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xt: 那天早晨，失踪的双胞胎中的一位返回了马拉德，卢·勒邦冲进小餐馆宣布了这个消息。时隔多年，人们依然记得那天卢推门而入时的冲击感，他满头大汗，领口浸湿，胸膛起伏。大约十位睡眼惺忪的客人一窝蜂涌向勒邦，后来有更多人谎称在场，只为了塑造亲历过这一激动场面的假象。这座农场小镇从未发生过什么让人吃惊的事，至少自维涅家的双胞胎消失以来，小镇一直风平浪静。一九六八年四月的那个早晨，上班路上的卢发现德西蕾·维涅提着一只小皮箱，走在帕特里奇路上。她还是十六岁消失时的样子，还是那么白，肤色像潮湿的沙子。他看着她单薄的身躯，想起强风吹拂的枝杈。她步子很急，低着头——讲到这里，卢喘了口气，吊起大家的胃口——她牵着一个小女孩，七八岁，黑得像沥青。“黑不溜秋，”他说，“像直接从非洲飞来的。”接着，卢氏蛋屋各处掀起了十几场对话。厨师质疑他见到的不是德西蕾本人，因为到五月，卢就六十岁了，但他一直嫌戴眼镜丢人。服务员说他不会认错，瞎子也不会认错维涅家的姑娘，而且绝不会有人把双胞胎中的另一个认成德西蕾。客人们把玉米粥和蛋留在吧台，也不关心维涅家的姑娘了，满脑子都是那个黑孩子，她从哪儿蹦出来的？可能是德西蕾的吗？“还能是谁的？”卢说着从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擦着额头的汗。“说不定是领养的孤儿。”“我就纳闷，德西蕾怎么能生出这么黑的孩子。”“你觉得德西蕾会是领养孤儿的人吗？”当然不是。她是个自私鬼。多数人如果对德西蕾还有印象，除了自私，应该也想不起什么了。双胞胎消失了十四年，快赶上她们离开时的年纪了。她们在创始人节的舞会后消失，当晚她们的母亲就睡在门厅旁。前一天，双胞胎还挤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四个一模一样的女孩抓着头发。第二天就人去床空，史黛拉的那边整洁依旧，德西蕾的那边凌乱如常。镇上的人找了她们一上午，在林子里呼唤她们的名字，幻想着她们是否被上天选中。两人的消失就像被提升天[1]一样猝不及防，而留下的马拉德人都是罪人。当然，真相非关罪恶，也无涉神秘。双胞胎很快在新奥尔良现身，她们只是两个逃避责任的自私女孩而已。她们不会去太久的，城市生活终会让她们厌倦。等耗尽了金钱和怨恨，她们自会像小狗一样，循着味儿回到妈妈的臂弯。但两人却一去不返。一年后，两姐妹分道扬镳，同一颗卵子孕育的两人就此天各一方。史黛拉过上了白人的生活，德西蕾嫁了个她能找到的最黑的黑人。现在，她回来了，天晓得为了什么。也许想家了吧。走了这么多年，也许想妈妈了，或者想显摆一下她的黑女儿。马拉德没人嫁给深肤色的人。虽然也没人背井离乡，但德西蕾早破了那条戒。可嫁给深肤色的人，拖着黑不溜秋的孩子招摇过市，实在得寸进尺。卢氏蛋屋的人群已经散去，厨师戴着发罩打盹，服务员在桌上数硬币，身穿连体工作服的男人们喝着咖啡，准备去炼油厂上班。卢靠着脏兮兮的窗户，望着窗外的马路。他觉得应该给阿黛尔·维涅打个电话，总不能让她被自己的女儿吓到吧，她经受得已经太多。德西蕾回来了，还带着个黑孩子。老天爷。他把手伸向电话。“你觉得她们会留下来吗？”厨师问道。“谁知道？她一副急匆匆的样子，”卢说，“不知在急什么。看见我过去，也不挥手，也不打招呼。”“趾高气扬。她有什么可趾高气扬的？”“好家伙，”卢说，“没见过黑成那样的孩子。”这座小镇有些奇怪。“马拉德”的字面意思是绿头鸭，即一种生活在稻田或沼泽的鸭子。和其他小镇一样，这座小镇也是创意先于地点的。创意由阿方斯·德屈尔于一八四八年构想，当时，他正站在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的甘蔗田里。父亲去世后收获自由身的德屈尔看着大片土地，渴望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他想为自己这样的人——永远不被当成白人，但又拒绝被视为黑人的人——建一座小镇，即第三种场所。他已故的母亲始终不喜欢他的浅肤色：儿时，母亲曾推他到阳光下，求他晒黑。也许就在那时，他萌生了建这样一座小镇的梦想。和所有付出巨大代价继承的东西一样，浅肤色是一件孤独的礼物。他娶了一位肤色更浅的黑白混血儿。当时，她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想象着子孙后代的肤色越来越浅，像一杯咖啡，被奶油一点一点稀释。更完美的黑鬼，每代人的肤色都比前代人浅。很快，更多人纷至沓来。很快，创意与场所融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体，马拉德的事也传遍了圣朗德里教区。黑人们窃窃私语，暗自惊叹。白人们不敢相信真有这样一座小镇。一九三八年，圣凯瑟琳教堂落成，教区安排了一位来自都柏林的年轻教士履职，教士抵达后，坚信自己来错了地方。主教不是说马拉德是一座黑人小镇吗？街上走的都是什么人呢？肤色浅淡，有人金发，有人红发，最黑的也不及希腊人黑。难道在美国这样就算黑人吗？这样就让白人避之不及吗？他们怎么分得出来呢？维涅家的双胞胎出生时，阿方斯·德屈尔早已离世。他的重重重孙女们继承了他的遗产，至于这是否符合她们的心意，就很难说了。德西蕾觉得这些事都跟自己无关，每次创始人节的野餐会前，她总是牢骚满腹；每次在学校听到创始人的名字，她总会翻起白眼。双胞胎消失后，这些传统仍然保持着。德西蕾从不想成为这座小镇的一员，哪怕这是她天生的权利。她觉得她能像拂去搭在肩上的手一样拂去历史。你可以逃离一座小镇，但你无法逃离血脉。不知为何，维涅家的双胞胎相信她们两样都能做到。如果阿方斯·德屈尔有机会漫步在他曾经想象的这座小镇上，他一定会被眼前的重重重孙女惊呆。双胞胎女孩，奶油色皮肤，浅褐色眼睛，波浪状长发。他一定会瞠目结舌。孩子们都比父辈更完美一点，还有什么比这更奇妙的呢？维涅家的双胞胎消失于1954年8月14日，创始人节舞会的次日。人们后来才反应过来，她们的逃离蓄谋已久。作为双胞胎中更聪明的一个，史黛拉应该能预料到，那天小镇的人一定顾不上她们。白天，人们会聚在广场上参加漫长的烧烤活动，屠夫威利·李会熏烤一架架的肋骨、牛胸肉和香肠。然后，镇长方特诺特会发表讲话，卡瓦诺神父会为众生祈福。此时，孩子们早已坐立难安，趁父母祈祷的当口，偷吃盘子里的脆鸡皮。人们会伴着庆祝活动的乐队演奏，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晚上的压台活动是学校体育馆的舞会，会上大人们喝了太多三一蒂埃里朗姆酒，然后歪歪扭扭走上回家的路，在体育馆的几个小时软化了他们对待后生晚辈的态度。换作任何别的日子，萨尔·德拉福斯都可能透过窗户看到两个女孩在月光下的身影，阿黛尔·维涅也会听到地板的嘎吱声，甚至卢·勒邦也可能在关门时透过小餐馆脏兮兮的玻璃窗看见这对双胞胎。但在创始人节，卢氏蛋屋会早早打烊，突然生龙活虎的萨尔也早早和老婆温存去了。几杯朗姆酒下肚后，阿黛尔已鼾声连连，梦中正和丈夫在返校舞会上相拥而舞呢。没人察觉到双胞胎鬼鬼祟祟的行动，一切都正中她们下怀。这其实不是史黛拉的主意，在那个夏天的最后时光，决定在野餐会后出逃的是德西蕾。这也不足为奇。多年来，她不是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等不及要离开了吗？史黛拉是她的主要倾诉对象，她以一种习惯了各种痴心妄想的耐心，纵容着德西蕾的倾诉。对史黛拉而言，离开马拉德就像飞往中国一样纯属异想天开。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但不表示她就敢幻想自己付诸这样的行动。但德西蕾永远在幻想离开这座农场小镇后的生活。双胞胎在奥珀卢瑟斯的五分钱影院看《罗马假日》时，一群无聊的黑人小孩在二楼吵吵闹闹，向下方的白人扔爆米花，因此使她几乎听不见电影台词。但她仍紧靠栏杆，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幻想着自己飞上云端，飞往遥远的巴黎或罗马。但实际上，她连两小时车程外的新奥尔良都没去过。“外面等着你的只有野蛮。”她母亲总这么说，当然，这只会让德西蕾更心怀憧憬。一年前，双胞胎认识的一个名叫法拉·蒂博多的女孩逃去了新奥尔良，一切似乎轻而易举。法拉只比她们大一岁，既然她能做到，这事会有多难？德西蕾想象着自己如何逃往城市，成为一名演员。她这一生只在九年级时主演过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她登上舞台中心时，有那么一瞬间，她感到马拉德或许并非美国最沉闷的小镇。同学们为她欢呼，史黛拉留在体育馆的暗影里，德西蕾觉得她仿佛不再是双胞胎中的一个，不再是一个不完整组合的一半，她只是她自己。但第二年，在争夺《第十二夜》的薇奥拉一角时，她败给了镇长女儿，因为镇长在最后一刻敲定了给学校的捐款。当玛丽·卢·方特诺特笑容满面地向观众挥手时，德西蕾在舞台侧翼生了一晚上闷气，她对史黛拉说，她等不及要离开马拉德了。“你总这么说。”史黛拉说。“因为我总这么想。”事实并非如此。她并没有那么讨厌马拉德，她只是受不了这里的小，让她有种身陷囹圄的感觉。她从生下来就走在同样的土路上；她在课桌背面刻上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缩写，那些课桌是她母亲用过的，未来，她的孩子也会用，并会亲手触摸这些粗糙的刻痕。整个学校都在同一栋楼里，所有年级一起上学，升入马拉德高中也只是去走廊对面继续读书而已，不会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但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对浅肤色执迷不悟，她或许还能忍受。比如，西尔·吉约里和杰克·理查德会在理发店争论谁的太太肤色更白；比如她母亲会对着她大喊大叫，让她戴上帽子；人们还会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怀孕时喝咖啡或吃巧克力会让宝宝变黑。他父亲的肤色很浅，清冷的早晨，她会翻过他的胳膊，看上面的青色血管。可当那些白人来抓他时，这些都变得毫无意义，既然那样的事会发生，她如何还能在意肤色深浅呢？她几乎想不起他了，这让她有点害怕。他去世前的日子似乎成了一个别人口中的故事。那时，她母亲不必早早起床去白人家打扫卫生，也不必周末接更多洗衣服的活儿，在客厅挂满交错的晾衣绳。双胞胎过去喜欢在那些床单被套间玩捉迷藏，后来，德西蕾认识到这是件丢人的事，因为家里到处是陌生人的脏东西。“如果真这么想，你应该行动起来。”史黛拉说。她一向这么务实。每个周日晚上，史黛拉都会熨好一周的衣服，德西蕾则是起床后才匆匆翻出一件干净衣服穿上，并匆匆完成压在书包底下的作业。史黛拉喜欢上学。自幼儿园以来，她的算术成绩一直出类拔萃，高中二年级时，贝尔顿老师甚至让她给低年级学生代过几堂课。老师还送了她一本自己在斯佩尔曼学院读书时的微积分教材，史黛拉一连几周都在床上钻研那本书，钻研各种奇怪的形状和括号里的长字符串。有一次德西蕾拿起来翻了翻，里面的公式像古文天书，而史黛拉一把夺回，仿佛德西蕾多看几眼都是对那本书的亵渎。史黛拉希望有一天能成为马拉德高中的教师。但德西蕾畅想她自己在马拉德的未来时，生活似乎会永远一成不变，她总感觉如鲠在喉。而每当她说起要离开，史黛拉总是不愿搭腔。“我们不能离开妈妈。”史黛拉总这么说，德西蕾也总会识相地闭上嘴。“妈妈已经失去了太多”是永远不必说出的后半句话。十年级的最后一天，母亲下班后宣布，双胞胎秋天就不用回去上学了。她说她们上的学已经够多，她轻轻坐进沙发，放松她的腿脚，说她需要她们出去工作。当时，十六岁的双胞胎惊呆了，虽然史黛拉应该注意到了，最近家里的账单越来越多，德西蕾也应该纳闷，为什么短短一个月里，母亲就两次让她去方特诺特店里赊更多账。尽管如此，当母亲弯腰松鞋带时，两个女孩仍相对无言。史黛拉看上去如遭当头一棒。“但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史黛拉说，“我会想办法的……”“亲爱的，你不能，”她妈妈说，“你白天都得待在那儿。你们知道的，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也不会让你们辍学。”“我知道，可是……”“南希·贝尔顿都让你代课了。你还要学什么呢？”她帮她们找好了工作，去奥珀卢瑟斯的一户人家打扫卫生，从隔天一早开始。德西蕾讨厌帮妈妈打扫卫生。要她把手伸进脏兮兮的洗碗池，要她弯腰洗拖把，她知道自己的手指有朝一日也会因为洗白人的衣服而变肥变糙。但她至少不用再考试了，至少不用再学习和背诵了，也不用再去上那些无聊至极的课了。现在，她是个大人了。生活终于能扬帆起航了。但双胞胎准备晚饭时，史黛拉始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冲洗胡萝卜。“我想……”她说，“我只是想……”她想有一天能上大学，当然，最好能去斯佩尔曼，或哈佛，或其他好大学。史黛拉撇下她独自去亚特兰大或华盛顿特区，一想到这个，德西蕾便会惴惴不安。从这个角度说，她松了一口气。现在史黛拉没法抛下她了。话虽如此，她也不想见妹妹难过。“你还可以去呀，”德西蕾说，“我是说以后。”“怎么去？你必须读完高中。”“嗯，那就读完嘛。去上夜校什么的，很快就读完了，你这么厉害。”史黛拉又不说话了，默默切胡萝卜，准备炖汤。她知道妈妈有多不容易，她不可能违抗妈妈的意志。心烦意乱中，刀口一滑，她切到了手。“该死！”她轻声诅咒，吓到了一旁的德西蕾。史黛拉几乎从不说粗口，尤其在妈妈可能听到的地方。她放下刀，血从食指渗出，德西蕾来不及多想，抓起史黛拉流血的手指就塞进了嘴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德西蕾吸着史黛拉的手指，史黛拉哭个不停。她知道她们已经长大了，但她还是含着史黛拉的手指，品尝着她金属味道的鲜血。史黛拉无声地望着她，泪水盈眶，但没流下来。“恶心。”史黛拉说，但她没有抽走手指。整个夏天，双胞胎每天早上乘公交车去奥珀卢瑟斯，那是一户藏在铁门后的白色大宅，铁门上趴着白色的大理石狮子。第一次去，面对如此戏剧化的装潢，德西蕾忍俊不禁，史黛拉则一脸警惕，仿佛它们随时会化为真狮子，向她扑来。母亲说给她们找了这样一份工作，德西蕾知道这家人一定很有钱，一定是白人。但她永远想象不出这样的房子：钻石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下，她要爬到梯子顶端为其除尘；长长的螺旋楼梯，擦栏杆时她感到头晕目眩；宽敞的大厨房里装满各种未来感的新奇电器，她甚至不懂如何使用。有时，史黛拉不见了人影，她会四处找她，她想唤她的名字，又怕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楼层里。有一次，她发现史黛拉在擦卧室的梳妆台，史黛拉看着梳妆镜和前面装着乳液的一个个小瓶，满眼憧憬，她似乎想坐在那张毛茸茸的长凳上，像奥黛丽·赫本一样，把芳香的乳液涂在手上。她居然在欣赏那样的自己，仿佛她生活在一个女人们会这样生活的世界。此时，德西蕾的身影出现在镜子里，史黛拉匆匆移开视线，仿佛齿于被看出心中的任何向往。那户人姓杜邦。妻子有一头羽毛般的金发，眼皮低沉，整个下午都坐着发呆。丈夫在圣兰德里银行和信托公司工作。两个男孩在彩色电视机（她第一次见）前推来搡去，还有一个大肚子的秃头婴儿。初次见面时，杜邦夫人认真端详着双胞胎，然后心不在焉地对丈夫说：“多漂亮的女孩。真白，是不是？”杜邦先生只点了点头。他是个笨拙的人，戴着可乐瓶底般的眼镜，厚厚的镜片把他的眼睛变成了小珠子。每次经过德西蕾，他都会歪起头，做冥思苦想状。“你是哪个来着？”他问。“史黛拉。”她有时会故意糊弄他，只为寻个开心。她一向谎话连篇。说谎和演戏的唯一区别是受众是否参与其中，但从表演角度讲，两者如出一辙。史黛拉从没想过交换身份。她总是认定自己会被识破，撒谎（或演戏）只有全情投入，才可能奏效。德西蕾花了很多年研究史黛拉：她摆弄衣襟的方式、头发收至耳后的方式，以及打招呼前犹犹豫豫抬起的眼神。她能以假乱真地模仿妹妹，学她的声音，仿佛本人上身。她觉得自己很特别，她能假扮史黛拉，而史黛拉永远无法假扮她。整个夏天，双胞胎都不见踪影。她们不再走在帕特里奇路上，不再溜进卢氏蛋屋的后排卡座，也不再去足球场看男孩们踢球。两人早出晚归，一早就钻进杜邦的房子，晚上才精疲力竭、双脚浮肿地离开。回家的公交车上，德西蕾总是瘫靠在窗边。夏天眼看要过去了，她不愿想秋天的事，到那时朋友们坐在午餐室闲聊，计划着开学舞会，而她还在擦浴室地板？这一生就这样了吗？困在一所房子里，每次走进去，都像被活活吞没？有一条出路。她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但到了八月，她满脑子都是新奥尔良。创始人节的早晨，她已经害怕再回杜邦家，她轻轻摇醒旁边的史黛拉，说：“咱们走吧。”史黛拉埋怨着翻过身，脚上缠着床单。她睡觉总像打仗一样，经常噩梦缠身，但她从没对人说起过。“去哪儿？”史黛拉说。“你知道的。我说得够多了，咱们直接走吧。”她仿佛看到一扇逃生门出现在眼前，再耽搁下去，那扇门就会永远消失。但她离不开史黛拉。她从没和妹妹分开过，她甚至不知道离开妹妹她还能不能活下去。“一起走吧，”她说，“难道你想一辈子在杜邦家打扫卫生？”她永远不确定是什么打动了史黛拉。也许她也觉得无聊吧。她是个务实的人，也许她也意识到她们能在新奥尔良赚更多钱，到时把钱寄回家，她们就能更好地帮助妈妈。或许是她也看到了那扇即将消失的逃生门，她也意识到了她向往的一切都在马拉德以外吧。管他什么原因，反正史黛拉终于开口说：“好吧。”整个下午，双胞胎都徘徊在创始人节的野餐会上，德西蕾怀揣着秘密，快要爆炸。史黛拉则镇静如常，她是德西蕾分享秘密的唯一对象。她知道德西蕾没及格的那些考试，知道她没把卷子拿给妈妈，自己在背后伪造了签名。她知道德西蕾从方特诺特那里偷走了各种小东西，一管唇膏、一包纽扣、一条银色袖扣，因为她有这个本事，因为当镇长女儿从她身边飘过，德西蕾想到自己拿了她的东西，总会泛起一阵得意。史黛拉听说后，有时会批评她，但从不会告发她，这是最重要的。对史黛拉讲一个秘密，就像对一只罐子窃窃私语，再拧紧盖子。她会把秘密烂在肚里。但德西蕾没想到的是，史黛拉对她自己的秘密也同样守口如瓶。维涅家的双胞胎离开马拉德几天后，镇上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堪。如果两人晚走几天，暴风雨势必会打消她们的念头。就算她们忍得了雨水，也一定忍不了泥泞。跋涉过半条帕特里奇路后，她们定会勇气全无，打道回府。她们不是吃苦耐劳的女孩。她们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绝对走不了五英里，最后一定会拖着湿透的身子悻悻而返，上床睡觉，德西蕾会坦承自己太冲动，史黛拉会说她只是想和姐姐同进退。但当晚没有下雨。两人头也不回地离开家的那晚，天空晴朗无云。回来的那天早上，德西蕾有点记不清去母亲家的路。这比彻底迷路更麻烦。帕特里奇路通向树林，然后呢？在河边转弯，但往哪儿转？人们重归故里时，总会觉得家乡变了样，仿佛房子里的每件家具都移动了三英寸。你知道这是你的家，但你会反复在桌角磕到腿。她停在树林入口，看着绵延无尽的松树，有些彷徨无措。她一边整理围巾，一边寻找熟悉的地标。蓝色的薄纱围巾几乎完全遮住了她的瘀伤。“妈妈？”裘德说，“到了吗？”女儿张着月亮般的大眼睛望着德西蕾，看上去和萨姆一模一样，德西蕾挪开了视线。“快了。”她说。“还有多久？”“快了，宝贝，过了树林就是。妈妈只是辨认一下方向，放心。”萨姆第一次打她时，德西蕾就想回家了。当时他们已结婚三年，她仍觉得像蜜月期。不管是萨姆舔她手指上的糖霜，还是在她涂口红时亲她的脖子，她都会感觉心里小鹿乱撞。华盛顿特区开始给她家的感觉，她似乎能想象再无史黛拉相伴的余生。然后，六年前的一个春夜，她忘了缝他的衬衫扣子，他提醒她时，她说她忙着做饭，让他自己缝。工作太累，时间太晚，她听到客厅传来《艾德·苏利文秀》[2]的声音，戴安·卡罗尔[3]尖叫道：“只能是你。”她把鸡肉放进烤箱，转过身，萨姆一巴掌扇在了她嘴上。她当时二十四岁，此前从没有人扇过她的脸。“离开他，”她朋友萝伯塔在电话里说，“你不走，他会觉得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我没法一走了之。”德西蕾说。她瞥了一眼孩子的房间，摸了摸肿起的嘴唇。脑中突然浮现史黛拉的脸，以及没有伤痕的自己的脸。“为什么？”萝伯塔说，“你爱他？还是他太爱你了，恨不得让你的脑袋搬家？”“没那么严重。”她说。“你要等到那么严重吗？”终于鼓起勇气离开时，德西蕾已经很久没和史黛拉说过话了，两人分别后再未相见。她没有她的联系方式，甚至不知她身在何方。但当她牵着一脸疑惑的女儿穿行在联合车站时，她只想给妹妹打电话。几小时前，萨姆在又一场争吵中扼住她的喉咙，用枪对准她的脸，他的眼睛和他初次吻她时一样清澈。之后，他放开了她，她喘着粗气滚到一边。她知道她总有一天会死在他手里。那天晚上，她在他身边装睡，然后，她一生中第二次在黑暗中收拾行李。来到火车站，她抓着女儿直奔售票窗口，身上带着从萨姆钱包里偷的钱，她呼吸急促，腹中作痛。现在呢，她问脑海中的史黛拉。我该去哪儿？史黛拉当然没有回答。而且，她也只有一个地方可去。“还有多久？”裘德问。“快了，宝贝，就到了。”可快到家又如何呢？母亲可能在她走上台阶前就赶走她。只要看裘德一眼，她就会让她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个黑家伙当然会打你。你还指望什么呢？强扭的瓜当然甜不了。她停止思前想后，弯腰抱起女儿，让身体机械地向前挪动。也许回马拉德是个错误。也许应该找个新地方，从头开始。但现在后悔已经太晚。她听见了水声，开始朝它走去，女儿沉重地挂在她脖子上。那条河将校正她的方向感。走到岸边，她就会想起回家的路。德西蕾·维涅在华盛顿特区学会了指纹识别。从前，她甚至不知道这是能学的东西，直到一九五六年春天，走过运河街时，她在面包店的橱窗外看见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联邦政府的招聘信息。她停下来仔细端详。当时史黛拉已离开六个月，时间似乎放慢了流速。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她有时会忘了妹妹的离开。每当她在有轨电车上听到一个笑话，或经过一个两人过去的朋友，她都会扭过头说“嘿，你……”，然后才反应过来，史黛拉已不在身边。史黛拉已经离开她，她不得不第一次单独面对这个世界。虽然已经过了六个月，德西蕾仍心存希望。史黛拉会打电话来的，史黛拉会寄信来的。但每天晚上，等待她的总是空空如也的信箱和沉默如谜的电话。史黛拉离开她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了，德西蕾却留在这座史黛拉弃之而去的城市，凄惨度日。她抄下了那张黄色海报上的地址，下班后直奔招聘办公室。招聘人员本以为在这座城市再也招不到合适的人了，看见眼前这位干净利落的年轻女子，她显然吃了一惊。她看了一眼她的申请表，“黑人”一栏让她有些纳闷。接着，她拿笔指向了籍贯一栏。“马拉德，”她说，“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只是座小镇，”德西蕾说，“在北边。”“胡佛先生喜欢小镇，他总说最优秀的人都来自小镇。”“是吗，”德西蕾说，“没有比马拉德更小的小镇了。”在华盛顿特区，她努力将悲痛埋藏起来。她在指纹识别部的另一个黑人女性萝伯塔·托马斯那里租了一间房。其实是一间地下室，阴暗无窗，好处是干净，重点是实惠。“条件不算多好，”萝伯塔在她第一天上班时对她说，“但你真需要地方住的话。”她试探性地提议，仿佛宁愿被拒绝。她已经疲惫不堪，要照顾三个孩子，还要忙里忙外，而且老实说，德西蕾看上去又是个需要照顾的。但她同情这个女孩，刚满十八，就孤身一人漂在陌生的城市里，所以她还是提供了那间地下室：一张单人床，一个梳妆台，一台让她每晚在嗡嗡声中入睡的散热器。德西蕾决心从头开始，但她对史黛拉的想念却有增无减，她总想知道史黛拉会怎么看这座城市。为逃离对史黛拉的记忆，她离开了新奥尔良，可来到这里后，她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不得不骗自己史黛拉就在旁边的床上。在单位里，德西蕾学会了识别拱形指纹、环形指纹和螺旋指纹。反箕纹向拇指旋转，正箕纹向小指旋转。囊形纹始自双箕斗纹。她也学会了区分年轻人和老人的指纹，老人的指纹嵴会因年纪而磨损。通过研究一条指纹嵴（宽度、形状、孔洞、轮廓、断隙和褶皱），她可以从一百万人中锁定一个人。每天早晨，她桌上都摆满了从被盗汽车、子弹盒、被破坏的窗户、门把手或刀子上提取的指纹。她既要处理反战示威者的指纹，又要帮助确认裹在干冰里的归国士兵遗体的身份。萨姆·温斯顿第一次从她身边走过时，她正研究一套从被盗枪支上提取的指纹。萨姆系着淡紫色领带，搭配一条丝巾手帕，领带的鲜艳色调，以及这位佩戴它的黑漆漆的老兄的胆量，都让她大为震惊。后来看到他和其他律师一同吃午餐，她问萝伯塔：“居然有黑人检察官？”萝伯塔轻蔑地笑道：“当然有了，这里可不是你家那种穷乡僻壤。”萝伯塔没听说过马拉德。出了圣朗德里教区就没人知道这个地方，当德西蕾向萨姆说起马拉德，他甚至想象不出有这样的地方。“当我傻啊，”他说，“一整座小镇都是你这种浅肤色的？”他邀请她共进午餐。那天，他来到她的隔间，俯身索要一套指纹。后来他说他并不太需要那套指纹，只是想找个理由认识她。他们坐在国家植物园里，看池塘里的鸭子划水。“我还不是最浅的呢。”她说，她想起方特诺特夫人，她一直夸耀他的孩子是酸奶色的。萨姆笑了起来。“好吧，你要带我去看看，”他说，“我得亲眼瞧瞧这座浅肤色之城。”但他只是在调情。他出生在俄亥俄州，从没去过弗吉尼亚以南的地方。母亲曾想送他去莫尔豪斯，但未成行。早在校园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前，他就已经是俄亥俄州人了。上学时，曾有白人教授拒绝回答他的提问。每年冬天，他都要从挡风玻璃上刮下被尿黄的雪。他交往过不愿在公共场合牵他手的浅肤色女孩。北方的种族主义，他早已司空见惯。南方的种族主义，他不愿再去领教。就他所知，他的同胞们逃离南方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的判断？他总是开玩笑，那些红脖子会让他一去不返。哪怕只是去玩，到头来也会被抓去弹棉花。“你不会喜欢马拉德的。”她对他说。“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很荒唐，执迷于肤色。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并不完全如此，但她希望他相信她与她出生的地方截然不同。她想让他相信她说出的一切，除了事实：她只是因为年轻和无聊，才拖着妹妹来到了城市，后来，妹妹在那里迷失了自我。他停顿片刻，回味她的话，然后他将装面包屑的袋子推向她。他一直在撕三明治，给她做喂鸭子的饲料，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殷勤让她慢慢爱上了他。她笑着把手伸了进去。她告诉他，她从未和他这样的男人交往过，事实是她从未和任何男人真正交往过。因此，他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让她惊喜：萨姆陪她去有白色桌布和精美银器的餐厅用餐；萨姆请她去看电影，萨姆突然拿出艾拉·费兹杰拉的演出门票。第一次带她回家，他的单身公寓让她大开眼界，整齐的床单，按颜色分类的衣柜，宽敞的大床。返回萝伯塔的地下室后，她几乎哭了出来。他再也不会提议跟她回家。她也永远不会要求他这么做。从一开始她就说得明明白白，她讨厌马拉德。“我不信。”他说。他们躺在他床上，听着雨声。“有什么好不信的？我只是说我的感觉。”“黑人都热爱家乡，”他说，“虽然我们都来自最烂的地方。只有白人有讨厌家乡的自由。”他在克利夫兰的孤儿院长大，他以没体会过太多爱的凶悍去爱着那座城市。而她只得到了一座她无时无刻不想逃离的小镇，和一个清楚表明不欢迎她回去的母亲。她还没对萨姆说过史黛拉的事，那似乎是另一件他理解不了的关于马拉德的事。但此时，雨水敲打在金属消防梯上，她转过身来，说她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她决定成为另一个人。“她会厌倦那些装腔作势的，”他说，“我打赌她一定会跑回来，悔不当初。谁离开了你这么可爱的人，都会悔不当初。”他亲吻她额头，她紧紧抱住他，耳边是他的心跳声。这是两人恋情的开始。他的手掌还没握成拳头，他还没叫她高高在上的黄种母狗，他还没说她和她妹妹一样失心疯，自以为是白人。那时，她刚感到自己开始信任他。多年后，当她的视力衰退，她怪罪于每天盯着指纹、标记嵴线的岁月。萝伯塔曾告诉她，很快，整个指纹识别系统将由机器代替，日本已经在测试相关新技术。但机器如何能比训练有素的眼睛更擅长这项工作呢？德西蕾能看出多数人看不出的纹路。她能从人的指尖读出人生经历。培训期间，她曾练习阅读自己的指纹，这些繁复的纹路构成了她的独特印记。史黛拉的左手食指上有一条自己用刀划出来的疤，这也是会导致指纹差异的众多原因之一。有时，你的身份总取决于细枝末节。阿黛尔·维涅住在一套白色的排屋[4]里，房子位于树林边上，最早由创始人建造，德屈尔家的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里。阿黛尔结婚时，新婚丈夫莱昂·维涅曾徘徊在厅房，端详那些古老家具。他是一位想当木工的修理工，他伸手抚过细长的桌腿，赞叹其精良的做工。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住进这样一所有着厚重历史的房子，但话说回来，他也从未想过能娶到德屈尔家的姑娘——一位有遗产的姑娘。