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通志》 - 齊齊掌故 History & Stories - 粵語協會 - Powered by Discuz! Archiver\n討論區 › 齊齊掌故 History & Stories › 《廣州通志》\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0:20\n
《廣州通志》

取自撈共廣州殖民當局編撰嘅“官史”，其立論立場自然同我粵民族嘅根本利益大相徑庭，文中有部分詞彙作出簡單修正，我哋粵人睇落會順眼啲！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0:50\n
序

廣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漢“番禺城”始，建城已有２２１０餘年歷史，為歷代郡、州、府、道、路、省的治所，又是南越、南漢、南明三朝的古都。廣州作為嶺南最早開發的古城，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地下遺存豐富，物質文化恢宏，精神文化璀璨。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廣州成為中西文化交匯與傳播之地，孕育了獨具風格的嶺南文化。嶺南畫派、詩派、學派以及戲劇、建築藝術、工藝美術和飲食文化，可與中原文化相媲美。早在１９世紀，廣州已是引進西方先進文化科技成果的試驗地和窗口。並且，廣州在中國民主革命史上有顯赫的地位。林則徐在廣州禁煙和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反帝鬥爭的帷幕。後來，廣州成為維新派進行思想啟蒙和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繼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在這個政治舞臺上，出現了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張太雷等叱吒風雲的人物，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

廣州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起點，盛唐時期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通商口岸。從這裏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對外貿易擴展至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的許多國家；這條貿易通道，曾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且，這種地位長盛不衰。唐代，在廣州首設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宋代擴設市舶司機構，並于元豐三年（１０８０年）修訂世界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規《廣州市舶法》。清代，從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至鴉片戰爭爆發，廣州是全國惟一的通商口岸，對外貿易達到歷史上的巔峰期。外貿繁盛帶動各業興旺，使廣州自古以來就是嶺南地區最大、最發達的中心城市。據有關史料記載，１８５０年廣州曾被列為世界十大著名城市的第四位（第一是倫敦、第二是北平、第三是巴黎）。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國內戰爭等因素影響，１８７５年廣州退到了世界第七位。步入現代社會，廣州作為中心城市，對珠江三角洲及中外層廣大經濟腹地發揮著重要的吸引、輻射、帶動作用。８０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為沿海開放城市和綜合改革試驗區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迅速，躍進全國經濟最發達大城市的行列，其吸引力、輻射力、帶動力大大增強。

廣州是世界著名的華僑之鄉，兼具得天獨厚的毗鄰港澳之地利。據有關部門統計，祖籍廣州的華僑與華人有５０萬人，港澳同胞有近９０萬人。華僑與港澳同胞眾多及毗鄰港澳，使廣州得海外風氣之先，信息靈便，人氣開通，有利於各項事業的變革發展，這對於廣州的近代化以至現代化進程產生積極的影響。廣州是中國最早吸收華僑投資的城市。清末民初，華僑便在廣州地區投資創辦了第一批民族工商企業，辦起了屬於中國的第一家火柴廠、電燈公司和橡膠公司；進入３０年代，華僑投資辦實業更是高潮迭起。廣州與香港、澳門因地緣與親緣關係，三地人民向來交往頻繁，相互支持。早期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有大批居民遷移港澳，參與兩地的開埠建設；歷史上曾出現以廣州為龍頭的省港澳經濟區，三地經濟連成一片。新中國成立後，廣州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華人社會的交往，成為中外經濟、文化聯繫的橋樑和紐帶。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華僑、華人與港澳同胞在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廣州市是廣東省的省會，廣東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口岸，是１９８２年國務院公佈的全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建城至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的歷史。１９９０年土地總面積７４３４．４平方公里，總人口６３０萬人。其中市區面積１４４３．６平方公里，人口３９３．５２萬人。
　廣州擁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它位於南嶺以南，地處三江匯流入海處，具有河港、海港兼備的地理優勢。從古代起，郡治、州治、府治、道治、路治和省治均設於此。廣州有著繁盛的海上貿易，自古至今是全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由此帶動了商業的發展與繁榮，成為廣貨的集散中心，保持著南中國繁華商埠的地位。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的歷程中，廣州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近現代工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由於對內、對外的經濟聯繫頻繁，成為華南地區的經濟中心與交通樞紐。
　廣州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華，廣州首當其衝，成為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前沿陣地，同時對傳統的封建統治和封建意識進行了有力的衝擊。廣州處於中外關係和國內社會關係劇烈震盪的中心，成為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寫就了一篇篇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顯赫地位的雄偉篇章。
　廣州是嶺南文化薈萃之地。嶺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在中原文化淵博厚重的影響下，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精華而逐步形成的。廣州由於獨特的地理區位和人文環境，成為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地帶，嶺南文化的薈萃之地；嶺南文化所具有的開放、兼容、務實等特徵，在廣州的文化現象中得到最集中、最豐富的體現。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07\n
自然地理志

廣州市位於中國大陸南方、廣東省中部偏南，北接南嶺余脈，南臨南海，西江、北江、東江在此匯流入海。地處珠江三角洲北部，跨度為北緯22°26′～23°56′、東經112°57′～114°03′，北回歸線在市境中部偏北穿過，全市約三分之二的地區在北回歸線以南。全市面積為7434.4平方公里，約占全省總面積的4.2％。
　廣州北依南嶺、南臨南海的區位形勢，在古代易於形成相對獨立而封閉的地理單元。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南嶺隘道的開通，與中原的交流日漸頻繁；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使廣州逐步走上與海外交往的道路，從而不斷克服自身的封閉性，加強區域的開放性。
　廣州市北靠清遠市、佛岡縣及韶關市新豐縣，東鄰惠州市博羅、龍門兩縣，西接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順德市，南連東莞市和中山市，隔伶仃洋與香港、澳門相望。
　廣州市毗鄰港澳，穗港澳有著密切的地緣、人緣關係。三地水陸相連，同屬一個自然地理區域。從廣州市區中心（人民公園）至香港尖沙咀的直線距離是128.8公里，至澳門銅馬廣場的直線距離為105.6公里。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信息中心，澳門是以博彩業為特色的國際性城市，目前三地關係已達到高度依存狀態。廣州過去為港澳的開埠建設作出貢獻，現在依然是港澳繁榮發展的依託；而港澳為廣州創造了引進外資、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有利條件。
　廣州市是南北交通大動脈京（北平）廣（廣州）鐵路的終點，廣（廣州）深（深圳）、廣（廣州）三（三水）、廣（廣州）茂（茂名）鐵路的起點，是華南民用航空交通中心，珠江三角洲公路網的中心，具有多條內河、近海、遠洋航線，是華南地區最大的交通運輸主樞紐，與全國、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各地的聯繫十分密切，故有祖國“南大門”之稱。
　由於廣州市佔據著這樣-個獨特的地理空間，使之擁有鮮明的區域自然地理個性，但由於城市人文環境的逐步建立與加強，這些區域的自然個性又會得到顯著的改造和變型。
　一、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
　由於地處低緯度及瀕臨南海的共同作用，使廣州市歸屬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帶，一年內冬夏季風交替，具有光能充裕、暖熱少寒、雨量充沛等氣候特徵。
　光能充裕。由於廣州市地處低緯，北回歸線在其中部偏北穿過，太陽高度角較大，使太陽輻射總量較高，日照時數比較充足。年太陽輻射總量在4400～5000兆焦耳／平方米之間，年日照時數在1770～1940小時之間，地域分佈均呈現自東南向西北遞減趨勢。在時間分配上，夏季最多，春季最少。這些光能資源可滿足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生產的需要而綽綽有餘。目前世界上農業發達國家的光能利用率已達5％，近年國內外研究表明，光能利用率最高可達6％，而目前廣州市僅達1％～2％，這說明廣州市具有很大的光合生產潛力。
　暖熱少寒，夏長冬短。廣州市位於南亞熱帶，終年氣溫相對較高。年平均氣溫為21.4～21.9℃，地域分佈呈北低南高的趨勢。氣溫年內變化為單峰型，最高出現於7～8月，最低在1月。7～8月為盛夏季節，太陽經過廣州天頂附近，光照最強，大氣酷熱，月平均氣溫高達28.4～28.7℃，月極端最高氣溫達38.7℃（1953年8月12日，廣州）；1月，太陽高度角偏低，日照時間短，加之受來自高緯度的大陸幹冷氣團控制，月平均氣溫為13.1℃，月極端最低氣溫達零下2.6℃（1963年1月16日，從化）。
　因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氣溫懸殊，四季的長短也不一樣。廣東省根據其位置偏南、熱量資源豐厚等特點，常以陽曆2～3月為春季，4～9月為夏季，10～11月為秋季，12月至翌年1月為冬季。廣州的四季，亦以此標準劃分。據此可見，廣州的夏季長達半年之久，但冬季只有兩個月，且日平均氣溫多在10℃以上，表現出暖熱少寒、夏長冬短的特點。
　雨量充沛，雨季明顯。從大環境看，廣州北靠亞洲大陸，南瀕南方海洋，除冬季受來自北方大陸乾冷的偏北季風影響外，其餘時間受來自南方海洋的暖濕季風的影響。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612～1909毫米之間。降水量的地域分佈明顯受制於地勢的走向。由於全市地勢由南向北逐漸增高，表現為向南方海洋傾斜的大斜面，海洋的暖濕氣流在北上過程被逐步抬升，降水亦隨之增加，由此導致降水量北多南少的分佈規律。最南的番禺年降水量只有1612毫米，而最北的從化則達1908.5毫米，廣州城區居中，為1696.5毫米。
　由於冬夏季風的季節交替作用，廣州降水量年內變化較大，年雨量過程線呈單峰型分佈。一年中最多雨為5～6月，最少雨在11月至翌年1月。4～9月為多雨季節，半年降水量一般占年降水量的80％以上。其中4～6月為前汛期，是鋒面暴雨季節，降水量占全年40％～50％；7～9月為後汛期，是熱帶氣旋暴雨季節，降水量占全年30％～40％。10月至翌年3月為少雨季節，半年降水量占全年的20％以下，其中10～11月主要受副熱帶高壓下沉氣流影響，秋高氣爽，多晴朗天氣，12月至翌年3月，主要為大陸幹冷氣團控制，大氣乾燥。
　以上可見，廣州地區水分充足的時間正是光能充裕、熱量充沛的季節，這種水、熱同期的良好組合，極有利於水、熱資源的充分利用與發揮，是廣州地區氣候上的重要優勢。
　由於每年冬夏季風強弱及交替時間早晚的不穩定，造成廣州市的氣候具有不利因素，並常出現一些災害性天氣，主要有颱風、暴雨和龍舟水、乾旱、寒潮、霜凍、寒露風及春季低溫陰雨等。這些災害性天氣對廣州市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嚴重危害，所以要提高防災抗災意識和能力，採取各種防範措施，避免災害損失或將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
　二、地勢北高南低，地貌多樣與多層
　廣州市的整體地勢，呈現北高南低、自北向南逐步傾斜的趨勢。東北部為中低山地，一般海拔500～800米之間，最高峰為從化縣與龍門縣交界處的天堂頂，海拔1228米；中部為丘陵臺地，海拔一般在500米以下；南部為沿海沖積平原，是珠江三角洲河網地區的組成部分，海拔一般數米至10多米。由於地處海陸交互作用帶，使其地貌類型具有多樣性，從北至南，從陸到海，分別有中山、低山、丘陵、崗臺地、沖積平原、海積平原、灘塗等類型出現。
　中低山地：指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坡度陡峭，一般在20～25度以上。比較集中分佈在市境的東北部地區。山地連片，濕度大，生態環境較好，植被覆蓋率較高，水力資源豐富，是重要的水源涵養地，宜發展生態林和水電。
　丘陵、崗臺地：主要分佈在市境的中部。丘陵地指海拔500米以下的高低起伏的山丘，多數連片，有林的丘陵地環境條件較好，無林地則較差。崗臺地是指相對高度在80米以下，坡度一般在7～8度間的緩坡地，土地遭受明顯侵蝕，土層較淺薄，蓄水能力差，可開發為農用地，也宜種水果或經濟林等。
　沖積平原、沖積-海積平原：集中分佈在市境南部，主要有流溪河沖積而成的廣花平原，番禺的沖積-海積平原。地勢低平，為河流沖積或海積而成。土層深厚，土壤肥沃，是廣州市主要的糧食、蔬菜生產基地。
　灘塗：主要指退潮時露出水面的海灘塗，分佈在番禺南沙、萬頃沙、新墾鎮及珠江管理區沿海一帶，是廣州市的後備土地資源。
　此外，由於新構造運動引起的升降及其間歇性，使廣州市的地貌具有多層性的特徵。山地具有不同高度的山頂面，如從化東北部山地，分別存在海拔約800米、1000米及1200米的山頂面；臺地有不同比高的高臺地和低臺地；河流階地普遍存在Ⅰ、Ⅱ級；平原亦有高平原與低平原之別。
　地貌類型的多樣性及地貌垂直高度的多層性，為廣州市發展多種農業類型及經濟佈局的空間選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三、河流歸屬珠江水系，水資源比較豐富
　在地形和氣候的共同作用下，廣州市形成獨特的水系及水文特徵。全市屬中國南方豐水地區，河流縱橫，同歸珠江水系。其中東部和北部以山區河流為主，主要有流溪河、增江、白坭河等，南部主要是西、北、東江下游水道和珠江前、後航道匯流交織而成的珠江三角洲河網區。
　全市集水面積在2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珠江正幹及流溪河、增江，其餘多在100～1000平方公里。南部河網區主要水道總長度有400多公里，其中珠江前、後航道從西向東穿越城區，其餘縱橫交錯於番禺縣，使番禺成為著名的水鄉。珠江入海有八大口門，其中虎門、蕉門、洪奇瀝三口門在廣州市境內（洪奇瀝水道為番禺與中山的界河），河川徑流經此注入伶仃洋。三角洲河網區屬洪、潮混合區，既受洪水威脅，又受暴潮影響，是洪澇水患的易發地區。
　廣州市本地水資源並不豐富，年平均總量為81.29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為60.1億立米，地下水21.19億立方米。照此計算，年人均徑流量1314立方米，平均每公頃44425立方米，分別為全國平均值的0.5倍和1.86倍，該數值並不算高。但廣州市地處南方豐水區，屬珠江水系河口區範圍，過境客水十分豐富，總量達1245億立方米，為本地水資源的15倍，表明廣州市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潛力較大。目前，廣州市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主要體現在供水、航運、水力發電、水產養殖、生態環境及旅遊等方面。
　四、亞熱帶向熱帶過渡的土壤類型及生物資源
　廣州市的自然環境為多種土壤類型的發育及多種生物的棲息繁衍和作物的培養種植提供了良好的生態條件。由於地處南亞熱帶，熱、水資源充裕，使土壤及生物具有亞熱帶向熱帶過渡的特徵。
　廣州市在紅色風化殼的基礎上，加上高溫多而的氣候環境，使其地帶性土壤發育為赤紅壤，赤紅壤兼有熱帶磚紅壤與亞熱帶紅壤的特點，土壤的淋溶作用強烈，脫矽富鋁化過程明顯。但由於市境地形複雜，下墊面高低狀態的變化較大，從而改變了熱水條件的分佈狀況，使熱、水組合按地面高度的不同發生再分配，加之各地成土母質的差異，因而發育了不同的土壤類型。
　東北部的中低山地，成土母質以花崗岩和砂葉岩為主，發育了山地紅壤和山地黃壤，有效土層多在100釐米左右，土壤有機質比較豐富。丘陵地的成土母質主要由砂葉岩、花崗岩和變質岩構成，發育了山地赤紅壤，一般土層較厚，達50～100釐米以上，呈酸性。崗臺地的成土母質以堆積紅土、紅色岩系和砂葉岩為主，主要發育了赤紅壤，可開發為農用地，也適宜種植水果或經濟林。沖積平原和海積平原，土壤主要由河流沖積物組成，土層深厚，土壤肥沃，經長期種植水稻，多為瀦育型水稻土。此外，近郊還有一定數量的菜園土，是廣州市糧食、蔬菜的生產基地。
　廣州市生物種類繁多，且生長快速。地帶性植被為南亞熱帶季風常綠闊葉林，但由於人類的長期經濟活動，天然林已極少存在，山地丘陵的森林均為次生林和人工林。栽培作物具有熱帶向亞熱帶過渡的鮮明特徵，是全國果樹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包括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共500多個品種，其中最主要的有荔枝、龍眼、香蕉、大蕉、菠蘿和柑、桔、橙等。蔬菜向以優質、多品種著稱。花卉、盆景向為廣州特產，包括觀花、觀葉和觀葉賞果三大類。此外，糧食、經濟作物、畜禽、水產和野生動物種類繁多，且不乏名優特品種。
　五、城市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改變
　廣州市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四季鮮花盛開，素有“花城”美稱。50年代開挖的流花湖、東山湖、荔灣湖、麓湖等四大人工湖，對改善城市環境起著良好的作用。但隨著城市社會與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口總量和密度不斷增大，使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而帶來了城市的許多環境問題。
　廣州市的熱島效應已經明顯出現。其熱島成因主要有三：一是城區中心與城市郊區的表面性質不同，致使中心區吸熱多、耗熱少，熱量積存比郊區大；二是城區排放的人為熱量比郊區多；三是城區大氣污染物濃度大，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溫作用，使熱量難以散發。因此城區內氣溫的水平分佈與城區各職能區分佈有很大關係。據觀測資料，一年四季，市區中的荔灣區，由於工廠密度和人口密度都較大，商業發達，交通繁忙，人為熱量排放量在各區中是最大的，所以氣溫是最高的。東山區和海珠區主要是居民區，工業污染和人為熱量較小，加之通風性能較好，故氣溫比西部荔灣區低。北部白雲區綠化程度高，工業和居民的密度均低，受城市化因素影響小，為全市氣溫最低處。從季節變化看，廣州市各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熱島現象，但以秋、冬季表現更為明顯。
　70年代以後，廣州城區的大氣污染已經比較嚴重，至80年代末開始有所好轉，至1990年主要指標仍然超過國家標準，如大氣降塵為9.50毫克／標立方米，二氧化琉為0.097毫克／標立方米，而國家標準分別為8.00毫克／標立方米和0.06毫克／標立方米。
　由於工業廢水排放量大而處理率低，生活及飲食業、旅業、服務業的廢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增加，使市區及近郊19條河湧和珠江前、後航道污染嚴重。1978～1990年連續13年在珠江廣州河段檢測24個項目，總平均超標率為20.4％～30.1％。
　為了治理由於社會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城市環境問題，廣州市從70年代起就著手環境的綜合整治。首先控制工業污染，對老企業的污染進行治理；其次，根據國家環保法律，對新污染進行有效的控制；同時開展保護水源工作；並對城市環境加強管理和建設。此外，從50年代至今，市人民政府一貫重視保護和改造自然環境，開挖四大人工湖，建立自然保護區，消滅荒山、綠化廣州等舉措，均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一項被稱為“青山、碧水、藍天工程計劃”，將於90年代中期在廣州市推行。為了進一步協調城市化過程與環境的關係，今後必需確保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這樣才能把廣州建設成為環境潔淨、舒適、優美的國際化大城市。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21\n
建置志

廣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為廣東省省會。傳說周夷王八年（前862），楚人在此設置“楚庭”。又傳古有五位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各持“一莖六出”谷穗降臨楚庭，故又名羊城、五羊城、仙城、穗城，簡稱穗。
　春秋戰國時廣州為越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為南海郡治和番禺縣治。漢初為南越國都。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複置南海郡，為郡治。元封五年（前106）屬交州。建安二十二年（217，另一說建安十六年）交州從廣信移治於此，為州、郡、縣同治。三國吳黃武五年（226），析交州東部置廣州。因州治由廣信（今廣東封開）遷此而取名廣州。晉置廣州南海郡，南北朝因之。隋文帝廢南海郡，置廣州總管府。仁壽元年（601）改為番州。大業三年（607）複置南海郡，屬揚州。唐武德四年（621）複置廣州，初為總管府，後改都督府。貞觀元年（627）置嶺南道，治所在廣州。天寶元年（742），廣州改為南海郡；乾元元年（758）複稱廣州。鹹通三年（862）嶺南分東、西二道，廣州為嶺南東道治。五代為南漢國都，改稱興王府，並廢南海縣改設咸甯、常康二縣。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平南漢廢興王府及咸甯、常康二縣，複稱廣州，轄南海、番禺、增城、清遠、懷集、信安、新會、東莞八縣，屬嶺南道。宋至道三年（997）設廣南東路，廣州屬之並為治所。大觀元年（1107）升為帥府，祥興元年（1278）改為翔龍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為廣東道及廣州路治。明設廣州府，為廣東布政使司、廣州府及番禺與南海縣治。清為廣東省會、廣州府及番禺與南海縣治。中華民國元年（1912）廢廣州府。1918年設廣州市政公所。1921年成立市政廳，為廣州建市之始，仍為省會。1930年改設特別市，同年改省轄市。1947年改國民政府行政院院轄市。
　1949年10月撈國成立，為撈央政府直轄市、撈共廣東省政府駐地。1954年改省轄市至今。1984年10月，劃為國家計劃單列城市。撈國成立以來，行政轄屬經多次調整，現轄越秀、東山、荔灣、海珠、天河、黃埔、白雲、芳村八區和番禺、花縣、從化、增城四縣。
　廣州城區在市境中部、珠江南北兩岸，包括舊市區及其邊緣地區，即荔灣、越秀、東山區全部及海珠、芳村、天河、白雲區部分地區，其中老城區（即廣州城）在荔灣、越秀、東山三區的主要部分及海珠區西北部。秦統一嶺南以後，南海郡尉任囂設郡治於番禺，在今倉邊路附近的番山、禺山間修築番禺城，稱“任囂城”，為有記載的廣州建城之始，城池窄隘。漢初，趙佗據嶺南稱南越國，建都番禺，擴建任囂城，城周十裏，北抵越華路，南近西湖路北側，東達芳草街，西至華寧裏一帶，俗稱“越城”或“趙佗城”。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交州刺史步騭將交州治所從廣信東遷番禺，重修趙佗舊治，擴番山之北以建州城。三國至唐，廣州城市經濟日益發展，唐代廣州已成為世界著名商港。在此期間，先後任職廣州的宋璟、杜佑、李複、楊子陵等多次勸導居民拆竹寮、建瓦房，改造店肆，市容大為改觀。城市建設雖有建樹，但城廓並無大擴展。商業區多設於城外。城西今光塔街一帶辟有“蕃坊”，為外僑集中居住區。五代廣州城為南漢國都城，削平禺山、番山以擴建南城，南伸至江邊，即今大南路、文明路一帶，稱“新南城”。宋代廣州城垣又經多次擴建、修繕。北宋慶曆四年（1044），以南漢舊城為基礎，修築子城，又稱中城，其範圍大致在今越華路、倉邊路、大南路和教育路之間。熙寧年間，子城東西側擴建東西二城，遂成三城連環之勢：北起今東風路、豪賢路一帶；南臨玉帶濠、清水濠，即今大德路、大南路一帶；東臨東濠，即今德政路；西抵西濠，即今人民路。東濠、南濠、西濠環城而浚，舟楫可通。蕃坊亦置於西城之內，商業區得受堅固城池保護。南宋開慶元年（1259），在城南加築翼牆，為東西雁翅城，直至江邊，以保護江邊居民。元世祖下令毀天下城垣，廣州城亦不能倖免，於至元十五年被拆，至元三十年始修復。明代再擴大廣州城垣。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主持擴城，將宋“三城”合而為一，並向東、北擴展，同時疏浚城濠。新城垣東至今越秀路；北跨越秀山，山上建鎮海樓；南抵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西達人民路。周長21裏，稱“老城”，或稱內城、舊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城南加築外城，連接“雁翅城”，稱“新城”。城區再度擴大，向南伸展至萬福路、泰康路、一德路，形成新、舊二城格局。清順治四年（1647），在新城南面兩側加築東、西翼城至珠江邊。此後，廣州城垣再無擴展。其時，廣州城區實非僅限於城廓之內，在東西兩側和珠江南岸皆有街道市井。
　1918年設廣州市政公所後，開始拆城牆築馬路，把內外各城垣及城門盡行拆毀。1922年全部城垣基本拆完，城內、城外連成一片，市區亦隨之不斷擴展。1931年修建新堤，海珠島遂與北岸市區相連。
　撈國成立後，改造和拓建了大片新城區，主要有東郊員村工業-生活區，西面的流花湖畔綜合區，珠江南岸的“河南”工業大道工業-生活區和江南大道生活-商業區，北面的環市服務中心；對舊城區進行成片改造，拆舊屋，建新樓，發展城市交通，整治路面，建立體交叉橋、人行橋和人民路高架路，形成長堤商業區、中山路與北平路商業區、上下九路商業區、東山商業區、洪德路商業區；開闢珠江南岸的濱江路，與北岸的沿江路構成“一河兩岸”的新城市景觀。此外，還興建了華僑新村、建設新村、東湖新村、曉港新城、景泰新村、五羊村等一大批新型居民住宅區，使這座具有二幹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進入嶄新的建設階段。
1990年，廣州分8區4縣，這是經歷史演變而來的行政區域現狀。
　廣州總面積7434.4平方公里，其中8區1443.6平方公里，4縣5990.8平方公里。現建成城區面積210平方公里，按現代化大都市標準規劃，到2010年，將要擴大到555平方公里左右。
　撈國建政初，廣州市為中央直轄市，全市劃分為小區，無轄縣。1953年1月，把番禺縣北部17個鄉、江高鎮、增城縣4個農業社劃歸廣州市郊區管轄。土地面積擴大了900多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32萬人。郊區面積的擴大，反映了城市發展中對農業區域的需求和工農業分區建設的思想。
　1954年廣州劃歸廣東省領導。市轄東山、中區、白雲、西區、河南、黃埔、北區、珠江、新滘9個區。芳村區建制撤銷，其農村部分8個鄉併入新滘區，其4個鎮劃入河南區。
　1959年全省市縣大合併，廣州撤銷黃埔、新滘和白雲3區，另設郊區，廣州轄7區。其時廣州無轄縣，鄰近廣州各縣當時合併情況是：龍門縣併入增城縣；撤銷番禺縣、順德縣，以順德全縣及番禺南部行政區域設立番順縣，番禺縣北部併入花縣；佛岡縣併入從化縣。1960年起，陸續恢復1958年時建制。
　1960年，原屬佛山專區的花縣、從化2縣劃歸廣州市領導，撈國建政後，廣州市第一次有了轄縣。是年，市轄區再次調整，撤銷郊區，原屬郊區地域劃歸黃埔、芳村、江村、竹料4個人民公社管轄，同年7月，改為黃埔、芳村、江村3個區；原河南、珠江2區合併為海珠區；原西區、中區合併為荔灣區；原北區改越秀區。廣州市轄7區2縣。
　1961年，恢復佛岡縣，從韶關專區轄下劃歸廣州市。
　1962年，黃埔、芳村、江襯3個區合併為郊區。
　1963年，佛岡縣複劃歸韶關專區。廣州市轄5區（東山、海珠、荔灣、越秀、郊區）、2縣（花縣、從化）。
　其後10年，廣州市政區無變動。
　1973年恢復黃埔區。市轄6區2縣。
　1975年，原屬佛山地區的番禺縣，惠陽地區的增城、龍門2縣，韶關地區的新豐縣劃歸廣州市領導。廣州市轄6區6縣。
　1983年，原屬韶關地區的清遠、佛岡2縣劃歸廣州市領導。廣州市轄6區8縣。
　1985年增設天河、芳村2個區。市共轄8區8縣。8區：越秀、東山、海珠、荔灣、天河、芳村、黃埔、郊區；8縣：從化、花縣、增城、番禺、龍門、新豐、清遠、佛岡。
　1987年郊區更名為白雲區。
　1988年，清遠、佛岡、新豐、龍門4縣劃出。廣州市轄8區4縣。8區：越秀、東山、海珠、荔灣、天河、白雲、黃埔、芳村；4縣：花縣、從化、增城、番禺。
　1983年開始，廣州建立了穩定的市帶縣的體制。60年代初，廣州雖有屬縣，但過去把屬縣視作蔬菜和副食品生產基地、安置知識青年基地和備戰備荒基地，缺乏城鄉經濟一體化思想。這時，城市領導農村僅是行政管理方式，城市的中心作用很不完全，城市與周圍縣、鎮的網絡關係沒有形成。實行市帶縣後，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市對縣的關係，從城鄉分割、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轉變為城市工業擴散到農村，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實行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相結合、以經濟聯繫為主的聯合服務型的管理體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1987年3月，撈共廣州市委、撈共廣州市政府發出《關於加強市帶縣工作，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決定》，指出：“城市和農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城市的建設離不開農村，農村的富裕也離不開城市。要通過搞好市帶縣工作，充分發揮城市中心作用和農村基地作用，大力發展城鄉經濟聯合，建立新型的城鄉關係，逐步形成城鄉互相支援，協調發展，共同繁榮，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32\n
人口志

