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学校绝大多数参加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学生都是英国人——刘韬和一个日本同学是社团里仅有的两个亚洲人

全英一共有18所大学办有马克思主义社团（London UIU, Cambridge, Edinburgh, Glasgow, Leeds, Newcastle, Queen Marry, ULA, UCL, Sheffield, Sussex, Southampton, SOAS, KCL, Manchester, Aberystwyth, Oxford and Durham）。当中办的最好的居然是在剑桥和伦敦大学学院这两个充满资本主义腐朽气息的学校。

这些社团全部从属于一个叫做“马克思主义学生联盟”（Marxist Student Federation， MSF）的组织，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一个名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浪潮”（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IMT）的托派组织领导。学生们办有自己的独立报纸《社会主义者之声》（Socialist Appeal），并且在MSF的支持下办有自己的暑期学校，按照Ted Grant的路子讲授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

社团活动

我所在的学校马克思主义社团主要工作就是组织每周一次的研讨会，邀请校内或者校外的有关人士来校演讲，然后大家分享各自的意见。受邀者包括了社会活动家、电影导演、作家等各色人等，讨论的议题则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阿拉伯之春、斯大林主义批判、巴西的改革等等。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直接读过马克思的原典（这和我国的情况倒是一样），多半是从Ted Grant这里知道一些二手观点，而且他们所组织的活动也和马克思理论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我提到组织一个马克思原著的读书会的时候，似乎大家都不太接受这一点。

另一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很多人把马克思那句“哲学家总是习惯于思考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挂在嘴边，而且大多数学生领袖们言必称列宁，时常把“革命”称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可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行动——除了每周二的研讨会、一年一次的暑期班，常规活动就只剩下卖卖Socialist Appeal这份报纸、以及每年劳动节去伦敦参加游行这两件事。当谈起在英国实现一场真正的革命的时候，话题总会很自然地被转移开。

社团成员

我们学校绝大多数参加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学生都是英国人——我和一个在《朝日新闻》工作的日本同学是社团里仅有的两个亚洲人，而我们参加这个社团的主要（哪怕不是唯一）理由是估计只有这个社团没有中国人，我们可以好好练练口语。

这些年轻人之所以参加这个社团，多半出于一种家庭习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成长在工会活动家或者是社会主义者的家庭，父母甚至祖父母已经是活跃的左派人士，绝大部分人早在中学阶段就已经作为义工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左派活动。

这种情况基本上和英国笃信宗教的大学生相符：与其说选择，不如说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无论是每周去教堂，还是每周去参加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中国情结

就我目前接触到的情况而言，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多半对中国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们一方面惋惜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却又寄希望于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觉醒会掀起新的世界革命的浪潮——每每谈及此处，他们总要引用拿破仑那句耳熟能详的“睡狮”名言，哪怕这句话的真实出处一直很暧昧。

他们很多人都在刻苦学中文，知道“你好”、“再见”以外的很多词，一致认为青岛是最好喝的啤酒而二锅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饮料，其中小部分人甚至在中国生活过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而且当中极个别人还希望自己在毕业之后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抛开一切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社团里接触到的这些大学生是我自己在英国生活中遇到的最容易亲近的年轻人，他们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厂矿大院子弟的傻天真劲儿——让我想起我的童年。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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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前面的内容可以总结如下：
在英国持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多半奉托洛茨基为宗师，并且热切崇拜一个名叫Ted Grant的托派人士（此人被称为“继托洛茨基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我在硕士阶段已经沐浴过了左风共雨，还完整地学了一学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