他的家族传承自法国的葡萄种植商，他们本想在新世界闯出一片天地，打造自己的葡萄园，却发现路易斯安那又潮又热，不适宜葡萄生长，最后，他们不得不安心种植甘蔗。远大的理想被现实压垮——这就是他的遗产。他的父母把目光投向了更务实的营生——他们在马拉德外围开了家地下酒吧，取名“坏脾气山羊”。后来，马拉德一些虔诚的居民会将悲剧归咎于这门罪恶营生：维涅家的四兄弟没有一个活过三十。莱昂作为老幺，是最早丧命的一个。岁月流逝，房子已饱经风霜，但不知怎么，它似乎仍是德西蕾记忆中的模样。她抱紧女儿，走进空地，每走一步，肩膀都在刺痛。黄铜柱子，蓝绿色屋顶，狭长的门廊。母亲正坐在门廊的摇椅上，将青豆倒进一只装了水的碗中。母亲依然纤瘦，长发披背，两鬓斑白。德西蕾停下脚步，女儿沉重地挂在脖子上。岁月仿佛伸出一只手，往后推她。“正纳闷怎么还没到。卢打电话来了，说见到你。”母亲在跟她说话，但眼睛盯着她怀里的孩子，“这么大还抱着。”德西蕾终于放下女儿。背很疼，但至少疼痛让她感觉熟悉。身体的疼痛让人警醒，不像坐在火车上，她只觉得浑身麻木，她们虽然在移动，却被困在一个空间里。她推了推女儿。“去亲亲外婆，”她说，“去吧，别怕。”女儿很害羞，别着腿，挪不动步，德西蕾又推了推她，她终于听话地爬上台阶，犹豫片刻后，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外婆。阿黛尔向后仰，端详着孩子，摸了摸她乱了的发辫。“去洗个澡吧，”她说，“你们都一身外面的味儿。”德西蕾蹲在浴室破裂的瓷砖上，帮女儿在爪足浴缸里洗澡。她摸了摸水，一切恍如梦境。左上角发黑的镜子，破损的扇形水槽，吱嘎作响的木地板。从前，每当她在门禁时间后偷溜出去，总会小心避开那些地板。母亲在门廊摘豆，仿佛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早晨。实际上，自史黛拉离开后，她们就再没说过话。德西蕾曾声泪俱下地打电话回家，却换来母亲的一句“你活该”。她还能说什么？劝史黛拉离家出走的是她。如今，妹妹宁愿当白人，母亲只能怪她，因为史黛拉已无处可寻。她坐进厨房的椅子，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正是她过去常坐的那把，一旁是史黛拉的空椅子。母亲在灶台前忙碌，德西蕾盯着她僵硬的后背，久久无法挪开视线。“所以这就是你一直想做的是吗？”母亲说。“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母亲转过身，眼眶含泪，“你那么恨我们，不是吗？”德西蕾站起来。“我知道我不该来……”“坐下……”“如果你只有这些话……”“你指望我说什么？天知道你从哪儿冒出来，还拖着个一点也不像你的孩子……”“我们会走的，”德西蕾说，“你怎么生我的气都行，妈妈，别发泄在我孩子身上。”“我让你坐下，”她母亲又说了一次，这次压低了声音。她从桌子对面滑过一盘黄色的玉米饼，“我只是很惊讶。我不能惊讶吗？”漂泊在外的日子里，德西蕾经常想跟母亲联系。她前往华盛顿特区，安顿在萝伯塔的地下室后，母亲不再有她的联系方式。萨姆求婚后，他们在樱花树下拍了订婚照。她曾把照片装入信封，甚至填好了地址，终于没鼓起勇气寄出去。不是因为她觉得他会给她丢人（萨姆是这么想的），而是觉得与一个不会为你开心的人分享好消息，又有什么意义。她知道母亲会说什么。你并不爱那个深肤色的人。你嫁给他只是为了表达叛逆，而对于一个叛逆的孩子，最不应给予的就是关注。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明白了。婚礼结束，蛋糕切完，朋友醉醺醺地笑闹着散去，她穿着白色婚纱，在接待厅后面哭了起来。她从没想过她会在没有妹妹和母亲的陪伴下结婚。她在弗里德曼医院生下女儿后，也想过打个电话。裘德出生时，一位黑人护士把孩子包进粉色毛毯前愣了一下，说：“女儿长得像父亲会有好运的。”随即给了德西蕾一个安慰的笑，她觉得德西蕾一定需要安慰。但德西蕾看着女儿的脸，满心幸福。换成别的女人，看到女儿长得不像自己，或许会大失所望，但德西蕾只觉得感激。她一点也不想爱一个长得和自己一样的人。“你先打声招呼，我也不会这么惊讶了。”她母亲说。“这也不是一早决定的。”德西蕾说。她在火车上几乎没吃东西，只吃了薄饼干，喝了黑咖啡，太多的咖啡因让她心神不宁。她需要计划。马拉德，然后呢？然后去哪儿？她们不可能留在马拉德，但她也不知道能去哪儿。现在，她看着这间陈旧的厨房，开始想念她在华盛顿的公寓。想念她的工作，她的朋友，她的生活。也许她反应过度了，骚乱让每个人都处于崩溃边缘。一周前，沃尔特·克朗凯特播报新闻时，萨姆哭了起来，他们坐在沙发上，他在她怀里颤抖。枪手可能是疯子，可能是军事人员，甚至可能是政府特工。而他们在为错误的一方工作，他们都是与虎谋皮的黑鬼。他有些语无伦次，她紧紧抱着他，直到新闻播完。当晚，他们拼命做爱，一种奇怪的向马丁·路德·金致敬的方式，也许，但她感到失魂落魄，她被巨大的悲痛淹没，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早晨，她走过骚乱后的街市，黑人兄弟在上了木板的橱窗上涂下各种标语，或用记号笔匆匆写下效忠之词，贴在窗上。那天单位提早下班。她下了公交车步行回家的路上，一个面有惧色的黑人青年（如手中的球棒一样枯瘦）向她索要钱包。“快掏出来，白人婊子！”他大叫着，球棒狠命敲着人行道，仿佛要钻入地心。她很害怕，抓着肩带，不敢纠正他，她在他的恐惧和愤怒中认出了自己，此时萨姆冲了过来，喊道：“兄弟，这是我的女人。”那个孩子转身跑开。萨姆把她拉进公寓，抱在胸前，抚慰着她。骚乱持续了四个晚上。最后一晚，萨姆紧抱着她的裸体，轻声说：“再生一个吧。”她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在说生孩子的事。她踌躇了。她本不想这样，但想到多一个孩子，她会被他拴得更紧，以后每次萨姆发怒时，她都要为两个孩子提心吊胆——她绝不可能再和他生一个。她当然未袒露真心，但她的踌躇已经明明白白，后来，每当他卡住她的喉咙，她都很清楚个中原因。她在他悲愤之时伤了他的心。无怪乎他会生气，无怪乎他要对枕边人发泄不满。谁能怪他呢，活在这样一个不被当人的世界？她本不必这么坦白。她本可以更努力地维持一个宁静的家。这难道不是那个挡在她和愤怒男孩的球棒之间的人吗？这难道不是那个在妹妹抛弃她、妈妈拒接她的电话后，选择爱她的人吗？也许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她们才离开两天。她还可以打电话给萨姆，告诉他自己错了。她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理清思绪，仅此而已，她从没真想过离开他。母亲再次将盘子推向她。“你遇到的是哪种麻烦？”她说。德西蕾勉强挤出笑容。“没有麻烦，妈妈。”“我不是傻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躲你的男人吗？”德西蕾盯着桌子，眼含热泪。母亲把牛奶倒在玉米饼上，用叉子搅成糊状，和德西蕾小时候的吃法一样。“他不在这儿，”母亲说，“快吃吧。”那天深夜，在马拉德东南一百多英里的地方，厄尔利·琼斯得到了一份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工作。他当时并不知道。对他而言，一切工作都只是工作，当他走进欧内斯托酒吧，抬头找塞尔时，他唯一担心的是还付不付得起酒钱。口袋里的零钱叮当作响，他身上永远剩不下一美元。两周前，他刚为塞尔完成了一份工作，不知不觉钱已经花得精光，其花钱之处和新奥尔良的所有单身汉没什么两样：牌、酒、女人。现在，他渴望下一份工作。当然是为了钱，但也因为他讨厌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对他而言，两个星期已经太久。他不是个安定的人。漂泊是他唯一擅长的事，他从小就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他的整个童年（如果能称作童年的话）都在各地的农场做佃农，从简斯维尔到耶拿，再一路往南，到纽罗兹和帕尔梅托。他八岁就被过继给了姨妈和姨夫，他们无儿无女，而他父母有太多儿女。他不知道父母身在何处，是死是活，他说他从不想他们。“他们不在了，”有人问起时，他总这么说，“不在的就不在了。”事实是，当他开始搜寻藏匿者时，也曾试过寻找双亲。但他的失败来得迅疾而屈辱。他对父母一无所知，甚至不知从何处着手。也许这是最好的安排。小时候，父母已经不想要他，现在长大了，他们又怎么会和他相认？尽管如此，这个失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从他开始搜寻藏匿者以来，父母是他唯一追寻无果的对象。永远漂泊的关键就是不能爱上任何东西。那些让逃亡者割舍不下的东西总让厄尔利捉摸不透。多数时候都是女人。在杰克逊，厄尔利抓获了一个谋杀未遂者，那人总是为了妻子一再回头。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但还是那句老话，最凶残的人也往往最容易感情用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纯粹的情绪动物。特别触动他的是有些人会为了某样老物件而回家。为汽车回家的人数不胜数，永远有些傻瓜蛋放不下自己那辆开了许多年的破车。他在托莱多抓到一个人，居然为了一只旧棒球回到童年时的家。“我不知道，哥们儿。”那个人说，他被铐在厄尔利的埃尔卡米诺牌汽车后座上，“我真的很爱那东西。”厄尔利从不会被爱左右。只要离开一个地方，他就会把一切抛诸脑后。名字消失，面目模糊，建筑化为千篇一律的结构。他忘了所有母校老师的名字，忘了所有住过的街道的名字，也忘了父母的相貌。记性不好是他的天赋。记性太好会让人发疯。他已经断断续续为塞尔工作了七年。他从不想让人以为他在为法律效劳。他抓捕罪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钱，他丝毫不关心白人的正义。每抓到一个罪犯，他也从不操心那人是否会被陪审团定罪，或命丧囹圄。他会一股脑儿忘个干净。尽管厄尔利曾在一家酒吧被人认出，尽管他肚子上还留着作为纪念品的刀疤，但遗忘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办法。他喜欢追捕罪犯。每当塞尔让他寻找失踪的小孩或浪荡的父亲时，他都会一口回绝。“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他说着端起威士忌酒杯。在欧内斯托酒吧，塞尔耸了耸肩。他在第七区的教堂对面有一间不错的办公室，但厄尔利讨厌去那里见他，下楼梯时，一众圣人先贤盯着他看。厄尔利喜欢这家酒吧，昏暗，安全。塞尔身材魁梧，纸板色的皮肤，一头丝滑黑发。说话时，他总在指尖转动一只银色打火机。多年前，他在一家类似的酒吧初次接近厄尔利时，也这样转着打火机。厄尔利三心二意地听他说话，打火机反射的银光在吧台里扫来扫去。“孩子，想不想赚点钱？”塞尔问。他不像黑帮或皮条客，但他有种从事灰色工作的不太正派的感觉。他是保释担保人，正物色新的赏金猎人，他注意到了厄尔利。“你有种沉静的感觉，”他说，“这很好。我需要一个人去观察和聆听。”那一年，厄尔利二十四岁，刚离开监狱，独自一人漂在新奥尔良，他觉得新奥尔良是个适合重新开始的地方。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他需要工作。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擅长做这件事，事实上，他做得非常出色，塞尔甚至提供了各种与保释金无关的工作。“听我说，你了解他们，”塞尔说，“我还什么都没说呢。”“那个，我不喜欢掺和家务事。没有其他活吗？”塞尔笑了。“从来没人说过这种话。大家都巴不得有那么一两回不用去抓恶棍。”但厄尔利至少理解通缉犯们的想法，疲惫、绝望、自私，一心只想活下去。别的失踪人口令他困惑。他当然不了解已婚人士，也不想卷入其中。但不管怎样，工作只是工作。接点轻松的工作又有何妨？他刚花了两个星期追捕一个男人，差点儿追去墨西哥；他的车在沙漠里抛锚，他一度以为这条命就报销在那儿了，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追踪一个他压根不在乎会不会被绳之以法的人。既然钱不分高低贵贱，就这么一次，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又有何妨？“我不用抓她。”他说。“不用抓。找到她打个电话就行。她男人在找她，她带着他的孩子跑了。”“为什么跑？”塞尔耸了耸肩。“与我无关。男人想知道她的下落。她来自北边的一座叫马拉德的小镇，听说过吗？”“小时候曾经路过。”厄尔利说，“傻不拉唧的、装模作样的地方。”他对那座小镇的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每个人肤色都很浅，态度都高高在上。有一次做弥撒时，一个高大的浅肤色男人打了他一巴掌，只因为他在那人的妻子前面把手浸入了圣水盆。当时他十六岁，被脖子上突如其来的刺痛吓了一跳，姨父按住他的肩，他盯着开裂的瓷砖地板，向人道歉。他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夏天，在小镇外围的农场工作，兼送食品杂货，贴补家用。他没交到一个朋友，但他对送杂货时遇到的一个女孩产生了徒劳的情愫。至于她是怎么钻进他心里的，他恍然不知。当时年纪还小，他几乎算不上认识她。秋天，他就搬去了另一座城镇的另一家农场。不管怎样，他看见她赤脚站在客厅，擦洗窗户。塞尔把照片递过来时，厄尔利感到腹中一阵痉挛。他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时隔十年，他第一次看到了德西蕾·维涅的脸。[1] 被提升天（Rapture），基督教名词，指耶稣再临时将基督徒从人间带入天国而不必经历死亡。——编者注[2] 美国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综艺节目之一，由CBS电视台于1948年到1971年播出。节目嘉宾包括猫王、披头士、滚石乐队等音乐人及喜剧演员，被认为是演艺界新人最好的曝光舞台。——编者注[3] 戴安·卡罗尔(Diahann Carroll，1935-2019)，美国演员、歌手，曾出演多部电影及百老汇舞台剧，曾获美国戏剧托尼奖最佳女主角、全球奖“视后”，并获艾美奖提名。——编者注[4] 原文为shotgun house，字面意思是“猎枪屋”，是一种窄而深的房子，所有房间纵向排列，常见于美国南方。——译者注（按：本书如无特殊说明，注解均来自译者）德西蕾维涅家的双胞胎不告而别后，和所有突然失踪的人一样，她们的离开被赋予了各种意义。在她们现身新奥尔良之前，在她们褪去光环，成为单纯寻找乐子的无聊女孩之前，只有悲剧色彩的推测合情合理。这对双胞胎似乎总是同时伴随着祝福与诅咒。她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整座城镇的传奇，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英年早逝的血脉。维涅家的四位男丁都在三十岁前离世。大儿子在一群锁链缠身的囚犯中间中暑倒下；二儿子在比利时的战壕里中毒身亡；三儿子在酒吧打架时被刺死；最年轻的莱昂·维涅被两次处以私刑，第一次在家里，当时，双胞胎躲在壁橱，透过门缝目睹了一切，两人用手捂住对方的嘴，直到掌心被口水打湿。五个白人从前门闯入的那晚，莱昂·维涅正在削一根桌腿。他硬生生倒在地上，脸面朝下，沾满污垢和鲜血。暴徒的首领是一名高个儿白人，一头金红色头发，像秋天的苹果，他挥动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称莱昂给一名白人妇女写了下流文字。莱昂不识字，他的客人知道他只会用打叉做记号，但那些白人狠狠把他踩在脚下，踩断了他的每根手指和关节，又连开四枪。他没死成，三天后，白人冲进医院，找遍了每间黑人病房。这一次，他们朝他脑袋放了两枪，鲜血洇红了棉布枕套。德西蕾目睹了第一次私刑，但永远只能想象第二次私刑，她父亲一定在睡觉，昏沉沉的，像他晚饭后坐在椅子里打盹的样子。雷鸣般的靴子声应该吵醒了他。他可能大叫了起来，也可能来不及叫出声，肿胀的双手缠着绷带，无力地垂在身侧。在壁橱里，她看到白人将父亲拖出屋子，他的长腿在地板上磕磕碰碰。她突然感觉妹妹会叫出声，连忙捂住史黛拉的嘴，几秒后，她感觉到史黛拉的手也在自己嘴上。那一刻，她们之间发生了某种变化。过去，德西蕾总能像条件反射一样，判断出史黛拉要做什么。但在壁橱里，她第一次不知道妹妹会做什么。葬礼期间，双胞胎穿着一样的带完整衬裙的黑色礼服，腿与裙子接触的地方很痒。几天前，女裁缝伯妮丝·勒格罗上门致哀，发现阿黛尔·维涅正缝补莱昂去教堂时穿的裤子，用作寿衣。伯妮丝见她双手发抖，于是接过针，自己缝了起来。她不知道阿黛尔如何独自承受这一切。德屈尔家习惯了柔软的东西，习惯了轻松长寿的人生。双胞胎甚至没有葬礼时穿的衣服。次日一早，伯妮丝抱来一卷黑色面料，蹲在客厅摆弄尺子。当时，她仍分不出两人，又不好意思问，她会发出各种简单指令，比如“你，剪刀给我”或“站直，亲爱的”。她对静不下来的那一个说：“别动来动去，姑娘，小心粘你身上。”另一个会抓住这个的手，让她安静下来。伯妮丝不安地看着她们，仿佛在为一个一分为二的人缝衣服。葬礼结束后，伯妮丝挤在阿黛尔的客厅，欣赏她的手工制品，德西蕾拉着妹妹的手从一旁走过。伯妮丝后来了解到静不下来的那个是德西蕾。大人们在轻声交谈，相互抚慰。莱昂不可能写那张字条，白人生气的一定是别的事，谁能弄懂他们的怒气呢？威利·李听说白人生气的原因是莱昂压价抢走了他们的生意。但怎么能因为别人要价低就杀人灭口呢？“你要的太多，白人会杀了你；你要的太少，白人也会杀了你。”威利·李摇着头说，一边把烟丝装进烟斗，“你必须遵守他们的规则，但他们随时会改规则。要我说就是一群恶魔。”双胞胎坐在卧室的床沿，摆着腿，吃着蛋糕。“爸爸到底做了什么？”史黛拉不停地问。德西蕾叹了口气，第一次感到必须提供答案的重负。姐姐就是姐姐，哪怕只早出生了七分钟。“就像威利·李说的。他太能干了。”“可这不合理。”“不需要合理。白人不讲理。”岁月流逝，父亲只偶尔闪现在她心头，比如摸到牛仔衬衫时，她仿佛回到小时候，贴在父亲胸前感受其牛仔服的质感。在马拉德本应感到安全才是，在这样一座奇怪而隔绝的小镇，本应可以安全地躲在自己的地盘。但即便在这里，即便没人和深色皮肤的人通婚，黑人依然是黑人，白人可以因为你的求生欲而杀了你。维涅家的双胞胎即是鲜活的例子，这对身穿丧服的小姑娘将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里长大，因为白人决定夺走她们的父亲。她们就这么长成了大姑娘，两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都越来越显眼。很快，对于过去没人分得清她们，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德西蕾总是静不下来，仿佛脚上钉了钉子，必须不停拉扯。史黛拉则平稳沉静，连萨尔·德拉福斯那匹暴躁的马在她身边都会静下来。德西蕾主演过一次校园剧，如果不是方特诺特家贿赂校长，她本来有机会主演两次。史黛拉聪颖过人，只要她母亲负担得起，她一定能读大学。德西蕾和史黛拉，马拉德的掌上明珠。她们越长越大，不再像一个身体一分为二，越来越像两个身体合二为一，如今，这两个身体正往各自的方向拉扯。出走多年的女儿之一回到家的次日早晨，阿黛尔·维涅一早起来煮咖啡。她整晚没怎么睡。她独自生活了十四年，除了安静，一切声音都很陌生。地板的吱吱声、被子的摩挲声、每一次呼吸声，都让她睡不踏实。此刻，她束紧了家居服的带子，在厨房里忙来忙去。微风从前门吹来，德西蕾倚在门廊上，头顶升烟。她总是那样站着，一腿在前，一腿在后，宛如一只白鹭。或者，那是史黛拉吗？在她记忆里，两个女孩常常彼此交织，盘根错节，直到重叠成为一个单数。一对，她本来有一对。现在回来了一个，另一个不在的感觉反而更强烈、更鲜活。她放在炉子上一壶水，转身发现那个黑孩子站在门口。“老天爷！”她说，“我差点吓出心脏病。”“对不起。”女孩轻声说。她很安静。她为什么这么安静？“能给我一杯水吗？”“说‘请’。”阿黛尔说，但还是倒了水给她。她背靠橱柜，看着女孩喝水，在她脸上搜寻女儿的痕迹。但她只看到孩子的坏爸爸。她不是一直对德西蕾说深皮肤的男人有害无益吗？她不是从小到大都在警告她吗？深色皮肤的男人会践踏她的美。他一开始会爱上她的美丽，但就像他渴望而得不到的一切一样，他很快就会怨恨起它来。现在，他就在为此惩罚德西蕾。孩子把空杯子放在台面上。她有些恍惚，仿佛醒来发现自己身在另一个国度。她的外孙女，天哪，她有外孙女了。只在心里想想就觉得滑稽。“你接着玩吧。”阿黛尔说，“我来做点早餐。”“我什么也没带。”女孩说。她可能在想留在家的玩具——城里的玩具，真正的电动小火车或有真头发的塑料娃娃。尽管如此，阿黛尔还是走进双胞胎的房间，她看见乱糟糟的床（德西蕾睡了她过去的床）时愣了一秒，然后，她打开散发霉味的壁橱。她在壁橱深处的纸箱里找出了史黛拉为德西蕾做的玉米棒娃娃。女孩有些踌躇，比起她在商店买的娃娃，这个娃娃实在有点可怕，但她还是小心翼翼带着史黛拉的娃娃走进了客厅。一对，阿黛尔本来有一对健康的双胞胎姑娘。那是她第一次怀孕。她在卧室生产，天空突然飘起雪花，她不确定接生婆能否及时赶到。塞鲁克斯夫人抵达后，宣告了她的福气。他们两家人三代内从未有过双胞胎。接生婆告诉她，如果你有幸生下双胞胎，一定要供奉统一天地的双胞胎神马拉萨（Marassa），她们是强大但嫉妒心重的儿童之神。你必须平等供奉两位神祇，在神龛上放两颗糖果、两杯苏打水和两个娃娃。阿黛尔在圣凯瑟琳大教堂受教，她知道自己不该在孩子出生时听塞鲁克斯夫人谈论异教信仰，但这些故事分散了她的痛苦。此时，德西蕾出生了，七分钟后，史黛拉出生，她一手抱着一个，皱巴巴，粉扑扑，她们只需要她，别无所求。双胞胎出生后，阿黛尔没有制作神龛。但女孩们失踪后，回想起此事，她在想她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不管听上去多蠢，或许她都该制作一只神龛。或许那样，她的女儿们就会留下。又或者，这一切都该怪她自己。怪她未能一碗水端平，把爱平分给两个双胞胎，她们才离她而去。她一直对德西蕾更苛刻，德西蕾更像她父亲，坚信只要怀着美好愿望，就没什么能伤害她。你必须约束一个任性的孩子。如果不爱德西蕾，她完全可以放任她的倔强。但这样一来，德西蕾会感到被讨厌，史黛拉会感到被无视。这就是症结所在：你永远无法用一模一样的方式爱两个人。她的幸运从一开始就背负了诅咒，她的女孩们像嫉妒心重的神一样难以取悦。爱莱昂则不难。她早该知道他们二人不会长久。从生命伊始，好运一直伴随着她，后来的岁月，她却失去了他们所有人。但她不能再一次失去德西蕾。她端着两杯咖啡，来到吱嘎作响的门廊。德西蕾马上把香烟按熄在栏杆上。阿黛尔差点笑出声来，几十岁了，还像个偷糖吃的小孩。“我想着做点早餐。”阿黛尔说着把杯子递给德西蕾，又瞥了一眼她的伤，那条没用的围巾几乎遮不住什么。“我不太饿。”德西蕾说。“你再不吃东西要晕倒了。”德西蕾耸了耸肩，喝了口咖啡。阿黛尔已经感觉到她想要挣脱，像一只小鸟在她掌心拍打翅膀。“等会儿我可以带你女儿去学校，”阿黛尔说，“让她登记入学。”德西蕾冷笑道：“你又在唱哪一出？”“你看，她不应该耽误学习……”“妈妈，我们不会留下。”“你们要去哪儿？怎么去？我打赌你兜里连十块钱都没有……”“我不知道！哪儿都行。”阿黛尔嘟起嘴。“哪儿都行，就是不能留下，和我一起。”“不是的，妈妈。”德西蕾叹了口气，“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哪儿……”“你们应该和家人一起，孩子，”阿黛尔说，“留下。这里很安全。”德西蕾无言以对，望向树林。树林上方的天空正在苏醒，淡紫色和粉红色渐渐消失，阿黛尔伸手搂住女儿的腰。“你觉得史黛拉在做什么？”德西蕾说。“我没有。”阿黛尔说。“妈妈？”“我没在想史黛拉。”她说。在马拉德，德西蕾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史黛拉。她穿着淡紫色连衣裙，坐在水泵边，她褪下袜子，挠她的脚踝。她深入树林，玩捉迷藏。她走出肉店，拿着白纸包的鸡肝，她紧紧抓着包裹，像抓着一个珍贵的秘密。史黛拉，用缎带把鬈发扎成马尾，衣服永远板板正正，鞋子永远闪闪发亮。一个如静物般的女孩，因为这是德西蕾认识她的唯一方式。但这个史黛拉总在她的视线里飞进飞出。她要么倚在栏杆上，要么推着推车走过方特诺特家旁边的小巷，或者歇坐在圣凯瑟琳石阶上，吹着蒲公英。德西蕾第一天带女儿去上学的路上，史黛拉就跟在她们身后，对袜子上的灰尘大惊小怪。德西蕾紧握裘德的手，努力无视她。“你今天要跟人说话。”她说。“我会跟喜欢的人说话。”裘德说。“但你还不知道你会喜欢谁，所以要友善对待每一个人，再看会喜欢谁。”她拉了拉女儿衣领的荷叶边。她一整晚都在院子里洗裘德的衣服。她俩的衣服都没带够，她把手伸进轻薄透明的水中，设想着女儿如何轮换穿这四套衣服，直到穿不下为止。她为什么不事先计划好呢？史黛拉一定会的。她一定会在逃离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制订计划，然后慢慢收走衣物，一次收走一只袜子。她会慢慢存钱，想好要去哪里，买好火车票。德西蕾知道史黛拉会这样，因为她在新奥尔良就是这么做的。从一种生活滑入另一种生活，就像滑入另一个房间一样轻而易举。在学校附近，米色皮肤的孩子们抓着栅栏，望向这边，德西蕾再次握紧女儿的手。她为裘德精心打扮了一番，白色裙子，粉色围兜，蕾丝边袜子，玛丽珍女鞋。“没有棕色衣服吗？”徘徊在门口的母亲问，德西蕾置之不理，为裘德的发辫系上粉色丝带。所有人都说鲜艳的色彩搭配深色皮肤显得俗气，但她拒绝把女儿藏在沉闷的橄榄绿或灰色里。现在，她们像游行一样经过其他孩子时，她悔之不及。也许粉色太招摇了，也许她把女儿打扮得像个百货商店里的娃娃，毁了女儿融入学校的机会。“他们怎么都看着我？”裘德问。“你是新来的嘛。”德西蕾说，“他们只是对你好奇罢了。”她笑着说，尽量表现得轻描淡写，但女儿还是警惕地瞥了一眼学校。“我们在这里住多久？”她问。德西蕾在她面前蹲下，说：“我知道这里不一样，但都是临时的。等妈妈搞清楚一些事就走，好吗？”“临时是多久？”“不知道，宝贝，”德西蕾终于开口道，“我不知道。”坏脾气山羊酒吧懒洋洋地架在柱桩上，大树长满青苔，枝杈垂在变红的屋顶上。德西蕾小心摸索过泥泞的小径，只为找到破败的第一级台阶。作为一座与炼油厂相伴的小镇，附近没有电影院，没有夜总会，也没有棒球场，这意味着镇上有大量百无聊赖的糙汉。玛丽·维涅是马拉德唯一不觉得这是问题的人。相反，她把父母留下的农舍改成酒吧，让她的四个儿子洗酒杯、拖酒桶，偶尔负责拉架。她打算有一天把酒吧留给其中一个儿子，但她死的时候，他们四个都已不在人世。父亲葬礼过后，双胞胎很少见到玛丽。她们的母亲从不想与那家非法酒吧或经营酒吧的粗俗女人有任何往来。莱昂在世时，两个女人还相敬如宾，现在他不在了，她们和她们的悲痛都不再有交集。因此，双胞胎只是听说了很多故事，关于玛丽·维涅如何为马拉德最粗野的男人倒酒，关于她如何放了把猎枪在吧台下面，她称之为耐特·金·科尔[1]，每当糙汉们因为打牌推来搡去，或因为某个女人大打出手时，她总会亮出那把老耐特。那些男人原本面对穿着居家便服的妇女是不为所动的，但每当她提着枪出来，他们都会收起怒气，变得像辅祭的男童一样温顺。可是，当德西蕾第一次走进坏脾气山羊酒吧，她几乎大失所望。她一直把那家酒吧幻想成某种神奇的存在，一定能唤起她对父亲的回忆。然而，那里只是一家平淡无奇的乡村酒吧而已。之所以大白天跑到酒吧，是因为无处可去。她在威利·李的卡车前座颠簸了一上午，她跟他去了奥珀卢瑟斯。她想找一份工作，她在威利·李的店铺外看见他，他正在装车，准备送货。她问他能捎她去镇上吗。当这辆拉肉的车渐渐远离马拉德，她心里想着女儿，想着她转头看见女儿消失在校舍的样子。她消瘦的肩膀，垂在身体两侧的手握得紧紧的。“在哪儿放下你？”威利·李问她。“警察局就可以。”“警察局？”他转身看向她，“你去那儿干吗？”“跟你说了，找工作。”他咕哝了一声。“你可以在马拉德附近找到打扫卫生的工作。”“不是去打扫卫生。”“那你去警察局做什么？”“申请做指纹识别员。”她说。威利·李被逗笑了。“你打算就那么走进去，然后说什么？”“说我想申请一份工作。我不知道你笑什么，威利·李。我做指纹识别员已经十多年，既然我能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为何不能在这里工作？”“那可难说。”威利·李对她说。难道她离开后，世界还是一潭死水吗？难道她走进圣朗德里教区警察局时，不是信心满满的吗？她径直走入那栋围着铁丝栅栏的肮脏的棕色建筑，副警长是一位有沙褐色头发的矮胖男人，她对他说她想申请一份工作。“你说联邦调查局吗？”他挑高了眉毛问，她看到了希望。她坐在等候室一角，快速参加了潜在指纹识别员测试，她此时很感激可以做这样的思维训练，这不同于她最近的思维练习（后勤思维，比如手里的钱还能撑多久），这是真正的分析思维。她很快完成了测试，副警长赞叹不已，用时恐怕创了纪录。他从牛皮纸文件夹中取出答案，准备批改考卷。但他首先端详起她的完整申请表，看到地址一栏写着马拉德，他瞬间变了脸。他把答案收回文件夹，靠回椅背。“就这样吧，姑娘，”他说，“别浪费我的时间了。”现在，她走进了坏脾气山羊酒吧，走过那道欢迎标语：冷女人！热啤酒！又走过一排穿着油腻工作服的男人，钻进一个空卡座。“哟，稀客稀客。”老侍女洛娜·赫伯特说。德西蕾还没点单，她就放下了一杯威士忌。“你看上去不怎么惊讶。”德西蕾说。她已经回来两天，镇上当然已尽人皆知。“人总要回家的嘛，”洛娜说，“让我好好看看你。”在昏暗的酒吧，她还系着那条蓝色围巾。不知洛娜注意到没有，但她什么也没说。她消失在吧台后面，德西蕾干掉杯中酒，烧灼感抚慰了她。