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写一篇以“无法逃避的妥协与和解”为题的豆瓣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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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写一篇以“无法逃避的妥协与和解”为题的豆瓣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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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逃避的妥协与和解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