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法國和西班牙在加泰羅尼亞的邊境兩邊都住著很多加泰羅尼亞人，一直有著歷史和民族的聯繫。

埃爾納（Elna）是在法國地圖上找不到的一個小鎮子。

我可以告訴你，它位於比利牛斯山脈的北面，在去往佩皮尼昂的路上。但在法國的地圖上，你只能發現，埃爾內（Elne）鎮，坐落在高山和大海之間。即使裝備了全球定位系統的行車導航儀，一開始我的運氣也沒那麼好: 我查詢的地址沒有結果。只有當我用加泰羅尼亞語來翻譯我查詢的目的地時，行車導航儀毫無生氣的聲音突然變得鮮活起來。

對我來說, 埃爾納是去年10月1日在巴塞羅那開始的一條小路的終點。我當時在雨中等待著就加泰羅尼亞從西班牙獨立問題有爭議的公民投票的開始。馬德里當局已經接管掌控了加泰羅尼亞的財政權，所以加泰羅尼亞地方政府買不起投票箱，也沒錢印製投票紙。即便那樣，雖然還有大批（中央的）警察監控，投票還是如期開始了。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通過加泰羅尼亞首都的聯繫人，我前往北方去見瑪麗亞—這不是她真實的名字。在埃爾納的老城上面的鵝卵石街道上，我見到她。年屆70的她的黑頭髮和毛皮衣讓我印象深刻。我們跟著她的車去了一家餐館，餐館當時已經關門，但她說服他們重新開門，並且在我們談話的時候端上了沙拉。

瑪麗亞生長在這裏，在家裏講加泰羅尼亞語。她就像法國這一地區的許多其他人一樣，對她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同胞有著深厚的忠誠感。因此，吃著濃醋拌的成熟的西紅柿的這樣的便餐時，一個陰謀就醞釀出來了: 避開法國和西班牙警察的注意，把獨立投票所需要的東西運過邊境送到南邊。

瑪麗亞會把我們介紹給這個陰謀的籌劃者。

加泰隆尼亞為何有人希望獨立，有人希望維持現狀？

瑪麗亞的手機響起來了。她用加泰羅尼亞語和電話那頭的男子交談了幾句。若姆同意晚些時候在瑪麗亞的家裏和我們見面，條件是不能公開他的身份。他抵達我們約定好的地方時，帶著一個投票箱。這個投票箱和我在巴塞羅那看到的投票箱一模一樣。

若姆是個消瘦的男子，蓄著一撮尖尖的白山羊鬍子。瑪麗亞去煮咖啡時，他一直言詞簡省地回答了我和他就孩子、天氣的閒聊話題。最終，等到我的第3杯咖啡變涼了，他才開始侃侃而談。

若姆說："我用卡車通過邊境把選票從法國運到西班牙。危險總是有的，比如一些信息可能因此曝光，從而危及到整個公投行動。但我並不害怕。因為我所做的不過就是運輸紙張。據我所知，從一個歐盟國家向另一個歐盟國運送紙張不是犯罪行為。若姆講話聲中的漫不經心的幽默和他不願公開身份的希望不是那麼和諧。到目前為止，就這個故事我採訪的兩個人都已經被關進了監獄。

若姆的家鄉是邊境的南邊、西班牙的特拉薩。我的製片人問他，他是不是為了愛情遷居到法國來得？他沒有笑容地回答說："不是。那是在西班牙獨裁時期，我反抗獨裁。"當年在西班牙內戰後，成千上萬的西班牙難民為了逃離弗朗哥政權，翻山越嶺逃到法國。若姆的卡車正是沿著這條路去的西班牙。

公投時的選票是在埃爾納印刷的，投票箱則是在一個中國的工廠造好後，運到馬賽，之後又藏到附近的鄉下。直到時機成熟，他們才運到南方去，在加泰羅尼亞10月1日公投的戲劇性場面中發揮了作用。

加泰羅尼亞的傳統「人塔」顯示民族凝聚力。

第二天早上, 在把我的行車導航儀重新設定返回南邊西班牙之後，我又接到瑪麗亞打來的一個電話。她希望我在離開之前，再聽一個故事。她告訴我："在舉行公投投票24小時前，南邊（西班牙）突襲了一個印刷廠。有人給我打電話說選票不夠了，公投沒法繼續進行了。所以我們趕緊在埃爾納找到一台印刷機，半夜開動又印刷了一批選票，然後及時在投票前送到了南方。"

加泰羅尼亞人在獨立問題上意見分裂，現在沒有人能知道今後這個故事如何結束。投票當時的西班牙總理拉霍伊已經離開了政治舞台。被推翻的加泰羅尼亞總統查爾斯·普伊格蒙特正在等待一個德國法庭就是否引渡他給西班牙做出裁決。但當書寫加泰羅尼亞10月公投的歷史的時候，重要的是，它除了反映出政客們的各種陰謀詭計之外，也應該包括這樣一個故事：

在法國的一個小鎮上，一群老頭老太冒著犧牲自己的自由的危險，去幫助他們的加泰羅尼亞同胞投票。

\n前面的內容可以總結如下：
在法國一個無名小鎮上，一群老頭老太向BBC記者透露他們如何幫助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的驚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