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富士康深圳廠區連續十位職工跳樓自殺（八死二傷）。


今年上半年，台商富士康深圳廠區連續十位職工跳樓自殺（八死二傷），顯示出中國勞動者艱難的生存環境，也引起各界強烈關注。

這些令人不安的連鎖案例，首先指向勞工生存條件。卓別林經典電影《摩登時代》（1936）曾誇張地揭示流水線工人被機器異化的荒誕。近來不少人指出，同樣的情景正在富士康幾十萬工人聚居的廠區重演。

值得注意的是廠區工會和當地政府的角色。起初幾個案例之後，工會被責成要「做好善後工作」，政府和公安調查也極為低調，各方似乎都高度致力於保證生產的持續運轉，而不是徹查並檢討相關問題。

有待清查的隱蔽問題

例如，富士康廠區每天24小時只分為日夜兩班，體制上「創造」出每班至少兩小時的加班需求。工會和政府是否應監督富士康，實行每天三班倒的法定八小時工作制呢？目前這種高強度的時間安排，加上低薪員工頻繁更換高度流動等節約成本的措施，乃至一線工人八成以上為80後90後青年，則很難說富士康的管理，與連鎖自殺案全然無關。

再如，醫藥背景的外界人士懷疑自殺案有環境污染因素（自殺者盧新生前最後幾天表現反常，是否由於中毒？），但公眾至今不了解：死傷者的工作崗位是否同事件有關？工會和政府機關是否凖備全面檢驗死傷者此前的工作環境？

另一方面，這些案件也指向大多數勞工都出身農村的社會背景。儘管自殺者中不乏大中專畢業生，但由於他們確實多半來自農村，社會輿論傾向於將其統稱為「農民工」。這背後顯然隱藏有更嚴重的城鄉差別問題。

城鄉鴻溝下的勞動力轉移

世紀之交那幾年曾經引起熱切關注的「三農」討論，近來已呈偃旗息鼓之勢。「三農」之一的農業，1980年代關注的是人口增長和糧食儲備不足。隨著大規模城市化和上億流動的農民工人口，糧食儲備按理應當仍是農業焦點問題，但事實上從1990年代開始，珠三角等產業勞力密集地區就已高度依賴糧食進口。農業在國家整體規劃中的重要性日益下滑。

這些變化在一些地區為農業產業化轉變提供了契機，也為跨國公司打開了大門。今日討論農業的焦點集中在轉基因和種子問題上，並非偶然。不過，即使如此，有專家說農村自身消費仍佔中國農業產出的一半以上。「三農」 中的農村和農民問題討論也隨之轉向福利主導。

2005年取消農業稅時，中央政府曾提倡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後來卻也不了了之。當初設想重點在借招商實現產業轉化，甚少涉及發展... 繼續這篇文章，最多 4000 個字符：
農民自組織或重新培植農村有機社會。而各級政府之間基於利益分紅的權力關係，注定了中央政府實際上無力強行推動這類「主題先行」的社會工程。農村經濟轉型和社會重組，是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源源不斷流向城市的內在原因。

中國工人階級整體地位的下降

多年來，被戶口牽制的農民工，將自己社會生活的想像，投射到農村老家，結婚生子蓋房子，都以老家環境為衡量比較的標桿。但這並不能證明打工者對中國「新農村」模式的貢獻。大量社會調查顯示，青壯年打工者已難以再返回農業生產，常常是每年短期探親後不久，就重新踏上外出打工的旅程。

與其說中國的戶口制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時期出現的都市貧民窟更先進，毋寧說農村戶口使得打工者在城市裏有更強烈的「臨時」和「外人」認同困境，造成對非人工作環境相對更忍耐，對缺少工會組織相對更漠然等等問題，是中國工人階級地位下降的突出表現。

尊重善待二代農民工  改變社會惡質成分

富士康連鎖自殺發生以來，媒體上不乏批評二代農民工「嬌氣」的聲音。這樣說的人，忘記了二代農民工參與了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等大規模基建的重負，加班加點完成建設後又因安全和市容原因，在盛會期間被趕出市區；更不必說在富士康這樣的大型廠區默默工作的千百萬青年工人了。

二代農民工確實有其特點。他們或成長於父母打工的漂流長途，或曾為留守兒童，或經歷了原有農村社會的解體以及土地被剝奪。總體上，他們與農村老家的社會認同，比起父母一代來要弱，也因此對城市生活有更多的期望和要求。這種期待既合理也正當。一個只能接受他們的犧牲、卻不能接受他們上升期望的社會，才是病態的。

九位重點大學和高等研究機構的社會學家聯名呼籲重視二代農民工問題，並提出要進入富士康開展調查研究。這幾位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專家學者，有希望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多啟示，幫助我們的社會公平善待二代農民工，減少中國社會城市化過程中的惡質成分。

讀者反饋

我非常同意富士康自殺潮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農民工的殘酷剝削所引起的必然後果。獨裁統治＋無良資本家＝廉價商品＋農民工的死亡。m chen, australia

只有推翻流氓的中共政權，才能改變中國百姓的生存現狀！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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