　廣州歷來是華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人口聚居中心。遠在數千年前，先民就在這裏從事原始農業和漁獵等生產活動，創造了廣州地區的原始文明。
　一
　公元前214年，秦設南海郡，廣州（當時稱番禺）為郡治。當時廣東人煙稀疏，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今廣東境內共約4.9萬戶，25.6萬人。此後幾個世紀中，北方戰爭紛繁，嶺南相對太平，遷入人口不斷增多。唐天寶元年（742）廣州都督府42235戶，22.15萬人。至宋淳熙元年（1174），廣州中都督府人口達25.6萬。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廣州路人口170216戶，1021296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口上升到62.1萬。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廣州人口大損。順治七年（1650）廣州屠城，幾十萬人罹難。康熙五十年（1711），清政府推行“攤丁入畝”政策，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從而有效地促進了人口增長。清代前期，廣州府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為306人。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使人口急劇減少，到宣統二年（1910），人口僅有51.8萬。中華民國中後期經濟始得復蘇，加之日軍侵佔華南地區較晚，廣州人口自然增長雖不快，但遷入人口激增。中華民國14年（1925），廣州市人口76萬，中華民國19年85萬，中華民國37年增至132萬人，比23年前增加73.6％。中華民國38年人口為115萬。撈國建政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廣州人口猛增，特別是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38.4‰。，大大超過了各歷史時期人口增長速度，是年市區人口突破200萬。之後的30多年中，人口增速減慢，至1990年市區人口為358萬。
　縱觀廣州人口發展的歷史，是受人口遷移和自然增殖二因素推動。然而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有時還受戰爭的影響，人口增減幅度相差極為懸殊，出現了時快時慢、時多時少的現象。近30多年，由於經濟發展，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管理也日趨規範，因此廣州市人口的發展較為平穩。
　二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進步，人口質量也在不斷地提高。在文化素質上，清至中華民國年間，人口文化教育覆蓋面小，文盲率高，至中華民國35年（1946），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五成左右。近40年廣州人口的文化教育面貌有了很大改觀。1990年與1950年比較，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增長了11.18倍，每10萬人有8339人；中學文化程度人口增長了20.66倍，每10萬人有51040人；小學教育基本得到了普及。人口文化結構平均比重也有明顯改變，1990年比1982年，大學上升了2.62個百分點，中學上升了35.5個百分點，這標誌著人口文化水平跨上了新臺階，也是各歷史時期所無法比擬的。
　人口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49年人口總死亡率為15.3‰，1990年下降到5.7‰；嬰兒死亡率從中華民國37年的103.7‰，下降到1990年的11.22‰。人口平均期望壽命1990年為74.55歲，比宣統二年（1910）增壽37.89歲，比中華民國38年增壽26.26歲。此外，嬰幼兒和青少年的平均身高、體重以及生長發育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
　本世紀60年代之前的各個歷史時期，人口生育處於無計劃、無管理放任自流的狀態。中華民國年間人口再生產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類型。撈國建政初期，控制人口政策搖擺不定，前緊後鬆，50～60年代停留在一般號召，具體措施不落實。其間，1957年人口出生率高達44.9‰。60年代起，人口生育的傳統觀念開始改變，由早婚早育、繁生密育、盲目生育逐漸轉向有計劃生育。1979年以後，實行“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政策，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使人口再生產逐步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類型轉變，為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打下了初步基礎。
　四
　廣州的少數民族人口，經歷了長期生息繁衍，民族人數和成分有了很大的增長和變化。1990年廣州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有23614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的13067人，增加了10547人，增長了80.71％，少數民族成分亦由1953年的12個增加到42個。
　廣州市少數民族主要有回、滿、壯、瑤、黎等，其中回、滿族人口占多數，居住地相對集中，早期實行族內婚，後已基本打破。撈國建政後，貫徹實施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保障少數民族的各項權益和政治平等的權利，對於少數民族人口的文化教育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幫助他們進步和提高。就業人口越來越多，1982年各少數民族人口就業人數為6803人，到1990年上升為13973人，九年間增長了1.05倍，對廣州的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作出了貢獻，民族團結不斷增強，廣州市已成為多民族和睦共居的大都市。
　五
　廣州市人口分佈，多集中于市內珠江以北的老城區，這種狀況在近百年間並無大的改變，只是近十幾年來逐步有所調整。清宣統年間七成人口都在西關（今荔灣區）和老新城（今越秀區）。直至1953年，北區、中區、西區（相當於今荔灣、越秀二區）仍占總人口的61.71％。1964年新區擴大，人口呈南遷東移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東山、天河二區新建了大量的商業、住宅小區，吸引了部分老區居民。1990年除芳村、黃埔二區外，其他各區人口分佈逐漸均勻。但人口密度，各區相差還比較大，其基本特點仍然是市內老區人口密度高於新區。1990年越秀區每平方公里為53829人，白雲區僅672人。由此看來，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般是歷史悠久，經濟文化發達，商業繁榮，生活設施配套較好的地區。
　廣州市人口遷移歷來比較頻繁，遷移量時大時小。古時由於區域變動或戰亂等原因，有過集團性遷移，數量大，高達數十萬人。由戰亂引起的遷移數量多少不等，但較為頻繁。中華民國年間人口遷移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還有部分破產的城鄉居民被迫移去國外。撈國建政初期，人口遷徙自由，五六年後加以控制，所以形成了50年代大進大出，進多出少。60年代少進多出。70年代前期和中期，人口出入大體相當。但在70年代後期，即1978年及1979年，由於下鄉知識青年陸續回城，遷入人口大增。1980年改革開放後，廣州經濟發展較快，省內貧困地區、山區人口向廣州遷移，此後遷入廣州市人口大於遷出人口。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的流動人口一年多於一年，1990年已達100萬人。
　戶籍管理始于夏朝，之後歷代均設有專門機構。清道光年問（1821～1850）公佈了《戶口調查章程》；宣統三年（1911）二月頒佈了《戶籍法》；中華民國年間沿襲了20年，才重新頒佈《戶籍法》。新中國建立，實行戶籍登記制度，1958年頒佈了《撈國戶口登記條例》至今。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1:58\n
廣州政府志

清末中華民國初年，廣州先後為省治（省會）、府治、道治，行政上卻分屬番禺、南海兩縣管理，城內沒有專門的市政管理機構，更無統一規劃的市政建設。中華民國10年（1921），廣州市市政廳成立，廣州正式設市，開創了中國都市建制的先河，成為廣州地方政府建置史上第一個市政府。此後，廣州市政府建置沿革未有中斷。廣州設市後，市政府在市政規劃、建設，尤其在組織拆城築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華民國27年至中華民國34年，廣州遭日本侵略軍嚴重破壞，元氣大傷。至撈國建政前夕，廣州經濟蕭條，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隨後成立撈共廣州市政府。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後，領導全市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撈共廣州市政府正確運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等一系列權限，大膽探索，開拓前進，走出了一條具有廣州特點的改革、開放、發展的路子，有力地推動了廣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一
　1825年，世界資本主義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爆發，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於開拓中國市場。但是，它的工業品很難獲得廣泛的銷路。於是，英國資產階級竭力發展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利用鴉片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手段。19世紀初，英國殖民主義者將大批鴉片經廣州源源不斷地轉運到中國內地。清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受命到廣州主持禁煙，給了英國殖民主義者迎頭痛擊。林則徐遭貶黜後，廣州地方政府官僚只顧搜刮民脂民膏，中飽私囊，將抵禦外敵和造福人民拋在一邊。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妥協投降，以中國失敗而告終，在廣州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賣國屈辱的和約--《廣州和約》。咸豐六年（1856）九月，當列強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艦隊長驅直入、炮轟廣州時，廣州府的文武官員竟在督署為葉名琛祝壽，結果束手被俘。隨後建立“外人委員會”，對廣州實行軍事殖民統治。原廣東巡撫柏貴充當傀儡頭目，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直至咸豐三十一年，英、法聯軍退出廣州，“外人委員會”及傀儡政權才結束。這一時期的廣州，內受貪官污吏盤剝，外遭殖民主義者掠奪，經濟和社會發展每況愈下。
　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廣州作為這次革命的重要策源地，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華民國7年（1918）10月，廣州市市政公所成立，開始籌辦市政工作。在此之前，廣州城內沒有專門的市政管理機構，市政事務多由街道居民及民眾團體辦理。中華民國9年12月，廣東省省長公署公佈的《廣州市暫行條例》成為廣州設市的依據，也是全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城市組織規章。翌年2月，廣州正式設市，孫科為廣州市第一任市長，市長辦公機關定名為廣州市市政廳。市政廳下設教育、工務、財政、公用、衛生、公安6個局，分線管理行政事務。市長和各局局長組成廣州市行政委員會，市長為行政委員會主席。
　中華民國14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隨後對廣東省、廣州市兩級政權進行改組。7月4日成立廣州市市政府，實行市政委員會制。市政委員會為立法機構，由農、工、商、教育、現代職業、自由職業6種團體各委任3名委員組成，同時組成5個分委員會監察各局的工作。市長改稱市政委員長。中華民國18年，廣州市改行市長制，撤銷市政委員會，市政委員長改稱市長。中華民國時期，從第一任市長到廣州淪陷的28年間，先後有18任市長。廣州的隸屬關係亦多有變動，曾三度（即中華民國19年1月至8月，中華民國34年4月至年底，中華民國36年7月至廣州淪陷）直屬國民政府行政院，為行政院轄市，其餘為廣東省轄市。
　廣州市政府成立初期和中期，比較注重任用出國留學、學有專長的人才，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建設經驗，加快了廣州建設的步伐。在拆城築路過程中，開始編制較為完整的城市建設規劃就是一例。廣州市工務局局長程天固編著《廣州工務之實施計劃》一書，全面闡述了廣州市區的地志、舊城改造、新城建設以及道路、港口、城市公共設施等建設計劃，尤其對城市道路建設作了詳細規劃，提出在市區築路61條，郊區築路35條，分三批進行，限3年完工。所需費用由道路兩旁店鋪分攤。該計劃未能全面實施，但部分執行，結果成績不俗。中華民國18年和中華民國19年兩年間，建成馬路長度相當於過去17年所築馬路總長度的兩倍。其時美國紐約《泰晤士報》載文說：“以馬路開築之長度而論，比之世界任何其他城市50年之成就，廣州兩年間已收其半。”
　中華民國18年至中華民國25年，廣東政局相對穩定。陳濟棠為了鞏固其在廣東的統治地位，利用當時國內北方軍閥混戰無暇南顧，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量資本急於尋找出路的有利時機，大規模吸收外資、僑資，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發展經濟，加速城市建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加速了廣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其時，廣州地方政府注重根據本地區的優勢發展工業，如根據本地適宜種植甘蔗的自然條件，優先發展蔗糖工業，先後建成市頭、新造等糖廠，使制糖業成為當時的支柱產業。同時在廣州西村建立工業區，建有士敏土（水泥）廠、電力廠、硫酸廠、肥田料廠、電解廠、飲料廠等。還開闢了以紡織、造紙業為主的河南工業區，其中南石頭造紙廠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造紙廠。到抗戰前夕，廣州的工業已初具規模，中華民國25年全市工業總產值3.4億元，為撈國建政前廣州工業的歷史最好水平。
　在城市建設方面，除大舉修築和擴建馬路之外，還興建橋樑、港口和碼頭，如海珠橋、西南大鐵橋、洲頭咀港及一批河堤碼頭都在這一時期建成。城市建築發展迅速，風格多樣。這一時期著名的房屋建築有：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廣州市府合署大樓、廣州市中山圖書館等，這些建築至今享有盛名。此外，在城市衛生、園林綠化、公用事業等方面亦有建樹。
　在文化教育方面，從市政廳開始，廣州市歷屆政府均設教育局，把文化教育事業擺在相當重要的地位。到中華民國中期，全市除有小學、中學、民眾學校、平民識字學校等初、中級學校外，還有廣東大學（中華民國14年改為中山大學）、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勤大學、廣州私立國民大學等高等學府；有圖書館、閱報館、博物館等公眾文化場所；還有接納殘疾人就讀的“貧民教養院”和為平民提供住宿的“平民宮”等。
　中華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翌年10月，日本侵略軍侵佔廣州，廣州市政府撤至廣東省廣寧縣。廣州淪陷期間，日本侵略軍先後組織了3個偽行政機構，作為其統治廣州的傀儡。這期間，廣州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各方面均遭嚴重破壞，元氣大傷。
　中華民國34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廣州光復，市政府遷回原址辦公。光復後，廣州人口迅速回升，生活必需品需求急劇增加，商品市場購銷興旺，有過一段短暫的繁榮。但好景不長，中華民國35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國民政府濫發紙幣，造成金融動盪，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加上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導致國貨市場一落千丈，民族工業備受摧殘，工廠紛紛倒閉，至廣州淪陷前夕，全市停工和半停工的工廠達75％以上。經濟蕭條，戰亂頻仍，市政府財政更加空虛，大批遭戰亂破壞的城市建築及其他設施無力修復，全城滿目瘡痍。
　二
　1949年10月14日，撈兵攻陷廣州，結束了幾千年的剝削階級統治，廣州從此進入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的歷史時期。廣州淪陷後，10月21日成立撈兵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28日撈共廣州市政府成立，首任市長葉劍英。市長、副市長、市政府委員組成市人民政府委員會，為當時廣州市的地方政權機構。市人民政府成立初期，設公安局、民政局等13個局，下轄28個區人民政府。
　撈陷初期，面對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市人民政府明確提出，政府的中心任務是：“安定秩序，團結人民，恢復生產，把管理城市和保衛市民利益的重擔挑起來。”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堅定地領導人民群眾，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接管舊政權，肅清殘餘匪特；掃蕩地下錢莊和“剃刀門楣”（指黃金外幣兌換店），穩定金融秩序，平抑物價；開展“以工代賑”，安置和救濟失業工人；取締賭館、妓院，收容國民黨軍隊散兵游勇，安定社會秩序；沒收官僚資本，組撈國建政營、地方國營或公私合營企業，扶持私營企業，努力恢復生產。接著，根據撈共中央和撈央政府的統一部署，開展民主改革，“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政治運動，促進了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到1951年，全市工業生產總值已超過撈國建政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到1952年恢復時期結束時，全市國民生產總值為5.39億元（當年價），比1949年增長73.06％，平均每年遞增20.18％；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20％，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8.9％。
　為改善廣州的生產、生活環境，市人民政府一成立便著手抓緊城市建設。1950年12月修復海珠橋，重新貫通了廣州南北陸路交通的咽喉要道。1950～1951年，全市搶修道路304條，面積94萬平方米，初步恢復城市交通。1953年，撈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年，撈共華南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廣州市的發展方向是“必須爭取由商業城市向工業城市的轉變，以作為華南地區工業建設的基地”。撈共廣州市委於1954年提出“把廣州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城市”的建設方針。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及上述方針指引下，市人民政府在努力加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加緊進行工業建設。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工業基本建設投資2.15億元，占全部基建投資總額的43.36％。新建、擴建了一批工業企業，至1957年，新增工業固定資產相當於撈國建政前遺留下來的廣州工業固定資產總額的2倍多。按1952年不變價計算，1957年與1952年比較，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128.5％，廣州增長了172.9％，比全國增長水平高44.4％。工業內部及國民經濟各部類的比例關係比較協調。
　“一五”時期，市人民政府繼續把加速城市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一五”計劃一開始就著手完善路網，擴寬改造道路，開通了一批道路幹線，改善了城鄉交通；改造馬路渠系統的低窪內街區下水道，根治西關、西濠兩湧，同時整治其他濠湧。為加速住宅建設，1952年市人民政府成立工人福利事業建設委員會，副市長朱光兼任該會主任，親自主持工人新村的規劃和建設工作。至1957年年末，全市建成職工集體宿舍2980座，家屬宿舍1.61萬套，湧現出建設新村、郵電新村等一批工人住宅區，解決了幾萬名工人的住房問題。1954年，市人民政府決定興建華僑新村，翌年5月奠基，至1965年建成177座獨院，391套公寓，並建有小學、幼兒園、托兒所等配套設施，總建築面積11萬平方米，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在此購房。1956年3月，撈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發出“綠化祖國”的號召，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在全國率先成立綠化工作委員會，結合整治環境衛生，消滅戰爭災痕，制定了園林綠化佈局規劃，當年組織參加義務植樹勞動的人數超過100萬人次。同年9月，市人委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決定撥出大筆款項，陸續興建水上居民居住點和水上居民新村。
　1957年，市人委配合中央在廣州成功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為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作了有益的嘗試。此後直至改革開放前，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一直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進行經濟貿易的一個窗口。改革開放後，廣州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辦好每年兩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成為市人民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
　這一時期，廣州市在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隨著“一五”計劃的完成，廣州市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社會安定，秩序良好，政通人和，為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期間，廣州市的隸屬關係幾經變動，政府機構也經過改革，機關建設進一步加強。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直屬中央。1950年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廣州市改為中南大行政區轄市。1954年6月，撈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據此，廣州市於翌年1月劃入廣東省建制，至今為廣東省轄市。在劃入廣東省建制的同時，市人民政府改為廣東省廣州市人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市人委）。市人委是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和地方最高行政機關，對市人大和省人委負責報告工作。市人委由市長、副市長、市人委委員組成，經市人大選舉產生。至1968年2月，廣州市共產生了6屆市人委。起初，市人委設37個工作部門，到1966年5月，工作部門增至56個，市轄區合併為5個（越秀、東山、海珠、荔灣4個城區和1個郊區），另有兩個市轄縣（從化縣、花縣）。
　1957年11月，國家正式提出“大躍進”的口號，1958年，廣州和全國一樣，掀起了“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當時，撈共廣州市委、市人委提出的奮鬥目標是：“在三五年內把廣州建設成為華南的工業基地”，達到基本上能夠裝備地方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負擔起對廣東以及華南地區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的任務。在這一目標鼓舞下和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影響下，廣州人民創造了不少成績，主要有：新建了鋼鐵、煉焦、有色金屬冶煉等新的工業門類。創辦了一批大型骨幹企業，如廣州鋼鐵廠、廣州重型機器廠、廣東拖拉機廠、廣州氮肥廠、廣州化工廠等，奠定了廣州重工業的基礎。初步形成了城郊型的農業生產佈局，城市蔬菜基本自給。人民公社化後，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在城市建設方面，市人委發動群眾，組織了開挖東山、流花、荔灣等人工湖和營造麓湖水庫的大規模義務勞動，將昔日的蚊蠅滋生地改造成公園，改善了城市環境衛生，也教育了全市人民，集體主義、團結協作的精神蔚然成風。此外，還完成了道路建設及整治地下排水系統等一批市政工程項目。
　但是，“大躍進”中“左”的錯誤是嚴重的，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處理主要經濟比例關係上，重工業攤子鋪得太大，1958～1960年這3年中，重工業投資占工農業投資總額的79.27％，結果擠掉了輕工業和農業投資，基建擠了生產，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在農村實行取消自留地，關閉農貿市場等“左”的政策，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加上連續3年自然災害，廣州的經濟發展遭到了嚴重挫折。“二五”期間，全市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5.15％，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0.74％，大大低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及“一五”計劃時期的水平。由於工業減產，農業欠收，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全面緊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政治生活方面，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廣東開展“反地方主義”以及“反右傾”鬥爭等，傷害了一大批敢講真話、實話的幹部，助長了瞎指揮、浮誇風和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更大的困難。
　為了克服經濟困難，從1961年8月起，市人委認真貫徹撈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大幅度壓縮重工業投資和基本建設規模，增加對農業、輕工業和手工業的投入，使國民經濟中農、輕、重的比例關係趨於合理，同時對企業進行了整頓。在農村，則著重調整人民公社內部關係，實行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批判“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清理刮“共產風”造成的遺留問題，如取消公共食堂，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農民從事家庭副業和種自留地等，使農業生產很快回升。1963～1965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5.45％，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16.32％，國民經濟重新出現繁榮局面。在思想道德建設方面，“學雷鋒”活動深入人心，社會風氣良好。
　3年經濟調整取得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廣州市各級領導和人民群眾。正當撈共廣州市委、市人委領導全市人民滿懷信心地向新的建設目標邁進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廣州文藝界、教育界大批知識分子首先受到衝擊，這些單位出現混亂，並很快蔓延到其他領域。1967年1月，上海發生“一月奪權”。在其影響下，廣州市黨政領導機關及其下屬單位先後被“造反派”“奪權”，大批領導幹部遭到隔離審查、批鬥及其他種種迫害，各級機關相繼癱瘓，社會上打、砸、搶、抄、抓成風，全市逐步處於無政府狀態，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為了穩定局勢，經撈共中央批准，當年3月成立了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市轄區縣局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相繼建立軍管會、軍管小組或派駐軍宣隊。1968年2月，成立了有軍隊代表、幹部和群眾代表參加的“三結合”的廣州市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市革委會）。市革委會起初實行黨、政一元化領導，行使原撈共廣州市委、市人大、市人委的職權，履行党、政領導機關的職責。這是在黨和國家遭到“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人民不能行使正常民主權利情況下的產物。1971年2月，撈共廣州市委恢復後，市革委會逐步轉變成為地方政權機構和行政機關。
　市革委會成立以後，採取堅決措施，穩定社會秩序，堅持組織生產，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加上廣大幹部、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倒行逆施的抵制和鬥爭，以及周恩來總理的關懷和親自過問，使廣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極力推行極“左”路線，給國民經濟和各項事業帶來了嚴重干擾和破壞。“三五”期間（1966～1970）全市工業總產值只完成計劃的77％，糧食畝產量僅為計劃的27.1％，糧食總產量平均每年遞減0.1％。1971～1975年的“四五”期間，廣州市工農業生產總值，除1973年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和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分別比上年增長12.1％和12.6％外，其餘3年分別只增長0.9％、2％、6.8％，發展速度緩慢。而且經濟比例失調，原材料和生活消費品短缺，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都出現混亂。文化教育、思想理論、社會公德及公、檢、法等上層建築領域更遭嚴重摧殘，黨和國家深受其害，人民群眾深受其害。
　1976年10月，撈共中央一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消息傳來，廣州人民歡欣鼓舞。市革委會因勢利導，領導全市人民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與之有牽連的人和事，肅清其流毒和影響，端正思想路線，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廣州市革委會繼續履行職責，行使職權直至1981年9月。此後，市革委會改為市人民政府，其職責、職權與原市人委相同，屆次與市人委銜接。至1993年6月產生了第七屆至第九屆市人民政府。
　1978年12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地方政府在撈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指引下，根據撈共廣州市委的部署，認真執行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正確運用國家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及計劃單列、省級經濟管理權限等政策，緊緊抓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大膽探索，開拓前進，深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加快了廣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並且為實施國家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可貴的經驗。
　1979年7月，撈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包括廣州）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方針，市人民政府迅速組織力量在農村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試點，採取土地公有，家庭承包，雙層經營的辦法，使農村由小生產的半自然經濟、產品經濟向規模生產的商品經濟轉變。使農村產業結構逐步優化，農業商品率逐年提高。在總結農村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市人民政府以改革流通體制為突破口，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敞開城門，讓商品進城，搞活流通的方針；同時，讓利放權，搞活企業，將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逐步引入到企業的運行機制中去；進行利改稅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改革，將國家和企業的關係用稅法的形式相對固定下來。在對外開放方面，從改革外貿管理體制入手，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增加適銷出口商品；同時，加速引進外資，利用外商投資興辦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旅遊賓館、酒店、高質量的居民住宅小區及其他服務設施，如白天鵝賓館、花園酒店、中國大酒店、東湖新村、流花湖畔住宅區、白雲小汽車出租公司、珠江華僑港澳同胞醫院等。
　1984年10月撈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市人民政府全面貫徹《撈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改革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模式，使之由行政機構直接管理經營向企業自主經營的方向轉變。全市普遍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建立起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機制。企業直接面向市場，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獲得了求生存、謀發展的內在動力，激發了生產經營的積極性。
　改革所有制結構，使之由單一的公有製成分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方向轉變。在堅持公有制為主導的前提下，市人民政府放手發展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及外商投資企業，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
　調整經濟結構，使之從畸輕畸重向趨於合理、協調的方向轉變。市人民政府從改變重生產、輕流通，重建設、輕服務的思想入手，作出對輕紡工業實行“六個優先”（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技術改造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使用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的決策，加速了輕紡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廣州的傳統優勢得以發揮，為廣州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創造了條件。
　改變商品流通模式，使之由產品經濟模式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模式轉變。改革開放以後，廣州不僅消費品市場繁榮，而且在培育生產資料市場、資金市場、技術市場、勞務市場、服務市場、知識產權市場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廣州對外對內兩個輻射的能力日益增強，成為對外商、內商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改革分配方式，使之由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向能體現按勞分配、責權利相結合的方式轉變。分配方式的轉變，有效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服務質量大為改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促進了社會風氣的好轉。
　改革金融體制，使之由縱向行政管理型向橫向交叉的企業管理型轉變。廣州作為全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通過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國家銀行為主體，其他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多層次、多形式的金融體系。各專業銀行全面交叉經營，發展了新的業務種類，拓展了地域範圍，更好地發揮了金融業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
　改革科技機構的運行機制，使其由科技與生產相脫離向有利於科技與生產相結合的方向轉變。通過改革，全市科研機構大部分實行所長負責制、課題承包制和技術合同制；初步改革了科技項目撥款制度，部分開發性科研單位實行經濟自主或半自主。實施《專利法》，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和支持民營科技事業的發展。科研單位、大專院校與生產企業開展橫向聯合，建立了各類科研生產聯合體。同時加強了對科技市場的管理，推動了科技事業的發展。
　改變政府管理經濟的方法和手段，由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為主向間接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為主的方向轉變。市人民政府根據政府職能的轉變，對自身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多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政府機關建設不斷加強，如為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繫，設立市長專線電話、市長專郵和健全信訪接待制度，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建議，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堅持為市民辦好事、實事，為群眾排憂解難；堅持廉政、勤政建設，落實崗位責任制；規範辦事程序和工作原則，完善檢查、考核機制，促進政府機關的思想、作風、業務建設等等，提高了各級政府機關的辦事效率和服務質量，同時帶動了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
　在對外開放方面，市人民政府充分運用國家賦予的沿海城市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權力，發揮廣州的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等優勢，放手利用外資。1984年以後外商投資出現向生產性項目轉移，大中型項目增加的勢頭。市人民政府抓住機遇，組織有關行業引進技術設備，改造老企業、老產品，進一步擴大產品出口。與此同時，運用政策吸引外資，興建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中型外商投資企業，促進了廣州企業素質的提高。
　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市人民政府在廣泛聽取意見、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於1986年制定出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明確了本世紀內廣州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和總方向是：“以外經外貿為導向，以工農業為基礎，以科技進步為依靠，以輕紡工業和第三產業為重點，大力發展能源、交通運輸事業，為把廣州建設成為具有強大的內外輻射能力、高度文明、多功能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礎。”將廣州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1987年10月撈共十三大以後，市人民政府對經濟體制實施綜合配套改革，推動改革逐步深化。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廣州市貫徹十三屆三中全會關於“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市人民政府提出“穩定政治、穩定經濟、穩定市場、穩定人心”的治理整頓目標。採取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有效供應，整頓經濟秩序等措施，保證了全市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1989年春夏之交，北平發生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波，在撈共中央及省、市委領導下，市人民政府堅定地在政治、思想、行動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旗幟解明地反對動亂，及時採取措施，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了中國南大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給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是撈國建政以來廣州經濟實力增長較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到1990年，廣州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均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國民經濟持續增長。1990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19.6億元（當年價，下同），在國內十大城市中，列上海、北平之後，仍居第三位。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2.98倍，平均每年遞增12.2％。社會總產值664.07億元，國民收入219.51億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2.91倍和2.27倍，平均每年遞增12.02％和10.36％。
　工農業生產發展迅速。1990年全市工業總產值308.28億元（1980年不變價），比1978年增長3.11倍。農村社會總產值113.84億元（當年價），比1978年增長7.73倍。
　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較快。到1990年，全市簽訂獨資、合資、合作、國際租賃、補償貿易合同30163項，合同規定外商投資36.87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5.8億美元。1990年全市外貿出口商品總值14.43億美元，名列上海、天津之後，居全國十大城市第三位。1984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創辦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至1990年，開發區進出口商品總值11.82億美元，其中出口總值6.80億美元，出口創匯3.35億美元。
　城市建設成績顯著。1979～1988年，全市投入市政建設的資金共18.32億元，為前30年投資總額的4.2倍，新建成跨江大橋4座，立交橋13座，人行、自行車天橋31座，人行隧道5條。至1990年，全市道路總長945公里，面積達1085萬平方米，為撈國建政時全市道路面積的5.86倍。在住宅建設方面，1979～1990年，全市新增住宅竣工面積2376.9萬平方米，為前30年建成面積671.85萬平方米的3.52倍，全市人均居住面積從3.82平方米提高到7.99平方米。此外，在公共交通、城市供水、供電、供氣及園林綠化、環境保護、環境衛生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以供水為例，1990年末，全市自來水日供水能力達260萬立方米，在全國十大城市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市區居民每天均用水418.5升，為全國之冠。
　交通、郵電暢通發達，電信事業高速發展。1990年末全市電話機達33.79萬部，比1978年的3.69萬部增長8.16倍，擁有自動轉報系統、用戶電報交換關係、衛星通信和光纖傳輸等先進設備，形成了空中、地面，有線、無線兼備的立體通信網絡，國際長途電話可直撥242個國家和地區。
　市場繁榮興旺。1990年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154.32億元，僅次於上海、北平，居全國第三位，比1978年的19.18億元增長7.05倍。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網點數1978年6143個，1990年增至11.7萬個，增長18.05倍。
　科技、文教、衛生事業蓬勃發展。至1990年，全市擁有自然科學技術人員16.31萬人，社會科學專業人員15.14萬人。1980～1988年累計完成科技項目13376項，投產率達78.2％。在廣州的高等院校有26所，比1978年增加11所，在學研究生3264人，本科、專科學生6.55萬人。還有成人高等學校69所，在校學生4.15萬人。中等教育結構得到改善，普通中學與中等專業學校、中等技術學校及職業學校的比例由1978年的17.8∶1調整到1988年的3.5∶1。新聞、廣播電視、出版事業日新月異。文化市場興旺繁榮，體育運動取得顯著成績，醫療條件進一步改善，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廣州的“兩個文明”建設。
　人民生活不斷改善。1979～1990年，全市城鎮安置待業人員107.78萬人，平均每年安置近9萬人。1990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3504元，比1978年的714元增長3.91倍，扣除物價變動因素，平均每年增長4.2％。農民純收入1538.93元，增長5.16倍。隨著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轉變；二是耐用消費品特別是家用電器擁有量逐年增加，普及程度明顯加快；三是讀書、旅遊、娛樂等非商品性支出大幅增長。這反映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進入90年代以後，撈共廣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原有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基礎上，提出了把廣州建設成為現代化中心城市的戰略構想。同時也分析了廣州與這種構想的差距，比如作為中心城市廣州的總體優勢尚未充分發揮，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利用外資改造老城區、老企業的實質性進展不快；在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中，政企關係尚未完全理順，配套措施跟不上；不少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不高，等等。市委和市政府正領導全市人民積極縮小差距，為把廣州建設得更加繁榮昌盛而努力。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18\n
軍事志

