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写一篇《拜访小屋》的影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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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我写一篇《拜访小屋》的影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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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以下是一篇关于《拜访小屋》的影评：

## 我不关心人类，除了“我”之外

空间的“内”与“外”
门——作为空间隐喻上的“开关”，严格区隔了两个相对的物质空间，且时刻结构着“内”与“外”两种感觉面向。安全的、秩序的空间，通常被感受为是“内面的”；而在相对意义上，危险的、未知的空间，则被体验为“外面的”。
在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两位成年人被捆绑在凳子上，由于四位陌生人的闯入与潜在威胁，他们迫切地想实现“逃离屋内”的愿望，却被迫置于原地，无法动弹；在此，“内”与“外”的感受面向发生了微妙的倒置，空间上的小屋内变得充满焦虑和危机，相较之下，“外面”则显得安全得多。
在理性层面上，在故事层面上，《拜访小屋》显然是“电车难题”的一次极端变异，但它并非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那个问题——“是牺牲一人，拯救苍生”——而是关于选择居于“内面”，还是走到“外面”的问题，而这不仅是一个抽象问题，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此，物质空间展开想象的维度，在想象空间中——空间之于“我”的分裂从想象中划开了“内”“外”之别，在“内面的”粗朴现实性与“外面的”想象维度之间拉开了距离。“我”被迫置于原地重新观测“门”之外的情况，“外面”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在此遭遇了这个问题：“我”之“外”是如何形成的？
屏幕、小屋：“我”之“外”
首先，当然是无法观测到的虚构。影片展示了一张张特写的面孔，四位陌生人向主角讲述“世界即将毁灭”的妄想狂式故事，继而是关于自己生活与焦虑的自白；但这些显然都还不够“真实”，之于观众，他们的讲述难道不是一种加倍的虚构？——虚构电影之中的虚构，屏幕之“外”的屏幕——并且它确实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着“屏幕”：电视机里，播音员播报着“海啸吞噬城市，世界罹患瘟疫”的新闻。尽管电影将镜头从电视机屏幕之“外”，收束至屏幕之“内”，形成拟似“真实”的画面形态，仍难以说服主角与观众，小屋之外（或：“我”之“外”）“真实”发生着他们口中听起来像极虚构/妄想的故事。
但等等，我们在此产生的难道不是这样一种“分裂”？：“我知道世界每天确实都在发生各种灾难，海啸、瘟疫、地震，但…这些灾难对我来说都像是虚构的。” 无论是主角还是观众，无论是虚构电影还是现实生活，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于同一种“分裂症”之中，“我清楚是事实这样的，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肯定着那些“虚构的事实”，那些“真实的故事”，不如说，世界对于“我”而言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妄想，人类本身就深陷“分裂症”之中，却凭靠“屏幕”来判断着真实和虚假。屏幕既可报道真实，也可播报虚假，那么屏幕之意义，媒介之意义，讲述之意义，就被自身所彻底瓦解了。门之“外”，屏幕之“外”，小屋之“外”，“我”之“外”，显然成为了同一个问题。“内”与“外”之别，真的只是空间之别吗？又或是说是想象之别，幻象之别，观念之别？在此，移情、共情、同理心是否也被等量瓦解了？即使有人自戮眼前，事实仍可以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外”（“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欲望的孔洞，看得见的想象
小女孩作为“自由人”，未被“捆绑”之人，拥有着“出入”小屋的能力。她在影片中充当了一个联结小屋内外的人物，要么是凭借小巧的身材，逃逸在管道之中，要么是扮演“天真”，为父藏匿锯绳脱身的餐刀。总之，她总是在逃亡或协助逃亡的行动之中。
但不能忽视的是，“逃离小屋”其实并不是属于她的愿望，她显然还不具备从状况中识别当下生死攸关危机的能力，她也时刻结构着自己的“内”与“外”，所以她选择与父亲们在一起，形成更“小”意义上的空间。“逃离小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辩证为“逃进小屋”。可以说，女孩在大多数情境中只是充当着“残疾”父亲们欲望的工具，中介着成年之“我”与外部世界的一切事宜，而当这些行动指涉进入性别议题时，无疑更加重了“内”与“外”的对立关系。“我”透过孩子观测“外面”，而一以贯之的是“分裂症”延续：我是如此地欲望着到“外面”去，所以我可以安然地住在“内面”了。
“外”被“内”所结构着，如若将“门”看作可以被迫关上的“外面的”欲望开关，那么“洞”则是欲望结成想象的创伤性伤口。
在那场极其精彩的室内追逃戏中，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悖论，那就是由大块头巴蒂斯塔（Dave Bautista）饰演的莱昂纳德竟幽灵般地从浴室“消隐”了。
更细致地说是，手持枪械的主角在紧锁的浴室门外听见了莱昂纳德敲碎玻璃窗的声响，由于担心他会逃到屋外并再次“闯入”屋内对自己再次造成威胁，主角打开浴室门企图观测莱昂纳德是否还在浴室之内。可我们与主角共同遭遇了惊异的事实：窗之小，岂能容大块头通过？
他去哪了？或者更严谨地说，他的肉身去哪了？我们跟着主角的表情第一时间疑惑着，难道他真有超现实的能力（信仰的能力），以致于他能在危机关头化身幽灵通过小窗遁影而出？当然还不够，还得再进一步，主角连同我们一同向旁边的浴帘射击，白色印花浴帘上“显现”出一个白色的孔洞，没有惨叫、没有声响、甚至连证实浴帘之“外”存有东西的“异色斑点”都没有。浴帘之后空无一物。
可以说，在那一瞬间，转瞬即逝的刹那，电影向观众揭示了何为“表象的表象”——观众希望浴帘之后有“物”，但浴帘之后只有观众的“欲望”，我们既想象着表象背后存在的物，又想象着威胁化作幽灵消隐而去。那个属于观众的诡异悖论就此产生了，观众既希望电影之表象是真的（这样威胁者就消失了，前一秒产生的疑惑、惊骇，被孔洞吸引的欲望都可以被暂时否认掉，化作纯粹电影之虚构而被认同），又希望电影之表象是假的（这样威胁者就能被击中，幽灵、神灵、虚构、末日，就连同幽灵化的不可能而通通不“存在”了）。
也可以说，在《拜访小屋》中，存在论问题被“现实化”了，它不再是对一场隔岸观火式的思维眺望，而是“确实地”影响着“我”当下的存在危机，“我”不是在“他者”与“他者”之间做出拣选（哪一条选择更符合“我”的立场、利益、伦理），而是必须在“自我”与“自我”之间做出抉择——绝对的对立抉择：“牺牲自我，苍生仍在；保存自我，万物俱灭”。
事实上，当一个人想走到“外面”，而发现自己走不出去时，某种意义上，他就走到了“外面”。正如我们生命中无法被忽视、被否定的创伤与抉择，我们透过欲望的孔洞（门、窗、屏幕），看见了表象之“外”想象的维度，看见了叠影，既是备受迫害的世界末日，亦是安然美好的生命景象。我可以不关心人类，但不可能永远回避作为人类的“我”。
在影片的结尾，安德鲁神性的伴侣埃里克，作为另一个“我”赶赴牺牲，世界得以“拯救”，但也许更值得庆幸的是，“我”得以走出了小屋，“内”与“外”的界限在某一刻溶解了，化成了某种柔软的中间物，缓冲着“我”与世界深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