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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代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宣告了旧的哲学时代的终结，新的哲学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哲学，作为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虽然学派林立、学说纷呈，但缺乏开拓精神，已无力写出新的历史篇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迎来了民族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理，而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它产生以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取得光辉胜利的历史。这种胜利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世界上一个幅员最广阔的国家——俄国指导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到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推动了俄国革命的实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唯物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都作过深刻的论述，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挥。他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光辉的哲学论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和他的战友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胜利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武器，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条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比如，首先要解决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问题，也就是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在中国，由于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不同，革命的性质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这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革命的敌、我、友就有着和西欧各国截然不同的情况。再如，在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手里，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西欧革命的方式就不适用。中国的革命不能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另辟蹊径，以农村作为自己的基本阵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道路、特殊形式就是这样形成的。又如，当时中国的许多矛盾互相交错，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既有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又有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对这些矛盾必须按照不同情况，按照矛盾的特殊性加以区分。能否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根本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有尖锐的矛盾。但民族资产阶级又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有严重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但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的阵脚，特别是要防止它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只能靠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去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期实践，反复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创性的经验，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在哲学上的反映就是要求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又完全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充分地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论著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军事、政治论著，都贯穿了上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胜利的第三个突出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共命运。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历了若干曲折，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不断面临着新的考验。20世纪末，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致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损失。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和没有取得政权的）认真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曲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使自己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更加适合本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摆脱了僵化的思想模式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直到今天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的光辉，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可以预期，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的更加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它的哲学也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加璀璨光明的明天。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出于偏见，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这是毫无根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永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永远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在社会矛盾暂时缓和、革命形势普遍缺乏的新情况下不断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真正高效率的体制，取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成绩？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才能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赢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作出回答。此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概括了包括自然科学成果在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哲学。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许多哲学问题的新认识：相对论揭示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黑洞理论、暗物质的发现、引力波现象的确知和空间技术的不断进步，表明基本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理论预示着物质世界更大范围的内在统一性；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基因理论、克隆技术等生命科学的新成就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这一切展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生动画面。同时，当代自然科学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新的哲学问题。量子力学中微观体系的性质与观察仪器的相互作用虽然并没有否定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客体实在性的论断，但它要求人们具体深化对客观实在以及主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量子力学和非平衡态热力学等所揭示的因果性，无疑地否定了机械因果决定论，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对概率因果性、随机性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哲学解释；夸克禁闭、定域隐变量理论、大爆炸宇宙学中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或不可无限分割、关于定域实在论、关于宇宙起源、时间和空间有限无限等问题的争论，都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关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关于以生物工程、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进行探讨。这些探讨既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能推动这些学科和技术革命的发展。

