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4-98
【原文出处】《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105
【原刊页号】40～43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2
【 标  题 】唐代文艺创作心理的变迁
【 作  者 】方然
【作者简介】方然(1952-)，男，云南宣威人，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云南曲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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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诗创作有偏重形式与偏重内容的差异，有初、盛、中、晚的不同风格，各个时期的不同流派在创作心理上均有其必然的自我凭藉
，但此起彼伏，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唐代文艺创作心理的系列特质，并且在唐代各个时期展示出真正属于诗人心灵和时代精神的独特风貌。
【关 键 词】文艺学/创作心理/唐代文学/历史时空/时代精神/风骨与气象/诗调和风情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G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1)05-0039-04
    “艺术创作的动力，是艺术家未获满足的愿望”；[1]“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重要的动力”；[2]“文学是人学，是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历史
”。[3]的确，人们的“愿望”“感情”和“情绪”，是文艺创作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量，而驾驭这种“内驱力”的最微妙的因素，则源于特定
的创作心理。基于这种认识，通过文艺创作心理变迁的轨迹来考察和认识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创作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无疑是
很有意味和益处的工作。
    尽管唐人的创作活动也有创作心理“超前”的冲动和“滞后”的反映，但就总体趋向而言，唐代创作的繁荣程度同李唐王朝政治的兴衰循着
大致相同的轨迹演进。因此，沿着历史的脉络领悟、品味和感发，有利于我们考察和研究的整体观照。这正好切合刘勰总结的思路――“缀文者
情动而辞发，论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4]
    （一）
    初唐文坛的上官体与“文章四友”和“初唐四杰”与陈子昴，是形式与内容分明对举的流派。他们的创作倾向十分鲜明地反映出宫廷文仕和
庶族文人不同的创作心理。前人对“上官体”和“文章四友”多有微词，其实，他们反映的也是文学活动的一种必然规律。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
初，都有休生养息的为政之措，上层统治者安邦、和政、乐民的心理很突出，也需要歌舞升平的文化为其渲染。唐太宗算得上是封建民主的模范
了，但他的政治需求和心理需求仍然制约着上层社会的审美取向。虞世南的《咏蝉》别有兴寄：“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本意要表明自己
声誉源于学识品位的深厚，而不是借助地位和权势。唐太宗在虞死后却一再叹息：“今其云亡，石渠东观无复人矣！”[5]这种仆疏主亲的微妙
心理，真切反映了宫廷文仕无法摆脱的创作心理桎梏。上官仪等人的诗十之八九为奉和应诏之作，在“高处不胜寒”的宫廷政治氛围中，希望产
生独抒胸臆甚至讽刺批判政治的作品，这是很不现实的。
    正是由于此种缘由，宫体诗人在创作中只好偏重对诗歌形式美的发掘和创造，才能体现自身创作的价值。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说
，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讲求联句的整体意象配置；[6]紧步“文章四友”的沈ｑｕáｎ＠①期和宋之问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
约句准篇”[5]的定格。这些贡献为唐诗的繁荣从形式上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四杰既没有赶上唐朝初建的兵戍战功，又没有享受到科举大开、仕入高路的机遇，他们叹息歧路宦游的酸辛，仰慕边塞战功的威仪。因此有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慨叹和怅然。他们时而以《古风》笔意书写时事，以酣畅的笔调借古讽今，时而以儿女情长的笔意叙写人生的无
奈和宽慰，书写了不少风骨清逸的诗篇。四杰之后的陈子昂曾进士及第，深得武则天的赞赏，却终因指陈政事不避权贵而广招宦族憎恨，弃职出
乡后也没有逃脱武三思的陷害。同样的遭际和心境，使四杰和陈子昂在创作上选择了自我情感切入的角度。他们的苦闷、惆怅与愁愤，终于托出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伟大的孤独感和豪侠气慨。[7]
    归纳唐初宫体诗风和四杰的创作，后人也不难发现，在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方面二者仍有着异曲同工的默契。以杜审言为代表的“文章四友
”继承宫体诗对形式美的追求，使五言律诗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6]律诗在四杰的创作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使他们“在促成律