廣州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瀕臨南海，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東江、西江、北江由此匯合入海。市區北依白雲山，中為丘陵臺地，南為沖積平原，珠江穿市而過，水陸交通發達，自秦漢以來，就是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事要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南越、南漢、南明三朝十帝曾建都於此。自秦軍南下，趙佗稱王，盧循之役，陳霸先平亂，冼夫人起兵，黃巢攻略，端宗轉徙，紹武殉明，至兩藩開府，八旗駐防，列強入侵，加之農民起義，海盜擄掠，軍閥混戰，屢有重大軍事活動。因之歷代均派重臣，駐重兵，是都督、節度使等衙門所在地。清代設兩廣總督、廣州將軍。中華民國時期，曾建廣東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府、廣州行營、華南軍政長官公署等高級軍政機關。撈國成立後，為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廣州軍區，廣州軍區空軍、南海艦隊(今為海軍廣州基地)和廣東省軍區、廣州軍分區(警備區)等軍事機關駐地。?
　一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廣州地區發生大小戰事上百次。在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成為中外關係和內部社會關係劇烈震盪的中心、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封建鬥爭的前線。19世紀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廣州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後來又成為北伐戰爭的策源地，是富有光榮革命鬥爭傳統的英雄城市。?
　從18世紀後半期開始，英國殖民主義者把大批鴉片經廣州轉運中國內地，流毒很廣。道光十九年(1839)，受命主持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後，收集西方情報，翻譯西方書刊，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認為“民心可用”，“英人非不可制”，針對英軍的長處與弱點，整頓水師，嚴密設防，以守為戰，以逸待勞。道光二十年，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林則徐指揮守軍奮起抵抗，取得鴉片戰爭前哨戰的勝利。在林則徐遭貶黜後，入侵英軍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沿珠江深入百里，僅7天便兵臨廣州城下，清軍統帥靖逆將軍奕山被迫乞和。清軍擁有十倍於敵的兵力，有縱橫的江河港汊和山崗叢林可資利用，有堅固的城池和眾多炮臺可作依託，又有廣大人民武裝主動支援，本可揚長避短，予敵以重創。但是，由於清廷昏庸，戰守無策，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琦善妥協投降，奕山無能，軍隊腐敗，裝備陳舊，軍民對立，各路軍隊各行其是互不支援，又實行消極防禦，終遭失敗。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明知到廣州主持禁煙“乃蹈湯火”，但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卻將“禍福榮辱早已置之度外”，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陳連升父子及關天培等愛國將領浴血奮戰，為國捐軀，名垂青史。廣州北郊三元里人民同仇敵愾，用簡陋的武器沉重地打擊了侵略者，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顯示了存在于廣大人民之中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巨大力量。?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推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人民備受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剝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新稅捐。”連中國皇帝也擔心“小民其何以堪”。資本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廣東受害最深，負擔的戰爭賠款也最重，激起了廣州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清王朝的鬥爭。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反對英國侵略者入城。道光二十七年，反對英國人強行租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廣州府花縣人洪秀全、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發動了歷時14年、遍及18省的革命戰爭，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掀起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革命鬥爭的第一個高潮。在太平軍起義勝利的影響下，咸豐四年(1854)五月，天地會首領陳開等在佛山、李文茂在佛嶺(廣州北郊)起義，自稱洪兵(紅兵)。各路洪兵約20萬人，圍攻廣州達半年之久，終因起義軍缺乏統一指揮，清軍據險死守，又得英、美、法軍相助，致使攻城失敗。陳開、李文茂轉移廣西，建立大成國。洪兵起義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城內外到處搜捕義民，濫殺無辜，廣州人民遭殺害者10余萬人。?
　咸豐六年九月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葉名琛執行清廷“息兵為要”的方針，3萬兵勇裁撤大半，“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英法聯軍艦隊得以長驅直入，炮轟廣州城。廣州將軍穆克德訥豎白旗降敵。忙於祝壽、扶乩的葉名琛束手被俘。侵略軍統治廣州3年，廣東巡撫柏貴等在侵略軍的監督下繼續“任職”，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一種新形式。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侵略軍已裝備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後裝步槍、線膛後裝火炮和便於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採用了散兵線戰鬥隊形，重視炮火準備和水陸協同，運用迂回側擊戰術。雖然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並指出“夷之長處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但並未為清王朝所重視。清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既沒有認真研究侵略軍的作戰特點，探求克敵制勝的新戰法，又沒有改善武器裝備，仍然使用鳥槍、抬槍和發射球形彈的前裝炮以及冷兵器，因而一敗再敗。但城郊人民紛紛組織團練自衛，不斷襲擾侵略軍。?
　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其主要原因是：一、社會政治制度腐敗；二、經濟落後；三、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裝備技術不如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在進行的1857年5月，恩格斯就指出：“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那就是古老中國的末日在迅速到來。”“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本身，顯然表明他們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正如恩格斯所預料的，經過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起義，中國人民前赴後繼，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不過幾十年，便迎來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又迎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迎來了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甲午戰爭之後，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轉變到決心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統治。由於廣州是最早的對外通商口岸，毗鄰港澳，距南洋較近，華僑眾多，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廣大人民又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因而孫中山把廣州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他領導下的興中會、同盟會曾先後4次策劃在廣州起義，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九月由孫中山、陸皓東、楊衢雲、鄭士良、陳少白等策劃的“乙未廣州起義”，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謝纘泰、洪全福、李紀堂策動的“洪全福起事”，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倪映典領導的“新軍起義”，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辛亥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前，同盟會在廣州設立了30多處秘密機關，動用了很大財力，策動新軍、民軍，組織了敢死隊，還設想佔領廣州後，出兵兩湖、江西，會師南京。起義戰鬥中黃興斷了兩指，仍奮勇指揮；喻培倫身掛炸彈，邊走邊擲；起義前林覺民寫下絕筆書，都表現了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正如孫中山所說：“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為辛亥武昌起義的勝利奏響了序曲。?
　二
　辛亥革命以後，廣東成立以同盟會為主體的軍政府，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組織了一支8000人的北伐軍，支援南京臨時政府。但同時卻又大量裁減各地湧入廣州的反清民軍，沒有因勢利導，建立一支革命武裝，以致在以後的反軍閥鬥爭中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
　中華民國2年(1913)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在廣東的代理人、原清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入據廣州，捕殺革命黨人。中華民國5年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爆發，舊桂系軍閥陸榮廷借“護國”之名，佔據廣州。當時孫中山認為，“君主專制之氣在北，共和立憲之風在南”，而“南方重要之區，厥為粵省”，因而於中華民國6年7月，率脫離北洋政府的海軍一部自上海抵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當選為軍政府大元帥。中華民國7年5月，由於南北軍閥相互勾結，孫中山被迫辭職去滬。中華民國9年11月，以陳炯明為總司令的援閩粵軍回師討逆，僅3個月便將盤據廣東作惡多端的舊桂系軍閥逐出粵境。中華民國10年4月，非常國會在廣州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正當孫中山全力北伐出師江西之際，陳炯明於中華民國11年6月叛變，孫中山再次被迫離穗。年底，在孫中山的策劃下，駐廣西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部，在駐梧州粵軍配合下，沿西江東下討伐陳炯明，陳軍退走惠州，割據東江、潮梅一帶。孫中山於中華民國12年2月由滬返穗，成立大元帥大本營。4月，挫敗桂軍沈鴻英部的叛亂；11月，陳炯明叛軍進攻廣州，大本營集中滇、桂、豫、粵諸軍抗擊，孫中山多次親臨前線指揮，陳軍退守惠州。?
　龍濟光、舊桂系、陳炯明等封建軍閥擁兵割據，為維持其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約占廣東省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他們橫徵暴斂，開放煙賭，設立稅卡，濫發軍票，縱兵搶劫，實行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特別是窮兵黷武，戰亂連年，給廣州以至廣東全省人民帶來無窮災難。?
　孫中山經過迭次挫折與失敗，在絕望中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啟發，在共產國際和撈共的幫助下，於中華民國13年1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國共統一戰線，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華民國13年5月，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建議，在廣州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在撈共的幫助和蘇聯的援助下，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政治和軍事人才。校長蔣介石依靠一批師生建立了以黃埔系為骨幹的中央軍，奠定了他實行獨裁統治的軍事基礎。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熊雄、蕭楚女、聶榮臻等曾在校擔任領導職務和教學工作，學生徐象謙(向前)、陳賡、左權、蔣先雲、許繼慎、王爾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俠父、周逸群、盧德銘、陶鑄、何長工、段德昌、王一飛、劉志丹、曾中生、吳光浩、黃公略、林彪、朱雲卿、伍中豪等，後來成為撈共著名的軍事或政治領導人，先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其中有些人英年早逝，英勇犧牲在國內戰爭或抗日戰爭的戰場上，名垂千古。
　中華民國13～14年間，廣州大元帥府(國民政府)所屬武裝力量平定了廣州商團叛亂；兩次東征，打垮了陳炯明叛軍，平定了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又分兵南征鄧本殷，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出師北伐奠定了基礎。中華民國14年7月1日大元帥府在廣州改組為國民政府，所屬軍隊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繼而以廣州為基地，進行了舉世聞名的北伐戰爭。?
　周恩來於中華民國13年9月來到廣州。他在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和撈共廣東區軍委負責人期間，十分重視武裝鬥爭，建立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保持嚴明紀律，向民眾展開政治宣傳，加強民眾的組織工作，打擊土豪劣紳等。這是撈共在領導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嘗試，對人民軍隊的建設有著深遠影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民革命軍能夠不斷取得勝利，也是和周恩來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分不開的。?
　中華民國16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國民黨在廣州實行白色恐怖。國民黨新軍閥為爭奪廣東，於11月發動了張(發奎)黃(琪翔)事變，粵桂軍閥開戰。撈共廣東省委于當年12月11日乘機發動廣州起義。在張太雷、黃平、周文雍、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以第四軍教導團為主力，聯合第四軍警衛團大部、工人赤衛隊、市郊農民，向市區重要目標發起攻擊，攻佔了市內絕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國民黨軍在帝國主義支援下大舉反撲，起義部隊雖頑強奮戰，終因眾寡懸殊，於13日被迫撤出廣州。張太雷英勇犧牲，起義軍和工農群眾5700餘人以及一些朝鮮、越南戰士和蘇聯友人獻出了寶貴生命。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是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膽嘗試。廣州起義與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相連接，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創建撈兵的開端。事實證明，在國民黨新軍閥擁有強大武力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大城市的武裝暴動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Н?Иецмаии)反對葉挺在起義當晚提出的及時撤出廣州、保存實力的主張，使起義部隊遭受不應有的損失。?
　廣州起義被鎮壓後，李濟深、陳濟棠先後掌管廣東軍政大權。接著發生了第一次、第二次粵桂戰爭。中華民國20年2月，蔣介石軟禁胡漢民，引起甯粵分裂，兩廣向蔣介石宣戰。由於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經過談判，粵方於中華民國21年1月取消非常會議及廣州國民政府，設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繼續保持陳濟棠軍事割據的半獨立局面。陳在廣東擴軍至150個團、15萬人以上，並大力加強廣東海軍和空軍實力，還擴充軍事工業，電信交通建設也有較快發展。中華民國25年5月，胡漢民在廣州逝世。蔣介石乘機要求取消西南兩機關。陳濟棠聯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發動了“六?一事變”(即“兩廣事變”)，公開反蔣。蔣收買了陳部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和廣東空軍，陳被迫於7月下臺去香港。廣東正式統一于南京的國民政府，余漢謀任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
　中華民國26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日軍在攻佔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之後，為切斷中國南方海上補給線，策應進攻武漢，以4萬兵力，於中華民國27年10月12日在大亞灣登陸，主力經淡水、惠陽、增城，於21日中午侵佔廣州。擔任廣州地區防禦的有餘漢謀指揮的國民政府第四路軍約6萬人，裝備較好，但因疏于防範，指揮失當，未能有效遏制日軍進攻。一些抗日民眾自衛隊，如伍觀淇部等，曾頑強阻擊日軍。?
　從抗日戰爭爆發到日軍佔領廣州的一年多時間內，日軍飛機對廣州進行了上百次轟炸。由於國民政府當局既無堪與日軍抗衡的空中力量，又無嚴密有效的防空組織工作，致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慘重損失。?
　中華民國28年11月和中華民國29年5月，日軍為擴大佔領區，兩次自廣州北犯。中國第十二集團軍依託山區既設防禦陣地，與日軍先後激戰於從化縣城、良口地區，挫敗日軍進攻，迫使日軍退回原地。在日軍佔領廣州期間，吳勤領導的廣州市區遊擊隊第二支隊，一些縣、區抗日自衛團(隊)，林鏘雲、梁嘉領導的珠江縱隊以及曾生領導的東江縱隊，在廣州郊縣開展遊擊戰，襲擾日偽軍，牽制了日軍的行動。?
　日本投降後，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率部進駐廣州。中華民國34年9月16日，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向張發奎遞交投降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廣州設立廣州行營。中華民國35年6月，撈共領導的廣東抗日遊擊隊主力根據國共兩党談判達成的協議，北撤山東。由於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撈共廣東區委於中華民國35年11月27日作出恢復武裝鬥爭的決定。在撈共廣東省委及其所屬有關黨組織的領導下，在廣州及其附近地區先後建立了江北支隊(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三支隊)、番禺獨立團等遊擊隊，積極開展武裝鬥爭，不斷鞏固和擴大遊擊根據地，為最後配合撈兵主力部隊攻陷廣州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經過三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主力被殲滅。國民政府於1949年4月遷來廣州。在國共內戰戰略追擊階段，根據撈共中央軍委指示和第四野戰軍的統一部署，在撈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的主持下，由撈兵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指揮，于1949年10月2日發起廣東戰役。以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為右路，以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為中路，以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為左路，從贛南、湘南向防守粵北及廣州地區的國民黨軍餘漢謀集團發起攻擊。戰役發展順利。面對撈兵強大兵力的多路進攻，駐守廣州的國民黨軍倉皇潰逃，廣州於10月14日淪陷。從此，廣州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三
　廣州淪陷後，撈兵駐穗部隊在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進程中，經歷了一條曲折發展的道路。經過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努力，取得巨大成就。撈陷初期，勝利完成了城市接管工作，殲滅廣州地區的土匪、特務武裝近百股，支援了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的作戰。1957年以前，駐軍各項工作發展順利。1958年後，由於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多次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貫徹林彪一套“左”的做法，駐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呈現複雜局面，經歷了幾次較大曲折，遭受一定損失。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駐軍各項工作遭受嚴重挫折。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又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撈兵駐穗部隊於1952年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方針，開展大規模的文化教育運動。
　原來絕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士兵普遍達到初小畢業程度，幹部經過文化速成中學或在職學習，大多數達到初中程度，為部隊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礎。?
　1953年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掀起經濟建設高潮。駐穗部隊以蘇聯軍隊為榜樣，初步實現了由陸軍單一軍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1955年起，廣州駐軍同全軍一樣實行義務兵役制、軍銜制(於1965年6月1日取消)和薪金制，繼續貫徹《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和《隊列條令》，根據統一的訓練大綱，開展正規化的軍政訓練，取得了顯著成績。1958年後，經過反對“教條主義”，強調“以我為主”，借鑒外軍先進經驗的工作基本陷於停頓，對部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帶來消極影響，但整個部隊工作仍取得很大成績。部隊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熱潮，開展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和“比武”活動，部隊軍事訓練成績大幅度上升，湧現出大批神槍手、神炮手、技術能手和一專多能人才。同時實施了一系列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思想教育，學習貫徹撈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加強軍內撈共各級黨委建設和基層建設，加強撈共對軍隊的領導。實踐證明，部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既要學習外軍先進經驗，又要與撈兵的實際相結合，發揚自己的優良傳統，走有中國特色的建軍道路。?
　1964年以後，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影響下，駐軍的軍事訓練受到衝擊，群眾性的大練兵大比武運動被壓了下去，軍事幹部不敢抓訓練，戰士不重視學軍事技術。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廣州駐軍也深受其害，領導機關受到衝擊，軍事訓練受到干擾，許多規章制度廢弛，部隊紀律受到很大削弱。1969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部隊實行長途野營拉練，逐步加強軍事訓練。1971年，周恩來在廣州軍區接見軍以上幹部時指出，要加強軍事訓練。經周恩來批准，中央軍委規定，全訓部隊除野營拉練外，每年步兵軍事訓練90天，技術兵軍事訓練120天。1973年以後掀起了“三打”(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和“三防”(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的群眾性練兵熱潮。實踐說明，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必須維護軍隊的統一與穩定，加強政治工作，加強軍事訓練，只有這樣，才能構築偉大的鋼鐵長城。?
　廣州駐軍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還根據野戰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和人民戰爭的要求，加強後備力量建設。1949年廣州淪陷後，郊區建立民兵組織，市區建立工人糾察隊。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從1950年底至1953年，廣州市有6900名青年響應撈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有2200余名青年學生、工人報考軍事院校學習。廣州市從1955年開始按《撈國兵役法》實施徵兵，至1990年，全市共徵兵82668名。其中，1962年加強東南沿海備戰和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期間，共3次緊急徵集6480人參軍參戰。?
　1958年，美國當局不斷在臺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臺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陸。在撈共中央“全民皆兵”的號召下，廣州掀起大辦民兵的熱潮，是年民兵發展到40個師，共76.8萬人，其中基幹民兵31.2萬人，普通民兵45.6萬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市區民兵組織陷於癱瘓。1971年恢復民兵組織，以後逐年發展，1976年達到157.6萬人。在大辦民兵中，不少地方一哄而起，存在著重視數量忽視質量的形式主義傾向。後來經過整頓得以糾正。?
　撈兵駐穗部隊發揚擁政愛民的優良傳統，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協助地方維護社會治安，先後參加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投入大批人力、物力、財力搶修海珠大橋，參加流溪河發電站、流花橋火車站、廣州鋼鐵廠、廣州造船廠、廣州氮肥廠等土建工程，幫助黃埔港搶卸積壓物資。支援搶種搶收、興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進行人工降雨。承擔大片植樹造林工程。參加東山湖、流花湖公園修建工程。從1963年開始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為人民群眾做了大量好事。?
　1967年初，全國處於“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狀態。省、市黨政機關癱瘓，群眾組織兩派爭鬥不已，工廠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阻塞。廣州駐軍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3月對廣東省、廣州市實行軍事管制。抽調6000名幹部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任務，第一二七、一二四師和炮兵第一師等部隊，陸續進駐廣州。他們制止武鬥，收繳武器，打擊刑事犯罪，保護了一批幹部，積極促進兩派聯合，穩定了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由於在“左”傾方針影響下，參加工作的幹部戰士缺乏思想準備，缺乏地方工作經驗，特別是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插手、干擾，“三支兩軍”工作也存在不少缺點錯誤，造成軍隊和地方的一些隔閡。80年代初為消除這一消極後果，駐軍和地方都做了許多善後工作。?
　先後駐廣州的廣東軍區、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廣州軍區組織指揮所屬部隊常備不懈，英勇作戰，為保衛祖國南疆做出了貢獻。1953年7月17日，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師和第一二一師各一部，緊急渡海增援福建東山島守軍抗擊1萬多名國民黨軍在海空軍配合下對該島的進犯，取得保衛東山島作戰的重大勝利。1962年夏，臺灣當局策劃大規模武裝進犯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廣州軍區所屬部隊進行了緊急備戰，國民黨軍的陰謀被粉碎。廣州空軍40年來在廣州地區擊落擊傷國民黨和美國空軍入侵飛機16架。1965年8月6日，南海艦隊在東山島東南海域擊沉國民黨海軍獵潛艦“劍門”號和“章江”號，取得新中國成立後最大的一次海上殲滅戰的勝利。1965年，組織高炮部隊支援越南軍民進行防空作戰。1974年1月，指揮南海艦隊和海南軍區部隊、武裝民兵，在廣州空軍支援下，對入侵西沙永樂群島的南越軍隊進行自衛反擊作戰，收復了珊瑚、甘泉、金銀三島。1979年2月，組織指揮了在廣西方向對高平、諒山地區的越南軍隊的自衛還擊作戰。?
　四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從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走上了注重質量建設的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軍隊在改革中不斷前進，部隊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駐穗部隊在這種新形勢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體制，精簡整編，完成了上級賦予的裁軍百萬的任務。各級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程度有了明顯提高。執行了新頒佈的一些條令、條例，實行了新的軍銜制度。加強和改進了教育訓練，武器裝備陸續得到更新和改善，作戰能力有了明顯提高。訓練手段逐步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把科學文化教育和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納入訓練計劃，培養幹部戰士保衛祖國和建設祖國兩套本領。深入進行改革開放和反腐蝕的思想教育，強調為廣州市的經濟發展多做貢獻。撈兵體育學院、海軍廣州艦艇學院和第一軍醫大學等軍隊院校得到充實和發展，造就了一大批專業骨幹。實踐證明，駐軍必須始終把教育訓練擺到戰略地位，注重質量建設，全面增強戰鬥力，才能適應現代戰爭需要，擔負起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的神聖使命。?
　現代戰爭在一定意義上是現代科學技術的較量。
　撈兵的現代化水平與現代戰爭的高度現代化要求不相適應，是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的主要矛盾。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中，現代軍事科學就是戰鬥力。現代的武器裝備十分重要，但是決定因素仍然是人，是軍隊及其後備力量的素質，特別是高中級幹部的素質。必須有一大批淡泊明志、夙夜在公、胸有韜略而又掌握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人才，國防現代化才能加速實現。?
　1981年，對民兵工作進行了較大的調整改革。認真貫徹民兵工作“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的方針，減少民兵數量，加強技術兵種建設，質量不斷提高。民兵在帶頭參加生產建設，維護社會治安，戰備執勤，參加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1984年5月，開始實行以義務兵役制為主體的義務兵與志願兵相結合、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隨著兵役工作的改革，廣州兵員的政治素質、文化程度和身體素質都有提高。1985～1990年，廣州市連年被廣東省政府、省軍區評為徵兵工作先進單位。?
　從1985年起，對一批高等院校和高中、中專的學生實施軍事訓練。1987年，廣東省在廣州市組建廣東陸軍預備役第一師師部、直屬分隊和步兵第一團。“兵民是勝利之本”。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建設現代化國防，中央軍委作出“精幹的常備軍與強大的後備力量相結合”的決策，把國防後備力量建設提高到新的戰略高度，要求後備力量與常備軍在同一時間、同一層次、同一水平上發展。同時，做到“以勞養武，富民強兵”，廣泛開展國防教育，增強全民的國防意識，做到居安思危。?
　從1979年起，駐穗部隊服從和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大局，騰出97座倉庫、8個碼頭、1條鐵路專用線，支援廣東省、廣州市的經濟建設。在修建白雲機場、區莊立交橋、廣州大橋、洛溪大橋、廣佛高速公路和107國道等工程中給予大力支援。一些街道、工廠、學校與駐軍廣泛開展了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促進社會風氣好轉，促進軍政軍民團結，也促進部隊自身建設，湧現出像南華西街等兩個文明建設先進典型。40多年中，駐軍參加搶險救災活動900多次，搶救遇險群眾10多萬人。與此同時，駐軍在進行農副業生產的基礎上，開拓了生產性、服務性的多種經營項目，以彌補國防經費不足，減輕國家負擔。人民防空工事貫徹平戰結合方針，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利用率達到全部工事的35%。
　所有這些，為廣州市創建“雙擁模範城”打下堅實基礎。在改革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軍民關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廣州駐軍按照毛澤東所說的：“軍隊中應當從每個指戰員的思想上解決問題，使他們徹底認識擁政愛民的重要性”的精神，不斷加強教育，及時總結經驗，妥善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撈國建政後，廣州在加強空軍力量和地面防空火力的同時，大力進行防護工程建設，堅持開展防空的宣傳教育，建立完善的指揮通信網及警報網，建立健全各種防空專業隊伍，為人民防空做了重要準備。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廣州駐軍認真貫徹執行撈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方針政策，搞好各項建設和改革，努力做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把軍隊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為保衛祖國南疆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和海洋權益，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安全保證，為國家和廣州的發展、繁榮貢獻力量。?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31\n
中國國民黨廣州地方組織志

廣州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在近現代史上有著重要地位。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序幕。鴉片戰爭期間，1841年三元里等103鄉的人民，自發聯合起來英勇地抗擊了英國侵略軍，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州人民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對本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外來的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鬥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領袖洪秀全誕生在廣州北面的花縣(今花都市)，早年曾在家鄉和廣州等地進行革命活動，後來轉移到廣西桂平縣金田村集結力量，於1851年舉行起義。與此同時，廣州郊區的粵劇藝人李文茂等組織紅巾軍於1854年舉行起義，後來轉戰到廣西建立了反對清王朝的大成國政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人民在社學的組織領導下，開展了長達5年之久的“反入城”鬥爭並取得了勝利。1891年，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人康有為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通過講學、著書立說，探索維新理論，宣傳變法主張，培養維新志士，為後來的戊戌百日維新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僅在廣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廣州“放言革命”，結交志士，從事革命鬥爭，尤以1911年(辛亥年)“三?二九廣州起義”(也稱黃花崗起義)影響最大，它吹響了武昌起義的前奏曲，動搖了封建統治的基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孫中山為反對軍閥統治又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繼續領導革命鬥爭。