### 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初；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现在。在这三个阶段中，哲学流派纷繁复杂，学说内容各自不同，显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哲学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做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所反映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时的资产阶级代表着一种先进力量和进步趋势，他们充满自信，富有积极进取和乐观的精神。在哲学和其他理论形式上，他们强调知识，诉诸理性。“知识就是力量”，高扬主体性大旗，努力建立“理性的王国”，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口号体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蒙昧的、非理性的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不害怕把真理发现和揭示出来，而知识和理性正是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和揭示真理的手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自信心日益减弱，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维护已经显现出重重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日益丧失面向现实、面向真理的勇气。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他们的哲学中有所反映。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强调知识、重视理性不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派表现出一种否定知识、蔑视理性的倾向，宣扬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同宗教合流，宣扬宗教神秘主义；一是向理性挑战，反对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颂扬神秘的直觉、内省、意志甚至下意识，否定哲学的认识作用，强调哲学无非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的产物，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属于前一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流派有新托马斯主义，这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还有人格主义，这是一种把上帝作为最高人格来宣扬的新神学。属于后一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流派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是A.叔本华和F.W.尼采。他们主张意志高于理性，意志是宇宙的本质，它可以支配一切。尼采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创造新价值。唯意志论者把尊崇理性的欧洲哲学传统看成一种弊端，他们要从非理性主义方面谋求出路。生命哲学的代表是W.狄尔泰和H.柏格森。这一派哲学的特点是强调生命现象只能靠直觉。狄尔泰认为，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依赖于“生命的体验”“生命的表达”和“生命的解释”，这些都是意识现象，当人们解释不清意识事实时候，就会出现迷失方向的“生命的困惑”。柏格森宣称，“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也就是“真正的时间”，它是唯一的实在。“绵延”是自由创造的意志，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志的创造过程，而物质则是“绵延”停滞或削弱的结果。柏格森认为，不能靠理性而只能靠直觉来认识实在或“绵延”，直觉即创造，直觉的境界就是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他的哲学又称“直觉主义”。在现代欧洲大陆很有影响的是现象学，其主要代表是E.胡塞尔，不同于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现象学宣称“直接到现象本身中去”，它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纯粹意识”的哲学，在方法上则与理性认识不同，主张“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以此去揭示和说明不同体验类型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点。这样，现象学就把空间和时间抽去，把经验的成分清洗掉，依靠直观来认识直接体验的真理和原则。这种直观和理性、理论思维无关，和任何思辨的研究无关，当然，最后也不可能发现和揭示真理。存在主义的先驱是丹麦哲学家S.克尔凯郭尔，主要代表是M.海德格尔、K.雅斯贝尔斯、J.-P.萨特和M.梅洛-庞蒂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从“此在”去思考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他强调“此在”是存在者的基本方式，是存在者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只有存在者从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那里站出来去反观自身，才能感受到对世界的畏惧、对生存结构的烦心和对死亡的体验，因此，反思自身和注重未来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最基本主张。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有两个主要主张，即“存在先于本质”和“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论证前者的根据在于，因为现象是事物自身显现的过程，现象本身既是现象又是本质，而在其背后的是存在，所以真正承载现象的就是“原始的存在”。萨特的论证是以纯粹主观性的自我意识，即他所说的“反思前的反思”为出发点的，这种自我意识本来是与其自身相同一的，它原本是没有内容的“虚无”，只是因为它的指向外物的意向性，它才把本质赋予给它所发现和包容的对象。于是，纯粹主观性的意识存在同时又意味着非意识的存在，意识与外部世界由此又结合在一起。萨特论证后者的理由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与生活世界打交道，更要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主体打交道，他人的存在会以他的主体活动限制我的自由，反过来，我的存在也会以我的主体活动限制他人的自由，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你争我斗的关系。萨特从这两个命题中引申出另一个重要命题——人生的意义就是“选择的自由”和人对自身的自为存在、对自己行动承担“责任”的解说。萨特的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并且由于它宣传了自由、人的自我选择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处在时时感到孤寂恐惧的异化状态等等，因此它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有不小的影响。此外，克尔凯郭尔、G.马塞尔、雅斯贝尔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对于宗教采取了认同和支持的立场，他们主张在上帝的光照下来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以为这种认识符合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这样，哲学的反思与宗教的信仰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流派的具体内容很不相同，但它们轻视理性，强调个人的意志、直觉、感受、内省，在这一点上又是相似的。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以往的古典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有一个缺陷，就是只注重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把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放在视野之外，而他们要克服这种哲学的弊端，把一切同个人相联系的精神因素当作哲学的主要对象；要求哲学不仅应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且也应当研究个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精神现象。