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越南的华侨吴喜来，曾是一名越文老师。来到英国后，她担任中、越、英三种语言的传译工作。

当时，从河内到凭祥每隔3天开出一班国际列车。他们一家离开后，又开出了一班列车，然后这条线路就停运了。她听人说，中越两边都把铁轨撬翻了。

华侨后代

出生在越南的吴喜来，祖籍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民乐社草尾村。她用标准的国语一字一字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时，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吴喜来的祖父带着全家定居到山青水秀的越南南定省。

“我很幸运，从小就是一个幸运儿。爷爷和父亲很快就安顿下来，很快就赚到了钱，我们全家搬到华人街，这样我从小就读的是双语制（越南语、汉语）的华文学校。”

吴喜来回忆说，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海外华人大家庭”，家人们在外面可以说越南话，但是回到家中关上家门，全家必须说母语广东话。

在云南河口的中越友谊大桥。1978年8月，一节车厢被放置在大桥中间，桥上封了铁丝网。

1968年，21岁的吴喜来从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越文系毕业，在中学教越文。1977年年中，她在河内的一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好好的，不知为何河内火车站每天都聚集很多华人。每天我们都听到有人离开的消息。有一天，我专门到火车站去看了看，一看就心寒，真是人山人海。我们华人一见面，天天就是谈出走这件事。听了真的很恐慌。”

吴喜来说从历史角度来看，印尼排华事件，对在越南的华人有很坏的影响。“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沉重的阴影。我们老是害怕：千万别像印尼那样。”

排华恐惧

实际上，印尼排华事件只是越南华侨害怕的一个外因。在越南国内，从1960年代中期越共与中共的分歧开始，到1970年代中期越共实现国家统一，越南国内不断变化的政局对华人造成直接的冲击。

吴喜来回忆1979年中越战争之前的紧张气氛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越南共产党推翻了亲美的南越政府，统一了全国。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越共政府承认华人在抗美和国家统一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曾发出令华人安心的“对华侨十大政策”。然而，越共在中苏交恶中选择了苏联，随即废弃了华侨政策，使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失去了保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喜来的亲人和朋友纷纷离开越南，也让她和丈夫终于决定离开。40年后，她在伦敦回忆起当年，感慨地说：“我们人啊，虽然是高等动物，但是也有动物的本能，像其他大小动物一样，有蝴蝶效应，要... 继续这篇文章，最多 4000 个字符：
扎堆，要随大流。”

海上逃难

吴喜来一家在广西凭祥短暂停留，然而前景仍然很不明朗。面对大规模涌入的越南华侨，中国政府决定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安置到全国各地的农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的吴喜来和丈夫，担心无法应对农场的生活，决定继续出走。他们从凭祥乘车到了广西港口城市北海。

“再走，就是出海了。出海也是人山人海。”

吴喜来的剪纸贴画：描绘从海上逃难的过程。

吴喜来说，当年出海逃难无论大人小孩，每人一律缴纳5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当时一个在北京的大学讲师的全年工资。

就这样，吴喜来与丈夫带着5-8岁的3个儿女上了一艘船，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才终于在香港上岸。

那艘小船上共载有120多人，厕所就是船舱尾部开的一个大洞，旁边竖立着4根木桩，有绳索围绕用作扶手。孩子们每次去上厕所，她一定亲自陪同，将他们紧紧抱住扶稳，唯恐稍有闪失孩子会跌进厕所大坑，丢了性命。

而她的丈夫因为晕船很严重，也需要她的照顾。“我一个人，管着晕船的老公，还要照顾3个孩子。他们一个接一个过来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我还要去排队领水，领饭餐，整天在船上跑来跑去。就这样熬了整整一个月，没病倒。孩子也没病倒。丈夫这个大男人，晕得昏天黑地，下船时需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越南船民都像吴喜来一家安全上岸。她丈夫堂兄一家九口所乘的船，在澳门外海翻沉，全家只有一个16岁的孩子幸免遇难。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夫妇二人与一对儿女全部因沉船葬身大海。

越南华侨吴喜来回忆在海上的逃难经历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计，1970-1990年代间，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怒海。

一支口红

吴喜来和一家人在香港上岸，“还是很惨，挤啊、热啊、臭啊，吃不下睡不着。最坏的就是有的警察对我们态度非常差，完全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上岸后的难民必须打开包裹接受检查，她至今还记得一支口红给她带来的辱骂。

吴喜来在香港的难民登记照。她们一家五口从广西北海上船，到香港上岸，海上漂了整整一个月。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城市，虽然不浓妆艳抹，但特别场合我总是涂一点脂粉。所以在逃难的途中，我还是带了一支口红。到了难民营，警察检查行李，看到我的口红，开口就骂。什么他妈的，什么难民？逃难还这么讲究。警察骂得非常难听，不堪入耳。”

“我们夫妇每人带了一只古董劳力士手表，是我丈夫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我们带着劳力士，又被警察骂。有一天我很生气，我就跟警察说：先生你用广东话骂我我听得懂，只不过我的广东话带越南口音，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他听了没再说话。”

难民营生活

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万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其中安排14多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收容港”。

在香港难民营中的越南船民

据统计，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六到七成是越南华人。1979年，华人难民的比例已接近80％。

如此众多的难民涌入香港，安置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难民营分“禁闭营”和“开放营”两种。这两种难民营，吴喜来一家都曾住过。

吴喜来的难民营回忆

我们那艘船获批上岸后 ，被安顿在“九龙仓”3个多星期。几百人挤在一个仓，不许自由出仓门。那种闷热及气味啊，我猜想你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整船人被转移到芝麻湾戒毒所。此所建在山上，分男、女牢房。于是，两个女儿随我，儿子随爸爸。每天午饭后有两个小时的放风，一家子获得片刻在一起的时间。

约两个月后，山下的难民营建成，难民都被转移下去。虽然不分男、女营房了，但是依然是禁闭营制度。以锌铁皮建成的营房在午时的太阳底下简直是个烤箱。

越南船民居住的难民营，设备极为简陋。

我们这艘船的人在山下待了一个月才获得转到开放营——深水埗的银禧营。

我一家五口获得分配两个单人铺位，是“上上铺”，即是三层床的最上层。这里一样是锌铁皮的营房，依然是拥挤，而且闷热及气味比在芝麻湾时更加厉害。

自由营仅是管住，不管饭。家家户户要自食其力。白天，我和先生出去打工，孩子留在营里，8岁的大女儿照看6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他们仨人的午饭不是面包就是泡方便面，饿了吃点零食(也只是便宜的苏打饼干或青苹果之类），等到爸妈下班回营才有顿晚饭。

一次，老大倒开水泡面时不幸烫着了弟弟的手臂，留下了伤疤……

当年的我，人在上班，心却惦念着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