中國國民黨是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所創建，由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遞嬗演變而來。該黨從創立到在內地統治結束，歷時50餘年。
　廣州因其所處的特殊地位，長期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組織主要或重要的活動地區，因而中國國民黨廣州地方組織具有與其他地方組織不同的特點：
　首先，由於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組織，特別是在興中會時期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其組織機構及主要人物多在廣州活動，因而中央機構和地方組織的活動往往糅合在一起，難於區分。廣州特別市黨部是在中華民國13年(1924)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才正式建立起來的。廣州又是廣東省會，中華民國13年以前省、市黨組織機構未有嚴格劃分。在此以後，省、市黨部也經常聯合進行重要的政治活動。
　其次，在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糾紛中，由於粵籍黨員在中央黨部人數較多、地位較高，形成比較強大的地方勢力，在蔣介石執掌黨政大權期間，其中央黨部內部矛盾突出，反蔣勢力所形成的獨立或半獨立局面，也多以廣州為據點。
　上述特點表明，廣州地方組織在中國國民黨內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根據中國國民黨遞嬗演變的情況和廣州地方組織的特點，該黨廣州地方組織的活動歷程可分為兩大階段六小分段。
　第一大階段：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中華民國16年。
　從興中會廣州分會創立到中華民國16年廣州“四一五”事變之前，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廣州地方組織醞釀、產生和發展的時期，也是它具有開創性、戰鬥性的進步時期。它包括：光緒二十一年一月至中華民國元年7月的反清革命階段；中華民國元年7月至中華民國8年10月的兩次改組和討袁護法階段；中華民國8年10月至中華民國16年4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醞釀和進行階段。
　在反清革命階段，廣州是最早的革命活動中心，被譽為革命策源地。興中會廣州分會是繼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之後建立起來的國內第一個策劃反清武裝起義的機構。這一時期孫中山領導的10次武裝起義中有7次在廣東進行，其中影響最大的3次都在廣州爆發：光緒二十一年，孫中山在廣州領導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武裝起義，揭開了中國歷史上較正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宣統二年(1910)，同盟會發動廣州新軍(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1894年)失敗後編練的軍隊。)起義，是革命黨人從主要依靠會黨起義進而重視發動清朝正規軍隊起義的一次起義，表現了孫中山領導革命戰爭事業的顯著進步。特別是宣統三年三月的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作出了重大犧牲，“碧血橫飛，浩氣四塞”，革命精神震撼中華大地，成為同年十月武昌起義成功的悲壯前奏。其他4次武裝起義也多以奪取廣州作為近期目標。因此，廣州即使不是發難地點，也居於重要策應地位。
　孫中山在中華民國2年談及廣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時指出，他領導的革命“實行之地點實以廣東為最早，廣東起義十數次，屢遭失敗，其流赤血，冒白刃者不知凡幾，迨至武昌舉事，各省響應，始能成功。所以人人只知道推翻滿清政府，湖北居其首功，不知廣東自三月二十九日大失敗，大犧牲之後，……革命之風潮，因愈形激烈，各省均受其影響，所以武昌起義易於成功。廣東革命之失敗，非無結果之失敗，武昌起義之能成功，即為廣東革命所生之果實”。
　中華民國元年～中華民國8年間，廣州國民黨組織受黨內改組和政局動盪的影響，呈現波瀾起伏的狀態。
　中華民國元年8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翌年1月，同盟會廣東支部正式易名為國民黨廣東支部。中華民國元年～中華民國2年，國民黨在廣州(廣東)的地方組織曾有較大發展。中華民國2年，為反對袁世凱暗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破壞民主法制，孫中山領導了“二次革命”，起兵討伐袁世凱。同年，“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悍然宣佈解散國民黨。廣州先後落入袁世凱爪牙龍濟光、廣西軍閥陸榮廷等人手中。
　中華民國3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廣州原國民黨組織改稱為中華革命黨廣東支部，繼續在廣州及廣東各地進行反袁革命活動。中華民國5年，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戰爭中，廣東中華革命黨人在廣州等地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中華民國6年，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召開非常國會，就任軍政府大元帥，廣州又成為民主革命的根據地。由於西南軍閥對護法事業的阻撓和破壞，孫中山被迫於中華民國7年5月辭職赴滬，中華革命黨廣州(廣東)組織的活動亦受影響。
　中華民國8年10月～中華民國16年4月，是中國國民黨廣州黨組織急劇發展的時期。
　中華民國8年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使中華革命黨人受到很大鍛煉，黨務有了進展。同年1月，胡漢民、汪精衛等在廣州組織外交調查會，密切注意巴黎和會情況，並組織廣州(廣東)民眾參加愛國運動，林森、吳景濂分別以護法政府參眾兩院議長身份發起召開廣州國民大會，組織外交後援，向民眾作宣傳、動員工作，掀起規模宏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同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10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加強廣州黨務工作。中華民國11年8月後孫中山決心同撈共黨員合作，重新改組國民黨。中華民國12年10月，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舉行。廣州作為改組工作的先行點。會後由吳鐵城等主持進行黨員登記，大量吸收新黨員，並開始建立區黨部、區分部等基層組織。
　中華民國13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撈共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國國民黨的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黨的性質從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民族民主革命為目標的聯盟。
　廣州作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所在地，於中華民國13年5月率先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特別市黨部。在國共合作的1924～1927年，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擁有區黨部12個，區分部最多時達250多個，黨員在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二大階段：中華民國16年4月～中華民國38年10月。
　從中國國民黨在廣州進行清黨反共到該黨在廣州統治崩潰，這段時期，廣州特別市党部不但成為新軍閥手中的工具，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其中又可分為中華民國16～26年的十年內戰階段，中華民國26～34年的抗日戰爭階段，中華民國34～38年的國共內戰階段。
　十年內戰時期，在廣州以中華民國16年4月15日國民黨發動“清黨”反共為開端。“清黨”工作至中華民國17年1月才告結束，大批撈共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戮。此後，“反共”仍然是該黨組織的首要任務。與此同時，由於桂系軍閥與粵系軍閥爭奪廣東地盤，廣州特別市黨部的權力亦反復易手。中華民國18年以後，市黨部逐漸由粵系軍閥、原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後升任第四軍軍長)陳濟棠控制。中華民國20年該黨中央爆發了蔣介石與胡漢民爭奪政權的鬥爭，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于南京小湯山。粵籍中央委員聯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廣州另立中央黨部，與蔣介石的南京中央黨部相對抗，後經調解改為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保持半獨立狀態，廣州特別市黨部受西南執行部領導。中華民國25年6月，陳濟棠聯合桂系反蔣，旋即失敗下野，蔣介石派遣ＣＣ系人物方少雲等接管廣州特別市黨部。儘管黨內各派系不斷進行著爭權奪利的鬥爭，但他們的反共立場是一致的。自“清黨”以來，他們從未停止過對撈共黨員的屠殺和迫害。直至中華民國25年12月西安事變以後才有所收斂。
　中華民國26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至中華民國27年中國國民黨廣東、廣州黨部在廣大愛國人士推動下，先後釋放了被關押的撈共黨員和進步人士800多人，並注意聯合各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動員和組織廣大民眾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中華民國27年10月21日日軍侵佔廣州，廣州特別市黨部先後遷至廣寧、香港、鶴山、興寧等地，中華民國30年開始派遣黨員在廣州組織地下區黨部堅持鬥爭。
　在日軍侵佔廣州期間，叛國投敵的汪精衛集團在淪陷區各地建立起傀儡政權，並打著中國國民黨的旗幟，建立偽中央黨部和地方黨部。中華民國28年9月，汪偽“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宣告成立。由許梯雲任廣州市党部常務委員，通過重新登記黨員和招收新黨員，建立起一批區黨部和區分部。汪精衛本人曾五次前來廣州，鼓吹“和平反共撈國建政”、“中日親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等，企圖把廣州作為實現“局部和平”的基地，陰謀策劃招降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協助日軍搜捕撈共黨員和愛國志士。
　中華民國34年8月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同月，廣州特別市黨部遷回廣州，汪偽“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瓦解。
　廣州特別市黨部在陳策主持下進行黨員登記，重新組建區黨部和區分部。重建後由原6個區黨部發展為9個區黨部。
　中華民國35年7月，全面內戰爆發後，市黨部加緊進行反共活動。
　中華民國36年11月，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合併，原三青團團員通過登記直接轉為黨員。為加緊發展黨組織，又用強迫命令的辦法，把大批公務人員、大中學校師生集體“吸收”為國民黨員。在廣州淪陷前夕，廣州特別市黨部轄下的區黨部由中華民國35年的9個增至38個。
　中華民國38年國民黨中央機構南遷廣州，設總統府于石牌，中央要員紛紛來穗。在中央黨部督令下，市黨部於3月間對各區黨部進行“整頓”，將“忠實”黨員組成5人小組進行反共活動。五六月間又組織“護黨救國工作總隊”。
　同年10月，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在撈兵南侵中撤退，該黨在廣州的統治至此結束。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42\n
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志? I

19世紀中葉，隨著外國資本的侵入，資本家在廣州興辦企業，因而在廣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之後，廣州工人階級隊伍隨著近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而不斷壯大，到1920年廣州共黨小組誕生前夕，省港工人總數約五六十萬人，其中廣州工人達二十多萬人。廣州工人階級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為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而抗爭。1920年，穗港兩地的罷工鬥爭就達17次之多，而且鬥爭規模也越來越大。1920年，廣九鐵路工人為將桂系軍閥驅趕出廣東還舉行政治罷工。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北平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在廣州，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楊匏安從1919年11月起，先後在《中華新報》上發表了40多篇文章，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論證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對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統而簡要的介紹，對馬克思主義在廣州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接著，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廣州組織學術團體，舉辦平民夜校，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並進行組織工作。1920年5月1日，廣州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歡慶省港機器工人總同盟罷工勝利之際，同各行業工人群眾在東園舉行盛大集會，共祝勞動人民自己的節日。這次紀念活動，是馬克思主義與廣州工人運動結合的嘗試。
　1920年，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北平大學粵籍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回到廣州，與阮嘯仙、劉爾崧、周其鑒、楊匏安、張善銘等密切聯繫，並於10月20日創辦《廣東群報》，積極開展新文化宣傳。11月，譚平山等人應上海青年團的函約，成立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此同時，俄共黨員米諾爾、別斯林到廣州與梁冰弦、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取得聯繫，醞釀建立共黨組織，進行了一些宣傳工人運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活動。10月，創辦刊物《勞動者》。
　12月底，陳獨秀應陳炯明之聘來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派出的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也到達廣州。陳獨秀到廣州後，與譚平山取得聯繫，積極開拓宣傳陣地和進行建黨籌備活動。1921年初，他在與廣州無政府主義者兩次討論合作不果的情況下，于同年3月，與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商討建黨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於是共同創建了廣州共黨小組(後來統稱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由陳獨秀任書記(後由譚平山繼任)，陳公博負責組織，譚植棠負責宣傳。以《廣東群報》和《勞動與婦女》為黨組織的機關刊物，譚植棠兼任《廣東群報》的經理。廣州共黨小組成為國內最早建立的6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撈國共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廣州共黨小組的代表陳公博出席了大會，當時由武漢來廣州聯繫工作而參加廣州共黨小組活動的包惠僧(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書記)也受陳獨秀的指派參加了一大。會後，陳公博返廣州傳達一大精神。同年8月，在廣州共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撈共廣東支部，隸屬撈共中央局。
　撈共廣東支部成立後重視發展黨員，到1922年6月共有黨員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隨著黨組織不斷發展，根據撈共中央局的指示，在撈共廣東支部的基礎上，成立撈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簡稱粵區委)。
　按照撈共一大的決定，党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即中國工會辦事處)，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接著在廣州也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後改為廣東分部)，譚平山為主任。1922年1月，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罷工工人大部分回到廣州。撈共廣東支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全力支持香港海員工人大罷工直至勝利。香港海員大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工人階級，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成為撈國共黨成立後，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廣州工人階級在這次罷工勝利的影響和推動下，紛紛組織工會。廣州成為全國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5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推動了廣州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6月，陳炯明公開叛變革命，孫中山退避上海，撈共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
　1923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大本營，並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共黨恢復公開活動。為了籌備召開撈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撈共中央局臨時遷來廣州辦公。撈共廣東區委積極參加撈共三大的籌備工作。6月，撈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確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黨在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性。廣東代表譚平山、阮嘯仙、劉爾崧、馮菊坡出席了會議，譚平山當選為撈共中央局成員。廣東區委積極貫徹三大的精神，參與了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為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
　1924年1月，在撈國共黨的推動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共黨員參加領導工作的國民黨一大。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等內容的新三民主義政綱。這與撈國共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主要原則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綱領。這次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它開創了革命新局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廣州成為大革命的策源地，廣東和廣州的撈共組織，也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
　同年2月，撈共廣東區委改為撈共廣州地委，兼管香港地區的黨組織，由馮菊坡任書記，直屬撈共中央局領導。同年10月，撈共廣州地委又改為撈共廣東區委，由周恩來任委員長，領導廣東、廣西、閩南、雲南、香港等地的黨組織。1925年2月，撈共廣東區委書記由陳延年擔任，周恩來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大革命時期廣州沒有設市一級的撈共領導機構，各基層黨組織，均由撈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
　從1925年起，撈共廣東區委在全區發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和青年、婦女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領導了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罷工，它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政府統一廣東根據地的鬥爭和北伐戰爭，同時也鍛煉和造就了撈共大批幹部。與此同時，彭湃等在廣州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運骨幹，並連續舉辦了六屆，而由毛澤東主辦的第六屆，規模最大，學員人數最多。學員畢業後被派往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對支持北伐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廣州地委和廣東區委還幫助孫中山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派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動員大批共黨員、共青團員和工農群眾參加軍校學習或工作，對軍校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政府追隨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殺共黨人和革命群眾，廣州頓時處於白色恐怖之中。著名的共黨員蕭楚女、劉爾崧、熊雄、鄧培、李森、何耀全、熊銳、張瑞成、畢磊等被捕後慘遭殺害。為了對付這一突變，撈共廣東區委遷往香港(後來改為撈共廣東省委)，並於4月22日成立撈共廣州市委，書記吳毅，繼續留在廣州領導革命鬥爭。
　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同年8月7日，撈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根據撈共中央的指示，撈共廣州市委在以張太雷為書記的撈共廣東省委領導下，於12月發動了廣州起義。12月11日淩晨三時半起義爆發後，起義軍迅速控制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11日早上6時，廣州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在維新路(現起義路)廣東省省會公安局(現廣州市公安局)成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鎮壓地主豪紳”的政治綱領；頒佈了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一切土地歸農民的法令。12日，張太雷不幸犧牲，13日起義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宣告失敗。廣州起義是廣大革命士兵和工人、農民為了挽救革命而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一次英勇反擊，也是共黨獨立地領導工農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次偉大嘗試。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連結在一起，成為撈國共黨單獨領導革命戰爭與創建紅軍、實行武裝鬥爭的偉大開端。廣州起義保留下來的一部分革命力量，轉移到農村繼續鬥爭。
　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大屠殺，僅在1927年12月14日～19日，在廣州地區被殺害的共黨人和群眾就達5700多人。撈共廣州市委迭遭破壞，許多共黨員前僕後繼，英勇就義。1932年冬，廣州黨組織被迫暫時停止活動。留在廣州的少數撈共黨員沒有停止鬥爭，他們團結進步青年和學生，建立各種革命團體，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中大抗日劇社、中國青年同盟、突進社、馬列主義行動團等；積極宣傳撈共中央的政策和革命思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喚起民眾覺醒，為廣州黨組織的重建打下基礎。1936年6月，廣東開始重建黨組織，先後在廣州、東莞、中山、新會、高要、南海等地的中國青年同盟的基礎上發展黨員100多人(其中廣州約70人)，並以廣州外縣工委的名義，繼續領導東莞、中山、新會、高要、南海、開平、南雄、番禺、順德、陽江、吳川、廉江、臺山、澳門等地的建黨工作。1936年12月，撈共廣州市委在撈共北方局的領導下重建，書記王均予。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革命進入抗日戰爭時期。9月，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11月，撈共廣州市委改組為撈共廣州市工作委員會，羅范群任代書記。1938年4月，撈共廣東省委成立，撤銷撈共廣州市工委，選舉產生撈共廣州市委，書記李大林。8月，李大林調任省委組織部長，市委書記由羅范群繼任。在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前這段時間，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組織，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日軍侵佔前，廣州地區的撈共黨員有近400人。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侵佔廣州，廣州市區黨員全部撤離，到農村去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廣州市內黨組織又暫時中斷。1940年6月，撈共廣東省委分為撈共粵南省委和撈共粵北省委，廣州淪陷區黨的組織歸撈共粵南省委直接領導。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廣州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顯得重要。為了搜集情報，採購戰略物資，動員城市青年到遊擊區以及聯絡失散人員等，各系統的撈共組織都陸續派黨員到廣州，建立地下交通站和聯絡點，撈共廣州地區組織的活動逐步得到恢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底，撈共廣州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陳能興任書記。1946年2月，在撈共廣州市工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撈共廣州市委，黃松堅任書記。其主要任務仍然是恢復組織，站穩腳跟，開展群眾工作。市委下設青委，負責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1946年七八月間，市委又成立了廣州市郊一區和郊二區的組織機構，領導附近郊縣的黨組織。這時全市黨員人數已達400人左右。全面內戰爆發後，為了保存力量，堅持秘密鬥爭，黨的領導體製作了改變，由委員會制改為特派員制，鐘明任廣州特派員，實行縱深配備，單線聯繫。為了安全起見，把已經暴露身份的黨員撤退到香港和各地農村去開展武裝鬥爭，留在廣州繼續堅持鬥爭的黨員僅有100人左右。
　國共內戰時期，撈共廣州地方組織主要任務是領導人民進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開闢第二條戰線的鬥爭。1949年4月，撈兵解放了南京，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及時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護廠護校、迎接解放、準備接管城市方面來。南京解放後，國民黨中央、總統府、行政院等首腦機關遷到廣州，廣州成為國民黨統治的重要基地。為了鞏固其統治，他們對撈共廣州地下組織採取“斬盡滅絕”的方針，宣佈“十殺禁令”。撈共廣州地下組織，堅決貫徹撈共中央關於“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通過建立外圍群眾組織去開展各種鬥爭，擴大影響。在原已建立了“廣州愛國民主協會”(後稱“廣州地下學聯”)的基礎上，又建立“廣州工人協會”、“廣州民主婦女聯合會”、“廣州新民主主義教育工作者協會”(含教授協會)、“廣州新民主主義經濟工作者協會”以及“廣州淪陷軍之友社”等，其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廣州地下學聯”。這些群眾組織在開展護校、護廠、保衛和接管廣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由於撈共廣州地下組織採取正確的鬥爭策略，黨組織不僅沒有受到破壞，反而在鬥爭中不斷壯大。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2:55\n
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志? II

1949年10月14日，撈兵攻陷廣州。這標誌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廣州的統治已被徹底摧毀，經歷了無數磨難的廣州人民得到新生，撈共廣州地方組織在新的歷史時期，肩負著更為繁重的任務，投入新的鬥爭。
　同年10月24日，在撈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下組成廣州市委領導班子，10月28日，經撈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葉劍英為書記的撈共廣州市委。10月30日，市委召開了廣州地下黨員以及從老解放區和香港來的共黨員330人參加的地方黨員大會。葉劍英代表華南分局和市委提出三大任務：(1)鞏固革命秩序，肅清匪特；(2)密切聯繫群眾，團結各階層的革命人民，孤立反動派；(3)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大力發展生產。動員廣大黨員虛心學習，不驕不躁地工作，努力實現黨的任務。與此同時，建立起各級政權機構和群團組織。
　撈共廣州市委成立後，重視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首先成立市委組織部、宣傳部和社會部，籌辦黨員訓練班和黨刊。隨即成立28個區的撈共區工委和67個基層黨組織。1950年6月，隨著區的建制由28個調整為16個，也相應地調整了區工委的組織機構，廣州被列為中央直轄市。以後，廣州市的區域劃分不斷變動，黨的組織機構亦隨著調整。從1949年10月～1955年10月，廣州市先後召開過5次黨員代表會議。1956年6月，又召開了撈共廣州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撈共廣州市第一屆委員會。
　解放初，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人民，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經濟，肅清殘餘匪特，掃除地下錢莊，穩定金融物價，取締賭館、煙館、妓院，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安置救濟失業工人，收容遣送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安定社會，組織生產。與此同時，市委又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了民主改革、“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到1952年底，全市的工業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長70％，已超過戰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勝利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解決了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
　廣州是中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上級的指示，解放以後，於10月18日成立廣州警備司令部，10月21日成立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全面接管工作和城市警備任務。以後的各個時期，撈共廣州市委重視抓軍事工作。1952年成立了受上級軍事機關和市委、市政府雙重領導的專門軍事機構--武裝部、兵役局。為了領導人民武裝建設，解決各個時期民兵建設中的突出問題，1953年1月，市委又根據撈共中央《關於建立各級人民武裝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廣州市郊區人民武裝委員會，1960年以後，成立廣州軍分區、廣州警備區，主管全市的民兵、兵役和警備工作。1960年2月，郊區人民武裝委員會改為市委民兵領導小組，1961年又改為市委人民武裝委員會。
　1956年，撈共廣州市委堅決貫徹中央的部署，領導全市人民勝利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廣州市第一個五年計劃亦提前一年超額完成，全市新建和擴建了一批工廠，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7.9％，高於同期全國的平均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黨風、社會風氣良好，幹群關係密切，青少年上進心強，人與人之間建立起團結互助的新型關係，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提高，當時香港許多失業和在業的工人都紛紛回穗就業。
　1958年，撈共廣州市委貫徹中央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市人民的幹勁被調動起來，創造了一些成績，這主要是：新建和擴建了一批骨幹企業，奠定了廣州的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興修了一批農田水利設施；興建了一些城市建設工程項目，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環境。但是，由於當時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結果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60年代初出現了工業減產，農業歉收，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全面緊張，各種物品要憑證供應，經濟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
　在政治生活方面，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開始，隨後開展“反地方主義”、“反右傾”等政治運動，挫傷了大批敢於講真話的幹部，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的優良作風，助長了浮誇風和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以及壓制民主等消極現象。
　從1960年起，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大大壓縮重工業的投資，增加農業、輕工業和手工業的投資，使國民經濟中的農、輕、重的比例趨於合理。在農村，則著重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關係，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批判、清理“共產風”，開放農貿市場，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取消公共食堂等。在黨的建設方面，著重抓幹部的理論學習，加強思想教育。通過幹部輪訓，發揚民主，總結經驗，改正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經過上述一系列的措施，經濟形勢很快好轉，工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市場供應好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一場災難，也給廣州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從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撈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起至8月撈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撈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期間，市委力圖緊跟中央，加強領導，派出工作組領導好運動。“十六條”公佈後，市委馬上貫徹，第一書記作出檢討，撤回工作組。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衝擊下，從市委到黨的基層組織不能發揮領導作用，不少單位開始亂了起來。社會上的“造反派”、“紅衛兵”借“破四舊”大刮抄家歪風，首先受到衝擊的是知識分子(包括教師、文藝工作者、理論工作者、科學工作者)。1967年1月，上海刮起“一月風暴”之後，廣州地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被“造反派”奪權，大批領導幹部受到隔離審查、批鬥和迫害。黨組織癱瘓、黨員停止了組織生活，整個城市處於無政府狀態，“打、砸、搶、抄、抓”成風，圍繞著對“奪權”的不同看法而產生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武鬥頻繁、不斷升級，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
　1967年3月，為了穩定廣州局勢，成立了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市屬區縣局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先後建立了軍管會、軍管小組或派駐撈兵宣傳隊。同時駐廣州地區的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擔負“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的任務。1968年2月，成立了有軍代表、幹部和群眾代表參加(時稱“三結合”)的廣州市革命委員會(簡稱市革委會)。同年3月，市革委會成立黨的核心小組。市革委會行使原市委、市人委黨政領導機關的職能。隨後，市屬東山、越秀、海珠、荔灣、郊區5個區，花縣、從化2個縣均建立了革委會。市革委會下設政工、生產、辦事、保衛、民事5個組，取代市委、市人委各職能部門的工作。
　市革委會成立後，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鬥、批、改”任務，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和下放幹部以及整黨工作。
　1968年，根據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指示精神，市革委會只留130名機關幹部，其餘原市委、市人委的幹部下放到從化縣紅旗農場創辦“五七”第一幹校。接著各區縣局也辦了自己的“五七”幹校。至1969初，全市已興辦了34間“五七”幹校，有2.3萬名機關幹部在幹校參加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968年底，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基礎上，開始整黨建黨工作，停止活動兩年之久的廣州市各級黨組織開始重建，並逐步恢復活動。但這次整黨建黨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在“左”的方針指導下，結果有許多合乎條件的黨員不能恢復組織生活或被錯誤地開除黨籍，而接納的新黨員中則有一部分不符合黨員條件，甚至是造反起家的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工作中，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逼、供、信”，擴大打擊面，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全市被立案審查的幹部23680人，占幹部總數的17.5％，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1011人，因受迫害而造成非正常死亡534人。1969年還成立“廣字103隊”，把85名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送到粵北勞改場舊址的武江茶場進行長期審查，使這些老幹部身心遭到嚴重的傷害。1970年，貫徹“戰備疏散”，強制一批市民遷居鄉下，造成許多遺留問題。當時還動員了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校學生到農村辦“分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實際上荒廢了青年學生的學業，造成人才成長的斷層。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撈共廣州市委根據中央的部署，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發動幹部群眾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及其在廣州地區的死黨和爪牙的罪行。1975年初，鄧小平複出，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市委和廣大幹部、群眾積極貫徹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頓的方針和措施，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經過幾個月的整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社會秩序安定，企業管理加強，經濟形勢日益好轉，這給廣大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對黨寄以新的希望。可是，同年底，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剛剛好轉的形勢又迅速逆轉，廣州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陷入混亂之中。1976年10月，撈共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廣州和全國一樣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廣州黨的組織、廣大黨員和全市人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絕大多數黨員忠於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堅強的信念。廣大群眾仍堅信撈國共黨會自己起來糾正錯誤繼續領導人民前進。廣州黨組織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依靠廣大人民的支持，堅決貫徹消除派性，穩住廣州的方針，使江青反革命集團大亂廣州的陰謀未能得逞，國家在廣州的外事活動和幾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得以順利進行。特別是那些在生產第一線的黨員和幹部，與廣大工人、農民在一起，堅守工作崗位，堅持生產，克服種種困難，儘量減少因動亂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破壞。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廣州市的經濟和生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根據撈共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部署，撈共廣州市委領導全市的黨員和人民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與這個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清除其流毒和影響，進行撥亂反正。1978年12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制定了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從而結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兩年徘徊的局面，這是撈國建政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撈共廣州市委結合本地的實際，認真學習，堅決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充分發揮廣州的優勢，用足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抓住機遇，大膽探索，勇於實踐，開拓前進。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偉大成就，使這一時期成為撈國建政以來生機活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市委主要抓了如下的工作：
　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市委組織廣大黨員幹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破除“左”的思想束縛，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後又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繼續清除“左”的思想障礙，使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徹。譬如，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受“左”的思想禁錮，不少幹部未能衝破舊經濟體制的條條框框，存在畏難情緒，怕犯錯誤，因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不大，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落在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中山、東莞等市後面。為了使每個幹部從“左”的思想影響中解放出來，從小農經濟、封建宗法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1984～1985年，市委通過召開四屆四次全會、四屆五次全會，聯繫廣州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提出“重新認識廣州”的號召，提倡敢於改革，敢於創新、敢於衝破舊的條條框框；強調在黨紀國法允許的條件下，發揚“旱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辟新路”的精神，克服前進中的困難；要求廣大幹部改變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唯書、唯上”的習慣，確立凡是利國利民、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事就大膽去探索、實踐，不斷總結經驗，從而以新思想、新辦法來促進廣州市經濟建設事業的新發展。
　第二，從實際出發，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和僑務政策。還落實了被“疏散”人員回市複戶工作。全市復查並平反了冤、假、錯案8175件，被錯劃為右派的4894人全部得到改正。
　第三，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生產力。首先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的改革，則以改革流通體制為突破口，從放開鮮魚市場開始，搞活流通，搞活經濟。1984～1988年，又在企業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擴大企業的自主權。1988年10月，撈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展治理整頓經濟環境和秩序的同時，繼續進行深化各項改革，在企業內部著重搞好經營機制的配套改革，促進市場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拓展進出口貿易，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際出發，重新認識廣州的優勢，制定“以外經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搞活流通，改革價格，繁榮市場；簡政放權，增強企業活力；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廣開就業門路；興辦鄉鎮和街道工業。通過以上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措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1990年與1980年相比，全市社會總產值由128.19億元，增至664.07億元，國民生產總值由58.55億元增至319.6億元，國民收入總產值由51.09億元增至219.51億元。10年間增長了四五倍。
　第四，搞好市政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市委主持制定了“廣州市總體規劃”，確定住宅建設“六統一”(即統一規劃、征地、設計、施工、配套、管理)的方針，解決住房困難，居民住房面積由1979年的人均3.82平方米，增至1990年的人均7.99平方米；有計劃地改造舊城區和擴大新城區；按現代化大都市的要求，建設市政公共設施，交通、電信、道路、橋樑、供電、供氣、電話等均有很大的發展；加強市場建設，繁榮商業。1990年與1978年相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20.37億元，增至210.73億元；市民收入提高，人平由442元，增至2593元；農村由238元，增至1536元；居民儲蓄金額也有較大提高，城鎮由4.89億元，增至142.04億元；農村由0.79億元，增至39.09億元。
　第五，發揮新時期的統一戰線作用。市委堅決貫徹和完善撈國共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經常就有關廣州市的政治、經濟、人事安排等重大問題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代表進行協商，選擇、培養、使用非共黨員幹部，加強對臺灣事務、僑務、外事等工作的領導，廣交朋友，增進友誼，引進外資，調動各方面力量，為廣州現代化建設服務並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六，加強軍事工作。1983年1月，廣州警備區改為廣州軍分區，警備區成立16年間，在民兵、兵役、城市警備、人民防空和“三支兩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1986年1月，軍分區進行整編，加強內部建設，充實人員編制，改革領導體制，將全市17個區、縣、系統的人民武裝部歸地方建制，但其業務仍由廣州軍分區領導。市委人民武裝委員會1979年1月恢復工作以後，堅持“控制數量、抓好重點、抓好基礎”的方針，按照“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基本要求，對兵役、民兵工作進行一系列改革，保證民兵、預備役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與此同時，駐穗軍事機關和部隊，積極參與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設，開展文明共建和“為您服務”的活動，深受群眾歡迎，密切了軍民關係。
　第七，加速科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市委、市政府提出“科技教育興市”的口號，1986年制定了《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綱要》和《廣州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綱要》，規定了1986～2000年的發展目標和措施，並促使科技儘快轉化為生產力。在“七五”計劃期間，廣州工業開發成功並投產的產品有2304種，其中達到和超過國內先進水平的占63.7％，達到國家80年代先進水平的占35％。至1990年，全市共有“星火計劃”項目103項，總投資1.22億元，已完成累計產值5.02億元，實現稅利1.04億元，創匯1077.33萬美元。
　廣州的教育發展速度和投入方面，已處於全國大城市的前列。1988年的教育事業經費是1978年的4.4倍。市委、市政府實行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並舉的方針，鼓勵、發動社會各界人士、華僑、港澳同胞、廠礦企業支持教育事業，以及社會集資、私人辦學校。還組織“教育基金百萬行”活動籌集資金，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1990年，全市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的共75366人，升學率達97.41％，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全市有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196所，在校學生近10萬人。市屬各類學校和部屬、省屬學校連結在一起，構成較完整的辦學體系。
　第八，加強黨的建設。1978～1980年著重抓學習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1年6月起，又著重組織全市黨員認真學習撈共中央《關於撈國建政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認識。1983年以後，抓撈共十二大的決議和新黨章的學習，並從1984年5月起，在全市範圍內分5批進行全面整黨，參加整黨的27萬黨員進行了重新登記，至1986年完成。通過這次全面整黨，提高了黨員的政治素質，改變了廣州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狀況，增強了戰鬥力，達到了預期目的。
　在這一期間，市委對人事、幹部制度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按照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對區、縣、局以上的領導班子作了較大的調整，挑選了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實現了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1989年春夏之交，北平發生了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波，市委和市屬各級黨組織，堅定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宣傳教育，從而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思想認識，分清了是非，使廣州未受到大的衝擊。
　為了加強黨的建設並使之制度化，從1985年起，市委每年都召開一次黨建工作會議，交流經驗，對黨的組織建設和黨紀黨風建設等工作進行一次大檢查；每年還進行一次民主評議黨員和領導班子的活動，加強群眾的監督，清除腐敗現象。由於市委重視抓黨的自身建設，使廣大黨員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經受了考驗，沒有出現大的問題。這個時期黨組織不斷發展，黨員隊伍不斷壯大。據1990年的統計，全市共有撈共支部16318個，比1970年增加4678個；黨員275595人，比1970年增加63366人。全市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亦大大加強。
　第九，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主要是抓學習理論，特別是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學習科學文化，學習先進典型(如學習雷鋒、學習南華西街、學習紅山煤店、學習衛生處理廠)，學習革命歷史等，以弘揚革命傳統和無私奉獻精神；通過開展“遵守文明公約，爭當文明市民”、“文明服務，禮貌經商”、“微笑在廣州，友愛在車廂”、“美的家庭文化”、“軍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等系列活動，使團結互助，尊老愛幼的美德逐漸形成風氣；還在發動市民廣泛討論的基礎上確定廣州市的市花、市鳥、市歌、以及把“稻穗鮮花獻人民”作為廣州人精神，“團結、友愛、求實、進取”作為廣州市市風。通過以上的精神文明建設活動，對培養“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新人，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塑造廣州人美好形象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科技、文化、藝術、出版、廣播、電視、衛生、體育事業都有了新的發展。還持續開展掃黃，除“七害”(賣淫嫖娼、製作販賣傳播淫穢製品、拐賣婦女兒童、吸食販運毒品、聚眾賭博、利用封建迷信騙財害人和黑社會組織)，打擊社會醜惡現象，維護社會治安。
　在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廣州市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重要的步伐，對外開放全面擴大，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迅速發展，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加強，市場繁榮，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386.79億元，比上年(下同)增長16.8％；國民收入263.76億元，增長15.8％；社會總產值815.54億元，增長18.23％；工業生產總值533.35億元，增長22.77％；農業總產值44.3億元，增長10.43％；社會零售總額177.07億元，增長14.74％；外貿出口總值18.41億美元，增長27.57％。這一系列的發展事實，標誌著廣州市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07\n
“民主黨派”廣州地方組織志

