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媒体很少能全程跟进报道，如果不是记者厄内斯特·帕克，人们可能很快就已经遗忘这件事情了。帕克供职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周报报社《北伦敦周报》，这家报纸往往进行激进的政治报道，一个报道员把对纽拉夫的定罪交给他的时候，帕克嗅到了里面悬而未决的故事，帕克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两个卖淫者的刑罚如此轻（即使最大限量的宽容，对此类案件的定罪也应该为两年），以及为什么哈蒙德可以免于抓捕。他越来越好奇。帕克发现，这些男孩都提到了一些社会名流，此后，他在9月28日写了一篇报道，暗示这些名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并未给出具体细节， 直到11月16日他才发表了一篇后续报道，在里面提到了休斯顿公爵亨利·菲茨罗伊，并提到他被卷入了“克利夫兰路难以名状的丑闻”之中。 帕克进一步指出，休斯顿公爵已经逃到了秘鲁，并且当局允许他逃往海外是为了掩饰更高级别的涉案人员， 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具体是谁，但是人们纷纷猜测是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即威尔士亲王的长子。当时休斯顿公爵就在英国，他马上以诽谤罪起诉了帕克。公爵承认，他走在皮卡迪利街上时，一个票贩子给了他张卡片，上面写着“造型艺术，克利夫兰路19号”。公爵表明，他当时以为卡片上说的是脱衣舞女郎。他付了1英镑入场，但进去之后，他发现这个地方“不太对劲”，马上就离开了。辩方目击者的说法莫衷一是，没能准确地说清楚休斯顿公爵那晚究竟做了什么。 辩方的最后一个证人是乔治·索尔，他此前是一个男妓，曾被卷入都柏林大教堂的同性恋丑闻当中，并且出现在一本秘密发表的性小说当中，小说名为《罪·城·原野》，这本书也被看做是索尔的自传。 在法庭上，索尔“恬不知耻”地提供了证词，他承认他以一种“丧失道德”并且“以身试法”的方式维生。同时，他也详细描述了他与休斯顿公爵在克利夫兰路的艳遇。 辩方没有传唤纽拉夫或维克做证，同时也不能证明休斯顿公爵确实离开过国家。1890年1月16日，陪审团判帕克有罪，法官对其处以12个月在监狱服刑。 有一位史学家相信休斯顿公爵的说法，认为他只在卡片的误导下去过克利夫兰路的妓院一次， 然而，另一名史学家表明，休斯顿公爵在同性恋圈子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并且他多次受罗伯特·克里布朗这个臭名昭著的小喽啰敲诈，奥斯卡·王尔德曾嘲笑罗伯特可以凭借他这股韧劲得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了。 索尔称他八月就向警方报告过此事，法官煞有介事地询问，为什么当局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法官为亨利·霍金斯，他的职业生涯可谓“功勋卓著”，即便他死后还在为人们所诟病，一位前英格兰与威尔士总法务官写到：“我从没见过比亨利·霍金斯更差的法官，他完全不知道公正的含义，更不分对错。” 公诉团里，查尔斯·卢塞尔和威利·马修斯分别成为了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法官和刑事检控专员，辩方律师法兰克·劳克伍德后来成了副检察长，助理H·H·阿斯奎斯20年后成为了英国首相尽管对帕克的定罪令休斯顿公爵全身而退，另一个审判在1889年12月16日进行开庭审理，因为纽拉夫与萨默赛特的法务官被指阻碍法律公平，他被指密谋防止哈蒙德与其他的信童出庭并给他们提供线索和资金帮助他们逃亡国外。牛顿由查尔斯·卢塞尔进行辩护，后者此前起诉了厄内斯特·帕克，控方律师为理查德·韦伯斯特，同时也是总代理法官。对针对其的六条指控，牛顿只承认了一条，他承认他帮助哈蒙德逃跑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客户，而在当时其客户并没有被指违反法律或是在躲避拘捕。总代理法官接受了牛顿的陈情，并且另外五条指控也没有相关证据。 5月20日，由路易斯·卡夫判处牛顿在监狱服刑六个星期， 这一刑罚在很多法律领域的人来看是过重了的，一封由伦敦250律师事务所共同签署的请愿书寄到了英国内政大臣亨利·马修斯办公室，对牛顿的刑罚进行申辩。

参考上述上下文，Where was Euston when he was made aware of a house of ill repute on Cleveland Street?
皮卡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