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特朗普贏得大選後，人們開始指責媒體試圖讓特朗普的這些行為看起來正常化。《紐約時報》的一位撰稿人指出，在大選結果出來那天，"到處都是明確無誤的為特朗普洗白的跡象，"《紐約客》的編輯發表評論稱，他感覺自己好像"出現了幻覺"，因為每個人都"已經將特朗普的行為正常化了"。

耶魯大學的亞當·貝爾（Adam Bear）和約書亞·諾比（Joshua Knobe）從事有關"正常化"的研究。最近，他們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人們往往會將"令人滿意的"和"普通的"這兩個概念模糊成一種"判斷常態的單一無差別的標凖"。他們認為，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人們認為他的一些行為十分古怪，然而在他當選之後，儘管他的表現一如既往，那些行為不僅變得更具代表性，而且更正常了。在看待"正常"這個問題上，我們並沒有將"正常"和"理想"分離開來。因此，隨著人們對特朗普越來越熟悉，即使是那些最初不喜歡他的人，也慢慢接受了他。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許多其他行為和態度都能輕易被"正常化"，而不僅僅局限於政治領域。在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面————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正常化"都對我們的信仰和決策有著複雜但潛藏的影響。

特朗普總統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對他持批評看法的人士擔心，他的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行為可能很快成為正常現象（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我們對於"正常"這個概念一向保護有加。在經歷了人生中的某個重大事件之後，我們唯一想要的便是回歸正常。這是我們內心默認的想法，也是我們的舒適區。然而，我們對於"正常"的理解既有客觀判斷又有主觀判斷，既有道德判斷又有社會判斷，是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既有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有可能向壞的方向轉變。一項研究表明，在浪漫喜劇電影中，若是男性表現出死纏爛打的行為特徵，這種電影可能讓女性觀眾更有可能容忍現實生活中一些強迫性的行為。

密歇根大學的性別研究專家朱莉·利普曼（Juli Lippman）進行了一項研究，她先是讓參與實驗的女性觀看一系列電影，然後詢問她們對於這類行為的看法。其中一些影片涉及到強迫性的浪漫行為，包括《我為瑪麗狂》（Something About Mary），與那些觀看了展示男性侵略性的電影或自然記錄片的女性相比，觀看了這些浪漫電影的女性更容易接受"支持跟蹤的想法"。

在其他生活領域，如果對於"正常"形成了一種固定看法，這... 繼續這篇文章，最多 4000 個字符：
可能會帶來問題。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理論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成立了一個名叫 Beauty Demands Network 的團體。去年，他們寫了一篇關於"美的標凖"的論文，呼籲更多的人認識到："正常"是"一種價值判斷，而不是一個中性的或是描述性的術語"，因為對於"從美學角度看什麼才是正常的"這個問題而言，如果限制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會傷害到婦女和女孩的自尊。

我們對於"正常"的集體認知會逐漸改變，有的時候這要歸因於用詞的變化。比如說，最近有一些控訴的聲音，譴責媒體用"alt-right"（另類右翼）代替了"extreme-right"（極右），這會讓極端的政治觀點變得正常化。

更多的接觸和了解可能會改變人們對殘障人士的態度（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政治學家約瑟夫·奧弗頓（Joseph Overton）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構築了一個著名的政治理論"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這個理論支持了政治領域關於正常化的更廣泛看法。"奧弗頓之窗"理論適用於一些綜合反映當時的各種政治氣候並且被選民所接受的政策。這些政策通常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場，但如果有某些政客、政黨、政策或政治事件影響了選民，它們也可能偏左或者偏右。舉個例子來說，據英國社會態度調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結果顯示，在1987年，有22%的民眾不同意政府加大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到了2009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的第二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43%。

不光是政治領域，僅在上世紀這一百年當中，人們對於"正常"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我們的日常用語，到穿著打扮，再到工作和家庭中的性別角色變化。而且，人們的整體態度也發生了改變。以人們對精神疾病的接受和理解為例，據英國社會態度調查顯示，在2000年，只有8%的員工認為有抑鬱症的人跟沒有抑鬱症的人同樣有可能升職。到了2015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17%。在2000年，有41%的受訪者認為抑鬱症患者升職的可能性比正常人小很多。但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35%。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正常化也以一種類似於"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有條不紊地推進。《非法休閒》（Illegal Leisure）一書的作者表示，年輕人使用消遣性毒品的情況就是一個例子。在這本書中，研究者對年輕人吸毒的情況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詳細的縱向研究，他們認為，如今人們將吸食毒品（主要是大麻、但也有麥角二乙酰胺迷幻劑、安非他命和搖頭丸）當作是一種休閒活動，而非叛逆的行為。該書寫道："新一代的吸毒者不再被認為是瘋子或者壞人或來自亞文化群體——他們只是隨處可見的普通人。"

還有一個例子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很小的判斷失誤被正常化，然後被放大，最後導致了一場重大災難。1986年，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在發射升空僅73秒之後就解體了，機上的七名宇航員在這場災難中喪生。此前，專家已經警告過，1月份的佛羅里達州特別寒冷，溫度在零度以下，挑戰者號的O型環可能會出問題。但負責調查這起空難的特別委員會表示，專家的警告被忽視了。

理論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是調查這起爆炸事故的委員會成員，他指出，技術人員在建造航天飛機的過程中是這麼想的，他們用之前受過侵蝕的O型環做過測試，什麼事故都沒有發生，這表明"今後飛行的風險也不高，我們可以略微降低一點標凖，因為上次僥倖成功了"。

這種"異常現象被正常化"可能解釋了導致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爆炸的錯誤是如何發生的（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這就是所謂的"社會異常現象被正常化"——相關工作人員已經習慣了這些異常，以至於認為這是正常的，儘管這些異常明顯違反了安全條例。社會學家、《挑戰者號發射決策》（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一書的作者戴安·沃恩（Diane Vaughan）表示，這種異常已然成為了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時候，人們會有意識地操縱標凖，以改變其他人的態度，從而達到"正常化"的目標。這個社會對於有學習障礙人士的看法的轉變可能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

1959年，正常化原則被寫進了丹麥法律，規定有學習障礙的人士應該擁有和其他人盡可能一樣的生活條件。自此，正常化原則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發展起來。

本特·尼耶博士（Dr Bengt Nirje）是最早倡導這個原則的人，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他致力於推動有學習障礙人士的正常化，當時的社會仍然在區別對待這類人。他的努力給世界範圍內構築社會關懷的方式帶來了重大變化，使這些人不用再長期住院，終結了制度化的環境——反過來，這又改變了公眾對於殘障人士的看法。

這個理念被引入了美國，但直到幾十年之後，人們的態度才發生了真正的改變。1974年，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舉辦的第二屆唐氏綜合症大會上，威廉·布朗斯頓（Willi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