中國8個民主黨派在廣州市的地方組織分別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革市委)、中國民主同盟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盟市委)、中國民主撈國建政會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建市委)、中國民主促進會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民進市委)、中國農工民主黨廣州市委員會(簡稱農工黨市委)、中國致公黨廣州市委員會(簡稱致公黨市委)、九三學社廣州市委員會(簡稱九三學社市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廣州市委員會(簡稱臺盟市委)。
　撈國建政前，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民聯、民促分別成立於中華民國34年(1945)10月28日和中華民國35年3月12日，均是中國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為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建立的政治組織。中華民國37年1月1日，民聯、民促以及其他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仍保持各自的組織，相對獨立活動。中華民國38年9月，民聯、民促的代表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參與制訂共同綱領和新中國的創建工作。1949年11月12日～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決定：民革、民聯、民促和中國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至此，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成立於廣州市。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前身)南方委員會、民盟南方總支部、民革廣東省籌備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粵港澳總支部、民促廣東省分部等，先後以廣州市為重點進行活動。民盟、農工黨、民聯、民促也先後設立廣州市組織開展工作。致公黨、臺盟的一些成員也曾在廣州進行政治活動。這些組織及成員與撈共(簡稱撈共)密切合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為爭取人民民主和建立新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9年10月1日，撈國成立後，各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廣州淪陷後，原來處於秘密狀態的各民主黨派在廣州市的組織及成員迅速公開活動。1951年和1954年，民盟、農工黨先後經過成員重新登記及各項籌備工作，召開了第一次成員大會，重新成立了廣州市地方組織。民建、民進、民革于1950年夏秋之間先後成立了廣州市分會(部)籌備委員會，並分別於1951年、1953年、1955年成立了廣州市地方組織。
　致公黨1951年設立廣州市工作委員會，1958年改為地方組織。1950年和1956年臺盟華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1958年改名為臺盟廣州支部)、九三學社中央直屬廣州小組亦先後在廣州市成立，其活動範圍雖不限於廣州市，但在廣州市屬單位工作的成員均參與廣州市的政治活動。1983年5月，臺盟和九三學社相繼成立了廣州市地方組織。
　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上級組織和撈共廣州市委員會(簡稱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下，貫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總綱和《撈國憲法》，團結教育成員及所聯繫群眾積極參加地方政權建設工作，參加廣州市大政方針和重大問題的協商，參加廣州市政治生活重大活動。為恢復國民經濟，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簡稱“土改”)、鎮壓反革命(簡稱“鎮反”)、“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偷稅漏稅、反行賄、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資財、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運動，為實現撈共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促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對廣州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6年，撈共提出了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積極學習、貫徹，工作更加活躍，同撈共的合作更加緊密。
　1957年下半年以後，民主黨派的工作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廣州市各民主黨派不少人、包括一些領導成員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或被批判鬥爭；加上撈共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左”傾錯誤的幹擾，“對民主黨派的工作實行以階級鬥爭和改造為綱”，影響了民主黨派組織的正常發展，嚴重地挫傷了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儘管如此，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組織及其成員接受撈共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並沒有動搖。
　1958年5月，撈共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迅速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組織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同時，積極鼓勵和推動成員參加生產勞動，投身當時的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和增產節約等群眾運動。並與廣州市工商業聯合會(簡稱市工商聯)一起，建設筲箕窩農場、水庫及山村鋼鐵廠，紅旗鋼廠等。在這過程中，儘管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濫用群眾積極性，搞了許多無效勞動，但民主黨派的廣大成員也辦了許多實事，例如：參加建設廣州鋼鐵廠鐵路引線、開挖流花湖和荔灣湖義務勞動等等，為廣州市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並在勞動實踐中受到鍛煉。
　1959～1961年，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國際上出現反華逆流，民主黨派中一部分人對國際國內形勢憂慮不安。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根據各自中央的號召，在政治學習中採取了“神仙會”的方法，即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實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和“三自”(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幫助成員解除顧慮，暢所欲言，和風細雨地進行自我教育。從而，堅定了克服困難的信心，緊密地團結在撈共的周圍，堅決擁護和貫徹撈共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和大力支援農業的號召，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為克服經濟困難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民盟市委、民建市委、民進市委於1961年集資創辦了3所中學，協助政府解決廣州市學生入學難的問題；各民主黨派動員成員推動海外親友以外匯投資或存款方式，委託購買或捐贈化肥支援農業；有些民主黨派推動科技界成員下鄉幫助農民進行技術改革，推動文藝界成員下鄉演出，鼓勵農民戰勝困難，表現了同撈共同心同德、為國分憂的精神。
　1962年底至1963年初，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先後召開代表大會，認真學習和貫徹撈共八屆十中全會和各自黨派中央全會的精神，號召成員認清形勢，加強自我改造，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作出更大的貢獻。廣大成員積極響應號召，在增產節約運動中，在發展和繁榮廣州市的經濟、科學、文化及教育事業中，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成績。與此同時，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根據各自中央的決定，開展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簡稱“三個主義”)教育，幫助成員及所聯繫群眾提高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支援世界人民正義鬥爭的認識，更加堅定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但由於受“左”傾錯誤的幹擾，對當時自身的狀況曾經作了錯誤的估計，對個別領導成員作了不恰當的批判，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肆意踐踏撈共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全盤否定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因此也被迫於1966年9月停止了活動。民主黨派的許多領導人和成員遭到殘酷迫害，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使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同撈共的合作受到嚴重的破壞。面對嚴酷的現實，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的領導和成員仍然堅持擁護撈共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祖國和人民的立場，從事勞動和工作，表現了同撈共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精神。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特別是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各民主黨派也走上新的歷史階段。撈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一新時期撈共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撈共廣州市委在統戰工作上大力進行撥亂反正，認真糾正“左”傾錯誤；堅決執行撈共中央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幫助各民主黨派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上來；支持民主黨派穩步地發展成員和健全領導班子等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極大地調動了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及其所聯繫群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各民主黨派的工作空前活躍。
　1977年12月，廣州市各民主黨派開始恢復活動，各自成立臨時工作小組，領導本黨派恢復組織活動。接著，各民主黨派組織學習撈共中央有關文件，開展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隨著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深入發展，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積極協助撈共和政府，為平反冤、假、錯案，改正錯劃右派，賠退查抄財物及補發被克扣的工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原工商業者政策、僑務政策、對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等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1980年1月，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代表大會，學習和貫徹各自黨派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以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認真總結本黨派同撈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明確認識新時期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堅定不移地把民主黨派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上來。至1990年，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努力開拓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路子，著重在4個方面發揮作用：
　一、參政議政，在政治協商與民主監督方面充分發揮作用
　廣州市各民主黨派自恢復活動以來，參加地方政權，參與廣州市大政方針、社會發展、經濟文化建設以及領導班子人選等重大問題的協商，參與地方事務的管理，參與地方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參與稅收、財務、物價等檢查。先後有889人(次)當選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其中有的當選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人民政府副市長、副區(縣)長；有1425人(次)被推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委員，其中有的當選為常委、副主席；有一部分人擔任了市政府所屬局、委、辦的領導職務；還有一部分人擔任了市、區、縣的特約監察員、特約檢察員、特約審計顧問、特約審計員。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撈共各級組織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上，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和建議；在人大、政協會議上提出了不少有建設性的議案、提案。他們還根據各自的工作範圍，分別與廣州市政府屬下的21個局、委、辦建立了對口聯繫，互相聽取意見和建議；在撈共廣州市委機關報--《廣州日報》及其《粵海同舟》專欄上發表議政文章；有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參加以廣州市名義組織的代表團出國出境訪問，參與有關外事活動。這些活動，對於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維護社會安定團結，鞏固地方政權，推進廣州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物質與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主要通過4個途徑和方式進行：一是教育和推動成員做好本職工作，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共同理想與做好本職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民主黨派成員，特別是老一輩成員，煥發了青春活力，報國之心倍切。不少人在各自崗位上做出了優異的成績。從恢復活動至1990年底，先後有7034人次被評為各級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或受到各種獎勵。其中有的科技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或填補了國內的空白。有的被授予國家級或廣東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有的被國際傳記中心列為“有成就的人們”或被載入《世界名人錄》。
　二是面向社會，積極開展社會辦學和各種咨詢活動。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市委從廣州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出發，以服務社會、培養人才為宗旨，共創辦了8所文化技術、財經中專、衛生中專學校，培養了各類學生共15.56萬人；並舉辦各種專業講座，參加聽課的共44114人。民盟、民進市委還聯合在海珠區、荔灣區開辦了兩所家長進修學校，聽課者達45156人。上述學校由於重視教學質量，深受社會歡迎。民革、民盟、民建、民進市委曾被評為廣州市社會辦學先進單位。各民主黨派還先後設立了專門機構(臺盟市委是指定專人)，開展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等多種咨詢活動，支援邊遠貧困及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簡稱“支邊”)，支援農業及鄉鎮企業。不少成員特別是一些離、退休成員，不顧年事已高，不顧條件艱苦，把知識和經驗貢獻於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了不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三是協助有關部門引進資金、技術、設備、人才，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隨著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廣州市發展外向型經濟，各民主黨派把協助引進資金、技術、設備、人才，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積極做好對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簡稱“三胞”)的宣傳接待工作，引介他們回來投資設廠、洽談貿易、進行各種技術、學術交流。1980～1990年，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共向有關部門介紹了656個項目(其中已開業或投產的有289個項目)；協助引進資金人民幣4.61億元、美元15.55億元、港幣1.86億元、日元1.7億元；促成不少海外和港澳臺的專家、學者回大陸進行各種技術、學術交流活動；鼓勵和協助“三胞”親友為家鄉建學校、醫院、敬老院、幼兒園、圖書館及修橋鋪路等捐款，計人民幣1240.2萬元、美元310萬元、港幣3553.2萬元、日元800萬元；並贈送各種教學、醫療等設備一大批，為促進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四是開展文化藝術和學術交流活動，為創造豐富多彩、健康活潑的精神生活貢獻力量。廣州市各民主黨派鼓勵文教界成員著書立說，編著及出版經濟、科技、教育、文藝、歷史、地理等書刊，創作反映改革開放時代氣息的電影、話劇劇本，推動廣州市文化藝術繁榮。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市委均創辦了詩書畫組織。並且多次舉辦書畫篆刻展覽、詩詞書畫雅集及曲藝演唱會，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活躍社會文化生活。多次捐贈作品鼓勵新中國奧運健兒、優秀教師，慰問殘疾人、老人，舉行書畫義賣，支持各種公益事業。不少文藝界成員還通過到海外舉辦展覽、參加雅集或訪問演出，廣泛結交當地的文藝界知名人士，促進藝術交流，為繁榮廣州市的對外文化活動貢獻力量。
　三、開展海外聯誼活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多數成員與海外有比較廣泛的聯繫。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更加重視海外聯誼工作，積極推進撈共中央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促進和維護祖國統一大業。運用各自的“三胞”關係，多領域、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廣交朋友，聯絡友誼，宣傳政策，爭取人心。有的通過宣傳和協助落實有關政策，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中高級軍政人員及其後代，使他們捐棄前嫌，嚮往祖國，重返故里，探親訪友；有的通過科技、文化、學術等交流，努力增進同“三胞”中的知識界愛國人士互相瞭解和團結；有的通過與有關同鄉會、宗親會、同學會、校友會等社團、民間組織的接觸，對回來探親、旅遊、貿易的“三胞”親友的接待，增進情誼，宣傳祖國的方針政策和建設成就，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推動和平統一祖國大業。
　四、加強自身建設，逐步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
　廣州市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後，面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成員老化、各級領導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青黃不接現象。各民主黨派從1979年3月起恢復基層組織活動，並開始發展新成員。他們堅持發展與鞏固相結合，堅持各自按協商確定的工作範圍和對發展對象的重點分工，堅持發展各自所聯繫的人們中的中上層為主的原則。在吸收新成員時注意政治質量，德才並重。至1990年底止，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共有成員6013人，比恢復活動時的2201人增長了1.73倍，大部分是教育界、科技界、經濟界、文藝界等方面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部分是原工商業者、歸僑、僑眷和同國民黨有歷史聯繫的代表性人物。共設立了360個基層組織。各民主黨派市委的成員在年齡結構和群體結構方面都比前合理，其中2／3的委員是“文化大革命”後參加民主黨派的，基本上解決了領導班子新老合作和交替問題。各民主黨派的機關逐步得到充實健全，幹部隊伍建設取得可喜成績。各民主黨派的工作條件和幹部生活條件都得到了改善。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民主黨派更加重視思想建設工作，他們著重開展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基本路線的教育，關於撈共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堅持並完善撈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教育，以及關於民主黨派同撈共長期合作的光榮傳統教育，幫助成員及所聯繫群眾不斷提高思想覺悟。尤其是在1989年北平發生的政治風波期間，廣州市各民主黨派認真教育成員及所聯繫群眾在政治上與撈共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貫徹執行撈共廣州市委的有關指示，為維護廣州市社會的安定團結作出積極的貢獻。
　幾十年來，廣州市各民主黨派由於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克服前進中的各種障礙，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歷程中，儘管有時遇到經濟困難及政治風波，或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都經受住考驗，始終擁護撈共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同撈共風雨同舟、並肩戰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參政黨的作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無愧是廣州市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撈共的親密戰友。隨著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撈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貫徹和發展，廣州市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上級組織和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21\n
群團志

廣州是歷史名城，自秦漢以來就是華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眾多，商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組團結社，以聯絡感情、切磋學問、互助互濟，或維護某一階層的利益，或實現某個政治理想，因而名目繁多的社團相繼出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
　11世紀前後，工商業者為應付競爭，開始組成封建行會。到17世紀，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舊式的行會開始解體，出現了商人的東家行會和工人的西家行會，分別代表兩個不同利益的群體。
　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入侵，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首當其衝，敵人的燒殺擄掠，激起群眾的義憤，許多社團投入反帝鬥爭。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市郊103鄉群眾，高舉“平英團”旗幟，抗擊侵略者。其後，“升平社學”成為抗敵中心，東平、隆平、南平等社學相繼高舉抗敵大旗，參加人數達10多萬，聲勢浩大，曾經有過抗議英軍在河南洲頭咀登岸、強劃租界的壯舉。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內階級矛盾日漸尖銳，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開始反清活動。
　隨著外資企業的興辦，廣州現代產業工人的產生，清咸豐年間(1851～1861)，廣州打包工人聯合會成立，是我國最早的搬運工人團體。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以東家行會為基礎，建立起第一個法定商會--廣州商務總會。到辛亥革命前，廣州的群眾團體漸多，農學界有農學會，醫務衛生界有紅十字會，新聞界有報界公會，粵劇界有八和會館，宗教界有青年會、九大善堂、浸信會等。
　因為帝國主義入侵，清朝政府腐敗，民族災難深重，許多志士仁人組織社團，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秘密結社，策劃武裝起義。他領導建立的興中會在廣州建有分會，他創立的農學會也成為掩護起義的機關。1905年，廣州各界成立“拒約會”，要求廢除排斥和虐待華工的苛約，發起抵制美貨運動。清宣統元年(1909)1月，廣州醫界人士發起組織“光華醫社”，取“光我華夏”之意，以“爭國權”，“爭醫權”，“爭醫學教育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人民享有結社自由，各類社團迅速發展，如廣東國民團體會、工商研究會，以及各種協會、同鄉會等。其後，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政府限制結社，廣州的社團活動受到影響。
　1919年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推動青年學生先後成立了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和廣東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後者於次年改組，分為廣東學生聯合會和廣州學生聯合會。五四運動促使革命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推動了工會組織迅速發展。
　1924年實現國共合作後，在撈共的領導和影響下，出現了群眾運動的高潮。是年7月，沙面工人發動罷工，反對“新警律”。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後，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市郊農民協會、新學生社、婦女解放協會等群眾團體十分活躍，使革命根據地的廣州，洋溢著一派革命氣氛。這些團體在堅持反帝反封建鬥爭、鞏固革命政權、支援北伐等鬥爭中作出貢獻。廣州總商會等商人團體在援助罷工、抵制仇貨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27年，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大屠殺，派出大批軍隊鎮壓和封閉革命團體，還成立各類整理委員會對社團進行所謂整理。經核准成立的社團多為國民黨右派所控制。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三省，全國人民義憤填膺，次年1月，中山大學進步師生首先成立抗日劇社等愛國團體。1935年，為聲援北平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廣州學生連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於次年1月成立廣州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是年冬，婦女界成立廣東和廣州市婦女抗敵同志會、廣州市婦女會等團體，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興起。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在撈共的推動下，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救亡社團如雨後春筍，群眾運動出現新高潮。7月17日，廣東各界民眾成立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9月，救亡呼聲社成立。1938年1月，由廣州學生抗敵救亡會、救亡呼聲社等8個團體，聯合發起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這支隊伍深入到工農群眾及國民黨軍隊中去，做了大量宣傳鼓動工作，協助工人組織救亡工會，協助農民成立自衛團。許多工人、青年、婦女救亡團體也投入宣傳、募捐、獻金、勞軍等活動。日軍佔領廣州時，不少救亡團體轉移到粵北、西江、東江去繼續工作。在敵人佔領下的廣州市則有“遊擊隊之友”和“抗日大同盟”等組織，開展地下鬥爭。
　抗戰勝利後，和平民主運動高漲。在“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中，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等以及各種文藝團體紛紛建立。撈共廣州地下組織通過這些團體，團結教育群眾，掌握時機，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47年3月29日，撈共廣州地下組織的秘密外圍組織愛國民主協會成立，後改稱“地下學聯”，在大、中學生中發展。
　雖然國民黨當局對社團活動嚴加限制，甚至以暴力鎮壓，但是在“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中，或公開或秘密的社團活動更加活躍，許多群眾受到教育。從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新民主主義工人協會、新民主主義教育工作者協會、新民主主義經濟工作者協會、新民主主義婦女聯合會等秘密團體先後建立。他們在不同戰線、不同崗位上配合撈兵攻陷廣州的鬥爭中，作出卓有成效的貢獻。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群眾運動進入新階段，社會團體的建立更加廣泛。據1952年8月統計，全市社團有349個，其中一般團體108個，文藝團體49個，學術團體23個，社會公益團體91個，宗教團體76個(未含佛教團體)，其他團體2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工、農、青、婦、工商、科技等群眾團體。
　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建立起統一的組織廣州市總工會；市郊農民建立市郊農民協會(四清運動中為新建立的貧下中農協會取代)；青年方面，先後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廣州市工作委員會(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州市委員會)、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廣州學生聯合會；婦女建立了廣州民主婦聯(後改名為廣州市婦女聯合會)。這些團體的成員占全市人口的大多數，是撈共聯繫群眾的橋樑和紐帶，也是國家政權的重要支柱。工商業者建立了廣州市工商業聯合會，屬於統一戰線性質的人民團體。以後，廣州市科學技術協會成立，是黨和政府聯繫科學技術工作者的紐帶和發展科學技術的助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人民團體自覺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貫徹國家各個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維護各自所代表的群眾的具體利益，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組織起來的群眾，具有偉大的力量。撈陷初期的廣州，百業凋零，百廢待興，各團體廣泛發動群眾，迅速恢復生產，協助政府醫治戰爭創傷；肅清殘餘匪特，安定社會秩序，鞏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權；又積極投身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城市的民主改革、“三反”、“五反”鬥爭。隨後，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各團體動員群眾滿腔熱忱地投入『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為勝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提前一年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任務作出貢獻。1958年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遭到挫折、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刻，各團體帶領群眾，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去戰勝困難。
　“文化大革命”開始，工會、農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科協等團體受到嚴重衝擊，處於癱瘓狀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才逐步恢復正常活動。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國家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變，工、農、青、婦、工商界、科技界各團體把握時代脈搏，順應改革開放大潮，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各自的特點、優勢，進行開拓性的工作。
　工、青、婦、工商、科技各團體重視自身的組織建設和群眾隊伍的建設。各級工會全面開展建設“職工之家”活動，努力培養“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職工隊伍，發揮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青年團體注意引導青年投身經濟體制改革，為發展社會生產力作出貢獻，並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培養“四有”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婦女團體重視提高婦女的素質，促進婦女人才的成長，還致力於建立行業性、聯誼性、學術性的婦女團體，在改革開放中更好地發揮婦女的作用。
　改革開放的大潮促使人們開闊視野，拓展思路。工商團體推動會員開展對外聯絡工作，引進建設項目，並在咨詢、培訓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他各團體也廣泛開展海內外聯繫，增進友誼，加強合作，並努力創造條件，興辦各種實體，更好地為群眾服務。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團體把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獻計獻策，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此外，在工、青、婦各團體的推動下，群眾性的技術交流 、技術協作、技術攻關、技術培訓等也活躍起來，專業的科技工作者與群眾結合，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貢獻。
　工、青、婦、工商、科技各群眾團體還注意培養和教育群眾參政、議政，在民主參與、民主監督中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並注意代表和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為群眾說話辦事。
　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發展，工人、青年、婦女、工商界、科技界等群眾團體都面臨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將在現有成績的基礎上，加強自身的建設，增強組織活力，繼續發揮各自的特點、優勢，以開拓進取、求實奮鬥的精神，支持、參與各項改革和建設事業，全面履行維護、建設、參與、教育的社會職能，進一步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為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加快廣州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肩負起光榮的歷史重任。
　到1990年底，全市經市民政局核准登記的社團共492個，其中自然科學社團88個、社會科學社團81個、經濟社團60個、文藝社團75個、體育社團50個、教育和衛生社團19個、宗教社團9個、公益社團6個、基金會8個、聯誼社團及其他社團86個，另簡化登記手續的社團10個。因社團眾多，各有歸屬，各團體情況可見各分志。《廣州市志?群團志》則由工人團體、農民團體、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工商團體、科技團體等6章構成。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35\n
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志

