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與戚本禹（右）

戚本禹1966年後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文革初期，戚本禹一度擔任毛澤東和江青的秘書。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了《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

前後兩次波折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於1966年5月成立，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但由於當時政治局常委中沒有被打和靠邊站的只剩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三人，因此中央文革小組從開始掌管文化領域的機構發展成實際上控制文革的最高權力機構。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是後來被稱為「四人幫」之首的江青以及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陳伯達，副組長石後來被稱為「四人幫」軍師的張春橋，康生做顧問，還有「四人幫」的另外一名成員，「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姚文元，中宣部副部長和《紅旗》雜誌副主編王力，《紅旗》雜誌編委關鋒，《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戚本禹等十餘人。

文革小組本身的人事隨文革一起動蕩，許多人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犯了政治錯誤，甚至獲罪入獄，其中就有戚本禹。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新領導人華國鋒和中央警衛部隊負責人汪東興抓捕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及其支持者，終止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階段。

雖然在文革初期戚本禹就被隔離審查並撤消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他在文革結束後被逮捕。1983年他被指犯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政治犧牲品

導致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隔離審查的原因是1967年7月20日發生的所謂「七·二〇事件」。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京通過的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文革開始的標誌

文革開始後，武漢不同的造反派以及當地軍隊之間發生了對立和衝突，其間發生了許多流血事件。1967年7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

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支持文革的軍隊將領謝富治試圖調解造反派系鬥爭，但是受到著名造反派組織「百萬雄師」反對和當地軍人不滿。7月20日清晨在「百萬雄師」及其支持者追揪王力和謝富治的時候，當時住在武漢東湖賓館的毛澤東誤以為發生了「兵變」，乘飛機倉促離開武漢。

「七·二〇事件」後，武漢軍區領導人被撤職，當時《紅旗》社論說「要揪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分析認為，「七·二〇事件」後文革鬥爭矛頭轉向軍隊引起軍隊反彈，使王力、關鋒、戚本禹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1968年毛澤東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曠課鬧革命的青年人送去了農村，利用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學校和教育單位，開始控制文革開始後造反派全面奪權與文攻武衛帶來的混亂。

評論與著作

戚本禹最初受到毛澤東稱讚的文章是1965年他在《紅旗》雜誌發表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文章批判了所謂「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的史觀。

對於自己在文革中挫折，戚本禹後來在回憶中感嘆：「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麼大的局面,不這樣不行。」

在網上流傳戚本禹評論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訪談中，戚本禹說「毛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難星」，但「不是封建帝王」，而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

1986年出獄後，戚本禹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一直到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後，戚本禹繼續進行並且參加講學活動。有報道說，他曾涉足商海，對金融和銀行特別有興趣。

1993年，戚本禹曾與人合作的《大人物的變態心理》出版。他還是《中華易學大辭典》的主編。

報道說，今年初戚本禹口述的回憶錄初版印刷完成，但由於他本人發現稿中有多處錯漏，要求完成修改後由他本人、整理編輯者和出版社負責人三人共同簽名才能出版。但在病情加重後無法按合約要求籤名的情況下，該書可能需要改名再出版。

(編譯：橫路；責編：歐陽成)

 \n\n給我上面文章的好標題。
戚本禹：文革初命運大起大落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