大白天一个人喝酒，她觉得有点可悲，但她还能做什么？她需要工作，需要钱，需要计划。但那些孩子盯着女儿看，副警长打发了她，萨姆扼住了她的喉咙。她又冲洛娜招了招手，她想忘掉一切。一杯又一杯酒下肚，见到他时，她已略有醉意。他坐在酒吧尽头，穿一件旧旧的棕色皮夹克，一双脏靴子踩在吧凳上。一旁的人说了句什么，他笑着端起威士忌酒杯。他高高的颧骨刺穿了她。即使时隔多年，她仍能一下子认出厄尔利·琼斯。在马拉德的最后一个夏天，德西蕾·维涅遇到了这个不合适的男孩。在那之前，她一生遇到的都是合适的人：马拉德男孩，肤色浅，野心大，他们拽她的马尾辫，他们在教理问答时贴着她，喃喃念诵《使徒信经》，他们在校园舞会外向她索吻。她本该嫁给这些男孩中的一个，当约翰尼·希罗克斯在她的历史书里留下心形纸条，当吉尔·达尔库尔特邀请她参加开学活动时，她几乎能切实感到母亲在她背后推波助澜。选一个，快选一个。这只会让她更固执己见。没有什么比理应喜欢一个人更让她扫兴的了。马拉德男孩就像表兄弟一样熟悉而安全，但她也遇不到其他男孩了，除了某人来探亲的侄子，或一些搬来小镇外围的佃农。她从未和佃农男孩说过话，只有他们走过小镇时，她才能看见他们，又高又壮，褐色的皮肤。这些男孩看起来就像大人一样，你能跟他们说什么呢？况且，你本不该和深色皮肤的男孩说话。有一次，一个男孩对她行了脱帽礼，母亲立刻抓紧她的胳膊，发出轻蔑的“啧啧”声。“别看那边，”母亲说，“那种男孩坏得很。”母亲总说，出现在马拉德的深肤色男孩只想到处泡妞。他们想泡白人女孩而不得，就退而求其次，追求浅肤色的女孩。但过去，德西蕾从不认识深肤色的男孩，直到六月的一个晚上，她在擦客厅的窗户，透过朦胧的窗户，她看见一个男孩站在门廊。个子高高的，穿着吊带工作服，没穿上衣，皮肤是焦糖一般的深棕色。他抓着一个纸袋，咬了口紫色水果，用手背擦了把嘴。“不让进吗？”他说。他直勾勾盯着她，她脸红了。“不让。”她说，“你是哪位？”“你觉得呢？”他说。一边把纸袋转向她，给她看方特诺特的标志。“开门。”“我不认识你，”她说，“你可能是个斧头杀人犯。”“我身上有斧头吗？”“也许藏起来了。”他本可以把纸袋放在门廊上，但他没有，她意识到他们在调情。她把抹布扔在窗台上，看着他吃东西。“你吃的什么？”她问。“你过来看。”她终于打开纱门，光脚走上门廊。厄尔利也放下戒备。他身上散发着檀香味和汗味，他走近她，有那么一刻她几乎屏住呼吸，以为他会吻她，但他没有。他把无花果举到她嘴边，她在他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口。后来，她知道了他的名字，虽然算不上什么名字，但每次念出来总让她情不自禁地发笑。厄尔利、厄尔利，就像在打发时间。一整个月，他会送来各种水果，像送来花一样。每天晚上，当双胞胎从杜邦家回来，她都能在门廊栏杆上发现一个李子、一个桃子，或一包用餐巾包着的黑莓。油桃、梨和大黄，多到吃不完，她会藏在围裙里，之后再吃，或烤成派。有时，他送货的晚上途经这里，会在她的门廊台阶前徘徊。他说他是兼职送货，剩下的时间在镇子外围的农场给姨妈姨父帮忙。但等收获季结束，他打算溜走，去一座真正的城市，比如新奥尔良。“你不觉得他们会想你吗？”德西蕾说，“你走的话？”他讥笑道：“钱才是他们会想念的，他们只会想钱。”“可人总得想钱，”德西蕾说，“大人都这样。”如果母亲不是一直在担心钱，她会变成什么样呢？难道像杜邦太太一样，在房子里恍恍惚惚、游来荡去吗？但厄尔利摇了摇头。“不一样的，”他说，“你妈妈有房子，有这座隐秘的小镇。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水果送人，它们反正也不属于我。”她伸手拿餐巾里的蓝莓。她已经吃了太多，指尖染成了紫色。“如果它们属于你，”她说，“你就不送我了吗？”“如果属于我，”他说，“我会把全部都给你。”然后，他亲吻她的手腕内侧，亲吻她的掌心，又把她的小指滑入嘴中，品尝她指尖的果汁。一个深肤色的男孩穿过后院的草地，为她送来水果。她不知厄尔利何时会来，也不知他会不会来，她总在太阳落山前坐在门廊的栏杆边等他。史黛拉警告她当心。史黛拉总是很当心。“我知道你不想听，”她说，“但你几乎不认识他，而且他这个人似乎很无礼。”但德西蕾不在乎。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有趣的男生，也是唯一哪怕只是幻想马拉德以外生活的男生。也许史黛拉对他的不信任反而让她开心，她从没打算让两人见面。他一定会傻乎乎地打量双胞胎，从她们的相同之中寻找不同。她讨厌这种无声的打量，讨厌别人将她与她本可以成为的另一个版本（甚至是更好的版本）进行对比。如果他在史黛拉身上看到更喜欢的东西怎么办？那一定是无关外表的什么，而不知为何，这会让她更不开心。她永远不会和他交往。他对此心知肚明，哪怕两人从未开口聊过。只有她母亲去上班时，他才会潜入门廊，而且总会在天黑后立刻离开。尽管如此，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时，还是发现了她在和厄尔利聊天。他跳下栏杆，膝上的黑莓像铅弹一样散落在地板上。“给我走开，”她母亲说，“别来我这儿泡妞。”他举手投降，好像也自认做了亏心事。“对不起，夫人。”他说完就踏着凌乱的脚步走进树林，没有回头看德西蕾一眼。她幽怨地看着他消失在树林里。“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母亲把她领进屋。“以后你会感谢我的，”她说，“你以为你无所不知？姑娘，你根本不懂这个世界。”也许母亲说得没错，这世上充满无边无际的残酷。母亲已经在面对她那一份。或许在她眼中，德西蕾也即将迎来自己的那一份，但她不想让一个深肤色的男孩加快命运的脚步。或许她和所有人一样，认为深肤色的人很丑，唯恐避之不及。不论如何，厄尔利·琼斯之后再未现身。德西蕾在杜邦家打扫卫生时总会想起他。周六下午，哪怕没东西可买，她也会徘徊在方特诺特店里，希望捕捉到他送货的身影。当她终于开口询问时，方特诺特先生告诉她，男孩一家已搬去另一座农场。就算知道怎么联系他，她又能说些什么呢？为母亲的话道歉？还是为她没开口为他辩解而愧疚？说她不喜欢自己的乡亲吗？但此时此刻，她已经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你没法将被抓到做某事的羞耻感，与做某事本身的羞耻感分开。如果她一点也不相信与厄尔利交往是错的，她为什么从没提议跟他去卢氏蛋屋喝一杯？或去河岸走走坐坐呢？或许在厄尔利眼中，她和她母亲没什么两样。正因为此，他才不告而别。现在，厄尔利·琼斯回到了马拉德，他不再是那个穿着破衣烂衫、给她送水果的瘦瘦高高的男孩。不及多想，她已经迈开有些慌乱的脚步，朝他走去。他转身望过来，棕色的皮肤在暗淡的灯光下熠熠生辉。他似乎并不吃惊，有那么一瞬间，他对她微微一笑。有那么一瞬间，她仿佛又回到小时候，她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想可能是你。”她终于说。“当然是我，”他说，“还能是谁？”从某种角度看，他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高高的，肌肉紧实，像一只干练的野猫。但即使在朦胧的酒吧里，她仍能从他眼神中看出多年的艰苦磨砺，他眼里的疲惫感令她错愕。他挠了挠下巴，朝洛娜招手，慵懒地指了指德西蕾的酒杯。“你怎么在这儿？”她说。她以为马拉德是她最不可能遇见他的地方。“刚好过来几天，”他说，“有点事。”“什么事？”“各种事。”他又笑了笑，但其中透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他低头瞥了一眼她的左手。“哪位是你丈夫？”他说，同时冲着满屋子男人抬了抬下巴。她忘了自己还戴着婚戒，马上握起了手。“他不在这儿。”她说。“他不介意你一个人来这种地方？”“我的事不用他管。”她说。“那不错。”“我来看看妈妈，仅此而已。他来不了。”“看来是个心大的男人，竟敢让你离开他的视线。”他只是在说恭维话，她知道只是为了过去的交情，但她还是感觉红了脸。她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蓝色围巾。“你呢？”她说，“我没看到你戴戒指。”“当然没有，”他说，“我对那个没兴趣。”“你的女人不介意吗？”“谁说我有女人了？”“不止一个吧？”她说，“我不了解你的近况。”他笑着干掉了杯中酒。她有许多年没和一个陌生男人调情了，虽然萨姆经常污蔑她，说她向电梯操作员暗送秋波，说她对迎宾员笑靥如花，说她听完出租车司机的笑话笑得花枝乱颤。有男人在公共场合关注她时，他似乎与有荣焉。但私底下，他会因他们的关注而惩罚她。此时此刻，如果萨姆看见她身在这种地方，跟厄尔利靠得这么近，伸手就能碰到衬衫纽扣，他又会作何感想呢？“你什么时候回去？”他问。“不知道。”“没买回程票吗？”“你问题还真多，”她说，“你还没说你在做什么呢。”“打猎。”他说。“猎什么？”她问。他半天没吱声，低头看着她，随即，她感觉他的手放在了她脖子后面。温柔的手，几乎像在抚慰一个哭泣的孩子。突如其来的温柔，与刚才无礼的调情如此不同，她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接着，他松开她的围巾。伤痕已开始消退，但即使在酒吧的昏暗光线下，脖子上的瘀青仍清晰可见。小时候，当人们谈论她美丽的浅肤色时，没人警告过她，这种肤色多么容易留下一个愤怒男人的痕迹。厄尔利眉头皱起，她觉得自己仿佛被掀起裙子，裸露在人前。她一把推开他，他吃了一惊，差点摔倒。她急忙缠上围巾，冲出了酒吧。马拉德是弯曲的。一个地方不会是铁板一块，厄尔利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一座小镇就像一块果冻，永远围绕你的记忆变换形状。德西蕾·维涅在酒吧推开他的次日早晨，厄尔利躺在旅馆床上端详塞尔给他的照片。他待在坏脾气山羊酒吧的时间比他预想的长，但话说回来，他从没想过能碰到德西蕾。他只想打发打发时间，或许顺便打听一二。他在新奥尔良逗留了两天，四处嗅探，但他知道德西蕾不会在那里。“她回去了，我知道，”她丈夫在电话里对他说，“她所有朋友都在那儿。她还能去哪里？妹妹走了，她和她妈不说话。”厄尔利抓起电话，光脚踩在木头上。“她妹妹去哪儿了？”他说。“妈的，我怎么知道。听着，我给你汇了第一笔钱。你到底去不去找她？”这就是厄尔利一直选择追捕罪犯的原因：罪犯和保释担保人之间绝无私事，永远只有钱多钱少的问题。但找妻子的男人不同，他们急不可待。他几乎能感到萨姆·温斯顿就在他身后踱来踱去。也许德西蕾自己会回来的。被愤怒的女人抛下这种事，厄尔利经历过无数次。但萨姆坚信她铁了心不回头。“她就那么走了，”他说，“带了个包，带着我的孩子，兄弟。大半夜一走了之，我能怎么办？”“你觉得她干吗要这么做？”厄尔利说。“不知道，”萨姆说。“我们起了点争执，但你知道的，结了婚都这样。”厄尔利不知道，但他未置一词。他不想萨姆知道他的任何事。所以决定去马拉德时，他也没告诉萨姆。受伤的鸟会归巢，受伤的女人也一样。她一定会回家，他确信无疑，哪怕他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在I-10旅馆，他不停摆弄塞尔给他的照片。他对自己说在研究线索，但他知道自己只是在欣赏她。过去在门廊打情骂俏的漂亮女孩，已出落成一个成熟佳人，照片里的她蹲在圣诞树前，灯光在她周围闪烁。她看上去很幸福，不像会收拾行李离家出走的人。是什么驱使她这么做？胡思乱想毫无意义，反正跟他无关。他会找到她，并拍照为证。照片到位，报酬到位，他跟德西蕾·维涅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没料到这么快就在一家充斥炼油工人的酒吧里找到她。他当然没料到她脖子上的瘀青。拉开围巾时，他无意冒犯，只是惊讶，仅此而已。但她退缩的样子，仿佛他就是那个扼住她喉咙的人，她用力推他，他撞上身后的人，还碰洒了酒杯。他应该跟上她，但他着实吃了一惊，说实话，场面有些尴尬，酒吧里爆出哄堂大笑。“她干吗呢？”那位老侍者问。“不知道。”厄尔利拿起纸巾，擦了擦外套，“我们好多年没见了。”“你们过去在一起吗？”头戴斯泰森毡帽的一个瘦瘦的男人问。“过去！”一个老人笑了起来，拍了拍厄尔利的背，“没错，过去，说得没错！”“她过去没这么大脾气。”厄尔利说。“是啊，我要是你就不管她了，”戴斯泰森毡帽的男人说，“一家人都有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她妹妹跑了，以为自己是白人。”“哦，没错，”老人说，“在外面像个白人女士一样，过得滋润极了。”“德西蕾还生了个孩子。”“孩子怎么了？”厄尔利问。“没怎么，”戴斯泰森毡帽的男人缓缓说道，“就是黑得够呛。德西蕾跑出去嫁了个世上最黑的男孩，还以为大家不知道他打了她。”“带着一大块瘀青回来。”老人笑道，“可能是在训练她，把她练成了拳王乔·弗雷泽，所以她才给你来了那么一下子！”厄尔利不会打女人，打架应该光明正大，如果是跟一个势均力敌的女人，那另当别论，否则，他绝不会对女人拳脚相向。但话说回来，工作就是工作。他不是她的牧师，甚至不是她的朋友。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只是一个曾和他在门廊上调情的女孩。她和她丈夫的事跟他毫不相干。次日早上，他给了一个男孩一枚硬币，请他指出去阿黛尔·维涅家的路。他背着相机，踩在粗壮的树根上，记忆慢慢苏醒。他仿佛回到了十七岁，伤心地在树林里游荡。阿黛尔·维涅一脸不屑，伸手让他出去。德西蕾在旁边一言不发，甚至不敢看他。他跌跌撞撞回到家，满心屈辱，但当他告诉姨父时，只换来一番嘲笑。“你指望什么呢，孩子？”他说，“你不知道周围都是些什么人吗？你可是黑鬼生的黑鬼。”从那以后，他再没和德西蕾说过话。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论是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地方总是有规矩的。厄尔利居然以为德西蕾会为了他而不顾众人眼光，他觉得自己真傻。此时此刻，他躲在树后，相机对准了白色房子。他好像失去了时间观念，只听到燕子在头顶呼啸，大概过了十分钟，德西蕾终于走上门廊，她点起一支烟。昨天，她在昏暗的酒吧里吓了他一跳。他还没顾得上把握她的现状。日光下，他回想起那个曾经相识的女孩。身材纤细，纷乱的黑发垂在肩上。她光着脚踱步，浑身洋溢着一种神经质的能量，似乎连她指间的香烟都被感染。他终于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德西蕾走到门廊一端，咔嚓，转身，咔嚓。一旦狭小的镜头锁定她，他的眼睛就挪不开了，她走路时蓝色裙子的摆动方式把他的眼睛引到她细长的脚踝。然后纱门打开，一个黑漆漆的女孩走上门廊。德西蕾转过身，微笑着，弯腰将女孩揽入怀中。厄尔利放下相机，看着德西蕾抱着女儿进屋。“有什么消息？”那晚他给萨姆打电话时，萨姆问道，“找到她了？”厄尔利靠在壁橱上，回想门廊上的德西蕾和她抱女儿的画面。当他拉下围巾，她伸手摸向瘀青，手指滑过皮肤，仿佛在调整项链的位置。他也想去触碰它。“还要一点时间。”他说。[1] 耐特·金·科尔（Nat King Cole，1919—1965），美国黑人歌手、爵士钢琴家。离开马拉德是德西蕾的主意，但留在新奥尔良是史黛拉的想法。多年以来，德西蕾一直不明就里。双胞胎初次来到这座城市后，一起在迪克茜洗衣房工作，负责叠床单和枕套，日薪两美元。起初，干净衣物的气味让德西蕾分外想家，几乎想落泪。城市肮脏不堪，卵石路上遍布尿渍，垃圾桶满溢出来，饮用水有一股金属味道。她们的领班梅说是密西西比河的原因，天知道他们往河里倾倒了什么？梅在离市区不远的肯纳出生和长大，双胞胎初来乍到的不适应让她觉得乐趣十足。她们一天早上出现在迪克茜洗衣房前，满腹牢骚的电车司机放下她们，两人气喘吁吁，在街边摸索零钱。梅很同情这些乡下的穷姑娘，她当场雇用了她们，尽管她们还没到法定的工作年龄。“你后面，不是我后面。”她说。当检查员不请自来时，她敲响了四次午餐钟，两人冲进厕所，其他女孩哄堂大笑。后来，每次想起迪克茜洗衣店，德西蕾只会想到她在马桶盖上压着史黛拉的背、努力保持平衡的样子。她讨厌这样工作，永远要回头张望，但她还能做什么呢？“不管要跑多少次厕所，”她说，“我绝不回马拉德。”任性的她喜欢发表这样的宣言。但她其实并没有很笃定，离开母亲的愧疚感仍萦绕在她心头。史黛拉对德西蕾说，妈妈不会一直生她们的气，只要她们找到好工作，开始给家里寄钱，妈妈就会知道，她们离开是最好的选择。有一段时间，这个想法减轻了德西蕾的负罪感，让她感到释然。德西蕾甚至没觉得奇怪，为何被她拖到新奥尔良的史黛拉会打算留下来。史黛拉变了吗？暂时还没有。她们刚刚出逃，史黛拉还是从前的史黛拉——工作一丝不苟，安静沉稳，枕套叠得整整齐齐，德西蕾则总会被计划晚上出门的女孩们的闲言碎语吸引。史黛拉追踪着两人赚的每一分钱，史黛拉睡在她身边，偶尔仍会做噩梦，德西蕾会轻抚她醒来。随着时间从数周变为数月，初来乍到的感觉消失了，她们好像会永远留下。这个想法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恐惧。她们可以做到这件蠢事，然后呢？还有什么是她们不能做的？“第一年是最难的，”法拉·蒂博多对她们说，“熬过一年就没事了。”第一个月，双胞胎睡在法拉家的地板上，躺在一堆毯子上面。她们是在电话簿中找到法拉的。刚来时，两人睡眼惺忪、衣衫凌乱、饥肠辘辘。法拉倚在门口笑了起来。她经常嘲笑她们，比如当她们盯着俱乐部窗户上的滑稽舞者海报时，或被人行道上的醉汉吓跑时，或表现得像没出过门的乡下姑娘时。“这是我的双胞胎。”法拉把她们介绍给朋友时总这么说，德西蕾只觉得尴尬——她自己的尴尬叠加妹妹的尴尬。法拉在一家名为“装饰音符”的小型爵士俱乐部里做服务员。每当她负责关门的夜晚，会把双胞胎从后巷接进去，偷拿东西给她们吃。她的多米尼加男友演奏萨克斯，穿一件闪亮的银色衬衫，扣子一直解到肚脐。歌曲之间，他会靠在舞台边，问双胞胎想听什么。两人会在舞池度过一夜，头昏眼花，大耳朵的男孩徘徊在她们身边。她们开始结识一些常客：一个擦皮鞋的男孩，总和德西蕾跳舞，跳到她脚疼；一个不断乞求为史黛拉买酒的士兵；一个蒙特莱昂酒店的服务生，总让德西蕾吹他的哨子叫出租车。“我打赌你现在不想马拉德了。”一天晚上，双胞胎欢闹过后，疲惫地坐在后座时，法拉说。德西蕾笑了。“从来不想。”她说。她善于假装勇敢。她绝不会向法拉承认她很想家，永远在为钱担心。很快，法拉就会厌倦双胞胎一直霸占她的地板和卫生间，吃她的食物，在她身边晃荡。一个不速之客乘以二。现在怎么办呢？她们能去哪儿？也许她们只是两个头脑发热的傻乎乎的乡下女孩。也许德西蕾被冲昏了头，才认为自己能闯出一片天地。也许她们应该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但这么多年你一直说要出来，”史黛拉说，“现在就想回去吗？图什么？让所有人笑话吗？”后来德西蕾才意识到，每当她动摇时，史黛拉都能一语中的，打消她回家的念头。但如果史黛拉本人想留下，为什么不直说呢？德西蕾又为什么从没开口问过？她当时十六岁，满脑子都是自己，害怕她的冲动让自己和妹妹流落街头。“我不该带你来，”她说，“我应该自己走。”史黛拉一脸震惊，仿佛被德西蕾打了一下。“你不会的。”她说，但似乎突然有了那种可能。“不会，”德西蕾说，“但我应该自己走，我不该把你卷进来。”当时，德西蕾就是这么自以为是，她觉得她是史黛拉生命中的唯一动力，她就像一阵强风，足以扯断史黛拉的根基。这是德西蕾需要讲给自己的故事，史黛拉也听之任之。在这个故事里，两人都觉得很安全。德西蕾·维涅返回马拉德的第七天，“推搡事件”已家喻户晓，在有些人口中，推搡变成了耳光、拳头，甚至拳脚交加。维涅家的女孩一路拖着、踢着、尖叫着出了酒吧。有些不太虔诚的人承认自己当天就在现场，他们说她袭击了一个深肤色的人后，自行离开了酒吧。那人是谁，他说了什么激怒了她？有人说可能是来接她的丈夫。有人说是个无礼的陌生人，她只是正当防卫。德西蕾一直是双胞胎中骄傲的那个，有人招惹她，她一定迎头反击，不像史黛拉，死也不愿做出引人注目的事。在理发店，珀西·威尔金斯慢慢在皮带上磨着剃刀，听人们谈论双胞胎中哪个更漂亮。事后看来，史黛拉变得更有异国情调，她的消失也为她平添了光环，但德西蕾回家后声势见涨。显然，她还是那个暴躁女孩。至少有三个男人开玩笑说，他们不是她的对手。“她们一向都不对劲，”理发师说，“跟她们的老爸一样。”小女孩本不该目睹维涅双胞胎看到的场景。在葬礼上，珀西曾望着双胞胎，企图在她们身上搜寻变化的迹象。但他看到的只是两个普通女孩，和过去牵着莱昂的手在镇上蹦蹦跳跳的女孩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孩子不可能突然变成怪人。但至少在他看来，两人现在都有点疯，德西蕾大概是更疯的那个。假装白人力争上游，这还说得过去。怎么会跑去嫁给一个黑不溜秋的男人？还带着他黑不溜秋的孩子回来？德西蕾·维涅惹的麻烦会让她永无宁日。在卢氏蛋屋，德西蕾·维涅学会了如何平衡装着炒蛋、培根和吐司的盘子。粗玉米粉要拌黄油，厚煎饼要蘸糖浆。她学会了在小桌子间周旋，端着咖啡平稳地转身，也学会了怎么记住客人点的东西。她学得很快，因为申请工作时，她对卢说她做过三年服务员。“你说做过三年？”她第一天上班还不太会点单，卢开口问道。“没错，但太久了，”她笑道，“还是在新奥尔良的时候。”有时她会说是在华盛顿的时候。她撒的谎前后不一，卢或许注意到了，但从未拆穿。他不会拆穿女士的谎言，而且他知道德西蕾需要工作，尽管她太骄傲，不愿承认。毕竟，创始人的重重重孙女做了服务员，还不是服务白人，还就在马拉德。谁想得到有这么一天？德屈尔家族世世代代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天，阿黛尔嫁了个维涅家的男孩。现在她的女儿为炼油厂工人端咖啡，为农场男孩上核桃派。一旦混入寻常血脉，便永无翻身之日。“她不算个好服务员，”卢告诉厨师，“但无伤大雅。”如果他是个老实人，他会承认请德西蕾其实能帮到他的生意。好奇的老同学坐在吧台喝着本不爱喝的咖啡，连不可能对她有记忆的青少年也挤在后排卡座议论纷纷，仿佛见到了某位小名流。她当然注意到了，但她仍会每天早晨深吸一口气，系好围裙，脸上挂上不变的笑容。为了女儿，她吞下了这些屈辱。然而上班第一周，她还是差点功亏一篑。那天走出厨房，她发现厄尔利·琼斯坐在吧台边。一时间，她有些踌躇，手指拨弄着围裙，但不上前打招呼又会引起更多注意。她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他还是穿那件皮夹克，摸着胡子，德西蕾滑过一只咖啡杯。旁边的空凳子上放着一只旧包。她举起咖啡壶，他遮住杯子不让它倒。“打你的那个家伙，”他说，“知道你母亲住在哪儿吗？”瘀伤已褪成病恹恹的黄色，她还是小心地摸了摸。“不知道。”她说。“你母亲给你寄过信什么的吗？”“我们那时候没有联系。”“行吧。”他的手指滑进空杯子的光滑手柄，“你妹妹呢？”“她怎么了？”“你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什么时候？”她冷笑一声。“十三年前了。”“她到底怎么了？”他说。“她找了份工作。”她说。说出来好像一切都很简单，最初也的确如此。史黛拉需要一份新工作，她在报纸上看到布兰切大厦里的一家公司在招秘书。那种地方从不会请黑人女孩，但她们需要钱，住在城市里有各种花销，总不能挨饿吧。史黛拉明明很擅长打字，难道因为她是黑人，她就不适合了吗？德西蕾对史黛拉说这不是撒谎。他们请她时以为她是白人，这不是她的错。现在又何必纠正他们呢？先给史黛拉找一份好工作，再给自己找一份好工作，这是德西蕾的计划。史黛拉需要做一点伪装，但一点点伪装就能让她们免于流落街头，何乐而不为呢？一年后的一个晚上，当德西蕾从迪克茜洗衣房回到家，发现公寓里空空如也。史黛拉的衣服和所有物品都不翼而飞，仿佛她从没在那里生活过。史黛拉用认真的笔迹留下了一张字条：对不起，亲爱的，我得走自己的路了。此后的几个星期，德西蕾一直带着这张字条，直到一天晚上，她在怒气中将其撕碎，扔出窗外。她现在后悔了，至少该保留一点史黛拉的东西，哪怕是一张有她字迹的小纸片。厄尔利沉默片刻，终于把空杯子推向她。“你想不想我帮你找她？”他说。她皱起眉头，慢慢倒咖啡。“什么意思？”她说。“我在得克萨斯有份新工作，之后我会原路返回，”他说，“我们可以开车去新奥尔良，四处打听打听。”“你为什么要帮我？”她说。“因为我擅长这种事。”他说。“什么事？”他拿出一只旧旧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柜台上。信封是寄给一个叫塞尔·刘易斯的人的，但她认出了萨姆的笔迹。“打猎。”他说。厄尔利在得克萨斯阿比林城外的一座小镇上梦见了德西蕾·维涅。日暮时分，他躺在埃尔卡米诺牌汽车的后座，摆弄着德西蕾的照片。他把塞尔给的所有照片都还给了她，只留下一张，放在皮夹克的内口袋，感觉照片的边角在戳他的胸膛。他不确定为什么要留下这张照片。或许他觉得如果她和他绝交，他还能留个念想。当德西蕾得知他找她的真正目的时，她很震惊，这一反应无可厚非。他没有留下来等她原谅他。他去得克萨斯追捕一名被控殴打和谋杀未遂的技工，谋杀对象是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凶器是一把扭矩扳手。满是血迹的车库照片登上了《皮卡尤恩时报》头版。向西行驶的路上，厄尔利想象着那名技工被自己的正义和妻子的背叛蒙蔽了双眼，像挥舞驴子下颌的参孙[1]一样挥舞扳手。过去，追捕这样一个犯下耸人听闻罪行的人，他会很兴奋。但现在他的心思已不在这上面。只要闭上眼，他满脑子都是德西蕾。在卡车停靠站，他买了瓶可乐，走进电话亭，告诉萨姆·温斯顿他的妻子不在新奥尔良。“可能去东边了，”他说。“纽约、新泽西之类的。”“她去那边干吗，老兄？”萨姆说，“不会。听我的，她肯定回了新奥尔良。你找得还不够仔细。”“你问问塞尔，我找得有多仔细。她如果在这儿，我早找到了。”“要不我多给你点钱？”“那我也会告诉你一样的话，”厄尔利说，“她不在这儿。试试其他地方吧。”他挂了电话，倚在电话亭里。他开始反向思考。他知道怎么找到一个藏身的男人，但要怎么隐藏一个女人，让她永远不被发现呢？植入错误信息，散布线索，不论萨姆雇用谁，都让他无从下手。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双手颤抖。他从未半途放弃过工作。他把胶卷摊在阳光下，德西蕾在门廊的画面逐渐变黑。到手的钱就这么没了。当他告诉塞尔他一无所获，需要另一份工作时，塞尔耸了耸肩，给了他技工的照片。“想不到那个小女人居然把你难倒了。”他离开酒吧时，塞尔笑着说。她的确难倒了他，厄尔利开始承认这一点。他不知道为什么，但她就像毛刺一样粘在他身上，让他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在电话亭，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拨通了卢氏蛋屋的电话。他听到她的声音，心里七上八下，有一瞬间几乎想挂断电话。最后，他清了清嗓子，问她过得如何。“哦，还好，”她说，“你知道的。你去哪儿了？”“得克萨斯州的尤拉，”他说，“你到过尤拉吗？”“没。”她说，“那里怎么样？”“干燥，”他说，“多尘，寂寞。我觉得自己是全城唯一的活人，好像从大地边缘坠落。你懂这种感觉吗？”他想象着电话另一端的她，抓着电话，靠在厨房门口。已临近关店时间，小餐馆里应该没什么人了。也许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希望时间快点过去。也许她在想妹妹，甚至在想他。“我特别懂。”她说。当时恐怕没人相信德西蕾·维涅会留在马拉德。镇上的人都赌她坚持不了一个月。每当她和女儿走在镇上，周围总会浮现不礼貌的窃窃私语，就算她听不到，也一定感觉到了。看着德西蕾牵着个深色皮肤的小女孩，总有人希望她们早早离开。人们不习惯他们中间出现一个深色皮肤的孩子，他们很不高兴，这种不高兴甚至让他们自己也颇为惊讶。女孩经过时，人们不会行脱帽礼，不会打招呼，他们心中五味杂陈，就像当年托马斯·理查德打仗回来时一样，后者失去了半条腿，还会把那条裤腿绑起来，让所有人看清他失去了什么。就算对丑陋无能为力，你至少也不该这么招摇吧。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大家都吃了一惊。即使德西蕾不愿为了女儿离开，但就算为了躲开各种麻烦事，她也早该走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城市冒险，她怎么忍受得了小镇生活？没完没了的教堂烘焙义卖、集市、才艺演出、生日派对、婚礼和葬礼。她离开前就不太在乎这些事，双胞胎中的另一个会为圣凯瑟琳教堂的义卖活动烤山核桃派，在学校合唱团尽责地唱歌，或浪费两小时庆祝特里尼蒂·蒂埃里的七十岁生日。德西蕾则不同，她只会被史黛拉拖去参加派对，满脸挂着无聊，主人宁愿从未邀请她。切蛋糕时，她早已溜之大吉。不知何故，那个德西蕾回来了，在礼拜天的弥撒中跪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一天早晨，人们发觉她已经回来了一整个月，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包括她自己。她开始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走路送裘德上学，然后打扫屋子，晚餐时间在卢氏蛋屋工作，为不慌不忙的用餐者服务。此时，裘德就在柜台里看书。每天晚上，她都会等厄尔利·琼斯的电话。她不知他会从哪里打来，甚至不知他会不会打来，但当卢氏蛋屋快打烊时，电话铃响起，她总会及时接听。而电话铃响起时，她通常都在漫不经心地装糖罐或擦桌子，尖锐的铃声总会让她心头一颤。“就问候一下。”厄尔利总这么说。她一天过得怎么样？她妈妈怎么样？她女儿怎么样？很好，很好，很好。有时他问起她的工作，她会告诉他自己不得不为客人退掉三个蛋，因为厨师忙中出错，把煎蛋做成了炒蛋。