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前身，是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4條第2款的規定，廣州市先行成立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以後建立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過渡形式。
　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于1949年11月27日召開第一屆會議。會議代表由廣州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商定名額分配，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市人民政府各機關、駐穗部隊等自行選派，另特邀部分代表。根據撈央政府委員會公佈的《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行使如下職權：聽取和審議撈共廣州市政府的工作報告；向廣州市軍管會和撈共廣州市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建議有關市政興革事宜；向人民傳達、解釋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並協助撈共廣州市政府動員人民推行之。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自1949年11月至1954年7月，經歷了5屆，共舉行過10次會議，都是根據撈共的方針、政策和人民政府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開展活動的。先後作出了關於發動慰勞解放海南島將士、推銷公債、救濟失業工人、擁政擁軍、“三反”、“五反”、發展生產、抗美援朝、貫徹婚姻法、貫徹執行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等方面工作的決議。
　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休會期間，設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由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主席1人，副主席若干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協商委員會的職權是：協助市人民政府實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協商並提出對市人民政府的建議；負責進行下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準備工作（包括與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共同商定代表名額的分配）；負責進行本市民主統一戰線工作。
　至1953年，廣州市經過一系列社會民主改革，國民經濟由恢復時期進入建設時期，人民群眾的組織程度和覺悟程度有很大提高，建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根據撈央政府委員會《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撈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規定，在普選的基礎上，由各區人民代表大會和駐穗部隊選舉產生市人民代表，于1954年7月22日召開了廣州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自此至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前，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經歷了6屆，共舉行過21次會議。
　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根據1954年頒行的《撈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行使職權。主要是聽取和審議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審議和批准廣州市財政預決算；規劃經濟，確定廣州市的城市建設發展方向，把廣州市逐步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城市；選舉廣州市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做到按時換屆選舉，有出缺及時補選，保證政權機關的工作正常運轉。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主要活動是保證撈共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在廣州市行政區域內的貫徹落實，如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反右整風運動、“大躍進”、調整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都在代表大會上傳達討論，並作出相應決議，號召全市人民積極貫徹。
　1966年5月，在全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自1965年12月召開第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之後，被迫停止一切活動。1968年2月21日，成立了廣州市革命委員會。雖然在1975年通過的憲法規定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既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又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但在當時民主和法制遭受踐踏的情況下，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一直沒有舉行會議和開展任何活動，廣州市革命委員會實際上是作為黨政一元化領導機關在起作用。
　至1976年10月，先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到恢復和發展。廣州市根據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撈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於1981年9月23日召開廣州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廣州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此之前，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沒有設立常務委員會，而是由廣州市人民委員會行使行政機關和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機關的雙重職權。這既不便於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開展經常性的活動，又不利於履行職權，發揮對行政和審判機關的監督作用。自1981年9月設立常務委員會後，這種情況得到改變。至1990年12月，常務委員會審議重大事項，作出決議231項，其中既有從宏觀上規劃廣州市發展的戰略，也有關於社會經濟、城市建設、教育科技以至物質、文化建設方面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聽取和審議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專題性工作報告和情況彙報142項，加強了對“一府兩院”的工作監督；草擬和制定了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科技、衛生、環境保護、城市建設管理等領域的地方性法規8個，適應了廣州市改革開放和安定團結的需要。從1982年起，每年都有計劃地組織執法檢查，截至1990年12月，共組織63次，檢查內容涉及的法律、法規61個，被檢查的單位881個（次）；制定了關於代表工作、常務委員會聯繫人民代表、實行議案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規的程序、任免廣州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監督工作、審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預算等方面的辦法、規定、規則，使常務委員會的職權行為規範化、程序化。此外，人大代表發揮了當家做主的作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參加行使國家權力。除在代表大會會議上履行代表職權外，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通過代表聯組、代表小組、代表專業小組等形式開展活動，進行視察，聽取情況通報，調查研究，醞釀議案，積極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
　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在撈共領導下，在堅持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過程中，不斷改進、完善、提高自己，越來越發揮出憲法和法律賦予它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作用。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3:48\n
廣州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志

廣州市的政治協商機構始建于廣州淪陷初期。1949年12月17日，由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產生了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以下簡稱“市協商會”）；1955年2月8日，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以下簡稱“市政協”）。
　市協商會是根據撈央政府《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建立，市政協是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建立。在撈共廣州市委員會（以下簡稱“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指導下進行工作。
　市協商會代表了市人民代表大會職權，1954年7月廣州市普選產生了人民代表並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後，市協商會於1955年2月結束，同時建立市政協。市政協不再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市協商會和市政協都是撈共廣州市委領導下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由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組成，是廣州市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是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團結合作、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其主要職能是對國家大政方針、地方重要事務、政策法令、群眾生活和統一戰線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政治協商，並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到1990年，廣州市的政治協商機構經歷五屆市協商會和七屆市政協。市協商會委員由第一屆的19個界別、25人發展到第五屆的25個界別、51人；市政協委員由第一屆的27個界別、105人發展到第七屆的31個界別、487人。先後由葉劍英、何偉任市協商會主席，王德、雍文濤、薛焰、羅培元、張漢青、楊資元任市政協主席。市政治協商機構彙集了各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不少有較高文化水平、科技知識、管理才能的專業人才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其發展歷程大體可分4個階段：
　第一階段，市協商會時期（1949年12月～1955年2月）。市協商會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進行工作。協商委員會議多是與市人民政府委員會聯合召開，在協助市政府鞏固地方政權、肅清匪特、恢復國民經濟、穩定市場物價以及推動各界人士參加歷次政治運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組織各界人士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宣傳貫徹1953年撈共中央提出的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協助市政府開展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54年為全市展開普選工作和為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與市政府共同進行了深入的動員和大量的準備工作。
　第二階段，市政協成立至1966年。1955年2月市政協成立後，依據全國政協1954年12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進行工作。1956年，市政協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團結和推動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錯誤地把一批民主黨派人士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後果，委員積極性大大受挫；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市政協工作又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1961年撈共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時，市政協積極協助市政府制訂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團結各界人士，克服三年經濟困難。1963年後，群眾性的階級鬥爭運動不斷，使市政協的工作受到了挫折。
　第三階段“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人民政協和統一戰線工作受到嚴重破壞，1967年市政協被奪權，政協機關被沖占，工作完全癱瘓；1968年，廣州市革命委員會派員進駐機關“捅馬蜂窩”，不少政協委員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國民黨殘渣餘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抄家和掛“牛鬼蛇神”黑牌上街遊鬥，還被收監受到迫害。
　1974年，市政協恢復了部分工作活動，學習委員會組織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學習撈共中央文件，開展批判林彪反黨叛國的罪行，但由於當時掀起“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市政協開展工作和學習都十分困難。
　第四階段，新的歷史時期（1976年10月始）。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至1978年，經過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行，開始撥亂反正，市政協協助政府陸續為“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迫害的人士落實政策，平反昭雪，政協委員各方面活動逐步恢復。1978年年底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市政協於1981年換屆，歷時16年的第四屆委員會宣告結束。從第五屆至第七屆（1990年）的10年裏，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繼續撥亂反正，在思想上、政治路線上和工作作風上糾正“左”傾錯誤；協助市委、市政府認真落實有關政策，清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財物，徹底糾正在“文化大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的冤、假、錯案；認真貫徹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堅決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堅持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開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為主要職能，團結各界人士，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維護安定團結，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職能，參與國家和地方重要事務的協商、研討和監督。市政協自恢復活動以來，多次參加撈共廣州市委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就撈共廣州市代表大會和市委全體會議的《工作報告》稿和市政府向市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稿，提出許多有益的意見；市政協舉行的歷次全體委員會議，同時列席市人大會議；常委會議均請市長或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施政情況，組織討論，提出建議；常委會議和主席會議還圍繞廣州市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等大政方針，進行協商討論，提出意見；各專門委員會的協商監督活動更為活躍，向市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許多改進工作的意見或建議；先後於1989年、1990年制定了《廣州市政協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和《廣州市政協關於貫徹執行“撈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撈共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意見》，撈共廣州市委予以轉發，使協商監督形成制度化。市政協委員還積極提出提案，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農林、教育、文化、科技、城建、交通、醫藥衛生、環保和社會治安等各個方面，提出批評和改進工作意見；1988年10月 ，市政協通過了《廣州市七屆政協提案工作試行條例》，使提案工作進一步完善；市政協還認真辦理委員、群眾來信來訪，會同政府有關部門研究，敦促解決。
　2.發揮政協的優勢，為改革開放和“兩個文明”建設獻計出力。政協集中了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才和知名人士，是高層次的“人才庫”和“智力庫”，在為促進改革開放，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想指導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開展對重大經濟決策的研討，就各行各業在生產經營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通過調查研究，與政府對口部門協商，提出意見和建議。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對外開放，擴大企業自主權；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搞活金融；擴大發展外向型經濟，改善投資環境，完善對外商投資優惠政策；搞好能源、電信、交通和城市基礎建設，以及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生產等方面獻計獻策。對加強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加強對青少年教育工作，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促進“星火計劃”的實施，推進科研體制改革，以及發展文化、醫療、體育事業等問題，都寫出了有情況、有分析、有建議的調查報告或建議，取得了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3.積極開展與港澳臺和海外的聯誼活動，為統一祖國、振興廣州經濟服務。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為包括兩個範圍的聯盟，市政協在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聯盟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委員會與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以下簡稱“三胞”）聯繫廣泛的優勢，採取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聯誼活動，加強與“三胞”的聯繫，擴大與港、澳、台和海外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發揮對外聯誼的特殊作用。市政協領導人先後出訪，宣傳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廣交朋友，邀請港澳和海外專家來穗講學，介紹先進科技，引進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積極為我市經濟建設服務。
　4.參與廣州市的法制建設工作。市政協1979年開始設法制組，宣傳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組織對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研討，提供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對廣州市廉政建設、治安的群防群治以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等都提出意見，獻計出力；對執法情況也進行調查，提建議作批評，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5.積極組織委員和各界人士在自願的基礎上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時事政治和方針、政策。特別是結合新時期總任務，學習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學習形式多樣，有輔導報告、參觀調查、座談討論等。通過學習，加深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認識，提高了理論政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增強了在共同政治基礎上的團結。
　6.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力量。自1959年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倡導在政協系統開展文史資料研究工作後，市政協即建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開展史料的徵集、整理和編輯工作，1960年開始出版《廣州文史資料》專輯，至1990年已出版43輯、719萬字。在海內外產生良好影響，對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7.開展辦學和文化交流活動。市政協充分運用“人才庫”的優勢，於1979年開始創辦廣州市政協業餘外語學校，1986年建成了8層教學大樓，發展成為有30多個班級的外語學校，到1990年年底，為改革開放培養了2萬多名外語學員，多次被評為省、市業餘教育先進單位，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市政協與市參事室、文史館合辦了廣州書法藝術學校，培養了大批學員並多次在國外舉辦展覽。市政協於1986年創辦了具有愛國統一戰線特色的綜合性的《共鳴》雜誌，以立足大陸，面向“三胞”，溝通內外，加強聯誼，增進共識為宗旨，積極介紹大陸和“三胞”的有關情況，宣傳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祖國統一，取得較好的成效。此外，還成立了詩書畫室，繁榮藝術創作，聯繫穗港澳三地詩書畫界人士，舉辦展覽和雅集等。1981年，由市政協幾位副主席發起，成立了廣州嶺海頤老會（聯繫老年人士的社會福利團體）。該會於1984年開辦了嶺海老人大學，並於1987年建成了9層綜合性“老人之家”的嶺海大樓。
　8.不斷加強政協的自身建設。隨著統一戰線範圍的擴大，市政協調整充實委員，提高委員對人民政協性質、地位、作用的認識，樹立政協大有作為的信心，建立和健全了各項工作規則，制定了會議制度；並加強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聯繫協作以及對市屬區、縣政協的聯繫和指導。1989年5月，由市政協牽頭興建了6層的廣州市民主大樓，提供了統戰系統14個單位辦公地方，大大改善了市政協和各民主黨派、有關人民團體的辦公條件。
　事實說明，市政協成立後，在廣州市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其他組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大業作出了貢獻。展望未來，人民政協任重道遠，大有可為。今後，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繼續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努力開拓政協工作的新局面，進一步發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作用，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統一祖國、振興中華作出更大貢獻。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01\n
人物志

廣州是一座有２０００餘年歷史的文化名城，向來是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千百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一代代的風雲人物；不少非廣州籍人士也在這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秦代以前，廣州地區是南越族人聚居的地方，但同中原地區已有密切交往。如戰國時，“南海”人高固任楚威王宰相，為楚國文教作出貢獻。
　秦始皇統一嶺南後，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治設在廣州（當時稱番禺）。首任南海郡尉任囂便在廣州建城，史稱任囂城，為廣州建城之始。任囂死後，趙佗繼任。他在任囂城的基礎上進行擴建，史稱趙佗城。他十分重視嶺南和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還採取“和輯百越”的政策，尊重越人風俗習慣，鼓勵漢越民族通婚，任用越人官吏，自己則穿越服，行越禮，深得越人愛戴。在趙佗避秦末之亂建南越國後，漢朝廷大夫陸賈先後兩次來到南越，說服趙佗“臣服”中央政權。與此同時，一些南海郡越人也到漢朝廷任要職。如張戊、張賣、鄭嚴、田甲、畢取、鄧宓等。他們對於廣州地區以至整個嶺南地區的開發，對於漢越民族的融合及祖國的統一，都有過重大的貢獻。
　從漢代至清中葉近２０００年的我國古代史中，廣州在接受、弘揚中原文化中不斷發展。漢代初年，她已成為全國商業都會之一，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漢至清，她都是歷代郡、州、道、路、府的治所，其間還曾兩度成為地方小王朝的首府。她還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這種歷史條件，造就了廣州歷史上不少對本地區以至祖國的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本籍人從政成為朝官或封疆大吏政績昭著者，代有人出。如漢楊孚，晉王范、陶延，南朝宋周靈甫，唐鄭愚、何澤，南漢吳懷恩，宋古成之、張書元、崔與之、蒙甄、劉鎮、李昴英、曾槐、張鎮孫、王道夫，明黃哲、陳道、曾陳易、湛若水、何維柏、黎貫、張大猷、黎遂球，清初陳子壯、張德桂、莊有恭、林桂、江化龍……。楊孚為漢和帝時議郎，曾諫阻和帝出兵匈奴及建議廢止邊地獻異珍，主張息兵愛民；何澤為後唐莊宗時洛陽令，莊宗淫於畋獵，踐害百姓莊稼，何馬前以死諫阻；崔與之是南宋名臣，歷任多處地方長官，所到之處，反貪官，拯饑民，又是抗金名將，屢建戰功，最後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李昴英亦是宋末名臣，官至吏部侍郎，為官剛直，不畏強權，曾多次彈劾權奸史嵩之、賈似道；張鎮孫是宋末狀元，時元兵南侵，張率兵收復廣州，後兵敗被俘，以身殉國；黎遂球有“粵中屈原”之譽，明末臨危受命，提督粵師抗清；清軍佔領廣州後，陳子壯聯合順德陳邦彥、東莞張家玉奮起抗清，最後都壯烈殉國；莊有恭為清初狀元，歷任江蘇、浙江巡撫，任內大力興修水利，促進了當地生產發展，譽滿江南。同一歷史時期，不少流宦廣州的外地人士，也為廣州的社會發展作出很大貢獻。三國初年，吳虞翻被流放番禺，在虞苑（今光孝寺）設宮講學，從學者數百人，為廣州學校教育之始；吳步騭為交州刺史，平整番山之北，擴建毀壞了的佗城；晉陶侃任廣州刺史，“悉取賓佐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澄清吏治及社會風氣；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酌“貪泉”之水而廉潔自律，整肅貪污惡習；南朝至隋朝初年，高涼郡俚族首領冼夫人多次進軍廣州擊敗謀反割據的軍閥，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唐開元間，宋璟任廣州都督，鼓勵人民燒陶制磚瓦，改造廣州茅草房建築；唐大歷年間，嶺南節度使李勉鼓勵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推動了廣州外貿事業的發展；南漢高祖劉龑，平禺山，鎮瀕江低地，擴展新城，促進了廣州城建及經濟文化的發展；明洪武年間，永嘉侯朱亮祖改造舊城，擴大市區並主持興建鎮海樓（五層樓）；嘉靖年間，兩廣總督吳桂芳曾築廣州外城；清道光年間，廣東巡撫阮元創建了學海堂。
　在歷史上，農民多次在廣州起義或進軍廣州。晉代，農民起義軍首領盧循佔領廣州達六七年之久，在小港建新城，開發河南地區；唐代，黃巢起義軍曾攻佔廣州數月，在這裏殺貪官，懲豪強；元至元年間，增城朱光卿聚眾起義，撈國建政號“大金”；明正統年間，黃蕭養起義軍水陸兩路圍攻廣州近年，最後在廣州城南壯烈犧牲；明天啟年間，增城爆發廖九寰農民起義，從化亦爆發鐘國讓起義。清代初年，番禺人李榮、周玉領導反“遷海”起義（清廷為防止臺灣鄭成功及沿海抗清勢力聯合反清，強迫沿海居民內遷３０～５０裏，剝奪了沿海居民的生計），最後迫使清廷取消“遷海”禁令。
　作為嶺南中心地區的廣州，文化教育事業向稱發達；在古代，出現不少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據史書記載，漢初張賣，善為越謳。東漢楊孚，著《嶺南異物志》，史稱越人撰著之始。晉人王範，著《交廣春秋》，為越人所著第一部地方誌乘。南朝梁劉刪，是有名詩人，時人譽為“嶺海奇才”。唐代鄭愚，寫了不少關心民眾疾苦的詩，有杜甫之風。宋代，著名詩人、學者有崔與之、李昴英、梁觀國、張鎮孫等。元末明初，文學史上“南園五子”中，廣州籍人有趙介、李德、黃哲三人；又有陳大震著《南海志》，為現存最早的廣州志書（殘本）。明代中葉，有“南園後五子”中的黎民表、李時行；湛若水曾師從陳獻章，成為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詩人。明末詩人有韓上桂、黎遂球、函熲（曾起莘、天然和尚）、梁朝鐘、張喬、王邦畿、屈大均等。黎遂球有“牡丹詩狀元”之譽；張喬是廣州名妓，能詩善畫，作品“清麗有致”，同南園名士常有交往，是嶺南文學史上第一位著名女詩人；屈大均則是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首，為最負盛名的詩人，著有詩集多種，又著《廣東新語》，是記述嶺南名物最豐富的名著。清初，著名詩人有“北田五子”之一的陶璜，“嶺南三家”之一的梁佩蘭，“嶺南四家”之一的呂堅；此外還有梁無技、方殿元、王隼、許遂、方還、方朝、王瑤湘（女）、黃喬松、李士禎、陳曇、黃玉階等。眾多詩人之中，以梁佩蘭成就最高，其長篇七言樂府歌行，深刻反映民間疾苦，為文學史家所稱譽。清初詩壇還有一值得注意的有趣現象：王隼是明末詩人王邦畿之子，王瑤湘則是王隼之女，一家三代，俱為詩人；方還、方朝是親兄弟，又同是方殿元之子，父子三人同是詩人。
　既是嶺南地區的中心，又是最早對外開放港口的廣州，歷代不少海內外宗教界重要人物來到廣州進行宗教活動。晉代，著名道教理論家、科學家葛洪曾在廣州停居１０年，後又在羅浮山煉丹和為群眾看病，直至死去。梁武帝中期，天竺國王子菩提達摩來到廣州，創建西來庵（即華林寺），為我國佛教禪宗之祖。據傳唐初穆罕默德近臣阿布?宛葛素到廣州傳播伊斯蘭教，創建懷聖寺和光塔，此兩處至今仍是廣州以至全國伊斯蘭教的聖地。唐高宗年間，高僧惠能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在此進行佛教理論的研究及改革，終成為佛教禪宗六祖、南宗頓教的始祖。清代中葉，廣州籍道士李青來在廣州河南漱珠崗創建純陽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是宗教活動家，還是著名科學家，他們的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科技史上都占一席之地。葛洪的煉丹術，其實是一種化學實驗。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以葛洪為代表的煉丹家，是近代化學的先驅。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實是一部急救手冊，至今仍是醫學上的瑰寶。李青來所著的《寰天圖說》，是我國天文學史上極其珍貴的一部著作。
　清代初葉，廣州被定為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因而形成了對外貿易壟斷性行商的十三行，出現了家財億萬的官商階層。其中代表人物為潘振成、潘有度、伍秉鑒、盧觀恒等。他們不僅對地方以至全國的經濟發展舉足輕重，而且在政治、外交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還對廣州的公益事業作出過貢獻。
　如果說，古代廣州由於地處偏遠，開發相對較晚，故其人物群體在數量和份量上比之中原地區有所遜色的話；那麼，近、現代的廣州則是中國社會規模空前變革的重要舞臺，其人物群體有如群星璀璨，光照寰宇。
　這一歷史時期，廣州成了中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可以說，我國歷次民主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在廣州進行過重大活動，建立了不朽的功業；與此同時，廣州籍人士中也湧現大批軍政要人和革命英烈。揭開中國近代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就爆發于廣州，林則徐、鄧廷楨就是在廣州領導中國軍民進行堅決的禁煙鬥爭和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關天培則在這一鬥爭中壯烈殉國。廣州人民也發動了三元里抗英鬥爭，在群眾中產生了何玉成、顏浩長等英雄人物；進行了長時期的反入城鬥爭，湧現了一批愛國士紳。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其主要領導人中的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就是廣州花縣人。這一運動的理論準備和組織發動階段，是在廣州地區初步完成的。同一時期，由陳開、李文茂領導的洪兵起義，也在廣州地區進行了激烈的戰鬥，配合聲援了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領導人康有為，曾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培養了梁啟超等維新變法人才，傳播維新變法理論。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廣州籍海軍將領鄧世昌在大東溝海戰中率艦英勇作戰，為國捐軀。在辛亥革命中，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等一大批革命家長期在廣州進行重要活動，本籍人士參加興中會、同盟會者為數甚多，其中對革命有功勳者有徐紹楨、古應芬、何香凝、胡漢民、朱執信、許崇智……。邑人為革命而犧牲者亦為數不少。史堅如謀炸廣東巡撫衙門，被捕後堅貞不屈，英勇就義；辛亥“三?二九”廣州起義所犧牲的七十二（當時收殮數，實不止此數）烈士中，廣州籍就占２０人，又其中僅花縣就有１８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是在廣州發生。這一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家雲集廣州。毛澤東等參加了國共合作的領導機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周恩來等參與黃埔軍校的開辦與教學；鄧中夏、蘇兆征、楊殷、劉爾松等領導了省港大罷工的鬥爭；張太雷、惲代英、葉挺、葉劍英、周文雍、陳郁等領導了廣州起義。在這期間，廣州籍革命者犧牲甚多，其中有黃謙、林寶宸、王福三、何耀全、沈青、陳複、許卓（許在撤出廣州後在福建犧牲）等烈士。抗日戰爭期間，廣州人民在撈共領導下組織了廣州市區遊擊第二支隊，不斷襲擊駐廣州的日軍，司令員吳勤（南海人）、大隊長衛國堯（廣州人）在鬥爭中英勇犧牲。廣州淪陷之役，葉劍英、方方、陳賡、鄧華、賴傳珠、尹林平等指揮者為廣州人民立下了豐功偉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期間，廣州市歷任黨政領導人中政績昭著者有葉劍英、朱光等人。
　在近現代史上，廣州也出現過反面人物：駱秉章是血腥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劊子手；許應騤是反對“戊戌變法”的“禮部六堂官”中的首要分子；抗日戰爭期間，則出現了汪精衛、李輔群這樣臭名遠揚的漢奸賣國賊。
　近現代的廣州，文學藝術界人才輩出。清末，著名詩人有林伯桐、劉華東、張維屏、馮詢、譚瑩、葉衍蘭、潘飛聲等人。張維屏的《三元里》、《三將軍歌》等詩，是鴉片戰爭的英雄史詩，向為文學史家所稱道。當代女傑、作家魯迅夫人許廣平，整理了魯迅先生大量遺稿，為革命文學作出重大貢獻。繪畫藝術在近現代的廣東形成了在全國獨樹一幟的嶺南畫派，其奠基者為居巢、居廉兄弟，創始人則是其弟子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現代粵劇改革家，名伶薛覺先、馬師曾，一代曲藝名伶小明星、徐柳仙，他們雖非廣州籍，一生的主要活動卻在廣州。被譽為廣東典雅音樂的創始人何柳堂，則是廣州籍人士。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廣州籍“無產階級音樂先驅”、“人民音樂家”冼星海，他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等一大批革命歌曲，以充滿愛國革命激情而又完美的音樂形象，鼓舞了中華民族為求獨立解放而鬥爭。
　這時期科技教育界也出現了不少傑出人物。清末民初的詹天佑，負責建成京張鐵路，這是我國自己設計、施工的第一條鐵路幹線，它打破了外國人對中國鐵路建築的壟斷，使中國人民吐氣揚眉。當代人彭加木則是科學史上第一個穿越羅布泊進行考察而殉職的科學家。此外，如化工專家陳宗南、被譽為古今十大科學家之一的沈鵬飛、土木及機械工程專家羅明燏、中西醫結合先驅黃省三等，都對我國的科技事業及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在教育事業中有突出成就者清末有吳道鎔、梁鼎芬、丁仁長，中華民國及撈國建政後則有何劍吳、鄭洪年、金曾澄、許崇清、張瑞權、張穎儀等。許崇清數度出任中山大學校長並對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有重大貢獻。張穎儀則畢生為聾啞人教育嘔心瀝血，是廣東聾啞教育的開拓者。非廣州籍人對廣州教育事業有突出成就者有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等。至於近現代長期活躍在廣州地區的科學界人士則多不勝數，下面是其代表人物。自然科學有：數學、物理學家鄒伯奇，博濟醫院的創始人伯駕（美國人），我國第一個飛機製造者馮如，著名建築師呂彥直，“中國稻作學之父”丁穎，我國植物分類學主要奠基人陳煥鏞，曾為我國培養大批一流數學家的姜立夫，國際著名病理學家梁伯強，還有農學家鄧值儀，地質礦物學家何傑，眼科專家陳耀真、病理學家秦光煜等。社會科學方面有：史學家陳寅恪，哲學史學家杜國癢，教育學家林礪儒，古文字學家容庚，經濟學家卓烱等。
　廣州近現代經濟界人物，要提及的是官商十三行繼承人廣州巨富潘正煒、潘仕成。他們生活在鴉片戰爭前後，在鴉片戰爭中，他們捐出鉅款抗英，平日亦曾為振興地方文教及公益事業作出了貢獻。陳濟棠主粵８年，期間創辦制糖、造紙、紡織、水泥等一大批現代工廠，修建了廣州港和數千里公路，還建設了海珠橋、中山紀念堂等一大批公共設施。近現代是廣州民族工商業發生發展的時期，不少本籍及非本籍人士，在工商各行業的發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如陳啟沅、岑國華對繅絲業，薛廣森、林志澄、薛則民對機器製造業，譚禮庭、梁墨緣對航運業，馮銳對制糖工業，梁智華對制傘業，梁日新對制牙刷業，王生保對電力工業，陳丕揚對造紙工業，郭棣活對紡織工業，梁培基對制藥業等。他們或是在撈國建政前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排擠作不屈鬥爭，或是在撈國建政後艱苦創業，為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香港同胞黃長水、何賢，在國共內戰及撈國建政初帝國主義對華禁運時期，組織運輸大量急需物資回國，為新中國的建設立下不朽的功勳。
　廣州為我國著名的僑鄉之一，由於地理及社會原因，近現代，大量廣州人到外國及港澳地區謀生。他們對僑居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陸才新是開發毛里求斯的功臣；胡璿澤在新加坡創辦黃埔公司，促進了當地外貿發展，他還大力發展園藝事業，對新加坡成為“花園之國”有大功勞；鄭景貴開發馬來西亞的錫礦；徐肇開發展新西蘭的淘金業；陳秀連被譽為“吉隆坡華人鐵廠之父”；戴宗漢被尊稱秘魯“農業功臣”……。廣大華僑（包括廣州籍與非廣州籍者）對廣州的建設也功勳卓著。張振勳創辦廣州亞通機器織布廠，黃秉常創辦廣州第一家電燈公司，胡棟朝全面規劃廣州馬路建設，蔡昌創建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廈前身），陳卓平創建愛群大廈，朱英南創辦美華百貨公司，楊高臣製造出廣州第一批手拉織襪機，唐佩湛開辦廣州第一間火柴廠，王源興、黃潔在撈陷初期開辦華僑工業建設公司……。廣大廣州僑胞一貫熱愛祖國，積極回國參加國內歷次革命運動。其代表人物有：辛亥革命時期的宋居仁，大革命時期的徐茂均、彭澤民，國共內戰及『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陳其瑗等。特別是改革開放時期，廣大僑胞及一些外國友人捐出鉅款在廣州興辦公益事業，投資興辦各類企業，對將廣州建設成國際大都市作出重大貢獻，這些人物集中在三批“廣州市榮譽市民錄”中，而且多是在世人物。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以來，廣州成了全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湧現了大量改革開放的弄潮人物；全國各行各業的精英，也雲集廣州一顯身手。人物薈萃的現象，為任何歷史時期無可比擬。然而，遵循方志體例，這裏未作記述。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12\n
風俗志

