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陶渊明、屈原、李白、杜甫他们是伟大的诗人，而苏轼是偶尔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
苏诗之所以不够伟大或许源于一种伟大而强烈的悲剧感的缺失。 陶屈李杜的诗，都可以发现一种悲剧感，被时代和社会排斥在外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就像陈子昂《感遇》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屈原的悲剧在于君臣不相遇合，美政无法实现，无论是离骚还是九歌，都可以发现信仰的破灭，他所珍惜的一切的那个时代被碾压，人才变质，法度不正，君主不辨，尽管如此“路漫漫求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就越发高贵，这是一种壮烈的悲剧感。没有希望没有归属，这种悲剧只有死亡才能终止。我们不翻翻《离骚》，就翻翻《九歌》吧： 儒家思想为屈原提供了行道的精神支撑，但并未其提供道不行的化解之法，一旦理想受挫，表现在作品中就是火山喷发式的激情和强烈的死亡意识。这是屈原的悲剧感。 陶渊明虽然看似静穆，实则未必全是静穆。考察反复的出仕经历，可知他的志向并非归隐。正如鲁迅所言： 这才是完整的陶渊明，一个在政治黑暗的时代洁身自好归隐田园的陶渊明： 南山种豆的是陶渊明，猛志常在的也是陶渊明，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替代性满足，也是后者的升华。陶渊明的伟大正在于有这种悲剧的底色，而将对其进行审美超越，道之不行，吾将安归？那就归于田园，在最后一块土地保留心灵的圣洁吧。他的伟大还在于为后世不能行道的文人开辟了精神家园，而苏轼正是沿着这条路往前走的。这是另外一种伟大，伟大不只激情，还有坚守。 李白是个简单纯粹的诗人，正因为简单纯粹，所以仙气逼人，几乎在后世的诗人中很难发现一个比李白更为透明的诗人。李白的理想是先入世后出世，先兼济后独善，但李白哪样都没做到。李白不屑科举，不屑于庸碌，漫游十三载，是为扬名，扬名是为做官，做官是为实现理想。李白的理想是 但显然在唐玄宗时代，李白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理想的，而实际上李白也没有太高的政治能力，李白好道也并非倾慕于道家思想，所以一旦在遇挫，就会吟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就会唱 也会唱 李白好道，但并非彻底，一旦有机会从政实现理想，便毫不犹豫从政去了，如入李磷幕府仍然唱，“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这是李白，一个充满激情、矛盾、挫折、豪气、仙气的李白，为什么叫“谪仙人”，就是对诗风的概括，也是对其悲剧性命运的概括。我们在读豪气如斯的《将进酒》时也会感觉到隐藏在文字下的深深的悲剧感。 杜甫的悲剧就在于作为一个纯正的儒家思想信仰者，他见证了开元盛世，又见证了安史之乱，从“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二首》）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眼睁睁看着梦破灭了，却无能为力，这种冲击感和反差对于杜甫来说，尤其难以接受。 杜甫与李白不同，杜甫自称“乾坤一腐儒”，是个纯正的儒家思想信仰者，存在的目的就是尽一己之力，辅助君王，仁民爱物。但显然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藩镇割据，国家分裂，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平时里所信仰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一无是处，仿佛国家君主的合理性也值得怀疑，那么我该去信仰什么呢？我该到哪里去呢？ 研究古代文学的都知道，由杜甫开始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政治本体的合理性遭到怀疑，而杜甫就是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怀疑性，《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如此，在这个诗中他对百姓的命运的同情越深切，对信仰的怀疑也越强烈，理想和现实格格不入，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杜甫后期的诗中，《望岳》那种凌人胸怀荡然无存，只有 那种人被抛到天地之间无所皈依的孤独感显而易见，但杜甫的伟大在于，他虽然孤独，但不并不自我隔绝，自我放弃，仍然执着为百姓悲苦的命运而写作，这是一个诗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传统士大夫人格的典型代表，在泥土里踽踽前行，并塑造了一座人格的丰碑。因为如此，他才伟大，但伟大，他的悲剧性也就更加强烈。 但苏轼不一样。但苏轼显然是个懂得自我排解和解脱的人。苏轼是比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更具哲思和理性的人，他的《东坡易传》就是哲学代表作，是列入《宋元学案》的，是宋代理学派别之一。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简单来说就是道的本质是变化的，世界也是变化的，自然即合理，人的情感具有合理性，（参考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艺术观》），既然如此，一切都是变化的，升沉起伏乃是人生常态，又何必如此执着而不知变通呢？苏轼常说“我手写我口”，那么既然内心无所滞碍，那作品又何来的强烈的悲剧感呢？ 但苏轼的人生显然是个悲剧，《自题金山画像》: 元祐党祸，多次遭到贬谪，但并非一蹶不振。原因就在于他对现实的悲剧进行了审美超越，并从中建立起合理性和新的价值。人生本来便是寿夭不等，德不配位，祸福不均，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来未必有价值，但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必须去建立价值，那么暂时的祸福在人类的总体命运来看又算得了什么，但个人必须去创造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依靠外来的价值判断，而是“我欲仁，而斯仁至矣”。在内心创造了新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标准，那么外来的悲剧于我何伤？此心安处是吾乡！ 那么超越了现实的悲剧，内心的丰满，何来的悲剧呢？即使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有 作品中满是一种宁静的安谧。一种哲人的睿思。就拿《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来说： 所见即是平凡也是生机，但代价正是丧失了那种伟大的悲剧性。 结语：虽然苏轼比起前四人来说，他的情感不那么强烈，他的命运比起前四人却更为曲折，可他却真正做到了仁民爱物，修苏堤，抗洪救灾，拯救溺婴，提携后生，更何况他哲学精深、词文亦妙、书画兼善，在诗坛或许他没有前四人那么熠熠生辉，那么伟大，但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