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与戚本禹（右）

戚本禹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文革初期，戚本禹一度担任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

前后两次波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1966年5月成立，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但由于当时政治局常委中没有被打和靠边站的只剩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因此中央文革小组从开始掌管文化领域的机构发展成实际上控制文革的最高权力机构。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之首的江青以及文革期间被打倒的陈伯达，副组长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军师的张春桥，康生做顾问，还有“四人帮”的另外一名成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姚文元，中宣部副部长和《红旗》杂志副主编王力，《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等十余人。

文革小组本身的人事随文革一起动荡，许多人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犯了政治错误，甚至获罪入狱，其中就有戚本禹。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新领导人华国锋和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汪东兴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及其支持者，终止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阶段。

虽然在文革初期戚本禹就被隔离审查并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他在文革结束后被逮捕。1983年他被指犯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政治牺牲品

导致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1967年7月20日发生的所谓“七·二〇事件”。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京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开始的标志

文革开始后，武汉不同的造反派以及当地军队之间发生了对立和冲突，其间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1967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

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支持文革的军队将领谢富治试图调解造反派系斗争，但是受到著名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反对和当地军人不满。7月20日清晨在“百万雄师”及其支持者追揪王力和谢富治的时候，当时住在武汉东湖宾馆的毛泽东误以为发生了“兵变”，乘飞机仓促离开武汉。

“七·二〇事件”后，武汉军区领导人被撤职，当时《红旗》社论说“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分析认为，“七·二〇事件”后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引起军队反弹，使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968年毛泽东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旷课闹革命的青年人送去了农村，利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教育单位，开始控制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带来的混乱。

评论与著作

戚本禹最初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是1965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文章批判了所谓“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的史观。

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挫折，戚本禹后来在回忆中感叹：“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在网上流传戚本禹评论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访谈中，戚本禹说“毛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但“不是封建帝王”，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

1986年出狱后，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一直到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后，戚本禹继续进行并且参加讲学活动。有报道说，他曾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

1993年，戚本禹曾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出版。他还是《中华易学大辞典》的主编。

报道说，今年初戚本禹口述的回忆录初版印刷完成，但由于他本人发现稿中有多处错漏，要求完成修改后由他本人、整理编辑者和出版社负责人三人共同签名才能出版。但在病情加重后无法按合约要求签名的情况下，该书可能需要改名再出版。

(编译：横路；责编：欧阳成)

 \n\n给我上面文章的好标题。
戚本禹：文革初命运大起大落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