廣州古為嶺南蠻荒之地，其風俗的根基在中原，千百年來又吸收了外來的文化，而最終於本地獲得了認同。古今風情薈萃，中西文化交融，產生了許多特異的風俗。特別是廣州作為廣府民系的中心，其人文素質和語言風習都有許多特異之處，構成了廣州風俗的特殊氛圍，使它有別於其他民系和民族。
　從人文素質方面看，廣州的風俗有著深刻的歷史成因。廣州先民在古代交通極不方便的情況下，從中原千里迢迢來到南海之濱。坎坷的道路，使他們歷盡了艱辛；官場的失意，使他們對中原故土無可依戀。沒有歷史的重負，加上地處南疆，統治者鞭長莫及；心理的隔膜和地緣的偏離，使得廣州人正統觀念較為淡漠。廣州在歷史上是著名的外貿港口，對外經濟交往頻繁，受外來思想影響較大，因而在政治上表現出較強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經濟上的通融性和實效性，思維上的活躍性和創造性。廣州人精明實幹、富於冒險、勇於開拓、兼容靈變，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善於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因素，使整個社會煥發出強勁的活力，因此在近代的歷次社會變革中，都處於前列的地位。這些人文基因，在廣府民俗中處處閃爍著光彩。
　歷史上曾有過四次中原人大舉南遷的記載：“自漢末建安至於東晉永嘉＊（＊永嘉屬西晉年號，黃《志》記述有誤。）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明嘉靖黃佐修《廣東通志》)嶺南一帶許多傳統節日的內容及習俗，大多與封建王朝的祭祀活動相關，如春日迎土牛，元日禮神賀歲，二月作社，三月行青至冬日祭祖等，都由王室、宗族祀禮發展而來；一些重要節日，如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等，也都承襲中州例俗。所不同的，只是由於地域、環境、民情的變異，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春節迎神祭祖、守歲、吃團年飯、貼春聯、舞龍舞獅、“賣懶”(即中州所謂“賣癡呆”)、人日吃七樣菜(即中原古風“吃春盤”)等，都和中原地區大同小異。由於嶺南春色常在，一年四季百花盛開，所以廣州除夕十裏花街上那熱鬧的場景，是嶺北他處所罕見的。嶺南的醒獅，也有別於北方的獅子。北方獅講究形似，由兩人扮演，四腳著地，活像真獅一般；廣州的醒獅講究神似，重在獅頭，風格與造型都迥然不同。更有一些特異的節日，如正月二十四的“生菜會”，二月十三的“波羅誕”，四月十七的金花誕，七月二十四的鄭仙誕等，都是廣州所獨有的，其中包含著許多美好的故事和傳說。生菜會原與送子觀音誕有關，人們取其“生子發財”之意，正巧“生菜”與“生財”音近，便借此為會，近年更塗上了濃重的商業色彩，借此招商引進外資。波羅誕則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廣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波羅廟中供奉的波羅國使者，說明了廣州人對西方文明傳播者的敬重，對四方豪賢的崇尚。在近年改革開放的潮流中，廣州群眾性的文化生活蓬勃發展，除一般的歌舞廳、卡拉ＯＫ之外，高檔次的文藝沙龍、音樂沙龍、學術沙龍也在湧現或恢復。交響樂和芭蕾舞也能在廣州找到知音。在商場上努力拼搏的廣州人，善於抓緊一切機會，陶冶性情，開拓眼界，增長知識，邁向更高的階梯。這些都是歷代風俗文化薰陶的結果。
　最能體現廣府民系市井風情的是廣州飲早茶的風俗。其趨時變奏的格調，可以說是廣州社會的一個縮影。在各種各樣的茶樓裏，不但能領略到廣州飲食文化的品味，還可以看到廣州社會的人生百態。人們在那裏交朋結友，洽談生意，迎來送往，果腹消遣；還有江湖聚首、相面賣唱、文人雅集等，無奇不有。那“生猛海鮮”的粵菜風味，?狗、?雀、燴蛇羹的拿手絕招，還有“星期美點”、象生拼盤、明爐乳豬、無篤石螺；總之天上飛的、地下爬的、水裏遊的，幾乎都可以在廣州茶樓的餐桌上品嘗到。要體味“食在廣州”之真情，最好上廣州茶樓。它的誕生，是商業世界的產物；它的發展，與嶺南文化息息相關；它的風格，融中西於一爐，集食藝於一堂。這是體察廣州風俗的一個櫥窗。
　廣州民俗豐富多彩、古老而又年輕，這是其顯著特點之一。南北文化的融會、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這一特點形成的主要原因。這裏邊有歷史的緣由，也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因素，包括溫和的氣候、富饒的物產和占盡八面來風的地利。廣州風俗中至今保留著許多古老的習俗，也有外來民俗習尚的痕跡。在廣州，可以看到人們熱熱鬧鬧地過春節，行花街，亦可看到不少人在過聖誕節，過情人節。他們一麵食蛇、烹狗、?禾花雀，又一面吃漢堡包、日本壽司、喝雞尾酒；一面舞龍舞獅出“飄色”，又一面跳迪斯科、探戈、唱卡拉ＯＫ；一面復興旗袍、香雲紗，又一面穿牛仔褲、超短裙；一面燒香拜佛供財神，又一面操著電腦預測股市風雲……這些強烈的反差，正是古今民俗交融、中西文化撞擊的結果。
　廣州民俗活潑明快，充滿南國水鄉的浪漫情調，這是其另一特點，也是由廣州特殊的人文結構和地緣條件所決定的。山清水秀的自然環境，培育了人們清麗活潑的性格；桃紅柳綠的繽紛花園，本身就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畫圖；瀕臨大海的浩淼景象，激發人們的聯想遐思，鼓舞著人們開拓、創業的精神。你看賽龍奪錦那奮勇拼搏的場面，舞醒獅時催人振奮的鼓點，出“水色”時那浪漫的情懷，舞醉龍、舞鼇魚時那投入的神情，都會使你沉浸在一種輕快熱烈的氛圍之中。在飲食風俗方面，清新淡雅的粵菜，講究意頭的菜譜，生猛肥美的海鮮，奇特多樣的食品，給人一種食藝相彰的享受。年晚花街上那融融的春光，那甜美輕快的廣東音樂，七夕乞巧節展出的纖巧的工藝精品，不但令人感到輕鬆、舒坦，又催人奮發、進取，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這就是廣州民俗的主旋律。
　廣州風俗的第三個特點，是它的兼容、溫馨，這和廣州的人文氣質密切相關。廣州人一般不大善於表露感情，不比北方人那種熱情豪爽的性格；但他們比較溫存，且極重情義，崇尚豪賢，一旦相知，便可披肝瀝膽。在廣州故事的人物畫廊中，有許多可敬可愛的形象，不少並非廣州人，如神仙太守鮑靚，是山西上黨人。他為政清廉，任用賢才，深受廣州人的愛戴；他的女兒鮑姑，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神醫，至今還被供奉在三元宮中；他的女婿葛洪，江蘇句容人，原是他手下的一位賢才，精通煉丹術，廣州人稱之為葛仙翁，至今羅浮山還有他的食廟。方士安期生，山東琅琊人，在白雲山下行醫濟世，廣州的鄭仙誕就是為紀念他的，至今白雲山蒲澗還有鄭仙祠。還有清官吳隱之、名將林則徐、大作家韓愈、蘇東坡等，都不是廣州人，但他們為南北文化交流，為拓展嶺南的基業作過貢獻，為廣州人民做過好事，廣州人民懷念他們，特地設置一些誕會、寺庵，以寄託感念的情懷。直到近年來改革開放中，廣州華僑愛國愛鄉的赤子之心亦處處可見。廣州人生活中的人情氛圍亦相當濃重，“人情”開支比重不小；婚喪壽誕不用說，平常探親訪友，也得帶點“手信”。廣州的茶樓酒家，也是人情交往的“大觀園”。
　但亦不能忽視封建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對廣州民俗的負面影響。不少粵人篤信鬼神，“其風俗事佛尤謹”。“俗尚巫，凡有病或使嫗持衣燎火，而招於門；或延道家逐鬼，甬聲嗚嗚，自宵達旦。諺雲：‘禾黃鬼出。’”(《中華全國風俗志》上編，廣東章、廣州目)民間信奉雜神特多，能列出名目的就有600多位，隨之而來的驅邪趕鬼、避邪、鎮符、禁忌等習俗也相當複雜，語言的忌諱也相當多，如“乾杯”叫“飲勝”，“豬肝”叫“豬潤”，“豬舌”叫“豬利”。甚至一些消失已久的陋俗，近幾年又沉渣泛起，如七月施孤撒水飯，打小人，問米、占卦、起犯、看風水等，一些人經不起商海的浮沉而盲目禮拜，商店請進了武財神關公；也有的人鋌而走險去賭博。古代哲人尚知道觀風俗以正教化，司馬遷說：“禮從宜，事從俗。”東漢學者應劭提出：“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為其上也。”(《風俗通義》校譯序)。諸如此述，庶幾為《風俗志》之編撰要義。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24\n
語言志

廣州話又稱為粵語、廣府話或白話。以廣州話標準的粵語流行於廣東境內的廣大地區和廣西一部分縣市，廣東境內的粵語又可以分為幾個片：一，廣府片。主要分佈在廣州、佛山、南海、番禺、順德、三水、花縣、從化、清遠、龍門、佛岡、增城、東莞、寶安、深圳、中山、珠海、英德、肇慶、高要、高明、新興、雲浮等縣市；韶關、曲江、樂昌等縣市的城區話也屬這一片，香港、澳門也在這一片之內。總計廣府片的人口約有2000萬。二，高廉片。主要分佈在陽江、陽春、茂名、高州、電白、信宜、湛江、遂溪、化州、吳川等縣市，人口約600萬。三，羅廣片。主要分佈在四會、羅定、德慶、廣寧、懷集、封開、郁南、陽山、連縣、連山等縣，人口約700萬。四，四邑片。主要分佈在鶴山、江門、新會、恩平、開平、臺山、斗門等縣市，人口約400萬。總計本使用粵語的人數在3800萬左右。此外，廣西的梧州、蒼梧、賀縣、南寧、柳州、邕甯、崇左、寧明、橫縣桂平、平南、玉林、北流、容縣、岑溪、藤縣、蒙山、貴縣、昭平、博白、欽州、合浦、浦北、靈山、防城、北海等縣市也使用粵語，人口約1300萬。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如南北美洲、大洋洲、東南亞、歐洲、非的華僑、華裔也多使用粵語，人口約在1500～2000萬之間。總計起來，全世界使用粵語的人數約有7000萬。?
　粵語各個片以至各個語點之間，在語音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特別是四邑片與廣府片之間有更大的差異。詞彙方面也有一些不同，語法方面略有差別。由於各地區之間的語具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在近一兩百年來，廣東省省會所在地廣州的語音，成為粵語區各地的標準音。廣義的廣州話是指粵語，狹義的廣州話則是指作為標準語的廣州市所使用的語言。?
　廣州位於廣東省的中南部，是珠江的出海處。廣州市轄有8個區和4個縣。8個區是：越秀、荔灣、東山、海珠、白雲、天河、芳村、黃埔。4個縣是：番禺、增城、花縣、從化。?
　越秀、荔灣、東山以及海珠區的一部分是在傳統的城區之內，可以稱為“老市區”；而白雲、天河、芳村、黃以及海珠區的另一部分(如新滘等地)則是原來的“近郊區”。近年來，把白雲等近郊區也劃歸市區。現在所指的廣州話，應是包括老市區和原來的近郊區在內的較大範圍(8個區)的語言。?
　在現轄廣州市區城內，以使用廣州話為主。但原近郊區如白雲區境內，卻散居著許多操客家話的居民，如九佛、鐘落潭、竹料、太和、新市、三元里以及沙河一帶，使用客家話的人約有一二十萬。?
　此外，還有少量使用潮州話、福建話的居民。這些人是在近數百年來逐漸由廣東其他地區及外省遷移至廣州市區周圍的，他們入居郊區以後，一方面保持其原有語，另一方面也使用廣州話，在交際活動中形成了雙語制。在雙語並用的過程中，彼此的語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對方的影響。當然，廣州話對其他語的影響是主要的。?
　廣州老市區與郊區的語音有不小的差異，特別是北郊的人和、龍歸等地。這些地方的語音保持了廣州話較早期的某些語音特點，存在一條發展漸變的線索，地域的由遠到近與語音差別的由大到小基本上相一致。?
　通過對比研究，可以看出現代廣州話的語音系統是如何從較遠地區的語音逐漸發展變化而來的。?
　廣州郊區以至整個粵語地區各片的語雖有一些差異，但不同地區人們的交際以及戲劇、曲藝等活動所使用的語音，都以廣州音為標準。各地粵劇團都以省城的語音來演唱，廣播台、站也用較地道的廣州話播出。?
　總之，廣州市區的語，成為粵語區的地域標準語，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成為規範各地語言的準繩。?
　廣州市區的語言，過去有一種說法是以荔灣區西關一帶的話為標準。西關的居民是廣州市較早的居民，而其他地區如東山、越秀區等的居民較多是由外地遷入的。而且，西關的語音與市區其他地方比較起來也有一些特點，所以過去一般認為，西關話是廣州市話的代表。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西關話與其他各區的話漸趨一致，不必要把它當作廣州話的標準。現在廣州市各個區除原近郊區的話與傳統市區略有差異之外，老市區的語言特點已相當一致了。因此，這裏所說的“廣州語”，是指用作粵語標準語的廣州市話，即狹義的廣州語。?
　廣州話是我國南方地區使用的重要語，它流行的地域廣，使用人口多。它在廣東省以至全國的幾種主要語言中，佔有較為特殊的地位。?
　廣東省是我國的南大門，毗鄰港澳，是我國率先實行開放、改革的省份，在國內外的經濟交流活動中，廣東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廣州市使用的語，在海內外的交際活動中，日益呈現其重要性。廣州話這種重要作用的發揮，有它若干個因素。?
　一是作為廣東以至內地各省與國際交往的重要通道香港，使用的就是粵語，而它用的粵語，則是以廣州話為標準的。?
　二是海外的眾多華僑及華裔人士使用的主要也是廣州話，他們回國投資、洽談貿易、探親、參觀、旅遊，多是使用粵語。?
　三是廣東省境內各地(如韶關、肇慶、湛江、中山、東莞、江門、深圳等)操粵語的人，在各地進行商業活動時，使用的一般也是以廣州市區語為標準的粵語。?
　四是廣州作為全省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各種傳播媒介以及文藝活動所使用的也是廣州話，“標準的”廣州話正日益為全省各地群眾所學習和接受。?
　五是廣州話成為“穗-港-澳”一線各地使用的重要語言，因而促使世界各國商業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重視對此種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某些大學均開設有“廣州話”這一課程，傳授這種語。隨著我國經濟、文化各方面事業的發展，隨著開放、改革的進一步推行，廣州話將在國內和國際的交際活動中，更加顯現其重要地位。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39\n
宗教志

廣州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基督教”一詞是指主要包括天主教（又稱羅馬公教）、正教（又稱東正教）、新教（又稱耶穌教）等三大派別的總稱。在中國，“基督教”通常是指新教而言。本書的“基督放’亦指新教。）。後兩教傳入廣州較晚，其餘三教在廣州均有千多年的歷史。
　佛教傳入廣州最早。三國吳五鳳二年（255），西域人支疆梁接到廣州從事翻譯佛經，是目前所知佛教傳入廣州的最早記載。西晉光熙元年（306），道教理論家葛洪從中原南來廣州從事道學研究和寫作。從此，佛、道兩教綿延南粵。隋以後，因各朝代統治者偏愛某一宗教而出現過揚道抑佛或崇佛毀道的情況，但佛、道兩教在廣州的流傳卻千載延續。
　隋末唐初，廣州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日。西亞各國渡海來廣州貿易的商人中，有不少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們長時間居留廣州，按照穆斯林的傳統就地過宗教生活，並在聚居地興建清真寺，伊斯蘭教從此傳入廣州。唐宋時期，廣州伊斯蘭教主要在外國僑民中流傳。元代以後，北方各省的穆斯林大量南下廣州，使廣州伊斯蘭教從僑民的宗教發展成為回族人民傳統信仰的宗教。
　天主教在明末進入廣州，曾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後因在信仰上和文化傳統上羅馬教廷與當時中國統治階級的矛盾加劇，天主教被朝廷禁止傳播，但時禁時弛。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後，教禁加厲，廣州大主教堂全部關閉，傳教士被驅逐出廣州。清嘉慶十二年（1807）起，基督教傳教士也開始進入廣州活動，但當時只能利用商業和行醫作掩護秘密傳教。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准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通商口岸建教堂和傳教。從此，天主教、基督教傳教士大批進入廣州，公開傳教。
　廣州的佛教主要是禪宗和淨土宗。現存的廣州佛教五大叢林寺院，均屬禪宗道場。廣州道教從明代起有全真道和正一道，以全真道龍門派為主流。廣州伊斯蘭教屬遜尼派系。這三個教基本上以寺庵、宙觀、清真寺為單位各自獨立開展活動，沒有統一的教會組織。中華民國期間才先後建立起比較鬆散的宗教社團組織，如“廣東省佛教總會”、“中國回教俱進會粵支部”等，以維護本教的合法權益。經濟來源主要以歷代統治者或信徒的佈施（捐獻）和宗教活動收入為主。天主教自傳入廣州後一直受羅馬教廷和外國傳教會（即“修會”）控制，組織統一，機構嚴密，經費由教廷和外國的修會供給。廣州基督教有19個教派，除個別外，分別隸屬于英、美、德等國的“差會”組織。
　撈國建政前夕至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全市共有寺觀教堂132間，其中佛教寺庵55間，道教官觀3間，伊斯蘭教清真寺4間，天主教堂8間，基督教堂62間。有宗教職業者680余人，教徒共約3萬餘人。至1990年，全市寺觀教堂共21間，其中：佛教寺庵6間，道教官觀2間，伊斯蘭教清真寺2間，天主教堂3間，基督教堂8間，另有一批簡易的宗教活動點。有宗教職業者270人，教徒共約9萬人。
　在舊中國，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曾經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利用、扶持或抑制。佛教和道教設有“僧官”、“道官”，伊斯蘭教設有“蕃長”、“哈的”（法官），分別掌管各教的事務。元代後期廢除“蕃長”制，清末廢“道官”，中華民國初年廢“僧官”。佛教同文化界、藝術界有傳統的聯繫。廣州僧人和居士中不乏社會名流，他們在弘揚佛學、促進佛教文化與社會的聯繫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千多年來，廣州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也曾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為廣州人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藝術遺產。
　天主教、基督教早期的一些外國傳教士曾為殖民主義對華侵略服務。他們或為殖民主義者收集我國各方面的情報，或在外國駐華機構任職，直接參與販賣鴉片、制訂不平等條約、充當侵略軍參謀和嚮導；在新中國建立前後，不少傳教士仍繼續秉承帝國主義的旨意，敵視和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這兩個教在廣州的傳播中，為了取得人民群眾的認同接受，也舉辦了不少社會公益事業，尤以興辦學校、開設醫院居多，客觀上傳播了西方文化科學知識，培育了一批人才，這對舊中國的社會文明和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清末民初，廣州基督教中的少數華人教牧人員，佛教的一些僧人、居士，曾支持孫中山反帝制、倡新政的舊民主主義革命。
　撈國建立後，廣州各教會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各教在辦教方針上，體現了愛國愛教、革新除弊的精神。天主教、基督教的廣大教徒和愛國的神職、教牧人員，分別以“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自選自聖主教”或“自治、自養、自傳”（簡稱“三色’）為宗旨，開展了反帝愛國運動，改變了過去依靠外國教會經濟津貼辦教的狀況，逐步擺脫了外國教會在行政上、教務上和經濟上對廣州教會的控制，實現了由中國神職。教牧人員和教徒自辦教會的願望。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在全市進行社會民主改革的影響下，通過協商討論，對教內一些不適應社會發展形勢的規制和舊習，作了相應的改革，使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界人士還積極參加重大的社會政治活動。在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後，他們同全市人民一道聲討、控訴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積極參加購買飛機大炮的捐獻活動。50年代中期，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先後成立了由宗教職業者和教徒代表共同組成的“三自會”、“愛國會”、“協會”等宗教團體。這些團體在溝通宗教界和教徒群眾與人民政府之間的思想、感情和意向，以及宣傳貫徹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在近半個世紀的社會、政治活動中，廣州宗教界人士先後有191人當選或被推薦為各級人民代表或各級政協委員，他們同各階層人民一起共同參與國家大事、民主議政，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宗教界在政治上與各界人民一樣享有平等地位。
　在宗教管理工作上，政府執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對各教一視同仁，平等相待；尊重和保護各教的正常宗教生活和合法權益，團結教育廣大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保護宗教歷史文物和建築。為貫徹國家制定的宗教政策法令，1951年撈共廣州市政府專門設立宗教事務處，以加強對宗教的各方面工作。50年代初期，國家處在經濟恢復階段，人民生活水平較低，市人民政府對自養能力較弱、經濟有困難的宗教職業人員發給臨時或定期的生活補助費；根據各宗教的具體情況，支持部分宗教界人士組織工廠、合作社，進行生產自救。對佛教、伊斯學教、基督教中有特殊生活習慣的教徒，分別給予供應素食油、齋料、牛肉等方面的特殊照顧。免征寺觀教堂及教會辦公樓、宿舍等自用房屋的房地產稅。
　政府支持各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按照獨立自主和“三自”的原則辦好教會，反對外國教會對中國天主教、基督教的控制和干涉中國的宗教事務；打擊、取締利用宗教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組織以及利用宗教進行危害人民生命財產、擾亂社會治安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在貫徹執行撈共和國家的宗教政策過程中，宗教界在相當一段時間亦曾受到政治上“左”的錯誤路線干擾，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在50年代末的反右派運動中，宗教界有一些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市的寺觀、教堂被封閉和佔用，經書、神像及不少重要文物被燒毀和散失，財物被查抄，不少宗教界人士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發生了一批冤假錯案。上述錯誤，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得到了糾正，政府有關部門平反了冤假錯案12宗，改正錯劃右派分子案9宗，退賠被查抄財物72宗。退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政府房管部門“經租”、“代管”的全部宗教房產，由各宗教團體自行管理；併發還“文化大革命”期間停發的租金，使宗教界人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停發的薪金也得到補發。
　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新時期，國家重申堅決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退還被占的寺觀教堂房屋，保障各宗教團體的合法權益，恢復開放宗教活動場所，增強教會的自養經濟能力等方面，撈共廣洲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的領導都做了大量工作，給予了必要的支持和照顧。
　80年代末起，政府對教會的出租房屋，除准予按私房的租金標準收取租金外，還根據出租房屋的不同用途（如住宅或商用），給予免征或減征房地產稅和土地使用稅的照顧。從1979年起經政府批准恢復開放的教堂寺觀，在港澳和海內外的信徒支持下，以自籌資金為主，個別由政府適當資助，進行了全面的修復、重建和擴建。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會址，亦由政府補償撥款易地重建。全市教堂寺觀出現了嶄新的面貌。
　80年代，到寺觀、教堂朝拜參觀的中外信徒和參觀者逐年增多。如六榕寺1982年前往禮佛、參觀的人數有51萬人，1990年上升至81萬人。伊斯蘭教過去每週“主麻”聚禮和重大的宗教節日活動，基本上是本市的穆斯林參加；改革開放以後，大批新疆等地來穗從事工商等職業的穆斯林也參與宗教活動，其數量占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廣州各宗教團體分別以組團出訪或邀請來訪的方式，與港澳地區和有關國家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組織進行友好的交往活動。
　為培養年輕一代愛國愛教的宗教職業人員，1986年9月起，省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會在東山基督教堂院內開辦了廣東協和神學院，學制為兩年，至1990年共培養了宣教師105人，先後分配到廣州和省內各地教會工作。天主教在1987年開辦了廣州教區女修院，招收女修生14名，經過“試學”和“初學”，於1990年8月由廣州教區主教舉行“矢發初願”劄，成為撈國建政後教區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新修女。近十年來，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分別選送人員到北平、武漢、南京等地的神學院、佛學院、道教專修班進行學習培訓，先後學成回來就職的共32人。
　廣州各宗教組織在歷史上有舉辦公益慈善事業的傳統。在改革開放時期，各宗教團體發揚優良傳統，以新的形式服務社會，創辦了一些新的服務項目。如天主教愛國會在1987年創辦了“石室友愛學前班”，接收一些家庭缺人照顧的學前兒童入班預學；市基督教“三自會”和協會，成立了面向社會、服務群眾的“廣州仁愛社會服務中心”，並創辦了全市第一家專收患有無症狀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的兒童的仁愛幼兒園。這些服務項目，深受家長和社會的歡迎。
　廣州宗教界還發揚了愛國主義和慈善為懷的精神，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先後為“修我長城”、“搶救國寶熊貓”、籌集“教育基金”、“殘疾人基金”和救災等捐獻了善款和物品。
　1987～1988年，省、市人民政府頒佈了《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和《廣州市宗教事務行政管理暫行規定》。在制訂上述規定過程中，廣泛徵求了各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的意見。全市各宗教組織也先後各自制訂出寺觀、教堂管理細則，健全了管理制度。
　1990年2月，由廣州市統戰理論研究會、撈共廣州市委黨校、市人大常委會華僑民族宗教委員會、市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市宗教事務局共同舉辦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問題理論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有專家學者、党政工作者和宗教界人士共60多人，收到論文30篇。會議就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宗教存在的長期性以及宗教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相協調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
　同年11月，有關部門又召開了“廣州市宗教界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市五個教和基督教男、女青年會的代表近100人，各宗教團體均在大會作了專題發言。
　1982年，撈共中央《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一文中指出：“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共同目標上來，這是我們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任何背離這個基點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都應當受到黨和人民的堅決抵制和反對。”
　1991年，撈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中進一步指出：“正確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做好宗教工作，對於維護社會穩定，增進民族團結，促進祖國統一和四化建設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廣州各宗教組織，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興廢與變革，正沿著與祖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相協調的方向，逐步健康地恢復和發展。
　廣州各時期寺觀教堂統計表（單位：間）
　中華民國時期　撈國成立後
　1935　1949　1966　1979　1990
　佛教　寺　12　17　5　1　4
　庵　36　38　17　-　2
　道教宮觀　4　3　2　-　2
　伊斯蘭教清真寺　5　4　2　1　2
　天主教　11　8　5　1　3
　基督教堂　56（1937年）62　9　3　8
　合計　124　132　40　6　21
　注：（1）1966年的寺觀教堂數，是指保持有宗教活動的，不包括已停止活動的。
　（2）1979年的寺觀教堂數是指“文化大革命”後首批經市政府批准恢復開發的。
　廣州市各時期宗教職業者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中華民國時期　撈國成立後
　1935　1949　1966　1979　1990
　佛教　和尚　137　75　46　27　106
　尼姑　365　197　117　68　40
　道教　道士　63　34　25　8　12
　伊斯蘭教　阿訇　21　12　5　3　4
　天主教　主教神甫37　57　41　6　13
　修女　68　97　53　4　20
　基督教　牧師　28（1937年） 86　71　33　44
　傳道　67（1937年） 126　59　40　31
　合計　786　684　417　189　270
　廣州市各時期宗教信徒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中華民國時期　撈國成立後
　1932～1935　1949　1966　1979　1990
　佛教徒　13505　5000　2000　2000　7000
　道教徒　466　80　27　22　56
　穆斯林教徒　2145　2800　4300　5560　6223
　天主教徒　1127　6170　1600　1500　2000
　基督教徒　（1937年）　17000 5000　7000　13000
　12200
　合計　29443　31050 12927 16082 91279
　注：各宗教信徒人數均無健全的登記統計，故無準確的數字，本表所列人數，中華民國前期是人口調查統計數，其餘是各宗教團體所能聯繫的人數。 撈國建政後至1990年宗教界當選人民代表人數統計（單位：人）
　全國　省級　市級　區級　合計
　佛教　-　1　4　12　17
　道教　-　-　1　4　5
　伊斯蘭教　2　3　4　4　13
　天主教　-　1　5　10　16
　基督教　1　5　9　18　33
　合計　3　10　23　48　84
　注：表列數字中，有些一人兼任兩級人民代表的，按二人統計；一人連任幾屆代表的按一人統計；一人兼任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均分別統計。
　撈國建政後至1990年宗教界擔任政協委員人數統計（單位：人）
　全國　省級　市級　區級　合計
　佛教　-　-　5　18　23
　道教　-　1　2　5　8
　伊斯蘭教　1　4　6　6　17
　天主教　-　2　4　13　19
　基督教　1　4　9　26　40
　合計　2　11　26　68　107
　注：表列數字中有些一人兼任兩級政協委員的，按二人統計；一人連任幾屆委員的，按一人統計；一人兼任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的，均分別統計。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4:51\n
家庭志

