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令全球很多貨運暫停。

中國國內疫情消退，消費逐漸回暖，但外貿還在承受海外疫情帶來的二次衝擊。

中國發佈最新政策支持「出口轉內銷」，將針對歐美等國的產能導向國內市場，以應對疫情帶來的外貿困境。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通過「家電下鄉」、展會等一系列政策托底外貿。這一次，同樣的策略卻面臨著全新的阻力。

「兩頭在外」企業的獨特困境

疫情中，中國經濟受打擊最大的部分之一是製造業，製造業中受打擊最大的是「兩頭在外」的企業。

所謂「兩頭在外」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製造業企業普遍採用的經營模式。「兩頭在外」後面還有半句「大進大出」，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原材料大量進口，在中國加工後，成品全部運到海外銷售。

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快速在國際貿易中佔據一席之地，同時避免了在國內原材料市場和銷售市場的競爭。

壞處則是，中國企業成為產業鏈上利潤最薄的一環，品牌、原材料、銷售都在國外，中國只能掙取微薄的加工費。

更大的壞處則在這場疫情中顯露無疑。疫情最嚴重之時，中國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就已警告，「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企業，將面臨需求端和供給端「雙向擠壓」：一方面，中國的貿易伙伴幾乎全部發生疫情，國際市場需求明顯萎縮，主要經濟體的生產大面積停擺，企業在手出口訂單被延期或者被取消，新增訂單同比下降；另一方面，全球供應鏈受阻，進口原材料、零配件存在困難。

出口轉內銷

面對這樣的困境，中國官方提出的應對方案是「出口轉內銷」。

但凡成立時間比較久的企業，想必對這一幕並不陌生。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外貿面臨相似的困境，大量外貿訂單一夜之間消失，東部沿海大量製造業產能遭到閒置。

12年前相似的困境下，政府也提出「出口轉內銷」。2009年，在外貿企業雲集的廣東，先是深圳舉辦粵（深）港外貿內銷商品展銷會，廣東省接著辦了廣東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內銷）博覽會，歷史悠久的廣交會也在那一年首次開設出口轉內銷的板塊。

中國某壓合板廠生產線上的工人

然而，無論是12年前還是當下，「出口轉內銷」都不是無縫銜接。

企業首先面臨國內與國際不同的市場規則，比如外貿企業長期按訂單生產，缺乏國內市場營銷經驗和專門的團隊，品牌國內認知度不高；再比如，市場結算模式的差異問題，內銷通常採取賒銷模式，先拿貨、後付款，外貿企業的資金情況可能不適應。

中國的政策主要著力解決的也是這部分困難。

中國國務院出台多項支持出口轉內銷的政策，包括簡化產品認證、企業辦稅程序；以及鼓勵金融機構提供保單融資業務、加大流動性資金貸款等信貸支持。

中國商務部還表示，舉辦各類促消費活動時，將出口轉內銷產品納入活動範圍。

市場增量在哪裏？

中國夜市。

困難還不止於此。路透社的分析指出，從市場的角度，大量的轉內銷產品供應要擠進供需已近飽和的國內市場，必須通過國內有效需求的新增來消化。

換句話說，中國的消費市場已不像當年有大片的空白，各個領域都有國產品牌崛起，出口轉內銷並不容易，即使成功，也是與國內產能此消彼長，對經濟大局提振有限。

但如果僅看數據，中國的消費市場似乎遠未飽和。

就居民消費支出而言，2017年佔GDP的比重為39%，不僅遠低於美國（69.5%），也低於日本（56.3%）和韓國（47.8%），甚至低於印度的居民消費支出水平（59.1%）。

以汽車為例，美國的千人汽車擁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國到2017年末才剛140台，差距很大。

中國的消費市場似乎遠未飽和。中國既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國，也是最大的汽車市場。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解釋，這是因為消費增長的過程中碰到了中國獨特的"二元結構"鴻溝。

所謂"二元結構"，就是指中國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們的收入水平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高收入標凖，但是人口的主要群體是低收入人口。

根據王建的計算，中國目前約有3.3億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萬美元以上，而有10.5億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不久前的中國兩會上，中國總理李克強稱中國還有6億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在側面印證了"二元結構"鴻溝的存在。

高收入人群是中國上一輪消費增長的主動力。過去10年間，這部分人口房、車置業陸續完成，房、車需求越來越接近「天花板」，過去兩年，房、車需求突然掉頭向下。

與此同時，中國人口主要群體還處於低收入水平，他們的消費需求沒有被釋放出來。

在王建看來，如果不突破這一鴻溝，政策並不能很好地刺激消費。

這一輪危機中，消費想再次接棒外貿，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就需要完成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的跨越。王建認為，途徑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不僅可以帶動中國經濟走出低谷，而且可以繼續保持較高速度增長，所以未來15年內，只有中國能依靠城市化所創造的巨大內需實現較高經濟增速，甚至再現高速度。」

\n前面的內容可以總結如下：
對外貿易遇到麻煩，國內消費來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