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我需要幫助。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下去，縈繞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自殺念頭就會很可能轉化成真正的自殺行動。

那個月初，我去拜訪了好幾位精神病學家。其中一位建議我，每當有自殺想法時就撥打"撒瑪利亞會"（Samaritans）的熱線電話，這不僅對我有好處，還能避免給我的女朋友本不該有的壓力。要讓隨便一個人面對如同嬰兒般無助、失去希望感以及繼續生活勇氣的伴侶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於這類精神瀕於崩潰的人，一般人往往無法提供任何有用的幫助。絶望感很容易傳染。

於是，我蜷縮在沙發上撥打了熱線號碼116 113，然後聽著響鈴。鈴聲響了一次又一次，沒人接聽電話。

沒人在意我，我想。於是我撥打了由布里斯托爾精神健康協會（Bristol Mental Health）開設的另一個防止自殺熱線"危機服務"（Crisis Service）。

對於精神抑鬱者，社交媒體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一位女士接了電話。"你好，你叫什麼名字？"

 "艾利克斯。"

 "艾利克斯，你怎麼樣？"

"對不起，"我說，然後開始哭泣，哭得停不下來。她說，一切都不要緊，慢慢放鬆。

這完全文不對題。一個想自殺的人是沒法放輕鬆的。這個國家的公立醫療保險體系已經壓力夠大，並且資源嚴重不足，我這是在浪費她的時間，並且耽誤了其他比我更需要幫助的人的來電。我不值得她如此對待。

我掛了電話，內心充滿孤獨感和挫敗感。我打開了推特賬戶，哪怕我不能說，至少能打字。我把自己的故事發了推文，並且加上一句：我等待認知行為治療（CBT）已經有8個月時間了。"結果還沒等到，"我寫道。然後靜待回復。

每個人的社交媒體體驗都各不相同，就像抑鬱症患者的體驗，在社會環境和基因的影響下出現的病態情緒和想法，那樣，每人的症狀都各不相同。

因此，對於社交媒體和抑鬱情緒之間的互動規律輕易下結論的做法都是草率的。

不過，這一互動規律已經呈現了某些特徵。例如，2010年以來的幾項研究已經通過證據證實，頻繁使用社交媒體（尤其是Facebook）的行為可能與抑鬱症有關，至少是心情抑鬱的表象之一。

2016年，研究者對年齡介於19-32歲之間的1,787名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們每天在社交媒體網站上花費的時間與所體驗到的抑鬱症狀數量之間存在一定關聯。人們越是感到無希望、無價值和無助，就會越發頻繁地登錄社交媒體網站。

人們應當學會如何有效管理個人的社交媒體使用行為（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然而，匹茲堡大學的Liu yi Lin及其同事認為，所有的鍋不能讓社交媒體單獨來背。這一論點背後的邏輯很簡單：精神抑鬱者會在社交媒體上花費更多時間。"精神抑鬱者感到自我價值降低，於是他們就會去社交媒體進行互動，從而得到驗證，"他們表示。另外，與面對面交流相比，社交媒體更加容易得到和控制，因此對精神抑鬱者的吸引力更大。

讓二者的關係更為複雜的是，有證據表明，社交媒體同時也會促進人們的精神健康-這或許是由於遠隔千山的人也能通過社交媒體相互溝通的緣故。

對我而言，社交媒體無所謂好，也無所謂不好。和我的精神狀態一樣，它也會從一個狀態轉換到另一個狀態。如果我感覺精神健康（抗抑鬱藥、療法和生活方式的選擇起了作用）的話，它會成為一個有用的工具，讓我了解到最新新聞，聯絡朋友，並且知道終極核大戰還沒爆發。

然而，如果我感覺心情抑鬱，這種關係就會崩潰。就像一隻怪獸的觸角一樣，我的不良精神狀態也會傳染到我自己創造的網絡世界，讓所有社交平台都蒙上一層陰影，使我無法從中獲得任何樂趣。

以Instagram為例。無論網站上實際顯示什麼圖片，我都會感覺到看到的圖片呈現出某種不良的氣氛。當我看到野生動物攝影師拍攝的瀕危物種照片（例如一隻北極熊或一隻竹狐猴）時，會產生一種更加憤世嫉俗的心理，從而使我的絶望感更為加劇。一幅五光十色的繁忙街道照片會提醒我，我離不開公寓出門上街。一幅朋友的照片會讓我因為沒法和他們在一起而感覺悲哀。

在這種精神狀態下，我應當避免瀏覽社交媒體，而把注意力集中到能夠控制的生活場景上：吃飯、睡眠或者出門散步。

去年，為了控制自己的社交媒體使用，我刪除了手機上所有社交媒體應用和電腦瀏覽器上的書籤。我的賬戶仍然活躍，只不過讓使用更加麻煩。但正是這微小的變化-多了幾次點擊-在我的生活和可能造成負面後果的虛擬世界之間設置了障礙。另外，我沒有收到任何讓人感覺意外的信息。

增加使用APP的難度會減少瀏覽社交媒體的頻率（圖片來源: Getty...\n前面的內容可以總結如下：
去年11月，隨著寒冬來臨，嚴寒與黑暗開始籠罩著大地。這時，我也被心情陰鬱而困擾，這是我一年多來心情最感抑鬱的時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