或者她会问他开车的事，他告诉她自己在俄克拉何马州遇到了沙尘暴，伸手不见五指，他只好龟速前进，以免撞车。他的故事总让她心潮澎湃，哪怕是很沉闷的故事。两人的生活似乎有天壤之别。时间久了，他也开始说起过去，说起他如何在一天夜里被父母送走，如何被姨妈和姨父养大。她听说过这样的事。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姐姐曾提出抚养她们姐妹中的一个。“你太辛苦了，”索菲姨妈握着母亲的手说，“让我们分担一下吧。”双胞胎紧贴卧室门，屏息聆听，两人都想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送走。索菲姨妈自己选一个吗，像从篮子里挑小狗那样？还是由母亲决定割舍哪个？终于，母亲对苏菲姨妈说，她不能让两个孩子分开。后来，德西蕾得知姨妈曾点名带走她。苏菲姨妈住在休斯敦，德西蕾曾想象她在休斯敦的生活，想象自己变成城市女孩，穿着浆过的裙子和闪亮的皮鞋，而非母亲从教堂箱子里捡来的褪色的印花布鞋。厄尔利说，他离开马拉德后厌倦了为他人干农活，他决定去巴吞鲁日碰碰运气。但碰到的只有坏运气。他在那儿待了一年，靠偷汽车零件糊口，后来被抓，进了安哥拉州立监狱。当时他已经二十岁，从法律和现实的角度看都是个大人了。但对他而言，早从父母不告而别的那晚起，他就已经告别了童年。世界的运作方式与他想象的不同。你爱的人会离开你，而你束手无策。当他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时，他在自己眼中就更老了一点。他坐过四年牢，如今，他已将那段生活抛在脑后，不愿多提。“这会改变什么吗？”他问她。她想象着他在某个地方的电话亭里，靴子踢在玻璃上。“改变什么？”她说。他沉默片刻，说：“哦，不知道。”她其实明白他的意思：她对他的看法会不一样吗？但她还不确定自己对他有什么看法。她很久以前喜欢过他，但她不了解长大后的这个人。他对她有什么想法，她也了无头绪。几周前，他提出帮她找史黛拉，她说她没法马上付钱，他说“没关系”。“什么叫没关系？”她说。“意思是我不急着用钱。以后再说吧。”她从没遇到过对钱这么漫不经心的打工人，可话说回来，她也没遇到过以此谋生的人。厄尔利追捕保释逃犯，那些人逃得无影无踪，一心想找个新地方从头开始。但只要你搜索得够仔细，他们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没人能彻底无影无踪。她又想起他给她的那袋照片。在小餐馆，她拿起那袋材料，心怦怦直跳。“别担心，”他说，“我会让那个王八蛋离这里远远的。”她一定显得很不放心，于是他说：“相信我，我不会放弃你。”但他图什么呢？他几乎不认识她，而萨姆会给他很多钱。他出于什么原因效忠于她呢？接下来的几周，她一直不确定她和裘德是不是该换个地方。如果萨姆在找她们，迟早会找到吧？他不会亲自来马拉德吗？但此时此刻，或许马拉德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萨姆雇的人告诉他她不在路易斯安那，他有什么理由怀疑呢？也许她可以信任厄尔利，如果他想伤害她，萨姆早找到她了。但仅仅因为她可以信任他，并不表示他一无所图。“他只说你想听的，”母亲一天晚上一边对她说，一边递给她一只湿盘子，“那人对史黛拉下落的了解不会比你更多。”德西蕾叹了口气，伸手拿擦盘子的布。“但他知道怎么找。”她说，“难道我们不应该试试吗？”“她不想被找到。放了她吧，让她过她的人生。”“那不是她的人生！”德西蕾说，“要不是我让她接下那份工作，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要不是我把她拖到新奥尔良！那座城市对史黛拉百害无益。你一直都是对的。”她妈妈撇了撇嘴，说：“那不是她的第一次。”“什么？”“假装白人，”她母亲说，“新奥尔良只是让她有了机会真正付诸行动。”这是她母亲一直未说出的故事：史黛拉离家前往城市一周后，威利·李垂头丧气地来到这所纵排屋。他说他有话对阿黛尔说，早在创始人节前的几周，他就该告诉她了。有一天下午，他开车带史黛拉去奥珀卢瑟斯。因为史黛拉能快速估量出重量，她周末会在他的肉店里帮忙。她能比威利·李更准确地估量出一磅肉馅，每次他称她估量的肉，都分毫不差。她是个聪明细心的女孩，但那个夏天，他注意到她有些不一样。她似乎更多愁善感了，似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想可能是辍学的缘故，虽然他不太懂，他自己也是在九年级告别了学校。不管上不上大学，一个有本事估量出一磅肉馅的女孩一定能过得不错。但不是人人都像他这么务实，当史黛拉闷闷不乐地站在收银机后面，他想她应该还在为无法如愿去斯佩尔曼深造而耿耿于怀。所以，他有一天下午邀请她去奥珀卢瑟斯。他要去送货，心想说不定她也想出去散散心。他给了她一枚镍币，让她买可乐喝。卸完货后，他发现她站在卡车旁边，脸红气喘。她去了一家名叫达莱娜魅力的店铺，售货员把她当成了白人。“太滑稽了吧？”她说，“这些白人这么容易糊弄！和大家说的一模一样。”“这可不是好玩的，”他告诉她，“被识破了可不得了。”“白人哪里分得出来，”她说，“看看你，和卡瓦诺神父一样一头红发。凭什么他能当白人，你就不能？”“因为他是白人。”他说，“我又不想当白人。”“我也不想，”她说，“我只是想逛一下那家店。你不会告诉我妈妈吧？”在马拉德，成长过程中难免听到各种假装白人的故事。沃伦·方特诺特乘火车时曾坐在白人区，多疑的行李员问他话时，因为他会讲足够多的法语，对方相信了他只是个肤色稍黑的欧洲人。马莱娜·古多假装白人获得了教师资格证；路德·蒂博多的领班将他标记为白人，给了他更高的薪水。偶尔假装一下不无乐趣，甚至显得很英勇。谁不想改变一下，当一会儿白人呢？但彻底变成白人则始终是个谜。你永远不会认识一个从未被识破的人，就像你永远无法成功伪装死亡一样；只有永远不暴露，这种表演才称得上成功。德西蕾知道许多失败案例：因为想家，因为被识破，因为厌倦了伪装。但就德西蕾所知，史黛拉已经过了半辈子白人的生活，或许演了这么久的戏，一切早已浑然天成。或许长年假装白人，最后也就变成了白人。“搞定了，”两天后，厄尔利从什里夫波特城外打来电话时说，“我往回走了，你还想找妹妹吗？”她从没想过史黛拉会有什么大秘密瞒着她。那不是史黛拉，不是那个睡在她旁边，思绪如流水般流淌在她们中间，声音回荡在她自己脑海的史黛拉。她和史黛拉共度了整个夏天，怎么会对她打定主意成为别人浑然不觉呢？她已经搞不懂史黛拉了，或许她从来就没搞懂过她。电话线在她手指上缠得更紧了。小餐馆空荡荡的，裘德在柜台里看书——她永远在看书，永远一个人。“想，”德西蕾说，“应该想。”厄尔利·琼斯抵达的那个早晨下着雨，天气闷热，浓云密布。德西蕾坐在沙发边上，听着春雷声，给裘德扎辫子，她回想起刚到新奥尔良的几周，每当突如其来的暴雨落下，她和史黛拉都会在屋檐下避雨。后来她习惯了无常的雨水，但那时，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都会让她大叫，她和史黛拉紧贴墙根，看着水溅到脚踝，笑个不停。裘德在她前面的地毯上扭了扭身子，指向门廊。“妈妈，有个人。”她说。厄尔利站在门廊外的台阶上，夹克领子向上竖起，胡须上缀着雨滴。德西蕾慌忙起身，有种奇怪的紧张感，打开门的一刻她才意识到，两人正好站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恍如隔世。“你可以进来。”她说。“确定吗？”他说，“我不想搞得鸡犬不宁。”他看上去和她一样紧张，这让她壮大了胆子。她招手让他进来，他在门廊上跺脚，甩掉靴子上的泥。他跟着她进屋，站在门口，一只手握在夹克口袋里。“这是裘德。”她说，“裘德，来跟厄尔利先生问个好。我要和他开车出去一下，记得吗？”“叫厄尔利就好，”他说，“我不是谁的先生。”他笑着伸出手。裘德也把手递过去，随即跑进卧室拿书包。后来在州际公路上，厄尔利问德西蕾，裘德是不是一直这么安静。德西蕾望着窗外，看着阳光照在庞恰特雷恩湖上。“一直都是，”她说，“一点也不像我。”“那像她爸爸？”她不喜欢跟厄尔利说萨姆的事，甚至不愿想象这两个男人出现在她生命的同一阶段。而且，裘德也不像萨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更像史黛拉。她对此讳莫如深，仿佛她告诉你任何一件有关自己的事，都是交出了什么再也无法收回的东西。“不，”她说，“不像任何人，只像她自己。”“那很好。做自己的女孩。”“在马拉德不好，”她说，“没有一个女孩像裘德这样。”厄尔利碰了碰她的手，她吃了一惊，他也缓过神来，抽回了手。“肯定不容易。”他说，“我当时也不容易。你知道有个男人在教堂打了我吗？就打在后颈上。只因为我在他妻子前面把手伸进了圣水。好像我玷污了圣水似的。我以为姨父会给我撑腰。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当时就那么想的。结果他跟那个人道歉，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他发出一声苦笑。货运列车从州际公路的另一侧驶过，雨水从轨道上滑落。她扭头看他，眼睛也湿了。“我应该说话的，”她说，“我妈妈那样赶你走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过去的事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到底为什么？”“哦，不知道，”他说，“可能这件事让我有点难过，你和你妹妹的事。”他凝视前方，拒绝与她对视。“可能我只是喜欢和你说话。这辈子没和女人说过这么多话。”她笑了。“你都不怎么说话。”“够多了。”他说。她又笑了，伸手摸了摸他的脖子，后来他对她说，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感觉。他开车穿过桥梁，一只温柔的手放在他后颈上。他们追逐往昔，在街头、楼梯间和小巷里寻找史黛拉的踪影。他们走上双胞胎住过的三层公寓的台阶，那里如今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德西蕾尽量礼貌地问他们收没收到寄给德西蕾·维涅或史黛拉·维涅的物品，但老夫妇刚搬来两年。在此之前，双胞胎的生活痕迹早已湮灭在公寓的墙缝里。两姐妹一起煮饭，一起听小型晶体管收音机，那是她们的第一件奢侈品。两姐妹熬夜到天亮，仿佛终于变成了她们向往的成年女性。两姐妹签下第一套公寓的租约，也许在那时，史黛拉已经知道这只是临时安排。也许她已经开始寻找出路。整个下午，他们去了各种老地方搜寻史黛拉的蛛丝马迹。他们去迪克茜洗衣房和装饰音符俱乐部打听她的下落。德西蕾问遍了电话簿中的老朋友，没人有史黛拉的消息。法拉·蒂博多嫁给了一名市政官，她在电话另一头笑了起来。“不敢相信史黛拉会跑掉，”她说，“现在说你，我应该想得到……”“那谢谢了。”德西蕾说，打算挂电话。“等等，”法拉说，“不知道你急个什么劲。我刚要说我见过你妹妹。”她心跳加速。“什么时候？”“哦，好久了。还是你离开前。她走在皇家大街上，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跟一个白人手挽着手。看见我，她马上把头扭向另一边。我发誓她一定看见我了。”“确定是她吗？”“肯定不是你，”法拉说，“她的眼神错不了，亲爱的。那个白人也很帅，不然她怎么会乐成那样。”史黛拉为一个男人抛弃了她，史黛拉秘而不宣地恋爱了。史黛拉从来不是痴情种子，德西蕾为厄尔利犯傻的时候，她总会翻起白眼，她甚至从没交过男朋友。男孩们都叫她双胞胎中的性冷淡。但厄尔利告诉她，最简单的解释往往就是正解。“感情会让人做出各种疯狂的事。”他说。“但我了解她。”她说，然后自己住了嘴，她已经拿不准史黛拉的任何事了。她不是早就明白了吗？当厄尔利提议去布兰切大厦试试时，她已经筋疲力尽。她只冒险进去过一次，是史黛拉消失的几天后。乘有轨电车途经运河时，她告诉自己，史黛拉不会一去不返。这是史黛拉，她只是陷入了某种不良情绪。史黛拉喜欢玩捉迷藏，喜欢躲在干床单后面。德西蕾想了太多自己都不信的安慰话。史黛拉会冒出来的，她会出现在她们的公寓台阶上，并做出解释。她不会放弃她拥有过的最好的工作，她不会丢掉姐姐不管。德西蕾进入百货公司，缓步走过香水过道，了无头绪。她知道史黛拉在最高的几个楼层工作，但不确定是哪一层。在大厅，她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导览，一名粗鲁的保安员问她要做什么。她支支吾吾，害怕暴露史黛拉，终于被赶了出来。“太显眼了，”厄尔利说，“你得放轻松。你显得太急切，会让人生疑。平静下来。”他们坐在布兰切大厦对面的咖啡馆。她点的意式浓缩咖啡几乎一口没喝，她还在想法拉看见的那个和史黛拉一起的白人。她看上去多么幸福。她不想被找到。德西蕾到底要做什么，把史黛拉拖回她已经不想要的人生吗？“你走进去，要表现得像个他们愿意告诉你事情的人，”他说，“像个总能得偿所愿的人。”“你的意思是，像个白人？”他点了点头。“那样容易一点，”他说，“我没法和你一起去，会暴露你。你就走进去，说要找人，找一个老朋友。别说妹妹，会引起太多追问。就说你丢了朋友的联系方式之类的。放轻松，随便一点，像个无忧无虑的白人女士一样。”于是，她想象自己是史黛拉，不是过去认识的史黛拉，是现在的史黛拉。她推开装饰着巨大黄铜把手的门，走进百货商店。她信心满满地走过香水通道，仿佛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买下其中任何一瓶。她停下闻了几瓶，做用心挑选状。她浏览了柜里的珠宝，扫过精致的手袋，女售货员走近时，她表示自己随便看看。她走进电梯，黑人电梯员盯着地板。她对他视而不见，就像史黛拉可能表现的样子。这一切简单得令她作呕，变成白人只需演得像个白人即可。当她进入第一个办公楼层后，一名白人保安赶来招呼她。她重复了厄尔利的话。轻松，随意，心无旁骛。她说她在找一个过去在市场营销部门工作的老朋友。当然，他未能在大厦名册中找到史黛拉·维涅，但他告诉了德西蕾营销部门的楼层。她乘电梯去了六楼，走进办公室后，她做好了被误认为是史黛拉的准备。但红发秘书只冲她微微一笑。“我在找一个老朋友，”德西蕾说，“她过去在这里当秘书。”“叫什么名字呢？”“史黛拉·维涅。”她环顾了一圈安静的办公室，仿佛说出名字，她就会被召唤出来一样。“史黛拉·维涅。”秘书重复着，转向身后的文件柜。她一边找一边轻念那个名字，除此之外，办公室里只有轻轻打字的声音。德西蕾试着想象史黛拉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的样子，想象她和其他礼貌的白人女孩一起坐在办公桌前。秘书拿着一个文件夹回到座位上。“怕是没有最新地址，”她说，“最后几张圣诞卡都退回来了。”只能提供文件夹中给出的最近的地址，她很不好意思，连声抱歉。史黛拉留在一张卡片上的工整字迹将她指向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不是什么大发现，”当晚厄尔利说，“但算是个切入点。”两人坐在坏脾气山羊酒吧的昏暗卡座里，厄尔利慢慢喝着威士忌。他第二天又要去达勒姆执行新工作。此后，他会去波士顿的那个地址，看能不能挖掘出什么线索。她想不出史黛拉怎么会选那座城市，但这不重要。那张纸上的内容为她提供了一直以来无处可寻的新信息。她再次感到对厄尔利的帮助无以回报，不知该如何谢他。喝完酒，她送他回寄宿处。两人登上脏兮兮的台阶时，他把她的手夹在胳膊下面，她没有抽开，她从没进过他的房间。她没喝醉，但房间突然很热。她已经有很多年没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衣服了。然后，时间变得很慢。他靠在破旧的梳妆台上，等待着。她靠在他身上，手顺势滑过他的肚子。他在皮带处拦住她。“才刚刚开始，”他说，“离找到她还早呢。”他握住她的手，仿佛明白这是两人更进一步的条件。“没事。”她说。“也可能找不到，也可能她已经走了。你明白吧？她停顿片刻。“我明白。”“只要你想，我就一直找下去，”他说，“你说停，我就停。”她挣开手，伸入他的黑色T恤。手指拂过他腹部的疤痕。他在颤抖。“别停。”她说。[1] 参孙（Samson），《圣经士师记》中的犹太领袖，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IohnMilton）创作的《力士参孙》中的大力士。参孙不尊重民族传统和父母劝诫，娶了敌对的腓力斯丁女人为妻，并向其透露了自己的弱点，随后参孙被妻子背叛，被敌人俘获，双目失明。最终其复仇成功，与敌人同归于尽。——编者注一九七八年秋天，一个深色皮肤的女孩突然从一座地图上不存在的小镇闯入了洛杉矶。她乘坐灰狗巴士[1]，一路离开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她的两只手提箱在车里吱嘎作响。一个没来历的女孩，无名小卒，其他乘客不会注意到她有任何特别之处，除了黑漆漆的肤色。然后就是很安静。她一直在翻一本破旧的侦探小说，那是妈妈的男友送她的十七岁生日礼物，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读了，她想找出所有错过的线索。司机靠站时，她把书夹在腋下，下车绕着巴士舒展腿脚。她肌肉很紧绷。那位意大利司机看着她，想起在笼中踱步的猎豹。如果知道她是一名跑步选手，他丝毫不会惊讶，男孩般的精瘦身材，一双大长腿。他抽着烟，看她又绕了一圈。多可惜，这双腿，这张脸，那肤色。上帝啊，他没见过这么黑的女人。她没留意到巴士司机在看她。她几乎从不留意任何投射在她身上的目光，即使留意到，她也很清楚人们在看什么。没错，她太黑了，没人能视而不见，她又很高，手长脚长，像她已经十年杳无音信的爸爸。她又慢慢绕了一圈，试图把那本书页卷曲、书脊折断的书翻到刚看过的地方。她从小就喜欢侦探小说。妈妈的男友经常坐在门廊上，一边清理枪支，一边给她讲他的追捕故事。对于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小女孩，这似乎是种奇怪的互动方式，但她早知道厄尔利·琼斯是个怪人。他不是爸爸，却是她生命里最接近爸爸的人。她喜欢看他慢慢拆卸那把枪，并会准备好各种问题问他。他对她说，只要你善于说谎，就几乎能找到任何人。一半的追捕过程都是在假扮别人：扮成老朋友找寻好友的地址，扮成失散多年的侄子找寻叔叔的新号码，扮成父亲查问儿子的下落。总有什么人接近你的目标。即使不得其门而入，也永远有一扇窗为你打开。“没有太多让人兴奋的桥段。”他告诉她，嘴里嚼着根牙签，“多数时候只有电话里轻声细语的老太太。”他把寻找失踪者说得这么轻巧。有一次，她问他能不能找到她爸爸，他没看她，低头刷着枪管内部。“你不会想我找到他的。”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是个好人。”他当然是对的，但她讨厌他这么笃定。他怎么知道？他都没见过她爸爸。她一直在幻想爸爸会开着他闪亮的别克车来营救她。总有一天，她放学时，爸爸会等在校门口。高高帅帅的爸爸，满脸笑容，冲她张开怀抱。其他孩子都看呆了。然后，他会带她回华盛顿，她会去一个和马拉德天壤之别的地方读书、交友、约会、跑步、上大学，届时，她将不再相信马拉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一切只是她的幻想。但十年过去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最后还是她自己救了自己。她荣获了州锦标赛的400米冠军，又恰巧被大学招生人员看到，堪称奇迹中的奇迹。她拼了命跑啊跑，终于能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了。在巴士站，她站在金属台阶下面，看着厄尔利把她的行李搬上车。外婆取下自己的念珠，挂在外孙女脖子上，妈妈一把抱住她。“我还是不懂你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去什么加利福尼亚，”妈妈说，“明明这里就有很好的学校。”妈妈微微一笑，仿佛只是在说笑，仿佛不是在劝裘德留下。她们都知道事情已成定局。裘德接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田径奖学金（好像她可能回绝似的），现在，长途车就在眼前，她已经要上车了。“我会打电话的，”裘德说，“还有写信。”“你最好说话算话。”“没事的，妈妈，我会回来看你的。”但两人都知道，她再也不会回马拉德了。她在巴士上摆弄念珠，想象着妈妈也曾像这样乘巴士离开。只是她不是一个人，身旁的史黛拉凝望着黑漆漆的窗外。裘德把破旧的平装书放在膝上，身体靠着单薄的窗户。她从未见过沙漠，它似乎绵延不绝。一英里又一英里，把她的人生越拉越远。他们叫她沥青宝贝。午夜。小黑。泥饼。他们说：笑一个，我们看不见你。他们说：你太黑了，站在黑板前面就看不见人。他们说：我打赌你参加葬礼不用穿衣服，我打赌萤火虫白天会围着你转，我打赌你游泳时像抹了一身油。他们发明了许多笑话，四十多岁时，她还在旧金山的一次宴会上如数家珍地分享了许多个。我打赌蟑螂管你叫老兄，我打赌你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她惊讶于自己居然记忆犹新。她在宴会上强颜欢笑，尽管她并不觉得有任何好笑之处。那些笑话说得没错。她确实黑，深黑色。不，甚至黑得发紫。黑得像咖啡，像沥青，像外太空，黑得像宇宙太初，像世界末日。起初，她外婆希望她远离阳光，给了她一顶大园艺帽，紧紧绑在下巴上，她几乎无法呼吸，她没法戴着它跑步。但她喜欢跑步，而跑步不可能让她变白。阿黛尔苦口婆心：至少等太阳落山再去跑吧。整个夏天，她都在屋里看书，觉得自己快憋疯时，就在院子里追逐阴影，戴着那顶巨大的帽子，长长的袖子紧贴在汗湿的胳膊上。她不会更黑了，但似乎在马拉德住得更久一点，她就会更黑一点。她是班级照片里的一个黑点，她是礼拜日弥撒长椅上的一块黑斑，她是其他孩子游泳时，徘徊在河岸上的一个黑影。因为太黑，你看见她，就看不见别的什么。一只苍蝇弄脏了一锅牛奶。在教室里，她坐在校队投手朗尼·古多前面，整个学生时期，他都在用纸球砸她。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红褐色的头发盖过脖子，脸上散落着点点雀斑。一个漂亮男孩。每当她想到他在盯着她时，都感觉如芒在背。他撸起袖子，前臂的肤色很淡，棕色的汗毛历历可数。他伸展手臂，揉起纸团，然后，她感觉有东西打在脖子上，后面的男孩开始窃笑。她从不会转过头去。有一次，扬西先生抓了朗尼现行，罚他留堂。她出去时，他在擦黑板，他一边在灰尘中挥舞黑板擦，一边对着她傻笑。回家路上，她一直在回味那一刻。他的表情介于鬼脸和笑脸之间。朗尼·古多是第一个叫她沥青宝贝的人。在她搬到马拉德一个月后，他在教室垃圾桶里捡到一本《野兔大冒险》，他得意地拍了拍封面上闪亮的黑块。“看，裘德。”他说。她震惊于他居然知道她的名字，直到全班哄堂大笑，她才反应过来他在取笑她。他因为打扰班级默读而受惩，那本书很快被涨红了脸的老师拿走。但那天晚餐后，裘德问妈妈什么是沥青宝贝。德西蕾正把脏盘子浸入水槽，一时语塞。“只是个老故事，”她说，“怎么了？”“今天有个男生这么叫我。”她母亲慢慢用毛巾擦干手，在她面前蹲下。“他只是想惹你生气。”她说，“别理他。等他玩够了，就消停了。”但他玩不够。朗尼往她的袜子上甩泥点，把她的书扔进垃圾桶，考试时踢她的椅子腿，扯她的发带，她一来就唱“你的我的，黑的裘德”。五年级的最后一天，他在学校台阶上绊倒她，导致她刮伤了膝盖。在厨房桌子前，外婆把她的腿放在自己腿上，用棉球轻轻帮她擦拭血迹。“也许他喜欢你，”外婆说，“小男孩总爱捉弄喜欢的女孩。”她试着想象朗尼握她的手，放学帮她拿书，亲她，甚至用他长长的睫毛蹭她的脸颊。她想象两人去看电影，乘坐嘉年华摩天轮，朗尼伸手搂她。但她只能想象出朗尼在泥泞的水坑里往她身上溅脏水；朗尼在她头上粘口香糖，骂她蠢母狗；朗尼攻击她，直到她嘴巴裂开，眼睛肿胀得闭起来。然后，她爸爸总会在暴怒下冲出门去，妈妈在地板上抽泣，把脸埋进沙发垫。有一次爸爸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把妈妈的脸拉到他肚子上，轻抚她的头发。妈妈呜咽着，但没有抽身离开，仿佛他的抚摸安慰了她。不如想象朗尼打她吧。相反的事（柔软的部分）更让她恐惧。在侮辱和嘲笑之前，在嘲讽之前，在泥泞的袜子、被踢的椅子、空空的午餐凳等之前，首先到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她叫什么，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这里。上学第一天，路易莎·鲁比杜从桌子的另一边靠过来问，早上那位和她一起的女士是谁。“我妈妈。”裘德说。不是很明显吗？她送她上学，牵着她的手。还能有谁？“但不是你亲妈，对吧？”路易莎说，“你们看上去一点都不像。”裘德愣了一下，说：“我像我爸爸。”“那他在哪儿呢？”她耸了耸肩，虽然她知道答案。她们把他留在了华盛顿。她已经开始想念他，哪怕她还能看见妈妈脖子上的瘀伤，哪怕她还能记起长久以来在她身上见过的各种瘀伤，那些奇形怪状的黑斑。有一次在泳池，妈妈换衣服时突然停下，她盯着妈妈，发现她大腿上有一块褪色的瘀伤。妈妈默默穿回衣服，对裘德说，她决定今天就坐在泳池边看她游。回到家，爸爸用一个吻欢迎了妈妈，裘德意识到，只要努努力，她就可以假装瘀伤来自别处。她与其中一人的关系奇迹般地摆脱了与另一人关系的束缚。比如想起爸爸，她心中浮现的是一个四肢摊开，躺在地毯上翻漫画的人。而不是那个抓着妈妈头发，把她拖进卧室的人。不，那是另一个男人。当碎玻璃被清走，瓷砖上的血迹被擦去，妈妈躲进浴室，用冰袋敷脸，她真正的爸爸又回来了，微笑着，轻抚她的脸颊。“为什么我长得不像你？”那天晚上她问妈妈。她坐在沙发前的旧地毯上，妈妈在给她编辫子，她看不见妈妈的脸，但能感觉到她的手停下了。“我不知道。”她妈妈终于说道。“你长得像外婆。”“有时候就是这样，宝贝。”“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她问。“我不是说了嘛，”她妈妈说，“我们得在这儿待一阵子。好了，别扭来扭去，让我编完。”她开始意识到一件很快就确定无疑的事：妈妈没有回家或去别处的打算，每次妈妈假装有这样的打算时，都是在说谎。第二天，她独自吃午餐时，路易莎带了三个米色皮肤的女孩来质问她。“我们不信你的话，”路易莎说，“那个人不可能是你妈妈。她太漂亮了。”“她不是，”裘德说，“我亲妈不在这里。”“那她在哪儿？”“不知道。别的地方。我还没找到她。”她不知为何想起了史黛拉，那个女人虽然和她也没多少相似之处，但一定是个更好的妈妈。史黛拉不会惹爸爸大发雷霆，令他对她拳脚相向。她不会半夜叫醒裘德，带她上火车，去一座其他孩子都嘲笑她的小镇。史黛拉会信守诺言。她不会一次又一次答应离开，却始终哪儿也不去。“你得看好你妈妈，”她父亲有一次曾警告她，“她还是喜欢那些家伙。”“什么家伙？”她躺在他旁边的地毯上，看他玩抓石子，他的大手在她眼前变得模糊。“她老家的那些家伙，”他说，“你妈妈心里还是有那些东西。她还是觉得高我们一等。”她不太懂他的意思，但她喜欢被当作“我们”中的一员。人们以为被划入某个类别，代表你与众不同。不，这只会让你备感孤独。与众不同代表你不属于这里。上高中后，那些外号已经让她无感，但孤独感让她备受打击。你永远无法习惯孤独。每当她以为自己习惯了，她又会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她一个人吃午餐，一个人翻看廉价的平装书。从没有人周末找她玩，从没有人邀请她去卢氏蛋屋吃午餐，从没有人打电话来问她的近况。放学后，她一个人跑步。她是田径队里跑得最快的女孩，换成另一座城镇的另一支田径队，她理应成为队长。但在这座镇上的这支田径队里，她一个人做准备活动，一个人坐田径队的队巴，获得州锦标赛冠军后，除了韦弗教练，没人对她表示祝贺。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跑步。因为她喜欢跑步，因为她想让自己擅长一件事，因为她爸爸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跑步。每当系好鞋带，她都会想起爸爸。有时，当她在棒球球员休息区后面跑圈，她会感觉朗尼·古多在盯着自己。她的跑步姿势有种颠簸感，既不优雅也不协调，教练曾尝试纠正，但终于作罢。朗尼可能觉得她的姿势滑稽，或者单纯喜欢笑她：一身漆黑，却穿着白色上衣和白色短裤。跑步时，她觉得自己已经黑无可黑，与此同时，她也从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白了一些，没那么像个黑人。她穿的金色跑鞋是她在某一个圣诞节求厄尔利送的。妈妈对这个选择不以为然。“你不想要一件漂亮裙子吗？”她问，“一对新耳环？”每年，她都把盒子踢过地毯，似乎连碰都不想碰。“又是运动鞋。”她闷闷不乐地说，看着裘德抽出鞋盒里的纸，“我这辈子也搞不懂，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要这么多运动鞋。”她十一岁那年，厄尔利送给她第一双跑鞋，是从芝加哥买来的白色新百伦运动鞋。第二年，他去堪萨斯州工作，圣诞节没回来。第三年他回来了，像从没离开过一样，又带回一双新鞋，那时她早已习惯他的来来去去，像季节变迁一样规律。“那个鬼鬼祟祟的人又来了。”外婆总这么说。她从没叫过厄尔利的名字，永远称呼他“那人”，或直接称呼“他”。她从不赞成女儿与人姘居，尽管厄尔利每次来访的时间太短，根本称不上姘居，只是不知这到底是好是坏。尽管如此，每个厄尔利季节（裘德开始这么看待他的来访）到来时，妈妈总会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房子，妈妈会踩在椅子上扯下窗帘，她会拍打地毯的灰尘，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是她的衣服：妈妈会拿出一双新丝袜，完成几个月前开始缝制的裙子，一丝不苟地擦鞋，擦到油光锃亮。