这种要求不能说不合理，但容易导致人们放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主义。现代哲学的一些流派热衷于探讨数学、逻辑学、科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哲学的世界观内容表现出相当的漠视。造成这种情形的社会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又获得巨大的进步。面对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现象，一些哲学家束手无策，他们在理论观点上厌恶纯思辨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世界观方面转向科学方面，一种被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流派和运动便应运而生。这种流派的产生除上述社会背景外，也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特点有关。新兴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广泛运用，对物质结构的愈来愈深入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理论的模式和结构的作用等等，都要求不但对实证科学的具体内容而且要求对各门科学的共同问题，特别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唯科学主义的产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科学面临的新情况。在唯科学主义的流派中，长期产生影响的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以A.孔德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哲学应以“实证的”“确实的”事实为依据，企图通过使哲学实证科学化的途径来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把传统的世界观问题排除于哲学之外。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非欧几里得几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量的角度而不是从质的角度解释现象的描述性的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使得一些哲学家把数学的方法、数理逻辑的方法、物理学的方法看成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而且认为它们也应当是哲学的主要方法。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的数学化、逻辑化才是哲学的出路。在主张哲学逻辑化的哲学家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语词分析的倾向。这种把逻辑分析、语词分析当作哲学中心内容的流派就是新实证主义，或者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创始人和早期的代表人物有G.弗雷格、B.A.W.罗素、G.E.摩尔和L.维特根斯坦等。其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较大。罗素强调要把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看作哲学固有的方法，并加以广泛运用。所谓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是指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去考察语言和现实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考察语言和现实的最终结构。他主张以现代数理逻辑为手段，创造理想的人工语言，以保证命题的句法形式与它的逻辑形式相一致。他还提出了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类型理论和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在早期和后期有变化，他的逻辑原子论、图像论、真值函项论等早期思想，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很大，而他的语言游戏论、工具论等后期思想，对日常语言哲学发生过重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分析哲学中出现了一大支派——逻辑经验主义，又名逻辑实证主义。它的核心是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为M.石里克和R.卡尔纳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中心从维也纳移到美国。由于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开始解体，形成了一些支派。逻辑实证主义以所谓传播和发扬科学世界观、创造现代经验主义的精神工具为自己的宗旨。这一派的哲学家都是否认、排斥哲学问题的。石里克认为，历史上多种哲学体系众说纷纭，造成了混乱，对待这种哲学采取沉默的怀疑是唯一恰当的态度，各种哲学体系之间的无谓争论应当成为过去。卡尔纳普认为，全部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有意义的哲学的陈述是不可能有的，哲学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不能实现的任务，这就是发现和表述一种同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利用20世纪以来数学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新成果，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为可以用数理逻辑表示的命题，并规定哲学的任务在于对一切以经验内容为素材的科学命题进行逻辑结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要求语言的明晰性和无歧义性，命题推导的严密的合逻辑性，这是正确的，是符合科学和哲学思维的要求的，但它取消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意义，把哲学消融于逻辑当中，或者说用逻辑来代替哲学，则大大消解了哲学的本质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分析哲学中又出现了一个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除J.T.D.威斯顿是剑桥大学教授外，其他如G.赖尔、J.L.奥斯汀、P.F.斯特劳森等都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故这一学派亦称牛津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经常抱怨自然语言的概念模糊不清，不适宜作为精确思维的手段。和逻辑实证主义不同，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则强调自然语言中概念的丰富性以及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强调概念能够完成多种多样的功能，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这一派的哲学家过分夸大语言分析的作用，认为这种分析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是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分析，那么日常语言学派就是把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同样大大降低了哲学的价值。在唯科学主义中，科学哲学也有较大影响，科学哲学家否认科学哲学是一个流派，而认为它是一个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是K.R.波普尔、T.S.库恩和I.拉卡托斯等。他们的学说、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又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只对科学理论做静态的逻辑分析，不关心对科学知识成长问题的探讨；反对科学知识的累积观，主张科学经由革命而进步，主张对科学做动态的历史的分析。波普尔否定归纳法，强调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源于观察实验。他认为科学方法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他用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来代替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发展是由问题开始，接着提出猜测性的假说，随后用实验检验，力图证伪它，然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科学就是这样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发展的。波普尔的这种观点虽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但他过分强调证伪，全盘否定证实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库恩以科学发展的阶段论代替波普尔的科学知识成长的“不断革命”论。他把科学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在他的科学哲学中，“范式”概念占有中心地位。常规时期是范式扩展的时期，革命时期则是范式更替的时期。在常规时期，具有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从事解析难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范式相冲突的反常现象；反常积累的结果引起危机，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旧范式为新范式所代替。