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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代的哲学中的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初；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现在。在这三个阶段中，哲学流派纷繁复杂，学说内容各自不同，显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哲学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做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所反映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时的资产阶级代表着一种先进力量和进步趋势，他们充满自信，富有积极进取和乐观的精神。在哲学和其他理论形式上，他们强调知识，诉诸理性。“知识就是力量”，高扬主体性大旗，努力建立“理性的王国”，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口号体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蒙昧的、非理性的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不害怕把真理发现和揭示出来，而知识和理性正是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和揭示真理的手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自信心日益减弱，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维护已经显现出重重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日益丧失面向现实、面向真理的勇气。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他们的哲学中有所反映。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强调知识、重视理性不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派表现出一种否定知识、蔑视理性的倾向，宣扬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同宗教合流，宣扬宗教神秘主义；一是向理性挑战，反对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颂扬神秘的直觉、内省、意志甚至下意识，否定哲学的认识作用，强调哲学无非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的产物，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属于前一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流派有新托马斯主义，这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还有人格主义，这是一种把上帝作为最高人格来宣扬的新神学。属于后一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流派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是A.叔本华和F.W.尼采。他们主张意志高于理性，意志是宇宙的本质，它可以支配一切。尼采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创造新价值。唯意志论者把尊崇理性的欧洲哲学传统看成一种弊端，他们要从非理性主义方面谋求出路。生命哲学的代表是W.狄尔泰和H.柏格森。这一派哲学的特点是强调生命现象只能靠直觉。狄尔泰认为，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依赖于“生命的体验”“生命的表达”和“生命的解释”，这些都是意识现象，当人们解释不清意识事实时候，就会出现迷失方向的“生命的困惑”。柏格森宣称，“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也就是“真正的时间”，它是唯一的实在。“绵延”是自由创造的意志，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志的创造过程，而物质则是“绵延”停滞或削弱的结果。柏格森认为，不能靠理性而只能靠直觉来认识实在或“绵延”，直觉即创造，直觉的境界就是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他的哲学又称“直觉主义”。在现代欧洲大陆很有影响的是现象学，其主要代表是E.胡塞尔，不同于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现象学宣称“直接到现象本身中去”，它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纯粹意识”的哲学，在方法上则与理性认识不同，主张“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以此去揭示和说明不同体验类型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点。这样，现象学就把空间和时间抽去，把经验的成分清洗掉，依靠直观来认识直接体验的真理和原则。这种直观和理性、理论思维无关，和任何思辨的研究无关，当然，最后也不可能发现和揭示真理。存在主义的先驱是丹麦哲学家S.克尔凯郭尔，主要代表是M.海德格尔、K.雅斯贝尔斯、J.-P.萨特和M.梅洛-庞蒂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从“此在”去思考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他强调“此在”是存在者的基本方式，是存在者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只有存在者从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那里站出来去反观自身，才能感受到对世界的畏惧、对生存结构的烦心和对死亡的体验，因此，反思自身和注重未来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最基本主张。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有两个主要主张，即“存在先于本质”和“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论证前者的根据在于，因为现象是事物自身显现的过程，现象本身既是现象又是本质，而在其背后的是存在，所以真正承载现象的就是“原始的存在”。萨特的论证是以纯粹主观性的自我意识，即他所说的“反思前的反思”为出发点的，这种自我意识本来是与其自身相同一的，它原本是没有内容的“虚无”，只是因为它的指向外物的意向性，它才把本质赋予给它所发现和包容的对象。于是，纯粹主观性的意识存在同时又意味着非意识的存在，意识与外部世界由此又结合在一起。萨特论证后者的理由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与生活世界打交道，更要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主体打交道，他人的存在会以他的主体活动限制我的自由，反过来，我的存在也会以我的主体活动限制他人的自由，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你争我斗的关系。萨特从这两个命题中引申出另一个重要命题——人生的意义就是“选择的自由”和人对自身的自为存在、对自己行动承担“责任”的解说。萨特的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并且由于它宣传了自由、人的自我选择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处在时时感到孤寂恐惧的异化状态等等，因此它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有不小的影响。此外，克尔凯郭尔、G.马塞尔、雅斯贝尔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对于宗教采取了认同和支持的立场，他们主张在上帝的光照下来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以为这种认识符合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这样，哲学的反思与宗教的信仰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流派的具体内容很不相同，但它们轻视理性，强调个人的意志、直觉、感受、内省，在这一点上又是相似的。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以往的古典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有一个缺陷，就是只注重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把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放在视野之外，而他们要克服这种哲学的弊端，把一切同个人相联系的精神因素当作哲学的主要对象；要求哲学不仅应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且也应当研究个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精神现象。