最后也是最尴尬的部分：妈妈会像个虚荣的女学生一样在镜子前摆弄自己，把长发拨到一边，又拨到另一边，尝试一种新的草莓味洗发水。厄尔利喜欢她的头发，所以她特别注意头发护理。有一次，裘德看见他站在妈妈身后，把脸埋在妈妈的头发里。那一刻，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谁，厄尔利还是妈妈，美人还是爱慕者，这种渴望让她难受，她转身走开了。妈妈从不承认厄尔利季节要来了，但外婆心知肚明。这也是厄尔利季节的特点之一：她和外婆这两个暂时的盟友培养出了明确的忠诚。“到处是男人，”外婆说，“镇上有这么多男人，她就非揪着他不放。”外婆抱怨眼干，布伦纳医生给她开了眼药水。每晚睡前，裘德会把外婆的头架在她大腿上，外婆的一头白发像扇子一样散开，然后，裘德会小心为她的每只眼睛滴上一滴眼药水。“你是不曾看见，”她外婆说，“喜欢她们的男孩乌泱乌泱的。”时至今日，外婆有时说起裘德的妈妈时还会用“她们”。裘德从未纠正过她。她慢慢滴下眼药水，外婆对着她眨了眨眼。德西蕾·维涅在车站向女儿乘坐的长途车挥手，她等车消失在转角，才伸手抹泪。她不想女儿最后看到那样的画面，如果女儿真会凝望黑暗的窗外，她不想让女儿看见一个哭花脸的傻妈妈，仿佛再也见不到她。厄尔利递给她一条手帕，她笑着擦干眼泪。“我没事，我没事。”虽然没人开口问她，虽然她并不是没事。他送她去卢氏蛋屋，她系围裙时想到，她会和过去十年一样开始这一天，只是这一次，她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女儿。十年。她回家已经十年。有时环顾这套房子，她会摇摇头，仿佛仍搞不懂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仿佛置身《绿野仙踪》，只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房子，是她自己。时隔多年，当她从梦中醒来时，她仍会为自己还留在这里感到恍惚。最早决定留下时，她给了自己一些实际的理由。她在卢氏蛋屋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她们去其他地方生活。她不能再一次抛弃母亲。她仍然期望史黛拉能自己回来，即使不回来，留在这里，徘徊在史黛拉的旧物之间，她也能感觉离她更近一些。史黛拉的餐椅，史黛拉称为“简”的玉米壳娃娃。到处是史黛拉碰过的门把手、毯子和沙发垫，上面无不留着她看不见的指纹碎片。她已经在这里过起了自己的日子，不是吗？有母亲，有女儿，还有厄尔利·琼斯，虽然他一再离开，但又会一再回来。每当他来访，德西蕾总感觉又变回了小女孩，岁月如赘肉，从骨间滑落。他的来访总有些奇妙。有一次，她正端着一盘乡村炸牛排和鸡蛋为客人上菜，猛然发现厄尔利就坐在柜台尽头，叼着根牙签。还有一次，她锁上餐厅门，转过身，厄尔利就靠在马路对面的电话亭上。她已经精疲力竭，看见他立刻笑逐颜开，仿佛春天意外降临。前一天还冰天雪地，第二天就百花盛开。“刚好想起你了。”他说，仿佛他是顺路造访，而非驱车从查尔斯顿星夜赶来，只为早一刻见到她，“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鲜事。”她从来没有任何新鲜事，日子变得千篇一律，慢慢地，这种千篇一律也让她感到安心。没有惊喜，没有突然爆发的愤怒，没有男人这一刻抱着她，下一刻就开始打她。现在的生活很安定，她很清楚每天有什么事等着她，除了厄尔利出现的时间，他是生活中唯一会让她措手不及的事。他顶多逗留一两天，就再次离开。有一次，他说服她请病假，他好带她去钓鱼。他们什么也没钓到，但午后时分，两人漂在如镜的湖面上，他吻着她，手指滑入她裙底，抚慰着她。这是几个月里发生在她身上的最刺激的事。厄尔利来镇上时，她母亲会变得严厉而寡言，每当德西蕾溜去客栈与他私会，她总是怒气冲冲地盯着门口。“我不懂你干吗要跟那个人搞在一起，”她说，“留都留不下来，找不到一份正经工作。”“他有工作。”德西蕾说。“那算什么正经工作！”她妈妈说，“估计外面有大把女人——”“那是他的事，跟我无关。”她没问过厄尔利离开马拉德后跟谁过夜。他也没问过她，他离开后，她是否会想念他。但她不知道是不是正因为他要离开，两人才能维持下去。他不是个安定的男人，或许她也不是个安定的女人。一想到婚姻，她总有种跟萨姆困在一间憋闷公寓里的感觉，她要在每个平静的时刻为他不可避免的暴怒提心吊胆。但厄尔利很好相处，他没有隐藏的一面。他们不吵架，即便有时被他气到，一想到他就要走了，气也就消了。他无法囚禁她，因为他拒绝囚禁自己。他来访时，她还要费力说服他住在家里。“这个，不好吧，德西蕾。”他一边说，一边摩挲着下巴。“我没有让你娶我，”她说，“我没有让你做任何事。我得一直往客栈跑，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吗。而且我觉得，还有裘德，不如……”但她停在了这里。她从不想让厄尔利觉得她想让他做女儿的爸爸。他不欠她们母女。他们的关系中从不存在“亏欠”一说。“那你母亲呢？”他说。“别担心她，我会搞定。我只是觉得……这么做多此一举，仅此而已。我们都是成年人，我受够了偷偷摸摸。”“那好吧。”他说。再来镇上时，他在她母亲家中见到她。他站在门廊，小心翼翼地脱掉脏靴子，小心翼翼地走进房子，仿佛来到一家高级店铺，生怕碰坏什么。他很可笑地带来了一束花，她去给花瓶装水，两人像在过家家。厄尔利像电视里的丈夫一样，进门就说，亲爱的我回来了。他还从外地带回了礼物：给她的新钱包，给她母亲的香水——她母亲拒绝说“谢谢”——以及给裘德的书。她已事先跟女儿解释，厄尔利会和她们一起住。“一直吗？”裘德问。“不，不是一直，”德西蕾说，“偶尔而已。他来镇上的时候。”她女儿沉默片刻，说：“好吧，也许他不该来。也许我们该跟他走。”“我们没办法，宝贝。他都没有一个像样的房子，我们只能留在这儿。但他会过来，会给你带好东西。你不喜欢吗？”她当然知道女儿在说什么。她只想离开，从回到马拉德起，她已经想离开，而德西蕾一直在惭愧地向她做出保证。她无法保证其他孩子会友善对待裘德，会和她一起吃午餐，会带她一起玩，所以每当又一个生日聚会没邀请裘德时，德西蕾都会告诉女儿，等她们离开马拉德，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离开是她能为女儿做的唯一一件事。但当她看见厄尔利和裘德一起在地毯上看书时，她会想，留下来对裘德也未必是最糟糕的安排。在这里，她至少有家人，有人爱她。晚上，德西蕾会抱着女儿，给她讲自己的童年故事。起初她会说，我有个妹妹叫史黛拉；后来变成，你有个阿姨；再后来变成，从前有个叫史黛拉的女孩住在这里。几年里，厄尔利到处追踪史黛拉·维涅，一直到她不再是史黛拉·维涅。她在新奥尔良和波士顿时尚未改名换姓，之后线索就断了。他猜她应该结了婚，但在能查到的所有史黛拉·维涅去过的地方，他都没找到她结婚的消息。她应该在其他地方结了婚，她应该还叫史黛拉。换姓容易，改名太难，人们很难习惯一个新名字。只有专业骗子才能驾驭一个彻底的新身份，而史黛拉绝非什么专业骗子。既然不认为有人会找自己，何必要处处提防呢？事实上，她一直都很马虎，马虎到厄尔利直接找到了她在波士顿的公寓。“哦，很好的姑娘，”女房东在电话里说，“很安静，在市中心工作，好像是一家百货商店。后来发达了就搬走了。真是个好姑娘，从不添麻烦。”他想象史黛拉站在香水柜台后面，向走过的女士喷洒粉色香雾，或在圣诞节期间打包洋娃娃礼品。他做过一两个梦，他在西尔斯百货和罗巴克百货追逐史黛拉，她躲在衣架和鞋架后面。“她有男朋友吗？”他问。女房东没有回答，接着就称有事挂断了。一个黑人男性追问白人女性的事，她已经够多嘴了。但厄尔利并不满足，他还没找到她之后的地址。史黛拉撒了些面包屑，几乎比了无踪迹更糟。说“几乎”，是因为他一点也不想找到史黛拉。起初，他是很想找到史黛拉的，至少他是这么对自己说的。现在回头看，他已经不太确定。也许一直都是德西蕾的意志在牵引他。他想取悦她，所以提议帮她。他想找到史黛拉，是因为德西蕾想找到她。这些愿望叠加成了一个单独的愿望，让他坚持了多年。但史黛拉不想被找到，这个愿望似乎更强烈。德西蕾在一边牵引，史黛拉在另一边更用力地牵引。厄尔利被莫名夹在中间。此时，他已经放弃寻找多年。一天早晨，他从德西蕾·维涅的床上爬起，发现自己长了根白胡子。他在浴室的镜子前站了十分钟，找其他白胡子。他头一次被自己的脸吓到。他怀疑他长得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了，这让他不安，仿佛自己在变成一个陌生人。此时，德西蕾搂住他的腰，靠在他背上。“还没欣赏完啊？”她问。“有根白胡子，”他说，“你看，这儿。”她突然大笑起来。多年后，回想起她的笑声，他仍感到心旷神怡，而当时，突如其来的爆笑着实让他心头一惊。“好吧，希望你没觉得自己会永远青春可爱。”她说着推开他，开始刷牙。他靠在门框上端详她。多数早晨，她四点就要去卢氏蛋屋开门，所以他醒来时，她已经不在。更不用说多数早晨，他不会在这张床上醒来。他会躺在汽车后座，或躺在破旧的汽车旅馆脏兮兮的床上，想着德西蕾的房间。深色木墙，梳妆台和周围的照片，蓝色印花桌布。她童年的房间，她与史黛拉共用的床。厄尔利总会睡在史黛拉那一侧，两人做爱时，他有时会觉得尴尬，仿佛史黛拉就坐在梳妆台上，目睹着一切。德西蕾在水池边洗脸，他想把她拉回床上。他对她永远都不腻，他永远没法用他想要的方式爱她。全部，全部的爱会吓跑她。每次回马拉德，他都想带回一枚戒指。至少她母亲终于能尊重他，甚至开始把他当儿子看待。但德西蕾始终不想再结婚。“我什么都经历过了。”她说，就像谈论战争的士兵，语气里只有疲倦。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的确是一场战争，而她毫无取胜的希望，只求不死。她对他说了萨姆所有伤害她的方式：把她的脸撞到门上，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过浴室地板，用手背扇她的嘴，手上留下口红和血迹。她轻抚厄尔利的嘴唇，厄尔利亲吻她的指尖，试着将她的描述与十年前他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文质彬彬的声音结合起来。她不知道萨姆如今在何方，厄尔利当然追踪到了他。他和新妻子及三个儿子住在诺福克，那三个儿子也长成了对世界无益的恶毒之人。但他从没对德西蕾说过这些，说了又有何益？“裘德昨晚来电话了。”德西蕾说。“是吗？”他说，“她适应吗？”“你知道她的，从来不多说。但我感觉她挺好的，她喜欢那里，让我跟你问好。”他咕哝了一声。他不太相信她身在数千英里之外还想得起他，他的存在只会让她想起不在身边的爸爸。德西蕾拍了拍他的肚子。“宝贝，你看看那个漏水的水槽吧？”至少她的话让人受用。不像阿黛尔，坐在桌子对面，几乎不看他，只在去上班经过他时丢下一句“椅子晃了”。她对待他像对待一名登堂入室的杂工。也许他的身份正是如此。他有一所房子，但很少来住。他有一个女儿，甚至不喜欢他。他蜷在厨房水槽下，背部酸痛。过往的生活一幕幕涌来，在车里睡觉的夜晚，在狭小空间躲藏的时间。青春已逝，他不再是那个对每份新工作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如今只剩疲惫，甚至无聊。他追捕过形形色色的藏匿者，始终未找到搜寻了最久的那些。在最好的夜晚，他安顿在德西蕾·维涅的床上，磨蹭着她的脚丫。他看她梳头，听她说话。他脱下裤子，她穿着睡衣上床，仍感觉穿得太多——他们不过在自我欺骗——她一关灯，他的四角裤就脱到了脚踝，她的睡衣就拉到了腰间。他们尽量压低声音，但很快他就豪放起来，不在乎任何人听到，因为这样的夜晚实在少之又少。在路上，他总要努力回想如何独自入睡。“越来越难，你知道，”他有一天晚上对德西蕾说，“时间太久了。有时人们会露出马脚，但……”“我知道。”她说。她的皮肤在月光下闪着银光。他转向她，摸她的屁股。她如此纤瘦，他经常因为离开太久，而恍如初见。“她说不定会自己回来，”他说，“想家。也许她年纪大了，发现一切都不值得。”他伸出手，抚摸德西蕾的柔软鬈发。他如此渴求她，满心都是她，快要窒息。但她背过身去。“太晚了，”她说，“就算她回来，她也已经不在了。”在洛杉矶，没人听说过马拉德。整个大学一年级，裘德常常欣喜地告诉大家她来自一个地图上无处可寻的地方。起初很少有人相信，里斯·卡特尤其不信，他坚称所有城镇一定都会标在某张地图上。相比之下，加州人反而更容易相信，他们会觉得路易斯安那州的某座小镇大概太无关紧要，无法引起制图师的注意。但里斯也来自南方，他在阿肯色州的埃尔多拉多长大，听上去比她的家乡更古怪，但也登上了地图。因此，四月的一个晚上，她把他拉到图书馆，翻开了一本巨大的地图册。外面下着雨，里斯的鬈发被雨打湿，松散地趴在额上。她想把他垂落的头发拨开，终究还是作罢。她指着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图，锁定阿查法拉亚河和红河交汇处的下方。“看，”她说，“没有马拉德。”“该死，”他说，“你是对的。”他靠向她的肩膀，眯起眼睛。两人相识于去年田径队的万圣节派对，她是被室友埃里卡拽去的。埃里卡来自布鲁克林，是一名健壮的短跑运动员，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洛杉矶，雾霾、堵车、地铁和轻轨太少。她的不满让裘德愈加认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她心中充满感激。但这感激只会暴露她的贫苦出身，所以她尽量不露声色。入住那天，埃里卡瞥了一眼裘德的两个手提箱，问：“你剩下的行李呢？”她自己的书桌上摆满了唱片，墙上贴着朋友的照片，衣橱里塞满了亮丽的衣衫。裘德悄悄打开她拥有的一切，说剩下的还没送来。埃里卡再未提过此事，裘德也因此对她有了好感。万圣节那天，埃里卡穿着亮闪闪的紫色连衣裙，戴着精美头饰，裘德戴上了一对懒洋洋的猫耳朵。她坐在马桶盖上，埃里卡躬身站在她对面，为她搽上蓝色的荧光眼影。“你知道吗，你稍微打扮一下就特别好看。”她说。但这种亮蓝色只会让她看上去更黑，所以裘德一直在拍打自己的眼睛。后来里斯告诉她，他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她的蓝色眼影。在狭窄的公寓，她跌跌撞撞地跟着埃里卡，穿过一个个女巫、鬼怪和木乃伊。当埃里卡去装满冰块的浴缸里拿啤酒时，裘德躲在门口，不知所措。她从未受邀参加过陌生人的派对，她很紧张，甚至未注意到沙发上坐着一个牛仔。他一头金棕色头发，长相英俊，下巴留着胡楂。他上身穿着生牛皮背心和蓝色格子衬衫，下身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脖子上系一条红色手帕。她感觉到他在看她，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说：“嗨，我是裘德。”她拉了一下裙边，略显尴尬。但牛仔露出了笑容。“嗨，裘德，”他说，“我是里斯。来瓶啤酒。”她喜欢他说话的口气，更像命令，而非邀请。但她摇了摇头。“我不喝啤酒，”她说，“我是说，我不喜欢那味道，而且会让我感觉慢悠悠的。我是跑步运动员。”她有点语无伦次，但他歪了歪头。“你来自哪里？”他说。“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哪里？”“一个小镇。你没听说过的。”“你怎么知道我没听说过？”“相信我，”她说，“我知道。”他笑了，向他晃了晃啤酒。“确定不来一口？”或许是他熟悉的南部口音，或许是他的帅气，或许是身在人满为患的房间里，他选择了和她说话。总之，她向他走了一步，又一步，又一步，直到站在他正前方。此时，一群吵闹的男孩涌入，里斯伸出手，把她拉到安全地带。他的手护在她的膝盖后面，几周后，回想那场聚会时，她只记得他的手在她裙边徘徊的感觉。现在，她在潮湿的图书馆里翻阅地图集，从路易斯安那地图到美国地图，再到世界地图。“我小时候，”她说，“四五岁的时候，以为这只是我们这一侧的世界地图，而另一张不一样的地图上还画着另一侧的世界。我爸爸说我是傻瓜。”他带她去了公共图书馆，他转起地球仪，她明白了他是对的。但此时此刻，看着里斯在地图上摸索，一部分的她仍希望爸爸是错的，不知为何，她希望还有更多世界有待探索。[1] 灰狗巴士（Grayhound），美国州际长途汽车，每隔数小时停靠站点更换司机和车辆，乘客可于此时进食休息。——编者注里斯与裘德离开埃尔多拉多后，特蕾丝·安妮·卡特变成了里斯。他在普莱诺剪掉了长发，他用一把偷来的猎刀在卡车停靠点的厕所斩断了烦恼丝。他在阿比林城外买了一件蓝色格子衬衫和一条带银色公马皮带扣的皮带。他还在穿那件衬衫，但皮带扣已在他一贫如洗时流入了埃尔帕索的当铺，后来他曾感伤地提起，他仍记得那种重量悬在腰间的感觉。在索科罗，他开始用白色绷带裹起胸部；到了拉斯克鲁塞斯，他已经学会新的步姿，迈开双腿，挺直肩膀。他对自己说这样搭车更安全，但事实是，他自始至终都是里斯。到了图森，特蕾丝反而更像假扮的那个。如果你能在一千英里内摆脱掉一个身份，那个身份又能有多真实呢？在洛杉矶，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健身房找了一份清洁工作，他结识了一些练肌肉的人，他们告诉他去哪儿能弄到好东西。在肌肉海滩，男人们在午后阳光下炫耀着健美的上身，他在人群边缘徘徊。问萨德吧，有人对他说，萨德就在那边，身材魁梧，胡须凌乱，没有头发。里斯鼓起勇气走过去，萨德伸出大手把他拉到一边。“孩子，下回拿五十美元来，”他说，“然后我们来聊一聊。”他省吃俭用一个月，存下了钱，然后在木板路旁的一家酒吧找到了萨德。萨德把他领进男卫生间，拿出一只小瓶。“你打过吗？”他问。里斯摇头，瞪大眼睛看着针头。萨德笑了起来。“老天爷，孩子，你多大？”“够大了。”里斯说。“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萨德说，“它能让你感觉不一样，让你的生殖能力下降。但我猜你还没到担心这事的时候。”“是的，先生。”里斯说，萨德开始教他怎么操作。从那以后，他从萨德手中购买了大量的类固醇，每次交易的场景都像他初次踏进的那间酒吧厕所一样龌龊。在黑巷子里和药贩子握手，感觉药瓶被压入掌心，或在健身房的储物柜里收到不明纸袋。七年后的今天，特蕾丝·安妮·卡特只是尤宁县公共记录办公室的一张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没人看得出他曾经是女的，有时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是女儿身。在暗房昏暗的红光下，他将这些往事和盘托出。当时，他正将印相纸放入显影液中，眼睛没看裘德。万圣节派对后的几周，他们开始在这里见面。她没想到还能见到他，那天回家的路上，埃里卡提起她见过的那个可爱的牛仔，就在附近的健身房工作。于是，裘德开始去那里跑步，虽然她讨厌在室内跑步，没有天空，没有新鲜空气，只能盯着自己的镜像，原地奔跑。她讨厌这一切，直到里斯来到她身边，擦拭一辆动感单车。他斜靠在车把上，说：“你的耳朵呢？”她不明所以地看了一眼镜子，半天才想起他指的是万圣节那天她的装扮。她笑了，惊讶于他还记得在派对上见过她。他当然记得，在整个学校，乃至整个洛杉矶，还有谁比她更黑？“不知道丢哪儿了。”她说。“可惜，”他说，“我喜欢那对耳朵。”他穿一件灰色T恤，胸前印着银色哑铃。有时上班无事可做，他会抓住单杠，做几个引体向上。他来这里工作，就是因为可以免费使用健身器材，经理也不在乎他是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身份证明。但他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他提出有空给她看他的作品，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六在校园暗房的约会。此时此刻，他看着照片，她看着他，试着想象特蕾丝，但脑海里始终没有画面。她只能看到里斯，不修边幅的脸，卷起的袖子，永远有几绺鬈发垂在额上。他是如此英俊，他每次抬起头，她都不敢直视他的眼。“你怎么看这些事？”他说。“不知道，”她说，“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这不完全是事实。她一直知道，一个人是有可能在一生中成为两个不同的人的，或者说，只有某些人做得到，其他人只能困在自己原本的身份上。在马拉德度过的第一个夏天，她曾试图让皮肤变浅。当时她还小，还相信这种可能性。同时她也够大了，明白这个过程需要某种奥秘、某种魔法。她没有蠢到以为自己的肤色有朝一日会变白，她只期望（或许）它能变成某种深褐色，只要不是这种深不见底的黑就好。你不能强迫魔法成真，但她尽了最大努力来召唤它。她在《黑玉》周刊上看到蒂娜美白霜广告，画面中，一个棕色男人在一个焦糖色女人（以马拉德的标准看已经很黑，但比她白多了）耳边低语，那女人一抹红唇，一脸笑容。当你的肤色清澈明亮，像蒂娜一样浅淡时，生活会更有乐趣！她从杂志上撕下广告，叠成小方块，随身携带了好几个星期，她经常打开来看，广告女子的红唇上留下了白色折痕。美白霜，这就是她需要的一切。她会把它涂在皮肤上，等秋天重返校园时，带着一身的新肤色亮相。但她没有两块钱，也不能问妈妈要，妈妈只会骂她。她会说别理那些孩子。但这不只是因为同学，裘德自己也想改变，她不懂为什么就不行，为什么非得向人解释。不知为何，她觉得外婆会理解她。她把那张破破烂烂的广告递给外婆，外婆端详了一下，又递回给她。“有更好的办法。”她说。一整个星期，外婆都在制造各种药水。她在浴缸里倒入柠檬和牛奶，让裘德泡澡。她在她脸上敷蜂蜜，然后慢慢剥掉。她榨出橘子汁，与香料混合，睡前抹在裘德脸上。一切都是徒劳，她还是那么黑。一周过去了，妈妈问她脸上怎么油腻腻的，裘德离开餐桌，洗掉了外婆涂的乳霜，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一直想变得不一样，”她告诉里斯，“我的意思是，在那样一座小镇长大，每个人的肤色都很浅，我就想……但一点用都没有。”“挺好的，”他说，“你的肤色很美。”他看着她，但她移开了视线，看着相纸上浮现一栋废弃建筑。她讨厌被称赞为美。人们说这种话，不过是觉得得体。她想到了朗尼·古多在夜晚的苔藓树下、在马厩里，或在德拉福斯后面吻她的情景。在黑暗里，你永远不会太黑。在黑暗里，人人都是相同的肤色。到春天，她每个周末都和里斯在一起，两人形影不离，人们看见其中一个，总会问起另一个。有时，他们在市中心相见。他拍照，她在他身边晃荡，帮他拎相机包。他教她各种镜头名称，教她如何拿反光板。他的第一台相机是教区的一个人送的，那人是一位本地摄影师，曾把相机借给里斯，让他拍摄野餐会照片。里斯的天赋打动了他，他送了里斯一台旧相机，让他拍着玩。高中时期，里斯无时无刻不举着相机拍照：为年鉴拍摄足球赛、校园剧、乐队练习的画面。他也会拍摄马路上死掉的负鼠、阳光穿过云层，以及掉光牙的牛仔明星驾驭野马的画面。他喜欢拍摄一切，除了自己——他的镜头从不会掉过来对着自己。现在，他会在周末拍摄封在木板后的废弃建筑、公交车站的涂鸦、斑驳的车漆、都是些死亡与腐朽之物。美让他厌倦。有时他会抓拍几张裘德，仅仅还原她的本色，拍她在背景中徘徊，凝望天空。洗照片时，她才会发现它们。在他的镜头下，她总显得很脆弱。他给了她一张她站在木板路上的照片，她不知该放在哪里，索性寄回了家。电话里，外婆赞不绝口。“你可算有了张好照片。”她说。在所有学校照片中，她要么看起来太黑，要么仿佛曝光过度，除了白晃晃的眼睛和牙齿外，什么也看不见。里斯对她说过，相机的观看方式和人眼一样，换言之，它不是为了注意到她而发明出来的。“又去了，”每次裘德在周六清晨悄悄出门时，埃里卡都会睡眼惺忪地说，“去见你的好男人。”“他不是我男人。”裘德一次次地澄清。严格意义上的确如此。他没邀请过她约会，没带她去过餐厅，没帮她拉过椅子。他没亲过她，没牵过她的手。但当暴风雨突然袭来，他不是会脱下外套为她遮雨吗？他不是参加了她的每一场田径运动会，在她的每一轮比赛中为她欢呼喝彩，还在女子更衣室外拉住她，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吗？她不是跟他讲了她的爸爸、妈妈、厄尔利，甚至史黛拉的事吗？在曼哈顿海滩码头，她靠在绿松石色的栏杆上，里斯则将镜头对准三位渔民，咬着嘴唇。他专心致志时总会这样。“你觉得她是什么样的人？”他问。她摆弄着相机包的带子。“哦，不知道，”她说，“我过去也想知道，现在已经不想了。我不懂什么样的人会一声不响抛弃自己的家人？”话说出口，她才反应过来，这正是里斯做的事。他抛弃家人，抛弃一切过往。他从不会提起家人，她也从不会问，即便是在他想了解更多她的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他问起她的初吻，她说一个叫朗尼的男孩在谷仓外抓住她。当时她十六岁，偷溜出门夜跑。他整夜在河岸和朋友喝一瓶偷来的樱桃酒，那时已经醉了。她总在想，那瓶酒是他亲她的唯一原因吗？她刚在德拉福斯后面跑完圈，他何苦要翻过篱笆，歪歪扭扭地朝她走来。她突然停下，膝盖一阵刺痛。“你——你在这儿干吗呢？”他问。她傻乎乎地回头望了望，他笑了。“你，”他说，“这里没别人，只有我们。”他过去从未在校外跟她说过话。她当然看到过他和朋友在卢氏蛋屋的后排卡座里胡混，或在他父亲的卡车边闲晃。他总是无视她，仿佛明白他的嘲弄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不合时宜，又或许，他觉得无视才是更残忍的做法，觉得她宁愿被嘲弄，也不愿被视而不见。但此时此刻，他决定跟她说话，这只让她恼火，因为她正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说他要穿过德拉福斯农场回家。他放学后会照看德拉福斯小姐的马。他问她想不想去看看？它们都老了，但很漂亮。马儿关在马厩里过夜，他有钥匙可以开门。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也许因为这个晚上的打开方式如此奇特，朗尼发现了她，朗尼得体地跟她讲话，她必须搞清楚这个晚上会怎么结束。马厩里飘着浓重的粪味，她亦步亦趋跟着朗尼。他停下脚步。在流淌的月光下，她看到两匹马，一匹棕色，一匹灰色，比想象中高大壮硕，肌肉紧实。朗尼抚摸灰马的脖子，她也慢慢抚摸其柔软的鬃毛。“漂亮吧？”朗尼说。“是的，”她说，“很漂亮。”“你该看看它们跑起来的样子，让……让我想起你。你的跑步姿势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一颠一颠的，像一匹小马。”她笑了。“你怎么知道的？”“我注意到了，”他说，“我什么都注意到了。”此时，棕马跺了跺蹄子，吓到了灰马。在德拉福斯小姐的灯点亮之前，朗尼急忙把她拉出了马厩。他们从谷仓后面跑过，笑着感叹差点被抓，接着，朗尼靠过来亲了她。夜色像湿透的棉花一样，潮湿而沉重。她尝到了他唇上的糖。“就这样？”里斯说。“就这样。”“好吧，该死。”当时，两人站在他朋友巴里的公寓屋顶。那晚早些时候，巴里在西好莱坞一家名为“海市蜃楼”的俱乐部里化身为比安卡进行表演。在电光石火的七分钟里，比安卡在舞台上昂首阔步，一条紫色的蟒蛇缠在她宽阔的肩膀上，她高唱：“熄灭所有光吧。”她涂着红宝石色的唇膏，戴着夸张的多莉·帕顿式的金色假发。“做个女人还不够，”里斯在演出期间调侃道，“他非得做个白种女人不可。”巴里的公寓里摆满了假发头，上面套着五颜六色的假发，逼真而扎眼：棕色短发、黑色蘑菇头、粉色长直发、齐刘海头等等。起初，她以为巴里可能和里斯一样，但来到他的公寓，她发现他穿着Polo衫和休闲裤，还摩挲着两颊的胡子。工作日里，他在圣莫尼卡的高中教化学。他每个月只有两个周六在日落大道附近的昏暗夜店里成为比安卡，其他时候他就是个高高的光头男人，丝毫看不出女人的痕迹，这也是她看着台下欢呼的粉丝时乐在其中的原因之一。人人都知道不是真的，所以才有趣。楼下的公寓又吵又热，塞尔玛·休斯顿的新歌从窗户里飘出。“假女孩们来了。”巴里总这么说，但他指的是和他一起在变装表演中登台的男人们。到春天，裘德已经参加了很多巴里的派对，她能认出每个人不化妆的样子：路易斯是会计师，穿一件粉色皮草唱西莉亚·克鲁兹；杰米在电力公司工作，戴一顶至上合唱团的假发，穿一双长筒皮靴；哈雷是一家小型剧院公司的服装设计师，他帮其他人找来了各种假发，他在演出中变身成贝蒂·米德勒。“女孩们”接纳了裘德，她几乎感觉自己成了其中一员。她从未属于过任何圈子，他们接纳她也只是因为她是里斯的朋友。“你呢？”裘德说，“你的初吻给了谁？”里斯靠在栏杆上，点起一支大麻烟。“没什么好玩的。”“那怎么了？不需要好玩啊。”“只是教区的一个女孩，”他说，“我妹妹的朋友。过去的事了。”他的意思是成为里斯前的过去，他从不谈论过去。她甚至不知道他有个妹妹。“她是什么样的人？”她问。他妹妹，他吻的女孩，特蕾丝，都可以，她只想了解他过去的人生。她想让他信任她，放心讲给她听。“不记得了。”他说，“你和那个看马的男孩后来怎么样了？”他傻笑着把大麻烟递给她，言语间似乎透着嫉妒，也许只是她自作多情。“没什么，”她说，“接过几次吻，后来就断了。”她羞于告诉他实情：她有好几个星期，每晚去马厩和朗尼私会。他在黑暗的角落铺一张毯子，打开一只手电筒，称之为两人的秘境。白天太危险了，被人看见了怎么办？晚上没人会发现他们，彻底与世隔绝，这不是她想要的吗？他不是她男朋友。男朋友会牵着她的手，问她一天过得怎样。但在马厩里，他只会摸她，抓她的乳房，手伸进她的短裤。在马厩里，她和他热吻，鼻子里都是粪便的气味。而在镇上，他会完全无视她。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厄尔利发现，她仍会每晚去和他幽会。有一天，厄尔利听到她溜出去的声音，跟踪她穿过树林，他使劲敲门，直到穿着短裤的朗尼疯狂地扯起她，把她推出门。