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中，being 一词应该翻译成「存在」还是「是」？
西方哲学著作中的“being”应当且仅应当翻译为“是”。将“being”翻译为“存在”的做法不但是不正确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这种不当的翻译给中文语境的读者阅读西方哲学带来了极大的理解门槛，同时许多人在充满“存在”字样的著作中成长以至于产生了对西方哲学的严重误读。 我主张将“being”翻译为“是”，并反对将其翻译为“存在”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量： 在汉语中，“存”与“在”连用，组成“存在”。其中“存”表一种空间上的“有”，如储存、寄存、心存；“在”则指占有某个空间位置，如留在、在于等，两个字含义相近，其组成的“存在”则天然地表达“有着”、“在空间之中”的含义。 根据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是，直也。从日、正。汉字“是”由一个“日”和一个“正”组成的，最早的含义是指正午的太阳，因为其与地平线呈水平九十度夹角，笔直、明亮，因而被引申为“直”、“正确”。在现代汉语中，“是”被赋予了系词的含义，即联系两种事物，表明两者同一或后者说明了前者的某种属性。比如： 前者中“北京”和“中国的首都”是同一的，这种同一用“是”进行了联系；后者中“红”只是“花”的属性，这种属性的关系同样用“是”进行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中文“是”与英语“be”或者德语“sein”的功能是完全同一的，任何“是”作为系词出现的汉语句子几乎可以实现与英语“be”句型（主系表结构）无缝直译，反之亦然。 在这一点上，翻译为“是”比起“存在”有着极大的优势，一些“be”句型甚至不可能用“存在”的译法将其译出。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是”本身就可以表“存在”，换言之“是”的内涵是比“存在”更加丰富的。例如： “一片花园”是“我家门前”的一部分，其说明了“我家门前”的某种属性（引申于“是”作为系词的第二层含义，联系两种事物，表明后者说明了前者的某种属性），“我家门前”有很多东西，有花园、步行道、公寓楼等等，当我试图说明作为某种空间关系的属性时，我使用的“是”就完全地等同于“存在”的含义。因而我们可以从上例中看到，在某些特别情况中，“是”就是“存在”，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西方语言中。 在陈嘉映老师翻译的《存在与时间》的附录一——一些重要译名的讨论中，他就以这种系词表存在的特殊情况为依据将“sein（being）”翻译为“存在”。 当然，我们要知道的确在少部分情况下“是”就是“存在”，但这也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存在”一词是否能涵盖西方哲学中“being（sein）”的全部内涵是存疑的，我们必须回到各种文本当中进行体察。 在下文中我选择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海德格尔的《是与时（存在与时间）》这些经典文本，以三部最典型的西方哲学著作为例，分析为什么将“being”译为“存在”是不恰当的。 就目前对“是”与“存在”的词源学分析而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初步结论： 首先我对选取的这一段文本做一个提示性的介绍。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篇：纯粹理性的理想中的第四章：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性中，康德严格区分了“God is”与“God exist”之间的区别，即“上帝是”与“上帝存在”是不同的，因为“being”不是一个谓词（旧译：存在不是一个谓词）。 所谓谓词就是“S是P”中“是”连接的后者“P”，即表语，表达主词“S”所蕴含的东西。康德认为“being”不是一个谓词，因此我们说“God is”的时候并没有说出上帝身上蕴含的更多东西（比如祂是存在的），更不可能通过“God is”推导出“God exist”（上帝存在）。以上内容在英译本中是极为清晰的，这里我选取的是剑桥版的译本： 我们再来看汉译本，这里截取的是李秋零老师的译文。 很明显，在汉译本中“是”与“存在”被混用着去翻译“being”，这对文本的理解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英文版中非常清晰明了的表达反而在中文中变得十分晦涩。这种做法还有可能撕裂康德原文思路的连贯性，甚至曲解其内涵。 此处，康德本身就想区分出“being”与“exist”的区别，然而武断将“being（is）”翻译为“存在”，会使得康德的这种努力难以直观地被把握。这也一部分佐证了我在前言中的观点：存在本身就有其对译的词“exist”，而“being”并不是“exist”。这时将“being”翻译为存在会造成词义混淆。 黑格尔哲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而《逻辑学》就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基石。此处我们不展开对《逻辑学》具体内容的讨论，我们只在中文与外文文本之间对“sein（being）”的翻译进行比较，以挖掘中译本对黑格尔思想可能的遮蔽与塑形。这里我选取的是剑桥版《哲学全书》的逻辑学部分，即俗称的《小逻辑》第八十六节，以及贺麟先生的中译本，我们首先来看贺译本。 在读完上文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仅根据中译本，这一段黑格尔主要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纯存在是无规定性、直接性的东西；第二，纯存在是开端。