诗的成长和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8]这种融合与升华，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这位颇有改革气度和容纳胸怀的盛世之主深知安定繁荣的可贵，通过行政、财政、军事诸方面的改革，把李唐王朝
的政治、经济推到顶峰。前朝兴起的文词取士演变为“以诗赋取士”，诗歌创作热情高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和
科举广开，社会文化气息日益浓厚，涌现出大批才情天赋极高的诗人。[6]
    盛唐时期的读书人，或通过科举达庙堂之高，或受挫自醒处江湖之远，大多均能敞开心扉抒写率性真挚的感发。王维亦官亦隐，大半静逸在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天然情怀之中，孟浩然终身不仕，沉静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自得之趣。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拥有“随
意芬芳歇，王孙可自留”的生活空间，能感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自由。如此平静地观照历史和现实，如
此悠然地亲近人文与自然，这实在是时代的恩赐。如果说“百家争鸣”的战国，是由于割据势力图谋争雄、广纳人才导致的理性的张扬，那么大
唐帝国威仪下绽露的“盛唐气象”带来的却是一种情感的自由渲泻。
    与王孟山水诗派比肩而来的边塞诗人，在绵延久远的戍边题材中张扬了另一种旁若无人般的情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还？”深邃无比的空间感中，隐涵着的对历史与现实毫无顾忌的评判；“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别开生面的佳句奇境中，游动着的同样是个性心灵的自由徜徉。
    这种创作心理的放松与张扬在李白的诗作中表现到了极致。这位天才诗人与生俱来的自信、自负和狂傲洒脱，信运地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
空间，终于使他用自己的创作达到了豪放气度和浪漫主义的极顶――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人世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样的人格自信，这样的身心自在，这样的性灵自由，何世曾拥有，何人不歆羡！这种创作心理放松的程度，其实正是时代与政治的印记。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李白的大幸，也是中国历史的大幸。
    （三）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认识唐代文学，我们不能不把杜甫的创作放置在“中唐”的时空来考察和分析。经历八年的“安史之乱”，全国人口从5
288万锐减至1699万，大唐帝国的元气荡然无存。科举制度诱发的仕途竞奔和诗歌创作的任情豪放，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无限忧郁
彻底笼罩，“枯荣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失望和痛苦波及整个诗坛。杜甫和同时代的诗人们怀着这种沉淀淀的心情书写目不忍睹的社会现实。
元结所收《箧中集》表现了世事乖运，杜甫“三吏”、“三别”忠实描绘了一代诗人和社会底层的血泪与愁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闻道长安似栾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如此浓烈的悲剧心理氛围在
中唐诗坛延续了半个世纪。
    非常可贵的是，杜甫和“大历十才子”等众多诗人，在失望和痛苦中转而把心思专注于做诗的功夫，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谨严态度锤炼
诗句的精气神，“转益多师”，自铸伟辞，使律诗创作技巧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让后人实实在在感受到“国运衰落诗运兴”的意外收获。
    杜甫创作题材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刻苦锤炼的严谨创作态度，几乎影响了中唐时期所有的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书
写黎民疾苦的传统，以新乐府诗续写了现实主义的崭新篇章；韩愈、孟效为代表的一派诗人学习杜甫字勘句酌的严谨创作方法，追求炼字裁句，
形成了苦吟一派。这一时期的诗人出于重振唐朝政治文化的抱负，使唐诗创作再现蓬勃生机。韩孟主张“不平则呜”、“笔补造化”，元白主张
“美刺见事”、“为事而作”，试图通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美刺陈法，反映诗人为君、为民、以图中兴的意愿，促进兴利革弊的社
会进步。诗人的努力效果终究有限，所以，在微茫的希望中产生了声势更大的古文运动，继而又发展为王叔文集团的变法改革主张。可以说，这
是中唐诗文创作心理压抑、积郁而终于暴发的必然结果。
    认识中唐作家的创作心理，还不能不论及唐代的都市生活风貌；了解中唐都市生活风貌对文化思想情调的影响，不能不提到刘禹锡的七绝《
曹纲》：
    大弦嘈嘈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一听曹纲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这首诗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唐代都市上层生活风习对文人生活习性的严重熏染。白居易自京都左迁江州，曾发出“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