她还没走出门就哭了。厄尔利一手抓着她的胳膊，不忍直视她。“你搞什么？”他说，“你想要男朋友，带他回家来。半夜跑出来私会可不行。”“他在别的地方不会跟我说话。”她说。她哭得更凶了，肩膀颤抖不已，厄尔利揽她入怀。他有很多年没这样抱她了。她不想他抱她，他不是爸爸，永远不会是，爸爸从未对她使用过暴力，他把愤怒发泄在了所有地方，唯独没发泄在她身上。爸爸让她感觉与众不同，当朗尼在谷仓后面吻她，她再次体会到了这种久违的感觉。他不是她男朋友。她从没蠢到幻想这种可能。她无法想象有任何男孩爱她。朗尼愿意注意她，已经够了。微风拂过，她颤抖着抱紧自己。里斯摸了摸她的手肘。“冷吗，宝贝？”他说。她点点头，期待他搂住她。但他脱下外套给了她。“真搞不懂，”巴里说，“像一场无性婚姻。”在“海市蜃楼”的后台，他坐在化妆镜前，往脸上抹腮红。离演出开始还有一小时，很快，化妆间里就会挤满变装皇后，她们在镜子前交换眼影，空气里弥漫着发胶味。但现在，“海市蜃楼”昏暗而静谧，她坐在地板上看着巴里，膝上扣着化学课本。他们说好了，他帮她辅导化学作业，她陪他去福克斯山购物中心，假装买自己想要的化妆品。他带她走过商品过道，她挽着他的胳膊。在陌生人看来，他们就像一对恋人，一个身穿灰色长裤的高个儿男子，一个拿起粉饼的年轻女子。当他在柜台上付清费用，他是店员心中的谦谦君子。没人能想到他的浴室柜上摆满了乳液、眼影和金色外壳的唇膏。也没人能想到，他身边的女子对这一切毫无兴趣，尽管他自告奋勇教她化妆，她仍不为所动。她怀疑市面上没有适合她肤色的眼影，她知道人们怎么嘲笑涂红唇的深皮肤女孩——猴屁股。不，她对巴里的瓶瓶罐罐毫无兴趣，在她看来，那些东西就像化学实验室里的试管一样神秘。新学期开学没几周，她已经跟不上了。巴里同意教她，因为里斯打了招呼，他永远无法拒绝里斯。两人七年前在一家迪斯科舞厅相识时，他觉得里斯美极了，最后他喝大了，壮起胆子告诉了里斯。“你怎么说的？”她问。“你说呢？”他说，“我请他去我家呀！你猜他怎么说？‘不，谢谢你。’”巴里笑了起来。“你信吗？他说‘不，谢谢你’，就像我要请他喝杯咖啡。哦，我一向喜欢这些乡下男孩。朴实可爱，正合我意。”她试着想象自己也壮起胆子，走到里斯身边，可说什么呢？说自己满脑子都是他，甚至此时此刻，当她盯着一本满是艰深符号的教科书，一边和一个涂口红的男人说话时，脑子里也都是他？“我们是朋友，”她说，“这有什么？”“没什么。”他透过镜子瞥了她一眼。他正尝试一种新造型，经典好莱坞式的，拉娜·特纳式的，但腮红太粉，让他的肤色泛出橙色，“我没见过里斯身边有你这样的朋友。”有一次，里斯帮她拎东西上楼，开玩笑说他有时觉得自己像她男友，她笑了起来，虽然不确定哪里好笑。因为他不是吗？还是因为他永远不会是？还是因为尽管如此，他有时却莫名其妙扮演了这个角色？她没说出口的是：她有时也觉得自己像他女友，这感觉让她害怕，让她不知所措。这感觉填满她的胸膛，让她窒息。“我们是朋友，”她重申，“我不懂你怎么看不出来。”“我不懂你怎么看不出你们不是。”他叹了口气，转身面向她，一侧的脸上了全妆，另一侧还干干净净。“而且，我不懂你在抗拒什么。还有什么比十八岁坠入爱河更美妙的呢？哦，你还一无所知。我要是能再年轻一把，一定彻底换种活法。”“比如呢？”她说。“哦，所有一切。”他转身照镜子，“世界这么大，这么老，我们只能活一次。要我说，这是最悲哀的事。”那年夏天，她搬离宿舍，搬进了里斯的公寓。她给自己列了几项合乎逻辑的理由：她要在学校打工，虽然这对她而言是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母亲得知后的失望仍令她不忍；她还没找到明年的公寓，通过分摊房租和食杂费，她可以省一些钱。但如果说只是为了省钱，她恐怕就是自欺欺人了。不管怎样，当里斯提出邀请，她欣然答应，很快，两人就抬着她的箱子登上了里斯狭窄的楼梯间。里斯说他睡沙发。“相信我，我睡过更糟的地方。”他说，她想到他从阿肯色一路搭车过来，多次睡在卡车停靠站，或蜷缩在废弃建筑物（如他镜头下的那些）里过夜。起初，对里斯的公寓感觉很陌生，她好像一位不速之客。慢慢地，她找到了家的感觉。每天晨跑前，她会轻手轻脚穿过客厅出门，她看见里斯蜷在毯子下，头发垂在紧闭的眼睛上面。在共用的浴室柜前，她的手指滑过剃须刀把手。晚上回来，他在做热狗当晚餐，或熨两人的衬衫。有时，他们坐在沙发上听唱片，她的脚放在他的大腿上。他耐心地教她开车，指导她在空荡荡的购物中心停车场驾驶他那辆吱吱嘎嘎的小皮卡。“只要会开车，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他对她说，“厌倦了这座城市，开去下一座就好。”他对着她微笑，一只胳膊悬在车窗外，她又慢慢开了一圈。他说得这么轻巧，说走就走。“我永远不会厌倦这座城市。”她说。那个星期，她开始在音乐图书馆打工。她在书架间推着沉重的小车，将一本本乐谱归置好，灰尘仆仆的乐谱封面让她的手指变得很干。回到家，西好莱坞与田园诗般的校园判若两个世界，她仍然害怕走进学校的那些砖墙建筑，她总是轻手轻脚，仿佛走进教堂，那些无尽的青翠草坪，穿梭而过的自行车。在宿舍里，她被勃勃的雄心包围，而在那座西好莱坞公寓楼，她遇到的所有邻居都是成名梦碎之人：在柯达店打工的摄影师、教移民英语的编剧、在脏兮兮的酒吧做滑稽表演的演员。这些梦想破灭之人散落在城市的肌理内。你走在刻着他们名字的星形图案上，却浑然不觉。周末，她和里斯去圣塔芭芭拉海滩漫步，去国家历史博物馆怀古，两人甚至去过一次长滩赏鲸。他们只看见了海豚，但留在她记忆里的是她在甲板上站不稳、里斯在身后扶着她的画面。整个航程里，她一直那样站着，靠在里斯胸前。有些周六的晚上，他们会穿过彩虹旗瀑布，钻进“海市蜃楼”，去看巴里的演出。另一些时候，他们会去好莱坞圆顶剧院看电影，在黑暗的影院，她一直想里斯会不会牵她的手，但他从来没有。在巴里组织的国庆派对上，大家都挤在他的屋顶，看夜空中绽放的烟花。男孩们饮酒狂欢，卿卿我我，她甚至想里斯会不会吻她，一个亲切的吻，吻在脸颊上。结果，他走进屋里喝酒，留她一人在红色和蓝色的光影之下。他到底在她身上追求什么呢？无从分辨。有一次在“海市蜃楼”，巴里表演完后，里斯邀请她跳一支舞。夜店即将打烊，DJ开始播放舒缓的歌曲，送恋人们出门。他伸出手，她跟着他踏入舞池。在此之前，她从未被其他人抱得这样紧过。“我超爱这首歌。”她说。“我知道，”他说，“听你唱过。”她没醉，只有些轻飘飘的，史摩基·罗宾逊的声音和里斯的怀抱让她陶醉。然后，灯光粗暴地亮起，情侣们唉声叹气，里斯松开了她。那时她才发现，开灯时的“海市蜃楼”多么惨不忍睹：裸露的管道、剥落的油漆、沾满啤酒污迹的木地板。里斯的朋友们朝门口走去，他笑着，好像和她共舞是一桩小事，就像帮她穿上外套一样。不知何故，她觉得自己离他更近了，同时又比任何时候离他更远。后来，七月的一个晚上，她提早下班回家，看见里斯光着膀子站在敞开门的浴室。他胸前绑着一条大绷带，绷带边露出红色瘀痕，他正小心翼翼感受他的胸膛。她的第一个念头也是她最蠢的念头：他被人打了。他抬起头，两人的眼神在镜子里相遇，他匆忙套上衬衫。“别这么偷偷摸摸的。”他说。“你怎么了？”她说，“那些伤……”“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她慢慢反应过来他话中的意思：没人打他，是那些绷带勒进他的胸腔，留下了瘀痕。“你应该解开那个，”她说，“这么疼，在这里用不着。我不介意你的样子。”她本以为他会松一口气，正相反，他脸上浮现一种陌生的阴郁表情。“跟你没关系，”他说着狠狠关上浴室门。屋子为之一震，她战栗了一下，钥匙从手中滑落——他从未对她大吼大叫过。她不假思索地跑了出去。她从没见他这么生气过。他骂过糟糕的司机、埋怨过讨厌的同事，也曾在酒吧推开过一个一直叫她“小黑”的白人。他的怒火生起又熄灭，随即回归他的本貌。但这次，他生气的对象是她。她不应该看他，透过敞开的门看见他时，她应该转身离开。但她被那些瘀痕吓到，所以才说了蠢话，现在她甚至没法道歉，因为他生气了。他把愤怒发泄在了门上，而非她脸上，也许只是出于方便。也许她离得近一些，他也会同样轻易地把她推到墙上。到巴里家时，她已经哭了。他一把抱住她。“他恨我，”她说，“我做了蠢事，现在他恨我……”“他不恨你，”巴里说，“来，坐下。明天就没事了。”没什么大不了，巴里说。只是吵个架。她一生最讨厌别人吵架。吵架永远伴随血腥事件，刺穿的皮肤，瘀伤的眼窝，折断的骨头。不是关于去哪儿吃饭的那种分歧，不是言语上的争执，不是一个男人在愤怒中提高音量。尽管如此，吵架总让她想起爸爸。每当她听见有人吵闹着离开酒吧，或男生们对着足球比赛大喊大叫，她总有些发怵。猛关上的门、破碎的碗碟，她的爸爸会捶墙、会砸盘子，甚至有一次把自己的眼镜摔到客厅门上。人在气头上会变得盲目。如此奇怪，但对她而言，又如此正常，长大后，她才完全明白这一点。她在巴里的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度过了那个晚上。凌晨三点半，她听到敲门声。透过猫眼，她看见里斯站在门廊闪烁的灯光下，气喘吁吁，拳头握在牛仔夹克的口袋里。他又开始敲门，她打开门锁。“你要把所有人都吵醒吗？”她低声说。“对不起。”他说。嘴里飘来啤酒香。“你喝多了。”她说。这让她无比惊讶，她从不知道他会借酒消愁，但此刻，他已经站不稳了。“我不该冲你叫，”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该死，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你。你知道吗，宝贝？”事情发生前，你永远没法知道谁会伤害你。但他听上去懊悔不已，在台阶上苦苦恳求，她又把门打开了一点。“有一个医生，”他说，“路易斯跟我说的。得预付一笔手术费，我一直在存钱。”“什么手术？”她说。“胸部手术。然后我就不用绑这该死的东西了。”“可是安全吗？”“足够安全。”他说。她盯着他胸部浅浅的起伏。“我也很抱歉，”她说，“我只是不想让你那么疼。我不是……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以为自己是什么很特别的人。”“别这么说。”他说。“什么？”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靠过来亲了她一下。等她反应过来，他已经退了回去。“别说你对我不是一个特别的人。”他说。早晨，她徘徊在明亮的校园里，精神恍惚。里斯消失在漆黑的人行道后，她一秒也没睡。此刻想起他，她仍感觉胃里揪成一团。也许他喝得太醉，甚至会想不起亲了她；也许他在家里醒来，隐约记得做了一件尴尬的事；也许他会懊悔不已。男孩只愿意在暗中亲吻她这种女孩，事后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那晚，女孩们在哈雷家拥挤的客厅办了一场派对。她被挤在窗边，倒了杯朗姆加可乐。虽然没有参加派对的心情，但她仍觉得太尴尬，不想回家面对里斯。当然，他之后也来了，穿着黑T恤和牛仔裤，刚洗过澡，头发还湿着。进屋时，他向她挥了挥手，没过来打招呼。也许他只是可怜她。也许他亲她，只是因为冲她大叫后心怀愧疚。也许他知道她希望那一吻有更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故意躲着她，站在房间另一头，以至于哈雷问她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说，一边往杯中倒了更多朗姆酒。“那您二位这是演的哪一出？”他说。他留着法拉·福塞特式的金色羽毛状刘海，他不停把刘海从眼前拨开。她耸了耸肩，望向窗外。她没法假装一切如常，她透不过气来。突然间，房间里一下子黑了，音乐也戛然而止，安静如黑暗一般刺耳。紧接着，声音从四处响起，巴里问哪有手电筒，哈雷说浴室可能有蜡烛，路易斯趴在窗前，喊所有人过去。整片街区，每一幢建筑都坠入了黑暗。她说她去找蜡烛，摸索着黑漆漆的走廊朝浴室走去，里斯突然抓住她的手。“是我。”他说。“我知道。”她说。在黑暗中，你可以是任何人，但他开口前，她已经认出了他。他的古龙香水，他粗糙的手掌。她能在任何一个黑暗房间找出他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他说着轻轻笑了一声。“是啊，我正找蜡烛呢。”“等一下。我们能聊聊吗？”“没这个必要，”她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不是那种，没关系的，我们没必要非得去谈它。”他松开她的手。至少她不必看他。也许她永远都找不到蜡烛，她就永远不必看他的脸。她继续在走廊挪步，终于摸到浴室的瓷砖墙壁，但当她打开药柜时，里斯却伸手将它关上。然后，他在洗手池旁亲了她。走廊那头，他们的朋友们正呼喊对方的名字，调侃自己的睁眼瞎。而浴室这头，他们拼命接吻，仿佛两人都知道此刻转瞬即逝。灯光会亮起，有人会来找他们，他们会被脚步声、罪恶感、见光死生生掰开。但当巴里从厨房返回，胜利地挥舞起手电时，他们已经溜了出去。他们摸索着走下楼梯，出现在人行道上，他们手牵着手，消失在漆黑的城市里。头顶的交通信号灯徒劳地闪烁，车辆在街上缓慢爬行。城市的天际线消失了，近一年来，她第一次看见星星。此时此刻，在广阔的城市里，一位祖母正在熄灭的电视屏幕前听孩子讲鬼故事；一个男人坐在门廊上，摸着一条狗的灰鼻子；一个黑头发的女人在厨房点燃蜡烛，凝望窗外的泳池；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步行回家，踩上沉默的台阶，然后将整座城市关在门外。她举着他的打火机，他在橱柜里找蜡烛。一无所获，两人都松了口气。她不怕黑。他在黑暗里更有安全感。在床上，他拉下她的衬衫，从脖子亲到乳房。直到他亲到她大腿根时，她才发现他还什么都没脱。城市每个角落的情侣们都在做他们此刻在做的事。年轻人在海滩的毯子上接吻，如墨的大海在不远处翻滚；新婚夫妇在旅馆房间里滚床单；男人在情人耳边私语；女人拿起火柴点着一根细长的蜡烛，脸庞辉映在厨房的窗户上。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与光明之中。“你有点不一样。”德西蕾·维涅在电话中对女儿说。八月下旬，热浪已席卷洛杉矶，打开所有窗户，也没有一丝微风。人行道像水面一样闪闪发亮。棕色的大蟑螂到处搜寻水管，每天早上，裘德总能在淋浴间发现一两只。它们会混在米色地毯里，她因此变得大惊小怪，不再光脚走路。看着里斯往唇间塞入冰块，她想，虽然热浪让人抓狂，但生活总不算太糟。他穿着蓝色泳裤和黑色T恤，锁骨上汗淋淋的。她的手摆弄着电话线。“夫人？”她说。“别跟我夫人夫人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有点不一样了，我能从你声音里听出来。”“妈妈，我声音没问题。”“是没问题，但不一样了。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他们跟女孩们约好了去威尼斯海滩。电话铃响起时，她刚开始收拾野餐篮。她有一个月没打电话回家了，当她说有事，之后再打时，觉得满心愧疚，她后悔接起电话。妈妈是什么意思，哪里不一样？怎么听出来的？裘德讨厌被所有人轻易看透，包括自己的母亲。巴里不是也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吗？那次停电的两天后，她在五月百货公司外的喷泉旁跟他见面，她还没走过去，他就满腹狐疑，眯着眼打量她。“什么情况？”他盘问道，“你怎么这副表情？”“哪副表情？”她笑道。然后他突然就明白了。“不会吧，”他低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天你还坐在我沙发上，说大吵了一架……”“是啊！我是说，此后又没事了，我发誓……”“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怎么你们俩都没打给我。”停电后，她还没告诉任何人。她甚至不确定该如何解释她和里斯之间的事。前一晚还是朋友，第二天就成了恋人。她早晨醒来，他已经去上班。褶皱的床单上残存着他的温度。日光之下，前晚的事仿佛一场迷梦。但床单还留有余热，她的内裤还落在地板上，他的古龙香水味还留在枕头上。她翻过身，把脸埋进他的体香中。一整天，她都在想象他会怎么告诉她前晚是个错误，但那晚，他又爬上她的床，吻起她的脖颈。“我们在做什么？”她说。“我在亲你。”他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她翻过身面向他。他笑盈盈的，摆弄着她的T恤边缘。“你想让我出去吗？”他说。“你想吗？”“当然不想，宝贝。”他又吻起她的脖子。当他拉扯她的睡衣，她去抓他的皮带时，他却退却了。“别。”他轻声说，她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朗尼从不会羞于做他想做的事——他会把她的手塞进内裤，把她的脸推向他的大腿根。但她慢慢懂得，和里斯做爱要遵守一些规矩——关灯，别脱他的衣服；可以摸肚子或胳膊，但不能摸胸；可以摸大腿，但不能摸大腿中间。她虽然也想像他抚摸自己一样自由地抚摸他，但她从未抱怨过。她怎么能抱怨？至少不是现在，她感到满满的幸福，以至于巴里看着她走过购物中心，就注意到了她身上散发的气息，以至于妈妈隔着电话线就能听出她的不一样。在海滩，她坐在毛巾上，看着巴里、路易斯和哈雷在水中嬉戏。他们在路上堵了一小时，龟步向海岸爬去；终于抵达威尼斯后，女孩们脱下上衣，堆成一堆，然后就大叫着冲向了大海。里斯把头枕在她腿上，看着她们涉入水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轻抚着他的头发。“你不想游泳吗？”她说。他微笑着，眯着眼看她。“以后吧。”他说，“你不去吗？”她说她不喜欢游泳。但她曾经很爱去华盛顿的市立泳池，在马拉德，她从不敢下河游泳，她不想暴露太多身体。如今她已经不在马拉德，但不知怎么，那座小镇并没有放过她。即便此刻，在威尼斯海滩，她仍会臆想当她脱掉衣服时日光浴者投来的嘲讽。里斯也难逃被指指点点，这家伙居然和那么个黑东西搞在一起！那天晚上，从海滩回来后，里斯脱下她的上衣，她问能否把灯打开。他笑了一下，把头埋进她的脖子。“为什么？”他喃喃地说。“因为，”她说，“我想看看你。”他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了她。“但我不想让你看。”他说。几周以来，他第一次睡了沙发。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床上，她仍会想起他不在身边时的落寞感，哪怕两人只隔着一堵墙。有时她觉得那堵墙从未彻底倒掉。她从未得到过她想要的感觉，肌肤相亲的感觉。“我恋爱了。”下次通话时，她对妈妈说。她妈妈笑了。“你当然恋爱了，”她说，“我不懂你怎么会以为瞒得过我。”“他是……”裘德顿了一下，“他挺好的，妈妈，他对我很好。但他和其他男生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她思索了片刻，准备对妈妈和盘托出里斯的事。但最后只说了句：“他不愿对我敞开心扉。”“哦，”妈妈说，“很抱歉告诉你，他恰恰和其他男孩一样。他们所有人都一样。”门开了，里斯挪进来，把外套扔在椅背上。他笑着走过，碰了碰她的脚踝。“裘德？”她妈妈说，“还在吗？”“在的，妈妈，”她说，“我在。”工作。她要找一份新工作。一天晚上，她看见里斯穿着汗湿的T恤爬下床，答案似乎很简单：手术已刻不容缓。他钱包里放着整形医生吉姆·克劳德的旧名片，他的诊所开在威尔希尔。克劳德医生是“海市蜃楼”的主顾，曾为许多朋友的朋友操过刀，但他开价很高：三千美元，现金，预付。合情合理，毕竟此类手术风险很大。医疗委员会可以凭此吊销他的执照，关掉他的诊所，并要求逮捕他。这种黑作坊的感觉让裘德不安，但里斯坚称他是位合法医生。尽管如此，她还是算了笔账，她翻出他抽屉里褪色的灰袜子，把皱巴巴的钞票摊在床上，一共两百美元。靠他自己永远存不够钱。“我需要一份新工作。”她告诉巴里。秋天和圣塔安那风一同到来。夜里，阵阵狂风拍打窗户。他们在庆祝巴里的三十岁生日，所有人都挤在他的公寓里。巴里耸了耸肩，一只手抚过他的光头。“你别看我啊。”他说。他在喝第三杯马提尼，已经有点晕了。“我也需要一份新工作。那些白人总是克斤扣两。”“你知道我的意思，”她说，“真正的工作，能挣大钱的那种。”“我也想帮你，亲爱的，但我不知道哪里招人。哦，倒是有一个，我堂兄斯库特在开餐车，但你不想干那种活儿吧？”第二天下午，斯库特开着一辆老旧的银色餐车来接她，上面用紫色的草体写着“卡拉餐宴承办”。餐车里面已经破破烂烂，副驾驶座露出一大块黄色泡沫，车顶布像顶篷一样悬出，后视镜上挂着褪色的空气清新剂。斯库特说，看上去不怎么样，好歹冰箱还能用，他指着那堵分隔冷藏食物的墙。他像巴里一样瘦瘦高高，但肤色更黄，戴一顶紫色的湖人队帽子。“我跟你讲，”他说，“别听那些说经济如何不景气的话。一点都不重要。白人们永远要办派对。”他笑了，餐车摇摇晃晃地开往费尔法克斯，她赶紧系好安全带。他开车时一只胳膊悬在车窗外，全程口若悬河、和蔼可亲，话题总是跳来跳去，仿佛在回应她从未问出的问题。“是，我过去有自己的店，”他说，“很不错的小店，在克伦肖附近，但我没守住。你知道的，存不住钱，挣一分，花一分，说没就没了。我厨艺挺好，但不是做生意的料，这是实话。但现在这样也不错。我是卡拉的得力助手。”沿太平洋海岸公路向马里布行驶时，他说卡拉·斯图尔特是个女强人，也是个公道人——餐饮界的女性非得做到这两样不可。丈夫去世后，她创建了这家餐宴承办公司。这样一座城市永远不缺想请客又不想亲力亲为的人，这是一门好生意。他递给她一件黑色Polo衫。“你得穿上这个。”他说。她正犹豫间，他笑了起来。“不是现在，进去以后！我可不是变态。别担心，巴里说你就像他的小妹妹，他警告过我要注意分寸什么的。”巴里居然说过这么贴心的话，当然，他从没想过这话会传进她耳朵里。“巴里很有趣。”她说。“是啊，”斯库特说，“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但我爱他，我一直都爱他。”斯库特知道比安卡吗？巴里骄傲于他能让两种生活彼此隔绝。“就像《圣经》里说的，”巴里曾对她说，“左手做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他每个月有两个周六晚上成为比安卡，其他时间，他会让她消失在视野之外，他有时也会想起她，为她买东西，为她的归来做准备。巴里去参加教务会、家庭聚会或教堂弥撒时，比安卡永远徘徊在他的脑海边缘。她有她的角色要扮演，巴里有巴里的。你可以过分裂的生活，你只需要知道把当下交给谁即可。“去哪儿了？”那天晚上裘德爬上床时，里斯问道。他声音里透着担心。她从不会无故晚归。但她去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的派对提供饮食，那个经纪人把房子卖给了伯特·雷诺兹和拉奎尔·韦尔奇。她在他的房子里游荡，欣赏白色的长沙发、大理石台面、硕大的玻璃窗，窗外是开阔的海滩。她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挂在悬崖上，一切被都玻璃暴露在天光下。也许富人不觉得有什么需要隐藏吧，也许财富就是袒露自我的自由。派对凌晨一点结束，接着她要收拾残局。等斯库特送她回家时，天光已经泛紫。“马里布。”她说。“怎么跑马里布去了？”“我找了份新工作，”她说，“在一家餐宴承办公司。巴里帮忙找的。”“为什么？”他说，“我记得你说过要专注学业。”她不能告诉他实情；他甚至不喜欢她为晚餐买单，他总是在账单送来时立刻掏出钱包。他绝不会同意让她支付高昂的手术费用。而且他误会了怎么办？如果他误以为她想让他做手术，想让他改变自己怎么办？她绝不能告诉他，她要等存够了钱再说，到那时，他再拒绝就太傻了。她滑入他的臂弯，抚摸他的脸。“我只是想多赚点钱，”她说，“仅此而已。”那个学期，她开始思考人的身体。每周一次，她会手持皮下注射针头，坐在浴缸边缘，等里斯卷起格子内裤。洗手台上放着一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霞多丽白葡萄酒似的淡黄色透明液体。他仍然讨厌打针。每当她举起针尖，刺入其臀部时，他总会别过头去。打完后，她总会低声说一句“好了，不好意思打疼了”。每个月，他都要掏空钱包买一只能放进手掌的小瓶。她对荷尔蒙的工作原理一知半解，她一时兴起报了一堂解剖课，有趣程度远超她的预期。其他同学感到枯燥的死记硬背让她兴奋不已。她在公寓各处留下了身体各部位的记忆卡片：指骨放在浴室洗手池旁，三角肌放在厨房桌子上，掌骨后静脉放在沙发垫中间。她最喜欢的器官是心脏，她是班上第一个正确解剖羊心的人。教授说这项解剖最难，因为心脏不完全对称，但又接近于对称，因此很难分出左右。你必须正确定向心脏，才能找出血管位置。“你必须用手来感受心脏，”他在课上说，“我知道它很滑，但不要畏缩。要用手指一点点感受解剖过程。”晚上，她会把记忆卡放在里斯身上，做自我测验。他摊在沙发上读小说，尽量保持平衡，小心不弄掉裘德放在他胳膊上的记忆卡。她一只手指滑过他的二头肌，默念拉丁文术语，然后，他把她拉到他的大腿上。皮肤组织、肌肉、神经、骨骼、血液……身体可以标记，人不能，区别就在于胸腔内的那块肌肉。那个心爱的器官，无知无觉、无意无识，就那么一刻不停地跳动，让我们活下去。在宝马山花园，她为预订代理商的舞会送去了一盘盘培根包裹的海枣。在斯蒂迪奥城，她在老年游戏节目主持人的生日派对上提供鸡尾酒。在银湖，吉他手徘徊在她身边，查看螃蟹沙拉到底用的是真螃蟹还是仿制螃蟹。第一个月结束时，她倒马提尼酒已经可以不用量杯；她在自助洗衣店发现衣服口袋里有一块碎掉的苏打饼干：她永远洗不掉手上的橄榄味。“看看图书馆还招不招人吧？”里斯说。“为什么？”“因为你老是不在，我都见不到你了。”“哪有这么夸张。”“对我来说已经很夸张了。”“现在赚得多点，宝贝，”她说着伸手搂住他，“我可以到处走走，比整天待在旧图书馆里有意思多了。”她的工作地点从文图拉到亨廷顿海滩，从帕萨迪纳到贝莱尔，无所不包。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唱片制作人家里，她曾端着牡蛎在门厅停下，欣赏涌向天际的泳池。马拉德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也许有朝一日，她最终会忘了它，推远它，把它深埋心底，直到它变成一个听说过，而非生活过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妈妈对她说，“你应该专注学业，而不是给白人端盘子。大老远送你去加州，不是让你做这个的。”但这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她不是外婆，长年累月为同一个家庭打扫卫生。她没有去擦小孩子的鼻涕，没有在拖地时听主妇们抱怨出轨的丈夫；她没有帮忙洗衣服，让家中堆满外人的脏内裤。这里的一切都是事务性的。她端着食物穿过他们的派对，从此再无交集。一天深夜，她躺在床上抱着里斯，天气炎热，两人靠得太近，难以入睡，但她又不肯放开他。“你在想什么？”他问。“哦，不知道，”她说，“就那所威尼斯的房子。你知道，他们有中央空调，其实根本不需要。离海那么近，打开窗户就凉快了。但有钱人就是这样吧。”他笑了笑，下床取来一杯冰。他拿起一块冰滑入她唇间，冰块在她嘴里打转，这一切的稀松平常让她惊讶。短短几个月前，她甚至不愿承认自己喜欢里斯，而此刻，她就这么赤身裸体躺在他的床上，还嚼着冰块。她透过百叶窗看一架警用直升机在头顶呼啸，转过身发现他在盯着她。“干吗？”她笑着说，“别闹了。”他还穿着T恤和短裤，她突然有些不自在，拉起床单裹住乳房。“怎么了？”他说。“别那样看着我。”“我喜欢看着你。”“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好看啊。”她啧了一声，转头看向窗外。他不介意她这么黑，也许吧，但他不可能喜欢她的身体。没人会喜欢。“很讨厌你这样。”他说。“什么？”“好像我撒谎似的，”他说，“我不是你家乡那些人。有时你让我感觉你好像还没出来。你已经出来了，宝贝。我们是这里的新人。”他告诉她加利福尼亚是一个黑皮肤女王的名字，他在旧金山看过她的壁画。她一直不相信，直到他给她看了一张他拍的照片，那位黑女王被画在天花板上。周围是一个女战士部落，画面庄严霸气，但是当裘德发现她并非真实人物时，她的心都碎了。一本艺术史书上说，她是一本西班牙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小说讲述了一座由黑人亚马孙女王统治的虚构岛屿的故事。和所有殖民者一样，新大陆的征服者也会将小说写成现实，将神话改造为历史。“加利福尼亚”这个名字就此流传了下来，而这个地方至今仍像一座神话中的岛屿。她漂在大海上，远离了所有曾经认识的人。那年秋天最奇怪的事莫过于她开始梦见她的爸爸。有时，她在街上牵着他的手，两人穿过繁忙的十字路口。汽车呼啸而过时，她突然惊醒。有时，他在游乐场推她荡秋千，她的腿在身体前面展开。还有一次在梦里，他沿一条轨道向前走，她跑步追赶，但始终追不上。她醒来时还喘着粗气。“你在发抖。”里斯低声说，然后搂住她。“做了个梦，”她说。“梦到什么？”“我爸爸。”她顿了一下，“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很久没联系了，过去我以为他会来找我。他甚至不算个好人，但某个部分的我仍然希望他来找我。是不是很傻？”“不，”他盯着天花板，“一点也不傻。我七年没和父母联系，还是会想起他们。我妈妈以前喜欢我拍的照片，她拿给教堂里的所有人看。我给她拍了很多照片，但都没带走，我什么也没带走。”“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是说，你为什么要离开？”“说来话长。”“说一点也行。求你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告诉她，父亲抓到他和妹妹的朋友鬼混。