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风」是不是太大了？
尽管不愿承认，我们对于抑郁症的谈论似乎停在了一个奇怪的区间。 早些年间，中国是“没有”抑郁症的，有的只是“神经衰弱”和“胸闷气短”，再严重一点，就被认为是疯掉了。 如今，从“理解和关爱抑郁症”的呼吁，到“为郁抑症患者正名”的口号，年轻人早已脱离了认为抑郁症是无病呻吟的初级阶段，他们有太多自我的表达空间---在大名鼎鼎的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中有无数的成长申述，就好像“患抑郁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问题下每日都有更新的长文。 我们感到中国的抑郁症群体愈发庞大。或许并非患者数量激增，而是敢出声的患者越来越多。 而在诸多的自我描述与吐露中，年轻人给外界留下了林黛玉式的柔弱、安妮宝贝式的唯美以及董小姐式的“有故事”形象，其中极少有人强调遗传的影响，它似乎只是成为由过往的伤痛带来的崩塌。 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却正在青年文化中超越和脱离疾病的范畴，成为一种固定的标签。 一份自测量表，一张抑郁症诊断书，一个疲惫的自拍，以及一段苦痛的故事，网络上从不缺少这样的倾述。 “抱抱”，“我爱你”。 “我会加油的。” 我们固然从不把抑郁症当做无病呻吟，于是在这样的鼓励之后，这段治疗往往便告一段落了。 “去看医生了吗？” “还没有呢。” 她的手机里存了好几张自残的照片，她又打了一长篇的文字，她做了无数次网上的自测量表，她却还是没有去看医生。 抑郁症似乎成为了只是因痛苦而生，在倾述中缓解的绝症。在这样的隐喻传达下，他们一边在痛苦中反复自问，同时又沉溺在“没有人能救我”的既定思维中，不愿迈开自救的步伐。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何长得漂亮的女孩会得抑郁症?” 漂亮的女孩在悲伤的自述中获取安慰，而屏幕前更多普通的女孩却因此低下了头。 “看来我连抑郁都不配呢。”她们说。 在此般氛围下，抑郁症患者往往被诗化成为纤弱、惹人怜的形象。其实更多真实的情况是，那些患抑郁症或精神疾病的人非常普通，她们的眼神可能并不空灵，也不纤弱美丽，她们可能是因为外界或遗传而患病的贫穷肥胖女孩，——是的，甚至不会让你感到怜惜。 什么时候，抑郁症与天才、柔美挂钩在一起了呢？ 这决不是个先例。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曾大篇幅提到“病与美”的联系，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病态美，她所指的是一种普遍弥漫的社会风潮。现在听来可能有些匪夷所思，在19世纪中叶，与浪漫、唯美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是肺结核。 在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文中，狄更斯把结核病称作：死亡与生命如此奇特地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泽。在亨利·詹姆斯的《鸽翼》里，女主角米莉的医生给她治疗肺结核时，所采取的方式是让她去恋爱。 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结核病是热情、天生的敏感的象征，对于另一些暴发户而言，结核病则是文雅与精致的代表。人们在把结核病在浪漫化的过程中，达到了自我所期许的形象高度。人类早已默认了嘻嘻哈哈使人看上去很无聊，而悲伤则使人有趣的套路。 爱伦坡写道：如果要表达一种事物的美的极致，那么忧郁的情调不可或缺。 于是不难了解，为何抑郁症会成为当代的“肺结核”，相同的例子还有数十年前韩国偶像剧中的白血病女主。 把心理疾病诗化的表现，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天才自闭症孩子”等媒介信息的影响，而这样的认知却正在把一些更年轻的人拉下深渊---“怎么才能得抑郁症？”他们在网上问。 绝不会有人反对抑郁症患者的倾述与发声，如同没有人会去反对一种疾病本身，值得担忧的是疾病在被当做一种修辞手法在传播，它同时传播的还有“阶级观念”。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抑郁症时，美国就先行成为抑郁率居高的国度，定义、概念在广告与宣传中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抗抑郁药物成为了许多美国人的保健品。毕竟在步履匆匆的国际大都市，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不抑郁怎么说得过去？ 抑郁症成为精英专属的疾病。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人们觉得，这里什么都能有，就是不会有抑郁症。我们绝没有种族歧视，却在暗暗认为这群围着各种颜色布料的人该得的是别的什么病。 然而，这张世界抑郁症患病率的调查研究图片显示，部分非洲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位居世界第一。 抑郁症被我们默默的带上了阶级意识，在中国，抑郁症被称为富贵病。穷人、农村地区居民会得抑郁症吗？ 在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和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农村地区各年龄阶层的抑郁症自杀案例。 不同的是，他们只是说：“不得劲”、“不想过了”。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共540万例，患者家庭贫困率达57.2%。 当我们把抑郁症想象成皮肤惨白、纤纤弱体、泪眼朦胧的或是才华横溢、敏感多情的人设时，更多更遥远的抑郁症患者或正在农田中劳作、在扛今天的第五百块砖头、在城中村的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吃盒饭。 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不仅是天才与普通、精英与穷人的固化思维，还有年龄区间。 在刘燕舞老师所作的某地区田野调查中，每年每1000名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近12名老年人死于自杀。《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称，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约有1.85亿，其中40%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约7400万人。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任何药物治疗。 在年轻群体和城市居民已经把抑郁症科普烂了时，中国的许多农村病患还在把抑郁症视为“中邪”。 于是，这一边在矫枉过正，那一边却无人知晓。 抱抱式的关爱并不缺少，而抑郁症的真实形象却在诗化中越来越远了。 人们猎奇着因抑郁症去世的明星，在键盘上声讨“每一片无意的雪花都是崩塌的原因”，过度的解读与美化让它在关注中偏离疾病的轨道，忘掉它与基因和遗传率的关系，忽略掉那些连刷牙也没力气、半个月没洗头、因吃药而胖了一圈的患者，再无意识的排挤开那些普通的、没有才华的、没有令人惊艳的过往的患者，更别提在农村地区同样遭受痛苦的人，他们不存在。 今年三月，美国食品药监局（FDA）批准了医药巨头强生所递交的新型抑郁症药物上市——Esketamine鼻喷雾剂，与常规的抗抑药大约需要 5 周才能生效不同，Esketamine能迅速并且持久地改善患者症状。 目前Esketamine还未得到广泛应用，但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随着科技与医学的发展，抑郁症终将成为能精准治愈的疾病。那一天，它会如同历史上的肺结核，在“罗曼蒂克的疾病”名单上退场。 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我们需要关爱抑郁症，且把它当做一种真正的疾病那样去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