这种要求不能说不合理，但容易导致人们放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主义。现代哲学的一些流派热衷于探讨数学、逻辑学、科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哲学的世界观内容表现出相当的漠视。造成这种情形的社会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又获得巨大的进步。面对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现象，一些哲学家束手无策，他们在理论观点上厌恶纯思辨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世界观方面转向科学方面，一种被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流派和运动便应运而生。这种流派的产生除上述社会背景外，也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特点有关。新兴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广泛运用，对物质结构的愈来愈深入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理论的模式和结构的作用等等，都要求不但对实证科学的具体内容而且要求对各门科学的共同问题，特别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唯科学主义的产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科学面临的新情况。在唯科学主义的流派中，长期产生影响的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以A.孔德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哲学应以“实证的”“确实的”事实为依据，企图通过使哲学实证科学化的途径来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把传统的世界观问题排除于哲学之外。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非欧几里得几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量的角度而不是从质的角度解释现象的描述性的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使得一些哲学家把数学的方法、数理逻辑的方法、物理学的方法看成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而且认为它们也应当是哲学的主要方法。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的数学化、逻辑化才是哲学的出路。在主张哲学逻辑化的哲学家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语词分析的倾向。这种把逻辑分析、语词分析当作哲学中心内容的流派就是新实证主义，或者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创始人和早期的代表人物有G.弗雷格、B.A.W.罗素、G.E.摩尔和L.维特根斯坦等。其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较大。罗素强调要把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看作哲学固有的方法，并加以广泛运用。所谓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是指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去考察语言和现实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考察语言和现实的最终结构。他主张以现代数理逻辑为手段，创造理想的人工语言，以保证命题的句法形式与它的逻辑形式相一致。他还提出了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类型理论和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在早期和后期有变化，他的逻辑原子论、图像论、真值函项论等早期思想，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很大，而他的语言游戏论、工具论等后期思想，对日常语言哲学发生过重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分析哲学中出现了一大支派——逻辑经验主义，又名逻辑实证主义。它的核心是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为M.石里克和R.卡尔纳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中心从维也纳移到美国。由于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开始解体，形成了一些支派。逻辑实证主义以所谓传播和发扬科学世界观、创造现代经验主义的精神工具为自己的宗旨。这一派的哲学家都是否认、排斥哲学问题的。石里克认为，历史上多种哲学体系众说纷纭，造成了混乱，对待这种哲学采取沉默的怀疑是唯一恰当的态度，各种哲学体系之间的无谓争论应当成为过去。卡尔纳普认为，全部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有意义的哲学的陈述是不可能有的，哲学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不能实现的任务，这就是发现和表述一种同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利用20世纪以来数学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新成果，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为可以用数理逻辑表示的命题，并规定哲学的任务在于对一切以经验内容为素材的科学命题进行逻辑结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要求语言的明晰性和无歧义性，命题推导的严密的合逻辑性，这是正确的，是符合科学和哲学思维的要求的，但它取消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意义，把哲学消融于逻辑当中，或者说用逻辑来代替哲学，则大大消解了哲学的本质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分析哲学中又出现了一个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除J.T.D.威斯顿是剑桥大学教授外，其他如G.赖尔、J.L.奥斯汀、P.F.斯特劳森等都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故这一学派亦称牛津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经常抱怨自然语言的概念模糊不清，不适宜作为精确思维的手段。和逻辑实证主义不同，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则强调自然语言中概念的丰富性以及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强调概念能够完成多种多样的功能，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这一派的哲学家过分夸大语言分析的作用，认为这种分析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是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分析，那么日常语言学派就是把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同样大大降低了哲学的价值。在唯科学主义中，科学哲学也有较大影响，科学哲学家否认科学哲学是一个流派，而认为它是一个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是K.R.波普尔、T.S.库恩和I.拉卡托斯等。他们的学说、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又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只对科学理论做静态的逻辑分析，不关心对科学知识成长问题的探讨；反对科学知识的累积观，主张科学经由革命而进步，主张对科学做动态的历史的分析。波普尔否定归纳法，强调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源于观察实验。他认为科学方法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他用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来代替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发展是由问题开始，接着提出猜测性的假说，随后用实验检验，力图证伪它，然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科学就是这样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发展的。