当时，他一个人在家，装病没和家人一起去帐篷复兴派对，他打开父亲的衣橱，试了一件笔挺的西装衬衫，练习了打温莎领结，又穿着锃亮的翼尖皮鞋走来走去。他刚喷完古龙香水，蒂娜·詹金斯出现在草坪上，拍打他家的窗户。她问他在做什么？在演戏吗？他的服装不错，再弄弄头发就更好了。她把他的马尾别在脖子后面。“好了，”她说，“这样就更像男人了，看到没有？什么戏啊？你家有酒吗？”他忽略了第一个问题，直奔第二个。后来，蒂娜在父母面前将责任归咎于金酒。他倒了两大杯金酒，用水替代了母亲的拖格兰。她没告诉父母是她先亲的他，也没说两人直到他家人提早回家才鸣金收兵。“我父亲有一条带大银扣的皮带，”他说，“他对我说，既然我想做男人，他就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我。”她紧紧闭上眼。“我很抱歉。”她说。“陈年旧事了。”“我不管。”她说，“他不能那样。他没权力那样做……”“我过去经常想，要不要开车回埃尔多拉多，”他说，“让他和现在的我再较量一下。这样想自己的父亲不对。想到这个，我有时会喘不过气来。有时我也会想就在街上走走，没人能认出我来，那感觉会像参加自己的葬礼——看着大家的生活一切照旧，只是缺了自己。也许我会敲门，说，嗨妈妈，但她已经认出我了。哪怕外表不一样，她也一定能认出我来。”“可以的，”她说，“你可以回去呀。”“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去吗？”“我愿意和你去任何地方。”她说。他亲她，脱下她的T恤，她也下意识去脱他的。他突然僵住，推开她，她有些畏缩。他下床钻进浴室，回来时已经光着膀子，只剩胸前的绷带，他俯身靠近她。“我需要它。”他说。“好呀，没问题。”她把他拉到她上面，手指顺着其光滑的背部向上，抚摸他的皮肤、皮肤和棉布。一开始，里斯·卡特就想过结局。就像他刚抵达洛杉矶时，无家可归，像只弱小的羔羊，他已经在幻想有一天，他会离开这座注定将摧毁他的城市。或者像他在万圣节派对上初次见到裘德·温斯顿，他参加那场派对只是因为有个在健身房认识的男孩邀请他，他心想，去他的，干吗不去。她独自一人站着，裙子让她烦躁不安，他从没见过这么黑的人，但又这么漂亮。他感觉有一只沉重的手将他按在沙发上。消停点，里斯，别冲动。他已经知道结局，当她把手伸向他的大腿而被他推开的一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候。一开始，他从未想过留在洛杉矶，他只想尽可能远离埃尔多拉多。如果海上还有路，他还会走下去。最初的几个星期，他每晚都在黑暗的小巷里为男人服务，有时会用嘴，男人们事后会对他更友善，也更感激，但他讨厌这样。他们摸他的头，叫他漂亮男孩。他带着父亲的猎刀防身，有时，抬头看着那些靠在墙上的脑袋，他会想切开他们一起一伏的喉咙。他终究没下手，他收下那些皱巴巴的钞票，然后找地方睡觉，有时睡在公园长椅上，有时睡在高速公路立交桥下，他会莫名想起与父亲露营的经历。他坐在空心原木上，看父亲用一把不许他碰的刀子将兔子开膛破肚。这把刀来自父亲的父亲，如果父亲有儿子，他还会传给儿子，正因为这样，里斯离开时带走了这把刀。他在夜店和酒吧里结识那些人，他们抓着他的手穿过人群，请他喝酒，邀他共舞。他从不会去同一家夜店两次，他总是害怕有人注意到他光滑的脖颈，瘦小的双手，或内裤里塞的袜子。有一次，韦斯特伍德的一个白人识破了他，一气之下把他打出了熊猫眼。他很快就学会了规矩。坦承过去反而会被视为欺骗，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隐瞒。遇见巴里那晚，他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他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几乎走投无路地跟着他回家。他从没和男人走出过小巷。黑暗让他更有安全感，所以他没答应巴里。当天晚些时候，当巴里抓着他胳膊，问他要不要吃饭时，里斯惊慌地挣脱开来。“我他妈说不去——”“我知道你说不去，”巴里对他说，“我他妈问你要不要吃的。你看起来很饿，那边有个小饭馆。”他指向一个街区外的深夜饭馆。霓虹灯辉映下，混凝土染上了紫色和蓝色。巴里点了山核桃派，里斯吃了两个芝士汉堡和一篮薯条，差点噎住。反正他总要用某种方式来付这顿饭钱，也许不必吧，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刀。巴里看着他，用叉子搅起奶油。“你多大？”他问。里斯用手背抹了把嘴，觉得不文明，又拿了张餐巾。“十八。”他说，虽然过两个月就不是了。“老天爷。”巴里笑了，“你还是个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学生都有你这么大了。”他说他是老师，也许因此才表现得这么友善。在另一重人生里，里斯也许会成为他的学生，而非他在夜店搭讪的男孩。但里斯连高中都没读完，他从不后悔，直到他爱上了一个高智商女孩。学历似乎会成为她最终弃他而去的又一个原因。“你是哪里人？”巴里问，“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来自其他地方。”“阿肯色。”“够远的啊，牛仔。大老远跑这儿来干吗？”他耸了耸肩，拿薯条蘸番茄酱。“从头开始。”“你在这儿有亲戚朋友吗？”里斯摇头。巴里点起一根烟。他手指长长的，很可爱。“你需要朋友，”他说，“这座城市太大了，靠自己可不行。你需要住的地方吗？喔，别那样看我。我从来不约对我不感兴趣的。我就是问你需不需要睡觉的地方。怎么，我的沙发配不上你吗？”里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答应。也许他受够了睡在废弃建筑里，总要跺脚驱赶老鼠。也许他在巴里身上看到了什么值得信任的东西，也许他摸了摸贴着大腿的刀子，知道如果迫不得已，他不会手软。不管怎样，他跟着巴里回了家。进屋时，他瞥见桌面上的假发，略有踌躇。巴里僵住了。“只是我有时候要做的一件事。”他说，但他轻轻摸了摸一顶假发，看上去如此脆弱，里斯移开了视线。“我不是你想的那样。”里斯说。“你是跨性别者。”巴里说，“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里斯从没听过这个词——他甚至不知道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他。他一定难掩惊讶，因为巴里笑了。“我认识大把你这样的男孩，”他走近一步，打量着他，“但他们的发型都比你好看。自己剪的？”在浴室里，他往里斯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然后去拿剪刀。他轻轻扶了扶里斯的头，里斯闭上眼，想不起上次被人这么温柔地抚摸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十二月，这座城市终于降温了。太阳仍高悬头顶，明亮得不自然，“冬天”一词委实有些言过其实。裘德坐在餐车上，胳膊伸出窗外，享受着微风吹拂。她在最后一刻接了贝弗利山一个退休派对的活，里斯一脸怨怼地看着她出门，但优渥的酬劳让她实在不忍拒绝。“我想带你出去吃饭的。”他说。“明天吧，宝贝，”她说，“我说话算数。”她亲了亲他，心里已经在盘算今晚能收多少小费。公司派对总是很好赚。车子驶入贝弗利山时，斯库特对她说“大人物”。餐车在山路上蜿蜒而行，前路越来越僻静，最后，车开到一道黑铁门前。斯库特哼了一声。“花那么多钱，过这种日子。”他说，大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你能想象吗？”他对她说，下世纪就是这副模样。富人离群索居，被锁在大门后面，像修筑城堡的中世纪领主一样。他们缓缓开过绿树成荫的安静车道，终于开到房子前面，那是一座两层楼的白色隐蔽之所，房前挺立着罗马柱。卡拉给他们开了门，她很少在工作中露面，但这场聚会很重要，而且人手不足。她说：“哈迪森集团是忠实的老客户，今晚我们都打起精神来，好吗？”卡拉的出现让裘德有些紧张。当她切芹菜、捣番茄酱、端着一盘盘熏火腿卷走过人群，或在吧台调制鸡尾酒时，她都能感到卡拉在一旁评估她的工作。退休的是哈迪森先生，他身材敦实，一头银发，穿一件似乎价值不菲的灰色西装，年轻的金发妻子挂在他臂弯里。人群中都是白人、中年人、有钱人，他们举杯祝贺哈迪森光荣退休，接着又举杯祝贺他的继任者——一个身穿海军服的英俊的金发男人。一个女孩徘徊在他身边，十八岁左右，长腿，金色鬈发，穿一条闪光的银色连衣裙，膝盖以上剪得破烂不堪。派对中途，她离开那个男人，走到吧台旁，斜过空的马提尼酒杯。“我不能为二十一岁以下人群提供酒水。”裘德说。女孩笑了，一只手按在她衣领上。“好吧，那我二十一岁了。”她说。她的眼睛如此湛蓝，透着股紫罗兰色。她再次斜过酒杯。“这派对无聊透了，我必须得喝一杯。”“你爸爸不管吗？”女孩回头看向那个英俊的男人。“当然不管了，”她说，“他现在一心只想忘了妈妈没来的事。这么大的喜事，连我都大老远从学校赶来，庆祝他升官发财，妈妈却不愿赏光来一趟。她难道不是个婊子吗？”她又晃了晃酒杯。她显然不打算空着杯子走开，裘德只好给她斟了酒。女孩转身面向派对，将橄榄色的酒送入粉色的唇间。“你喜欢当酒保吗？”她问，“你一定能遇到各式各样让人着迷的人。”“我不是酒保，不是全职，我大部分时间还在读书。”然后，裘德有点过于骄傲地补充道，“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个女孩扬起眉毛。“真有意思，”她说，“我在南加州。看来我们是对手了。”至于她觉得哪里有意思，并不难猜测：一个陌生人碰巧就读于她的同城对头，或者这个提供酒水的黑人女孩居然能上UCLA这样的大学。此时，一个穿花呢夹克的白人男性过来要酒，裘德开了瓶梅洛葡萄酒，希望那个女孩就势走开。但她倒酒时，门厅传来一阵呼喊声。女孩闷闷不乐地转向她。“这下没得玩了。”说完，她一口干掉了杯中的马提尼。她把空杯子放在吧台上，朝门口走去，一个女人刚走进来。哈迪森先生正帮她脱掉毛皮大衣，当她转过身，一只手捋过她的黑头发，裘德手中的酒瓶砸在了地上。失踪双胞胎中的一位回到马拉德的那天晚上，帕雷斯社区所有房子的前门都夹了一张告示，呼吁召开业主协会紧急会议。帕雷斯社区是布伦特伍德的最新分支，此前只召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当时的财务主管被指挪用公款，邻居们齐聚一堂，窃窃私语，期待着挖出丑闻线索。而这一次，万万没想到的是：现任会长珀西·怀特面红耳赤地站在台前，宣布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锡卡莫尔路上的劳森家在卖房子，一位黑人刚刚出了价。房间里一下子炸了锅，珀西举起双手，发现眼前的人群俨然成了一支行刑队。“我就是来传个消息。”他反复申明，但没人还能听到他说什么。戴尔·约翰森问，如果连这种事都阻止不了，还要业主协会干吗？汤姆·皮尔森也不甘示弱，威胁如果协会听之任之，他就拒交会费。女人们也很不开心，不如说女人们尤其不开心。她们没像男人们那样大喊大叫，但她们每个人都做出了牺牲，嫁给了一个能在洛杉矶县最昂贵的新区买房的男人，她们正指望这项投资开花结果呢。凯丝·约翰森问他们现在要怎么确保社区安全；结婚前在布林莫尔学院读经济学的贝茜·罗伯茨抱怨，他们的房产价值可能会一落千丈。但多年以后，邻居们只记得一个人在会上的发言，从某种层面讲，那个声音盖过了所有其他噪声。她没有大喊大叫，也许正因为此，他们才愿意洗耳恭听。也许因为她平时总是柔声细语，所以大家明白，既然她在喧闹的会议里站了起来，她一定迫切有话要说。也许因为她和家人就住在劳森家对面锡卡莫尔路的死胡同里，所以新邻居将对她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史黛拉·桑德斯站起来时，房间安静了下来。“你必须阻止他们，珀西，”她说，“放任不管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是可忍孰不可忍！”她浑身颤抖，浅褐色的眼睛闪烁着，邻居们被其油然而生的热情感染，纷纷鼓起掌来。她从未在他们的会议上发过言，站起来前，她自己也想不到有这么一天。刚站起来时，她沉默了一会儿，她讨厌被众人瞩目，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她都渴望别被人发现。但她害羞的、颤巍巍的声音反而让一屋子人竖起了耳朵。会议结束后，一路都是等着跟她握手的邻居。几周后，黄色的传单飘扬在树干和灯柱上，上面用粗体大字写着：保卫社区。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发现这张传单时吃了一惊，看到自己的话又飘回自己眼前，这感觉很怪，仿佛它出自一个陌生人之口。不论如何，布莱克·桑德斯也和所有人一样，对妻子在会上的发言吃了一惊。她不是天生的示威者。他从没见她因任何议题怒发冲冠过，充其量签一下请愿书，即便如此，也只是因为她太有礼貌，不愿像他一样回绝路上的大学生，一把将硬纸板推回到对方脸上。当然，他也想保持地球清洁，他也认为战争是穷途末路，但这不意味着朝勤奋工作的体面人大喊大叫就是合适的。但史黛拉会纵容那些理想主义者，倾听他们的发言，签署他们的请愿书，只因为她不好意思叫他们滚蛋。可不知怎么，这样的她却在业主委员会上爆发了，和所有年轻的示威者一样慷慨激昂。他几乎要笑出声了。他的那位害羞的史黛拉居然引发了轰动！但他也许不该感到惊讶。女性想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是比政治更原始的冲动。更何况，在他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她从没说过黑人一句好话。坦白说，这事让他有点尴尬。他尊重事物的自然秩序，但即便如此，也没必要这么狠心吧。小时候，他有一个黑人保姆，叫威尔玛，基本算是他的家人。如今，他每年仍会给她寄圣诞卡。但史黛拉甚至不愿雇用黑人，她声称墨西哥人更勤劳。他从来搞不懂为何每当有黑人老妇从身边走过，她总会挪开视线，为何她总对电梯操作员唐突无礼。她就像个被狗咬过的孩子，对黑人避之不及。那天晚上，两人从会所出来后，他笑嘻嘻地搂住她。那是四月的夜晚，还有些凉意。他们缓缓从绽放的蓝花楹树下走过。“我都不知道我娶了个这么有煽动力的女人。”他说。他是银行家的儿子，上大学后离开了波士顿，两人初次见面时，他就告诉了她这些事，但他没说父亲担任高管的银行是大通国民银行，他就读的大学是耶鲁大学。后来她才意识到，这些标志说明他来自真正的有钱家庭：他鲜少穿昂贵的衣服，尽管他完全负担得起，他也鲜少提起父亲或他继承的财产。他学的是金融和市场营销，但他没去麦迪逊大道，而是追随未婚妻，来到了她的家乡新奥尔良。那段感情以失败告终，但他爱上了那座城市。他开始在布兰切大厦的营销部门工作，然后，他请了史黛拉·维涅做他的新秘书。即使已结婚八年，每当有人问起他们如何相识，史黛拉仍觉得难以启齿。老板和秘书，老掉牙的桥段。总让人想起一个穿着吊带裤、梳着油头的大肚子男人围着办公桌追逐一个年轻女孩的画面。“我不是什么老色鬼。”布莱克曾在一次晚宴上笑道，但事实就是这样。那时他二十八岁，下巴轮廓硬朗，一头蓬松的金发，一双和保罗·纽曼一样的蓝灰色眼睛。或许正因为此，他投来的关注才与别人不同。当时，白人的关注总令她畏缩，布莱克的目光却让她容光焕发。“我是不是出丑了？”她稍后在梳妆台前梳头时问。布莱克在她身后解开白衬衫的扣子。“当然没有，”他说，“但那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史黛拉。我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义愤填膺。”“但你也看见珀西在台上的样子了，一脸惊恐。”布莱克笑了。“我超爱你那样说话。”“哪样？”“忧心天下的样子。”“别开玩笑了。现在不是时候。”“我没有！我觉得你很可爱。”他俯身亲吻她的脸，镜子里，她看着他白皙的脸缓缓倾到她黝黑的脸上。她的紧张感有显露出来吗？有人识破她吗？社区里住进一个黑人家庭。布莱克说得对，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协会一定会出面制止。他们手头有律师做这样的事，不是吗？如果不能阻止不受欢迎的人侵门踏户，如果不能确保社区保持街坊们期望的模样，业主协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努力让痉挛的腹部镇定下来，却无能为力。她被识破过，只有一次，是她第二次假装白人的时候。那是她在马拉德的最后一个夏天，她冒险走进那家精品店的几周后，她在一个并非黑人日的寻常的周六上午去了南路易斯安那美术馆，而且直接走了正门，没有走黑人排队的巷子里的侧门。没人拦她，她又一次觉得自己太蠢，没有早点这么做。假装白人没什么难的，放大胆子就好。只要你表现得若无其事，就没人会怀疑你不属于那里。在美术馆，她慢慢走过展厅，欣赏印象派的朦胧画作。一位老年讲解员向一群无精打采的孩子背诵解说词，她注意到一名黑人保安盯着她看。突然间，他朝她眨了眨眼，她吓坏了，抬腿就走。她径直越过他，几乎屏住呼吸朝门外走去，一直到早晨的天光洒在她身上，她才松了一口气。她乘公交车回到马拉德，一路脸皮发烫。假装白人当然不会这么容易。黑人保安当然认出了她。母亲说过，我们永远能认出自己人。此时此刻，一个黑人家庭要搬到马路对面。他们会识破她的本来面目吗？或者更准确地说，识破她的虚假面目？布莱克亲吻她的后颈，手滑进她的裙子。“别担心了，亲爱的，”他说，“业主协会绝不会容许的。”半夜，女儿的尖叫声传来，史黛拉冲进孩子的房间，发现她又做噩梦了。她爬进小床，轻轻摇醒女儿。“我知道，我知道。”她也轻声说，一边擦掉她的眼泪。她自己的心脏还在猛烈跳动。此时，她应该已经习惯了被女儿的叫声吓醒。她每每循声而来，担心着最可怕的情况，最后只看到肯尼迪歪歪斜斜地躺在被子下，紧紧抓着床单。儿科医生说她身体没什么毛病。睡眠专家说想象力过强的孩子容易做逼真的梦，并笑称她可能是个艺术苗子。儿童心理学家看了她的图画，问她梦到了什么。但刚满七岁的肯尼迪什么也记不起来，布莱克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浪费钱，从此不再寻医问药。“一定是你那边遗传的，”他对史黛拉说，“桑德斯家的好女孩会像灯泡熄灭一样睡得沉沉的。”她告诉他，她小时候也常做噩梦，醒来也什么都不记得。但后半句是假话。她的噩梦永远是同一件事，白人抓着她的脚踝，把惊叫的她拖下床。她从没告诉过德西蕾。每次醒来，德西蕾都在一旁鼾声正隆，她感觉自己的恐惧是一件蠢事。德西蕾不是也在壁橱里目睹了一切吗？她不是也看到了那些白人的所作所为吗？为什么她不会半夜醒来，心脏怦怦直跳呢？两人从未好好聊过父亲的事。每当史黛拉想说点什么，德西蕾总会眼神游移。“你想让我说什么呢？”她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史黛拉说。“没人知道为什么，”德西蕾说，“坏事总会发生，没有为什么。”此时此刻，史黛拉轻轻将女儿额上丝滑的金发拨到后面。“没事，亲爱的，”她轻语道，“睡吧。”她抱紧女儿，为两人盖好被子。起初，她并不想当妈妈。怀孕的念头让她惶恐。她想象自己生出一个越来越黑的孩子，布莱克会被吓跑。她几乎宁愿他认为她和某个黑人有染。这个谎言似乎比真相更容易让人接受，相比持续的欺骗，一时的不忠反而不算什么。生下孩子后，她如释重负。她怀里的新生儿完美无瑕：乳白的皮肤，金色的鬈发，湛蓝的眼睛里透着紫罗兰色泽。尽管如此，肯尼迪有时仍像是别人的女儿，像史黛拉借来的孩子，陪她度过本不属于她的这一生。“你来自哪里，妈妈？”肯尼迪有一次洗澡时问她。那时她快四岁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史黛拉跪在浴缸旁，用毛巾轻轻擦过女儿的肩膀，她看着那双楚楚动人的紫罗兰色眼睛，和她认识的所有人的眼睛都不一样。“南部的一座小镇，”史黛拉说，“你没听说过的。”她总是这样对肯尼迪说话，仿佛她是另一个大人。所有宝宝书都建议这样做，说有助于锻炼语言能力。实际上，她只是不想像布莱克一样傻乎乎地学孩子说话。“是哪里呀？”肯尼迪问。史黛拉往她身上泼热水，泡沫纷纷破裂。“就是个叫马拉德的小地方，亲爱的。”她说，“和洛杉矶有天壤之别。”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女儿完全诚实以对，只因为她知道女儿还小，不可能记得住。后来史黛拉就开始撒谎。她告诉肯尼迪她来自奥珀卢瑟斯，和她对所有人说的一样，除此之外，她几乎不会提起自己的童年。但肯尼迪依然会问。她的问题总是猝不及防，就像往她的伤口上撒盐。你是怎么长大的？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的家是什么样的？有一次上床睡觉时，她问史黛拉她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史黛拉差点丢掉手里的故事书。“她不在了。”她终于说道。“去哪儿了？”“死了，”她说，“我的家人都死了。”多年前，她在新奥尔良对布莱克说了同样的谎话：她是独生女，父母在事故中丧生后，她搬到新奥尔良。他抚摸她的手，她突然透过他的眼睛看到自己。一个平凡的孤儿，独自一人在城市里漂泊。他怜悯她，所以无法看清她。他透过苦难看待她的所有谎言，将她对过往的沉默都归结为伤痛。如今，谎言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她已经十三年没和姐姐说过话。德西蕾现在在哪儿？她们的母亲还好吗？她没读完那本书，就塞回了书架。刷牙时，她听见布莱克在跟肯尼迪说话。“妈妈不喜欢说她家里人的事，”他喃喃道，“那些事让她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别再问她那些事了，好吗？”在布莱克心中，她遇到他之前的生活是一场悲剧，全家人都被悲剧吞噬。她宁愿他这么想。一片空白。她的过去和现在之间隔着一道帷幕，她永远不能朝后看。天知道会有什么从里面钻出来！社区里搬来一个黑人家庭。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但会议后的第二天早晨，史黛拉在泳池漂了几个小时，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头顶飘着乌云，快下雨的样子。她穿着与塑料筏相称的红色泳衣，喝着金酒加苏打水，女儿去上学后，她偷偷给自己倒了酒，希望在厨房忙碌的尤兰达以为她倒的是水。显然，这个时间喝金酒太早了，但她需要摆脱昨晚以来累积的不安感。布莱克说那个对劳森房屋的出价不可能通过，可既然不可能，珀西为何要召集大家商议呢？他为何惶恐不安地站在大家面前，仿佛已回天乏力呢？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变化，她在报上读到了各种示威游行的消息。洗手间、大学和公共泳池都在废除隔离制度，正因为此，他们搬到布伦特伍德时，布莱克才坚持要在后院建一座泳池。对她而言，私人泳池太奢侈了，但布莱克说：“总不能让肯尼迪去市立泳池吧？现在什么人都进去游泳。”他在波士顿长大，从小就在仅限白人的泳池里游泳。她在河里游泳，偶尔去格尔夫海滩，白人救生员会指引她们留在有红旗标志的黑人区。当然，两侧的水是流动的，在黑人区一侧撒尿，尿液也会流入白人一侧（德西蕾经常戏称要这么做）。但史黛拉认同布莱克的看法，他们不可能送女儿去市立泳池，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建一座。几年下来，她喜欢上了这座泳池，也喜欢上了布莱克坚持为他们洛杉矶的家添置的所有东西：她的红色雷鸟、她的女佣尤兰达，以及他提供的所有安抚人心的小生物。她喜欢上了那句话，喜欢上了将舒适想象成一条毛茸茸的博美犬蜷在脚边的感觉。遇到布莱克前，她从未感受过舒适。后来她才意识到这一点，她惊叹于他给自己点了一整块牛排，回想起自己有多少个夜晚饥肠辘辘地入眠。她看着布莱克在两条领带中犹豫不决，最后两条都买下，回想起当年走路上学，脚趾经常挤得生疼。她走进厨房看见尤兰达在擦银器，回想起多年前，杜邦家的银器上映出的是自己的身影。当时，她要打扫的屋子里塞满了她永远买不起的物品。她要收拾那些调皮男孩的残局，还要躲避杜邦先生，后者会跟着她进入食品储藏室，然后关上门，把手伸进她裙底。他有三次这样摸着她自慰，他气喘吁吁，呼出浓重的白兰地气息，她极力挣脱，但食品储藏室太狭窄，他又太强壮，把她死死压在架子上。然后就结束了，像开始一样猝不及防。很快，她对他的恐惧变得比骚扰本身更难以忍受。她整天提心吊胆，怕他偷偷出现在她身后，这担心也毁了他没出现的日子。初次被骚扰后的晚上，躺在床上，她问德西蕾对他有何看法。“干吗对他有看法？”德西蕾说，“就是个瘦不拉几的白人老头嘛。怎么了？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即使在她们昏暗的卧室，即使面对德西蕾，史黛拉依然说不出口。她一直想让自己相信她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她知道，杜邦先生之所以选她，是察觉到了她的软弱。她是双胞胎中不会声张的那个。她确实没有声张，她一生都不会告诉任何人。但当德西蕾提出在创始人节后离开的计划时，史黛拉想到了被杜邦先生压住的感觉，她知道她也非走不可。在新奥尔良，当德西蕾开始动摇时，史黛拉又想到他的手指在她内裤里蠕动的感觉，于是她找到了让两人都留下的力量。但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她的脚趾滑过塑料筏的边缘，浸入水中。这就是舒适啊：漂在泳池的慵懒早晨，两层楼的房子，永远装满食物的橱柜，女儿有一柜子的玩具，书架上有一整套百科全书。这就是舒适啊，一无所缺，别无所求。在金酒的抚慰下，在清晨的阴霾中，她有些困了，她强迫自己离开泳池。她轻手轻脚走进屋里，水还是滴在了厨房瓷砖上，尤兰达正为餐厅家具除尘，朝这边望了过来。她的脚还湿答答的，她突然意识到尤兰达已经拖过地了。“抱歉，”她说，“瞧我，弄脏了你的地板。”她有时仍像这样跟尤兰达讲话，仿佛自己才是客人。尤兰达只是笑笑。“没关系，太太。你的茶。”史黛拉喝着甜茶，准备洗澡，毛巾慵懒地披在肩上。她起初对自己说，游泳至少是好的运动。但多数早晨，她从不游泳，只是漂在塑料筏上。最好的日子，她会喝一杯鸡尾酒，在水面看太阳升起。一早起来就享受美酒，让人觉得既罪过又美好，与此同时，这会被当作一件刺激的事本身又值得同情。过去的岁月水乳交融，彼此折射，她仿佛被困在一个镜子组成的房间，就像有一次德西蕾带她去集市里看的那种。两人一进去，德西蕾就跑开了，史黛拉无助地呼唤她。有一瞬间，她看见德西蕾出现在她身后，转过身却空无一人。她只能看见自己的脸奇怪地反射回她的眼中。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但她又能抱怨什么呢？布莱克一直在新奥尔良和波士顿努力工作，直到赢得了洛杉矶（主要的国际性市场）一家公司的关注。他无休无止地工作，没完没了地出差，躺在床上研究五颜六色的图表，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对他而言，她的日子或许像梦一样，如果他知道她只需要做这么少的事，他一定羡慕不已。他回家后她从冰箱取出的蛋糕常常是外面包好送来的，他晚上爬进去的床单被套常常是尤兰达洗干净的，甚至女儿的生活有时也像一件她安排给别人的家务事。那天下午，她坐在布伦特伍德学院的多功能厅里，慢慢拿芹菜段蘸沙拉酱。贝茜·罗伯茨正在讲台上潦草地统计春季舞会的志愿者名单。史黛拉知道她应该举手，她上次做志愿者（不算提供酒钵这样的事）已经很久了，但她没有举，反而将视线挪向了窗外修剪整齐的草坪。这些会议让她提不起精神，大家讨论着该挂哪种颜色的彩带、该烤哪种口味的巧克力蛋糕、该送斯坦利校长什么样的年终礼物。上帝啊，她非得知道她不认识的孩子们的事吗：蒂娜·J偷走了才艺表演的舞台，鲍比·R赢得了乐乐棒球比赛，还有别的数不胜数的空洞成就。她女儿从未达成过任何特殊成就，但就算她达成了什么，史黛拉也不会不顾体面，宣扬得尽人皆知。她知道其他妈妈怎么看她，她们会说，史黛拉·桑德斯就是那个自大狂，你知道的。没关系，随她们那么想吧。她需要保持距离。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她和白人女性在一起时仍会紧张，经常一张嘴就词穷。会议散场时，凯丝·约翰森挪过来，感谢史黛拉昨晚的发声。“是时候有人为正确的事挺身而出了。”凯丝说。约翰森家是洛杉矶本地人。戴尔的家族在帕萨迪纳有一些橙子林，有一次，他邀请她和布莱克去他的农场游览。他称之为农场，其实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农庄，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庄园。史黛拉受够了他的自命不凡，找机会溜了出来，独自在树林里徘徊。开车回家的路上，布莱克建议她和凯丝做好朋友。他总是这样，诱使她一步步远离她自己。但对她而言，还是远离人群让她更有安全感。那场会议结束一周后，史黛拉开始注意到噩梦成真的迹象。首先是最直接的：劳森家草坪上挂出了红色的已出售标志。她跟劳森家不熟，除了参加邻里聚餐时的寒暄外，两家人很少往来，但她仍强迫自己在一个早晨走向劳森家的车道，向黛博拉·劳森挥手致意。当时，黛博拉正将两个留着平刘海头的男孩引入轿车后座，看见史黛拉走来，她面露不耐烦之色。“新来的一家，”史黛拉问，“他们人好吗？”“哦，不知道。我没见过。都是中介处理的。”黛博拉说。她始终未直视史黛拉，并直接走过她上了车，所以史黛拉知道她在撒谎。后来，她听人细数了赫克托·劳森的嗜赌问题，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债务。