他认为，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范式的选择，主要由科学家的社会心理因素决定。因而，他否认科学的进步是向真理接近，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拉卡托斯在综合波普尔和库恩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阐明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以D.夏皮尔和L.劳丹（Larry Lauday，1941～ ）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新历史学派既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静态逻辑分析，又反对库恩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用不同观点阐发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表现出科学哲学中科学实在论或实用主义的倾向。唯科学主义吸收了数学、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成果，有其合理的方面，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应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取和借鉴。但这种流派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想冲破传统哲学的某些框框，结果走到了否认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义，即否认哲学自身的极端。虽然波普尔和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哲学世界观对科学的意义，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局限性。唯科学主义没有能为西方现代哲学开拓出一条新路。当代西方哲学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J.-F.利奥塔、M.福柯和J.德里达等人。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它们共同遵守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大约在70年代前后，西方工业国家先后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由原先的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他们认为，所谓现代社会是指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所造就的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政治、社会机制的依据是启蒙时代所确立的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价值。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的经济成就已经改变了我们时代，赋予了这个时代更新的含义，这个时代因此是更加自由的，是无中心、多形态、不确定的，审美比道德和政治有更多的价值，解释比理论有更大的价值。这是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理智的功能不是建立概念的体系，而是解释、复制和扩展文本，是在语言的叠加中游移。后现代主义哲学显然受到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解构，揭露西方文明的虚假性，揭示出潜藏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象征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利奥塔发表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从知识论角度论述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他明确提出，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的“元叙事”，即理性主义、人的解放和精神辩证法，而今都已不可信、崩溃瓦解了。后现代的知识已经脱离了“元叙事”的西方思想传统，它们都是语言游戏，呈现的只是差异性、多元性、解构性、不确定性。福柯受尼采影响很深，他用一种所谓“谱系学”对人类思想文化展开研究，对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批判，但他表达的却是要消解和否定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是要摧毁事物的“本源”和永恒真理的思想方法。德里达建立的是以“反逻各斯中心论”为核心的解构理论，他指出，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这个中心支配了从苏格拉底直至海德格尔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束缚、僵化我们思想的“白色的神话”，必须将它们全都颠覆掉，才能克服当今哲学与文化的危机。德里达希望用书写文字中心（即他的“文字学”）来代替“逻各斯中心”或“语音中心”，力求在“文字学”的外表下寻求已经被“涂改”的人类文化发展的真正轨迹。后现代主义表现了当代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苦闷和矛盾，以及他们为克服这些矛盾而提出的各式各样的理论设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当代西方文化裂变的征候。这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合，因此，有些学者也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正如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化一样，对待各种流派的现代西方哲学也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在总体上虽是错误的，但在局部问题上有合理因素，它对某些问题的结论虽然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却有一定意义，如哲学应当研究个人的情绪、感受、心理、意志的问题，哲学应当探讨各门科学共同的方法论，哲学应当吸取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应当研究所谓“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时代举世瞩目的问题，因而也是现时代的哲学应当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这种研究纳入神秘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轨道。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更应当认真地加以探讨，吸取其中的积极成果，但反对把这种探讨同哲学对立起来，以取消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为代价。对于人的价值、人的处境、人的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十分重视，并认为当前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所反对的是抽象地探讨这一问题。在它看来，在今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者在同一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同阶级间，人的价值、处境和命运的问题都不相同，因而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只有把这一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 国外马克思主义

这里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西方诸国的革命却相继失败，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予以新的设计和展望，他们既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共产国际的唯物主义观点，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思想，提出了不同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张。最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G.卢卡奇、K.科尔施、A.葛兰西等人，他们也被称为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主要著作有《历史和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等，他坚持理性主义立场，批驳伯恩斯坦轻蔑黑格尔辩证法的论调，批判西方自谢林直到存在主义以来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克服异化理论和拜物教理论。科尔施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他重视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对考茨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居的做法，同时也指责列宁的反映论，主张一种反教条的、批判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葛兰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使得他赢得普遍尊重。