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的文档：在新冠病毒疫情下空荡冷清的香港赤鱲角机场，昔日启德机场为移民亲友送行的场景再次上演。

英国内政部1月29日正式公布BNO签证申请详情时指出，预测第一年将有至少12.3万名BNO申请循此路赴英，五年内将有至少25.8万人，最多32.24万人申请。

据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向BBC中文提供之数据，1985至1997年间，香港共有57.6万人移居外地。要是申请BNO签证人数符合英国预测，且全数获批，则光是循BNO签证路线移民英国人数，就相当于后过渡期移民潮的一半以上。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发布年度宜居城市评分调查显示，43.9%受访者表示打算移民，比2019年增加1.6个百分点。研究所指出，经过统计检定，这不算有显著差异。但把2019年9月的结果42.3%与2018年12月的结果比较，差距就达到8.3个百分点——这恰恰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反送中）示威前后的差异。

自去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BNO签证政策之后，在北京警告反制，香港建制派呼吁“清理异心者”的氛围下，移民中介纷纷透露生意增加，外资银行也开始预测有多少资金会被带走。“移民潮”似乎要从纸上谈兵变成现实。

然而，“香港是个移民社会”、“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诸如此类的描述不胜枚举，已经无法追寻个所谓“引文出处”。在香港建城180年之际，“移民潮”一说再次引起热烈议论，也许只是历史再次重复上演。

英国BNO签证：什么人有资格申请？英国如何保障申请人不被识别？

离开还是留下？香港人的不同选择

国共内战之后——北面的人下来了，这里的人坐船走了

1841年1月26日，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与北爱尔兰军官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港译砵甸乍）为首的皇家海军部队登陆今天的上环水坑口街正式占领，是为“香港开埠”。从那天起，中外人员经由此地往来世界，除二次大战与近期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影响外，长期络绎不绝。 

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英界与华界居民可自由通过边界，香港居民移居海外，基本上只是整个华南沿海移民潮的一部分。1925年省港大罢工、1930年代二战日军侵华初期从北方逃进香港的难民，和后来1942年日占香港时期的强迫归乡政策，可说是香港首100年期间最有名的大规模移民事件。

1949年11月，香港边境罗湖火车站，来自大陆的难民排队等候办理入境手续。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一轮外交周旋之后没有趁机收回香港，英国殖民政府恢复运作。从国共内战再起，1949年中共建政，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间，香港最为人所知的移民潮，主要是中国大陆居民南下的历次“逃港潮”。但同样在这40年間，一些新界原居民开始离乡别井，到英国等地定居，甚至在不同地方建立“小香港”。一个人数不那么显眼，但有相当影响力的移民潮在持续进行着。

在新界各原居民村庄不难找到这样的故事，但是以客家人为主的东北部沙头角和东部西贡的情况尤为明显，甚至出现西贡鸭洲和盐田梓（也作盐田仔）几近全岛荒废的局面。西贡乡民移民的原因主要与香港东部渔获减少有关，沙头角则主要因为1951年中共新政府与港英政府分别实施边防管理和设立边境禁区，让本属同一宗族的深圳河两岸村庄一分为二，一些边界两面村民跨境拥有的农地虽然在中方“跨境耕作证”制度下得以继续运转，但整个地区的农业还是日渐式微。

香港陆上边境设立禁区让沙头角等地村庄青年外出打工有困难，也是促使他们移民英国的原因之一。

沙头角莲麻坑村叶定仕故居如今成了隐藏香港新界深山的辛亥革命遗址，叶定仕等人的事迹让莲麻坑村成为知名“侨乡”。

英国成为了这些村民出外谋生的目的地，主要是因为英国本土订立《1948年英国国籍法》，让包括香港在内的殖民地居民成为“联合王国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 CUKC），当中包含英国居留权与工作权，以吸引殖民地居民赴英填补战后劳工短缺。这些新界人基本上与来自加勒比海的“疾风一代”（Windrush...\n以与文档相同的语言进行总结：
2019年6月30日，中国针对香港颁布《 香港国安法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台湾先后宣布面向香港居民提供特殊移民签证渠道，或放宽既有签证政策。其中，英国国民（海外）签证（BNO签证）从2021年1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申请的BNO港人达290万，连同家眷达52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