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草案細節引發的五大爭議\n受疫情影響，香港示威轉淡，但過去數周仍然有零星在商場或街頭的示威。

草案列明，如果香港法律和港版《國安法》不一致，則適用《國安法》的規定，法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而在香港審理國安案件時，香港特首將指定負責處理的法官。

中國人大常委會將在6月28日至30日再次召開會議，官方消息並未提及將在此次會議上表決港區國安法。但中國《環球時報》引述消息稱，涉港國安立法事宜很大機會被列入議程，如果人大常委對草案意見一致，不排除月底即將交付表決，意味該法7月初或可生效。

香港法律界對草案表達了憂慮，有學者認為，今次港版《國安法》的內容，令香港司法制度出現「戲劇性變化」，讓中央能夠以「從未想過的方式」操控香港。

但香港建制派人士認為，港版《國安法》已經充分平衡「一國」和「兩制」，並沒有想象般嚴苛，有利解決香港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

BBC中文總結了目前引發爭議的五大問題。

香港國安法：民主派議員表示「一國一制」已經來臨

1.「特定情形」的「極少數」案件管轄權

香港版《國安法》草案初步訂明中國中央政府將在香港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目前並沒有清楚定義何謂「特定情形」，亦沒有交代「管轄權」牽涉的範圍。

香港法律界和政界擔心，這可能涉及跨境執法和司法。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關注中央的管轄權是否包括偵查、封屋、拘捕、審案、判決等，如管轄權包括這些權力，是否代表當案件被視為「特定情形」時，該人已「突然進入中國司法制度，不知有何權利保障」。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認為，一旦容許中央對國安案件有管轄權，「就等同打開缺口」，令本港失去「一國兩制」。他說中央政府視國家安全凌駕一切，即使條文規範「極少數」個案，「最終都是任由中央演繹」。

港大法律學者陳弘毅認為，法案應對於「特定情形」有比較明確的界定，而且範圍應非常狹窄，「如涉及涉嫌犯罪人被移交內地，其程序上的保障必須是充分的」。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被香港媒體問到會否把疑犯送往大陸受審時表示，若果情況失控，少數案件會引渡到大陸受審，認為這是中央的一個選項，視乎中央如何行使管轄權，不過他認為，絶大部分國安案件由香港特區負責執法及司法工作，而中央行使「管轄權」的程序，應該是由香港特首提出，再經中央批准，其主導權在特首手上。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兼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暫時未清楚什麼是「特定情形」，但如果案件涉及特首或香港主要官員，又或是一些涉及「疆獨」、「藏獨」、「香港不熟悉的國際事件」等等，則會由中央處理案件。

2. 新增駐港國安公署和顧問

根據公布的法律草案，北京將會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其職責為：「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同時，中央會指派一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為香港設立的國安委員會提供意見。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明，公署是人大常委授權在港設立的機構，並非《基本法》22條中所指的「中央所屬各部門」，即是不受「不干預香港特區」的條文規管。

《基本法》22條原本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港府以往把中聯辦、港澳辦當成「中央所屬部門」，但在近期則澄清兩辦代表中央，不受22條規管。

香港大學法律學者陳文敏評論說，這種說法等同認為公署可「直接干預香港問題」，是「凌駕於香港的組織」，「可以指指點點香港政府如何做事，幾乎由他們管治」。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琦擔心，駐港國安公署地位似「超然」，「有什麼可以監管它？（公署）又有司法、執法權，關係到你我的人身自由，是否不需要守香港法律？」

她又認為，中央指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如果在案件中提供意見，可能會影響律政司的司法獨立的刑事檢控程序。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認為，「顧問」代表中央，猶如大陸由政法委書記指導國家安全的工作，是「最高權威」的「太上皇」，相信一旦干預某些決定，港府「最後一定要聽他說」。

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這名國安顧問不是「太上皇」，並非擁有「無限權威」，如顧問提供的意見不適用，委員會未必一定採納，強調委員會顧問不可以直接行使權力。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國家安全從不是港區自治範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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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早前公布了香港版《國安法》草案初步內容，訂明中央政府將在香港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監督、指導、協調」香港特區政府的國安工作，中央政府將指派國安顧問到香港，提供諮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