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四中全會能否讓法治為老百姓主持公道？\n給定上面虛構文章的標題，想像這篇文章。\n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於10月20日舉行，據信這將是中國共產黨首次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的中央全會。

儘管中國老百姓歷來對中共中央的全會基本不聞不問，但是由於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研究依法治國的問題，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全會上能推出一些具體可行的措施，對法治期盼了多少代的中國公眾一定會很關注。

依法治國在中國並不是新鮮的話題，共產黨建國以後一直如此主張，而中國老百姓對法治的期盼也並不高，通常只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有關，比如生活中或工作中碰到了不公平的事找誰評理、找誰處理？

就像著名社會學家丁學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採訪時指出的，目前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最相信的卻只有兩條途徑，一是領導批示，二是到縣裏、市裏、省裏，最後到北京上訪。

「裏通外國」的解釋

這種延續了數千年的由「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的傳統文化，在21世紀的中國仍然是老百姓認為的唯一能為他們伸冤作主的辦法，普遍認為，這是中國作為一個法律健全的國家，在現實中卻「人治」遠大於「法治」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丁學良教授認為，另一個阻止中國依法治理的重要原因，是在解釋法律條文方面的誤區，對於法律細節的不同解釋，可以對一個人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甚至生死差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一則處理「裏通外國」的法律條文，它最早的定義是那些在1949年之前為西方機構工作的中國人，包括在西方軍隊中做翻譯的中國人。在丁學良看來，這種以職務為根據的解釋比較明確。

但是到了1950年代後期，中國的政治越來越左傾，「裏通外國」蔓延到無所不及，包括以前在國外尤其是西方留過學或者有親戚在外國，都可以是「裏通外國」；到文革則發展為懂外語、看外文書或聽短波廣播。

儘管在鄧小平第三次上台後，中國許多荒唐的濫用法律解釋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每次當局一開展大型政治運動，那些老的做法、老的恐怖就又會回來。

所以丁學良教授認為，四中全會上如果能做出一個致使中國法律上的每一個進步都不會再被迫走回頭路的決定，那麼中國的法治就會有很大的改善。

政法委的權力

但是對於一個傳承前蘇聯斯大林式社會主義法制傳統的中國，缺乏像英國那樣有保證行政權力不會扭曲對法律解釋的一系列程序，要做到在實施法制的過程中法治大於人治卻不容易，令人質疑僅僅靠中央全會的討論就能夠改變這種狀況。

中國的法制和憲政改革之所以遲遲無法實現，就因為有權貴階層、體制內既得利益的各方和極左派們的阻礙，本周早些時候，《紅旗》雜誌麾下的《紅旗文稿》刊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的文章《依法治國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劉潤為在文中提出，不能用法治來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如果用法治來否定和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上了「普世價值」的當，法治就會變味，會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吃虧。

劉潤為在文章中斥責，過去有人提倡「仁者愛人」是在掩蓋封建專政和資本專政的事實，有批評人士指出，「仁者愛人」恰恰是習近平自十八大以來多次引用過的話，所以即便習近平政府想要推行依法治國，阻力也會非常大。

最大的阻力之一來自政法委的權力，在丁學良教授看來，在周永康負責中央政法委的十多年間，中國的「法制不法」現象非常嚴重，如果當局現在能吸取這一教訓，在四中全會上廢除各級政法委官員可以隨意解讀的權力，那將成為中國法治進步的偉大里程碑。

近期與遙遠目標

對法律的合理解釋，加上對執法過程中強有力的監督機制，的確能為期盼不高的中國老百姓主持公道，做到依法治理，這是許多像丁學良一樣的學者們對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近期目標的期望。

丁學良教授認為，這個目標實現起來並不困難，只需要中國各地的法院能有獨立的不受行政干擾的權力，在審判過程中依據正確的法律解釋，就能減少中國社會中很多糟糕的狀況。

但是對於中國法治層面的另一個更高目標——對中國最高政府的憲法約束，丁學良教授認為那將是一個很遙遠的目標，即便在西方國家，也是經過了許多代人艱苦漫長的努力之後才達到的目標。

這個遙遠目標包括是否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和架構、政府與民間發生糾紛後是否有重要的法律解決途徑、是否會設立憲法法庭來處理各級政府違反憲法的行為等等。

有學者樂觀的認為，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主題將使法治中國的總體規劃及遠景逐漸明確；但在另一些不那麼樂觀的分析人士看來，能達到各級政府「依法治理」的近期目標，對於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是一種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