难为听”的婉惜，其中所表现的也正是都市生活对文人思想情调的深重影响。
    唐玄宗爱好俗乐，打破了太常寺礼乐制度的限制，特地将民间俗乐引入宫廷，设立内、外教坊，他还亲自教习长安北禁苑内的梨园子弟。这
种做法为统治阶级的狎妓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然也推动了以宴饮诗词和歌伎音乐为内容的都市文化的繁荣。安史之乱后，教坊、梨园
子弟纷纷流落民间、习染民情，与众多落魄文人在命运的坎坷之中相会，产生了心灵、情感上的共鸣，为中晚唐文学创作敞开了新的艺术空间。
    从另一个更贴近创作心理的角度讲，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提高了都市人群的欣赏水平，也改变了官场和世俗的审美标准。中唐以后的诗人篇
什常常通过乐伎歌女之口传之弥广，在尚未发明印刷术的唐代，这种途径实在是文学作品发表、传播的最好方式。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文人为求
得一时欢欣，为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就需要迎合歌女乐工的审美心理和商业化的欣赏爱好，并且要按时兴的曲调音节写作诗句，这样一
来，词文学的兴盛便水到渠成了。
    （四）
    自天宝末年宦官李辅国拥戴肃宗受禅即位之后，宦官渐次由协从参预的身份上升到主使操纵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宦官势力的膨胀与倾轧。在
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文人仕进之途被变幻无常的人际关系所左右，使他们渴仰施展的政治抱负无端地消耗在宦祸纷争的旋涡之中，从而堕入
无法解脱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宦途倦游的绝望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悲叹就成了晚唐文人的主体情绪。在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一方面，诗人的
思想在黑暗政治面前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诗人与诗人、诗人与乐工歌伎产生了相互依托的向心力。在这一阶层中间，随着社会关系
的逐渐松散，人情关系日益亲密，友好的生活往来替代了昔日的仕途奔竞，文坛上随之产生了“吟和大昌”的创作局面。在无以伦比的文学吟和
的旋风之中，文人以种种曲笔诅咒“东风无力百花残”的世道，开始以大量的笔墨书写自己“性绪的历史”和感情的纠葛，从而创造了“能言盛
唐诗歌之所不能言者”的审美特质。[9]
    在文学批评方面，“求真”的意识转化为“重美”的趋向。杜牧的《李贺集序》客观展示了李贺诗章奇美幻化的美学特征，标志着晚唐文学
创作由政教中心向着追求艺术审美的方向转移。李商隐则以人生“自然”之道批驳“宗经”、“征圣”、“明道”的传统观念，他认为作家必须
从自身的经历、感受、情绪出发，直抒己见，挥笔为文。这种创作心理的彻底转变使诗人和文学寻找到独立的地位，使文学的“自觉”进入更高
的境界。
    正是由于文学创作心理与封建政治教化之间的强大离心作用，才使得晚唐文人的目光从政治企盼转向生活追求，从而将封建文化从贵族仕人
的生活圈子中摆脱出来，逐渐贴近市民生活，最终揭开了市民文学迅速崛起的历史序幕。
    如果说盛唐诗歌标志的是中国文化提高的时代，那么晚唐文学所反映的则是文化融入民间的普及时代。千百年来，人们在高标“诗必盛唐”
的时候，竟全然不提晚唐文化普及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应当弥补的缺憾。
    弥补这样的缺憾，不仅在于尊重古人愤发有为的创作心理，而且对现实创作心理的净化和升华，也具有重要而长远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1-08-16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转自：钱谷融、鲁枢元．文艺心理学教程．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115.
    [2]〔俄〕别林斯基．转引自：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95.
    [3]〔苏〕高尔基．论文学．转引自：方然．关于晚唐文学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5).38.
    [4]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籍，1986.432～433.
    [5]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23、25.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21.225.235.
    [7]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31.
    [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中）．422.
    [9]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转引自：方然．晚唐文化背境与晚唐文学的抒情走向．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3).2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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