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總結的文檔：丹妮拉兒時在東德的舊照

「當時我感覺自己是在警察局，那櫃台顯得很高，因為我還是個小孩，我記得一個警察問我為什麼沒有哭，我也覺得奇怪，可能是受到驚嚇而哭不出來了吧」。 這是丹妮拉·瓦爾特（Daniela Walther）對逃離東柏林當晚被捕時的記憶。

丹妮拉的爸爸卡爾-漢斯·普利茨（Karl-Heinz Prietz）在一家教育雜誌當記者。在被捕當晚的兩天前，他回家說聽到東德政府將修建一道圍牆，封鎖東西德邊境，他認為圍牆建成後，他們就不能到西德去了，因此勸說妻子應該立即逃離。

「媽媽不願意放棄她的教學工作，那是她存在的意義，但她最終還是同意了。」

黑暗中走出衛兵

普利茨向妻子詳細談了他的逃離計劃。母女倆首先到一個公園裏躲藏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普利茨帶著家人到他認為是邊境守衛最薄弱的地點，但實際上那裏守衛得很嚴密。

「爸爸走在前面，叫媽媽緊跟在後面。但是媽媽由於害怕，有點走不動了，她沒有勇氣，我在媽媽旁邊，聽著爸爸的指示。」

過了一會兒，邊境衛兵就出現在面前。

「他們從黑暗裏走出來，帶走了爸爸。我等了8年後才再次見到他。」

一家三口被拆散了，丹妮拉被送到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一個鄉村的祖父母家，媽媽因犯有協助他人企圖逃離罪，被監禁了9個月。

丹妮拉很快適應了在祖父母家的生活。「因為當時是公有制，沒有私人土地或圍欄，我可以到處溜達，我的生活很愉快」。母親出獄後帶丹妮拉移居到波茨坦（Potsdam），但兩人關係不好。「媽媽精神狀態事實上很不穩定，她加入軍隊馬術團調節情緒。」

丹妮拉的父母在西德未能白頭到老



囚犯換馬克和商品

與此同時，東德的經濟不斷下滑，大量技術勞工和知識分子逃離了，蘇聯剝奪東德的資源。到1964年，東德的財政狀況太糟糕了，政府想出了向西德出售政治犯的計劃。

史學家兼作家阿佩爾特（Andreas Apelt）表示，東德政府在1964年至1989年期間，向西德交出33755名政治犯和25萬名家屬，總共換取了35億西德馬克。

阿佩爾特說，那是互惠互利的交易，東德需要西方的貨幣，西德希望營救在東德監獄受苦的政治犯。

除了西德馬克之外，東德還用囚犯換取咖啡、銅和石油等商品。

當時東西德都不願意讓外界得知這些交易，一切安排都是秘密進行的——在地鐵軌道暗角、載著囚犯的大轎車的車牌到西德後給轉換，以掩人耳目。東德政府不想暴露自己面臨的困境，西德政府則不願意被看成協助共產政權。

1968年，柏林牆兩邊的政府就被囚8年的普利茨進行討價還價。「我不想去，我覺得在祖父母家很好，好像談好的價格是10萬西德馬克，包括媽媽和我。」

普利茨在西柏林安頓好之後，妻子和女兒到西德與他團聚。

丹妮拉現居倫敦南部，她仍保留在東德的舊照

認不出爸爸 

1969年，13歲的丹妮拉與媽媽從柏林的腓特烈大街車站（Bahnhof Friedrichstrasse）過境到西德。她們還要接受在西柏林的英、法、美三國特工的盤問。

「他們問我和媽媽很多問題，我當時想『真不好意思，我的人生相當沉悶呢』。」

「爸爸在另一邊等候，但是我認不出他來。爸爸再也忍不住了，哭了起來。」

可惜的是普利茨與妻子最終離了婚，丹妮拉也未能適應西德的學校生活。「我在東德是全班第一，到西德後變成全班最差的學生。外語老師還斷言，我肯定學不會英語。」

「我勸說爸爸送我到英國學英語。因為我是他的掌上明珠，他最終答應了」。在語言學校畢業後，丹妮拉繼續在英國升學，並與英國人比爾結婚定居下來，和她媽媽一樣也當上教師。

59歲的丹妮拉回憶這段經歷，感到當時離開東德是正確的決定。「否則我不會來到英國，不會認識比爾或移居到倫敦這個我喜愛的城市。」

「但如果我當時繼續留在東德，相信生活也不錯，大家得到國家的照顧，我仍然認同這個理念，但反對當局的監視和壓迫。」

丹妮拉對用囚犯換金錢的做法不敢苟同，但她理解其中的原因。「對西德來說，那是人道行動。」

（編譯：葉珊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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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試圖逃離東德的人冒著被逮捕、遭酷刑和被射殺的危險。但有史學家說，當時東德政府為解救國庫空虛，曾把一些囚犯賣給西德換取總計數十億西德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