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順發和他的朋友兼前同事林振喜（Lam Chun See，音譯）一起回憶過去。他們聊天的美食廣場在設計上和新加坡眾多的熟食中心差不多，但更有人情味，開在現代的購物廣場裏，彩色遮陽篷已經褪了色。

他們記憶中的新加坡，與這個以乾淨街道、時尚建築和高端商場聞名的當代城邦完全不同。

他們聊起在甘榜（kampong，又名kampung）長大的經歷，這種傳統村落裏都是鋅頂木屋，大多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

如今，甘榜在新加坡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摩天大樓，也是全球最雄心勃勃，也是最成功的公共住房項目之一。是什麼推動了它，對歷代新加坡人而言項目怎麼樣？

"少說話，多做事"

1920年，英國人最先開始建造公共房屋。但新加坡傳統文化學會的韓明光（Han Ming Guang，音譯）說，真正的變化是在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之後。

"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希望將新加坡現代化，因此有必要重新開發一些重要地區，並將人們安置在遠離城市的地方，" 他說。

1961年甘榜的一場大火導致數千人無家可歸，政府對骯髒擁擠的生活條件愈發擔憂，加速了公共房屋項目。

1960年，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成立，並在三年內興建了31,000多套組屋。在"少說話，多做事"這一雄心勃勃的口號之下，成千上萬的人從甘榜搬進了組屋，但民眾反響不一。

"有些人很高興，"韓明光說。"這些人過去的生活空間狹小，或是要跟別人合住，沒有電，也沒有現代化的衛生設施。搬進組屋對他們來說是天賜良機。"

但另一些人則不滿強制搬遷。"他們把我們趕了出去，"66歲的林振喜說。他把在甘榜的日子寫成了博客，名為《早上好，昨天》（Good Morning Yesterday）。"他們搶奪了我們的土地。"

林振喜指的是1965年新加坡獨立一年後生效的《土地徵用法》。這部法令是有爭議的，但時任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認為勢在必行。它使政府能夠以低廉成本獲得土地用於住房項目，並將人們遷出擁擠的市中心。

"《土地徵用法》的基本理念是，我們應該為國家的利益做出犧牲，"林振喜說，"但如果我（政府）拿走你的土地，就意味著命令你做出犧牲，這不公平。"

侯順發當時的心情則不一樣。"我一點兒也不難過，也許那會兒太年輕了。我覺得搬到組屋更好，因為更加乾淨便捷。"

組屋最初只供出租，但在李光耀的推動下，居者有其屋很快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他認為這有助於國家穩定。

經過幾十年的密集建設，現在新加坡的23個城鎮共有100多萬套組屋。1960年，只有9%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如今接近80%，超過90%的組屋居民買下了房子。

有訂單才會建新房，售價均低於市場價格，但要等上至少3、4年才能入住，不過低收入家庭也可以獲得大量租房補貼。最新數據顯示，組屋數量佔新加坡住房總量的73%。

未來的路已被設定？

阿薩里（Safura Ashari）是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八年前離婚後入行，專幫客戶尋找組屋。

她今年40歲，住在新加坡東部巴西立地區的組屋。道路兩邊是一座座整齊劃一的高樓大廈，還有熙熙攘攘的美食廣場、商店、診所、寵物醫院和雜貨店。儘管下著雨，外面仍然有很多居民，很有生活氣息。

阿薩里說這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社區。"我不鎖門，我想要認識鄰居們，" 她說。"我那一層有印度人、中國人、菲律賓人，我是馬來人。我們所有節日都慶祝——開齋節、聖誕節、排燈節。"

種族的多樣性並非巧合，每一棟公共住房都必須嚴格按照配額分給不同種族的人。新加坡政府1989年開始實施種族融合政策，旨在維持組屋內種族混合，李光耀認為這樣可以防止社區"分裂和彼此疏遠"。

對於阿薩里這樣的房地產經紀人來說，可能會很麻煩。"我有一單交易的房子賣了兩年。馬來人的配額已經滿了，而且賣家是個中國人，所以只能賣給中國人。"

種族配額只是影響獲得組屋的因素之一。新建的組屋只提供給已婚人士，單身人士必須等到35歲才可以買，而且即使到了35歲，也只能買更貴的二手房，不能買新房。

新加坡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的執行理事林女士（Corinna Lim）表示，離婚人士也面臨難題——將婚姻期間的住房出售後30個月內不能租住組屋，他們只能去更昂貴的公開市場找房子。她補充說，未婚母親也只有在年滿35歲後才可以購買組屋，因為她們不被視為"家庭核心"。

這麼做的理由是，住房政策寬鬆可能會鼓勵離婚和非傳統的家庭結構，但林女士說，沒有"實質性證據"表明，放寬政策會令離婚率上升。

"現實情況是，不管社會和政策環境如何，總有離了婚的父母和未婚母親需要穩定的住房，" 她說。

 斯蒂芬（Steph，化名）17歲就有了女兒，說她和其他家庭一樣需要一個像樣的家。"家庭有不同的形態和形式，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沒結婚並不會削弱我身為母親或者新加坡人的角色。"

現年43歲的楊先生（Raymond... \n\n給我上面文章的好標題。
新加坡的福利住房能否跟上時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