年，县治地被迫迁通州馀中场(今海门市四甲镇余中村)。以后连年海潮侵袭、土地坍塌 ，死亡人数以万计。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人口只剩下不到5000人。是年八月，县治地不得不西迁至今通州市金沙镇进鲜港村西，借通州部分地与海门坍剩的地，重新建县。以后又连年受灾，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县大半坍入江中，人口仅剩下2200人，不得不裁县归并通州，成为通州的一个乡，称为海门乡。后又改称静海乡。古海门县废置并入通州后，一直为通州和后来的南通县辖地，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始析其地分归启东、海门、南通三县管辖 。因此，古海门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越往西受到的影响越大，最终导致了方言的分化：随县治地西迁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场的海门人，因世代与说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当地人相处交往，方言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金沙镇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而居住故土的海门人，因距通州城较远，方言受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相对地比较小，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通东方言。 古海门地坍塌最终废县并入通州后，到了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江流回向南泓，长江北岸开始涨积。公元1706年前后，崇明人陈朝玉(1688－1761)与妻刘氏来到这里垦殖，带动了一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披荆斩棘，辛勤垦殖，不久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年划通州、崇明部分沙屿及通州、崇明间新涨沙，设海门直隶厅。境内人口达10483人，其中崇明划入2958人。这些崇明人便是今天海启方言地区最早的先民。以后200多年间，续有崇明人来到海门，崇明话自此称为海门话。而今天的启东市南部大部分地区，曾是崇明属地，1928年始析置启东县，自此，那里的方言称之为启东话。海门话和启东话合称海启话或启海话，俗称沙地话。1901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而在今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在那里形成了角斜――旧场海门方言岛。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地带和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也有人说海启方言。东起启东，西至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地带，形成了广长的沿江海启方言带。海门方言还随着移民传播到东台、大丰、盐都、射阳、灌云、滨海等县、市沿海地区，在那里形成零散的海门方言点或海门方言带。此外，南通沿江一带的沙地人渡江围垦常阴沙并在那里定居。后来常阴沙与江南常熟地涨接，解放后划归常熟，1961年12月析常熟和江阴部分地置沙洲县，常阴沙成为沙洲县地。1986年沙洲县改张家港市，常阴沙人成了张家港人。常阴沙人通用的海门方言，当地称之为常阴沙话，即常阴沙方言。 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都属太湖片吴语。其中海启方言属以苏州方言、上海方言和嘉兴方言为代表的苏沪嘉小片，与同一小片的其他方言比较接近；而通东方言和金沙方言，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属以常州方言为代表的毗陵方言小片。尽管它们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常州一带的方言，两种方言相对地来说，较之苏沪嘉小片诸方言更接近毗陵小片一些方言，但是，地处苏北一隅的这两种方言，历经千百年沧桑，已与今天常州一带的方言有了很大的差异。相对地来说，他们的许多语言特征更接近南通方言。因此，有人将它们从毗陵小片中分出建立独立的方言小片，称之为金吕小片，即西起通州市金沙鎮、东至启东市吕四港镇的方言小片(徐铁生：《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归属刍议—兼论两种方言的形成与南通方言的关系》，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吴语研究》，2003)。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其形成往往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人口的扩散、地理的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都可能成为导致方言歧异的因素。人口的扩散(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红白喜事、宗教迷信、民间文艺、民间传说、民间工艺、称谓、禁忌，等等)、生产和生活方式(职业、行业、衣食住行)诸多方面。这些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在方言词语上反映出来。南通市不同方言区的人，其先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习俗和地域文化，这一切构成了南通市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南通地区地处官话与吴语的过渡地带，南腔北调的方言融合是导致南通地区吴、淮文化兼具和相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了解南通的地域文化必须了解南通地区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