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的文档：基辅独立广场上，鲜花献给为推翻前政权的牺牲者。

第一次去顿涅茨克，是三月中旬。看上去，整个城市宽敞、清新，并无战乱迫近的迹象。傍晚时分，在市中心广场，见到三三两两，总共十几个示威者，打著俄国旗。他们反对革命后上台的基辅政府。

当时感觉，声势赶不上克里米亚；似乎这事很快会过去。

酒店相当好，但是空空荡荡，没什么客人。晚上无聊，坐在酒吧，同三五个德国记者喝酒、聊天。他们中间，有人同情普京。几个人一道，讨论历史、文明、世界大势；说到很晚。

第二次去，时间只隔一个月；我独自前往，气氛已很不一样。市政府楼前，是四个月来在基辅早已习惯的场景：轮胎、铁丝、屏障；持棍、蒙面的年轻人；还有飘飘的旗帜；当然是俄国旗，口号是打倒美国、北约之类。

俄国东西部的两派对立尖锐让作者想起了中国文革。

变化更大的，是上回住过的酒店。人头簇拥、来来往往；全然不像政治动乱的东乌克兰，却更像曼哈顿中心的某一场国际商展。衣著时髦、面孔紧绷、眼睛紧盯I-Phone屏幕的男人女人，挤满大厅和酒吧。没人微笑或交谈。门外停着堆满设备的白色面包车。我刚问一个出租司机是否能载我，猛不丁一个像法国来的摄影师，一掌将我推开；猫身跃上车，绝尘而去。

于是便领悟到，这些蜂拥而至的大牌记者，同渐渐多起来的蒙面民兵、冲锋枪、或军用卡车一样，是大戏里的核心成员。似乎绝大多数不懂俄语或乌克兰语；对当地历史的细微小节，也全无兴趣。

依据各媒体的操作规程，抢几段视频、拍到几处烟雾、枪响，便转战别处。三天之内，已换了几拨。以极大耐力和宽容，我尝试与这些同行们沟通，以便了解、学习他们的运作。我的上述猜测，得到了万般无奈的证实。

据说英国作家奥威尔写“1984”，也有一个原始模型。不是法西斯德国，更不是红色苏联。这部不朽的二十世纪反乌托邦神话，其灵感原型，恰是二战时期的BBC。当时，奥威尔和他妻子一道在那儿工作；他妻子负责新闻审查。

奥威尔从未去过苏联。二战前的他，曾是虔诚社会主义者。西班牙内战时，他作为左派志愿者，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军。刚到那天，碰见一个擦鞋匠。鞋匠说，同志啊（Companiero），你坐下，给你擦皮鞋罢。当时，奥威尔感动得要哭。他在笔记里写：为这样一个新世界；擦鞋匠叫我同志，而不是老板/先生，我值得去死。

后来日子长了，他就注意到共和军、还有莫斯科支持的国际左派，都有别的、让人不舒服的一面；于是，慢慢对一切唱高调的大词和意识形态、一切乌托邦，产生怀疑。

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我基本呆在基辅。二月十八日枪声大作，我离开枪击地点三百米。到月底，灵机一动，买票窜往克里米亚，想着能否避几天风。到达后第三天，遇上全城反基辅大游行；看见无数面俄国三色旗。在独立广场来往梭游三个月后，眼前的一切让我震撼。只能承认，这不是洗脑，而是民意。当时预感：两、三天内，克里米亚会宣布独立；俄军将至。那几天，当地酒店亦是空空如也、门可罗雀。

奥威尔的“1984”，我读了不下十遍。此书写于1948年，竟然毫厘不差，活生生地描出二十年后，即1968年文革中国的阴惨风景。鲜活人命，莫非只是幽灵玩偶？历史逻辑的冷酷，让我崩溃。

作为在中国长大的读者，我很久都没明白这么一件事：奥威尔所描述的，不是中国、不是政治、不是杀人的刀剑。他只揭示了人类语言的某种漆黑本质：一种高度标签化、概括化的语言方式。

在“老大哥”领导下的芸芸众生，毫不在意、漫不经心地将各色标签，插到和他/她自己一样的别人头上。在文革中国，这就叫“戴帽”、“定性”。

英国历史让我很感兴趣。这么窄小的一个岛国，居然统治过四分之三的世界。每次有机会到伦敦，都心花怒放、欣喜莫名。帝国早成过去。见到无数种肤色、口音、背景的人、若无其事、和睦相处，从心底里感到：自由如此美好。

但是英国也有过自己的乌克兰；它在北部，海水的另一边：灰砖幽静、绿草茵茵的北爱尔兰。那儿有过分裂和残杀，一段漫长的悲剧。而北爱的故事，却没赶上被国际传媒铺天盖地标签化、政治化。没人声称，天主教徒或爱尔兰语象征自由、开放、欧洲价值；而另一边，则代表封闭、洗脑、对失落帝国的怀念。

乌克兰的危机让作者思考历史和文明问题。

每一个曾受压迫的群体，都有很正当的诉求。谁对谁错、谁先谁后、外省、本省、逊尼、什叶、红衫、黄衫、天主教、新教、这些，局外人搞不懂；当事人未必就能说清。乌克兰让我看到、民主流向民粹、民粹上升至激情和暴力、认同转化为仇恨、农田和村庄变为地图上打叉的红点。这一切，发生在善良、善意、无辜、但生活郁闷的人群中间，把他们撕裂为不共戴天的几派。而所有这些，同语言、传媒有很大关联。

这几天，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那边，正是枪炮齐鸣。想起一个月前，在那儿结交的朋友，心里特别难受。他们是毫不起眼的屌丝、百姓。在基辅住的时间长，也有几位朋友，其中一个小女孩，竟是极右派Pravy...\n以与文档相同的语言进行总结：
乌克兰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旅美独立中文记者王昭阳在乌克兰实地采访观察六个月，反思着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