一半的邻居表示同情，另一半指责他的不负责任造就了他们眼前的困境。人们会同情一个损失惨重的人，但如果他的坏运气伤害到整片社区，就另当别论了。尽管如此，史黛拉仍寄望于她的怀疑是子虚乌有。直到有一天，布莱克打完壁球回家，用T恤擦了一把汗后，告诉她业主协会翻车了。“那个黑人威胁说，如果不让他搬进来，就要打官司，”布莱克说，“还请了位大律师。老珀西怕了。”他看见她的脸拉了下来，伸手捏了捏她的屁股。“噢，别这样，史黛拉。没事的，我打赌他们待不过一个月，他们会明白他们不受欢迎。”“但之后还会有更多黑人搬进来——”“他们负担不起的。弗雷德说那人买房付的现金，不是个寻常人物。”他语气里仿佛透着崇拜。但什么样的人才会扬言动用法律武器，也要搬进一个不欢迎他的社区呢？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意义何在？何苦来哉？难道要像示威者一样沦为晚间新闻的素材，难道要被殴打，乃至殉道，只为了说服白人改变想法吗？两周前，她坐在布莱克的椅子里，目睹了各地烽火连天的局面。一发子弹，新闻主播说，枪支的力量扯掉了马丁·路德·金的领带。布莱克瞪大眼睛，看着群情鼎沸的黑人们跑过燃烧的建筑。“我永远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破坏他们自己的街区。”在本地新闻里，警察敦促市民保持克制，这座城市尚未完全从三年前的“瓦茨骚乱”中恢复过来。她走进洗手间，用手捂住自己的嘴，以防哭出声来。德西蕾曾在这样的夜晚感受过绝望吗？或者说，她有没有感受过希望？凯丝·约翰森说这个国家已面目全非，但对史黛拉而言，这个国家和过去一模一样。汤姆·皮尔森、戴尔·约翰森和珀西·怀特不会闯入一个黑人家庭的门廊，将主人拖出厨房，他们不会用脚猛跺他的手，不会对着他连开五六枪。他们都是会捐钱给慈善机构的善男信女。他们看到南方警长向黑人大学生挥舞棍棒的新闻，会于心不忍。他们认为马丁·路德·金是高超的演说家，甚至同意他的一些构想。他们不会把子弹射入他的头颅，他们看着他的葬礼，想着那个贫穷的年轻家庭，甚至可能潸然泪下，但他们依然不会允许那个黑人搬进他们的社区。“我们可以威胁搬出去。”戴尔在晚餐中说，他像哨兵一样凝望窗外，指间转动着一支烟，“如果我们都搬出去，看协会怎么反应。”“凭什么我们搬出去？”凯丝说，“我们努力工作，从不欠账。”“只是种策略，”戴尔说，“谈判策略。我们得撬动我们的集体力量……”“你听起来像个布尔什维克。”布莱克笑嘻嘻地说。史黛拉双手抱在胸前，几乎没碰她的酒杯。那个黑人家庭要搬来的事是她此刻唯一不愿去想的事，但显然，所有话题只能围绕这件事展开。“我很高兴你们还笑得出来，”戴尔说，“用不了多久，整片社区就变成瓦茨那样了。”“我跟你们说，不可能的。”布莱克说，他俯身点燃史黛拉的香烟，“我不懂大家怎么这么激动。”“最好不会。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戴尔说。她说不出是什么让她更烦躁，是想象一个黑人家庭搬进来，还是想象能做些什么阻止他们搬进来。几天后，一辆黄色的搬家货车缓缓驶过帕雷斯社区的蜿蜒街道，在每个十字路口停下，寻找锡卡莫尔路。货车停在劳森家门前，史黛拉透过卧室窗户的百叶窗目睹了一切。三名瘦瘦高高的黑人男子穿着统一的紫色衬衫从车厢里爬下来，他们逐一卸下车上的家当：皮沙发，大理石花瓶、长地毯、细长的落地灯，以及巨大的石象，象牙外扩。连绵不绝的家具巡礼，但始终不见主人。史黛拉目不转睛地望着，直到女儿悄悄来到她身后，喃喃道：“怎么了？”仿佛两人在玩一场间谍游戏。史黛拉从窗边跳开，突然有些尴尬。“没怎么，”她说，“想帮妈妈摆盘子吗？”经过数周的忐忑不安，她与新邻居的初次相遇既出人意料又平淡无奇。第二天一早，她送女儿上学时，遇到了那家人中的妻子。当时，史黛拉一手托着立体画，一手锁门，差点没注意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位漂亮的黑人女性。那人身材苗条，打扮利落，胡桃色的皮肤，清爽的短发，俨然是至上合唱团的一员。她穿一条领口敞开的金菊色连衣裙，她牵着的一个小女孩，穿一条粉色连衣裙。史黛拉愣了一下，用肚子顶住鞋盒立体画。然后，那个女人笑着挥了挥手，史黛拉踌躇了一下，也抬起了手。“早上好。”那女人喊道。她略带口音，也许来自中西部。“早上好。”史黛拉说。她应该进行自我介绍。别的邻居还没来打招呼，但她的房子就在马路对面，史黛拉几乎能看见她的客厅。但史黛拉没有多说话，而是把肯尼迪推向了汽车。开车去学校的路上，她一直紧抓方向盘，脑中重复着两人的对话和那个女人轻松的笑容。为什么她能如此轻松地主动跟史黛拉说话？虽然隔着马路，她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她是不是觉得她是可以信任的？“我见到邻居了，”那天晚上她告诉布莱克，“女主人。”“嗯，”他说着爬到她身边，“至少有礼貌吧？”“嗯，还好吧。”“没事的，史黛拉，”他说，“他们识相的话，不会乱来的。”房间熄了灯，布莱克靠过来吻她，床垫吱吱作响。他抚摸她时，她有时会浮现那个把父亲拖到门廊的男人。那人有一头金红头发，身材高大，穿一件灰衬衫，松着几颗纽扣，脸上有一块痂，像刮胡子刮到的样子。布莱克撑开她的大腿，那个红头发男人趴在她身上，她几乎能闻到他的汗味，看到他背上的雀斑。转眼又变成布莱克清爽的象牙肥皂味道，他的声音在轻唤她的名字。实在莫名其妙，这两人毫无相似之处，布莱克从没伤害过她。但他可以伤害她，每念及此，她都会抓得更紧，仿佛要让他陷在自己体内。新来的邻居是雷格纳德·沃克和洛蕾塔·沃克。当汤米·泰勒警长本人要搬来锡卡莫尔路的消息传出后，连最义愤填膺的人也鸣金收兵。当然，泰勒警长就是那个最热门的警察剧集《弗里斯克》中的讨喜角色。他扮演那位爱惹是生非的英雄的刻板搭档，总是提醒后者各种文书和流程，“快提交表格！”是他的口头禅。几个月里，每当布莱克在死胡同对面窥探雷格[1]·沃克时，他总会大大方方地打招呼。雷格修剪草坪，或从车道上拾起报纸时，总会先在脸上闪现标志性的微笑，然后耸一耸肩，仿佛这是最不会冒犯到马路对面的白人的事。布莱克喜欢这一切，仿佛这是两人之间的一个玩笑。他看不出雷格·沃克花了多大力气容忍他。史黛拉觉得难堪，总会急忙拉他进门。她除了新闻外，几乎不看电视，当然也对警察剧无感，所以当她得知沃克一家的来历后，一点也不关心雷格出演了某个布莱克喜欢的剧集。也许丈夫们会因此倒戈，既然非得和一个黑人做邻居，不妨来一位有名的吧，甚至一位值得信赖的——他在屏幕上永远穿着制服。请想象他们初次见到雷格·沃克时的惊讶之情，他身材魁梧，留着黑人的短促鬈发。穿一件绿色格子裤，搭配凸显其宽大胸膛的丝绸衬衫。他钻进闪亮的黑色凯迪拉克时，手腕上的金表在太阳下熠熠生辉。“闪闪。”玛格·霍索恩这么称呼他，她一向这么戏剧化，此前的用词大概是“危险”。周五晚上，史黛拉看到沃克一家进入车里，雷格穿一身黑西装，洛蕾塔穿着宝蓝色连衣裙，大概是去参加聚会。好莱坞山挤满电影明星的豪宅，日落大道塞满棒球员的夜店。有那么一瞬间，史黛拉觉得自己的不信任何等愚蠢。鲍勃·霍桑是牙医，汤姆·皮尔森有一家林肯车经销店。也许对沃克一家而言，其他邻居根本不值一提。她低头瞥了一眼换上睡衣的自己，完全无力反驳。“怎么样？”在下一次的家长教师联谊会上，凯丝扑通一声坐到她身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他们怎么样？”史黛拉耸了耸肩，说：“不知道，我只见过一两次。”“听说那个丈夫还好，妻子就有点……”“什么意思？”“哎呀，高高在上的神气。芭布跟我说那个女人明年想让女儿进我们学校。要我说，简直疯了！洛杉矶明明有那么多黑人读的好学校，而且校车之类的配置和设施一应俱全。”洛蕾塔·沃克看上去不像惹是生非的人，但史黛拉知道什么呢？她保持了距离，只会透过百叶窗窥视。雷格·沃克一早就开着凯迪拉克去片场，洛蕾塔裹着柔滑的绿色长袍送他出门。洛蕾塔只在周一出去采购，从后备厢卸下食品杂货。有一次，一辆棕色别克驶入车道，三个黑人女士从车里钻出，拿着酒和蛋糕。洛雷塔出来迎接，笑得前仰后合。这灿烂的笑容也感染了史黛拉。上次见到有人这样笑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她透过百叶窗窥探沃克一家的生活，仿佛在看另一档电视节目。但她从未发现什么值得警惕的事，直到有一天早晨，她看见女儿和沃克家的女孩在死胡同里玩洋娃娃。来不及多想，她已经冲过马路，抓起女儿的胳膊就往回走，两个女孩目瞪口呆。史黛拉颤抖着，摸索着锁上门，女儿哀怨地指着扔在路上的娃娃。她已经认识到自己反应过度了，在肯尼迪的年纪，她不是也和白人女孩一起玩吗？只要你足够小，没人会管这些事。双胞胎曾跟着妈妈去工作，和那里的白人女孩一起玩，直到有一天下午，那个女孩的妈妈突然把她拉了出去。史黛拉也向女儿复述了那位妈妈的原话。“因为我们不跟黑鬼玩。”她说。大概因为她严厉的语气，或因为她从没对女儿说过那个词，女儿没有还嘴。她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晚餐后，门铃响起，洛蕾塔·沃克出现在她的门垫上，拿着肯尼迪的洋娃娃。洛蕾塔站在门廊柔和的灯光下，几乎也像个小女孩，将金发娃娃抱在肚子前面。片刻后，她将洋娃娃塞进史黛拉手中，走回了马路对面。有三个星期，史黛拉一直在回避洛蕾塔·沃克。她丢失了偷窥的好奇心，现在，她只会在出门取邮件时透过百叶窗张望一下，确保自己不会遭遇洛蕾塔。她每周二去食杂店，从不周一去，她害怕在牛奶货架前与洛蕾塔狭路相逢。到目前为止，两人只在周日早晨碰到过一次。当时，两对夫妇同时出门前往各自的教堂，丈夫们轻松寒暄，妻子们一言不发，各自带着女儿上车。“她不怎么热情啊。”布莱克咕哝道，一边倒出车道，史黛拉拽着手套，一言不发。她其实没什么好尴尬的。她的举止和凯丝·约翰森或玛格·霍索恩别无二致。尽管如此，她并未告诉布莱克。他会不会觉得她反应过度？会不会像她母亲常说的那样，认为她像路易斯安那的白种垃圾？他向往一个温和的国家。每当在新闻里看到警察向示威者挥舞棍棒，他总说他最想要一个所有人都能和平相处的国家。所以，他一定会觉得不好意思，仿佛她不够正派。即使她知道自己没做错任何事，但每次回想起洛蕾塔抱着娃娃站在她门廊上的样子时，她仍会感到不忍。洛蕾塔还不如骂她一顿，骂她是反动的、懦弱的和偏执的。但她不会。她维持体面是因为她不得不如此，每念及此，史黛拉就更加羞愧。“你知道沃克家的女人给学校寄了一封信吗？”一个周日，凯丝挤在她身边的教堂长椅上问。“一封信？”史黛拉说。凯丝机关枪般的旁敲侧击让她筋疲力尽。哪怕在这里，在教堂里，她还是躲不开洛蕾塔·沃克。“一封法律信函，”凯丝说，“来自某位大律师，说如果不让她孩子在秋天入学，她会提起诉讼。你能想象吗？为了个小女孩大动干戈？我看有人就是喜欢哗众取宠……”“她看上去倒不像那种人。”史黛拉说。“你也不了解她吧？”凯丝说，双臂交叉在胸前。史黛拉举手投降。“你说得对，”她说，“我不了解。”六月，她把自己的愧疚烤成了一只挂香草糖霜的柠檬蛋糕。这个想法突如其来，她甚至没来得及想第二遍，已经从橱柜拉出一袋面粉，又去冰箱里翻找鸡蛋。再这样在自己家偷偷摸摸下去，每次出门前都要瞥一眼窗外，她早晚要疯。一想到沃克家的女孩被丢在人行道上，瞪大眼睛望着她，娃娃扔了一地，她就感到胃里一阵痉挛，她受够了这种感觉。她必须道歉，否则她没法好起来。她要烤一只蛋糕，祝贺他们乔迁之喜。此后，她至少可以和那个女人以礼相待。体面待客与热情友好不一样，有人问起来，她就说从小养成了彬彬有礼的习惯。仅此而已，如此而已。一只柠檬蛋糕，换取内心的宁静，似乎很划算。下午，她用玻璃盘端着蛋糕，深吸一口气，向马路对面走去。棕色的别克车停在沃克家的车道，洛蕾塔在待客。再好不过，送上蛋糕，道歉走人即可。洛蕾塔出来开门，闪亮的绿色连衣裙，一条金色围巾。史黛拉穿着寻常的蓝色连衣裙，托着笨重的蛋糕，觉得有些难堪。“嗨，桑德斯太太。”洛蕾塔说。她探出头来，手里端着一杯白葡萄酒。“嗨，”史黛拉说，“我只是想……”“进来吧？”史黛拉始料未及，僵在原地。客厅传来一阵欢笑声，她感到强烈的刺痛。她上一次和女性朋友围坐一堂、说说笑笑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哦，不，我不进了，”她说，“你有客人在……”“别傻了，”洛蕾塔说，“站在门口像什么话。”史黛拉进门后愣住了，富丽堂皇的装饰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客厅地板上铺着白色的皮草地毯，落地灯搭配着镀金灯罩，壁炉架上摆着拼贴花瓶。她自己的家很简洁，简洁是好品位的象征。只有下层人才过得金碧辉煌，到处是小摆设。三个黑人女性坐在皮质长沙发上喝酒，听着艾瑞莎·富兰克林的歌。“女士们，这是桑德斯太太，”洛雷塔说，“她住马路对面。”“桑德斯太太，”其中一位女士说，“我们听说了很多你的事。”史黛拉的脸红了，透过这些笑容，她很清楚她们听说了什么。她干吗要答应进来？不，她干吗要送什么蛋糕？她怎么就不能像其他邻居一样不理不睬？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洛蕾塔把她引向厨房，史黛拉把蛋糕放在台面上。“要不要来一杯，桑德斯太太？”洛蕾塔问。“叫我史黛拉就行，”她说，“我不喝，我只是过来，那个，欢迎你们全家搬过来。还有，上次的事……”她希望洛蕾塔打断她，让她避免复述一遍的耻辱。结果那个女人扬起一条眉毛，伸手拿了一只空酒杯。“确定不来一杯？”她说。“我只想来道个歉，”史黛拉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平常不是那样的。”“哪样？”洛蕾塔很清楚她在说什么，但她逗她逗得太开心了。史黛拉的脸又红了。“我是说，平常我不会……”她停下来，“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明白。”洛蕾塔盯了她一秒钟，喝了口酒。“你以为我想搬来这里？”她说，“但雷格认定了，那时候……”她慢慢失声，但史黛拉知道她要说的话。她第一次蒙混过关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轻而易举，以至于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从没做过。她几乎对父母的制止愤愤不平。如果父母能假装白人，也把她当白人养大，一切都会不一样。不会有白人把父亲从门廊上拖下，客厅里也不会堆满脏衣篮。她能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中，或许还能前往耶鲁这样的名校深造，并在那里与布莱克门当户对地相识。也许她会成为他母亲希望他娶的那类女孩。她本来就能拥有此刻生活中的一切，而她的父亲、母亲以及德西蕾也能过上和她一样的生活。起初，蒙混过关似乎轻而易举，她不懂为何父母从没试过。但她那时还年轻，还没意识到变成另一个人要花多长时间，或者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你而建的世界有多寂寞。“也许孩子们有空可以一起玩，”史黛拉说，“隔一条街有个不错的小公园。”“好啊，也许。”洛蕾塔的笑容在脸上徘徊了许久，仿佛有更多话要说。有那么一秒钟，史黛拉在想她是不是识破了自己的秘密。她几乎希望如此。这让她害怕，原来她那么想对一个人敞开心扉。“有意思。”洛蕾塔最后说道。“怎么了？”“搬过来时，我没法预料会发生什么，”洛蕾塔说，“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个白人女性带着一个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蹩脚的蛋糕出现在我厨房里。”洛蕾塔·沃克不知不觉就流落到了洛杉矶。这是她的原话，她说完叹了口气，吸了口烟。她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女孩们荡秋千。此时还是初夏，但上午已经挺热了，史黛拉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她刚刚在推肯尼迪荡秋千，那个黑人小女孩突然跑进公园，后面跟着洛蕾塔。小女孩警惕地望向史黛拉，牵起妈妈的手，那个瞬间，史黛拉考虑了要不要走。终于，她深吸一口气，留在了原地。此刻，洛蕾塔恹恹地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这些阳光，”她说，“真不自然，像一直在看一场图片秀。”她出生在圣路易斯，和雷格相识于霍华德大学。他读戏剧，痴迷于奥古斯特·威尔逊和田纳西·威廉斯。她读历史，希望有朝一日当上教授。两人都没想到雷格会因扮演一个无聊的警察而成名。他练习大段独白时的口才曾给洛蕾塔留下深刻印象，而多年后，他最著名的台词却是“快提交表格！”。“你喜欢那里吗？”史黛拉问，“霍华德，是所黑人学校吧？”仿佛贝尔顿老师没给她那些大学宣传册似的。霍华德的那本宣传册她看了太多次，中间已经散开。黑人学生们躺在草坪上翻书，在当时的她眼中宛如梦境。“是，”洛蕾塔说，“挺喜欢的。”“我过去也一直想读大学。”史黛拉说。“现在还可以读呀。”史黛拉笑了，指了指周围。“还有这个必要吗？”“不知道。因为你想？”洛蕾塔说得如此轻巧，但布莱克一定会笑她，他会说这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何况她连高中都没读完。“现在做这些太晚了。”她终于说道。“那你想读什么专业呢？”“我过去喜欢数学。”现在洛蕾塔笑了。“好吧，你一定聪明过人，”她说，“没人会单纯觉得数学有趣吧。”但她喜欢数学的简洁性，数字的增减取决于具体的函数关系。没有意外，只有一个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洛蕾塔向前探头，看着孩子们玩耍。她一点也不像流言蜚语中那个趾高气扬的妻子，那个非要送孩子进布伦特伍德学院不可的妻子，她甚至根本不想住在洛杉矶。大学毕业后，她原计划返回密苏里州，或许在哪儿读完硕士。但她爱上了雷格纳德，她的人生就这么卷进了他的梦想里。“你为什么搬来这里？”史黛拉问，“这片社区，我的意思是。”洛蕾塔扬起一条眉毛，“你呢？”“哦，因为学校。环境不错，不是吗？干净，安全。”她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回答，虽然她并不确定。她搬来洛杉矶是为迁就布莱克的工作，有时她觉得她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发言权。还有时，想到洛杉矶与她过往生活的天差地别，她也会对那里的生活充满憧憬。她没法假装这座城市不是她亲自选的。她不是一艘随波逐流的小船，她创造了她自己——从她作为白人女孩从布兰切大厦走出来的那个早上起，她已经决定了一切。“你不觉得我也是为了同样的东西吗？”洛蕾塔说。“是，但你不能——我的意思是，那样更轻松点，不是吗，如果你们……”“和同类人一起？”洛蕾塔又点起一根烟，她的脸像青铜一样闪闪发光。“没错，是啊，”史黛拉说，“我只是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说，明明有那么多很好的黑人社区，而且人与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恨意。”“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恨我的，”洛蕾塔说。“也可能因为我住着大房子、用着各种好东西而恨我。”她笑了，又深吸一口烟，那个狡黠的笑让史黛拉想起德西蕾。她感觉又变回了小女孩，趁母亲睡觉时偷偷在门廊吸烟。她伸手拿了根洛蕾塔的烟，向火焰探去。这里有约翰森一家，当然，他们住在马格诺利亚路上。戴尔在市中心从事金融工作，凯丝担任布伦特伍德学院家长教师会的秘书，但她很少做什么会议记录。不知有多少次，史黛拉的眼神瞟过她的笔记本，上面总是空空如也。还有朱尼珀路上的怀特一家，珀西在一家制片厂做会计，她不记得是哪家了，布莱克倒是记得。他也是协会会长，但他之所以参选，只因为他的妻子总希望他更有野心一点。林恩来自俄克拉何马州一个石油家庭，天知道她怎么会跟珀西·怀特好上。你如果能见到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么说吧，当她梦想嫁给一个在好莱坞工作的男人时，心里浮现的绝不是他。然后是住在梅普尔路的霍索恩一家，鲍勃有一嘴她这辈子见过的最白的牙。“我可能见过他，”洛蕾塔说，“他的牙齿很大颗吧？有点像埃德先生？”史黛拉笑了，蓝色毛线球差点脱手。坐在皮沙发另一边的洛蕾塔“咯咯”笑着，每当她感到自己说了什么俏皮话，就会发出这种笑声。此时，她们已经喝到第二杯，这种笑声更是层出不穷。“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史黛拉说，“都是很好的人。”“对你很好吧，”洛蕾塔说，“你知道你是唯一光临我家的人。”史黛拉知道，但她尽量不这么想。洛蕾塔在空中穿针走线，线团在她身前打转。当她稍早前打电话给洛蕾塔，问要不要再让孩子们一起玩时，她心里想的是去公园见面。没想到洛蕾塔直接请她去家里，球直接抛给了她。现在，女孩们在沃克家的后院嬉戏，玩闹声从纱门后面传来，葡萄酒让史黛拉有些微醺，洛蕾塔在讲雷格的演艺事业终于腾飞的故事。虽然雷格觉得弗里斯克似乎很呆板，他还是很高兴能演一次警察，而不是又一个在影片开场时抢走女士钱包的街头混混。洛蕾塔有时和雷格一起去片场，但她觉得整件事无聊透顶，最后，她总会找个角落自顾自地打毛衣。史黛拉惊讶不已，洛蕾塔对所有梦幻般的生活如此不以为意。每当洛蕾塔问她什么问题，史黛拉总是自惭形秽，她能分享的实在少之又少。“跟你说了，”她说，“我的生活挺无聊的。”“呵，你少来，”洛蕾塔说，“我敢打赌，你脑子里一定充满各种奇妙的事。”“你放心，没有的，”她说，“它就和新的一样平淡无奇。”她一生只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她要用整个余生把它藏起来。每当洛蕾塔问起她的童年，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在不召唤德西蕾的情况下，她没法分享任何青春记忆；她所有的记忆都切掉了一半，姐姐被硬生生移除。现在，那些记忆看上去多么寂寞，史黛拉独自一人在河里游泳，独自一人在甘蔗地里徘徊，独自一人在路上被一只鹅追得喘不过气。寂寞的过往，寂寞的现在，直到此刻。不知为何，洛蕾塔·沃克成了她唯一可以说话的人。整个夏天，她都在等洛蕾塔的电话。有时，她正在后院看女儿画水彩画，厨房里电话铃响起，然后她就会收好水彩套装，小心翼翼地瞥一眼马路，领着肯尼迪过去。有时，她正要去公共图书馆参加讲故事活动，洛蕾塔打来电话，突然间，逾期未还的书的重要性就会让位给穿越死胡同的冒险。回家后，她会让女儿对这场玩伴之约守口如瓶。“为什么？”肯尼迪问。史黛拉蹲下，解开她的鞋子。“因为，”她说，“爸爸想让我们待在家里。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可以一直去马路对面玩。你喜欢的，对吧？”女儿把手放在她肩上，也像在说一件正经事，其实只是为了在脱网球鞋时保持身体平衡。“好。”她说，干脆得让人难受。对女儿撒谎和做其他事一样，时间越久，越轻车熟路。肯尼迪也被她培养成了一个撒谎的人，尽管女孩永远被蒙在鼓里。她是白人，她永远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如果有一天她知道了真相，她会因为妈妈的欺骗而恨她。每当洛蕾塔打电话来，她脑海里都会闪过这个想法。但每次她都会狠下心来，牵着女儿的手，穿过马路。星期三下午，棕色别克在午餐时间后驶入沃克家的车道，凯丝·约翰森打电话给史黛拉说闲话。“我就知道不会只有一家。”她说。她确信那些黑人女性都是来打探消息的，她们也都会搬过来。史黛拉用脸夹着电话，透过厨房的百叶窗，看见洛蕾塔的女朋友们一个个从车里钻出来。高个儿的是贝琳达·库珀，她丈夫为华纳兄弟公司的电影创作配乐。戴猫眼眼镜的是玛丽·巴特勒，嫁了一位儿科医生。她和尤妮斯·伍兹是姐妹会的姐妹，后者的丈夫刚把一个剧本卖给了米高梅。洛蕾塔给史黛拉讲过她们的大概，但史黛拉从不认为她有机会结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直到有一个星期三，洛蕾塔打电话给她说玛丽病了，三缺一，能不能来救个急？“我不太会打惠斯特纸牌。”史黛拉说。她很不擅长打牌，所有仰赖概率的游戏她都不在行。“亲爱的，没事的，”洛蕾塔说，“有时我们都顾不上打牌。”她知道，打惠斯特纸牌基本只是喝酒和聊八卦的幌子，那些才是她们的正事。贝琳达·库珀喝第二杯雷司令时，一直在说一位电影演员和一位华纳秘书出轨的事。一个小妖精，胆大包天，你猜怎么着，她去他的活动房转告他妻子留下的消息，然后就趁机鬼混。“现在的女孩越来越大胆了。”洛雷塔说。她又深吸一口烟，甚至没碰她的牌，“你们知道吗，有一天我和雷格去了卡尔家，碰到了玛丽·安妮……”“她怎么了？”“怀孕了。又怀孕了。”“老天爷！”“你们也知道她会怎么说？尤妮，该你了，宝贝。”“玛丽·安妮从来都不喜欢我。”尤妮丝说，“你们记得塞尔玛婚礼的时候吗？”她们的对话永远这样绕来绕去，史黛拉永远摸不着头脑。这些关于剧组和演员的闲言碎语也不是讲给她听的。她只要出现就好。但她很开心可以静静坐着，一边摆弄手中的牌，一边听她们说话。她不知道贝琳达和尤妮丝喜不喜欢她在那里，反正她们未置一词。但她们总是绕过她说话，好像在告诉洛蕾塔，这是你请来的，你自己搞定。尽管如此，这个下午过得还算愉快，直到女孩们跑下来吃点心。洛蕾塔和辛迪相处的状态很自然，每每令史黛拉惊讶。那个女孩依偎在她身边，像猫一样在她身上磨蹭，洛蕾塔一边继续聊天，一边伸手搂住女孩。似乎辛迪开口前，洛蕾塔已经知道她想要什么。等女孩们跑上楼，尤妮丝深吸了一口烟，说：“我还是不懂你们怎么会下这个决心。”“什么？”洛蕾塔说。“你听我说，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新生活——”“拜托——”“但你的孩子会很惨，大家都很清楚。只是为了证明什么，真不值得。”“不是要证明什么，”洛蕾塔说，“学校就在下面的街上，而且辛迪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聪明……”“我们知道，亲爱的，”贝琳达说，“这不是对不对的事。就算所有道理都在你这边，但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她就这么一辈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洛蕾塔说。她眼中含泪，突然回过神来，笑了一下，熄灭了烟。“谢天谢地，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俩这么想。”“那不妨问问你的新朋友，”尤尼斯说，“你怎么看这一切，桑德斯太太？”史黛拉低头盯着牌桌，脖子都发烫了。“哦，我不知道。”她说。“你肯定有你的想法。”尤妮丝冲史黛拉笑了一下，史黛拉想起叼着兔子的猎狗。你越挣扎，那些利齿咬得越紧。“我不会这么做，”她最后说，“别的父母会让她的日子过得很惨，他们会想杀鸡儆猴。你不知道你不在时，他们是怎么说的——”“我打赌你肯定帮她说话了。”尤妮丝说。“够了。”洛蕾塔低声说，但她不必这么克制，气氛已经很难堪。牌局还没结束，贝琳达和尤妮丝就离开了。女孩们收拾楼上的玩具时，史黛拉洗了酒杯。快四点了，布莱克快回来了。洛蕾塔在史黛拉旁边用格子清洁布默默擦酒杯。“对不起。”史黛拉说。可究竟为什么对不起，她不知道。对不起过来打扰，对不起毁了牌局，对不起尤妮丝·伍兹对她一针见血的指控。她没有维护洛蕾塔，甚至在傻乎乎的凯丝·约翰森面前也没有帮她说话。她甚至将女儿也召进了谎言里，因为担心丈夫发现她与这个女人来往。洛蕾塔脸上浮现扭曲的笑容。“你以为我需要你的负罪感吗？”她说，“亲爱的，负罪感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你想让自己难过，让自己心安理得，你可以回你的马路对面难过去。”史黛拉把湿酒杯放在台面上，在毛巾上擦干手。这就是洛蕾塔对她的真实想法，一个白种女人在这里绕来绕去，只为了减轻负罪感。难道不是这样吗？她的确感到内疚，但即便如此，和洛蕾塔在一起只会让她感觉更糟。对照起来，她的真实生活似乎更虚假。但她不愿离开，哪怕是现在，哪怕洛蕾塔在气头上。洛蕾塔伸手拿湿酒杯，不小心碰掉了一只，杯子在两人脚下碎裂。她抬头看向天花板，突然精疲力竭。她的疲惫感超出了她的年龄，但她只能如此，一刻不停地战斗。史黛拉从未战斗过，她永远在投降。从这方面讲，她是个懦夫。洛蕾塔弯腰捡玻璃，史黛拉无暇多想，急忙抽开她的手，说：“宝贝，别捡，会割到的。”接着，她蹲在地板上，清理了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Summary: 德西蕾·维涅和双胞胎妹妹史黛拉在十六岁时，一同在祖先阿方斯·德屈尔创建的希望不分黑人白人的马拉德小镇上神秘失踪。她们在新奥尔良开始了新生活，一年后，史黛拉放弃了与黑人的联系，试图融入白人社会。这一决定让她与德西蕾的关系产生了裂痕，两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德西蕾嫁给了黑人萨姆·温斯顿，生下了女儿裘德，还学会了指纹识别的工作，但最终因家庭暴力，带着女儿逃回了马拉德。回到镇上，她尝试找工作，也与母亲的关系紧张。自父亲被白人极端分子杀害后，她的母亲阿黛尔·维涅便一直独居，女儿的回归让她不得不重新面对家庭的裂痕。面对邻居的偏见议论，德西蕾的内心充满挣扎。在镇上，她偶遇了儿时就相识的厄尔利·琼斯，他现在是名赏金猎人，被雇佣来寻找德西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