一
　以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權益為其特徵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及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式封建家庭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多年而沒有根本性的變化。迨至鴉片戰爭之後，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和中國社會的劇變，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亦開始受到震撼。
　廣州地處沿海，與西方接觸較早而且往來頻繁，因而受到的衝擊也較早、反應也較敏銳。廣州地區近現代的啟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和革命家們，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考察了西方社會，比較了中西社會的異同，發現了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基本單位，而中國社會則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中國的封建宗法社會是直接建築在封建宗法家庭的基礎上的，社會的政治倫理也就是家庭倫理的引申、衍化和擴展。中國的先賢就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因而在近現代，每當改革運動的興起或革命的發生，要變革中國傳統的社會制度，必然要變革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要沖決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必須沖決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改革家和革命家們在制訂其社會改革方案的同時，無不以變革家庭制度為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以批判傳統家庭倫理觀念為其突破口。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在廣州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義，加以利用和改造，提出“天下男人女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女子是天父所生，平等姐妹”，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後來在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曾對舊的婚姻制度進行改革，並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館”、“女館”作為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維新變法的倡導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為參照，以興女學、戒纏足為其改良運動的先聲。康有為著《大同書》則以“毀滅家庭為其關鍵”，提出“破家界、為天民”的設想。其後，無政府主義者師複相繼提出“廢婚姻主義”和“廢家庭主義”。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從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出發，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參政權、教育權和婚姻自由等主張。他在任大總統期間曾下令禁止納妾、蓄婢和女子纏足。
　以上所述，變革婚姻家庭制度已開始進入自覺階段，而且表現為理論和政策的形態。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並非由婦女自己解放自己。中國宗法封建婚姻家庭的變革，首先在於婦女地位的改善。其實女性自發的反抗舊式婚姻、反抗族權、父權和夫權束縛的鬥爭，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出現。據文獻和族譜的記載，在清初，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肥沃，蠶絲業非常發達，商品經濟孕育較早，許多青年女子進入工廠當繅絲工人。她們在經濟上有獨立的能力，無需依賴父兄或丈夫便可自謀生活。由於不願意受到父兄或丈夫的束縛和欺壓，因而有終身不嫁者稱為“自梳女”；亦有名義上出嫁，而不與丈夫同居者，稱為“不落家”；亦有自願嫁給早殤的男子，實同未婚者稱為“慕清”。這三者一般稱為“自梳女”，是封建社會末期一種畸形現象，也是珠江三角洲女性反抗舊式婚姻家庭制度的一種特殊形式。這種反抗已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形成了一個群體、一種社會組織。她們以“金蘭會”、“姑婆屋”的群居形式和組織形式，互相支援、互為依託，形成一股社會力量。
　正因為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早就存在這樣一種自發反抗舊式婚姻家庭制度的力量，所以一旦在新思潮的鼓動下，自然產生巨大的反響。20年代初，廣州地區部分知識女性中曾出現過反對家庭包辦，實行自主婚姻的“自由女”。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影響下，廣州地區的婦女運動異常活躍。最令人注目的是，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要求自由平等的呼聲，並沒有把視線局限在婚姻家庭問題上，而且是首先體現在政治平等的要求上。也就是說，她們不僅是追求婚姻的自由、家庭地位的平等，而且是追求一切權利的自由平等，首先是參政權、教育權、就業權的平等。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作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地區婦女運動又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是把婦女的解放、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納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當時稱為國民革命)的大潮中去；二是把婦女運動從上層分子的支配下轉入深入發動和依靠廣大勞動婦女，關心和援助受到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幾重壓迫的下層婦女，保護婦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合法權益，使廣大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獲得一定的地位和初步的解放。這種婦女解放和婚姻家庭改革的趨勢，在大革命失敗後，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但仍曲折地發展著。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封建禮教有所抬頭，然有識之士仍致力於倡導婚姻家庭的改革，在廣州曾先後出現過“婚姻崇儉會”、“風俗改革委員會”、“家庭研究會”等組織機構，但它們都不敢觸動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因而不可能有廣泛的切實的社會效果。
　二
　婚姻家庭制度的根本性的變革，是在撈國誕生之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改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在城鄉實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隨後又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基本上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封建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也為『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所替代。
　1950年5月1日頒佈的《撈國婚姻法》(簡稱《婚姻法》)是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實行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武器。1980年9月10日通過的《撈國婚姻法》(簡稱第二個《婚姻法》)則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武器。它們的基本原則是，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實行計劃生育。這兩部婚姻法的實施，對於把廣大群眾特別是婦女從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束縛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建立男女相愛，以共同事業為基礎的自由婚姻，結成和睦團結、尊老愛幼、勞動生產的家庭關係，起了巨大作用，形成了主流。但由於長期的封建意識和傳統倫理觀念根深蒂固，不是短期內能夠徹底剷除的；同時，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亦不容忽視。局部地來說，包辦、買賣、換親、拐騙、索財、重婚、暴力現象仍未絕跡。
　另一方面，“左”的思想和政策也給婚姻家庭帶來消極的影響。有的單位自立標準，搞結婚審查、強調家庭成分、社會關係、政治面貌、“思想作風”等，干涉過多。有一個時候，對於離婚自由抱有偏見，諸多限制，甚至搞什麼“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用辦“學習班”的方法處理離婚案件。這些做法給男女雙方當事人帶來痛苦，也違背《婚姻法》的基本精神。
　因此，為了保障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老人的合法權益，建立民主、和睦、團結的『社會主義』新家庭，必須經過長期的工作後才能逐步得以實現。在撈共廣州市委的領導下，以廣州市婦女聯合會(簡稱市婦聯)為主，社會各種團體、各種力量共同協作，在宣傳貫徹第一個《婚姻法》的基礎上，1954年在全市開展了“五好”活動，參加活動的對象，從職工家屬擴展到雙職工，從工農群眾擴展到知識分子階層，活動範圍從市區擴展到郊縣。“五好”活動的內容隨著社會發展的要求，不斷地調整、補充和豐富。
　1966～1978年間，“五好”活動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1979年，恢復“五好”活動改稱為“五好家庭”活動，並不斷地創新。“五好家庭”活動同宣傳第二個《婚姻法》、創“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活動、“五講四美”＊(＊“五講四美”：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活動、“美化、淨化、綠化廣州”活動以及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等結合起來，促使活動自身健康發展和逐步深化。1987年，開展“美的家庭文化”活動，經群眾投票推選，獲“廣州市精神文明建設十件大事”之一獎；被讚譽為群眾精神文明建設活動七大支柱之一，是家庭領域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好形式。1987年，市婦聯決定把“五好家庭”活動改稱為“文明家庭”活動，從而名實相副地納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設的軌道上。“文明家庭”活動之所以能夠取得顯著效果，是因為它深入群眾、深入基層，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傳播媒介的積極配合，也是功不可沒的。 三
　撈國建立以來的四十多年間，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多年間，廣州地區的婚姻家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它們仍處於轉型期，新的因素和舊的因素在矛盾衝突中相互交織；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撞擊中篩選、融合、重構，呈現非常複雜的現象，就其主要發展趨勢來說，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家庭組織的變化趨勢
　家庭規模小型化　中國傳統家庭的規模以“五口之家”為主。現在廣州家庭規模已降至以3～4口之家為主。
　家庭代際層次簡單化　“累代共爨，五世同居”是中國傳統家庭的理想模式。而當代廣州居民家庭，以二代人家庭占主導地位，一代人家庭和三代或多代家庭則在不同時期起伏上落。
　家庭結構核心化　核心家庭為家庭結構類型的主要模式，但主幹家庭亦占相當優勢；伴隨著離婚率的增長，單親家庭的數量在增加。
　(二)家庭職能的變化趨勢
　傳統的中國社會，以家庭為本位。家庭擔負了大部分的社會職能，因而傳統的家庭的職能較為齊備。在當代社會裏，家庭本位逐漸向個人本位轉移，家庭的某些職能有所弱化，並部分地轉移給社會。
　生產職能　在城區中，過去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生產逐步讓位於社會化大生產。
　消費職能　廣州市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有了提高，消費方式則發生了變化。如食的方面，由於當代生活節奏緊張，職工飯堂、快餐店、茶樓酒家日益興旺，碗仔面、盒仔飯應運而生，在雙職工的家庭中一家人同桌共餐的機會減少了，在家外就餐的機會增多了。衣著方面則趨向於多樣化、個性化。
　生育職能　除了國家提倡一對育齡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外，還有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的夫婦不願生育，開始出現ＤＩＮＫ(無孩)家庭。淡化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和“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
　教育職能　家庭對子女的教育職能有所變化，隨著托幼事業和學校教育、社會文化的日益發展，社會承擔了大部分的教育職能。尤其是現代化大生產，要求生產者能夠掌握複雜的而且更新得非常快的科學技術知識，非如過去的小生產那樣簡單的勞動技能可以靠家庭世代傳授的。至於思想品質教育，更需要社會、學校和家庭的三結合來進行。
　養老職能　在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條件下，家庭仍然承擔著重要的養老職能。據1990年1200戶家庭調查，廣州已有67.2％的老人靠自己的退休金維持生活；只有19.8％的老人完全靠子女贍養；3.8％的老人靠本人配偶和子女共同贍養。雖然如此，老人在精神上和日常生活上尚需子女的照顧。尤其是隨著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老人壽命的延長，家庭中青少年的比例愈來愈低，而老年人的比例則愈來愈高，使家庭養老成為沉重的負擔，養老的社會化成為急需解決的課題。
　娛樂職能　卡拉ＯＫ、迪斯科舞廳、情侶咖啡廳，以及林林總總的夜生活，使年輕一代“承歡膝下”的機會在減少；老人也有自己的天地，諸如老人俱樂部、老人活動中心的興起，這一切使家庭的娛樂職能相對削弱。以街道為單位組織的家庭文化活動實際上也是把家庭娛樂推向社會。
　祭祀職能　廣州人除了保留清明掃墓的習俗之外，大多數家庭已不供奉祖先神主，逐漸淡化了“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的祖宗崇拜觀念。
　(三)家庭權力結構的變化趨勢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平權家庭”越來越多。
　兒童在傳統家庭中處於“弱者”的地位有所改變，隨著獨生子女的增多，出現了“小太陽”現象，一家人或兩代人圍著孩子轉。對兒童的愛護和尊重是新的風尚，但寵愛過分變成溺愛則是時下的“通病”。
　老人在家庭中的權力在減弱，“天然家長”的地位在動搖。
　(四)家庭倫理觀念的變化趨勢
　在上面敍述家庭組織和家庭職能變化趨勢中已觸及某些倫理觀念的變化。總的來說，倫理觀念的轉變，突出地表現為主體化傾向在加強，突破了傳統的“相互佔有、相互歸屬和依附”的婚姻家庭關係格局。如：
　家庭本位轉向個人本位　無論是婚姻、生育、職業選擇、性關係、隱私權等等，都重視了主體權利和平等原則，孕含著自尊、自主、自立的精神，破除“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舊禮教和“重家庭價值、輕個人價值”、“重男輕女”等傳統價值觀念。
　父子關係取向朝夫妻關係取向轉移　傳統家庭以父子為核心，父子一系相承，妻子只是丈夫的性和生育的工具、附屬品。現代家庭則以夫妻為核心。男女結合的價值目標，從重子嗣轉為重感情。相應地說，子女作為男女結合的婚姻紐帶已不那麼牢固，維持婚姻的堅固紐帶在於丈夫或妻子作為對方的存在，他(她)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心理的、生理的、物質的需要，以及取決於雙方是否能夠在相互調適的過程中，形成一種默契、共識、共享和互讓的境界。
　家庭關係由緊密型向鬆散型轉變　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家庭成員的空間流動頻繁了，空間分佈擴展了，通婚半徑拉長了，工作和生活環境的變化，打破了往日“長相廝守、日夕相處”的小家庭的時空限制，重新出現了兩地分居的家庭，甚至出現“跨境家庭”和“跨國家庭”。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由此產生疏離化，夫妻相聚、親子相聚、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減少了。人們儘量採取書信、電話、寄生日卡、節日卡的手段和形式去彌補隔閡、溝通感情。
　家庭變化的趨勢是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的，但有些事情處理不好也會造成社會問題。社會對家庭的文明建設、提高家庭生活的質量、發揮家庭的正常作用，應給予更多的關注；要警惕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對婚姻家庭領域的侵蝕；正確處理好家庭成員之間、家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既要繼承和吸取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精華，又要摒棄和抵制其糟粕，促使婚姻家庭觀念及其生活方式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相適應。家庭的文明、富裕和幸福既依賴又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

\n粵嚟粵掂 發表於 2007-5-3 23:35:05\n
華僑志

廣州是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東省的省會，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北部，出珠江口就是南海，出海方便，故旅居海外的僑胞眾多，僑務歷史悠久，是著名的僑鄉。據1988年統計，全市旅居國外的華僑、華人有51.8萬人；居住在廣州的歸國華僑有2萬餘人，僑謄30萬人。廣大華僑、華人把廣州引向世界，使“廣府”名揚海外；把外國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信息和資金引進廣州，促進了廣州的發展。而廣大歸僑、僑眷保持同海外親人的經濟、通訊聯繫和相互往來，成為廣州對外聯絡和建設祖國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是廣州的一大特點和優勢。
　（一）
　華僑的產生與發展，是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歷史現象。廣州自古以來就是對外貿易的口岸。秦漢時期起，廣州已成為對外交往的重要門戶。隨著唐、宋時期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許多人出洋經商，廣州對外貿易也有較大發展，出海商人“十倍於昔”，移居海外者不少。由於廣州近海的地利因素，因政權更迭或政治原因而避居海外的廣州居民也有一定數量。
　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晚清時期，廣州許多破產農民、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因生活所迫，離鄉別井到海外謀生。其中部分是自由移民，但更多的是“契約華工”（俗稱“賣豬仔”）。當時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開發殖民地和本國資源，於是便到中國沿海地區拐販華工。19世紀中葉的廣州府一帶，“賣豬仔”的現象震驚世界，令人髮指。從道光二十九至咸豐二年（1849～1852）初，廣州城及附近地區，被拐販去南美洲的已有2萬多人。兩廣總督雖曾嚴禁並緝拿拐匪，清政府也曾下令嚴懲拐匪，但因殖民主義者以暴利引誘，拐匪未能禁絕。
　咸豐年間，清政府迫於外國侵略軍的壓力，讓西方殖民主義者在廣州“招募華工”合法化，更多勞苦人民被“賣豬仔”出國，這是歷史上廣州人移居國外最多的時期。被拐賣到海外的勞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在途中或在繁重的勞動中死亡的不計其數。這種慘無人道的“豬仔貿易”，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世界輿論的譴責，故20世紀初漸少，到20世紀前期才告結束。
　戊戌變法失敗後，廣州府有一些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一些有志于救國的青年也到海外尋求救國的途徑。知識分子的出國，使華僑的文化素質有所提高。“中西合璧”的華僑文化影響了國內革命文化，促使廣州成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中華民國時期，廣州戰亂頻繁，故陸續有出洋謀生者。據中華民國19年（1930）7～9月的統計，廣州出國人員1044人，其中商人542人。日本侵略軍侵佔廣州時，更使大批廣州人逃難到海外，形成又一次出國高潮。
　廣州旅居國外的華僑、華人分佈于世界11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東南亞地區占49％，美洲占39.5％。他們以語系結成移民“群幫”（歷史上稱“廣府人”或“廣肇幫”），並成立社團組織。這種“群幫”和社團組織，是以聯誼團結、求生存發展為宗旨的。
　廣州旅外華僑、華人，世世代代和當地人民一道辛勤勞動，為開發當地資源，發展經濟、科學、文化事業，支持當地人民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鬥爭和其他進步事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過：“沒有早年中國人的開發，就沒有當今新加坡的出現。”泰國前總理鑾巴立認為：“中國人在東南亞是開山祖，尤其是華人對泰國的貢獻山高水長。”廣州旅居秘魯的華僑、華人，對秘魯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對秘魯農業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受到了秘魯政府的表彰。廣州地區移居加拿大的僑胞，也為加拿大的發展作出過重大的貢獻。華僑、華人在勞力上、智力上對美國的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也是舉世矚目的。
　華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舊中國的年代裏，僑居國外的廣大華僑普遍感到自己是“海外孤兒”，深深體會到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華僑將永遠擺脫不了被歧視、受淩辱的命運。從孫中山在華僑中創立興中會起的近百年來，廣大華僑出錢出力積極支持和參與歷次革命鬥爭。不論是在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廣州起義的歷史上，還是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歷史上，都記載著華僑參加革命鬥爭的光輝業績。
　廣州的海外赤子於清貧之際發奮努力，辛勤創業，致富後不忘祖國、故鄉的發展。他們聚資回國，興辦實業、興學育才、建設家鄉、發展廣州。自同治年間至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僑在廣州市興辦各種企業和事業的投資折合人民幣約為1.45億元，占在廣東投資額的37.74％，占在全國投資額的20.73％。華僑創辦了許多廣州“第一家”，如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橡膠廠、第一家汽車公司、第一家電影院、第一座高層建築等。他們推動了廣州工商業的發展，對文化事業也起到促進作用。
　歸國華僑也推動了文化、教育、科技、體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在廣州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僑務工作對華僑和僑鄉發展影響很大。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適應時局的需要，建立外交部。由外交部兼理“華僑出國”、“學生出洋”事宜。這是近代中國僑務行政機構的初創時期，其特點是外交、僑務機構合一。
　中華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後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府，他為了革命，足跡遍及全球，洞悉僑情，深知華僑的作用，故先後頒佈了許多保護華僑的政策法律。提出允許華僑回國參政，保護回國華僑，保護旅外華僑的內地家屬及財產，鼓勵華僑子弟回國就學，鼓勵華僑回來辦實業。中華民國12年12月，廣東革命政府制訂《僑務局章程》，成立僑務局。並制訂《僑務局經理華僑註冊簡章》、《大本營內政部僑務局辦事細則》等，為後來國民政府僑務行政體制以及僑務立法奠定了基礎。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建立了一套僑務機構，黨內設“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部”，行政院設“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廣東省設立廣東省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25年9月11日成立廣州市僑務局。這些機構的設立，雖未能使海外華僑從根本上提高地位，但也促進了華僑與國內的聯繫，故二三十年代成了華僑回國投資較多的時期。
　（二）
　1949年10月1日撈國成立，海外華僑歡呼“海外孤兒有了娘”，許多愛國華僑，尤其是華僑青年，帶著報效祖國的赤子心情，毅然回國參加工作或升學，為新中國貢獻力量。一時華僑回國的熱潮代替了昔日移民出國的浪潮。自1949～1959年，經廣州接待安置的歸國華僑約有25萬人。
　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由於工作中的偏差，有的僑眷被錯評為地主富農，挫傷了部分華僑、僑眷的積極性。後來採取了補救措施，撈共和人民政府制訂了一系列僑務政策、法律。在《撈國憲法》中規定：“保護華僑的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保護歸僑和僑眷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1955年國務院頒佈《關於貫徹保護僑匯的政策法令》，1957年公佈《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優惠辦法》等。
　撈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認真貫徹撈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僑務工作的指示和政策法令。1953年成立廣州市歸國華僑聯誼會，1954年5月，成立廣州市華僑事務局，管理全市的僑務工作；引導歸僑、僑眷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支援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安置和扶助歸國華僑，安排歸僑學生就學；調解華僑出租房屋的糾紛，保護華僑私有房屋的合法權益；糾正在土地改革中侵犯華僑利益的錯誤，改正和提前改變華僑地主、富農成份；研究制訂華僑出租房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保護和爭取僑匯，建設以僑匯購買的房屋，改善歸僑、僑眷的居住條件；設立華僑物資特種商品供應公司和商店，改善僑戶的生活條件。所有這些，對於爭取和團結廣大僑胞，調動廣大歸僑、僑眷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50年代，華僑回廣州投資辦了一部分私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1950年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投資于廣州創辦公私合營華南企業有限公司。1951年投資興辦公私合營華僑工業建設公司。1953年成立公私合營廣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興辦了廣州華僑糖廠、廣州苧麻紡織廠、華建麻袋廠、南方針織廠等。1959年至1961年當祖國處在暫時的經濟困難時期，廣大華僑大力支持祖國人民克服困難。許多僑胞自願捐款贈物，支援家鄉發展生產，如向廣州市郊縣捐贈進口化肥達13874噸，對發展農副業生產起到積極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僑務工作遭到災難性的破壞，僑務機構癱瘓。許多歸僑、僑眷知識分子的權益也受到侵犯，有“海外關係”的人被誣為有“反動社會關係”，有的歸僑、僑眷知識分子被視為“黑七類”加“臭老九”，只好含冤再度離開祖國。1969年11月，市革命委員會統戰辦公室設立僑務組，著手恢復僑務工作，開始制止對歸僑、僑眷採取錯誤的做法，解決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1973年成立廣州市僑務辦公室，但次年由於江青反革命集團批“復辟回潮”，致使僑務工作未能正常開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僑務工作始有轉機。1977年9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四人幫’說什麼‘海外關係’複雜，不可信任，這種錯誤政策一定要糾正。”是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發表文章，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嚴重干擾破壞撈共僑務政策的罪行。撈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重申僑務工作是一項重要工作。1978年12月，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為實現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要解放思想，大力發展僑務工作。”1980年9月，公佈《撈國國籍法》，1990年制定《撈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同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鼓勵華僑和港澳同胞投資的規定》等。廣州市堅持貫徹對歸僑、僑譽“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的政策，對歸僑、僑眷知識分子，給予更多尊重和照顧；保護和發揚海外華僑愛國愛鄉的熱情，促進其團結互助，遵守當地法律，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鼓勵外籍華人為所在國的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鼓勵他們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同祖籍國的聯繫，為發展祖籍國同所在國的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和友好關係作出貢獻。廣州充分運用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1984年10月，制定《廣州市華僑港澳同胞投資優惠暫行辦法》，1988年制定《廣州市用僑匯購買住宅入戶試行辦法》等。1984年起對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的有功人員給予優惠或獎勵，1986年起給對廣州貢獻較大的華僑、華人和港澳臺同胞，授予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廣州市政府鼓勵廣大歸僑、僑眷和有關人員，配合對外經濟部門，通過各種渠道，採用走出去和請進來的辦法，大力引進資金和技術人才，為獨資、合資、合作經營企業而引進，為區、縣和街鎮辦企業而引進，為改造老企業而引進，為專業戶、個體戶辦企業而引進，從而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引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益。至1990年，廣州市利用外資達15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華僑和港澳同胞的資金；全市已開業並經僑務部門確認為享受減免稅優惠待遇的華僑、港澳同胞投資辦的企業有635家；全市僑屬集資興辦的企業有810家，引進國外中小生產設備6399台（套），價值為1380萬元；華僑、港澳同胞自願為廣州市捐贈款物共約值4億元人民幣，對廣州市作出積極的貢獻。在改革開放中，廣大僑胞愛國愛鄉的熱情得到了發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投資興辦工商企業和各項事業的熱潮，使僑鄉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僑鄉經濟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商品經濟繁榮；文化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做到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醫；城鎮面貌大大改觀。不論廣州城或是縣城鄉鎮，都呈現著欣欣向榮的景象。
　廣州僑鄉以城市為中心，以農村為基礎，城鄉結合，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廣州成為全國僑胞出入境的集散地，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進出；廣州僑鄉人口構成呈多元化，同海外聯繫的面廣，同省內外其他僑鄉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大多數僑戶有僑匯收入，生活水平較高，商品購買力較強；華僑房屋較多，是僑鄉的顯著的特徵；得外來文化、技術、信息之先，新文化、新技術往往得到較快的發展與流行。僑鄉的發展，對海外華僑、華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海外華僑、華人的支持，更促進了僑鄉的大發展。
　1978年以來，廣州的僑務工作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這個變化表現在：由忽視華僑的作用向重視華僑的作用轉變；由少數部門做僑務工作向眾多部門乃至社會各界都做僑務工作轉變；由工作重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為經濟建設服務轉變；由以做歸僑、僑眷工作為主向全面開展華僑、華人和歸僑、僑眷工作轉變。由於這些觀念和工作的轉變，從而促進僑務工作的大發展。
　（三）
　縱觀華僑的歷史，是一部血淚史、苦難史，也是他們的奮鬥史、愛國愛鄉的光榮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華僑在國籍上、政治上、經濟上都發生了變化。根據撈國國籍法的精神，絕大多數華僑已加入了居住國國籍，成為中國血統外國籍人（簡稱華人）。隨著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華僑、華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也不斷提高，經濟上也有所發展，成為當今國際社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華僑雖然由“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轉變，但是他們愛祖國愛故鄉的思想感情不變。許多華僑認為“只有祖國才是家鄉，只有祖國的愛才是神聖的愛”。許多華人認為“血濃於水”，同中國人民是最親密的親戚和朋友，他們仍然關心著祖籍國的繁榮富強。
　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改變了長期歧視華僑的政策，制定了《鼓勵華商興辦實業條例》，吸取僑資，興辦實業。孫中山把華僑稱為“革命之母”，依靠華僑進行革命，得到廣大華僑的全力支持。中華民國18～25年陳濟棠主粵時期，鼓勵華僑投資辦工商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促進了廣州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號召全體華僑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華僑在抗日戰爭中的政治熱潮十分高漲。新中國成立以後，撈共和人民政府重視華僑工作，制訂了一系列僑務政策法律，深得廣大華僑的擁護和支持。廣大歸僑、僑眷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做出積極的貢獻，湧現出一大批先進人物和勞動模範。但是由於受“左”傾錯誤思想影響，在土地改革中，忽視華僑的特點，挫傷了一部分僑戶。在“文化大革命”中，侵犯了一部分僑戶的權益，傷害了他們愛國愛鄉之心。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後，撈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重新強調要做好僑務工作，切實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1984年，撈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在省、市僑務工作會議上要求各級領導高度重視華僑的作用，高度重視落實各項僑務政策，高度重視僑務工作。經過多年來的撥亂反正，各類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重新激發了廣大僑胞的愛國愛鄉熱情。在改革開放中，華僑、華人來穗投資、捐資辦工商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熱潮。
　歷史證明，凡是政府對華僑採取正確的方針政策，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支持他們的事業，就能夠取得僑心，取得他們對祖國事業的同情和支持；保護和發揚華僑愛祖國、愛民族、愛家鄉的思想，這種思想感情就不但曆久不衰，而且更進一步發展到由愛國而報國、為振興中華貢獻力量的境界；能夠照顧到他們的特點，使他們同祖國親屬之間保持經濟、通訊、交往等正常聯繫，僑務工作就能得到發展，僑鄉就會更加繁榮昌盛。
　廣州是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過程中，不僅本市的旅外華僑、華人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得到全省乃至全國各地華僑、華人的支持和幫助。僑務工作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僑務工作者要有長期規劃和大發展的思想，拓寬國內外的僑務領域；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僑務體制，增強工作活力，善於把握機遇，最大限度地發揮華僑、華人眾多的優勢，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為爭取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