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主编的《新秩序》周刊和《狱中札记》之中，作品内容丰富，涉及意大利历史、教育、哲学、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被誉为开创了适宜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哲学有一些流派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所谓“结合点”，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这表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和精神文化中愈益显示出它的威力，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竭力遏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已是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一味地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因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除了仍然存在着公然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以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些流派，它们声称自己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补充”“改进”，以期马克思主义能够日益完善，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改进”，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别的哲学合二而一，实行“综合”。于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综合等等风靡一时。形形色色的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由于打着同情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它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种种的所谓综合，用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合乎现当代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E.弗洛姆、T.W.阿多诺、J.哈贝马斯、A.霍耐特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了一定的不满，认为这种社会存在着不合理性。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发生了异化，成了商品和科学技术的奴隶，这种异化了的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产生了一种倦怠感、自我冷淡感，这样的人已不成其为人，而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马尔库塞把这种异化了的人称作“单向度的人”，他的一本代表作就是以此命名的。弗洛姆则把人的这种异化状态称作“精神分裂的自我异化”。出路何在呢？人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呢？马尔库塞主张进行斗争，只不过这种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的斗争”，也就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斗争。这种观点很明显地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弗洛姆十分推崇S.弗洛伊德的学说，强调从心理上谋求人的平衡。他认为，只有通过心理革命使人达到精神净化，才能摆脱人的异化状况。哈贝马斯在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的影响下，提出一个所谓理性化的改革方案，认为一旦社会从对物的重视转向对人的重视，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就会实现。哈贝马斯还在坚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强调要对现行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进入2000年，霍耐特已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他融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提出了“承认理论”和关于“自由先于法律限制”的思想，突出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霍耐特的研究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从批判理论走向后批判理论。由此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虽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但它的理论是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其中的异化观点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韦伯的社会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糅合在一起，试图对现行的西方社会加以改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及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颇引人注意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代表是M.H.多布（M.H.Dobb，1900～1970）和A.L.莫尔顿（A.L.Morton，1903～1987）。多布在20世纪30年代就撰写了《今日之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要通过历史经验的研究来形成历史知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原理，他又专门阐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莫尔顿同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撰写了《人民的英国史》，以往被忽略的农民、工人阶级第一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唯物史观首次应用在英国史的研究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左倾理论家们不再满足于按照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匈牙利事件使英国左倾知识分子感到失望。R.霍加特、R.威廉斯、E.P.汤普森等新左派思想家深刻反思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先后出版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著作，形成了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威廉斯的《文学与社会》《文化是日常的》、汤普森的《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都以文化研究的实证方式，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面貌。这些左倾理论家门被称为“新左派”。60年代前后，新一代左派理论家登上历史舞台，主要代表人物有P.安德森、T.伊格尔顿等人。他们受L.P.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哲学取向的影响，逐渐摆脱英国本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主张建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期达到走出英国、走向国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目的。安德森在70年代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这两部著作分析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解释绝对国家的形成、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综合在一起的鲜明特征。伊格尔顿的主要著作是《批评与意识形态》，他在这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予以批判，认为他们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在政治观念上是改良主义的，他强烈主张在理论上必须建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地方狭隘性，恢复其原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安德森、伊格尔顿这一派被称为“第二代新左派”，在60年代的英国理论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80年代后，由于国际局势出现大的变化，各种社会运动，如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冲淡了新左派思想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在英国理论界出现了多元分化的新阶段。G.柯亨、E.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C.墨菲（Chantal Mouffe，1943～ ）等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以其与“第二代新左派”显著不同的理论形态而出现，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显现出当代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柯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之中，其中不仅运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而且还采用了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再加上“博弈论”“理性选择论”等策略，开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潮。