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纯存在怎么可能是无规定性、直接性的东西？我们在前面的词源学辨析中已经得知：存在就是在时空中的存有，这意味着存在这个概念本身就依赖着时空，或者说被时空这一概念所规定，自然不可能是无规定性的东西，又因为理解存在这一概念首先不得不先理解时空这一概念，因而存在也不是直接性的，而是间接性的。 同时，黑格尔在其书第一百二十三节中也提到了一个概念：die existenz（exist），即存在。那么存在作为一个非常靠后的概念，怎么可能又作为开端出现在这里呢？随之而来的还有第三个问题：黑格尔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一部《逻辑学》，那么逻辑学怎么又和“存在”划上关系了？抱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妨移步英译本。 读完在英译本之后，只要我们能达成将其中的“being”译为“是”这一共识，那么一切理解上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首先，“being”不是“存在”，而是“是”。“是”作为逻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黑格尔在此开端并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是”只是一个系词，它不是谓词（如康德所言），它自然是无规定性的，它也不依赖任何其他概念来定义自身，因而它也是直接性的。最后，我们也能轻松地将sein（being）与die existenz（exist）区别开来。 当然，贺麟先生最早主张的是将sein翻译为“有”，这一译法是有其思想背景依据的。在道德经的第二章中老子阐扬了“有无相生”的思想，而将黑格尔的sein翻译为“有”，让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与中国道家思想形成互文，颇有一种黑格尔穿上道袍的趣味，的确满足了译文的雅。但仅从文本的精确性上，个人并不赞同这一做法。 海德格尔的代表作Sein und Zeit（Being and Time）被陈嘉映老师译为《存在与时间》，这一译法在我看来是不妥的，因而我采取熊林老师的译法将其译为《是与时》。作为一部集中讨论“being”的著作，“being”的翻译问题就成为了读者能否把握海德格尔文本原义的关键。下文中我将主要比较陈译本与熊译本之间的不同，以辨明将“being”译为“是”的正确性。 我们先来读最为广泛流行的陈译本，在本书导论第一节：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中，海德格尔谈到了三个世人对“存在”的成见，其中： 那么，请问海德格尔是一个傻瓜吗？所有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学者也一并是傻瓜吗？就我们了解到的，存在这个概念不但可以定义，而且非常好定义，存在就是时空上的存有。那海德格尔这里到底想谈的是什么呢？此处我们移步熊译本： 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其实谈的并不是“存在”而是“是”，而在《是与时》一书海德格尔的原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如此引用帕斯卡： 换言之，海德格尔指出世人认为“是”不可以定义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定义是的时候就必须以“是”是……来发问，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们使用了“是”，我们使用着我们需要定义的词。这也是使得“是”不可以被定义的原因。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的第一个成见才可能被正确理解。 熊译本中指出：我们无论如何思考是者（能被是所规定的东西，可通俗地理解为存在者），我们都已经包含了对“是”的理解，因为我们总是以“这是……”的方式来定义是者，因此“是”总是被我们所先行把握的，这也与上文注释中海德格尔对帕斯卡的引文含义基本相符。 我们再来看海德格尔指出人们对“sein”的最后一个成见中两个译本的不同： 在这一段中，陈译本的译法已经造成严重的语病了。前文中提及的是“存在”，而在海德格尔的举例中却又不得不译为“是”，这使得一个完整的概念（being）彻底撕裂了，也让内容变得非常拗口。同时，这一文本又会产生基本的理解问题，为什么在一切认识、命题中我们都要用“存在”？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以上三个命题又在何种意义上包含了“存在”？但在非常直观的层面上，我们可以一眼识别这三个命题中的确都包含了“是”。因而，熊译本中：在所有的认识活动和陈述中，……都得使用“是”。相比较陈译本，熊译本的译法就会使得文本整体变得十分通顺、易读。 西方哲学作为陌生的思考范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有足够魅力的，而通过译本去把握西方思想又是道路险峻的，但我相信它的价值绝对值得人们付出的汗水与脑力。 上文乃是我对西方哲学中关键概念“being”的译法做出的基本阐述，个人在长久的学习中愈发地坚定“being”只能译为“是”这一看法。当然，这种看法在目前学界而言的确是相对非主流的，但我也确信自己拿出了相当的文本依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以上仅为一家之言，如有错误也欢迎读者批评、斧正。 任何思考都是在否定之中展开自身的，因而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绝不是对译者的不敬，相反这只会更加深刻地反映出翻译工作的艰辛，谨此对上文提及的哲学工作者们表以最高的敬意，并感谢熊林老师课上对《是与时》旁征博引般深度的解读让本文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