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的文档：珍妮和薇诺尼卡注意到隔壁的酒吧悄悄开门了。

就像美国当年禁酒年代的地下酒馆一样，这酒吧让人们在疫情期间偷偷从后门溜进来。

两人怒视着那些不遵守芝加哥规定的酒客，而芝加哥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但后来当一位市政府官员敲门询问他们这家酒吧的情况时，他们却什么都没说。

“好似警长一样，他的制服有颗巨大闪亮的银色星徽。”珍妮称，“可是，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却决定不举报那家酒馆。”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面临封锁期间待在家里的规定。很多人像珍妮和薇诺尼卡一样，目睹违规行为，但对于要不要举报却很矛盾：我需要尽公民义务还是只要管好自己？

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城市已通过紧急法律，将违反封锁禁令的行为视为可被罚款或监禁的罪行。有些政府开通电话热线搜集举报信息。

有的政府让居民密切注意邻居动态。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聚集在一起玩电子游戏的人被举报给警方，“非法”聚餐的人也被罚款。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确诊案例大涨同时却有大批人群涌向海滩时，州长格贝雷吉克（Gladys Berejiklian）敦促居民举报那些违反规定的人。

随后一周里，警方接到了5000多通电话。

但是也有一些举报者犯了错。警方在脸书看到一张疑似一对情侣违反规定到外面度假的照片。警察后来发现那张照片事实上是去年拍摄的。

新加坡的网络曝光

在新加坡，相对于个人自由法律更强调集体责任。政府更新了原本用于通报譬如人行道损坏之类的APP，成为管理人民出入行踪的通报系统。

新加坡要求民众外出时必须戴口罩。

结果，许多人通过该系统进行举报，政府在2天内就接收到了700个举报，最后只好敦促公众只举报自己目睹的事件。

在官方热线之外，成千上万的人还参加了“在线羞辱论坛”（online shaming forums）。 新加坡最大的“新冠笨蛋”（ Covidiot）脸书群组有2万6千多名成员。使用者在这里发布疑似有人涉嫌违反封锁规定的照片。这些照片通常是从远处的阳台上拍摄。

新加坡有人组织在社交网络上对违反禁令的行为进行点名披露和批评。

举报别人是不寻常的行为吗

那么“打小报告”是对的吗？举报或不举报违反规定的人，谁比较有道德呢？

悉尼大学的道德哲学者蒂尔尼博士（Hannah Tierney）解释，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在超市或公园，都对此感到为难。

“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要说点什么，”蒂尔尼说，“在疫苗或治疗方法出现前，确保安全的唯一方法的确应该是维持社交距离。”

“一小部分人未能保持社交距离，就可能破坏其他所有人努力防疫的成果。” 

她称，如果发现对方（违规者）没有为他人着想，人们确实会感到十分恼怒。

澳大利亚警方称，收到成千上万关于违反禁足令的举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研究员Hou Minzheng 和他的同事Lile Jia 一直在研究导致人们举报涉嫌犯罪的亲人或朋友的原因。

他们发现，强烈的社区良知（community conscience ）贯穿于这个决定中。

“举报者并不是那种糟糕的人，不是因为封锁在家中感到无聊没事做，所以告发别人，给人找麻烦。”

“绝大多数举报者都想为团体做正确事情。” 

但是，正如那张一年前的度假夫妇照片被举报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举报者可能会因为不了解完整故事而遭到责备。这是珍妮和薇诺尼卡不举报那个芝加哥酒吧的原因之一：她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道德哲学者蒂尔尼说，在封锁期间举报他人到底是对是错，存在模糊空间，这可能给大众和负责处理举报的官员带来非预期的后果。

从纽约到悉尼，数据显示，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居民遭受的罚单所占比例惊人。她表示：“警察掌握裁量权的情况下，我对这套制度给脆弱和边缘社群带来的影响感到担心。”

新西兰政府强调社区在应对疫情时应该抱有同情心。

在英国，封锁期间对于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定义模棱两可也引起了激辩。虽然警方要求人们举报违规行为，但封锁规定中却也存在灰色地带。

此外，英国的警察执法权源于“经民众同意的治安维护”这一理念，这意味着警察只能在公众授权和同意被代表的情况下才拥有逮捕和拘留他人的权力。

对于人们是否可以去乡村散步，在英国就有了数周的辩论（一些乡村要求禁止这种行为）。警方最终澄清说，开车到附近的乡村散步并不犯法。

如果再考虑特殊时期团结一致的重要性，鼓励人们相互举报的政策到底能多有效呢？

以北美疫情重灾区纽约市来说，举报热线在开通后的几天之内就不堪重负，原因却多半是恶作剧以及嘲弄的来电，而非真实的举报。

蒂尔尼说，处罚只是兑现规章制度的方式之一，不应是唯一手段。

\n以与文档相同的语言进行总结：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很多地方现在都还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中。如果你发现有人违反封锁的规定，你会去举报吗？这是公民义务还是监视邻居？又是什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