拉克劳和墨菲的最重要成果是《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他们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尤其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敢于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去解构原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在“回到领导权”的口号下创造新的批判性理论，并以此去探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道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国际理论界的注意，激起了范围相当广泛的争论。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的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中还涌现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B.阿格尔（B.Agger，1930～2017），他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看到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对生态的破坏，所以，这样的理论不足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根据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展开双重批判。J.奥康纳继承和发挥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他在其主要著作《自然的理由》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剖析了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强调必须找出资本主义积累与异化消费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2002年，美国学者J.克沃尔（Joel Kovel，1936～2018）出版了《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灭亡》，他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生态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局限性，这是我们理应重视的问题。

### 现时代的其他哲学

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哲学也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国家的哲学相当复杂。传统的封建哲学在这里仍有相当影响，例如伊斯兰教的正统派经院哲学、苏非派哲学、佛教中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流派、印度教中正统的吠檀多不二论等。这种哲学直接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传统，严守僵死的形式主义的教条，散播着旧时代的气息，宣传神秘主义和迷信落后思想，维护封建势力，妨碍着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除封建哲学外，在这些国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股民族主义思潮，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羁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争取社会的进步。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家一方面继承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力图把东方的哲学传统同西方的现代思潮结合起来。印度的辨喜、M.K.甘地、J.尼赫鲁等人的哲学，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的哲学，伊朗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哲学，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哲学，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1970）的哲学，拉丁美洲的罗梅罗（1851～1914）、巴斯孔塞略斯（1882～1959）和R.F.贝坦柯尔特（R.F.Betancourt，1908～1981）的文化哲学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哲学同这些国家的某些哲学家一味抄袭西方的哲学不同，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并且它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潮流，因而在这些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出现，并得到一定的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家中最激进的一些人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如埃及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萨利雅马·穆萨（1880～1958）曾先后受过尼采、C.R.达尔文、萧伯纳、甘地的影响，但后来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非洲，埃及哲学、北非哲学、北非基督教神父哲学、北非伊斯兰教哲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哲学，都是一部非洲哲学史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政治哲学更有影响力，这与南部非洲近百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恩克鲁玛、尼雷尔、桑戈尔、阿齐克韦、阿沃洛沃等人所代表的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非洲的现实政治具有重要的重塑作用，不仅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对非洲人的政治意识觉醒具有深远的意义。由此来看，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封建哲学仍有一定影响，西方各种文化、哲学思潮还有相当的市场，但当前的主流是民族主义潮流，随着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这股潮流还会继续，并且从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中必将产生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是人类的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哲学的前途怎样？命运如何？关心哲学的人们经常想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对象发生过多次变化，这说明哲学并无确定的对象，哲学并不是一门严密的学问。也有人认为，哲学越来越渗入各门具体科学中，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基础，那么还需不需要一门一般的哲学。这些说法实际上认为哲学的前途并不美妙。要回答哲学的命运究竟如何，就要看它是否为社会所需要，哲学的命运始终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哲学的对象在历史上虽有多次改变，但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形式，作为对宇宙、人生这一类最抽象、最概括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学问，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包括不承认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的某些哲学本身也没有越出这个范围。哲学这种理论形式、这门学问，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及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永远是社会所需要的。人们需要它不仅因为它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的要求，而且因为它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指导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指导社会的进步。一种正确的、科学的哲学不仅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成为改天换地的巨大的物质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的业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哲学的对象今后还会发生某些改变，哲学的形式和知识内容今后还会有所更迭，哲学的流派今后还会此消彼长，但是哲学这种理论形式、这门学问将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理论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