波普尔的这种观点虽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但他过分强调证伪，全盘否定证实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库恩以科学发展的阶段论代替波普尔的科学知识成长的“不断革命”论。他把科学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在他的科学哲学中，“范式”概念占有中心地位。常规时期是范式扩展的时期，革命时期则是范式更替的时期。在常规时期，具有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从事解析难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范式相冲突的反常现象；反常积累的结果引起危机，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旧范式为新范式所代替。他认为，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范式的选择，主要由科学家的社会心理因素决定。因而，他否认科学的进步是向真理接近，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拉卡托斯在综合波普尔和库恩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阐明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以D.夏皮尔和L.劳丹（Larry Lauday，1941～ ）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新历史学派既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静态逻辑分析，又反对库恩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用不同观点阐发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表现出科学哲学中科学实在论或实用主义的倾向。唯科学主义吸收了数学、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成果，有其合理的方面，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应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取和借鉴。但这种流派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想冲破传统哲学的某些框框，结果走到了否认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义，即否认哲学自身的极端。虽然波普尔和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哲学世界观对科学的意义，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局限性。唯科学主义没有能为西方现代哲学开拓出一条新路。当代西方哲学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J.-F.利奥塔、M.福柯和J.德里达等人。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它们共同遵守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大约在70年代前后，西方工业国家先后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由原先的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他们认为，所谓现代社会是指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所造就的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政治、社会机制的依据是启蒙时代所确立的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价值。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的经济成就已经改变了我们时代，赋予了这个时代更新的含义，这个时代因此是更加自由的，是无中心、多形态、不确定的，审美比道德和政治有更多的价值，解释比理论有更大的价值。这是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理智的功能不是建立概念的体系，而是解释、复制和扩展文本，是在语言的叠加中游移。后现代主义哲学显然受到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解构，揭露西方文明的虚假性，揭示出潜藏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象征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利奥塔发表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从知识论角度论述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他明确提出，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的“元叙事”，即理性主义、人的解放和精神辩证法，而今都已不可信、崩溃瓦解了。后现代的知识已经脱离了“元叙事”的西方思想传统，它们都是语言游戏，呈现的只是差异性、多元性、解构性、不确定性。福柯受尼采影响很深，他用一种所谓“谱系学”对人类思想文化展开研究，对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批判，但他表达的却是要消解和否定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是要摧毁事物的“本源”和永恒真理的思想方法。德里达建立的是以“反逻各斯中心论”为核心的解构理论，他指出，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这个中心支配了从苏格拉底直至海德格尔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束缚、僵化我们思想的“白色的神话”，必须将它们全都颠覆掉，才能克服当今哲学与文化的危机。德里达希望用书写文字中心（即他的“文字学”）来代替“逻各斯中心”或“语音中心”，力求在“文字学”的外表下寻求已经被“涂改”的人类文化发展的真正轨迹。后现代主义表现了当代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苦闷和矛盾，以及他们为克服这些矛盾而提出的各式各样的理论设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当代西方文化裂变的征候。这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合，因此，有些学者也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正如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化一样，对待各种流派的现代西方哲学也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在总体上虽是错误的，但在局部问题上有合理因素，它对某些问题的结论虽然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却有一定意义，如哲学应当研究个人的情绪、感受、心理、意志的问题，哲学应当探讨各门科学共同的方法论，哲学应当吸取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应当研究所谓“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时代举世瞩目的问题，因而也是现时代的哲学应当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这种研究纳入神秘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轨道。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更应当认真地加以探讨，吸取其中的积极成果，但反对把这种探讨同哲学对立起来，以取消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为代价。对于人的价值、人的处境、人的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十分重视，并认为当前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所反对的是抽象地探讨这一问题。在它看来，在今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者在同一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同阶级间，人的价值、处境和命运的问题都不相同，因而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只有把这一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